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宪权杜马立法权

A. 制宪权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制宪权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是：制宪权产生国家权利。

制宪权是一种创造宪法的专权力，具有最高法源，没有属上位法律规范，一般不受先前政权之法律所规限，只受法理、自然法、制宪目的和国际法所约束。制宪权不是国家权力，先于国家权力，高于国家权力，也不依附国家权力，并据此产生国家权力。

制宪权的原始拥有者和最终拥有者应该是人民，但制宪权一般由军政时期的军人、训政时期的执政者等革命胜利者、政变者或君主来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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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宪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统治阶级将自己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并反映到宪法中来的过程。

一般说来，制宪指的是新生阶级力量夺取政权上升为统治阶级后创造第一部宪法的活动。此后只要国家政权的性质没有改变，宪法的内容一般也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原则上就不存在重新制定宪法的问题，而只是对原来的宪法进行修改。

宪法制定问题主要包括制宪权、制宪机关和制宪程序等部分。

B. 众议长参议长哪个厉害

不能说哪个厉害，这个问题很复杂，需要分类讨论。你所谓的参议长和众议长的分别情况只在美国存在，参议长是参议院领袖，众议长是众议院领袖。参议院与众议院分别对不同的事项，但是根据美国法律，同一项法案只有两院都通过，才能成为生效。两院制本身也是精英政治与草根政治博弈制衡的制度安排。参议长与众议长在地位上相当，没有孰轻孰重。
但是在其他分为上下两院的国家，情况各不相同。利于意大利的两院设置与美国相近；而英国的两院设置中，议会上院没有立法权，只有建议权，立法权、任免权、宣战权都重要权利全部集中在议会下院。俄罗斯的两院制与英国相似却不同，俄国家杜马有立法权，而国民大会有制宪权。

C. 什么是立法权，什么是决定权

谈到立法权，首先要知道什么是立法。“立法”一词早见于我国古代典籍《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律书》和《汉书·刑法志》，但我国古代典籍中所说的立法不同于近现代立法一词的含义，它主要指制法设刑。《汉书·刑法志》说：“圣人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史记·律书》中说 ：“王者制事立法”。

国外学者对立法的解释也有所不同。美国《大网络全书》认为“立法是指国家机关为了规范社会行为，而制定法律规范的活动。”《牛津法律指南》对立法的定义是“立法通常指有权的个人或由法律确认的机关有意识地制定或改变法律的过程，是一种意志的表达。”《牛津法律大辞典》认为，立法“指通过具有特别法律制度赋予的有效地公布法律的权力和权威的人或机构的意志制定或修改法律的过程。”日本末川博所编《全订法字词典》则解释为：“立法，是与行政、司法相对应的概念。从形式意义上讲，不论法律名称如何，是指制定一般抽象的法规的工作。”

中国法学界目前对立法概念的解释不下十余种，其中最普遍的有所谓广义立法、狭义立法、和介乎广义狭义之间的立法等观点。而由于对广狭范围的理解也不一样，因此，对立法概念的最普遍解释至少有四种：第一，立法是指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它的常设机关，依据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这种特定的规范性文件的活动。第二，立法是指从中央到地方享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规范的活动。第三，立法是指一切国家机关，即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修改和废止各种不同的规范性 文件的活动。第四，立法是指一切有权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和法规的国家机关，依据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和法规的活动。本人认为立法就是国家机关依法创制、修改、废止法律的一种活动。国家统治者可基于不同的需要设计不同的立法体制，对立法权限进行不同的配置。

什么是立法权，学者之间也有不同的认识，并形成明显不同的两种对立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立法权是指以国家名义制定法律的权力，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专有权力；[1]立法权是国家权力体系的一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相对于行政权、司法权而分离的权力，是最高国家权力和整体权力，地方并不享有独立的完整的立法权。它们在立法上的权力宜称为“立法规权”，而不宜笼统称为“立法权”。[2]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现行宪法第58条规定的是“国家立法权”，不能将国家立法权等同于立法权。立法包括国家立法权、地方立法权和委托立法权等，是各种立法权的总和。[3]我以为要正确界定立法权，必须正确处理 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立法权和制宪权的关系。所谓制宪权是指制定宪法的权力。按照现代民主理论，这一权力属于人民，不受任何限制。制宪除由人民行使外，还可委托人民的代表行使。依照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思想家西耶士的主张，制定宪法的权力和由宪法创立的权力是两种不同的国家权力。前者是指制宪权，后者是指依宪法而成立的国家权力，如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等。立法权只能制定一般的法律，其地位低于制宪权。但在各国立法权和制宪权具体行使的实践中，却采取了不同的做法：⑴制宪权和立法权并无严格的区分，都由立法机关行使，如英国的议会既制定宪法性文件也制定普通法律；⑵将制宪权和立法权明确加以划分，制宪由特别的制宪机关行使，立法权由代议机关行使，如美国宪法便是由专门的制宪会议制定的；⑶制宪权和立法权都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但两者适用范围和制定程序有明显的不同，如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法律只需要二分之一的多数，而制定和修改宪法则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

