立法赖账

⑴ 为什么银行存款破产只赔50万，贷款100万就得全部还

你这个问题明显是以偏概全了，目前我国没有哪条法律或者政策规定，银行破产只赔50万，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的规定，同一个存款人在同一家银行50万之内受到存款保险条例的保护，也就说不管银行出现什么情况，哪怕破产了，这个50万都可以无条件的拿回来的，而这个50万之所以可以无条件的拿回来，因为就算银行破产之后，这个钱可以由存款保险基金委员会代为偿还，而不是银行偿还。

但是银行破产了，并不代表银行只赔50万的存款，实际上超过50万的存款也是有很大的概率是可以获得偿还的，这里面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我国银行监管非常严。

银行是经银监会正式批准成立的正规银行机构，受到银保监会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的双重管理，而且银保监会每个季度都会对银行进行MPA考核，这个MPA考核是件让各大银行头疼的事情，MPA考核相当于银行的一个紧箍咒，它会从各方面去对银行进行限制，比如资本充足率，负债率，信贷政策落实情况等，如果银行在MPA考核过程当中被评为c档，那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比如降低存款准备金利率，不能享受一些新的金融政策，停止公开市场操作等等，这里面任何一项对于银行来说都是影响重大的，所以各大银行都不敢有过分的违规行为。正因为如此，在严格的政策监管之下，银行的坏账率相对来说会比较低，这就可以从根本上确保用户存款的安全。

第二、如果银行出现较大风险之后，存款保险基金委员会可以要求银行停止相关的业务。

存款保险基金并不是收了存款保险保费之后就没事了，他还会对银行进行日常监督，如果存款保险基金委员会发现银行在日常经营过程中有明显违规的行为，影响到用户存款的安全，存款保险基金委员会可以要求银行做出整改，如果银行不及时整改，可以要求保监会对银行进行处罚，停止银行相关业务的开展，以免风险进一步扩大，从而达到保护用户存款的目的。

第三、银行有足够的资产保护用户存款。

银行并不是普通的企业，不是说想干嘛就干嘛，他必须在严格的监管政策之下运行，比如银行想要扩大贷款规模，必须有足够的核心资本才可以，银行还面临存贷比等各种考核，所以正常情况下银行的坏账率一般都不会太高，目前我国大部分银行的不良率大概是在2%~3%之间。这意味着就算哪天银行破产了，银行仍要有足够多的资产进行拍卖，拍卖完资产所得优先偿还个人用户的存款，再用于偿还机构的存款。

所以在监管政策以及银行资产双重保障之下，即便银行破产了，用户超过50万的存款还是有很大的概率可以正常拿回，并不是超过50万了银行就不闻不问了。

此外贷款是借款人跟银行之间的一种债务关系，不管借款人是欠一块钱还是欠100万块钱，这种债务都是客观存在的，所以银行要求借款人正常还贷款是合情合理的事情。

而且贷款的正常还款是保障用户存款安全的基本前提，因为目前大部分用户的存款都是用于发放贷款，如果贷款发放出去之后出现较高的坏账率，或者大家都不还了，那最终影响的必定是用户存款的安全。所以用户贷款逾期之后，银行通过各种催收手段让用户还钱，这也是为了保证银行能够正常运行。

作为一个 财经 工作者，也是一个曾经工作的人员，我告诉题主存款与贷款是两类不同性质的行为，存款是储户主动存入银行而获得利息收入的投资行为；而贷款是贷款人向银行贷款获得资金用于从事商业活动而获得利润的行为。

到银行存款，等于同银行签署了一个资金保管与运用协议，客户资金在银行必须由银行负责安全；而随着市场化深入及银行自身市场化经营，不可避免地存在经营风险，银行也有因为各种经营问题而发生经营不善和破产倒闭现象。储户的钱就有可能存在安全隐患。而为减少存款人资金损失，确保 社会 稳定，我国出台了存款保险条例，央行成立了专门的存款保险基金，对少数破产银行储户的钱予以赔偿，目前是以在同一家银行机构的存款赔付额不超过50万元。

这50万元是由央行存款保险基金予以赔付，平时由银行按存款数额给央行缴纳存款保险费。至于超过50万元以上的存款资金，破产银行在清算之后财产处理中还可给予赔偿。

而贷款则是贷款人主动向银行申请的贷款行为，而银行本身没有钱，这些贷款也都是存款人的资金，所以贷款人的钱无论出现这么情况，比如亏损或者赚钱，都应该全部归还银行本息，否则银行就有可能形成坏账，不仅没有利润，也收不回本钱，也就无法给存款人支取存款，如此就会形成连锁反映，引发银行信用危机，让更多的银行陷入经营破产边缘。尤其，如果不对贷款人的贷款进行严厉收回，还有可能诱发贷款道德风险，形成羊群效应，使更多的人效仿，从而引发银行大面积坏账，最终会引发金融危机。因此，要求贷款人的钱百分之百偿还银行，也是出于银行经营安全和对存款人资金安全的双重角度考虑。

银行破产只赔50万的说法并不正确，我国的《存款保险条例》中是有规定，银行破产的话，最高只赔偿50万，但这个50万不是银行赔的，而且保险公司赔偿的，这个是银行为储户买的保险，具体银行能赔偿多少还要看银行是破产清算还是由企业接手，所以这个问题的前半部分表达不准确，后半部分是正确的，也是合法合规的。

我们都知道银行如果真的破产了储户最高也就得到50万的赔偿，那么存款超过50万的怎么办？也只能得到赔偿款50万吗？并不一定，银行破产后储户所得到的最高50万赔偿款是保险公司赔偿的，并非银行赔偿的。

而银行破产要么做破产清算，要么由企业接手，如果是做破产清算，对于存款超过50万的储户，超出50万的那部分能否得到赔偿，得到的赔偿又有多少？主要取决于银行清算后剩余的资金是否足够赔偿所有储户，若是不够，赔偿的比例该怎么划分等情况。

如果银行破产后由企业接手，那将由接手企业来对存款超过50万的储户进行赔偿，若是接手企业的资产足够雄厚，能全额赔偿所有储户自然会足额赔偿，若是接手企业的资产不能全额赔偿，那部分储户的存款将转为债权，成为银行股东，当然，这种一般都是上千万存款的客户了。

对于贷款100万必须全部还是双方签订合同的，借款人必须按时还本还息，在法律上是合法合规的，存款就不一样了，银行的对于储户的原则是：“存款自愿，取款自由”，银行已经明确告诉你，最高的保险赔偿是50万，存不存取决于你个人意愿，所以不能把存款和贷款混为一谈。

这个问题有些偷换概念了，两种情况并没有放在同等条件下。变更成同等条件，我们再来描述一下。

这么一类比，是不是就感觉公平了许多呢？因为我们国家还没有个人破产的相关条例，所以暂时不存在个人破产的情况，也就是说贷款必须全部清偿。

对于个人债务无力偿还，又有其他情况：暂时无力偿还和永久无力偿还。

当然以上两种都必须是法院判决以后才能付诸执行的。

银行破产和企业破产相比最重要的一点区别在于，银行破产后有存款保险基金的额外保障。假如银行和企业一样，破产就破产了，存款人的钱能赔多少，就看银行能清算多少资产了。

换句话来说，如果银行破产了，由存款保险基金先赔付给你最高50万的资金，然后根据剩余资产进行清算，本着“先个人后企业”的原则，个人存款会得到优先偿付。

银行和一般企业在我国的地位是不同的，它关系着国计民生，而且受到监管机构的严格监管。银行要出问题很难，出了问题也有多层防火墙，存款保险基金的偿付都是比较靠后的手段了。

银行存款与贷款，实质形成的都是债权债务关系。而债权债务按约履行，首先是以双方主体的信用做担保的，其次才是抵押、质押担保，或者第三方履约担保等等。

银行存款的债权人是存款人，债务人是商业银行。

存款的安全性，或者说银行到期支付款项给储户，这首先是由商业银行的信用做保证的。如果银行发生重大风险信用破产，则会动用到第三方履约担保，即银行按照《存款保险条例》投保的存款保险。

银行存款保险，是国家强制商业银行投保的保险，目的是确保储户存款的安全。国家在制定存款保险限额偿付的标准50万元时，考虑的是这个限额可以覆盖99.5%以上的个人储蓄，而且也会考虑银行的投保费用负担问题。

但是，在这里我们需要特别强调，并不是说银行破产只赔50万元，要完整理解存款保险条例的有关条款——

也就是说，银行破产清算后的财产，会按照法定清偿顺序偿付给债权人（包括储户）。

银行贷款，债权人是银行，债务人 是 贷款人 。

银行贷款，有不同的种类，比如信用贷款、抵押贷款、质押贷款等等。

银行贷款，正常要靠贷款人的信用保证偿还本息。如果贷款人出现问题还不上款，那就要开始第二步，使用抵押、质押的财产偿还，或者找第三方担保方还钱。

但是，如果贷款人倒闭破产，抵押、质押的财产也不够偿付贷款，或者第三方担保方也没有能力偿还的，银行追不回贷款，也只能接受坏账的结果。

所以，出现上述的问题，银行贷款100万也有可能收不回来。懂点常识的人都该知道，银行的坏账率是什么概念。2019年第一季度，全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8%。

总之，不管是债权方还是债务方，都应该本着诚信原则来做事。但是，总会有信用破产的，无法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是无可奈何的事。而如果谁刻意去赖账，那将严重损害其信用，会越来越无法在 社会 上立足。

存在即合理嘛，其实这深层次问题关乎立法权。有些重大问题，则需“税收法定 立法优先”，比如房产法已进入立法程序，但需付出漫长时间成本，几年或几十年？

有些问题，则无需立法，立马实施？比如永债债发行（国外，投资人持永续债受法律保障，最终可持有发行机构股权；国内则反，最终一无所有）。

人性如此，几千年未变？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要预知未来，必先回顾 历史 。看过《大明王朝1566》，你一定能看清当的现实及最终结局……

50万是保险规定的上限，你的贷款是银行的资产，存款是银行的负债，如果银行倒闭，你得贷款肯定会被打包拍卖给别的银行或者愿意买的金融机构，清偿的钱款肯定用来支付银行的负债也就是存款，平均不够五十万那么保险公司就给补贴到50万，一般情况肯定不够，要够了那就不用倒闭了，这也就为什么最多赔50万，而贷款却只能继续还，因为你的贷款只不过换个债主而已！它还存在！不公平的是中国只有企业破产，没有个人破产，如果个人也可以破产那么也就可以这样清算，这样也就公平了！

