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讲稿

㈠ 领导应具备怎样的法治思维

法治思维的基本内容如下

1、法治思维在不同问题和领域的运用包含了不同的四个层次。

一是认识和判断层面，即运用法治概念原则对社会生活中各种问题的认识和初步判断层面。人们可以根据法律判断社会上的一些行为或现象是否合法，例如，喝酒和开车是非法行为。这种层次的法治思维是普通社会成员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具备的。

二是逻辑推理的层次，即运用法治原则，规范分析判断问题，综合推理，得出结论和解决问题的层次。法律职业的思维大多处于这一层次。这种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是个案的法律解决。

三是综合决策层面，在上述法律认知与判断、分析推理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因素进行综合衡量，做出符合法治的决策。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法治思维在这一层面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四是制度层面的建设，即在前三个层次思考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抽象化，使通过法制建设或改革能够对更宏观的问题提出长远的解决方案。这是法治思想的最高境界，也是高级领导干部应有的。因此，在检验法治思维能力时，应根据不同的对象和主体设置不同的标准。

2、法治文化的精神方面大概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层面。

一是法治意识和观念的层面，这是最低最基本的层面。全社会成员都应当具备相应的法治意识、观念，才能够形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观念基础。对于普通公民而言，既要有权利意识，又要有自觉遵守法律的义务观念。

二是法治思维和理念的层面，表现在法治意识和观念上升到思维、理念的层面，对制度建构和具体实践起到更加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是法治的价值与态度层面，表现在人们的内心价值观和态度上对于法治的内在认同和尊崇，直至法治内化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这是法治文化的最高层面。

