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慈善事业
① 根据我国慈善法规定,慈善组织的组织形式,登记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哪个部门制定
根据我抄国慈善法规定,慈善组织的组织形式,登记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是为了发展慈善事业,弘扬慈善文化,规范慈善活动,保护慈善组织,捐赠人,志愿者,受益人等慈善活动参与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进步,共享发展成果,制定的法律。
② 公益行业发展前景
一、公益市场化
未来五年,中国慈善事业体制将从行政模式转为市场模式,慈善市场将起到配置慈善资金的基础作用,公益市场化成为现有体制下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趋势。要改变慈善行政化,光靠呼吁没有用,唯有用市场化挑战行政化,要建立市场主体,要参与公益慈善资源的竞争。
在这个过程中还要组建各种市场要素,包括公益金融,公益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包括公益营销,不但要把事情做好,而且还要大声喊出来……从去年以来,公益市场化已经成为一个洪流,虽然有很多局限和问题,但它已经成为一个相对客观的发展过程了。
二、民间化、组织化和专业化
随着公益市场化的到来,政府不断的简政放权,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参与到公益慈善事业中来,慈善事业会进一步的民间化;另一方面,随着政策越来越开放,有更多的公益慈善组织注册成立,公益慈善组织的数量不断上升。在民间化和组织化的过程中,又要求公益慈善组织不断提高效率,才能赢得更多的公信力,这就自然而然走向专业化的道路。
三、基金会崛起
自2004年以来,政府采购服务为公益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源,但在实现市场化、组织化、民间化、专业化的过程中,如果民间组织都依靠政府提供资源,这不利于他们的独立发展。在这种环境下,基金会的崛起是自然的趋势,它将逐渐和政府、国际机构一起,成为非常重要的慈善事业资金供给方。
四、支持性机构出现
未来五年将会出现一系列支持性机构,包括设计、评估、咨询、能力建设、展会甚至社会创投服务等各个方面。这些支持性机构的出现,意味着公益行业的形成,逐步打造出比较完整的生态系统。
五、青少年儿童、社区发展、医疗康复是投资热门
随着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青少年儿童、社区发展和医疗康复将是公益投资的热门领域。成熟度比较高的社会组织聚集在这三个领域,能吸引更多社会资本的投入。
六、社区资助将成为重要的慈善资金使用方式
目前,社区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灵活的小额社区资助成为重要的慈善资金使用方式,社区基金会将成为重要的载体,资助模式将成为基金会与社会服务机构之间的主要合作方式。
七、大量公益资金将转向西部
地方经验仍然会引领公益慈善事业的中国道路,北京、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尤其是浙江、江苏、上海等地会成为更加活跃的地区;以地方带动地方,大量的资金将会转向西部。
八、法治原则将得到普遍推广
法治原则很可能在公益慈善领域得到普遍推广,慈善将逐步通过立法来建立规范,公益组织的契约精神将进一步得到强调。
九、互联网+公益
公益慈善将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这一点在最近的99公益日得到很好体现,许多公益项目可能还没实施就已经能够募集到很多钱,这种事只有在互联网时代才可能发生。互联网思维将深刻影响着慈善领域的思维方式,与此同时,公益慈善的信息化平台打破时、空、行业界限,促进公益资源对接实现专业化、规范化和常态化。
十、公益慈善事业将引发一系列社会治理制度的改革
公益慈善事业在未来五年内将引发一系列社会治理制度的改革,协商民主可能会成为公益组织之间的主要沟通方式,同时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将形成大规模的跨界,多元共治的模式是非常重要的理念。
③ 法治建设给人们带来什么好处
法治建设给人们带来的好处如下:
1、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能力显著增强。中国共产党不断增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同时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坚持宪法和法律至上,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通过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不断巩固。
2、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在现行宪法基础上,制定并完善了一大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法律体系日趋完备,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立法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和立法质量不断提高,法律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各项权利、确保国家权力正确行使等方面的作用不断增强。
3、人权得到可靠的法制保障。在通过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同时,国家高度重视通过宪法和法律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随着法律规定、司法体制、维护权益机制的不断完善,人权在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环节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保障,人权事业全面发展,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得到切实尊重和全面保障。