这里是中国

银行是只转不赔，而且漏洞弄到不少利益，银行最坑爹的

让你少存钱，别超50万，或把钱存在可信的银行

⑵ 市场经济调查报告

优化市场经济环境调查建议报告

李纪兵

【关键词】永久地权 行政检查法 经济环境
【全文】
2005年8月到10月，我们抽调精干力量，与省内8个地州市的市场经济会员举行座谈会。座谈会上，大家围绕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环境问题，集思广益，提出如下优化经济环境，落实国务院36条的建议，供政府领导与人大、政协参考。
一、 纠正思想偏差，引领发展动态，改革公务员教育与学校课堂教育的内容
1、 思想调查出现新情况
过去，政府历来重视思想动态调查。由于调查主要作为政府对相对人进行思想教育与思想引导的依据，每次的调查报告均有“为富不仁”、“浪费”、“违法乱纪”、“摆阔”的内容，与教材所讲的“私人老板资产阶级意识比较浓厚”完全一个样。
本次思想座谈发现新情况：即思想问题的根子不在市场经济主体身上，而在公务员身上。或者说，部分企业老板的思想状况不好无关大局，公务员的思想状况一个不好，就会出现大问题，抓民众思想建设不如抓公务员思想建设。本次调查统计的具体数据如下：
（1）私企老板的思想认识与人生观体现了对国家法制框架的认同，他们碰到困难一般都会自觉在法律法治的框架内寻求好的解决办法，但同时有60％左右的人碰到或者听说过公务员管卡拿要，主动提出不合理要求的。可以说，私营企业出于对财富的爱惜，对党和国家提出依法治国有很积极回应，在参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自身法律素养也不断提高，但公务员尤其是执法人员诱导违法的现象并不少见。
（2）私企老板正面评价我国法制环境，认为好的法制在执行中出了偏差。在收回的44份问卷中，对国家法制环境改善持正面评价的占90%，持中性评价的占5%，只有5%的会员认为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制环境总体上有所倒退。
（3）社会财富管理人理念成为会员企业家的主流理念；在常德的座谈会上，一位会员认为：民营企业家的责任就是为社会创造财富，“我们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我的财富来源于社会，现在看来是我的，过一下也许就转到其他人手里，子孙不努力，不一定继承得到”。这种社会财富管理人的理念，得到了大多数民营企业家的认同。
（4）热心公益，关注国家大势；在我们的调查中，认为政治文明建设在经济发展没有作用以及对中共中央五号文件及国务院两个36条不感兴趣的，均为零，而认为作用很大并且参加学习的占到了80%，这既说明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是深得民心的，也说明会员的政治素质是优良的。
（5）饮水思源，扶危济困，关爱贫民生活；私营企业家成为扶贫、慈善事业的主力军有目共睹，而新闻媒体的报道却还以负面事件为多，为社会和谐埋下隐患。
本次思想座谈在湖南市场经济的抽样比例为：百万以上规模的企业的41%（152家随机抽取64家），百万以下规模的企业的10%（329家随机抽取32家），有一定的代表性。
2、 只有采用新办法，加强公务员的思想转型教育，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市场经济的思想环境问题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建议在公务员之中，应当加强思想教育，让他们认同富人，尊重富人的劳动成果，承认富人对国家经济建设与政治法律建设的贡献，树立企业是自己的衣食父母的思想，树立忠于职守，服务企业的思想。
此外，要适时进行思想转型教育。过去仇富教育的资料很多，许多材料还在继续使用，改造富人而不是服务富人（富人与穷人都是公务员的服务对象）的观念，与富人保持距离甚至势不两立的做法一直受到肯定。这从长远来说，都是不利于小康社会建设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可以说，许多思想冲突与索贿现象，均与我们长期的“杀富教育、妖魔化富人阶层”的教育与宣传有关。
对下一代尤其是在校大学生的教育也要重视，因为他们马上就会成为公务员，或者成为与富人打交道的人。如果我们在教育与意识形态上都不承认富人，我们又怎么能够激发下一代的创业热情，为下一轮经济腾飞酝酿良好的经济环境呢？
二、 弥补法律空缺，完善现行立法，降低经济运作的法制成本
（一） 两项重要法律空缺，导致经济预期不稳，运作成本高昂，民企知难而退
本次调查发现，80%以上的民营企业反映市场经济进一步做大做强“太难了”，经济运作前景太不明朗了。大家一方面不敢追加投资，一心一意求发展；另一方面，疲于应付来自各政府部门的各项检查，确保不得罪人。究其原因，是国家缺了两项重要立法：
1、 永久地权立法缺失考验民企投资决心与政府发展智慧
永久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永久的地权之上的。土地权，无论是所有权还是使用权，作为人们安身立命的基础，各行各业发展的基石，都必须是永久的，才能激发起民众的投资热情。因此，在中国大陆，能不能确立永久地权，正在考验着民企的投资决心与政府的发展智慧。正本清源，当时我们主张土地公有是因为土地公有制可能让土地的流转比私有制更有效率，更节省资金。但实践证明，确立公有制并不能改变民众依赖土地生存的状态，国家征用土地无论是私有土地还是公有土地，都必须提供足额补偿，公有制节省国家征用土地的资金的可能性不仅不存在，而且出现了反方向的副作用，主要表现在：
（1）土地公有制度将土地资源排除在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之外，使得中国的市场成为不完全的市场；
（2）土地公有制度将所有与土地转让有关的商业活动都集中到国家有关部门审批，增加了国家机关的工作量，浪费了大量的宝贵的行政资源；
（3）在不变动所有制的前提下，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能够部分弥补土地公有制的缺陷，但土地使用权不是永久物权的设计，使得正常商业流转凭空多添一个事项：“约定以及不断检查土地的使用年限是否到期，何时到期，如何退出”，政府、企业、村镇、自然人耗费了大量的资源作这些无用功，实在可惜；
（4）目前设置土地使用期限的做法，有三种可能，一是到期收回土地与土地附属物，只给附属物以补偿；二是到期收回土地，但附属物所有权人有权依照市场价格竞买土地使用权；三是允许附属物所有权人无偿或者低价办理土地使用手续，继续使用土地。前两种可能都是国家对民众的剥夺，是又一次公社化，后一种可能只是民间的一种愿望，这种愿望一直处在不确定状态之中，就会大大影响社会交易的稳定性与安全性。总之，期限不管有多长，总会到期。到期以后怎么办？是一个基本的经济学问题，经济预期是否稳定的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社会稳定问题。会不会一夜之间一无所有？人们的担心不是多余的，非永久的土地物权设置破坏了人们对未来经济的稳定预期，使得社会经济主体的长远经济发展策划面临期限瓶颈，让我们的经济发展前景天生劣后于土地私有制国家；尤其是死亡期限来临前的几年，有可能出现又一次类似于1958年“人民公社化”的社会危机；调查中发现的民企观望，有很多人都是因为担心国家在土地使用权问题上又来一次“人民公社化”。
我们建议可以考虑以下三种解决方案：
（1）最佳方案：落实宪法保护私有产权的规定，让私有产权的范围扩大到土地所有权，以后，住宅建设等与土地有关的转让，国家应当直接转让土地所有权，而不是转让土地使用权，这可以极大地活跃我国土地市场，节约行政资源，增加财政收入。
（2）次佳方案：在物权法中规定土地永久使用权。实际操作中以后的土地建设，国家土地管理部门都转让土地永久使用权给使用人；这个方案不是国际社会通行做法，很难被外国人理解，故不可能象第一种方案那样吸引外资，降低国际交易成本。但逐步减少了土地管理部门的工作量，节约了行政资源。
（3）最低方案：国家土地管理部门颁布一个新的土地管理条例，规定土地使用期限已经到期的建筑物或者资产权利所有权人，可以在到期前5年申请办理连续使用手续，重新约定使用年限，该手续不收费，或者定额收费（20～50元）。这个方案既不能被国际社会理解，也丝毫没有节省行政资源，但至少扫除了又来一次“人民公社化”的担忧，稳定了社会，刺激了长期投资与规划。我国土地使用权农业、林业用地最短是30年，住宅70年，都引起了民众的普遍担心。
2、 行政检查（程序）法缺失降低企业生产效率，败坏社会道德，滋生腐败
目前，我国制定了行政许可法，从源头（企业设立、市场准入）上堵住了政府滥用审批权扰乱市场秩序的可能，这是一个重大进步。但在整个生产流程中，对政府各部门如何依照确定的行政检查进行行政检查还是一个空白。也就是说，政府在检查时还缺乏一个行政检查程序法。
众所周知，公民的合法生产秩序政府不得无故干扰，因为此举会滋生腐败，也会降低企业生产效率。就是对有犯罪嫌疑人进行刑事搜查，也不得仅凭公安工作证就可进行检查，而必须有公安局长签发的搜查令，这表明政府干预企业和私人生活领域，受到了严格的程序制约。但另一方面，没有犯罪嫌疑的企业日常经营，政府税务、安检、质量监督、城管等部门却拥有无限的检查权力，公务员只要出示工作证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下厂检查工作。这显然是法律缺失造成的混乱。当前的混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检查部门多，且独立行事，这家查了那家查，导致企业很大一部分时间在陪检查。据反映，企业最多要与七个以上的政府检查部门打交道，每个部门就是每年检查4次，每次三天，如果错开检查，企业也得赔上84天，占全年工作时间（250天）的33.6%。
2、由于缺乏程序监控，假检查真了难（敲诈钱财）司空见惯。实际工作中，企业受干扰的程度远远大于这个比例，因为有很多防不胜防的假检查。所谓假检查，就是公务员为了个人目的假借政府部门名义进行的检查。许多企业家经过多年经验总结，认为绝大部分行政执法人员上门都是找着茬儿罚款，为了节省时间耗费，往往在他们一上门时就支付了难费，或者热情款待以消灾减祸。公务员明了这一点，对不给面子的企业总是每茬（查）必罚。许多上门的公务员为了表示成绩，节省时间，甚至公开说明检查的目的就是“有错没错都要交点面子款，了难费”，否则，没有错误会一直查到发现错误为止，使得民营企业疲于应付。
滥用行政检查权已经成为社会一大公害，也有许多地方治理经验可资借鉴：许多地方政府成立行政长官负责下的“市场环境优化办公室”，直接处理来自检查违法的投诉。湖南省长沙市政府更是以大动作先行一步，它们将拥有行政检查权的所有政府部门归总到“优化办”门下，各部门的检查计划要到优化办公室备案报批，实行统一、综合的检查，以节省企业应付各种检查的时间。
我们认为，要从根本上治理滥用行政检查权这一社会公害，必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之法制化，透明化，可诉化。行政权是一种国家权力，必须从国务院开始立法，方能从根上收到效益。建议国务院吸纳地方经验，成立高于各行政部门的执法检查监督审批机构，直接隶属于国务院总理，名称可以是“市场经济环境优化与效能办公室”，也可以是“公平交易促进与行政执法检查监督署”，行使发达国家“公平交易局”的职能，反市场垄断，反行政垄断，反行政检查权滥用，归口审批工商、税务、城管、消防、质检、安全、卫生检疫等部门的检查计划与个案，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下厂检查，必须先行备案，领取行政检查许可证才能进行。同时有接受公民投诉，指令部门检查的职权。公民因为违法检查遭受损失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国家赔偿。
（二） 金融、税收与政府收费制度亟待完善
金融、税收与政府收费都属于宏观经济法律制度的范畴，或者说，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总阀门，对微观经运行的好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国在使用上述法律手段时，理论上存在着两大缺陷：
1、 宏观经济调控“伪国家利益论”一统天下。
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给我们的东西就是“维国家利益论”。它的内容是：“国家利益至上，个人利益、企业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由于这个说法割裂了“个人、企业、国家”三者之间的联系，使国家利益虚伪化，国家利益至上的非平等安排最终使得国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因此，又被称作“伪国家利益论”。宏观经济法律制度只有充分考虑微观经济主体的需要，为微观经济主体提供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以及应急的救助与服务，才能实现经济资源配置最佳化，并避免不必要的企业破产与社会不稳定。我国受计划经济思维模式的影响，将宏观经济工具当成国家的专用工具，使用这些工具的目的不是为微观经济主体的自由、有效、充分的发展服务，而是根据既定计划，干扰其有效发展，与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完全背离，既损害了企业利益，也降低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益，还造成了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不公平，可以说是宏观经济调控“伪国家利益论”一统天下。
2、 “轻视、弃用金融手段，只重视税收与政府收费”使社会失信、失业、整体贫困与政府欠账问题久拖不决，政府进退两难
计划经济发展经济只依靠一种手段：税费手段。对于金融手段，计划体制根本不了解，也不打算用。在这个背景之下，计划体制的设计者们让所谓的经济学家大肆宣扬金融手段的罪恶，并最终关闭了全部金融市场。进入市场经济体制以后，虽然大政方略是市场经济的，但国内懂得金融手段功能的人才很缺，教育体系与研究体系依然进行着计划经济时代的教育，以研习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所谓“市场经济人才”，还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经济人才”。他们同以前的经济学家一样，一如既往地宣扬着金融手段的罪恶，不懂、排斥、轻视、弃用金融手段发展国内经济，只重视税收与政府收费，使社会失信、失业、整体贫困与政府欠账问题久拖不决，政府进退两难。
以政府欠账问题为例。在人员、资源富裕的情形下，政府无论是为拉动经济搞建设，还是为改善办公条件和公务员住宿条件搞建设，不仅使无可非议的，也是不得不为的。因此，中国的地方政府没有不欠账的，欠帐问题本来是一个金融问题，用金融手段就能轻松解决，不留任何危害。但由于中央政府的“经济顾问”、“经济学家”们都是“政治经济学”出身，或者是“政治经济学”嫁接“供需平衡经济学”出身，没有根本了解金融手段的妙处，不仅弃用金融手段，而且禁止地方政府使用“金融手段”，只允许他们使用计划经济体制惯用的“税费手段”。这样，一个小得不能再小，只要运用金融手段就能轻松解决的金融问题就转化成了重大社会问题，而且是永远不可能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这个问题的链条如下：