㈡ 领导干部必须具备哪些法治思维

一、规则性思维
法治是法律之治、规则之治，因此领导干部应当树立规则性思维。
(一)先立规矩后办事
法是效力最高的规矩，规则性思维首先要求有法可依，即“先立法，后行为”，依照普遍性的法律治理国家、推进改革。有法可依的基本要求有：一是法律体系的主体应当是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不能由行政法规等长期“代行”法律职能。《立法法》规定的只能由法律规范的财产征收、财政、税收等基本事项必须通过人大立法规范，即使由于立法条件不成熟暂时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也应当尽早纳入法律范畴。二是法律没有规范或者规定不明的事项，尽可能通过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予以规范，尽量减少使用层次低的规章，增强法律的刚性和约束力。三是处理好法律和政策的关系，尽可能运用法律手段，而不是用政策去规范本属法律调整的事项，“政策定调—试点探索—总结推广—法律固定”的改革模式需要改变。
其次，规则性思维要求凡事要有规矩，“先立规矩后办事”。强调有法可依，并不是说法治社会的规则只有法律。在没有法律规定或者法律规定不明确时，也要建章立制，用制度管事、管人，不能依批示、指示办事，不能动辄特事特办。
(二)立好规矩再办事
治国理政，光有规矩是不够的。规则性思维不仅要求有法可依、先立规矩，更强调法律可依、规则可遵循，也就是说法律和规则要求人们做的必须是其能够做的，必须让人们对法律和规则先心“服”后行“从”。而要达此目的，法律和规则就应当满足好规则的基本品质。好法律的基本品质要求是公开、明确、稳定、可预期、无内在矛盾、可遵循、具有同一性，这些法律的品质性要求也基本适用于非法律的规则。
1.公开。法律应在其影响的范围内通过各种形式公布，从而对于受其影响之人来说，法律是可得的、易得的。公开是法律和内部规定、潜规则等的重要区别，可使法律融入人们的知识体系，进而可能有更多的人认同法律。2.明确。法治是规则之治而不是原则之治，抽象、原则、概括是立法之大忌，应当尽可能避免。只有明确，方可给立法、执法、守法以明确指引，既便于法律的贯彻执行，同时也可有效约束立法、执法行为。3.稳定。法律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惟有稳定，法律方可约束公权，保证法律不因领导人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意志的改变而改变，有利于人们产生稳定的预期，树立法律的权威。4.可预期。可预期是法律发挥指引、规范功能的重要基础，惟有可预期，方能使人们有信心、有恒心，进而大胆交易、促进市场繁荣。5.无内在矛盾。协调统一的法律体系，可给人们以明确指引、清晰预期，从而降低执法成本，减少执法偏差。6.可遵循。民主、科学立法，提高立法质量和法律的可遵循度，是降低守法成本，增强守法意愿的关键。7.具有同一性。同一性，是指应该在公开、稳定、明确而又一般的规则的指导下制定特定的法律命令或行政指令。惟有具有同一性，方可避免“自己立法、自己解释、自己执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及滥用自由裁量权，从而最大限度实现法律的目的，毕竟绝大多数法律要通过政府来实施。[1]
二、合法性思维
法治意味着法律至上，宪法至上，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必须接受、服从法律的统治。因此，领导干部应当具备合法性思维，无论是立法、还是执行，都应当事先问一下是否合法。
(一)合乎法律文本的具体规定
法律的制定要遵守《立法法》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同时，不同的法律，效力等级也不同，在立法、执法、司法、法律解释以及规范性文件制定过程中，当法律文本规定不一致时，应根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确定应当依据或适用的法律，也就是说都要找准、用准法律依据，既要杜绝“黑头的(法规)不如红头的(文件)、红头的不如白头的(领导批示)”现象，也要避免根据个人喜好或利益选择性适用法律，自觉维护法律的统一与尊严。
(二)合乎立法目的、法律原则和法治精神
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和社会实践的复杂多变，使得法律涵盖不全或者出现一些概括、模糊规定不可避免。因此，当某一领域没有法律具体规定时，应根据法律的原则、法治的精神去填补法律漏洞、适用法律，而不能为所欲为胡乱作为。同时，领导干部在面对法律规定不明确时，也要根据立法目的、法律原则、法治精神解释、适用法律，恣意解释、适用法律，“打擦边球”，游走于法律的灰色地带等心态都应当尽力克服和避免。
(三)正确对待“恶法”或者“坏法”
与自然法则、普遍道德、天理人性相背离的恶法是不是法?应不应当得到尊重和执行?更进一步的问题是，领导干部能不能以法律法规与行业、当地实际不符而作出不同规定或拒绝执行?与明目张胆违法违规不同，以法为“恶法”、不符合实际为由拒不遵守、执行的现象，在我国的实践中不仅比较常见，而且更容易为人们宽宥，因而值得深入探讨。