4、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法治环境不断改善。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中国建立健全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市场秩序、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律和制度,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
5、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水平不断提高。通过建立健全行政执法和司法的组织法制和工作机制,保证了行政和司法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行政立法和制度建设进一步加强,各类公开办事制度不断完善,法治政府建设不断推进。公安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和实现司法公正和权威。
6、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得到加强。不断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已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监督体系和监督制度,监督合力和实效不断增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法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进行监督。人民政协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监督行为逐步制度化、规范化。公众和新闻舆论对政府及司法工作的监督渠道不断拓宽。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的日益健全,保证了对国家公务人员的监督有力有效。
④ 我国慈善领域不规范行为的产生有哪些原因
慈善法构建我国慈善领域基本制度为慈善事业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3月1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慈善法。作为中国第一部慈善法,该法将于2016年9月1日起施行。
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两次审议、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的6次审议、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会议的3次审议和大会主席团会议的3次审议,并经过全国人大代表的审议和庄重表决,作为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典范的慈善法,终于落地开花,实现了慈善制度的顶层设计,构建了我国慈善领域的基本制度。
有利于引导和规范慈善活动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20年来,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较快,社会捐赠额从2006年的不足100亿元发展到目前的每年1000亿元左右。
随着慈善事业快速发展,慈善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慈善组织内部治理尚不健全、运作不尽规范,行业自律机制尚未形成,全社会慈善氛围还不够浓厚,有关方面还需要加大支持、促进的力度,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制定慈善法加以引导和规范,从而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
“我们需要有这么一部法律,构建一个更加规范的环境,让捐赠者能够得到更好的保障,能够得到尊重,让求助的人能够有章可循,尤其是让欺诈行为受到惩处,能够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更好弘扬。”大会新闻发言人傅莹说。
慈善法规定了慈善活动、慈善组织、慈善募捐、慈善捐赠、慈善信托、慈善财产、慈善服务、信息公开、促进措施、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内容,构建了我国慈善领域的基本制度,实现了加强慈善制度顶层设计的要求,为我国的慈善事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
经过各方面多年不懈努力,我国相继制定了公益事业捐赠法、红十字会法等一些涉及慈善活动的法律,国务院制定了相应的行政法规,一些地方出台了有关的地方性法规。但总的来讲,现行慈善法律制度建设还相对滞后,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与慈善事业蓬勃发展的新形势不相适应。
2008年以来,共有全国人大代表800多人次提出制定慈善法的议案27件、建议29件,反映了社会各方面的热切期盼。制定慈善法,加快补齐社会领域立法这块短板,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全面依法治国、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在2015年10月30日慈善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后的139天的时间里,经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最后经过全国人大审议,依法有序地层层递进。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慈善法草案,共有代表1231人次发言,提出近4000条修改意见,对草案作了110处修改,其中实质性的修改38处。