上述金融手段链条表明：搞政府建设或者政府主导经济不是坏事，只要允许地方票据在市场上流通，允许银行为地方政府票据贴现，政府建设就等于社会诚信且繁荣。
上述税费手段链条表明：如果不允许地方票据在市场上流通，不允许银行为地方政府票据贴现，只允许地方政府使用税费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搞政府建设或者政府主导经济不仅是坏事，而且是永远解决不了的拖累个人、企业与社会的大坏事。
根据我们的调查，禁止地方政府发行票据，禁止银行给地方政府政府与企业本票贴现，是地方政府失信、增加税费，扰乱市场经济运行的根源。企业失信绝大部分来源于政府失信，或者与政府失信有关联。政府拖欠大量的工程款，政府欠老板的，老板欠工人的司空见惯。为了解决拖欠问题，政府各部门常常致力于创收工程，上街揽财。上街敛财必然导致税收收入下降，越揽财越穷酸。最后，出现费用与税收的比例完全倒置，失信事件更多，政府进退两难的困境。以湖南省为例，2003年全省非税收入是250亿元，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1.08倍和地方各项税收收入164亿元的1.52倍，省内大部分地市级政府的非税收入都超过了税收收入，非税收入与税收收入倒置表明政府陷于两难境地。而这个困境的根源是中央政府禁止地方政府使用金融手段，自己弃用金融手段，割裂了宏观经济调控与微观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
（三） 解决信用问题只能用信用手段，政府失信源于弃用票据手段，运用税费等行政手段只会劳而无功
虽然世界各地的政府都借账，但只有在中国，才会碰到赖账的政府，到期不能还账的政府。现在的情况，几乎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欠账，到期不能还账。地方政府失信严重影响了政府在社会的权威，影响了中央政府的形象，同时也拖累中央政府。显然，为解决失信问题增加税费或者控制税费，只会导致税费倒置现象更加严重。同样，为了解决失信问题严禁政府发展经济，只是把政府的责任推给社会，会导致国家更加落后，失业、贫困、经济领域的社会失信更加严重，政府也不可能独善其身。
左右两难的困境让我们意识到了失信的根源：政府失信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第一大难题，而根源不是大家没有诚信观念，而是我们的金融立法没有给大家运用信用手段解决信用问题提供方便。
解决政府失信、社会失信、企业失信、个人失信等信用问题不能依靠增加税费，只能依靠完善金融立法，运用信用手段解决信用问题。
（四） 立法承认地方票据、企业本票，让人民币成为有源之水
票据是货币之源，承认地方票据、企业本票是增强货币竞争力的根本途径，也是市场经济的惯例。承认票据并不会危及物价稳定，不承认票据而机械地运用计划经济管制物价的办法管制货币价格反而会伤害经济发展、伤害物价稳定、伤害充分就业，已经成为经济学的共识。我国票据法、商业银行法、中央银行法为了物价稳定这个计划经济指标，违背市场经济惯例与运作经验，拒绝为地方票据、企业本票贴现，不支持其在市场流通，是计划体制的产物。它不仅使得人民币成为无源之水，中央银行手中没有地方票据与企业本票资产作支撑，也使得我国的中央银行资产主要立足于外国货币（票据）、金银之上，与国内经济实体价值表现脱节，在国际货币竞争中被动挨打。
据统计，发达国家的银行票据资产的总量在货币、金银、外汇资产的总量的6倍以上，全世界86%以上的经济运作依靠票据进行，依靠货币的部分不到14%。人民币兑美元的价格也已经放开，我们既然可以承认外国票据，为外国人服务，再承认本国票据、为本国人服务服务又有何妨？又有何担心？因此，就算是为国家民族计，在早已承认外国货币的大背景下，立法承认本国地方票据、企业本票，让人民币成为有源之水，增强人民币的国际竞争力、本国地方政府的竞争力、本国企业的竞争力也已经刻不容缓。
（五） 放开利率管制，增强商业银行竞争力，防止金融腐败，防止白钱变黑
我国一直实行利率管制制度，在今年汇率放开的情形下，利率继续管制更是说不过去。在利率管制制度下，商业银行成为依靠垄断利润生存的寄生虫，成为没有竞争力与创新能力的腐朽机构。增强商业银行的竞争力与创新力，首先在于放开利率管制。
利率管制的初衷是给企业生产提供低息贷款，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促进经济发展。调查结果表明，利率管制制度违背了这个初衷，造成了如下不良社会现象：
1、 存款利率过低，民众手中的白钱被洗黑了
商业银行的垄断利润来源于普通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应得的利息收入，调查中发现，存款利率过低，迫使大量民众宁愿赌博、买彩票、借黑钱，也不愿存到银行接受小利。也就是说，中国的存款利率管制，使民众手中的白钱流入黑市，白钱被洗黑了。
2、 减少储蓄率，增加关系贷款，促长地下钱庄
过低的利率在减少人民币存款存量的同时，也给人民币贷款的发放增加了难度。由于存款、贷款利率与实际利率存在着巨大的利差，大量贷款落入关系人之手，银行职员与关系人共同赚取利差，产生金融腐败；同时也使得地下钱庄的生意异常兴隆，地下钱庄抢了地上银行的生意，道理只有一点：地上银行对民众的盘剥比地下钱庄更黑。
3、 银行不务正业，挟款自重，利用垄断地位侵凌中介行业利润
资信评估本来是中介行业的业务，由于利率管制，银行之间不存在利率竞争，商业银行之间的服务价格（利率）竞争权被利率管制制度剥夺以后，商业银行挟款自重，利用行业垄断侵凌其他行业经营利润成为必然之选。造成商业银行不务正业，抢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家的田的怪象层出不穷。据调查，银行的大量精力由贷款业务转向其他非贷款业务，非贷款收入比重增加。商业银行通过对贷款人进行资信评估，指令资信评估，指令担保，指令封闭贷款的方式从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赚取评估费，分成比例更是达到了令人吃惊50%，使得资信评估制度流于形式。
4、 恶化金融环境，导致国内资源大量外流，造成资源黑洞
利率管制导致中国金融环境恶化，迫使中国资本外流、货物外流、人力外流、技术外流，形成巨大的资源黑洞。2004年中国的外贸依存率已经超过了70%。而在发达国家，这个比例一般都在10%左右，中国的70％可谓绝无仅有。中国使用本国资源为本国提供的服务之不到30%，说明了中国资源黑洞问题的严重性。
（六） 调整税制，优化结构，精简税务人员，确保税收立法、执法公平
流转税是一种在任何时点都可以征收的税，流转税既使得征税权力趋向于无限，无法监控，也使得征税环节无限增多，税务人员空前增加，税制效率大大降低。但是，流转税最大的恶果在于它对企业日常生产秩序的冲击。
本次调查中有许多老板反映他们为什么不追加投资，是因为怕树大招风，引来税务人员随时随地的拜访。流转税使得税务人员拥有很大的自由检查权和自由裁量权，同时也让企业感受到多重征税或者不间断检查的压力。俗话说：“税纳得起但查不起”。如果天天陪税务查帐，任何一个经营好的企业，也会垮掉。由于民营企业在规模较小的时候，本小利薄，税务人员很少过来检查，企业财务环境较宽松。只要做到一定规模，税务还有其他政府主管部门，都会慕名上访。“入门必查，没查必罚，没有问题要一直查到有问题”的做法，让企业明显感到赔不起检查，不该“树大招风”。
计划体制的税都是流转税，目前中国的还有一半来自流转税。由于流转税无法监控，许多地方政府都在流转税方面根据不同的所有制实行差别征税，对外商投资企业在税收立法与征收环节有优惠，对国有企业有特殊保护，对民营企业除了口头说推动外，很少有实际行动减免税收的，这就造成了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不公平。
众所周知，所得税与财产税跨越了动态与静态两个领域，完全覆盖了社会生活各个环节，生产要素流动时缴纳所得税，静止时缴纳财产税，除此以外，再设流转税完全是重复征税，只能增加总成本，无法增加总收入。因此，在我们已经有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财产税的背景下，废除流转税只会使国家税收收入大量增加。

希望这些对你有帮助!

⑶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工伤赔偿赖账问题

工伤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

工伤事故发生后，究竟依据工伤保险还是民事侵权赔偿救济，一直是理论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工伤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工伤保险做了详尽的规定，但是未能明确工伤保险与民事损害赔偿的关系，只是在第六十条规定：“用人单位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未参加工伤保险期间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但并未说明在发生工伤保险和民事侵权竟合时的处理办法。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一规定看似对工伤保险与民事损害赔偿的关系予以了明确，实质上仍忽略了当用人单位按工伤保险赔付工伤者之后，如仍不能弥补工伤者的损失时的处理办法。因此，在实践中发生工伤事故之后，究竟工伤者是依据工伤保险还是民事侵权来保障自己的权益是理论界争论不休的话题。
一、工伤保险的概念和现存问题

工伤事故是指企业职工和个人雇工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所遭受的人身损害，以及罹患职业病的意外事故。

我国2004年1月1日起施行《工伤保险条例》以来，不但从客观上缓解了社会、企业和职工在工伤方面的风险压力，而且对于加强安全生产，提高全社会工伤风险防范意识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众所周知，工伤保险费应当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雇工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个人不缴纳，这就是工伤保险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其他社会保险的不同之处。但导致工伤事故发生的原因有许多，如果不论原因统一地都由工伤保险机构来承担工伤事故后的责任，这无疑是纵容了某些肇事者，是不公平、不合理的。

另外，我们都知道，从性质上看，工伤保险属于社会保险范畴，而人身损告赔偿是私权中的民法救济性质，两者存在根本的不同。但工伤保险的赔付理由是基于工伤事故的发生或者劳动者罹患职业病，与劳动保护瑕疵和人身损害有关，正因为此，工伤事故在民法上被评价为民事侵权，这就产生了工伤保险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的竞合问题。对此问题的处理，世界各国有四种模式：第一，免除模式：工伤保险取代人身损害赔偿；第二，选择模式：受害人可以选择获得工伤保险待遇或人身损害赔偿；第三，兼得模式：受害人可以同时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和人身损害赔偿，但劳动者个人需缴纳高额的保险费；第四，补充模式：受害者在获得一项赔偿之后对于工伤保险待遇和人身损害赔偿的差额依然可以要求获得赔偿。

各国现通行的做法都承认了在工伤事故中工伤保险赔付之外还存在人身损害赔偿责任，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保障工人权益的立法精神和民法的公平原则，笔者认为在我国应采取补充模式较为合理。从杨立新教授工伤保险的定义可以看出，发生工伤，身体必然受到了损害，这就有了救济之说。现笔者从工伤发生的三种不同责任人来分析工伤救济中所涉及的工伤保险待遇与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适用问题：雇主的原因导致的工伤事故赔偿，第三人原因导致的工伤事故赔偿和本人自己的原因导致的工伤事故赔偿。

下面我们根据以上分析的工伤发生的原因不同来分析和证实补充模式的合理之处和具体操作方式。

二、工伤事故的责任人为用人单位的处理办法

分析用人单位的原因导致的工伤事故的发生：按照《条例》的规定，工伤事故的救济办法是按照保险的形式进行，这其实是转嫁工伤风险，将用人单位的责任转嫁给工伤保险机构。由用人单位向工伤保险经办机构缴纳保险费，职上遭受工伤事故造成人身损害，由保险机构向工伤职工提供劳动保险待遇。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由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替用人单位承担工伤保险待遇的责任是公平合理的。那么职工发生工伤后，能否选择民事侵权人身赔偿的救济而非工伤保险呢？再者，如果用人单位未参加工伤保险或者仅依靠工伤保险并不能充分弥补受害职工的损失，我国法律对此还未作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不论用人单位是否参加了工伤保险，保障工人合法权益得到救济始终都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如果用人单位参加了工伤保险，发生工伤事故后，就由工伤保险机构第一时间赔付；如果用人单位未参加，受害职工可以按照《条例》的工伤保险待遇标准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在人身损害赔偿与工伤保险赔偿还存在差额时，工伤者还可依据民事侵权要求用人单位支付未充分弥补损害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用人单位的赔偿总额以不超过人身损害赔偿额或工伤保险待遇两者的最高额为限。理由如下：