从历史来看，2000多年前苏格拉底以死捍卫了恶法的尊严，二战结束后的纽伦堡大审判则宣告与人类基本道德和人性完全相悖的法西斯恶法非法，二者只不过分别是几千年“恶法亦法”和“恶法非法”之争的典型例子而已。“恶法亦法”所体现的是形式主义法治思维，强调规则的形式价值和普遍平等;“恶法非法”所体现的是实质主义法治思维，更多地强调规则内容和个案公正。
对领导干部来说，“恶法非法”的实质主义法治思维与中国传统的德治、人治思维更为接近，有时会更有利于眼前问题的解决，因此也更具诱惑力。但这种“恶法非法”的实质主义思维倾向恰恰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首先，在现代法治发展演变过程中，形式主义始终是现代法治的核心理念，也是现代法律制度设计和安排的理论基石。[2]哈耶克认为：“甚至可以说，要使法治生效，应当有一个常常毫无例外地适用的规则，这一点比这个规则的内容为何更为重要。……重要的是，规则使我们能够正确地预测别人的行动，而这就需要它应当适用一切情况——即使在某种特殊情况下，我们觉得它是没有道理时。”[3]
其次，“恶法亦法”是法治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必经阶段。我国从来没有经历过法律至上、规则至上这样一个形式法治的阶段，我们的国民规则意识非常欠缺，守法还没有成为惯行，法律还没有被信仰。实践中，法律不科学、不合理已经成为一些组织、公民甚至领导干部不遵守、不执行法律的惯常借口。在这种情况下，强调“恶法非法”的实质主义思维，无疑是赋予了执法者、司法者更少限制的自由裁量权，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样做的结果无非是另类的人治。因此，只有强调“恶法亦法”，权大于法、情重于法的顽固结构才有可能被触动，法律至上、规则至上才会成为国民的共识。因此，在当今中国，即使“恶法”、“坏法”，也必须给予足够的尊重，在没有依法修改或废除之前，不能允许任意突破。因为，一旦允许随意突破一条“恶法”，在潘多拉盒子打开以后，就意味着成千上万条的“良法”将可能因此而受牵连，从而危及法律的权威和生命。对于一个法治社会而言，个案正义的失衡总是在所难免，法律的偶尔失当和沉默只能说是一种无奈，是人们选择法治这种社会生活方式必须付出的代价。领导干部应当力戒因看到法治的这种必要代价而丧失自己对于法治的信心，更不能以此为借口攻击和否定法治。[4]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不能制定与上位法不一致的下位法，不能直接突破法律或者干脆否定法律，也不能绕开具体规定直接适用法律原则，或者以法律原则否定具体规定。在执法实践中，不能以公平执法替代严格执法，因为公平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而对于严格依法办事确实可能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严重社会后果的，也应由有权机关通过法律解释等途径予以妥当处理。
三、程序性思维
公权力的取得和行使都需要遵守一定的程序。因此，领导干部应当树立程序性思维。
(一)公权力的取得和行使需要程序
公权力需要程序。“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司法要遵守程序法，这已众所周知。立法也要遵守程序，《立法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了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的制定程序。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分、行政处罚，进行征收征用等，也须遵守一定的公开、公正、民主程序，以保障人民权利，提高行政效能，增进人民对政府的信赖。
程序重于实体。实体相对于程序而言更具目的性，但法治强调程序正义甚于实体正义，因为法治的根本任务在于规范约束公权力，不借助于正当程序，公权力将很难被“关进笼子里”，实质正义也无从得以实现。
(二)程序不应等于“形式、过场”，程序要正当
近年来，在干部提拔、公务员招录等方面不断有负面新闻报道，有关部门和领导的表态往往是“程序上没有问题”。对此种现象，有人认为“如果程序上没有问题，就是程序本身存在问题”。因此，不仅要有程序，程序还应正当，否则走程序将沦为“走形式、走过场”。程序的正当性来源于程序的中立、理性、排他、可操作、平等参与、自治、及时终结和公开。
