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林法学派

❶ 社会法学派的说法

法国A.孔德在西方法学著作中，常被认为是早期社会学法学的创始人。社会学法学的早期代表英国社会学家H.斯宾塞认为社会和国家如同自然界生物一样，是一个有机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生存竞争和强存弱汰；法的任务只在于维护个人自由；每个人只要不妨害他人的同样自由，就可以从事他所愿意从事的任何活动。奥地利社会学家L.贡普洛维奇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种族斗争；国家起源于较强的原始民族对较弱的原始民族的征服；法是社会中统治集团通过国家权力对被统治集团进行统治的工具；法的原则不是平等而是不平等。法国社会学家G.塔尔德和美国社会学家L.F.沃德等人则被认为是早期社会学法学中的心理学法学派创始人。19世纪末新功利主义法学的主要代表德国法学家R.von耶林和新黑格尔法学首创人J.柯勒，也被认为是早期社会法学派的首创人。耶林认为“法律是国家通过外部强制手段而加以保护的社会生活条件的总和”。20世纪社会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奥地利法学家E.埃利希、德国社会学家M.韦贝尔、法学家H.坎托罗维奇和美国法学家R.庞德等。与早期社会学法学家的主要区别是：他们不仅认为法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特别强调法的社会作用和效果；他们不是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而是强调社会利益和社会调和；他们不是仅从人种学、生物学或心理学一个角度，而是综合各门学科解释法律现象。·····

❷ 鲁道夫·冯·耶林的介绍

道夫‧冯‧耶林（Rudolf von Jhering），出生于1818年德国北部奥瑞希小镇。先后在海德堡、哥廷根、慕尼黑等大学接受法律教育，最后在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844年在柏林大学教授罗马法。新功利主义（目的）法学派的创始人，1892年逝世。

❸ 耶林认为法律是什么

他认为：从最广义的角度看，法律乃是国家通过外部强制手段而加以保护的社会生活条件的综合。因此，它包括三个关键性的要素：对于强制力的依赖、规则和目的（或者社会生活条件）。

强制力：法律由带有强制力的社会制定的规范所构成。因为国家在社会中是唯一的强制力拥有者，所以它是法律的唯一的来源。其它的有权制定自己的法律的组织，如教会，其权利的获得或者是通过国家的明文授权，或者是通过国家的默许。将法律与伦理和道德区分开的标准在于，对它的承认和实现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达到的。通过主张国际法和公法中涉及统治者义务的部分，都是包含作为本质要素的强制力的法律，唯一的区别在于这些例子中的强制组织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阻碍，耶林将其法律强制力的观点与它们谐调一致了。

规则：就像强制力是法律的外在方面一样，规则是其内在的因素，它是人类行为之抽象的命令。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实践类型的命题，因为它是对人类行为的指引。因此，它是一种规则，但是因为它与行为有关，所以它区别于所有其他的规则；因为它的有约束力和强制性特征，它又区别于箴言。在伦理世界秩序中的抽象性命令是社会命令，因为它们的目的的主题是社会。这些命令包括法律、道德和伦理。在法律中，它们由国家定期制定，并由国家权力排他性地予以实现。法律的命令被指向受到强制力管理部分委托的国家机构。因此，像强制力一样，规则是一种完全形式上的要素。

目的：耶林指出，规则和强制力都是形式要素，它们并没有揭示出法律的内容。通过法律的概念，我们获得了由社会中的法律所保护的目的。这一概念是无限多样的，没有一个通用的说法。法律不可能对于所有的时代、所有人的制定出相同的规定，它必须适应人们的情况、他们的文明程度，以及时代的需要。法律的标准并不是真理，真理是绝对的，而目的则是相对的。在所有人当中存在的某种法律原则与真理有相似性，但是将其称为真理就像把人类文明的基本的生活筹划（房子、街道、衣服、火与灯的使用，等等）称作真理一样。它们是确保某种目的实现的经验的产物。科学可以将经受住历史考验的那些制度与只是临时有用的制度区分开，但是经受住考验的制度不过是有不经怀疑而适用的用处而已。

对于耶林来说，法律的存在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即保护社会生活的条件。社会条件既包括物质存在的条件，也包括在一个人的判断中赋予其生活真实价值的善和快乐。对于耶林而言，任何类型和所有可以发现的法律原则都可以简化为对社会生活条件的保护。

社会生活条件或者社会存在的需要，按照对与其相关的法律的态度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1）超法律（extra-legal）；（2）混合法律；（3）纯粹法律。超法律的生活条件属于自然，它们被提供给人们，不论他们是否努力争取。法律与他们无关。混合法律条件是专属于人的，它们包括生命、繁殖、劳动力和贸易的维持，这是与其自我保存、性和攫取的本能相一致的。他们的安全
并不依赖于法律，但是依赖于自然，并且法律只有这三种本能失败的例外情况下才提供援助。纯粹的法律条件是那些完全依赖法律命令的，例如，还债或交税的命令。

