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道德社会化的问题

1. 如何理解当前社会的道德问题

在我们的理解中，道德是人与人价值关系的一个领域、一个层面，它主要是指人的行为对于人伦关系的意义，即：在人的一切活动中，人的思想感情、言论行动是否符合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定结构、秩序和规则的要求，是否有助于它的合理、稳定和发展。如果是这样，就被人们和社会所肯定、接受，判定是合乎道德的、善的；反之则被否定和排斥，判定是不道德或恶的。这一理解来自对道德实践的观察和描述。
按照这种理解，道德本身就存在着客观基础和主观形态两个层次。从根本上看，道德是人的生存发展活动和它所依赖、所需要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的产物和表现。本文暂时采取一点操作性的规定，即按照惯例，用“道德”来表示业已通过规范而主观化、形式化了的道德体系；与之相应，则用“社会伦理”来指称道德的客观基础和，即“人的生存活动所依赖、所需要的社会关系和秩序”本身。

之所以要暂时强调这两个层次的区分，是因为我看到自古以来的道德思维中，存在着一种将二者混淆或割裂的情况。例如传统的规范伦，往往只注重于道德规范体系的制定和论证，以为规范就是道德的本质和全部，而不去思考这些规范的客观来源、基础和根据；而西方的元伦理学，则把道德前提和基础问题局限于概念语言的逻辑，使元的批判变成了抽象思辩，同样不注意道德的现实基础和根据。康德的伟大之处，在于把道德从人以外的神圣与崇高，正确地还原为人本身的神圣与崇高。但康德并未充分兑现使伦理学完全成为“一种关于人的实践”的许诺，因为他只把道德归结为人的理性和自由意志，而不是以人生存发展的实践说明人的理性。所以他主要是在如何“要求于”人的实践方面，高扬了道德（作为绝对命令）的权威，而未能从道德如何“来自于”人的实践方面，阐明这种权威性的保证。结果一旦面对现实，康德也难免陷入种种“二律背反”，难以找到更好的出路。摩尔（G.E.Moore）的价值直觉主义在排除“主义谬误”时，由于把善认定为“不可分析的”直觉对象，把内在价值说成是“自明的”直觉现象，就在事实上堵塞而不是开通了通往实践的道路。总之，从现当代最大的两位学者那里可以看到，将道德体系与社会伦理现实混淆或割裂，主要表现为将道德仅仅归结于道德理念，从而视为一种完全观念化、主观化的体系。 字串4
脱离实践即是脱离人、脱离人的现实性和客观性。其结果，总是导致这样或那样地将道德当成外在并高悬于人类现实生活之上的东西，从而造成社会发展与道德完善之间所谓“二律背反”的普遍印象。这种印象已经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例如在思考社会化的涵义时，人们常常会陷入一种观念的困扰和情感的犹豫，这就是“现代化”的伦理意义问题。因为我们所谓的现代化，是和化、市场、理性、民主和秩序等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现代化的进程中，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客观结构、方式和秩序等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相应的变化，即这里所说的“社会伦理演进”。人们对于经济的、科技的、物质生活的，甚至一般和文化的“现代化”是指什么，往往能够有比较具体明确的共识；然而说起伦理道德的“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优是劣、是福是祸，则常常成为歧议的焦点。适逢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和实行市场经济来加速现代化进程之际，这个问题表现得尤为鲜明。
国内近年讨论中有一种观点值得注意，就是将所谓“恶是发展动力”说法普遍化。按照这种观点，人类在道德上表现最好的时期应该是原始。－－那时没有自私、压迫和剥削，没有一切向钱看，没有尔虞我诈，人都很纯朴真诚，等等，总之可算是道德的理想境界；而到后来，生产、经济、技术越是发展，道德也就越是衰落；到如今，人类在物质上进步到了极高程度，在精神、道德上也堕落到了极低的境界……。这种否定人类自身的悲剧道德观，显然忘记了一个很浅显的事实：原始人过的是什么日子（譬如氏族内部的原始和谐，并不能掩盖氏族间的血腥冲突，以至于那时曾以人肉为食）。这种观念出自一种善意的道德理想是无疑的，问题出在它的理想本身是过于主观化、绝对化的。用孤立、抽象的观点看待道德，把它当成了不是来自现实生活，而是与整个人类命运不相关，只是从外面或高处要求于人的东西，就不善于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人类为什么不能保持那种标准的原始美德，而去追求生产和科技的发展？难道人的本性就是反道德的“恶”吗？道德，难道就是要人们放弃改善生活，不追求经济科技的发展才能保持的吗？或者，随着社会伦理的客观演进，人们就要把“二律背反”和“道德衰落”的无奈，当成一曲永远的挽歌继续唱下去？如果问题尖锐到如此地步，倒能够使人想起要反问一句“道德究竟是什么，人类为什么要有道德”了。 字串8
2道德是不是发展的？确切地说，是从总体上看，道德本身是否在不断地进步，进行着由低级到高级的上升运动？这个问题是关于道德时间形态的理解，属于“道德是什么”问题的一个方面。在道德观念中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难题，历来思想家对它所作出的回答之间，分歧也是很深刻的。例如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这两种极端的见解，实质的逻辑都是否认道德本身的发展。
各种道德绝对主义观点，如道德“天意”说、“神喻”说、“绝对实质”说、“绝对命令”说等认为，真正的道德本身是一套终极的实质、境界、目标和标准，它是超现实的、先验的、不变的，人们只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达到它，而不是自己在选择和造就它，改变和发展它。所以，它们虽然并不一般地否认人的现实道德表现有高低进退的差异，但把这种差异仅仅看作是人在道德轨道上的移动、前进或停顿、回归或偏离，而轨道本身是不变的。在时间特征上，道德绝对主大体表现为两种，一种认为终极的道德形态为人类最初所具有，后来日益偏离了它，将来的出路则在于人们“返朴归真”；另种则认定终极道德形态存在于未来（来世）的最高境界，人类只有在永恒的追求中，犹如必须经历“涤除原罪”过程之后进入天国一样，才能有一天进入它的境界。