1.程序中立性要求程序参与各方不得因程序设计而受到不公正对待或享受特殊优待。“自己不得作自己的法官”所强调的就是程序的中立性，回避原则即是这一原则的体现。2.程序理性要求程序应具有合理性，以有效防止武断、恣意、专横或反复无常。程序理性的核心在于权力应当以一种合理的、可以通过说明、论证以及逻辑上一致的方式而行使。[5] 3.程序排他性是指每一个程序独立、依法展开后，非经特定程序，不得更改，即排斥与其相同程序的再次重复与冲击。[6] 4.程序可操作要求程序明确、具体。5.程序平等参与要求接受程序法律后果的各方当事人在相同条件下，从程序主持者获得相关信息，并有相同的机会向程序主持者陈述自己的看法。[7]“任何裁决都要听取当事人的陈词”是平等参与的体现。6.程序自治要求程序的参与基于自愿，不得强迫。例如不得强制投票、听证等。7.程序及时终结要求程序符合效率原则，应有时限，要有终点，不能没完没了。8.程序公开要求程序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应当向程序参与人和社会公开。
四、权义性思维
法律通过权利和义务调整社会关系。因此，领导干部树立权义性思维。
(一)以权利、义务为线索去审视、调整社会关系
法治社会社会关系的基本框架是由法律通过权利义务建构起来的。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要求领导干部首先能够识别权利义务的基本类型和特点，从而以权利、义务为线索去审视、调整社会关系。以人为本本质上讲就应以权利为本，权利的本性是平等，因此要在立法、执法、司法的各个环节平等配置、一体尊重、公平保护公民、法人的权利。尤其要注意的是，对于工作权、文化教育权等社会权，政府有积极作为的义务。因此，领导干部应从权利、义务两个纬度分析、认识社会关系，从调整、平衡权利、义务关系的角度去制定法律、推进改革、执法司法。
(二)认真对待权利，切实履行义务
领导干部要认真对待他人权利。领导干部在行权履责过程中，几乎没有不影响他人权利的立法、决策和执法。一般情况下，他人的权利就是公权力的边界。因此，要尊重他人的权利。当然，尊重权利并不意味着权利不可限制。但必须注意的是，对权利的限制是有条件的，即限制本身也是有限度的，比如征收就应当以公共利益为原则，程序正当、公正补偿。
领导干部应切实履行义务。不仅要尊重他人权利，还应当切实履行职责，严格市场监管，消除地区封锁，打破行业垄断，维护全国市场的统一开放、公平诚信、竞争有序、自由安全。
(三)以权利、义务为基本分析工具，正确对待、妥善处理社会矛盾
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如果从权利义务的角度去分析，就会清晰得多、简单得多，这也是正确对待矛盾纠纷及其当事人，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的一种有效方法。比如，面对一起事件、一个矛盾纠纷，领导干部首先应当思考的是事件或矛盾纠纷的性质、权利义务关系，正常的法律途径，然后分析一下政府自身的权利、义务，并以此作出决策。既要避免该为的不为、不到位，同时也要防止大包大揽、乱作为。“花钱买平安”、“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等所体现的显然不是权义性思维。
五、权责性思维
权力是应当履行的职责，与权利具有选择性、可行使、可放弃、可转让相反，权力必须行使、不可放弃、不可转让。领导干部作为权力的行使者和责任的担当者，理应树立权责性思维。
(一)有权必有责
首先，制度设计上要做到有权必有责。法律法规在赋予行政机关权力的同时，应当规定相应的责任保障机制，既要避免有权无责，也要防止权责错位。也就是说，谁享有权力谁就应当负有责任，只规定权力不规定责任固然不好，但权力行使者和责任承担者不一致也需避免。
其次，实践中既要保证用权当负责，也要避免无权乱负责。责任不仅应落到纸上，更应落在实践中。要切实避免只有权力没有责任;上级享受权力，下级承担责任;一把手享受权力，二把手、副职或者其他人承担责任等权责脱离的现象。当然，没有权力却乱揽责的现象也应避免。
(二)权责要相当
越是权高位重，责任就应越大。有多大权力就应当承担多重责任。责任过轻既不能纠正滥用权力行为，也不足以威慑潜在违法行为。但责任也不是越重越好，过重的责任如同过轻的责任一样不会产生应有的约束力。
从理念上讲，全能政府就应当承担无限责任，而拥有有限权力的政府只能承担有限责任。因此，从责任的角度看，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也正是政府承担无限责任向有限责任转变的过程。
从制度设计讲，既要注意权力与责任在类型配置方面的相当，也要注意某一责任类型中责任程度的相当。立法中要实现刑事、民事和行政责任的合理平衡配置，改变重行政责任，轻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现象。同时，立法中要尽可能规定明确具体的责任，这样不仅可以使潜在的违法者提前防范、分散法律风险，而且可以有效约束执法者和司法人员，避免执法、司法不公。
从追责实践看，一要严格执法，任何人违法犯罪，都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要将法律文本规定的责任不折不扣地落实下去，避免“老实人吃亏”。二要防止不问青红皂白滥施责任。任何法律责任的承担都要符合一定的构成要件，不问原因、不问过错、不问真正的责任者的追责表面看来很严格，实际上往往是不妥当的。三要尊重责任追究机制。责任不同，相应的责任追究机制不同，有权追责的机构也不同。对于没有追责权力的领导，尤其是主要领导来说，要尊重有关部门依法执法，不要动辄过问、插手，更不要接手、大包大揽责任追究过程。