可以说,作为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典范的慈善法,在中国的立法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迹。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际措施
制定慈善法,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际措施。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把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志,强调要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努力形成大扶贫格局。
到2020年要让7000万农村贫困人口共同奔小康,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慈善事业可谓是脱贫攻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制定慈善法,鼓励支持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开展以扶贫济困为重点的慈善活动,有利于广泛汇聚社会帮扶资源,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有效对接,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作出贡献。
慈善法突出鼓励和支持扶贫济困的慈善活动,目的是要通过立法将更多的慈善资源引导、汇聚到扶贫济困这一重点领域,与社会救助工作紧密衔接,合力助推脱贫攻坚,同时也向社会昭示党和国家缩小收入差距的不懈努力。
慈善法中的具体规定,为打赢扶贫攻坚战提供了更多的能量和资源。例如,为落实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慈善法规定,国家对开展扶贫济困的慈善活动,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可以预见,脱贫攻坚战将会因此获得巨大的助力。
⑤ 慈善法出台有什么意义
《慈善法》由全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2016年月16日通过,同日由国家主席以第43号主席令予以公布,自2016年9月1日起施行,全文12章,107条。
《慈善法》界定了什么是慈善、确立了慈善活动的原则(合法原则、自愿原则、诚信原则、非营利原则、遵循公序良俗原则、国家鼓励和支持原则)。规定了每年9月5日为“中华慈善日”。规范了慈善组织、慈善募捐、慈善捐赠、慈善信托、慈善财产、慈善服务、信息公开等内容,明确了促进措施和日常监督管理行为以及违反慈善法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那么《慈善法》的确立有哪些意义呢?大概有四个:
(一)、开启了依法治“善”的新时代。
《慈善法》是社会领域的重要法律,是慈善制度建设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慈善法》的颁布实行,使我国的慈善事业从此走上了有法可依的康庄大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20年来,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较快,社会捐赠额从2006年的不足100亿元发展到目前的1000亿元左右。随着慈善事业快速发展,慈善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慈善组织内部治理尚不健全、运作不尽规范,行业自律机制尚未形成,全社会慈善氛围还不够浓厚,有关方面还需要加大支持、促进的力度,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制定慈善法加以引导和规范,从而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
(二)、重塑社会对慈善事业的信心,对慈善组织的信任。
近年来以“郭美美事件”为典型的一些负面案例,却为我国慈善事业蒙上了阴影,也让“慈善”二字在公众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类似诈捐、作秀、炫富等事件,负面效应经过网络传播被无限放大,直接拷问慈善事业的公信力。社会上不少人对慈善事业失去信心,对慈善组织失去信任。
2011年11月,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接受专访时称,郭美美事件3天毁了百年红会,把红会“打得稀里哗啦的”。
“郭美美事件”从根本上说,就是慈善事业无法可依,慈善组织无章可循而导致的信任危机。慈善法对慈善组织、慈善募捐、慈善捐赠、慈善服务、信息公开等都作出了规定,特别是明确了慈善组织的定义及其设立程序,规范了慈善组织的行为准则和内部治理,强化了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义务,它的制定和实施将重塑社会对慈善事业的信心,对慈善组织的信任。
(三)、让想做善事的人更方便,让能做善事的组织更积极。
原来一些企业家要捐赠,有不方便之处。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慈善法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规定:企业捐赠超出12%的部分,允许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这更有利于企业家捐赠。此外,慈善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国家对开展扶贫济困的慈善活动,实行特殊优惠政策。慈善法第八十条关于捐赠的税收优惠规定,就是想让捐赠更方便。