各种道德相对主义的观点，如道德“情感”说、“情境”说、“循环”说、“标准虚无”说等都认为，道德本质上就是人人各自的主观选择，善恶取决于主体的兴趣、需要和偏好，并无客观统一的标准和界限。因此道德必然总是在变，此一时彼一时，象春夏秋冬流转一样，一种景象代替另一种景象，只有各不相同的“文明模式”，没有谁比谁好坏高低之分，因此也就无所谓进步退步。还有的主张“善恶并行论”，就如俗话所说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认为善在发展，恶也就在发展，它们的对立永远存在，因此除了一个“斗”字以外，道德也无所谓总体上有什么进步……
在我们谈论道德进步问题，不应该忘记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背景，就是颇有影响的儒家“逆时向思维”传统。自从孔夫子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起，便开了这样一种先例。“周”是先朝，它的美好又是来自和继承了尧舜“二代”（尧舜时代的治世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恢复了更古老的传统，孔子没有说），因此要以“克己复礼”为现下的治世之道。虽然孔子实际上并非真的主张保守和复古，他不过是“借古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磊”，阐述自己的社会理想而已。但是，这种“法先王”、回头看、以过去为将来立极的表达形式，却被后人当成了固定的思维方式，千百年来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心理定势：在道德上，一说起美好的时光，就总是想到过去。“人心不古”这个成语流行了几千年，仿佛道德上的是非得失，主要在于人心的“古”与“不古”，“古”才是善和美的代名词。当人们面对陌生的现实，而又看不清前途的时候，回忆和怀念过去的好东西，也是很自然的，但不能被这种自发的情绪所左右，忘记了理性的思考和判断。特别是在社会变革和转型时期，这种非批判的习惯心理，即使不造成复古主义倾向，也会给人增加思想上的迷惘、心灵上的痛苦。 字串5
总之，如何看待道德发展的问题，骨子里首先还是如何理解“道德是什么”的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要防止使道德脱离了人类现实生活的整体，仅仅强调其超现实的、理想化的观念性质，而忘记了它首先是人的现实存在方式、生活方式、实践方式之一。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就不可能真正认识道德的历史，更不可能正确估价道德的现实，不能够立足现今社会伦理演进的客观形势，来找出建设新道德的根基。
3道德“是什么”和道德“是否进步”的问题，从表层看，是如何描述道德的状况和以什么为对象事实；从深层看，则有关于道德评价判断的标准问题。用什么来衡量一个时期的道德现象是在进步还是退步？这里实际上有两个层次的标准：
一是一定道德体系本身的标准，它由具体的道德理想、原则、规范等所构成。一套道德理想、原则、规范等掌握群众的深度和广度越充分，即越是得到人们的理解、接受、亲近和奉行，这套道德越是能够影响人们的生活，这个社会在道德上就越是在进步，这叫“社会进步的道德标准”。一般来说，人们都很注意以这样的方式来评价现实的道德风气和社会面貌。比如，封建主义道德讲究的是“长幼有序，尊卑有别”，按照这种精神，安守本分的人越多，社会上等级次序排列得越严整、体现得越充分，人们就越会感到风气好、进步大，反之则是“纲纪不整，世风日下”；相反，资本主义道德讲究的是“个人至上，自由第一”，按照这种精神，越是人人平等自由、各有自己一套，越是个性化、多样化，只要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就越是符合道德，这个社会就越是合理，反之则是退步。总之，道德标准解决的是在一个既定的社会和道德形态中如何评价的问题，它是针对道德在一定“质”的范围内“量变的评价标准，并不回答“质变”如何评价的问题。 字串1
但是，道德发展不仅仅有量变，还有质变。比如从原始时代到文明时代、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道德，都有质的不同。在道德发生这种质变的时候，“道德标准”本身就在改变，或者就有冲突，因此再用旧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就行不通了。用封建主义标准来看资本主义就一定会认为它“不道德”，用旧道德来看新事物也会有反感；而反过来看也一样如此。这个问题如何解决？于是就得有更高的标准－－能够衡量道德标准本身是否合理、是否进步、是否更科学、更文明的标准，即“标准的标准”、“元标准”。
二是这个“元标准”，即“标准的标准”。它是什么？在理论上，人们曾有各种各样的见解。我认为从人类历史和现实的生活实践来看，这个标准归根结底只能是社会历史和人类生活实践本身。因为一切道德归根到底都是一定的社会经济状况和人的生存发展活动状况的产物，人们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是从他们的实际关系、生活方式和发展的需要（即这里所说的“社会伦理”）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产生并执行自己的道德规范。人类生存发展中连续的、共同普遍的、一贯的方式和条件，产生了人类共同的基本道德；而那些阶段性的、具体特殊的方式和条件，则产生各种时代性、地域性、民族性等特殊的道德。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普遍寓于特殊之中。从整个社会历史的高度看一套特殊的道德体系、道德标准是否合理，就要从它的“根”上查起，首先看它所依据和维护的“实际关系”是否合理、有生命力；然后看它的实际效果，即是否能够反映和维护合理先进的“实际关系”。因此，这个“元道德标准”，最终就是指“道德进步的历史标准”，即：产生和造就具体道德形态的那个根据－－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条件和需要等本身，同时也就是衡量道德形态的标准。