第二 ，正确认识立法权的性质。立法权是近代分权理论与实践的产物，是国家权力体系中一种相对独立的权力，是具有政治性质的一种重要国家权力。所谓立法权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权力，是指这种权力较之行政权、司法权而言，在适用范围、运作特点、合法性基础等各方面都有明显的不同，虽然近些年来，在许多国家出现了三权之间相互渗透的情形，如委托立法，行政司法等，但上述现象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三种权力划分的根基。之所以说立法权是一种具有政治性质的权力，是因为立法权通常与国家的最高权力相联系，体现或代表国家主权或人民主权，并且管辖具有普遍意义的事物。在这方面，许多思想家都有过重要论述。英国启蒙思想家洛克说：“立法权是享有权利来指导如何运用国家的 力量保障这个社会及其成员的权力。”[4]他还说：“立法权是最高的权力。”“因为它有权为社会的一切部分和每个成员制定法律，制定他们的行为的准则”，而“谁能够对另一个人 订定法律就必须在他之上”。同时，立法权也是其它一切权力物的渊源，“社会的任何成员或社会的任何部分所有的其它一切权力，都是从它获得和隶属于它的。”[5]孟德斯鸠从分权制衡的角度主张立法权不是绝对的，也应该受其它权力的制约；但他认为“立法权应该由人民集体享有”，并由人民的代表通过议会来行使。[6]卢梭从其人民主权的理论出发，强调“立法权是属于人民的，而且只能是属于人民的”，它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权力，属于主权者；而不像行政权那样只限于个别性的行为。[7]

马克思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也对法的问题作过深入地研究。他认为立法就是“在议会中，国民将自己的普遍意志他提升为法律，即将统治阶级的法律提升为国民的普遍意志”，“立法权是组织普遍事物的权力”，“凡是立法权真正成为统治基础的地方，它就完成了伟大的根本的普遍的革命。正因为立法权当时代表着人民，代表着类意志，所以它反对的不是一般的国家制度，而是特殊的老朽的国家制度。”“要建立新的国家制度，总要经过真正的革命。”正是“立法权完成了法国革命”。[8]

第三，现代社会的多样化发展和人类所面临事务的日趋复杂，要求立法权的理论与实践也表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精神，因为法律本身是文明的产物，也是人类生活方式的体现，所以立法和立法权的多样化发展，本身就是人类迈向自由王国的进步表现。另外，我们同时也应认识到立法权的配置固然与国家结构有密切联系，但是国家结构形式并不是立法权配置的决定因素。单一制国家也可以出现多元立法形态，这种现象的出现，正好反映了现代两种不同国家结构形式的国家相互借鉴和吸取治国经验的趋势。

D. 立法权和制宪权有何区别

制宪权高于立法权，其制定和修改程序比一般法律都要严格。

E. 国家权力分工的原理是什么

国家权力分工（分配）的原理（原则）：

1．实现人民主权，保证国家权力的来源始终归属于人民，把国家权力的分配建立在合法和正当的基础之上。美国早期的制宪者主张“人民是权力的惟一合法源泉”和“”原始权威“。乔·萨托利指出：”权力属于人民是建立一条有关权力来源和权力合法性的原则。这意味着只有真正自下而上授予的权力，只有表达人民意志的权力，只有以某种得以表达的基本共识为基础的权力，才是正当的权力。“为实现人民主权原则，以体现人民意志和利益的宪法和法律来分配国家权力是必然和惟一的选择。