(四)助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制定慈善法,在全社会提倡、支持和鼓励助人为乐、团结友爱、无私奉献的友善精神,有助于社会成员在义行善举中不断累积道德力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持久精神力量。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形成全社会支持慈善、参与慈善的风气,助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慈善法》的确立也引发一些社会关注的问题,有如下十一点:
第一,关于慈善的范围。
主要是关于“大慈善”和“小慈善”之争。一方观点认为,中国传统的慈善就是扶贫济困,虽然慈善法调整范围不能完全囿于传统的扶贫济困,但也不宜扩展至科技、文化、体育等领域。也就是说,公益和慈善不能划等号,甚至民间公益和慈善也不能划等号。另一方观点则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慈善范围也要与时俱进,传统的扶贫济困已无法涵盖现代慈善的范畴,传统的扶贫济困领域更多的是政府社会救助的范畴,应当强化政府在这方面的职责。而现代慈善主要是民间的,其范围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拓展。从草案一审稿和二审稿来看,法律起草者最终采纳了“大慈善”的观点。
第二,关于慈善日的问题。
法律中是否有必要设定一个慈善日,将哪一天作为慈善日,在起草和审议过程中一直存有争议。据介绍,起草者曾主张将每年9月5日作为中华慈善日,因为这一天也是国际慈善日。但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9月份的法定节庆日、纪念日太多,效果不好,建议调整到其他月份。也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提出,现在设定的节庆日、纪念日过多,法律中没有必要规定慈善日。
第三,慈善组织是否都要经过合法登记。
在多次研讨会和论证会中,行政主管部门都倾向于慈善法只规范依法登记的慈善组织,对于未经登记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可以给予促进和鼓励,但不建议在法律中规范。原来许多慈善组织未登记是因为社会组织登记门槛相对较高,今后可以通过降低门槛等方式,让更多的慈善组织依法登记。但是,多数慈善组织和学者都认为,行政主管部门的观点忽视了当前绝大多数从事慈善活动的组织都未经登记这一现实,慈善法不仅要涉及未经登记的慈善组织,而且要规定比较详细的促进和指导措施。慈善法甚至应当规定多种慈善组织形态,分别设立不同的成立条件,规定不同的权利义务。不过,这一观点也未能体现在草案的一审和二审稿中。
另外,目前,草案对慈善组织的定位仍然不够清晰,慈善组织到底是不是有别于基金会、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之外的第四类社会组织形式?如果是,草案中有些规定就是多余的;如果不是,则意味着一个慈善组织要进行两次登记:既要登记为慈善组织,又要登记为基金会、社会团体或社会服务机构,这种“双重登记”模式是否科学,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四,关于募捐资格的问题。
综合各方提供的消息,在草案起草的前期,行政主管部门曾主张明确设立募捐资格制度,建议对符合一定条件的慈善组织,通过变更组织登记的方式,赋予其募捐资格,不过这一建议遭到了各方反对,地方行政主管部门也认为不可行。后来,起草者曾考虑,所有经过依法登记的慈善组织,都自然获得募捐资格。不过,由于认识不够一致,为稳妥起见,虽然所有依法登记的慈善组织都获得了募捐资格,不过却将募捐资格区分为公开募捐资格和非公开募捐资格,获得公开募捐资格需要具备“依法成立满两年,未受到本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等条件。
第五,网络募捐是否要予以限制。
直接参与起草工作的人士透露,网络募捐问题是起草过程中争议较大的问题。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已进入“互联网+”的时代,网络是开展募捐的一种最经济快捷的方式,互联网募捐资格要完全放开。另一种观点认为,目前网络募捐鱼龙混杂,严重影响了慈善的公信力,慈善的公信力经不住少数不守规矩的慈善组织“折腾”,因此,建议只有在省级以上民政部门登记的慈善组织甚至只有在民政部登记的慈善组织才能通过互联网募捐。在草案一审稿中体现了后者的观点,在二审稿中,对互联网募捐的管制有所放松。但据了解,各方似乎对此都不满意。审议过程中代表们的主流观点,或许会左右法律最后的内容。
第六,募捐能否进行地域限制。
慈善法(草案)曾规定,慈善组织通过设置募捐箱等方式开展公开募捐,只能在其登记的民政部门行政管理区域内进行,甚至也只能通过当地广播、电视、报刊发布募捐消息。在募捐市场尚待完善的情况下,对募捐作适当限制是必要的,但要求慈善组织只能在其登记的民政部门行政管理区域内进行现场募捐,是否科学,却值得讨论。
第七,“诈捐”是否要规范。
最近几年,每逢发生大的自然灾害,总有一些企业和个人声称要捐款捐物,但是新闻公开报道后,却迟迟不予以落实。为此,草案起草中,一种主流的观点是要对“诈捐”行为给予严惩,并且要明确规定声称捐赠者的履责义务。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实中所谓的“诈捐”原因非常复杂,比如,在当地电视台主办的一场慈善晚会中,一个企业家受到感染,当场宣布捐赠50万元,但事实上,是捐现金还是物品,捐赠什么样的物品,何时履行完捐赠义务,捐给谁等问题都有待企业决策层进一步决定,如果达不成一致,都可能影响捐赠。因此,建议法律中不作太严苛的规定。对于在新闻媒体公开宣称捐赠而拒不履约者,在新闻媒体予以曝光就可以。
第八,是否要明确规定慈善组织的行政管理成本和年度支出标准。
据参加过多次论证的慈善组织代表反映,行政主管部门一直希望在法律中明确慈善组织的行政管理成本和用于慈善目的的年度最低支出标准,并且曾提出了行政管理成本不超过10%、用于慈善目的的年度支出标准不低于5%的设想。但慈善组织对此反对声音较大,认为“一刀切”的标准根本不可行。草案一审稿和二审稿中都采纳了慈善组织的意见。
第九,志愿服务是否在法律中规定。
有的单位提出,慈善的本质就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志愿服务本质上也属于慈善的范畴,因此,在用较大篇幅规定了“出钱”的内容后,也有必要专章规定志愿服务。但也有人提出,既然国家有意向对志愿服务专门立法,而且,志愿服务和慈善中的“出力”内涵还有较大区别,因此建议对志愿服务只作原则规定。从法律草案一审稿和二审稿的内容看,似乎立法者仍在左右权衡,最后的表决稿如何规定,仍有待观察。