第一，我们都知道，工伤保险制度的发展就是为了保障雇工在受到伤害后，能及时有效地获得救济，《条例》的颁布，从工伤的认定、劳动能力的鉴定、工伤保险待遇等各各方面详细规定了工伤的赔付标准，使得工伤职工可以尽快地获得医疗救治，经济补偿的权利，当工伤保险待遇不能充分满足工伤者权利时，理所当然地可以请求人身损害赔偿来弥补不足。况且，工伤保险的赔偿数额是固定的，与职工所受损害并没有相对应的关系，更不要说获得精神损害赔偿，所以否认工伤者的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对工伤者是不公平的。所以，无论是在用人单位原因引起的工伤事故还是第三人或本人自己引起的工伤事故情况下，工伤保险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的客观存在都是值得肯定的。

第二，之所以发展工伤保险，是为了让工伤者在受伤后能及时得到救助，尽最快的可能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而民事诉讼有一般诉讼共有的特点：诉讼周期长，救济上不确定，绝大部分情况还需证明雇主有过错。比起工伤保险的快捷，人身损害赔偿虽然数额高却往往有“远水救不了近火”的嫌疑。因此，从保障职工利益出发，应在我国现行规定的赔偿方式上明确，应先请求工伤保险待遇，不足的部分工伤者可用民事侵权救济来补偿。实际上，这种工伤保险优先的原则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52条有所涉及。

第三，在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和未参加工伤保险两种情况下都应适用兼得模式。用人单位参加了工伤保险的情况已如上所述；关键是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条例》第60条已明确规定应由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在此，笔者认为应再明确一下，此时用人单位其实自己充当了保险经办机构的角色，在工伤发生后，只要工伤者符合《条例》规定的工伤认定，用人单位就应及时给予同于工伤保险待遇的赔偿，然后工伤者再根据自己的伤害情况自行决定是否起诉用人单位赔偿不足弥补损害的差额。有观点认为，这种不论用人单位是否参加工伤保险，最终都需赔高额的保险金或人身损害赔偿，加重了用人单位的责任，实际上是逼迫用人单位逃避参加工伤保险，反而使工伤保险形同虚设。笔者不这么认为。当用人单位严防安全生产，加强责任监督机制，杜绝自己过错行为时，用人单位的风险责任也会相应降低，对职工和用人单位都是一种“双赢”行为。从以人为本的角度看，工伤者获得全额赔偿以平复自己的损失符合人权保障的本质；再者，工伤保险实为一种射幸合同，即投保人用人单位支付保险费用来换取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赔偿的机会，付出一定的投人符合公平原则。

三、工伤事故责任在第三人的处理办法

分析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工伤事故的发生。例如：职工在上、下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这在民法当中是很明显的侵权行为，按照责任应当由直接责任人负责的原则，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的行为人是用人单位之外的第三人的，应当由该第三人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用人单位不需承担，这在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2条第2款的规定中得到印证：“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又由于工伤保险待遇的社会性和强制性，这就产生了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与用人单位工伤保险的赔偿责任竞合。笔者认为，应先承认工伤保险待遇，使工伤者获得了最基本的生活、医疗保障之后，再请求第三人的人身损害赔偿。但不同于上述用人单位原因导致的工伤事故，此时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属垫付性质，在第三人侵权的人身损害赔偿诉讼中，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或未缴工伤保险费的用人单位都有义务协助工伤者诉讼以获得人身损害赔偿。诉讼后的获赔数额在填补了工伤者损失之后，多余部分应返还给垫付工伤保险待遇的机构；即使工伤者不愿提起人身损害赔偿诉讼，垫付机构对侵权第三人也应拥有代位追偿的权利。此点也不同于上述的工伤事故责任在用人单位的处理办法。用人单位为转嫁自己的风险交付保险费，在发生工伤之后，依法可以要求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支付工伤保险待遇。而当责任是第三人时，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就没有理由帮助第三人承担责任，只是为了保护职工权益预先垫付必要的资金，第三人仍需返还。理由如下：

第一，工伤保险实质上是带有社会福利性质的一种非盈利性的社会保险，从人的生命健康角度出发，为保护职工而设立。所以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在行使权利义务时，应处处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预先垫付工伤者的损失，并帮助工伤者在民事诉讼中获赔。对于垫付的用人单位也是一样，作为义务和惩罚，他们也应扮演工伤保险经办机构的角色。但我国经济还不发达，国家、企业也有许多困难之处，为减轻社会、企业负担，保护其发展，应允许垫付机构享有对垫付资金的代位追偿权，况且这样可以使工伤保险基金达到资源最大化效用，充分保护每一位职工的权益。

第二，赋予垫付机构代位追偿权，对于我们现在依然存留的“政府老大”现象也有改进作用。政府、社会机构由于没有盈利性质，部门人员往往会处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状态，当工伤者要求工伤机构在民事赔偿中提供帮助时也会出现推委、不认真的现象，使得民事诉讼赔偿遥遥无期，赋予垫付机构代位追偿权，实质上就成了工伤保险机构为自己的利益在工作，有利于刺激垫付机构充分行使自己的职责，协助工伤者获得人身损害赔偿，维护我国的司法稳定性。

第三，工伤保险待遇是为了保障工人权益而非纵容第三人侵权、帮其承担责任，侵权人应为自己的过错负责。为避免工伤者获得双重赔偿的不当得利，也为了不加重企业和社会的负担，垫付机构在诉讼结果之前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始终为垫付性质，在协助工伤者获得充分赔偿后，垫付机构收回自己垫付的资金是理所当然的。我国现行《条例》对赔偿竞合并没有明确规定，可以仿效《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28条第（一）款“交通事故赔偿以给付了医疗费、丧葬费、护理费、残疾用具费、误工工资的企业或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先期垫付有关费用的，职工或其亲属获得交通事故赔偿后应予以偿还。”

第四，《保险法》规定“人身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第三者的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疾病等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不得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但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这似乎从表面上看是肯定了兼得模式否定了保险机构的追偿权，但究其立法本质，《保险法》的这条规定也是为尊重人权、保障人的生命健康而设立；而工伤保险不同与上述的商业保险，它的工伤保险基金来源于社会、政府和单位，非盈利性决定了它的资金没有商业保险充分，只有赋予追偿权，才能使有限的资金服务更多的社会公民，符合我国的立法本质。

四、工伤事故责任在本人的处理办法

最后，是由本人原因引起的工伤事故。此时，就要区分本人是否具有故意或法律规定的过错行为。例如：自残，醉酒导致伤亡的。如果符合法律规定认定为工伤，工伤职工理应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这时，不存在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法律关系较之前两种情况要简单明了。实践中只要严格按照《条例》的规定操作即可。

综上所述，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所承担的只是支付给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的工伤者工伤待遇和实际追偿的不确定性。总体而言，这种责任大小与工伤保险机构的社会福利性相符。总之，社会不断进步，人权不断发展并受到重视，人的生命健康是无价的。不论是哪种原因导致工伤事故的发生，只要被认定为工伤，工伤者都应首先享受到工伤保险待遇。在肯定了人身损害赔偿存在的情况下，工伤者享有对工伤保险待遇与人身损害赔偿差额的所有权，垫付机构享有对垫付资金的追索权。只有各归其则，各司其职，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切实保障职工合法权益的保险制度，缓解社会、企业和职工在工伤方面的风险压力。

⑷ 判决书是不是一张白纸

判决书不是白纸一张

5月27日，大庆晚报以《我省首例拒执农民工工资第一案》为题，报道了让胡路一名拥有硕士学位的女老板拖欠32名农民工工资20余万元，为了逃避债务，其先将用自己假名注册的公司和股权变更给自己的妹妹，妹妹被拘留后，她又将股权变更到自己名下，法人变更为自己的母亲，女老板将她价值150万元的房产卖出之后，仍不履行还款义务……
报道刊发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数十个电话打进本报热线，纷纷指责女老板的行为，同时，许多读者也提出了疑问：到底什么是“拒执罪”？什么样的行为构成“拒执罪”？6月2日，此案的判决书下达后，本报记者采访了此案的主审法官和辩护律师，并翻阅了有关资料，对“拒执罪”进行了深入地了解。
硕士老板欠薪“有道”

董某等32人两年前在大庆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打工，一直没拿到劳务费。后经高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白纯颜（化名）应付给32名员工各项费用总计18万余元，白纯颜对此裁决未提出异议，也未履行。2004年3月，董某等32人来到让胡路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将执行裁定书公告送达该公司后，为了逃避法律义务，拥有硕士学历的白纯颜可谓绞尽脑汁，想了多种方法“对抗”执行。
白纯颜先将用自己的假名字白颜（北京市身份证）注册的公司和600万元股权转让给白纯梅（化名）。后来，在白纯梅被依法拘留15天期间，该公司又召开股东会，白纯梅将640万元股本转给其姐白纯颜，将法定代表人又变更为张凤（化名）。鉴于法人已变更，不能再对白纯梅进行拘留，于是不再执行拘留。由于此案查找不到其他财产，执行工作一度陷入了僵持状态。
经过细致地排查，执行人员发现白颜在注册登记时的北京市身份证是伪造的，顺藤摸瓜，他们发现白颜和白纯颜竟是同一个人，白纯梅是其妹妹，张凤是其母亲。虽然公司的法人变来变去，但没有离开他们家的人。
在此期间，白纯颜将林源开发区的厂房以150万元的价格出售，却依然拒绝给付执行款。
让胡路法院形成一致意见，白纯颜在法院执行中几次采取变更法人的手段，逃避执行，每次其本人都堂而皇之地以代理人身份来到法院，说自己是白颜的表妹，欺骗法院。而且在房产卖出后，仍向法院隐瞒真相，其行为已经涉嫌拒执罪，白纯颜作为直接责任人对此应承担责任。2004年12月2日，让胡路法院研究决定将该案涉嫌拘执部分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今年1月21日，公安机关在北京将白纯颜抓获。4月30日，让胡路区检察院向让胡路法院递交了起诉书。5月26日上午9时许，让胡路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抖机灵换来六个月刑

白纯颜的代理人远东律师集团大庆事务所王帆律师说，自己认为起诉书指控的罪名成立，但根据法律规定具有从轻处罚的情节。白纯颜的亲人已交付法院20余万元，使32人已全部领取了应得的工资款。虽然被告人不听从法院的传唤，存在不理智的行为，被告人只是消极地不执行判决裁定，抗拒执行情节轻微。
法院经审理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白纯颜因拖欠职工董某等32人工资，高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了仲裁裁决书，该裁决发生法律效力后，被告人白纯颜没有履行裁决，由此，董某等32人向让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此期间，被告人白纯颜将林源厂房以150万元的价格卖给张某，并先后两次变更大庆某公司的法人。
法院作出执行裁定书公告送达后，被告人白纯颜用欺诈手段说是和白颜不是同一个人。但有证人董某等证人证言、身份证等书证以及白纯颜的原始供诉，均证明白颜和白纯颜是一个人。之后，白纯颜下落不明。可见，白纯颜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绝执行，情节严重，已经构成了拒不执行判决罪。考虑其在案发后能偿还员工工资20余万元，量刑时可从轻处罚。其辩解词中部分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辩护人的意见符合案情，予以采纳。公诉机关适用法律的意见正确，予以支持。本院为维护司法秩序，保护人民法院裁决的权威不受侵犯，打击此种犯罪，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以白纯颜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法官细说“拒执罪”

此案的主审法官贾思军详细介绍了拒执罪，构成拒执罪的要件、犯罪对象以及发生该罪的主观及客观方面等。
贾法官说，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指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维护人民法院裁判的权威，就是维护法律的权威。但是，长期以来，经济生活中欠债不还的现象较为突出，有些债务人有能力还债而赖账不还，甚至经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仍采取转移财产等方式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裁定所确定的义务，严重妨害司法秩序，损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构成要件是：侵犯的客体是人民法院裁判的权威。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判决、裁定，是人民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一种形式，是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象征。犯罪对象是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即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执行内容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所谓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裁判一经生效，就具有法律的强制力，有关单位和个人必须坚决执行。2002年8月29日，在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对人民法院正确理解和执行《刑法》，从立法上加大了惩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行为的力度。
该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却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人民法院为依法执行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等所作的裁定，也属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的人民法院的裁定。
按照立法解释，所谓“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为：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担保人或者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或者转让已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的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协助执行义务人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后，拒不协助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被执行人、担保人、协助执行义务人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通谋，利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权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其他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
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负有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义务的人。在实践中，主要是败诉的一方当事人或者第三人以及负有协助人民法院执行裁判义务的人。如果其以暴力、威胁方法单独实施妨害执行行为的，应构成妨害公务罪；如果其与被执行人等共同实施妨害法院裁判执行行为的，可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共犯。
主观方面由故意构成，且为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妨害法院裁判正常执行或者致使法院裁判不能执行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的发生。
行为人的动机多种多样，如逃避履行裁判确定的义务或者对法院裁判具有抵触情绪等等，但动机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根据法律规定，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的行为，必须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才构成犯罪。
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必须是情节严重的行为，因为，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但情节轻微的，不能以犯罪论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必须是行为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行为。因此，如果行为人因没有能力执行而未能执行的，也不能以犯罪论处。