2．确保基本人权，使国家权力的分配始终和人民的权利和利益保持一致性。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就庄严宣布：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宣言更明白昭示：对人权的无知、忽视或蔑视，是造成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离开尊重和保障人权来讨论所谓国家权力的分配，无异于缘木求鱼。为遵循这一原则，国家权力的分配首先应当保障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得到落实，并切实发展直接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其次要健全权利救济机制，在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遭到他人、社会团体或某个政治机构的侵犯时，能得到完全和有力的救济。为此，将违宪审查的权力分配给专门的或权威的宪法保障机构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3．防止国家权力的集中化，形成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实现法治。经济分析法学家波斯纳曾主张，宪法在规范各级政府的运作中，应尽可能保持两项原则，一是条文的弹性化，二是避免政治权力的集中化，前者是避免负担修改宪法的高成本，后者是避免缺乏竞争而造成政治独占与经济资源的扭曲配置。为此，必须通过宪法合理配置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元首权、宪法监督权等，确认人民监督、法院独立审判、严格依法办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内容。

4．保障国家治理效能、达至善治的需要。所谓治理，按照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是指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的综合。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使用“治理危机”（crisis
governance）一词，此后，治理便被广泛地与运用于政治发展研究中，特别是被用来描述后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状况。[6]历来治理是国家机关的主要职能，从各国国家权力的运行实践看，都表现了大权（如体现主权或最高权力的制宪权、立法权、外交权、国防权、元首权等）分配于中央或联邦（有的权力如制宪权由联邦和成员国共享），小权分配、分散于地方。而要达至善治，既要使国家权力的分配体现权、责、能统一和精简效率原则，又要实现中央具有统一的权威与地方具有适宜的自主权、自治权。

除了上述四个主要原则外，各国国家权力分配还呈现如下一些新的发展趋势，如在人民权力和国家机关权力的关系方面，凡公民个人能够自治的事情，国家权力就不应当介入；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凡社会能够自治、自理的事情，国家权力就不应当介入；在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的关系方面，凡地方愿意并且能够解决的事情，中央权力就不宜介入；在上级权力和下级权力的关系方面，凡下级愿意并且能够做好的事情，上级机关权力就不宜介入；在执政党权力与政府权力的关系方面，凡适合政府出面能更好地做到的事情，执政党的领导权就不宜介入等等。

F. 我国的制宪权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

制宪权即创制宪法的权力。
通说认为，制宪权是一种高于国家权力的特殊权力，它产生国家权力。只有它不依赖与国家权力时，才能真正制定出符合宪政的宪法，才能产生有限政府。我国也有学者认为，它是国家权力的一种，是统治阶级拥有的最高决定权。
关于他的享有者，有学者认为是国家机关（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君主，军人专政时的军人），也有人认为是专门机构（制宪会议等），还有人认为是全体国民。不过就各国实际运行而看，一般是三者共同制宪。
制宪的目的就是限制国家的权力，也即限制统治阶级的权利，统治阶级事先通知的手段主要是国家暴力机关，国家暴力机关的权力是法律赋予的，而宪法就是限制法律的。因此，制宪是民众对国家的约束，他们是制约与被制约的关系。
1、制宪权产生国家权力
制宪权是一种原创性权力。国家权力由制宪权产生，制宪权是国家权力的基础，两者是源流关系。国家权力是通过宪法确定的，而宪法的产生正是行使制宪权的结果。宪法反映的是人民的意志，制宪权下的国家权力如何安排，直接影响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正常关系能否得以维持和发展，关系到公民的权利能否获得国家权力的有效保障。一个必须清晰认识到的问题是，制宪权是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源泉，无制宪权，则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便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此三权力从属于制宪权，乃是宪政之根本；若无制宪权规制，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便成无车手的三驾马车，要么因相互牵制而原地打转，要么因依附而受制于其中一权力而趋向专制，最终瓦解宪政体制。这种可能性之所存在，是因为任何权力归根到底是由个人来操纵的，离开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权力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西耶斯把国家权力划分为制定宪法的权力和由宪法所创造的权力的这种分发适应了当时革命的需要，然而到后来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并不能很好的解释制宪权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从制宪权的权力性质来看，一是不能将制宪劝定性为一种国家权力，因为依照现代宪法观点，在逻辑上应当是先有宪法，再有基于宪法的规定而产生的国家权力，因此，在宪法学理论上是不能将制宪权的性质确定为国家权力的。二是制宪权是一种主观性的权利，它是宪法理论上的一种假设，主要是为了解决宪法本身的正当性问题，是现代宪法不可缺少的范畴。
同时，制宪权只能是一次行使的权力。这是因为制宪权是一种进行“政治决断”的权力，而这种“政治决断”又是一种有特殊指向的“政治决断”，即选择一种国家权力受到制约，人民基本权利得到保障的社会（我们可以把这种新型的社会形态称为自由社会），所以，宪法与自由社会相生相伴，不可分离，只要自由社会还继续被保留，那么制宪权便只能行使一次，因为对自由社会的选择，只要一次就够了。如果社会中出现了另一种“政治决断”，将自由社会抛弃，那么宪法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了，进而也就不会有什么制宪权了。所以，从逻辑上讲，制宪权只能行使一次。
立宪国家产生之后，人民作为国家主权的主体资格得到了归复，人民作为国家权力的主体意识开始复苏，人的独立性使制宪权在国家宪政的整个背景中获得了强有力的凸现。从此，“人被确立为一切政治制度与行为的主体与目的”，[10]而不是实现某种政治目的工具。制宪权也应为此而存在。在立宪主义下，一切制度的设置都是以人为中心，为人的自由提供条件；人的尊严和价值是一切宪政制度正当性的唯一法理基础，正是这一法理基础构成了由此产生的其他一切制度获得人民认同的理由。因此，在立宪主义的指导下，制宪权确保了全体人民有权选择实现自由和权利的各种具体制度；当已选择的制度有碍于人民的自由和权利的实现，或者已异化为人民实现自由和权利的反对力量时，人民完全有理由起来彻底废除这种制度，并创建另一种新制度取代之。宪政发展史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当制宪权属于全体人民已成为一个不言而喻的命题而为所有的人（包括组织）所恪守时，宪法才能贯彻实施，宪政才能有效确立，人民的自由和权利才能获得充分的保障。