第十,税收优惠如何规定。
许多人提出,当前制约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税收制度不合理。比如,只能向获得税前扣除资格的组织捐赠才能享受税收优惠,但获得税前捐赠扣除资格的慈善组织数量有限;再比如,捐赠货币可以享受税收优惠,但捐赠实物和股票等不仅不能享受,而且还可能要先交税;税前扣除比例过低而且无法结转等等,这都制约了捐赠的积极性。但是,立法者考虑到多种因素,没有在法律草案中明确规定具体的税收优惠措施,只是作了“依法享受税收优惠”之类的原则规定。考虑到税法的完善尚需时日,许多人建议尽量细化税收优惠措施。
第十一,是否需要规定年检制度。
目前,依据相关的行政法规,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都需要接受年度检查,因此行政主管部门建议在慈善法中明确将年检制度写入。但在多场座谈会上,许多慈善组织都提出,目前的年检制度流于形式,没有实质意义。而且地方民政部门也认为,现行的年检制度需要完善,建议改为年报加抽查制度。不过,对于每年报送什么材料,各方依然有不同认识。其实,法律中规定年检制度还是年报制度本身并不重要,关键的是要简化程序,减轻慈善组织的各种负担。
⑥ 首都慈善公益组织联合会的平台作用
首都慈善公益组织联合会针对目前我市慈善公益事业发展现状,通过十个平台的搭建,发挥自身的作用,有序推动事业发展和逐步解决首都慈善公益事业所面临的问题。
1、宣传表彰平台
为加强慈善公益宣传的力度,提高全社会对慈善公益事业发展的关注度。政府每年都有专项资金用于对慈善公益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单位和项目进行评比表彰;重大的慈善公益活动都得到了我市主要媒体的支持,免费予以宣传;慈善公益日的确立和公益日活动的开展,为弘扬慈善公益理念,营造慈善公益氛围,为推动首都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宣传表彰的平台。
2、联合募捐平台
联合会积极开拓网络募捐等募捐渠道,逐步搭建并完善联合募捐平台,加强了慈善公益组织之间、慈善公益组织与政府之间、慈善公益组织和救助对象之间的联系,有效实现了桥梁纽带的作用。
3、信息统计平台
联合会积极进行捐助和救助的数据信息统计,建立联合会网站,提升首都慈善公益事业的信息服务水平。信息平台还在全市慈善信息统计、信息共享、信息发布以及捐赠和救助资源整合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这也为今后组织大规模的捐赠活动积累了宝贵经验,奠定了坚实基础。
4、咨询培训平台
为了满足社会对加快发展首都慈善公益事业的强烈要求,联合会从信息咨询和人员培训两方面着手,搭建咨询培训平台。 “联合会”建立了全市统一的慈善公益组织信息服务平台—96156首都慈善公益热线,为首都市民咨询慈善公益信息开通了渠道,提供了平台。另外,联合会每年定期举办能力建设培训,提升了会员单位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
5、内外交流平台
联合会通过不定期举办会员单位的座谈会和研讨会,加强会员单位之间的内部交流;同时联合会还组织会员单位外出考察、参观学习,开阔会员单位的视野,增进会员单位之间的感情,加强会员单位与外部的交流和合作,提升联合会的凝聚力。
6、制度建设平台
为更好地规范募捐秩序,联合会将不断加大调研的力度,针对首都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现状出台一些规范性措施,并积极推动政府为慈善公益事业立法,为会员单位搭建好制度建设的平台,不断完善慈善公益事业的制度化建设,逐步实现慈善公益事业的法治化运行。
7、管理自律平台
联合会出台了行业自律宣言,加强对各个会员单位的管理;同时联合会还通过督促各会员单位实行年终审计和定期公示,加强会员单位自律的意识。我们将通过联合会的他律和会员单位的自律,努力打造首都慈善公益事业的阳光工程。
8、组织协调平台
联合会通过慈善公益项目公开、捐赠救助标准公开的措施,促进各组织之间的相互了解,避免各组织重复设立项目,减少重复救助。联合会也将社会捐赠资金与政府援助资金进行有效整合,通过统筹运作,集中发挥行业协会的统领作用,节约了慈善成本,集中了慈善资源,加大了救助力度。联合会通过组织协调的平台,加强了会员单位之间的合作,提升了慈善公益行业的整体服务水平。
9、志愿服务平台
联合会依托媒体力量,向广大市民进行志愿服务的宣传和动员,通过发布救助信息,为广大市民提供参与志愿服务的机会,让广大市民在亲身参与中加深对慈善公益的理解,逐渐完成由普通市民向志愿者的身份和意识的双重转变;同时积极建立首都志愿者队伍,完善志愿者制度建设,壮大慈善公益组织。
10、社会监督平台
联合会通过开设热线、建立网站等多种渠道,为社会各界监督首都慈善公益活动提供便利。随时解答社会各界对首都慈善公益活动中所存在问题的疑惑,随时记录社会各界对首都慈善公益活动中的一些违法、违规行为的举报,随时听取社会各界对首都慈善公益事业未来发展的一些建议,这些举措,增加了慈善公益捐赠和救助工作的透明度,完善了慈善公益事业的社会监督机制,有助于今后首都慈善公益事业稳步、健康、有序的发展。
⑦ 中华慈善文化的内容有哪些
1、要积极推进“依法行善”的制度建设。
要树立“依法行善”的观念,积极向政府建议献策,配合政府完善公益事业的法制环境,研究解决捐赠、救助、投资、监督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尤其要统一捐赠优惠政策和解决发展成本。
要通过建立法制环境,使慈善事业发展的各个环节更趋规范,使“玻璃瓶”事业真正成为大众的事业,社会的事业。
2、主动与企业建立合作的“伙伴关系”。
要倡导慈善文化与企业文化的结合。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宣传慈善意识,提升企业品牌的“公益价值”,在开发企业的市场价值中塑造企业的公益形象,引导和协助企业成为慈善事业的生力军。要贯彻《基金会管理条例》,推动非公募基金的发展,互助合作,共同成长。
3、要运用“营销文化”推动准市场化筹款。
要推广服务就要学会“公益营销”,实现商业利益与社会公益的有机结合。当然“公益营销”有别于企业的“产品营销”,我们销售的是自己,是慈善的“品牌”,是慈善机构的服务态度。如果我们的营销成功了,社会主体接受了我们的理念,慈善机构与企业才能达成一种“默契”和“双赢”的局面。
4、培育“人脉”构建慈善工作公共关系网。