耶林认为，通过国家的法律的实现使得个人既追求公共利益，也追求自身的私人利益。因此，通过将某个人的利益与其他人利益的相联系，他使得私人利益成为社会目的的一部分。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调合是通过社会运动的途径达致的。通过自私和利他这两种基本的动机，社会作用于个人。相应地，存在两种社会运动的途径：自我主义的和利他主义的。自我主义的途径包括报酬与强制，利他主义的途径则包括义务和爱的情感。

❹ 法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读后感

法学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或学问？在我国的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双重大跃进的今天，尤有检讨和追问的必要。为什么我们的法学总被人指为“幼稚”？为什么法学上的研究总难与其他学科进行一种实质性的对话与交流？为什么实务人士与法学研究者总是互相鄙视？虽然置身于法学这个圈子，但我仍然不得不颇不情愿地承认，我们的法学确实有太多的理由无法赢得别人的尊重。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迄今为之，我们对于投身于其中的法学本身，仍然缺乏足够清晰和准确的认识。

最广义上说，法学无非是与法律相关的一门学科，但此种界定实际上相当于什么都没说。在现代社会，在各学科存在广泛交叉的今天，与法律相关者实在是数不胜数，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哲学、心理学、政策学甚至是医学，无一不与法律密切相关。固然我们亦可将法社会学、法人类学、法哲学、法心理学、法经济学、法政策学以及法医学统统归于某种广义的法学，但实际上这些交叉学科无不是从其他学科的基本假设出发的，所运用的亦是其他学科固有的方法。似此，若以为法学即限于此，则所谓法学与其他学科的真正界限何在？法学观察法律问题的独特视角何在？法学真正的智慧性何在？法学的专门贡献又何在？实际上，法学如果不能单单限于法解释学（法教义学）的话，至少应当是以其为基本的。换言之，舍上述交叉学科仍可认为有独立法学的存在，但舍法解释学，则将无从发现真正的法学。这是因为，与上述形而上学（哲学）和各事实科学相比，真正能体现法学独特立场和方法的只能是法解释学。法解释学是以承认一定的法秩序为基础的，其独特方法就在于，通过观念（概念）的形成，将原本单纯的价值判断转换为纯粹的形式逻辑问题，从而寻求相对的客观性和合理性。与各事实科学（行为科学）旨在通过观察、试验、统计、模型建构等方法来发现某种客观的规律或趋势，并因而具有证伪性相比，法解释学显然不同。与抽象地探讨存在的本体或获取客观知识的方法的哲学，亦不相同。

不妨从法学史的角度来看。无须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通常认为，现代法学产生于欧洲中世纪后期。其时，法学与神学、医学并称为三大学术，而法学之所以能从神学和哲学中独立出来，实赖于所谓“实证法学派”的兴起。此实证为分析实证，而非社会实证。换言之，即以对特定法秩序下的实在法进行分析注释为其唯一任务。其后虽然过度形式化地发展成了所谓“概念法学”，因此受到随后兴起的“利益法学”、“价值法学”或自由法运动的抨击，但利益法学并非是对概念法学的全盘推翻，而毋宁是对其呈现出来的过于僵化和机械进行的一种适度的调整和纠偏。时至今日，虽然所谓自然法又以新的形式卷土重来，但实证分析法学仍为主流的法律思想。这毋宁是由法律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决定的。