㈢ 如何提升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法律体系，实现部门法之间的有机衔接。社会法制改革的方向和目的是推行公正公平合理合法，是我们党执政行为、政府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改革，即使是多年形成的国家信访机制都在进行必要的改革。完善各项法律和地方规章，包括党内法规、党的纪律等党规党法在内，都要把法治理念的养成，思维方式的选择和治理方式的运用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法力制约权力、民主监督权力等方式，多措并举，才能逐步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特别是在法制意识上要实现有机衔接，不能各自为政甚至相互抵触。在修改完善法律法规时要经得起科学的历史的检验，充分体现法治精神，即公平公正，适用于全体人民大众，坚决避免在执行时偏离法律底线，法律制定和执行绝不能建立在局部利益需要上，否则就谈不上对组织和个人的规范和约束。
在法律法规的框架下，进一步规范党的执政行为、政府的行政行为。党员领导干部必须遵从党规党纪来规范和约束自己的思想和行为。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时刻要绷紧依法行政和依法决策这“两根弦”，少一些政治“帽子”，少一些行政强迫命令，使老百姓自觉形成知法守法用法习惯，领导干部自觉形成依法行政、依法公正执法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要形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严格执法、依法行政的良好氛围，关键在于要坚决杜绝行政干预和领导干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和发展目标一旦确定后，不因领导干部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干部的思路改变而改变，而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按着法治的节奏运行。真正做到人民利益至上、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将利益诉求、纠纷解决纳入法治轨道，为改革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加大宣传教育和培训力度，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执政者的法制意识、群众的守法用法意识。各级党政要加大有关法制培训方面的投入，在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及其他相关培训时，要有计划地开办行政执法培训班，丰富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内容，强化案例分析，提高领导干部法律意识和法治思维能力。就目前来看，我国80%的法律、所有行政法规和90%的地方行政法规都是由政府机关执行的，这就必然要求领导干部了解和掌握大量的法律法规。可以通过法律“进机关、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乡村”等工作载体，潜移默化地影响领导干部的法治思想，增强领导干部对法的认知，形成法制意识，提升法律修养。同时要发挥各级讲师团的作用，把法制宣传作为讲师团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以其独特的专业优势不断提升普法层次，为普法工作增添新的活力和生机。
将依法执政意识和理念融入到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一是将依法执政能力和法律意识水平纳入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建立绩效考评机制，强化一把手考核评价机制，不断提升一把手的法制意识，使其在法治的框架下想问题、做决策、干工作，以解决一把手拍脑袋说了算的问题。实践证明，一把手的法律意识强的地方，工作就不会出事。二是要建立起“德、能、勤、绩、廉、法”等六项具体考核评价指标，以形成领导干部法治教育工作制度体系，实现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的长期性和常态化，并将这一过程扩展至领导干部选拔、初任培训、升职转任等各环节。三是在制度的设计上，要拓展法治教育工作内涵，既注重事前教育又注重决策执行后的效果评价，促进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形成。形成依法思考、依法决策、依法执政的良好执政环境，以此提升领导干部的法制意识和水平，造就一大批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依法行政干部队伍，共同为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目标而努力。