2、制宪权限制国家权力
制宪权的行使，直接导致宪法规范的出现，宪法是对权力专制的一种否定，在封建社会统治末期，某些专制政府打着立宪的幌子维护其统治，但这从反面证明宪法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了现代国家的象征。资产阶级近代宪法的产生，彻底否定了王权的专制与独裁。宪政是通过宪法的权威否定专制，宪政是与专制相对立的，是专制的天敌。宪政的内涵是“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基石，以法治为基本原则，以限制政府权力为核心内容，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为目的的政治制度或统治模式，它是宪法规范与实施宪法的政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11]制宪权对国家权力的制约首先表现在通过制定宪法对专制的否定上，其次则是通过制定宪法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分配，使得分工合理，彼此受到限制与制约，正如
北美独立革命期间著名的思想家潘恩指出：“宪法不仅是一种名义上的东西，而且是实际上的东西。它的存在不是理想的而是现实的；如果不能以具体的方式产生宪法，就无宪法而言。宪法是一样先于政府的东西而政府只是宪法的产物。一国的宪法不是其政府的决议，而是建立其政府的人民的决议”，“宪法对政府的关系犹如政府后来所制定的各项法律对法院的关系。法院并不制定法律，也不能更改法律，它只能按已制定的法律办事；政府也已同样方式受宪法的制约”。
有的学者按照制定宪法的主导者和推动力不同，以及按照宪法的制定与国家的产生的先后顺序的不同，将历史上指定宪法的实践分为了四类：以美国为代表的契约式、以法国为代表的革命式、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改良式和以英国为代表的演进式，从而从以上对各种不同类型制宪实践进行分析中，得出一个共性，即宪法的制定总是意味着国家权力受到一定限制，也就是说，正是宪法才创建了有限的国家权力。制宪权创制了受限制的——即合理的国家权力。从这个意义上也再次论证了制宪权从逻辑上和理性上都先于国家权力，因为它为国家权力的存在提供了合理性。
3、国家权力是制宪权的保障
制宪权与政治联系紧密，一国的政治是否稳定，人民的权利是否能得到最大的实现与保障，都关系到制宪权能否得以正确实施与运用，宪政是否能得以实现。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来看，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往往会制定一部宪法来宣告其夺取政权的合法性，确认其对国家的统治，一切国家权力都依宪法而产生。制宪权在行使之后并没有因它的“一次性使用”而消亡，它把权力都移交到宪法作为其载体，因而对宪法修改、宪法解释、以及由制宪权创制的国家权力的合理分配，达到分权与制衡，国家权力的正确与良性运做正是维护宪法权威与尊严的表现。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必须遵循宪法，任何法律法规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维护的也是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与尊严；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依法行政是法治社会所要求的基本原则。各种国家机关行使相应的国家权力，最终都是以宪法为核心。维护宪法的权威性，而维护宪法，正是对制宪权的一种保障，宪法是由制宪权的行使而出现的，一切维护宪法的行为都是对制宪权的肯定和保障。
再从制宪目的看，制宪目的是把社会共同体变为政治的一元体，确定国家权力活动的组织体系与原则，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形成社会的统一意志，即使宪法具有正当性。宪法制定好以后面临着维护的问题，维护宪法的正当性和权威性，如何使宪法所发生的效力与制宪时所规定与达到的制宪目的与基本价值理念相符合，如何对制宪权进行维护与保障，都离不开国家权力从中的作用。
一国的政治不稳定，人民主权得不到承认，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就更谈不上法治与权力分力与制衡以及制宪权的实施。国家权力是制宪权的保障，如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二十世纪初期，相继出现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华民国约法》、《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等宪法性文件，但北洋军阀的制宪活动只是政治骗局，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并且北洋军阀政权的基础脆弱，国家权力十分纷乱与薄弱，几乎都是昙花一现，随生随灭。所以每当宪法一颁布，他们的统治也就随之垮台，因而他们的宪法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起到实际作用，也就是说制宪权根本就得不到保障。
综上所述，制宪权是一种原创性权力，国家权力由制宪权产生，制宪权是国家权力的基础，两者是源流关系。宪法创建了有限的国家权力，国家权力受到制宪权的限制。只有国家权力处理得当，人民主权才能得到承认，基本人权才能得到保障，法治与权力分力与制衡才能实现，制宪权才能得以实施，国家权力是制宪权的保障。