⑸ 关于企业应收账款管理的症结与对策问题的探讨的内容

企业应收账款管理

企业销售产品时可以采取现销和赊销两种基本方式，虽然赊销在强化企
业市场竞争能力、扩大销售、增加利润和节约存货资金占用方面有着其他结算方式无法比拟的优势，但是相对现销而言，赊销必然导致企业持有大量的应收账款，由于应计现金流入量和实际现金流入量在时间上不一致，就可以发生相应的机会成本、坏账成本以及对应收账款的管理成本，从而影响企业财务状况和正常经营。因此，如何对企业应收账款进行管理，已成为企业管理的重要论题。

一、我国企业应收账款管理现状

“三角债”被许多经济学家称为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和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企业“三角债”问题曾在中国业界肆虐一时，拖垮了一批企业。当时，企业“赖账”成风，而且谁赖账越多，谁就受益最大，以至于在文艺界出现了“黄世仁求杨白劳还债”的小品，辛辣地讽刺了当时社会的信用状况。面对存在的问题，国家下大力气整治过，朱总理就曾在1996年提出了5个部门4类商品 （电力、冶金、煤炭、石油等）领域开办票据承兑贴现业务，目的是为了解决这些企业之间的三角债问题，而“三角债”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但应收账款的管理现状又是如何呢？

1.应收账款净额居高不下，企业缺乏管理力度。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结果显示，企业间的“三角债”规模在2000年年末已累积至1.2万多亿元，其中超过3个月的拖欠已达0.8万亿元；截止到2002年6月末，企业应收账款净额1.5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5%，增幅比5月份提高了0.3个百分点。另外，国内一些企业日常对应收账款的管理只限于数量方面，而对其账龄、应收账款成本、客户信用等级等资料不予计算分析，使得账龄超过3、4年的应收账款大有所在。在其他国家看来早可作为坏账处理的应收账款，而我国的一些企业却一直是放在“应收账款”项目下而不是“坏账”项目下，因为这样一来就不会影响企业领导的业绩，并使之有一种“企业经营不错啊，坏账也不太多”的自欺欺人的想法，下任领导也不追讨，也怕损害自己的业绩，于是坏账越来越多，账龄也越来越长，最终企业垮了。如此种种，就是“三角债”仍然作祟的直接反映，同时也表明中国市场仍不成熟而且有关机制有待完善。

2.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差距较大。我国企业平均坏账率是5%~10%，账款拖欠期平均是90多天，而市场经济发达的美国，平均坏账率是0.25%-0.5%，账款拖欠期平均是7天，相差10多倍。与此同时，美国企业的赊销比例高达90%以上，而我国只有20%，如此大的差距，要想竞争，尤其是要在国际市场参与竞争，能行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时代已经过去，谁不学会赊销，谁就会被淘汰，因此我们国家的企业必须学会赊销、学好赊销，争取在赢得客户的同时又能将应收账款控制在企业可接受的合理的范围内，以迎接国际国内市场的挑战。

二、我国企业应收账款居高不下的原因分析

（一）企业及产品的竞争力不足

不论是高科技产品还是一般工业品，当前几乎都是买方市场，而一些企业在规模、技术、成本的某一方面不具备优势，失去了与其它企业抗衡的能力，导致其市场占有份额很小，而其生产能力却大于其生产份额，这样就产生了供大于求的局面，造成产品积压。为了解决产品积压问题，企业在销售过程中又不得不作出了相应的让步，如产品试用期久一些、货款回款期长一些等等，使产品的应收账款从量上和时间上都增加了，随之企业应收账款多、回收不顺畅、资金短缺等等问题就接踵而来。

（二）忽视信用管理，缺乏风险防范意识

在我国长达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上只有一种信用，那就是国家信用。工厂生产什么、销售什么、往来资金如何结算等事项都是由中央计划者统一安排，交易双方都是属国家所有，企业根本不需要担心大量应收账款是否能及时收回以及账款囤积造成的后果。然而，经过了20多年的改革和开放，我国已基本步入了市场经济的轨道，市场经济，“信用为本”，但由于目前我国正处在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建立，法制基础也比较薄弱，再加上地方保护主义的泛滥，使得我国信用短缺现象大量存在，如企业间的资金拖欠、三角债、坑蒙拐骗、呆账坏账等层出不穷，就连被称为“经济警察”的会计师事务所也失信和造假，而企业经营者对于社会上出现的信用短缺现象孰视无睹，在销售上仍存在着侥幸心理，未对客户资信情况作深入调查，就急于想和对方成交，这样做虽然账面上的销售额有所攀升，但企业反而不会多赚钱，为什么？因为企业忽视了应收账款不能及时收回所带来的风险。试想想，假设一个企业平均税前利润是5%，如果他有10万元的货款因为管理不善等原因而成为了坏账的话，为了弥补损失，需增加多少销售额才能弥补亏损呢？答案是200万元。在利润率较低的今天，别说是坏账这个无底洞，就连货款拖延造成的资金成本，也同样能吞噬掉企业几个月的利润。例如去年北京中关村仪科慧光公司倒闭案就很能够说明问题。仪科慧光公司的财务状况非常糟糕，一直是负债经营，而且为了营业额看好不惜高价进货，低价销售，窟窿越来越大。从信用管理角度来看，这是一家“高风险”公司，不能与其做生意，更不能赊销了，可是包括联想、方正、紫光等上百家公司把货物赊销给仪科慧光公司，竟然没有一家公司认真、定期考核他的信用状况。结果，仪科慧光公司倒闭了，拖欠货款三千多万元，使这上百家公司蒙受巨大损失。

（三）内部控制存在缺陷

1.基础工作不健全。合同之所以成为控制经营风险的手段之一，就在于它依照合同法以文字的形式明确规定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并受到法律的保护。正因为如此，对合同的管理就应该更加慎重、更加完善，但往往在每笔逾期应收账款的后面就缺少了完善有效的合同协议，更有甚者，竟信奉口头上所谓的“君子协定”、“一诺值千金”，一旦因账款收不回而对簿公堂的时候，又拿不出确凿的证据，“哑巴吃黄莲”。据有关资料显示，2000年上半年，我国合同违法案件共有5338起，涉案金额达到16.3亿元。

2.考核制度不合理，约束机制不健全。目前大部分企业都实行销售人员工资总额与销售额挂钩的做法，在业绩考核当中，企业只注重销售额，片面追求账面上的高利润额；销售人员为了个人利益，只关心销售任务的完成，采取赊销手段强销商品，使应收账款大幅度上升。对于这部分应收账款，企业既未要求经销人员全权负责追款，又未明确规定监督账款回收的部门，从而造成高销售额、低经济效益的局面。

3.内部会计控制不严。《企业财务准则》中明确规定：各种应收账款应当及时清算、催收，定期与对方对账核实。经确定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已提坏账准备金的，应当冲减坏账准备金；未提坏账准备金的，应当作为坏账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在实际工作当中，并非都严格按照准则办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发生的应收账款不及时清算，形成账外债权。有些国有企业的账外债权竟然达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而这类问题在日常审计工作中又不易被发现，当人事发生调动时，很容易造成资产流失，同时也为经济犯罪提供方便。（2）应收账款催收工作不力。相关人员态度消极，一些企业甚至连催收部门都没有明确，使得应收账款被拖欠时期超长，收回可能性减小。（3）长期不对账。（4）不按规定确定坏账损失。某些企业为满足一时间的业绩漂亮，将应收账款长期挂在账上，不愿将无望收回的应收账款作为坏账损失，这种现象在上市公司的报表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如ST重机的2000年度亏损，其主要原因是天津造船厂所欠货款5022万元因破产无法归还，形成坏账损失，造成管理费用高达10790.34万元。早已明知天津造船厂欠款难以收回的ST重机，并没有在1999年年报和2000年中报中作相应披露，最终令他的投资者感到失望，从而对自身企业的信誉造成不利影响。

三、加强企业应收账款管理措施

要加强企业应收账款的管理，笔者认为，提高产品竞争力、注重客户资信调查并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力度是关键。

（一）提高产品竞争力

在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首先必须加强市场调研，加强企业的经营管理，发挥自身优势，生产适销对路、科学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一改往日在销售中的被动地位，变被动为主动，企业可以有目的地选择订单，也就是选择客户，以减少资金在应收账款上的占用，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二）做好资信调查，制定合理信用政策

1.设置独立的资信管理部门

在我国的一些大型企业中，有的已设立了清欠办公室，对已产生的拖欠进行追讨，不过这是一种被动的、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防患于未然才是更有效、更主动的一种措施。在发达国家，一般企业均设有信用管理部，或者设有信用管理经理一职。借鉴国外的一些先进管理经验，我们国家的企业也需要设置相对独立的资信管理部门或配备自己专职的信用管理人员。由于信用管理这门知识对信用管理人员要求非常高，须掌握信息、财务，管理、法律、统计、营销、公关等多方面的综合知识，同时实践能力和工作经历也必须出色，而我国在信用管理方面的人才相当溃乏，所以企业要想尽快建立自己的资信管理制度和部门，就必须借助于外力，在这一点上可以完全借鉴西方企业的发展模式。当时西方企业建立信用管理制度的时候，通行的做法是聘请一家专业信用管理机构来对企业进行全面指导或帮助企业做一些实际工作，这样企业既省时省力，又不会走弯路走错路，同时又节约了成本。

根据企业内部牵制制度的规定，作为资信管理部门，应成为企业中一个独立于销售部门、在总经理或董事长直接领导下的中级管理部门，该部门或人员的主要职能是对客户的信用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的全程管理，具体体现在：赊销前考察客户的资信情况，确定是否赊销以及赊销额度的多少、期限的长短；赊销后对应收账款采用科学方法进行日常的管理，协助并监督销售人员的催收工作；对逾期的应收账款分清情况分别采用不同的处理办法，力求达到销售最优化和将坏账控制在企业可接受的范围内。

2.未雨绸缪，对客户资信进行调查，作出赊销决策

企业在赊销前对客户进行资信调查，就是要解决几个问题；（1）能否和该客户进行商品交易；（2）做多大量，每次信用额控制在多少为宜；（3）采用什么样的交易方式、付款期限和保障措施。

一般说来，客户的资信程度通常取决于5个方面，即客户的品德、能力、资本、担保和条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5C”系统，这五个方面的信用资料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取得：

①财务报表。这是信用分析最理想的信息来源之一，但需注意报表的真实性，最好是取得近期经过审计后的财务报表。通过计算一些比率，特别是对资产的流动性和准时付款能力的比率进行分析，来评价企业能力、资本、条件的好坏，以利于企业提高应收账款投资的决策效果。

②信用评级报告或向有关国家机构核查。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或社会媒体定时都会向社会公布一些客户的信用等级资料，可以从相关报刊资料中进行搜集，也可向客户所在地的工商部门、企业管理部门、税务部门、开户银行的信用部门咨询，了解该企业的资金注册情况、生产经营的历史、现状与趋势、销货与盈利能力、税金缴纳情况等，看有无不良历史记录来评价企业的品德等。

③商业交往信息。企业的每一客户都会同时拥有多个供货单位，所以企业可以通过与同一客户有关的各供货企业交换信用资料，如往来时期的长短、提供的信用条件以及客户支付货款的及时程度。