❺ 为权利而斗争的内容简介

耶林一生的思想正如他的作品一样可以分成几个阶段：从历史法学派的捍卫者，到概念法学的追随者，再到利益法学的开拓者。耶林的法学作品中有三部特别引人注目：《罗马法的精神》、《为权利而斗争》和《法律目的论》，虽然它们并不一定称的上耶林最著名的作品，但却标志着耶林不同发展阶段的思想。
《为权利而斗争》是耶林在1872年春天在维也纳那场获得满堂喝彩的告别常说而出现的。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内容上，这部作品都介于《罗马法精神》和此后的《法律目的论》之间。在从概念法学到利益法学之路上，《为权利而斗争》在耶林法律理论发展过程中处于中间位置。该书一经出版，立即被译成英、法、意、俄、日、匈牙利、希腊、荷兰、罗马尼亚、丹麦、捷克、波兰、西班牙、葡萄牙、瑞典等，迄今已有五十多个译本，这部作品获得的国际承认非同一般。
在这本书中耶林指出，所有的权利都面临着被侵犯、被抑制的危险，因为权利人主张的利益常常与否定其利益主张的他人的利益相对抗。所以权利的前提就在于时刻准备着去主张权利，要实现权利，就必须时刻准备着为权利而斗争。耶林在文中雄辩地批评了萨维尼所认为的“法的形成同语言的形成一样，是在无意识之中，自发自然形成的，既无任何角逐，亦无任何斗争”这一观点。耶林的文字提醒我们，不要安稳地沉浸于所谓的“自生自发演进秩序”的幻景之中，而要去靠斗争去争取权利，去呼唤法律，在一个迷雾般的恐惧氛围中，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斗争的行列将是拯救自己从而也拯救他人的唯一途径。“正义女神一手持有衡量权利的天平，另一只手握有为主张权利而准备的宝剑。无天平的宝剑是赤裸裸的暴力，无宝剑的天平则意味着法的软弱可欺。天平与宝剑相互依存，正义女神挥舞宝剑的力量与操作天平的技巧得以均衡之处，恰恰是健全的法律状态之所在。”耶林认为：“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而有意识地制造的”，因此从国家的角度，国家权力应当确实地保障权利的实现，包括为权利创造长远存在的良好环境以及为受损的权利提供有效的救济。
在耶林看来，为权利而斗争不仅仅是主张自己利益的任何一位市民的权利，他同时认为这是旨在为权利而斗争的市民的一项义务。他认为人的生存不应该只是肉体的存在，还必须同时是精神的生存。为为权利而斗争正是通过保护保护自己的权利而保护自己的精神的生存条件。“主张权利是精神上的自我保护的义务，完全放弃权利是精神上的自杀”
耶林对诉讼癖进行了热情的讴歌。在他看来，一个农民为了主张哪怕是一寸土地的所有权而进行烦琐的诉讼，哪怕是得不尝试也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他们诉讼的目的并不在于微不足取的标的物，而是为了主张人格本身及其法感情（法感情是书中多次使用的一个词语，意指权利的心理泉源）这一目的，与这一目的相比，诉讼带来的一切牺牲和劳神对权利人而言，通通无足挂齿——目的补偿了手段。就连夏洛克
也因为喊出了一句“我要法律”而成为一个“力量强大，威风凛凛”的男子汉，就因为“夏洛克主张个人权利急转为涉及到了威尼斯的法律”。
耶林认为，一个人放弃自己的权利，从法律本身的规定来说并无不可。因为权利只是一种选择的自由，当事人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选择是为和平而放弃权利还是为权利而牺牲和平。但如果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考察其社会影响，放弃权利的行为就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当这种行为成为一种社会普遍现象的时候，无疑是对非法行为的纵容和鼓励，法律自身的权威将受到严重的挑战，法律的功能将得不到发挥，社会秩序也就很难得到有力维护了。

❻ 耶林是哪个学派的

《法律中的目的》，《法律：实现目的的手段》，或者将德文直译为《法律中的目的》——这就是耶林给他最后的伟大著作所定的题目。用这个标题，他宣布了一项原则，这项原则如果从来不是无效的——事实上，这项原则持续的运作是他的命题的主旨——，那它也从来没有——或许曾被边沁所维护——被如此明确地阐述过，并且它总是被法律人所遗忘，无论是那些普通法国家的还是那些或多或少继承罗马法的国家的。每一门艺术和科学都必须有其恰当的原则，凭借它它们才能发挥作用，并正当地反对来自外部的无理干涉，无论它是来自平常人的还是不相容的思想领域的。但是，每一特殊领域的工作者都太容易忘记，他们的分支只不过是生命与知识之树的一个分支。任何人类活动从其他人类活动中的彻底分离迟早都将意味着衰退与消亡。或者，换句话说，不同领域的区分是劳动的分工，并且劳动的分工是社会合作的一种形式。迟早每一组劳动者都必须提供出它的工作的描述，并且必须从整个人类中寻求新的权威。法律已经在其中发现自身的隔离在我们的法学院与承当或容纳类似艺术、人文或人文学科的院系之间的分离中是相互对应的。

现在介绍给讲英语的世界的耶林的著作是否是法律哲学，或者他是否有资格被称为哲学家，这是一个留给那些建构了法律哲学之定义——符合他们自己和其他人的要求——的人们的问题。这样一个充分的定义可以在本系列的较早一卷中找到。[2]耶林本人对于他缺乏一般哲学之早期训练表示了遗憾，假装贬低它的近来的学校已经不得不按照他的话来做。但是，如果关于任何课题的最好的思想——并不单纯是技术性的——都可以被称为其哲学，那么毫无疑问耶林是第一流的法律哲学家，是关于法律，德国所造就的自萨维尼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

耶林不仅仅是个法律哲学家。与他的大多数同胞相比，他更为清楚地把握住了法律与其他社会规则模式之间本质的区别，但是，他同时也看到了从其他社会因素中孤立出来的法律研究是不可能富有成效的。他对于法律之实证特征的坚持基本上与奥斯丁的态度是一致的，但是他所关注的是功能的问题，而不是形式定义的问题；并且虽然他一直没有失去与历史方法和精神的联系，但他最终的目标是我们习惯于称为的审查性法理学（censorial jurisprudence），或者说立法的理论。甚至这对他来说只是社会功能之较大理论的一部分。因此，在他的第二卷中，他转而避开法律，并开始进行道德与社会习惯和习俗的考量，甚至屈尊到对于交谈和语言之意义的详细讨论。