G. 宪法制定权与立法权的联系与区别

一、性质不同

1、宪法制定权：从制定宪法的过程来看，宪法制定者应当是属于一个国家统治阶级的人民，宪法制定权也只能属于人民。

2、立法权：立法权构成国家的主权，这通过法律来组织和调整一切。

二、作用不同

1、宪法制定权：制定宪法。

2、立法权：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的权力。

三、特点不同

1、宪法制定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修改宪法，其他任何机关和组织都没有这项权利；但宪法未赋予任何机构和个人制定宪法的权利。

2、立法权：在资本主义国家，作为立法机关的议会还享有提出法案的权力。在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法行使立法权。

H. 宪法制定权概念

宪法制定权（简称制宪权）理论起源于古希腊、罗马的法治思想以及中世纪的根本法思
想。是宪法问题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正确认识宪法制定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整个宪法
理论体系，有助于我们客观地分析宪法现象及其宪法运行的整个过程。
一， 制宪权的概念
在法学理论界，对宪法制定权的概念，学者们有不同表述。如：韩国学者权宁星认为：制宪
权具有两个方面属性：一是事实上创造的力量，即创造宪法的力；二是把宪法加以正当化的权
威性，即制定的宪法具有合法性和现实基础①。也有学者认为制宪权就是制宪主体按照一定原
则创造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的一种权力②。还有学者认为制宪权是指统治阶级按照一定的法
律程序，通过立法机关创造宪法的活动③。以上观点都或多或少有其合理之处，但是也都有准
确之处。
宪法制定权应该是以限制政府权力、维护公民权利为目的的制定一系列将有可能被赋予最高
法律效力的条文规则的权力。当制定出的条文规则被公众认可即被赋予了最高法律效力，则成
为宪法规范。反之，若未被公众认可，那些制定出的条文规则就不能被称为宪法规范，此时的
制宪权行使就没有产生宪法。故宪法制定权只能是制定那些有可能成为宪法规范的条文规则的
权力。
对于要更好的理解制宪权的概念来说，明确制宪权、立法权与修宪权的关系也是非常必要的
。
1． 立法权与制宪权
立法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立法权是指制定宪法及其他法律规范的权力。广义的立法
权中包含了制宪权。狭义的立法权是指宪法确认的制定部门法的权力。此时的立法权是以宪法
的存在为前提的。因而制宪权成功行使即制定出被公认的宪法是狭义立法权存在的前提。
2． 修宪权与制宪权
修宪权是指对宪法进行变更、添删的权力。修宪权的存在也同样要以制宪权的成功行使为前
提条件，且制宪权是修宪权的原始权力形式。修宪权是制宪权的一种继承和延续。制宪权行使
成功就有了一部宪法的产生。一国不可能有多部宪法，故此时制宪权虽然仍然存在但是却成为
静态的权力即此时不直接被行使。制宪权开始通过转化成修宪权来被行使。
修宪权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是说修宪权行使时的指导原则可能和制宪权的行使指导原则有
差异。毕竟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发展，原来制宪权行使的指导原则有可能已经不再适应社
会实际，从而需要更新。因此修宪权有时会在一新的指导原则的指导下被行使。
二， 制宪权的基本特征
对于理解宪法制定权，仅掌握其概念是不够的。能从制宪权的性质分析中观察其基本特征是
很重要的。
1． 制宪权的广泛性与集中性的统一。广泛性是指享有此权利的主体是广泛的。在我国，每