㈣ 如何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

一要当好复学法的表率。学制法是守法用法的基础。作为领导干部必须注重学法，不仅要学履行职责所需要的法律知识，而且要学法的原则、原理，学法的价值、精神。
二要领会好宪法要义。宪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三要强化法治理念。法治理念是法治的灵魂，领导干部要在纷繁复杂的工作事务中有所超脱，应当化繁为简，即以法治理念把握复杂的利益关系，找出明确的权利义务主体及其之间的法律关系，结合实际形势作出符合法律规定与社会效果的科学决策。
四要注重法治实践。法治思维的养成特别是法治能力的提升，关键靠实践。领导干部在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工作中，必须扑下身子，躬身实践。
五要遵法守法。正人必先正己，正己才能正人。
六要认真对待监督。从很大程度上讲，衡量领导干部法治水平的基本标准是如何对待监督。

㈤ 如何培养和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

(一)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法治理念，形成法治思维定势。
1、领导干部充分认识加强法治建设对于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重大意义，全面理解法治建设与经济建设、法治思维与权力行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权的关系，不断增强法治建设的使命感、紧迫感和责任感。
2、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法治理念。牢固树立依法治国、公平正义，以人为本、以法为尊、保护人权、依法治权等法治理念，不断追求自由、平等、公平、公正、公开的法治价值，使领导干部能自觉用法治理念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推动工作，自觉而坚定地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3、领导干部要形成运用法治的思维定势。法治思维定势，就是思维主体在运用法治思维时的一种心理定势和法律价值趋向。领导干部遇到问题和矛盾时，选择运用法治思维，还是行政思维、经济思维、道德思维解决问题，就是一个思维定势的问题。领导干部形成运用法治思维的定势，就是让选择法治思维成为领导干部自发的一种心理需求和思维选择，养成依法履职、依规办事的良好习惯。
（二）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律教育，充实干部队伍法治思维知识储备。
1、在领导干部法律学习内容上，要注重加强针对性和实用性。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能力的提升，关键在于法律素养的提高和法律知识的储备。从现实情况看，苛求领导干部像法律工作者一样，系统掌握法律体系，熟练使用法律条款，准确把握法律关系，是难以实现的。首先要认真学习宪法和宪法性法律，理解国家制度的基本内容、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和国家权力运行的规则，特别要重视对法律基本原则的学习。其次要熟练掌握业务工作中涉及的基本法律法规、各种法律关系及法律程序，成为熟悉业务工作的行家里手，再次要加强法律基础理论、法律逻辑、反腐倡廉、平安中国、综治维稳等社会法治知识的学习和更新。
2、在在领导干部法律学习方式上，要注重加强多元化和有效性。不断创新法治教育培训方法，完善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制度，建立健全学法用法长效机制。要通过初任培训、中心组学习、法治讲座、专题交流、学习考试等多种形式，使法律知识、法治意识、法治精神融入身心，内化为领导干部的自觉意识和精神修养，外化为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的能力。
（三）领导干部要不断提升法律思维运用能力，丰富法治思维实践途径。
养成法治思维不是简单的学习法律知识，而是要注重优化领导干部知识结构的同时，提高其依法思考、依法决策、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一是领导干部在法治实践中，要善于发挥法治的引导、规范、保障、惩戒作用，切实做到依法化解社会矛盾、依法预防打击犯罪、依法规范社会秩序、依法维护社会稳定、依法发展市场经济。二是要运用法治思维引导人民群众依法表达诉求，鼓励人民群众通过调解、仲裁、诉讼等法治方式解决矛盾纠纷，实现定分止争，维护法治机制、法治权威，努力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氛围。三是要把握多种法治思维方式的综合运用和价值判断，依法决策正确处理好政治思维、经济思维、道德思维与法治思维的相互关系，使问题得到合情合理、合法合规的解决，实现决策科学化。
三、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治国理政 ，营造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的良好社会环境和法治环境。
（一）加强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体系建设。
1、要进一步完善和推进各项立法工作的科学化。按照注重顶层设计，明确权力界限，规范权力内容，防止权力滥用的原则，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中做到法治先行，在法治框架内推进科学立法工作。
2、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强化权力运行规则法治化建设，“将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要进一步加强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的程序立法，特别是规范领导干部决策权、执行权方面的法律和程序，推进对行政权、司法权运行机制的监督制约。
3、加强市场经济法治建设。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现代市场经济从建立、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就是法治不断推进的过程。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法律的调节功能，克服市场经济自发性、盲目性、无序性缺陷，规范市场经济有序进行，使市场经济由政府主导型向法治主导型转变。
（二）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提高政府依法行政水平，一要把法治理念转化为制度体制机制，加强制度机制整体设计和顶层设计，加快法治政府进程。二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健全程序规则，保证行政机关按照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三要制定和完善保障法律执行、运作、实施的各项具体制度，保障执法公平、公正、公开。四要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如根据物权法规定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保障不动产交易安全，为预防和惩治腐败夯实基础，又如建立以公民身份证号码和组织机构代码为基础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制度，从基础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四是健全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机制，建立决策风险评估和依法纠错制度。
（三）加强干部队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教育。一要坚持法治政绩导向，把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决策纳入对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内容，建立健全考核评价机制，并以此作为选拔、奖惩、晋升、晋级的重要依据。二要通过鼓励、奖励、晋职、晋级等激励机制，引导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去思考和解决问题，重视提拔使用法治思维意识强、善于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维护稳定、推动发展的优秀干部。三要有计划的培养、选拔、任用一批具有法律专业背景的领导干部，形成党委政府选人用人的正向激励引导机制。四要建立适应科学发展观和法治内在要求的干部法治绩效综合评价体系，引导法治思维成为领导干部主动、自觉的惯性思维方式。
（四）加强党和社会的监督机制建设。一要在治国理政的体系内，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加强行政、司法监督体系和监督制度建设。二要健全完善质询、问责、离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党政纪处理等制度，保障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有力有效监督。三要加强人大权力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促进其监督行为逐步制度化、规范化。四要深化政务公开，建立健全各项阳光监督制度，不断拓宽社会监督渠道，让人民群众监督权力。五要按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违法要追究的要求，强化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