耶林的理论对于说英语的国家的法律和社会思想的价值并不少于对他的祖国和欧洲大陆的。但是，它被构建的形式很大程度上是以他的智力环境和他自己的成长过程为条件的，从中终其一生他都在解放自身。英语读者往往倾向于认为，对于可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项他没有必要一再重复，或者以不成比例的时间来处理。这部分地归因于从来不能被令人满意的建构的彻底性，除非基础已被完全检测过；部分地归因于对于细节的强烈兴趣，对它甚至以牺牲形式和体系为代价；但是，很多时候也归因于他对教条提出了抗议的事实，从这一教条中他只有下大力气才能解放自己，并且他从来没有感觉到掌握和压力。

因此，在比较德国的法律发展中采用的不同课程时，对比普通法国家的可能是有价值的。

在英国，王室法院的法律并不是大学研究的对象。我们能够到处追踪到中世纪的逻辑对于法律概念之形成的影响，我们可以到处发现自然法则的参考对于支持以自己方式行事之论证的帮助，但是坦白地说，我们的法律——就其一般意义而言——的大部分仍然是非学术性的。在此，存在着巨大的收益。如果我们丧失了民法研究赋予的方法的优势，我们就保留了旧瓶装新酒的危险，我们就避免了引进了与事实关系不大的学说。王室法院和会所的假设案例讨论会和读会（the Moots and Readings of the Inns）是英美法律人的大学——如果我们想到一般文化，它或许是范围狭小的学校，但是，它也是每时每刻都与实践和生活相接触的学校。或许存在着形式主义、拟制和人为；但是通过这些并且借助这些，人们的需求实现了。耶林的命题或许已经一再被我们自己的法律所阐明了。在许多其他因素模糊不清的发展中，目的是昭然若揭的。对于禁止限制继承的地产权所给出的形式推理是无法令人满意的；而关于发挥作用的目的则是毋庸置疑的。约因学说（the doctrine of consideration）如何被采纳仍然是讨论和研究中的问题，但是非正式协议的可执行性则是对实践需要的一个让步，并且人们或许怀疑，实践的要求在对付约因缺乏时扩展可执行性的拒绝上最为重要。如果我们追问，为什么我们的法院找出《用益法》（the Statute of Uses）的漏洞，真正的答案并不是说一种使用权不能被另一种使用权所产生（这甚至在形式上也不是全部的真相），而是说英国人没有用益和信托就不能生活。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并不是所有的都与普通法相处融洽。它可以开辟新的天地；它仍然可以处于体现了商人法（the Law Merchant）之大部分的十八世纪；但是它不可以否认曾经被接受的。[3]刑法、证据法、不动产法和夫妻法的最为糟糕的部分被不可改变地确定下来了。法律显示它自身与现代生活的需要之不适应越多，它的捍卫者将其视为理性之完美的倾向也就越明显。17世纪对于挽救了英国之自由的形式主义的拖欠的债务，已经被18世纪的自满以高额的代价偿还了。它需要边沁这样的天才来使人们再次认识到，法律是为人制定的，而非人为法律。自从他的时代以来，立法一直足够积极，并且他所抗议的弊病的大部分已经被祛除或缓解了。但是，在法律与共同体的生活之间的脱离所造就的大量不幸仍然存在。不再具有任何实际价值的规则和判别仍然苟延残喘，只要它们曾经存在过。法律仍然是非常深奥的学问。立法改革已经使得它更具适用性，但是并非对门外汉更为清晰，律师与法官时常沉浸在具体案件的细节之中，很少有时间去想想法律存在的更为广泛的目的。公共政策已经被正确地描述成一匹未驯服的野马：但是有些时候实在没有其他的；并且悲哀的是没有受过训练的骑手。

德国法律发展的过程一直是极为不同的。只有最为朦胧的政治统一体，没有共同的立法机关，没有共同的司法体系，只有通过罗马法的继受才在其地方法的发展中保持了完整的多样性。因此，学术性的法律，大学中的法律教学变成了德国的普通法，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本土的和地方的法律，并进一步介入到那些地方法保持沉默的地方。

它所遵循的是，可以发展法律的场阈在于大学而非法院：“精通法律”的人是教授或写作者，而不是法官和律师，前者阶层对它的影响是我们这些在法官立法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人很难理解的。这些情况有着在其他自由研究中维护法律并通过与它们相联系发展法律的优势；但是，它们削弱了它对于实际需要的及时满足，并阻碍了在法律与道德和政治科学的原则之间划出清楚的界线。罗马法律文本大部分是不能适用于现代情况的；但是，它被假设为潜在于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原则中的正确解释可以在它们中被找到。然而，一方面，按照现代用法看来，18世纪的“自然法”或“自然权利”体系主要是一个最终来自于罗马法的原则的一般表述，但是这种将它们与先验理论的结果相适应的渴求中，往往伴随着对文本的篡改和歪曲。18世纪末19世纪初哲学的激变动摇了自然权利学说的基础，学术的和历史的研究的精神——在法律领域萨维尼是最主要的代表——坚持文本的如实解释，从长远来说，这必然与它们对于现代生活的适应性不相符合。