一个公民都享有制宪权。只有公民普遍享有制宪权才能够确保广大人民的意志体现在制宪权行
使之中。而享有制宪权并不意味着要直接行使制宪权。在大多数国家中，享有制宪权的公民授
予某特定群体去直接行使制宪权，这乃是制宪权集中性的体现。
2． 制宪权的短暂时限性与长期存在性的统一。制宪权并非一直处于行使状态。当制宪权的
行使得到了一部公认的宪法以后就将经历长期的停止行使状态。但是停止行使不代表权力的消
失，因为它只是从行使的动态转化到了存在的静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通过产生法律效力
的宪法产生了制宪权的变形——可以替制宪权完成确保宪法适时的任务的权力——修宪权。修
宪权的长期存在从侧面表明了制宪权的长期存在性。
3． 制宪权的依赖性与独立性的统一。由于制宪权的享有主体为全体公民而行使主体为某特
定群体，故该群体行使的制宪权必须依赖于广大人民的赋予。而广大人民的制宪权要得以实现
又依赖于该群体代表他们去进行行使活动。因而执行权的享有主体与行使主体之间有不可分割
的依赖性。
当一群体被赋予直接行使制宪权的权力以后，该群体便具有绝对的独立性。他们在制定那些
有可能被赋予最高法律效力的条文规则时必须是独立的。这种独立能确保其权力行使的公正。
然而独立之后有一次体现依赖。这是指独立制定出来的条文规则要有赖于公众的认可才能够具
有最高法律效力，才能够组成宪法。
以上的多种特征都与制宪权的行使有密切的关系。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制宪权的行使的相
关系问题。
三， 制宪权的行使
制宪权的行使一个程序问题。制宪权的行使过程就是形式主体依据制宪程序进行制定效力待
定的条文规则的过程。
制宪权的行使是要受到多方面约束的。首先，要从法理的角度去考虑，要在体现正义的同时
去兼顾效率。这样制宪权的行使结果才可能被赋予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其次，行使制宪权时
应注意吸收自然法中关于人的基本权利的内容，并要尽力确保政府权力能在可能接受的范围内
行使。第三，制宪权行使时要考虑到国际法。毕竟一国的宪法将影响该国的对外形象、对外政
策等诸多方面。一个国家离不开国际社会。
要成功行使制宪权，首要问题就是要组建直接行使该权力的制宪机关，确立制宪权的行使主
体。这是确保制宪权能在特定轨道运行的必备条件。只有存在一个公认的制宪机关，制定出来
的条文规则在被认可后才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才能普遍适用。
其次，制宪权形式的环节就是起草、提出草案。起草草案是一项专业性极强、工作量极大的
工作，它需要那些具备高智商强专业能力的人去进行。有时单纯靠制宪机关是不行的。所以，
起草草案并非是仅能由制宪机关去完成的工作。一些社会团体、组织机构可以按照一定的程序
向制宪机关提交草案。之后，制宪机关对草案进行分析、讨论及修改，最终确立并提出草案，
待批。
制宪权的一次行使过程到此应该被认作结束了。但是在这之后有可能出现草案未被批准实施
，制宪机关又重新起草或修改草案的情况。有的学者据此提出：制宪权一次行使终结应该在国
家颁布了制宪机关制定的宪法的时候。的确，变更草案然后再次提出是在行使制宪权，但是这
次活动是制宪权的新一轮的行使而非上一次的饿延续，故应当认为当草案一经提出待批，制宪
权的一轮行使过程就终结。制宪权的行使是有程序的。一个制宪程序一次运行过程就是一次制
宪权的行使过程。
制宪权问题深而广，并且重要性又是非常，仅通过上文的论述还远不能够说清楚此问题。该
问题的解决还需要法学理论界的大量研究及法学实践界的不断探索。

I. 那个国家的制宪权和立法权不作区分的

制宪权属于全民，由政府出面组织制定，普通法律的立法可以由当政者根据宪法精神代劳，两种格局，两样分量，两个层级，捆绑在一起，是胡子眉毛一把抓。外行按情理推测，不会不作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