对上述信息进行信用综合分析后，企业就可以对客户的信用情况作出判断，并建立客户档案，除客户的基本资料如姓名、电话、住址等以外，还需着重记录客户的财务状况、资本实力以及历史往来记录等，并对每一客户确定相应的信用等级。等级可分为A、B、C三等，A级为规模较大、历史往来记录较好或盈利能力和短期偿债能力较好的企业；B级为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一般，有一定资产作抵押，在以往交易中经催收能结清货款的企业；C为信誉差、财务状况差、又无资产抵押的企业。但需注意的是，信用等级并非一成不变，最好能每年作一次全面审核，以便于能与客户的最新变化保持一致。对于不同信用等级的客户，企业在销售时就要采取不同的销售策略及结算方式，A、B类客户都可采取赊销方式，只不过是在赊销额和期限上有所区别，赊销额度的确定可根据收益与风险对等原则、客户营运资本净额的一定比例或客户清算价值的一定比例来确定。在信用期限的确定上，企业可根据行业惯例进行，或者是采用边际收益法和净现值流量法来确定合理的信用期限，但一定要以增加的收入大于相应的机会成本、管理成本和坏账损失成本为标准。对于C类客户，一律采用现款交易或采用银行承兑汇票方式进行货款结算，决不能为了单纯地提高销售额而去迁就客户提出的不合理要求。一般地，企业在规定信用期限的同时，往往会附有现金折扣条件，即客户若在规定期限内付款的话，可享受一定的折扣优惠，无非是希望客户能尽早支付货款，但要注意把握好度，即提供折扣应以取得的收益大于现金折扣的成本为宜。

（三）强化内部控制制度管理

1.建立赊销申报制度。企业财务部门或信用部门要对应收账款加强管理，不能只从销售人员口中了解情况，应当建立健全赊销申报制度，严格控制应收账款的发生。如客户要求延期付款时，销售部门经办人员就须填制赊销申报单（一式多联）报信用部门审核，在申报单上除了要列明对方单位名称、地址、开户银行及账号等基本内容外，须重点标明要求赊销金额、赊销期限、有无担保等，信用部门在对客户资信情况调查后，作出赊销决策，在赊销申报单上签署意见，并报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后方可列账。应收账款列账后，申报部门的负责人及经办人员就成了该笔款项的责任人，并在信用部门的配合、监督下对款项的回收负全责。

2.注重合同管理。企业除现金收入之外的供货业务都必须签订合同，当销售部门收到经信用部门和企业法定代表审核签字后的赊销申报单后，根据审批意见并与客户意见达成一致的情况下签订销售合同。销售合同的要素必须齐全而且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特别是付款形式、账期和延期付款的具体违约责任都应清楚、准确，最好是能够采用统一的合同范本。另外，销售部门还要将合同影印几份，经有关部门或人员与原件核对无误后分别交信用管理部门、财务部门，以利于其对销售合同的执行、跟踪、检查起监督和预警作用。

3.建立应收账款清收责任制。企业要针对应收账款管理中经常出现的状况，以制度的形式将债权责任明确下来，以规范有关人员的行为。主要内容应包括：（1）明确划分责任范围，对公司全部的客户的欠款尽可能地落实到个人；（2）明确规定在应收账款未完全收回之前，责任人不得调离企业；（3）明确规定各人的职权范围，对超限额赊销或未经审批赊销的应予以处罚，并承担由此而产生的后果；（4）明确规定隐瞒、变更应收账款事项应负的各种责任；（5）明确规定由于信用部门人员徇私舞弊，调查不实而产生坏账应负的责任；（6）明确规定责任的监督部门，防止责任管理流于形式。当然，对于企业内部管理来说，责、权、利是不可分的，应收账款的清收与责任人的经济利益要挂钩，目标要具体、奖罚要有力，要制订严格的资金回笼考核制度，以实际收到货款数作为赊销申报人的考核目标，这样就可使销售人员明确风险意识，加强货款的回收。

4.做好应收账款日常管理，加强催收力度。首先，企业财务部门应按赊销客户名称进行明细核算，定期统计客户的赊销金额、账龄及增减变动情况，信用部门也要经常计算账款回收期、账龄结构、逾期账款率、坏账率等指标，并将结果反馈给企业主管领导，为评估、调整客户的信用等级、信用政策提供依据，同时也能了解赊销总情况。其次，企业财务部门应定期向客户寄送对账单，对账单应由双方供销当事人和财务人员确认无误并签章，作为有效的对账依据，如发生差错应及时处理。对于逾期拖欠的应收账款应编制账龄分析表进行账龄分析，并加紧催收，因为账款最忌讳不及时追讨，据美国收账者协会统计，超过半年的账款回收成功率为57.8%，超过1年的账款回收成功率为26.6%，超过2年的账款只有13.6%可以收回。最后，信用管理部门在账龄分析表的基础上，经过追踪、核查，进一步将逾期应收账款按风险程度分为A，B、C三类。把属于客户有能力偿还，但恶意拖欠不还的划分为A类；因决策失误、经营管理不善等临时性经营困难，但产品有前景而不能及时偿还的划为B类；因天灾人祸、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而导致经营极度困难且扭亏为盈无望的划归为C类。对于不同类别的应收账款应采取不同的策略进行催收。对于A类拖欠，应及时采取包括法律手段在内的策略，如借助有权威的第三者进行调解，由仲裁机关仲裁解决等；对于B类拖欠，可以采取物资串换、以物抵债、债转股或要求客户采取一定的补救措施，如重新签订协议可适当延长还款期限但须加收一定的逾期补偿等，协助客户渡过难关；对于C类拖欠，是延期还是让利给对方，宁可少收一点而尽早回笼资金，了结该笔欠款，须经有关部门或主管领导权衡再作处理。在催收账款过程中，还需注意收账技巧，切勿因急功近利而丧失一批好的客户。

5.严格按会计制度办事，建立坏账准备金制度。财务人员应严格按《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要求对应收账款进行及时清算、对账等工作，工作岗位设置中也要注意不相容职务的分离，如记录主营业务收入账簿和应收账款账簿的人员不得开具发票、经手现金，以形成内部牵制，达到控制的目的。对于发票，也要定期与销售部门的销货清单和有关科目的金额进行核对，以防账外债权的出现。当然，不管企业采用怎样严格的信用政策，只要存在着商业信用行为，坏账损失的发生总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企业应遵循谨慎性原则，建立坏账准备金制度，采用应收账款余额百分比法或其它的方法计提坏账准备金。

四、对于建立企业信用信息管理体系的一点想法

有人说，“三角债”是一种在某些企业间所形成的“多米诺骨牌”，如果每个企业都能在交易中恪守信用的话，还会有这种现象的出现吗+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生命，是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一个必具要素，有着真金白银殷的经济价值。因此，必须建立企业信用信息管理体系，用以规范和监督企业的行为。

所谓信用，它是一种买卖双方之间不须立即付款或财产担保而进行经济价值交换的制度，也有人将其进一步解释为是—种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能力，不用立即付款就可以获得资金、物资和服务的能力；而征信指的是对他人的信用情况进行系统的调查和评估，作为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征信业对完善市场体系、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从发达国家征信制度过程看，征信制度的形成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欧洲为代表的以政府和中央银行为主导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其信用信息服务机构是被作为中央银行的一个部门建立，而不是由私人部门发起设立，而且各商业银行需要依法向信用信息局提供相关信用信息，中央银行承担主要的监管职能；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完全依靠市场经济的法则和运作机制，靠行业的自我管理形成具体的运作细则，政府仅负责提供立法支持和监管信用管理体系的运转，在这种运作模式中，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美国的信用中介机构都是由私人部门所有。笔者认为，要在我国建立企业信用信息管理体系，必须以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力量为主，民间组织力量为辅，综合运用行政、法律和商业化的手段，借助于先进的技术信息，逐步收集处理分散在工商、税务、银行、质监等不同部门的企业经营行为的记录，建立覆盖全国的网络化的企业信用信息管理数据库。因为现在许多信息相对封闭和分散于各个机构中，使信用信息缺乏透明度，而我国是一个中央高度集权的国家，只有以政府的权力作基础，只有政府出面，才能进行跨部门的协调和征集工作。目前，中央银行和中国质量技术监督局已联网对企业的开户情况进行管理，对于每个开户企业都设置了唯一的企业识别码 ，申请编码的时候需有税务登记证等其他证件-，我想可以此为基础，再通过国家通过行政手段综合其他部门的有关信息，达到各部门资源共享的目的。对于这个企业信用管理数据库，任何企业都可以付费在网上查询，使得企业在进行客户资信调查的时候，可以方便、快捷地取得所需的信息。一旦企业有什么失信行为，可以在网上进行投诉，经有关部门查实予以公布，并根据情节严重性给予“判刑”，即将企业名称及不良行为记录锁定在“黑名单”中，同时限制企业诸如投资、股权变更等行为，等到达一定年限后才予以解除限制，但有过的失信行为将永久保存，让这些失信企业在商业圈中寸步难行，同时也要给予信用等级高的企业以褒奖，例如可以给予他们在发行股票、债券上的优先权利或较为优惠的贷款利率等，但是企业信用信息管理体系的建立离不开法律的保护，必须严格执行相关法规，规范有关政府部门、银行、工商的行为，对故意造成信息不实的行为作出相应的处罚，保证企业信用信息库的真实性、严肃性，从而逐步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一种良好的信用环境，使应收账款真正成为市场经济中商品交易的润滑剂。

⑹ 我觉得21世纪的中国最高法立法水平也就跟元朝时期日本幕府差不多呢

中国最高法院是依照《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审判机关，负责审理各类案件，制定司法解释，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并依照法律确定的职责范围，管理全国法院的司法行政工作。根据《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及相关法律，作为国家最高审判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下列案件：一、审理法律规定由它管辖的和它认为应当由自己审判的第一审案件；二、审理对高级人民法院、专门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上诉、抗诉、申请再审与申诉案件；三、审理最高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抗诉案件；四、核准本院判决以外的死刑案件；五、依法审理国家赔偿案件，决定国家赔偿；六、核准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案件。除审判案件外，最高人民法院还负责统一管理、统一协调全国法院的执行工作。目前，每年全国法院受理大量申请强制执行案件。这些案件主要由地方人民法院执行。最高人民法院设立执行局，负责这项工作的管理、监督、协调。永仁五年（1279）镰仓幕府出于救济御家人的目的而发布的法令。??当时由于蒙古袭来时军费以及战备所需的费用负担过重，家族继承导致领地分割不断细化，与京都文化接触过多以致生活日益奢侈化，社会货币经济的普及化以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日渐窘迫等一系列原因，御家人逐渐穷困的生活已经威胁到了幕府维持的根基。幕府因而不得不推出德政令以救济御家人。然而德政令的发布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御家人困苦的原因，反而引起了社会经济的混乱，不久德政令便被迫取消了。