德国历史学派的典型学说——法律是由有点神秘地构想的民族意志决定的产物——对于考察法典编纂和立法的计划产生了立即的效果。法律的成长被视为一种类似于自然过程的事物，其中立法者不能也不应该予以干涉；对它而言最可能被允许的就是对于现存惯例和习俗之体现的民族意志给出更为清晰的表述，或者在细节上进行矫正。文明世界对于历史学派欠下了一项巨大的债务，因为它为杰出的和耐心的调查提供了帮助，并且它在德国和其他地方继续的偏爱的学说已经降到了地面上：德国更有理由为它防止过早的法典编纂而表示感谢。但是，它的法律概念必定在实际结果上是无效的，首先是因为它处于民众参与制定和适用法律处于最低限度的国家之中。对于所有的实际目的，公众意志不得不被视为属于立法者、法官和有学问的法律人（首先是后者）的，只有在他们那里才能找到有意识地表达。无疑，通过奠定于民族个性上的重要性，历史学派刺激了德国法律的古代习俗的调查，并支持了本土法之重建和复兴的梦想；这一趋势在现代帝国法典中有着重要的实际效果。但是为了眼前的目的，不得不再次依赖罗马法的文本。在所有现代学术资源的帮助下，它们受到了严格的审查：主要的概念在它们中被发现，并且推论必须以严格的逻辑从这些概念中推导出来。概念必须是合理的，如果不是要考虑实际的需要，至少要考虑法律哲学的要求；它们也必须与文本相一致。这一工作具有非凡的敏锐性、独创性和辛劳性，并带来了最为丰硕的成果；毋庸置疑，没有萨维尼与他的追随者的工作，现代德国的帝国法典将是不可能的。

但是没有耶林，它同样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所反叛的这个方法从根本上是不健全的。它只能通过某种类似善意的欺骗的东西起作用。虽然自然权利被抛弃了，但是必定存在对类似自然权利学派的传统做法的回归。根本概念必须具有它自身所必需的说服力，并且它必须是当前的文本，或者至少是文本暗含的，或者与文本相一致的。无意的欺骗是不可避免的；你必须将你的法律概念放进你想要得出它的结果之中；你必须将非自然的意义放在文本之上，以使它与概念相一致。最糟糕的是，在渴求满足哲学和学说的要求时，实际的考量被忘记或故意忽略了。“法律”，萨维尼的得意弟子贝特曼－霍尔维格（Bethmann－Hollweg）说，“是纯粹科学的对象，纯粹科学是决不关注适用或适用性的问题的”。[4]在当下这部著作中，耶林有理由排斥普赫塔关于立法者可以剥夺习惯法在法院的执行性，但不能剥夺其作为法律的性质的学说。当英语法律人了解到普赫塔关于代理人原则的部分无遗嘱和真正代表权的绝对不可想象的原则问题的断言[5]时，他们在理解耶林在其他地方对普赫塔之“概念法学”（Begriffjurisprudenz）的冷嘲热讽便是没有任何困难的。

耶林自己也是在这样的学派中成长起来的，他在致力于他的《罗马法的精神》（Geist des romischen Rechts）的第一部分时，就与他的老师普赫塔分道扬镳了。（如他所理解的）它是一件必须将罗马法作为现行法来处理的事，另一种则在其历史发展中来理解它；它的方法以及它的历史对于所有时代都是有价值的，但是罗马法的规则并不具有普遍的有效性。“通过罗马法但要超越它”（through Roman Law but beyond it）是在他的眼中所总结的罗马法对于现代世界之意义的训言。因此，他的观点更多地指向了当下与未来。《罗马法的精神》没有完成。随着工作的进行，他越来越感受到他的计划强加给他当前脑海中的思想话语以束缚。在《罗马法的精神》最后一部分（第三部分的第一分部）中，他对于将法律处理为逻辑类型体系的拒斥，以及他的目的作为法律中的决定因素的观念——“受保护的利益”作为法律权利之本质——开始引人关注。但是，他不能再满足于在古代法的批判之伪装下来阐明基本的学说。

因此，他开始写作《法律中的目的》，公正地说，这是一部将德国法律思想从《学说汇纂》（Digest）和哲学体系之篡夺的镣铐中解放出来的著作。数不清的永恒价值已经在那些严厉的监工之下被完成了：只是为了他们，耶林的著作本身是不可能被完成的。但是，回归当前的现实，并撤销萨维尼置于立法中之禁止的时刻到来了。