㈥ 领导干部为什么要树立法治思维

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的执政骨干，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直接贯彻者和国家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者，也是依法行政的主体，理应成为自觉树立法治思维、主动运用法治思维推动改革发展稳定的实践者，成为坚持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的表率和模范。然而，在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忽视法律，决策不依法、遇事不讲法、办事不懂法、自己不守法的现象依然存在。一是特权思想严重，认为权大于法，对法律缺少敬畏，甚至自认为位高权重，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不守法，也无人敢于追究，因而时常突破法律底线。二是以权压法、以权乱法现象时有发生，导致矛盾激化、干群关系恶化。三是把法律法规置于脑后，在工作过程中常出现有悖于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甚至任意在法外扩权，将一些“霸王条款”和“土政策”披上法律的外衣，有失社会公平。四是有的领导干部虽然也懂法，也知道违法犯法的后果，但总是心存侥幸，以为背地里干点违法之事无人知晓，因而恣意妄为。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不注意学法知法，法治观念淡薄，不依法办事，习惯把有限权力扩大化；另一方面是不敬畏法律，不遵守法律，习惯靠“拍脑子”、搞个人说了算。而所有这些，实质上都是缺乏法治思维的表现。
法治思维就是领导干部在想问题、作决策、定政策、办事情时，牢固树立人民授权和职权法定，严格遵守目的合法、权限合法、内容合法、手段合法、程序合法的要求，切实尊重和保护人民权利，自觉接受监督和承担法律责任，并强调尊重法律权威、遵循法治原则、体现法律理性。树立法治思维，既是领导干部自身素质提高的重要标志，又是领导干部执政能力提升的重要体现。
树立法治思维，首先要深入学法知法。法律是一种宝贵的软实力。实践证明，只有把法律法规学好了、装进脑子里了，才能转化为内心的行为规范，才能发挥其强制约束作用，才能做到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当前，少数领导干部法治观念还相对淡薄，仍然习惯于传统的“人治”思维方式，习惯于用个人职权和关系“打招呼”“写条子”“走路子”，还在以人治的眼光看待法治、以人治的思维研判法治、以人治的方式实施法治，这显然不符合依法治国的要求。作为肩负使命、手握权力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学法、知法、懂法，牢固树立法治观念，包括宪法和法律权威的观念、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观念、法大于权的观念、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观念、权力必须受到监督制约的观念等。当前要深入学习宪法，学习国家基本法律和与本职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切实增强法律意识，形成对法治本身的崇尚和信仰。
树立法治思维，必须要时刻敬畏法律。法律是人们最起码的行为规范，也是领导干部必须带头执行的行为准则。只有时刻敬畏法律，才能心存惮虑，警钟长鸣，不以权代法；只有时刻敬畏法律，才能做到在诱惑面前把握住自我，不穷奢极欲，以身试法。《宪法》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个人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法律的公正性就在于法律的平等原则，任何地方、部门单位和个人都不能突破。作为领导干部，敬畏法律、尊重法治是对权力的最好保护，更是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最好保护。领导干部树立法治思维，就必须做到宪法法律至上，树立敬畏法律、遵守法律的意识，从内心深处把坚持依法办事作为政治责任、施政习惯、自觉追求。一是要克服特权思想，树立职权法定和权责统一的观念，牢记任何职权的取得和行使都必须符合法律法规，违法行使职权要承担法律责任。二是要树立法律权威观念，自觉敬畏法律、遵守法律，维护法律权威，绝不谋求凌驾于法律之上和超越于法律之外的特权，绝不以权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这是增强法治观念、树立法治思维的起点。三是要树立和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严格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观念，自觉做到遵守法律。
树立法治思维，关键要坚持依法办事。法律的权威和生命力在于实施。没有实践的法律，只是挂在墙上的法律和写在纸上的法律，不仅不会有实际效用，而且也没有尊严权威，更难以形成人们不愿违法、不能违法、不敢违法的法治环境。必须明确，任何组织或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都要以宪法和法律为行为准则，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或职责。如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那么良好的法治环境就难以形成，依法治国就成为一句空话。当前，我国改革正进入深水区、攻坚期，发展正处在关键期，各种利益矛盾日益凸显。利益矛盾如何妥善处理？利益多元如何实现公平？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用法治思维认识问题、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领导干部作为党和国家的执政骨干，无论面对多大困难和挑战，在想问题、作决策、定政策、办事情时都应尊重规律、尊重法律，既要科学决策，又要依法决策，更要依法行政，不管是土地征收、房屋拆迁，还是资源开发、劳动关系调处，都要学会用法治思维思考问题，以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真正把解决各种利益矛盾纳入到法治的框架之内。一是要加强法律知识学习，强化法治意识，培养积极的法治情感、法治信仰，养成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高度自觉。二是要善于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坚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与对法律负责的高度一致性。三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办事，无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依法行政的底线不能突破。要多为群众发展经济保驾护航，让经济行为真正成为法制行为；要多放权于民、让利于民，让群众在社会生活、经济发展中受到法律保护；要依法保障公平正义，保障群众合法利益，最大程度地规避公权力施政的风险。
树立法治思维，还要带头遵守法律。遵守法律是领导干部的底线。要克服特权思想，将自己的言行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中和广大群众的监督之下，不当特殊公民。无论职务高低，都必须自觉地、无条件地遵守法律，决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要始终坚持以法律为准绳，对照国家的法律法规，严格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言行，要求群众做到的，领导干部自己必须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领导干部自己首先不能越雷池半步，努力争做遵守法律的表率。

㈦ 为什么要强化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

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就是领导干部运用法治理论、法治方针、政策策略动员和组织人民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科学发展、保障人民权益、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增进人民福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本领。强化法治思维、提升领导干部法治能力是一项系统工程,对于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法治中国建设的优秀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自觉担当治国理政、治党治军、内政外交的历史重任,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意义重大。
作为承担治国理政大任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为国家地方立规画圆、颁布规章、发布政令,还是制定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政策措施、实施社会治理行动方案,都要树立善治思维,既为治国理政、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治党治军、内政外交提供良法治理体系,又要善于运用行业规章、企业章程、乡规民约、家训家教等社会“软法”动员社会力量、疏导社会心理、调节社会关系、化解社会冲突、处理社会矛盾、保障人民权益、增进社会和谐。

法治方式则是指社会主体以法治思维为先导,以法律规定为依据,遵循和运用法律程序处理和解决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社会事务以及社会组织内部事务、公民个人事务的方式方法。它要求社会主体处理既定事务的目的具有合理性、合规性与合法性；适用的法律法规章程公约具有合宪性、权威性、准确性和效力性；运用的规则程序具有规范性、协调性和可救济性；效果评价具有预期性、可测度性和引领性。