⑺ 关于“应收账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毕业论文答辩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一、 建立应收账款的预警管理，做到应收账款的事前控制。 应收账款积累过多，会影响企业财务状况和正常经营，单纯的事后催收和控制远不能解决问题，不能清除应收账款对企业各方面的消极影响，同时催收和控制本身也给企业带来诸如费用增加、市场丧失、内部失衡等新的麻烦，这就敦促企业要创新思维，建立预警管理，把目光投向事前控制。 1.制定合理的信用政策 目前在建筑行业中，施工企业处于弱势地位，要有效保护施工企业利益，必须制订切实可行的信用政策。 （1）制定信用标准，谨慎承揽工程。 企业应以信用评估机构、证券交易所、银行、财税部门、消费者协会、工商管理部门等保存的有关原始记录和财务报告等资料为依据，经过加工整理而获得客户的信用资料，在此基础上，根据对客户信用资料的分析，确定评价信用优劣的数量标准，以一组具有代表性、能够说明付款能力和财务状况的若干比率作为信用风险指标，根据数年中最差年度的情况，分别找出信用好和信用差两类顾客的上述比率的平均值，依此作为比较其他客户的信用标准，再利用客户公布的财务报表数据，测算拒付风险系数的能力，然后结合企业承担违约风险及市场竞争需要，具体划分客户的信用等级。 （2）评价客户资信程度 企业在设定某一客户的信用标准时，往往先评价其赖账的可能性，最常见的评价方法是“5C”系统，它代表了信用风险的判断因素。品质（Character）：是评价客户信用的首要因素，是客户履行偿还债务的态度，这主要通过了解客户以往的付款履约记录进行评价。能力 （Capacity）：是客户偿还债务的能力，它主要取决于客户的资产，特别是流动资产的数量、质量及其与流动负债的比率关系。资本（Capital）： 是客户的财务实力和财务状况，表明客户可能偿还债务的背景，是客户偿付债务的最终保证。担保（Collateral）：是客户提供作为授信安全保证的资产。当企业对客户的底细未了解清楚时，客户提供的担保越充足，信用安全保障就越大。条件（Condition）：是指可能影响客户偿债能力的各种经济环境，它反映了客户偿债的应变能力。 当然在进行客户资信评级时会有以下方面的问题：1.数据的取得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2.数据的真实性有时难以控制；3.如何分配指标的权重。对规模比较小，欠款不大的企业通常采用5C评估法，对企业规模大，欠款大的企业采用特征分析法。 该模型把企业信用特征分成三组指标，共18项。第一组是客户自身特征，反映客户表面化的客观现象，包括6项指标：表面印象、组织管理、产品和市场、市场竞争性、经营状况、发展前景。第二组是客户优先性特征，指企业在挑选客户时需要优先考虑的因素，体现与该客户交易的价值，包括6项指标：交易利润率、对产品的要求、对市场吸引力的影响、对市场竞争力的影响、担保条件、可替代性。第三组是信用及财务特征，主要指能够直接反映客户信用状况和财务状况的因素，包括6项指标：付款记录、银行信用、获利能力、资产负债表评估、偿债能力、资本总额。这三组指标中，财务信息是最难取得的，尤其是小规模企业，财务本身就不健全。 （3）建立客户档案 在确定客户信用等级和对客户进行信用评价的基础上，为每一个客户建立一个信用档案，详细记录其有关资料。企业通常应事先决定档案的有关内容，以便信用控制人员的资料搜集是完整的而不是随机的。客户档案的主要内容一般包括：客户与企业有关的往来情况以及客户的付款记录；客户的基本情况，如客户所有的银行往来账户、客户的所有不动产资料以及不动产抵押状况，客户所有的动产资料、客户的其他投资、转投资等资料；客户的资信情况，如反映客户偿债能力、获利能力及营运能力的主要财务指标，反映客户即期及延期付款情况，客户的实际经营情况及发展趋势信息等。 3.慎重承揽工程，防止拖欠工程款的形成。 施工企业应深入调查建设单位的资信状况， 掌握其信誉度和资金到位情况，争取做到信誉低的工程不揽，资金不落实的工程不揽，巨额垫资的工程不揽，防止工程一到手就形成拖欠款。这一点说起来简单，特别是在建筑业市场任务不足的情况下做起来更难。实际情况是很多施工企业为能承接到工程，很少有施工企业敢跟甲方提要求、讲价钱。施工企业在这个失衡的市场上处于越来越被动的地位。但是，要扭转这种不利局面绝不能靠一味地、无条件地牺牲企业的利益，使一些合法经营的企业成为不正当竞争的牺牲品。国家要通过立法进行宏观调控，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建筑业市场，让那些实力雄厚、技术先进、合法经营的施工企业的腰板挺起来，理直气壮地跟甲方谈条件，建造精良的建筑产品，同时获取应有的报酬。在这个公平的市场上，作为施工企业，应该把人力、财力、精力从“公关”转向增强企业实力，提高施工技术，完善企业管理，让实力说话，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 二、加强应收账款的日常管理 1.合理分工，明确职责。 企业只有建立分工明确、配合协调的应收账款内部管理机制，才能有效地降低不必要的应收账款占用，避免坏账损失的发生，同时也可以有效地防止业务处理过程中的舞弊和差错，避免或及时发现不法分子截留、贪污企业工程款的行为，减少应收账款风险，企业的应收账款涉及到工程项目经理部、工程部、市场部、财务部、审计监督部等部门，企业必须将与应收账款相关的有关职责落实到各个部门和人员。 2.对承接垫资工程的授权和控制 垫资工程虽然可以扩大企业的市场份额，但也同时增加了潜在的风险。因此，对于垫资工程，财务部门应对客户的信用进行调查，经领导或有关部门的授权批准，将垫资工程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 3.建立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制度，及时进行垫资工程的账务处理。 无论企业采取怎样严格的信用政策，只要存在着商业信用行为，坏账损失的发生总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企业应遵循谨慎性原则，对坏账损失的可能性预先进行估计，建立弥补坏账准备金制度，即提取坏账准备。 4.落实责任制 对工程项目经理部考核要根据资金时间价值、赔偿能力等，实行谁经手、谁负责、谁回笼、谁得益，将回收、责任、期限落实到人，辅以考核挂钩，奖惩兑现的手段，充分调动工程项目经理部收款的积极性。 5.加强收账管理 （1）实行全面监督。通过账龄分析、平均收账期分析、收现率分析等判断客户是否存在账款拖欠问题，从而估计潜在的风险损失，正确地估量应收账款价格，以便及时发现问题，提前采取对策。 （2）确定合理的收账程序。就是要促使客户愿意偿还货款和施加适当压力。即以合乎性、理、法的方法收回账款。对逾期较短的客户，不便过多地打扰，以电话或信函通知即可；对不能按时履行合同的客户，可措辞婉转地写信催收；对已结算工程，逾期很长的客户，应频繁地进行催收；对故意不还或上述方法无效的客户则应提请有关部门仲裁或诉诸法律。 三、建立信用报告制度 企业应定期召开不同层次的信用报告会议，相互沟通，以便及时掌握情况，将信用风险减至最低。 信用报告会议可分为信用控制部门内部会议，其中心议题可以是：信用控制部门的运作情况，过去的工作绩效和未来的工作规划，时间一般为两周一次；信用控制单位和业务部门的联席会议，其中心议题可以是：对主要客户的信用风险以及目前危险客户进行分析和评价，逾期账款和超过信用额度销售账户分析，未来市场展望以及新客户的财务资料等，时间一般为两个月一次；最高财务主管或管理当局会议，其中心议题可以是：报告目前信用控制的运作情况，以及所遇到的困难和信用风险预测，企业信用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及改进措施等，时间一般为每月一次。 四、实行资金融通，加速应收账款的变现。 企业为尽早回笼资金，将未到期的应收账款向银行或其他融资公司抵借或让售。 1.应收账款的抵借。即应收账款的所有者以应收账款作为抵押，在规定的期限取得一定额度借款的资金融通方式。具体分为： （1）一般性抵借：即不指定具体条件的抵押贷款，当旧账结清后，新账继续充当抵借。 （2）特定抵借：即指定某一项或数项应收账款作为抵押，随着这些账款的收回，抵押关系自行消除。 应收账款抵借的方式，金融机构拥有应收账款的债权和追索权，因此，此方式受到金融机构的普遍认可。 2.应收账款让售。即企业将应收账款出让给专门收购应收账款为业的金融公司，从而取得资金的资金融通方式。具体操作为：企业在发货前，向金融公司申请贷款，金融公司根据客户的信用等级按应收账款净额的一定比例收取手续费，从预给让售方的款项中抵扣。客户到期的应收账款，直接支付给融通公司，同时承担坏账风险。应收账款让售方式，由于融通公司要对客户进行资信调查，无形中为企业提供了专业咨询。且融通公司信息灵活、专业化程度高，有利于坏账的收回。另外，企业不需要承担“或有负债”的责任。因此，此方式对企业而言是较好的一种融通方式。 五、开展债务重组，盘活资金。 有时，客户会出现资金周转困难或经营陷入困境，致使发生财务困难，在此情况下，如果企业对客户采取立即求偿的措施，有可能对客户造成较大的困难，使客户永久无法摆脱债务，企业遭受坏账损失，特别是对于双方有长期合作关系的客户，企业的损失将更大。因此，当客户发生暂时财务困难时，双方应寻求重组方式来清偿债务，如以应收账款换股权，以应收账款置换企业有用的资产等。 总之，只要企业采用有效的措施，应收账款的信用风险是可以防范的，也只有进行了科学的防范，才可使施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既扩大市场，增加盈利，又能使应收账款风险尽可能地降到最低，从而使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⑻ 我国举证制度是怎么规定的

一、《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此规定既然适用于民事诉讼的全部过程，那么当事人不仅在审判过程中，负有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的义务，在执行程序中同样负有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的义务，即执行举证义务。《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采取本法第二百二十一条、第二百二十二条、第二百二十三条之规定的执行措施后，被执行人仍不能偿还债务的，应当继续履行义务。债权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财产的，可以随时请求人民法院执行。”该条规定中，债权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财产，随时请求人民法院执行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申请执行人向人民法院举证被执行人履行能力的过程。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二十八条规定：“申请执行人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供其所了解的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及线索，被执行人必须如实向人民法院报告其财产状况。”该条规定进一步明确了申请人向人民法院举证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及财产线索和被执行人向人民法院举证自己的履行能力是一项必须履行的义务。

三《若干规定》规定以下几种执行程序中的举证形式：1、关于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时的举证责任。《若干规定》第20条规定：“申请执行时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下列文件和证件：申请执行文书；生效法律文书副本；申请执行人的身份证明；继承人或权利承受人申请执行的，应当提交继承或承受权利的证明文件；其他应当提交的文件或证件。”也就是说，债权人申请执行时，应当就其主体适格、执行依据合法有效等承担举证责任，否则根据该规定第18条的精神，法院将不予立案执行。2、关于申请执行人在执行过程中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状况或线索的举证责任。《若干规定》第28条规定，申请执行人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供其所了解的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或线索。3、关于被执行人提供财产状况时的举证责任。《若干规定》第28条规定，被执行人必须如实向人民法院报告其财产状况。4关于案外人提出异议时的举证责任。《若干规定》第70条规定，案外人异议一般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并提供相应的证据。

⑼ 我国国家赔偿法的立法宗旨是

国家赔偿法的立法宗旨是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法律分析
如果流量远远低于保证精确度的最小流量，将导致无输出（如涡街流量计）或输出信号被当作小信号予以切除（如差压式流量计），这对供方来说都是不利的，有失公正。为了防止效益的流失，对于一套具体的热能计量设备，供需双方往往根据流量测量范围和能够达到的范围度，约定某一流量值为“约定下限流量”，而且约定若实际流量小于该约定值，按照下限收费流量收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可以根据需要设置计量检定机构，或者授权其他单位的计量检定机构，执行强制检定和其他检定、测试任务。执行前款规定的检定、测试任务的人员，必须经考核合格。这一功能通常在流量显示仪表中实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根据本地区的需要，建立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经上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主持考核合格后使用。企业、事业单位根据需要，可以建立本单位使用的计量标准器具，其各项最高计量标准器具经有关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主持考核合格后使用。计量检定工作应当按照经济合理的原则，就地就近进行。计量检定必须按照国家计量检定系统表进行。国家计量检定系统表由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制定。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一条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法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照本法及时履行赔偿义务。

⑽ 老赖因拒执罪坐牢出狱后如果不还钱，法院可不可以再一次送他进监狱

众所周知，老赖拒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涉嫌构成拒执罪，应当受到刑事处罚。那么，当老赖刑满释放后，仍不履行生效判决的，还能再次把他关进监狱吗？我来简单介绍一下。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债权人获得胜诉的生效判决后，如果债务人在规定的履行期限内拒绝履行的，当履行期限届满以后，债权人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如果法院开始强制执行后，债务人在明明具有履行能力的情况下，通过转移资产、隐瞒资产等各种恶性行为，拒绝履行债务的，那么涉嫌构成拒执罪，应当受到刑事处罚。

那么，当债务人被判刑罚关进大牢后，是否意味着他坐完牢后就不用继续履行偿债义务了呢？如果他刑满释放后仍不履行债务的，还能把他再次定罪量刑呢？就像曾经红极一时的教科书式老赖黄淑芬，她曾经嚣张跋扈地大放厥词：“法院判我几年都无所谓，最起码我坐完牢了就不用还钱了。”
那么
真的就像黄淑芬说的那样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首先，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是并存关系，并不是替代关系，并不是说承担了刑事责任，就不用承担刑事责任了。所以，坐完牢后，该还的钱还是得还。其次，当老赖刑满释放后仍拒不还钱的，那么构成新的拒执罪，是新的犯罪行为，并不能和之前已受处罚的拒执行为划等号。因此，对老赖当然可以再次处罚，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的法律原则。