关于耶林的学说对社会科学研究者和那些关心社会和法律问题的人们——无论是作为思想家还是实践者——的意义是无须赘述的。他对于“概念法学”与作为法律和立法理论中之最后语词的罗马法的“书面理性”（written reason）的拒绝，使得他抛弃了19世纪早期和中期的个人主义，并且他奠定社会效用的重点为“集体主义”——在广义上使用，戴雪教授（Professor Dicey）[6]曾这样用过——提供了一种动力和理由，这种集体主义已经成为我们自己的时代的最为典型的趋势，并且是一种尚未失去效力的力量。这就是耶林的学说所产生的最引人注目的和直接的后果。无论如何，它是他为我们自己的时代所得出的实际结论，并且无论我们是否接受，它至少是耶林预见到这一趋势之紧迫性的功劳，在他写作的时候，这一趋势仅仅开始为人所知。对于我自己而言，我相信对于当前的需要，这一“集体主义的”趋势是合理的，它的危险性往往不应被畏惧和夸大。但是，在我看来，通过将耶林的学说与边沁的相比较，似乎由耶林所构想的社会效用原则并不是与个人之主张的应得评价不一致的，并且实际上是为其所需要的，而边沁的学说也能够改造为彻底的专制主义来使用。

但在转向这一比较之前，我想先把注意力放在由耶林的主要立场而来的更为普遍的类型的某些实际考量上。

一方面，作为由目的决定的法律的概念将会加强我们对于法律的尊重和信赖。我们应当相信，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保持着其力量，因为它对于人类需要的最为共同的措施施加了影响。我们应当准备着在共同基础上满足改革或革命的需要。我们不应该将我们的法律描述为不容违反、不可改变的原则的封闭体系；我们不应该将它塑造为完美的理性作品。与此相反，我们应当承认人类制度必须满足人类需求的主张。不过，我们有信心断言，这一主张在法律制定中从未被完全无视过。我们应当依赖一项强有力的推定，至少在其主要轮廓上，我们的法律适合并已经适合那些需求。在显著之恶被指出来作为立即法律改革之要求的地方，我们应该追问法律未曾被考虑到是否是确定的，拒绝善好理由的干预将会损害到更高的和更为广泛的需要。只有以这种方式，现行法律秩序才能预防草率的主张，不论它是奠基于利己主义还是同情心之上的。

另一方面，我们不应该反对对此类主张的任何置若罔闻。如果我们放弃——因为我相信我们必然这样做——任何实证法律体系都不应无视于其影响的特定机制意义上的自然权利的概念，我们将不能创立任何神圣的并免于批评和攻击的法律规则。因为如果对法律之目的特性的信赖是乐观主义的一种理由，那么这就是无批判的乐观主义；法律在任何时候都能完全成功地满足它所服务的目的，这并不是耶林的学说，并且对于法律人和立法者的理性有限性，它也是没有答案的。其次，如果在任何时刻法律都必须要顾及目的，那么这样的法律肯定会是不可能的。法律的目的体现于必须独立发展的法律概念之中，它们不能在每一个环节都被要求来符合特殊的需要。否则，体系性和确定性将会是无法实现的。但是，这一法律的自治性——如果仅仅因为逻辑的过剩或不足——将导致法律与生活需要之间的分歧，这是不时地需要矫正的。此外，在共同体中一时是这个阶级，一时是那个阶级占优势，这导致了与获得或寻求政治权力的其他阶级之利益不一致的目的的提升。最后，无论是经济条件还是观念和理想的变化都会带来对于法律——在其他物质的或道德的条件下——不能充分满足的目的的新启示。因此，如果法律在根本上被质疑不能满足或不能再满足人类的需要，那么它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拒绝屈从于任何批判，即使是其最为根本的原则；它只能坚持这一质疑应有将有力地证据。究竟这一变化能够或应该由司法判决或法律理论实现多少，并且立法者的介入在多大程度上被需要，这是一个在法律领域中因关于先例之约束力、制定法特征以及司法解释之广义或狭义自由不同而不同的问题。在德国法学家中，耶林是独自，或者说几乎是独自表示了对于边沁著作的钦佩的；在他们的天才品性、深刻但并非无条件的乐观主义、对于自然权利学说的厌恶，以及保持与生活事实之联系的决心上，两个人有着许多的共同点。他们两个都对那些看起来很迂腐的观念表现出探究性的特质，边沁是在其为了标示区别而进行的详细分类和对于创造语词的爱好中，耶林则是在通过了解其来源而揭示语词的内在意义之可能性的更为天真的信念中。但是，这些仅仅表面的格调。在根本上，两者都强调了其法律之功能的概念。

但是，耶林拥有两项很大的优势。首先，边沁的非历史的意向往往使他只看到过去与当下的愚蠢和不公正的记录，并使得他认为，通过功利原则的识别与应用，一个新的天堂和一个新的世界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虽然注意到了历史学派的片面性，但是耶林却充满了历史的精神，并且他认为功利原则在人类事务中一直是发挥着作用的，虽然是无意识的。其次，边沁因其功利性质的特定的和站不住脚的理论而妨害了其学说，这一理论认为，人类活动的唯一目的最终诉诸于快乐的追求和痛苦的避免，并且自称要建立一个关于快乐与痛苦之总合的计算法，这应该为伦理和立法提供一项标准。