㈧ 如何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增强依法办事能力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党员干部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要自觉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 ”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是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迈向现代文明国家的当然路径。无论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还是化解社会矛盾和解决纠纷、制约权力和保护权利，都需要大力提升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
法治思维是指一定主体以法治理念为基础，运用法律规则、原则、价值和精神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判断、综合、推理以致形成结论，作出决定的思维模式。法治思维主要包括合法性思维、法治至上思维、体系性思维、程序性思维、证据性思维等。合法性思维主要指领导干部在做出决定时首先要想一想自己作为决定的主体是不是合法，作出决定的程序、依据、证据等是不是合法，合法就可以做，不合法就不能做。法律至上思维主要指领导干部在决定时要把法律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法律至上包括外部至上和内部至上。所谓内部至上，是指法律体系内部有自己的等级，下位法服从上位法，最终服从于宪法。所谓外部至上，是指当法律与道德、习俗及政策等规范发生冲突时，法律规范为最高的效力，需要优先遵从。体系性思维是指法律是一个体系，既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宪法法律，也包括国务院、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还包括国务院组成部门、有立法权的地方政府制定的部门规章和政府规章。正是因为法律是一个体系，所以领导干部在作为决策时要通盘考虑，不能仅盯着某一个法，既要看到上位法，也要考虑下位法；既要考虑一般法，也要考虑特别法。程序性思维要求领导干部在做出决策和决定时，不仅要考虑实体法，还要考虑符不符合程序法规定。证据性思维是指领导干部在做出决策和决定时，要基于证据所支撑的法律事实，没有证据就没有法律事实，没有法律事实也就不能形成正确的推理和判断。
依法办事是指领导干部按照法律规定的措施、办法、路径对待和处理相关问题而形成的方法与模式。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是一个内在思维和外在实践的关系。法治思维更多是一个内在思维活动，而依法办事则是外在的表现形式。依法办事最核心的内涵就是按照法律规定的措施、办法和路径来对待和处理相关问题。如领导干部在做出决策和决定时，相关法律法规对决策和决定的职权、程序、方式、时限有明确的规定时，严格遵守这种规定就是法治方式。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时限、措施等，就是法治方式。法治方式可分为宏观与微观两种。宏观的法治方式如：对国家而言，依法治国就是其法治方式，对执政党而言，依法执政就是其法治方式；对各级政府而言，依法行政就是其法治方式。微观的法治方式主要指在具体的立法、执法、司法和行政决策过程中，相关立法、执法、司法和行政人员能否严格依照法律所规定的主体、程序、时限、方式等去立法、执法、司法和做出行政决策。
尽管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各级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依法处理政务的能力与民众日益增长的依法治国的需求之间还存在相当大距离。现实生活中，一些领导干部个人意志至上、法治观念淡薄，常常习惯于凭个人意志来管理经济与社会事务，甚至干预正常的执法和司法活动。可以说，当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如何大力提升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的能力迫在眉睫。
一是加强学习、培训和实践，努力提升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法治思维是一个逻辑思维过程，法治方式是法治思维影响下的行为方式。当然，不管是法治思维还是法治方式都不是与生俱来的，都需要通过后天不过学习、培训、实践才能形成。只有通过学习，才能真正懂得法治在人类社会治理模式的优越性，才能真正知晓何为合法性、何为法律至上、何为法律程序等。只有在掌握法治的特点和相关内涵的基础上，再通过培训、实践，才能进一步培养法治思维、提升法治思维，并在法治思维引领下运用法治方式。正如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指出“坚持把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作为树立法治意识的关键，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把宪法法律列入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内容，列为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必修课。 ”
二是健全法治制度,用制度倒逼领导干部提高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能力。学习、培训和实践对于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当然很重要，但这些路径必定主观性强，具有很大的自我依赖性，如果没有一定的制度支撑，其效果也许并不明显。所以当前还需要建立、健全相关法治制度，用制度来倒逼领导干部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如健全领导干部出庭应诉制度。通过规定领导干部出庭应诉，让领导干部切身感受何为法律至上思维、何为程序性思维、何为体系性思维、何为程序性思维，也让领导干部通过诉讼明白，如果在工作中没能很好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诉讼中需要承担败诉的后果。再比如，健全、完善重大决策的合法性审制度。重大决策的合法性审查制度主要指党政机关在重大决策前，必须由相关法制机构对重大决策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只有审查通过时，才能形成重大决策。此种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本身就是对领导干部决策时是否运用法治思维，是否符合法治方式的全面审视和检验，此种合法性审查的全面审视和检验本身起到倒逼领导干部必须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重大决策。

三是把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列入干部考察范围。在中国，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和干部考察内容向来是引领领导干部工作的标杆，一直都是干部能力提高的灯塔。如果把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法治指标作为政绩指标体系的重要内容，把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作为干部考察的主要内容，各级领导干部一定会高度法治工作，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培养。对此，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已有明确要求，即“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内容，在相同条件下，优先提拔使用法治素养好、依法办事能力强的干部。对特权思想严重、法治观念淡薄的干部要批评教育，不改正的要调离领导岗位”。 （作者单位：安徽省委党校法学部）
作者：作者单位安徽省委党校法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