要积极拓展慈善工作的社会网络,利用各种信息渠道宣传自身的理念,培育捐赠人队伍。要强化慈善事业的社会化观念,建立广泛的社会协作关系,充分利用专业化的社会力量和义工队伍,开发和整合社会资源,不断拓展慈善机构的社会活动领域,扩大慈善事业的社会影响力。
5、要精心策划组织慈善文化活动。
做慈善工作,不仅是物质的救济,更多的是弘扬慈善的观念,塑造人人乐善好施的社会环境。要通过策划举办义演、义拍、义卖、义诊等各种形式的慈善活动,扩大慈善事业的社会影响。
要通过评选“慈善之星”、“慈善人物”、“慈善大使”,举办“慈善活动周”、“慈善音乐会”、“慈善书画展拍”、“慈善一日”征文,表彰优秀义工、“慈善大使”、“慈善家”等,倡导慈心义举,营造慈善氛围,促进道德文明建设。
6、要切实做好慈善事业的宣传工作。
要与新闻媒体密切配合,进一步加强对慈善事业的宣传报道,并通过合作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使慈善宣传成为媒体的“热门版块”和“焦点话题”,形成慈善公益的舆论氛围。
要积极开展慈善事业的理论研究,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办好慈善机构的宣传刊物,组织国内外的考察交流,积极探索我国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规律,把慈善文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7)法治慈善事业扩展阅读:
中国式慈善的监督机制
在中国,很多本来是制度层面的问题往往被消解为道德问题,因而长年累月得不到解决,因为道德问题是不可控的。慈善所面临的困境也是如此:某些个人和团体的道德败坏是很难完全避免的,所以在义愤填膺地谴责之后,贪污和挪用却屡禁不绝。
如果身处一个不要监督、没有竞争,只讲“良心”、只讲“思想教育”,只讲“自我批评”和“自我监督”的环境,将没有任何机制可以防范如此勾当的发生;换句话说,这种行为的出现将是不可避免的。
其实,中国大陆的慈善事业有着悠久的传统。汉唐寺院济贫、赈灾、医疗、戒残杀的长盛不衰;宋代养老扶幼事业的勃兴;元医疗救助的兴起;明清民间慈善群体在中国慈善史上也首屈一指。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孕育了大量弘扬慈善精神的经典篇章。
1949年之后,原来的救灾、扶贫等一些社会福利性工作,基本上是由民政系统的各部门在做,社会慈善事业在一段时间内基本上属于空白。到了19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为了和国际接轨,国内相继成立了一些非营利性的慈善机构。
这些机构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国内在这一方面的空缺。其中一个最大的瓶颈,就是目前国家慈善事业的垄断机制。慈善机构门槛太高,审批手续(政府部门主管)和注册原始基金(公募与私募基金会分别为800万与200万)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目前,中国内地正式注册的慈善基金会只有几百家,而只有中华慈善总会与中国红十字会等7家慈善机构是捐赠全额免税的慈善组织。
也就是说,只有极少数慈善机构获得了政府的特别许可,有权开出能得到政府财政部门认可的捐赠证明,因此捐赠者的选择范围非常狭小。这显然很难适应活跃的公民社会。
慈善在中国具有丰富的文化含义,它既指人与人之间的关心、爱护和帮助的行为,又指人对人的一种心态,包括同情心、怜悯心等。
慈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指整个社会、民族的一种事业,即:当人对人的关心、爱护与同情,已经由个别人发展到全社会的共同行为和共同心理时,慈善就具有了社会心理、社会伦理道德和社会行为的意义了。
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就有着乐善好施、扶贫济困、尊老爱幼、扶弱助残的传统美德,这些传统美德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慈善文化,在中华大地上世代传扬,历久不衰。
⑧ 江苏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
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了弘扬慈善文化,规范慈善活动,保障慈善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第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慈善活动适用本条例。
红十字会、基金会的慈善活动,法律、法规已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慈善志愿服务活动,依照《江苏省志愿服务条例》的规定进行。第三条本条例所称慈善活动,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捐赠财产或者提供服务等方式,自愿、无偿开展的扶老、助残、救孤、济困、赈灾等活动。
本条例所称慈善组织,是指依法登记成立,以慈善为唯一宗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第四条发展慈善事业,应当遵循政府推动、民间运作、社会参与、各方协作的方针。
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开展慈善活动。第五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慈善事业发展,将其作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第六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慈善事业的发展和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依法对慈善组织的慈善活动、内部管理等进行监督。第七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依法开展慈善活动,不得违背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第八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对慈善活动进行监督,可以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慈善组织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第二章慈善组织第九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依法申请成立慈善组织。第十条慈善组织根据本组织的条件和能力,在下列范围内开展慈善活动:
(一)减轻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和影响;
(二)帮助困难群体改善生活和健康状况;
(三)帮助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实现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权利;
(四)支持经济薄弱地区发展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
(五)符合慈善宗旨的其他活动。第十一条慈善组织应当依法设立理事会、监事会,实行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慈善组织依法自主管理、自我发展,其内部事务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非法干涉。第十二条慈善组织受赠的财产及其增值为社会公共财产,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私分、侵占、挪用和损毁。
慈善组织应当建立受赠财产的管理制度,保障慈善财产的安全。第十三条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列支必要的工作经费和工作人员的工资。
慈善组织应当厉行节约,降低工作成本,除必要的工作经费和工作人员的工资外,慈善组织受赠的财产及其增值应当全部用于慈善事业。第十四条慈善组织应当依法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按照国家规定设置会计账簿,设立独立账户,实行专户管理,独立核算,并接受审计监督。第十五条慈善组织应当每年向社会公布下列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一)法定代表人、理事会、监事会和办事机构的基本情况;
(二)慈善财产状况,慈善募捐和受赠财产的使用和管理情况;
(三)实施慈善项目以及开展其他重大活动的情况和效果;
(四)年度工作报告、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
(五)工作经费和工作人员工资的列支情况;
(六)法律、法规和章程规定的其他内容。
捐赠人要求查询前款规定信息的,慈善组织应当提供。第十六条慈善组织终止,应当按照章程规定的程序表决通过,经业务主管单位同意后,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慈善组织终止前,应当成立清算组织,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下,清理债权债务。终止后的剩余财产,按国家有关规定,用于发展相关慈善事业或者转入其他慈善组织,并向社会公告。第十七条建立慈善组织评估制度,促进慈善组织规范管理,提高社会公信力。具体评估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制定。
鼓励慈善组织自愿申请评估。第三章慈善捐赠和募捐第十八条捐赠人捐赠的财产,应当是其有权处分的合法财产。
捐赠人有权约定其捐赠财产的使用方向、实施项目和受益人。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的用途使用捐赠财产,不得擅自改变捐赠财产的用途。
捐赠人有权查询其捐赠财产的使用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
⑨ 慈善法对中国社会救助发展有什么意义
1、这是我国的第一部规范慈善活动的国家大法
我国经常参加慈善活动的志愿者,有6500多万人;社会捐赠总额已从10年前的100亿元左右,变成了目前的1000亿元左右。随着慈善事业体量的增大,慈善领域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需要通过制定慈善法加以引导和规范。
制定慈善法,体现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努力。尤其是,慈善活动中的一个大类“扶贫济困”,直接关乎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可以说,这是我国扶贫、脱贫工作在法治层面上迈出的又一大步。
2、拓展慈善格局
慈善法对“慈善活动”进行了更为广义的界定,将促进教科文卫体事业发展及保护环境的公益活动都囊括在内。可以说,这一放眼“大慈善”格局的界定为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3、松绑公募网募
针对社会普遍关心的公开募捐与互联网募捐,慈善法草案予以了一定程度的松绑。
慈善法草案第二十三条规定:“依法登记或者认定满二年的慈善组织,可以向原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公开募捐资格。慈善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健全、运作规范的,民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发给公开募捐资格证书。”
这一适当扩大公开募捐主体范围的举措,意味着少数慈善组织掌握公募权的局面将被打破。更多慈善组织将可以通过努力争取公募资质,平等地参与竞争。捐赠者也将有更多元的选择,从而促使“良币驱逐劣币”效应显现。
4、追责骗捐诈捐
近年来,不时被曝出的骗捐、诈捐事件,屡屡消费着社会大众的善意和信任。因为没有相关法规追责,许多骗捐者、诈捐者都能全身而退,这类事件也常不了了之。
慈善法草案第三十一条规定:“不得通过虚构事实等方式欺骗、诱导募捐对象实施捐赠。”第五十九条规定:“受益人未按照协议使用慈善财产或者有其他严重违反协议情形的,慈善组织有权要求其改正;拒不改正的,慈善组织有权解除协议并要求受益人返还财产。”