这正是阻碍边沁在德国哲学界获得承认的最为重要的原因。赋予他在英格兰和讲英语的世界中的影响力的并不是他的快乐主义，而是他对于目的的敏锐认知，这一认知是理性人渴望其实行的，并且是为了落实改革所必然实行的。它不需要一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理论来说服人们，在刑法中、证据的合理规则中、从对合同之陈旧限制中解放出来的人们将进一步渴求目的。痛苦与快乐的计算法是一种人们可能接受或是拒绝的，但在改革的价值中没有什么区别的上层建筑，只要他们把握住了法律是他们的仆人而不是他们的主人这一思想。耶林拒绝快乐主义和幸福主义；因为他认为人类性质拒绝它们；并且他发现在确定相互竞争的目的之优先性时，并不存在像边沁的计算法那样的捷径。

我们必须记住，这本书只是个片断，并且他从来没有想要回答“什么是目的？”这一问题（在第四章末尾表明）。但是如果他已经这样做了，那就意味着这一问题的答案已经作为目的的概念形式而不是其内容被确定了。事实是，为了对作为普遍有效的目的之优先性设定出一个次序，我们将会回归某种极为类似“自然权利”的事物；就像边沁的最大幸福原则那样，它确实不自觉地逆转向了那一学说。通过参考某些其它标准，我们不能衡量目的的价值，并且因此，对于这一标准的寻求是虚幻的。我们所能要求的只是这样一种概念，即它们的相互关系将会与人之道德意识相一致。这一人们之间不相同的意识或许提出一项伦理理论的问题；但是就个人的实际生活，甚至更就立法者的任务而言，这一一致要远远比分歧更重要。

在某种意义上，边沁是个个人主义者，而耶林的概念是一种社会效用。对于边沁而言，所有目的都是个人的快乐与痛苦：社会不过是个人的总和，并且功利只是取决于他们的快乐与痛苦的总和。确实如我们所知，耶林的著作如此关注社会对于个人本位动机之利用的展示，并且在个人与社会之间估价的平衡显示了个人对其偏好的满足的平衡，人们或许会获得这样的印象，实际上他的社会效用只不过是个人功利的总和。确实，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明确指出这一概念，但是他在第二卷对于边沁的批判使我认识到，他已经拒绝了这一结论。他在那里所说的爱国主义看起来是与他仅仅将爱国主义作为许多当前或未来的个人之福利中的一种利益的看法是不一致的。

此外，边沁作为一名个人主义者，比在实践的意义上更是恶名昭彰的，因为他认为取消限制会极大增加人类的幸福，包括了财富分配的高度平等。耶林并没有这种确信。确实，他正确地赞赏了合同和财产作为社会机制之杠杆的价值，但是，他拒绝承认仅仅因其是不受某些具体缺陷影响的合同，就认为每一个合同都有强制力的进路：他赞同基尔特的规章与干涉者的压制；他明确指出，财产权是建立在社会效用之上，并且必须为社会效用考量而让路的。这是个原则之应用，而不是原则本身上的差异，并且边沁对于财产和财产继承权之限制的信赖的观点表明，他并不是个坚定的个人主义者。然而，为了实践的目的，边沁的直接影响力主要在19世纪早期的个人主义，而耶林则可能会被完全视为标志这个世纪结束的集体主义的先驱。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情况恰恰相反。一旦对边沁主义者（the Benthamite）而言，他的个人主义所依据的经济假说是不完善的，并且为了实际政治的目的，个人主义便崩溃了。如果无限的合同自由并不能造就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实际的物质福祉会作为主要的考虑因素），如果很有可能这一幸福能够通过调控与干预而提升，那么边沁的功利主义不仅许可，而且要求个人主义应该为最具有可行性的集体主义让路。戴雪教授已经正确地注意到了集体主义对边沁所欠下的债务。[7]现在可以确定的是，耶林会赞成现代立法在这一方向上的一般趋势，并且可能已经承认了它的大部分细节。

很明显，他赞同这一大范围的让渡活动，首先，从个人到自决的社会，然后再从社会到国家。他并未对国家活动的增加设定任何的限制。此外，从他在第八章对于冯·洪堡（von Humboldt）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批判中可以明确看出，他无法界定一个在其中国家干预是非法的个人自由的领域。但同样明确地是，他并未得出这样的草率结论，认为在社会效用的主张面前，所有个人的权利在最终诉诸上都必须消失。相反，他承认国家权力之限制和法律作为个人自由之保障的问题是个现实问题，这阻挡了他的道路并且是他所不能完全解决的。他不能解决它，也就是说，在自然权利的支持者声称找到了任何时期任何情况下都是善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方案的意义上，他是不能解决它的。并且，他坚持在这一意义上该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它就是他所说的“永远流变”（ever fluid）的问题，是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都会获得不同答案的问题，这看起来是正确的。但是，承认存在问题是对在自然权利学说中值得保留的价值的一种让步，即它坚持个人的现实和价值。尽管他拒绝了将法律和社会仅仅作为派生物的努力，但同时，他明确指出了将社会作为唯一现实的某种趋向。边沁的学说——一方面否定自然权利，另一方面则将社会机制仅作为提高幸福感受之总和的工具，对于个人这一感觉的存储没有价值；例如，它没有回答多数压迫少数的主张的问题，如果一旦多数人对幸福的增加的满足凌驾于被压迫者的痛苦量之上的。