因此，那些妄图通过坐一次牢就能不还钱的老赖，无异于痴心妄想。

如果老赖因拒执罪坐牢，出狱后仍然没有偿还欠款，这种情况下能否再次以拒执罪入刑，我认为应该从两方面看待。

一、不能再次以拒执罪判刑的情形

很显然，一罪不二罚，这是我们的共识，也是法律明确的。一个人不能因为一件事受到2次法律的制裁。如果老赖出狱后，仅仅是因为没钱，没有履行能力，并没有其他的违法情节，那是不构成拒执罪的。现在，到法院起诉时，都会有风险告知书，其中就有可能无法执行的风险提示。因为被执行人确实没有履行能力，这种情况是不会构成拒执罪的。

二、可以再次以拒执罪判刑的情形

如果老赖出狱后，不但不积极筹款还钱或者与申请人协商还钱，而是，继续玩失踪，并且有隐瞒、转移财产的行为，很显然他的这种行为是有违反了拒执罪的，这属于是新的犯罪，依然是可以进行刑事处罚的。对于这种人，就是要用法律来制裁他，达到震慑的作用，维护法律的尊严，更是保护守法者的权益不受侵害。

当然，作为申请人，我们要尽可能收集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发现对方有转移、隐匿财产的行为要及时取证并联系执行法官，以便今后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作为一名曾经在执行条线奋战多年的一线“司法民工”，可以告诉您，如果仅仅查阅《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条文，而不加以详细分析，很难得出另人信服的答案。我尝试着来回答，不当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正式回答之前， 首先抛砖引玉：在本题描述的情形下，“可以”再次送他进监狱，但不是“一定”！

一、什么是“拒执罪”？ 这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根据《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拒执罪”的罪名全称为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具体指 “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从上述刑法条文中，我们提取了一个关键语句，即 “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 ”，这也厘清了一个平常很多人存在的误区， 并不是说所有被执行人只要不还钱，就会构成“拒执罪”，而是剔除必要生活所需的费用或物品外，有还钱能力而拒绝还钱的，情节严重的，才会构成“拒执罪”。

由于，该条文描述的罪行相对较为简略，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难以把握，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该条作出了立法解释，该立法解释又被 2015年7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所概括承受。

在这里，我们只要看后者的规定即可。关于对 “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 的解释，在该司法解释的第一条和第二条，我们接着往下看。

第一条 被执行人、协助执行义务人、担保人等负有执行义务的人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规定，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处罚。

第二条 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有能力执行而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中规定的“其他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 (一) 具有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财产情况、违反人民法院限制高消费及有关消费令等拒不执行行为，经采取罚款或者拘留等强制措施后仍拒不执行的 。(二) 伪造、毁灭有关被执行人履行能力的重要证据，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他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妨碍人民法院查明被执行人财产情况，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三) 拒不交付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财物、票证或者拒不迁出房屋、退出土地，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四) 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五)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执行人员进入执行现场或者聚众哄闹、冲击执行现场，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 (六) 对执行人员进行侮辱、围攻、扣押、殴打，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 (七) 毁损、抢夺执行案件材料、执行公务车辆和其他执行器械、执行人员服装以及执行公务证件，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 (八) 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致使债权人遭受重大损失的。

符合上述规定的行为，皆被认定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 从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所谓的“拒执罪”，虽然在刑法中只有一个条文，但实际上其囊括的罪行范围非常广，之所以把这些行为都归类于“拒执罪”，是因为上述行为都侵害了同一种法益，即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的权威性。

二、问题中情形是否再次构成“拒执罪”？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我们已经可以清晰了解到“拒执罪”所囊括的罪行比较多，问题中的情形能否再次构成“拒执罪”， 关键不是看所对应的民事执行案件是否为同一个案件，而是看在对应的民事执行案件中，被执行人到底有无新的符合“拒执罪”的罪行！ 分为以下几类情形： 1、 如果没有新的罪行，那么根据刑法“一事不再罚”原则，不应再对被执行人给予刑事处罚，比方说被执行人转移隐匿100万存款被判刑，服刑后仍不交出100万存款，属于同一罪行，不应该再次受到刑事处罚； 2、 如果被执行人有新的罪行，分两种情况讨论： 第一， 新的罪行与之前的罪行属于不同种类的，比如之前的罪行属于司法解释第一条，而后一种罪行属于第二条中的某款，举个例子被执行人转移隐匿100万存款被判刑，服刑后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执行人员进入执行现场或者聚众哄闹、冲击执行现场，两类罪行明显不一致，理所当然可以再次判处其拒执罪； 第二， 这种情况比较复杂，新的罪行与之前的罪行属于同一种类的，比如说被执行人之前隐匿转移100万存款拒不执行而被判决，服刑后被执行人再次转移了另外100万元拒不执行，这种情况该如何认定？我个人认为，虽然前后两类行为属于同一种类的罪行，但被执行人的后一类行为仍然损害了法益，并未被前面的判决所评价，仍然可以认定为拒执罪，举个也许并不恰当的例子：A刺伤了B，造成B重伤，被判决故意伤害罪，出狱后再次刺伤B，哪怕刺入口、伤情等级完全一致，仍然可以对A再次判处故意伤害罪。

其实，整治老赖的办法有很多的，因为拒执罪只是其中的办法之一，看上去是最严厉的处罚却不一定是最有效的处罚。

对于老赖，应该想办法让他们出钱还债，这里面有个前提是，有钱但不愿意还债的，这与没钱无法执行的还不是一回事。

坐牢只是一种处罚办法，不等于坐牢了就可以不还钱了，这两个处罚一个是刑事责任，一个是民事赔偿，不能互相抵消，都要履行的。

除了坐牢，对付老赖还有三个办法：

1、黑名单，航空，高铁，甚至铁路，列入黑名单，就是你有钱也无法买到机票火车票，想出国，别想了，想出差自己开车吧，这个办法是非常有效果的。

2、列入征信，老赖违反 社会 诚信，列入征信，那么以后贷款，可能不大了，与别人谈合同，人家一看有前科，还是算了吧。

3、媒介宣传，第一是手机彩铃，我欠钱不还，我是老赖，一打电话就是这个彩铃，有点意思，再就是报纸，新媒体的通报，人人尽职，脸就丢大了。

除了以上的措施，还有可以强制执行，现在很多财产，包括动产不动产都是透明的，想转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可以依法强制执行，牵着不走打着走，何苦呢？

首先明确的说是不可以的

我国法律中明确规定一罪不二罚。当一个老赖在因为拒绝执行法院判决后，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那么当他出狱的时候，法院无权在对他进行拒执罪第二次判罚。

我国刑法第10条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罪，依照本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虽然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本法追究，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

这条规定，既包括我国公民在国内犯罪后的判决处理也包括我国公民在域外犯罪的情况在内。从规定中对外方面而言，表明了我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其法律具有独立性，外国的审理和判决对我国没有约束力。

但是，从实际情况及国际合作角度出发，为了使被告人免受过重的双重处罚，又规定对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犯罪人，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这样既维护了我国的国家主权，又从人道主义出发对被告人的具体情况做了实事求是的考虑，充分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而对于国内的罪犯，由于他们已经因为某个罪名被处罚，那么他们无论是有期徒刑或其它的结果也好都意味着他们不能够再次被法院进行判决了。

近年来，国内不断有“老赖”的情况发生，一些地方法院与政府合作将“老赖”们在各种公共区域、媒体等进行曝光，对“老赖”实施了有利的打击，在舆论的压迫下很多“老赖”选择了交钱了事。但如果没有偿还能力的债务人，就只能自认倒霉了。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国际法律事务部主任 封跃平律师

咨询热线：4001-666-001

明确回答，不可以

题主的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很挺深刻的问到了一条法律原则，即一事不二罚原则。有一条法律格言叫“任何人不因同一犯罪再度受罚”。题主问老赖因为拒绝执行判决、裁定罪而入狱，出狱后如果继续还不上钱，是不会重复受到刑罚的。

比如说，某老赖故意隐瞒、转移自己的房产，导致判决无法执行，因而被判入狱。牢里蹲了几年后，一般是一两年，光荣出狱。如果出狱后以前欠的钱仍然没还上，那就继续追着他执行，但不会刑事处罚了。

但是，如果老赖出狱后，又开始转移财产、逃避执行，则是新的犯罪行为，侦查机关对该行为可以酌情处罚，而且还是累犯，重罚，但实践中，此种情况较少出现，因为老赖第一次坐牢的原因往往就是有财产却转移、隐瞒，这时候可不要小看法院执行局大哥哥们的执行力，老赖怎么转移出去的，他们会查清楚，一般都会执行到位，不会给老赖第二次机会赖账。

看了一部分人回答，答案有不可以，可以二中，对于他们的回答是否正确，不进行评判，因为可能是他们没有把题目搞清楚。笼统看题目，那法院不会再次以这个罪名对拒不执行者进行判决，这个回答是正确的。为了将这个问题回答清楚，我将题目细化为，题目A，老赖因为拒不执行被刑事判决，出狱后，没有经济能力偿还，或者仅有一点偿还能力，而没有偿还，是否再次构成拒不执行罪？题目B,老赖因为拒不执行被法院刑事判决（这次因为将三百五十万转给他人拒不偿还法院的判决），出狱后，将自己煤矿的股份（隐藏的股份）转让他人得款二千万，将这二千万款存在其亲属的名下，供自己消费，现在购买别墅600万，豪车二辆200万。法院判决他应该偿还借款一千五百万，出狱后依然拒不偿还，是否再次构成犯罪。根据我的理解，题目是要他问的属于第二种情况，就是老赖B出狱后，再次转移财产情节严重，是否构成犯罪。

好多人认为老赖B不会构成犯罪，理由就是一罪不再二罚，禁止重复评价。观点就是一个行为刑事处罚一次，不得重复处罚，不得二次审理判决处罚。这样的观点对于老赖A是正确的。如果出现老赖B呢，如何判断？这个老赖出狱后的行为是否又是一次犯罪呢？记得现在问老赖出狱后第二次转移巨额财产是否应当受到刑法的惩罚，对于第一次拒不执行行为判刑后，是否可以对他第二次拒不执行且转移财产的行为进行惩罚。

为了说明问题，这里举一个案例，甲五年前故意伤害乙，被判处二年， 出来后又再次故意伤害乙，致轻伤，是否构成故意伤害罪呢？。再举一个案例，甲五年前强奸乙，判刑出狱后再一次强奸乙，是否构成强奸罪？

现在回答题主的问题，对于老赖A,他的行为经过判决，出狱后也没有新的涉嫌犯罪行为，故不可能再次被法院以拒不执行罪判决。所以大部分回答者将题主的意思理解为题目中老赖A，根据我的分析，题主的意思是题目二，老赖B，实践中遇到老赖B咋办。

关键在于回答老赖B,对于老赖B,是否符合构成拒不执行裁判罪，首先要判断B出狱后的行为是否符合犯罪的构成要件。1,主观上，故意转移财产，不执行法院的判决。2，客观上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将自己煤矿出卖的款二千万转移，供自己消费。3，客体侵犯了法院正常对案件的执行秩序，侵犯了申请人的财产权利。主体，被执行人，有刑事责任能力人B。

我的观点相当明确，老赖B构成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后一次犯罪与前一次犯罪是独立的二次犯罪，是二次犯罪行为，不能说前面处罚一次，而对后面的犯罪不进行处罚。另外有一种观点就是构不成犯罪，理由就是法院执行的判决书是一个字号，这个字号的判决书因为被告不执行已经被判决了，不能够再次以这个判决书判决被告拒不执行罪，我的理由就是后面这次犯罪是一种独立的行为，只要符合犯罪的构成要件，就应该惩罚，与法院判决书的字号没有关系，与前面犯罪已经惩罚没有关系（累犯排除）。当然这种出狱后再次转移财产的行为在执行中会遇到，是否在实践中再次判决构成犯罪，本地在审判实际中现在没有看过。这种行为是否应当受到刑罚的惩罚？值得探讨。以上仅仅是个人观点，可能不正确，欢迎纠错，欢迎交流，欢迎指教。上面的老赖B就是客观存在的一个案例，现在已经将三百五十万转移。假如判刑出来后，煤矿的股权价值大约三千万也可能转移，但是绝不偿还借款一千五百万。

今天2018年3月26日看到一条新闻，法院以拒不执行裁判罪将一被执行人判刑十个月后，该被执行人服刑满后，继续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并且高消费，购买车辆，法院又以拒不执行裁判罪再一次刑事立案，审判实践验证了我的观点是正确的，同时也明确无误的告诉那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