第四十一条规定:“捐赠人应当按照捐赠协议履行捐赠义务。捐赠人违反捐赠协议逾期未交付捐赠财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慈善组织和其他接受捐赠的人可以要求交付;捐赠人拒不交付的,慈善组织和其他接受捐赠的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或者提起诉讼”,具体情形包括“捐赠人通过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方式公开承诺捐赠的”。
5、框定原则义务
除了追究受益人与捐赠人骗捐、诈捐等不正当的行为,慈善法草案更为慈善组织、民政部门框定了财产管理、信息公开等方面的原则、义务。
慈善法草案第五十二条规定:“慈善组织的财产应当根据章程和捐赠协议的规定全部用于慈善目的,不得在发起人、捐赠人以及慈善组织成员中分配。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私分、挪用、截留或者侵占慈善财产。”第五十四条规定:“慈善组织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不得在其投资的企业兼职或者领取报酬。”
第六十条规定,“慈善组织应当积极开展慈善活动,充分、高效运用慈善财产,并遵循管理成本最必要原则,厉行节约,减少不必要的开支。慈善组织中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开展慈善活动的年度支出,不得低于前三年收入平均数额的百分之七十;年度管理成本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百分之十五。”
信息公开也是慈善组织必须做好的一大工作。慈善法草案第七十二条规定:“慈善组织应当每年向社会公开其年度工作报告,包括财务会计报告、年度开展募捐和接受捐赠情况、慈善财产的管理使用情况、开展慈善项目情况,以及慈善组织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情况”。
民政部门也要配合信息公开。慈善法草案第九十五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建立慈善组织及其负责人信用记录制度,并向社会公布。民政部门应当建立慈善组织评估制度。鼓励和支持第三方机构对慈善组织进行评估,并向社会公布评估结果。”
6、保障合法权益
对于投身慈善的志愿者,慈善法草案充分地关注了他们的合法权益。
慈善法草案第六十五条规定:“根据志愿者的要求,慈善组织应当无偿、如实出具志愿服务记录证明。”第六十六条规定:“慈善组织安排志愿者参与慈善服务,应当与志愿者的年龄、文化程度、技能和身体状况相适应。”
第六十八条还规定:“慈善组织应当为志愿者参与慈善服务提供必要条件,保障志愿者的合法权益。慈善组织安排志愿者参与可能发生人身危险的慈善服务前,应当为志愿者购买相应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7、实施税收优惠
作为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激励手段,税收优惠在慈善法草案中尤其受到瞩目。
慈善法草案第七十九条规定:“慈善组织及其取得的收入依法享受税收优惠。”第八十条规定:“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捐赠财产用于慈善活动的,依法享受税收优惠。企业慈善捐赠支出超过法律规定的准予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当年扣除的部分,允许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第八十一条规定:“受益人接受慈善捐赠,依法享受税收优惠。”第八十四条还规定:“国家对开展扶贫济困的慈善活动,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
而对于外界关注的“税收优惠细化”问题,就有全国人大相关负责人及业内专家表示:税收优惠的条件、税种、税率等具体规定,宜由专门税收法律跟进。
8、激活慈善信托
最后的但又不容忽视的亮点,是慈善法草案专设了第五章“慈善信托”。
慈善法草案第四十四条规定:“本法所称慈善信托即公益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慈善目的,依法将其财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意愿以受托人名义进行管理和处分,开展慈善活动的行为。”第四十六条规定:“慈善信托的受托人,可以由委托人确定其信赖的慈善组织或者信托公司担任。”
简单来讲,慈善信托可理解为一种“将慈善财产委托给专业机构管理支配、保值增值,从而使更多资金注入慈善事业”的公益模式。
根据信托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公益信托的信托财产及其收益,不得用于非公益目的。”也就是说,无论本金还是收益,都不应再回流到委托人或其亲属的口袋。公益信托的保值增值是为整个慈善事业服务,而非他用。
因此,慈善信托或者说公益信托,只是面向那些一心为了慈善事业的人士。通过信托,可以让慈善人士更为省心、有效地运用资产、投身慈善。这对于激活爱心人士的热情、促进慈善事业发展来说,无疑是有益的尝试。
⑩ 慈善法哪一年颁布
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通过,并于9月1日起正式实施。从2005年民政部提出立法建议至今,这部历时11年《慈善法》终于面世,它的颁布实施填补了我国慈善事业立法的空白,标志着我国慈善事业迈入法治化轨道。《慈善法》将是今后我国慈善事业的“定盘星”,必将对慈善公益事业带来深刻影响。
近年来,我省在慈善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公众慈善意识不断增强,社会捐赠数额稳步增长,救助项目不断创新,机构运行更加规范……然而长久的法律缺位,也让龙江慈善事业在探索和实践中遇到一些挫折和困惑,如今《慈善法》正式实施,对我省慈善事业发展有哪些具体影响?我省将如何落实《慈善法》,更好地守护公众的爱心?就这些问题,近日记者采访了我省相关专家及政府相关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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