据说，耶林通过他的理论性的功利主义，保留了作为实践的理想主义者的身份。这一说法正确地强调了他的社会哲学的两个方面；但是，它不应该误导我们，使我们认为在两者之间存在不一致。柏拉图既是个功利主义者，也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的例子应该告诫我们要反对将功利主义与享乐主义混淆在一起。在其真正意义上，功利主义不过是对于将人类活动的任何部分隔离并认为他与其结果相分离的拒绝，是对于最终理想可以是彼此无关或敌对的信念的拒绝。正是通过他对于这一真理的坚持，耶林的著作已经并将继续在深化法律与法律科学的发展中发挥最大的作用，并将它们带进与人类活动的其他部门与知识的正确关系之中。

❼ 鲁道夫·冯·耶林的人物生平

先后在海德堡、哥廷根、慕尼黑等大学接受法律教育，最后在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844年在柏林大学教授罗马法。随后，历任巴塞尔（Basel，1845年）、罗斯托克（Rostock，1846年）、基尔（Kiel，1849年）、吉森（Giessen，1952年）各大学的教授。1852-1863年陆续发表的《罗马法的精神》杰作，以其卓尔不群赢得了巨大声誉。1861年提出缔约过失责任理论，被誉为法学上的发现，对各国立法和判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68年接受了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聘请担任教职；1872年在维也纳法学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讲——《为权利而抗争》，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两年内即印到了十二版，此后又被译为二十多种文字。随后耶林年回到德国哥廷根大学任教。1877年出版了《法的目的》，1884年《论是非感的产生》；并因此创立了目的论学派，后也叫利益法学，开启了20世纪法学的新发展方向。耶林以其不朽成就，成为19世纪最伟大的法学家，也是新功利主义（目的）法学派的创始人，其思想不仅对西欧，而且对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❽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这句话是谁说的

出自耶林《法的目的》。这句话主要阐述了法律与道德关系的一种模式，即耶律内克和耶林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说，该学说认为，法律与道德在某些方面重合，法律与一个社会低层次的道德——该社会中最起码的道德——基本同一，法是实现这种道德要求的必不可少的强制性手段和衡量质疑道德要求的具体标准。

• 关于耶林

鲁道夫·冯·耶林（Rudolph von Jhering，1818-1892） 耶林生于德意志北部的一个小镇上，父亲是一位职业律师。耶林以其不朽成就，得以与萨维尼、祁克并列，成为19世纪西欧最伟大的法学家，也是新功利主义（目的）法学派的创始人，其思想不仅对西欧，而且对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关于《法的目的》

《法的目的》对《罗马法的精神》所提出的论点作了进一步的展开，通过该书，耶林既为他关于法的定义即“法是国家权力通过外部强制手段来保证其实现的最广义的社会生活条件的总和”进一步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克服只重视逻辑、形式和概念的“概念法学”的缺陷，以及强调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结合的新功利主义法学出台创造了条件。事实上，耶林法律哲学的核心概念就是目的。他在另一部著作的序言中指出，“本书的基本观点是，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实际的动机。”他宣称，法律是根据人们欲实现某些可欲的结果的意志而有意识地制定的。他承认，法律制度中有一部分是根植于历史的，但是他否认历史法学派关于法律只是非意图的、无意识的、纯粹历史力量的产物的论点。根据他的观点，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为了有意识地达到某个特定目的而制定的。

❾ 耶林的介绍

鲁道夫·冯·耶林（Rudolph von Jhering，1818-1892） 耶林生于德意志北部的一个小镇上，父亲是一位执业律师。耶林以其不朽成就，得以与萨维尼、祁克并列，成为19世纪西欧最伟大的法学家，也是新功利主义（目的）法学派的创始人，其思想不仅对西欧，而且对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耶林的《为权利而斗争》是他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的著作，同时，这也是迄今为止他的著作中唯一被翻译成中文的作品。

❿ 20和21世纪法学流派有哪些

三大法学流派指的是自然法学派，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和社会学法学派这三个在现代西方影响较大、占统治地位的法学流派。他们的法学理论，是西方人在探索真理过程中留下的足迹，这对我们认识人类法的发展历程、规律及本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本文就是从法的产生、法的功能、法的运行、法的结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法的本质这七个方面，对三者进行分析比较，从而对其展开进一步认知。
自然法学派、分析法学派、社会法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