2. 道德社会化的介绍

道德社会化是指个体接受道德教育和社会影响，将社会道德规范逐步内化为个人道德品质的过程。在社会中为了维护人们的共同利益，协调彼此的关系，便产生了调节人们行为的标准。个人若遵守这些道德标准，会受到舆论的赞许并感到心安理得，否则就会受到舆论的谴责并感到内疚，个人的行为能够根据社会标准来实行，那就是实现了道德社会化。人们对于道德规范的掌握，首先是一个学习模仿的过程。社会的奖励与惩罚对个人的道德社会化起着直接的影响作用，在人们的道德社会化过程中，个人的道德判断与道德认识也起着重要作用。在不同社会条件下，道德社会化的内容是不同的。

3. 当前我国在转型时期社会化面临的困境有哪些

我国目前已进入经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在这现实客观情况下，由于人们在经济发展中忽视了许多因素从而导致了许许多多社会化的问题。概而论之，主要有不完善的社会制度，正在恶化的生态环境，以及日益偏离轨道的社会价值观念这三大类问题。

1.社会制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关键时期，由经济体制结构所引起的矛盾仍然存在并且在发展中日益激化，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都与政府改革息息相关。然而，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步形成和确立市场主导的经济运行机制尤其不可避免的滞后性。

长期以来，中国通过超常规、跨越式发展战略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市场经济体制已经。

初步建立，向着完善的方向发展的时候，产生于市场转型阶段的经济建设型政府的弊病就日益显露。比如经济建设型政府会导致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合法化，政出多门，行政垄断和审批事项繁多。而这些行政上的弊端又导致了其它更多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2.生态环境变迁中的社会化问题。

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城市规模越来越大，人类为改善居住条件，一味大量占领土地，使得森林覆盖率锐减，空气污染加剧，导致呼吸系统疾病不断攀升，人们生活质量随之下降。而这一切不仅仅导致人们生活质量的下降，还必定会引发更多更复杂的社会问题。

由于森林覆盖率减少，工业废气汽车尾气排放增加，导致空气中二氧化碳超标，温室效应加剧，大气环流改变化，气候变化，使得自然灾害频繁。

而许多自然灾害如水灾、旱灾、地震等自然现象又会给工农业生产造成巨大损失，同时也危及社会的生存环境，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诱发失业、贫困、疾病、住房拥挤其它等严重的社会问题。更严重的是社会稳定也会因环境变迁而会成为问题。

在大的灾难来临时，人性的丑恶面就会显现，社会往往会动荡不安。因此，生态环境对社会的影响力会是全方位的，生态环境恶化这一社会问题能很大程度上对我国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3.因社会价值观冲突而引发的社会化问题。

社会化是指社会将一个自然人转化为一个能够适应一定社会文化，参与社会生活，履行一定社会行为的人的过程，也是一个自然人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通过与他人的接触与互动，逐渐的认识自我，并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的过程。

简单的说社会化就是学习和传递一定的社会文化，学习做人的过程。而这一过程需要一个稳定的价值文化来引导人们在思想道德层面上能健康发展。

但目前在我国这个处于快速转型中的社会中，由于社会变迁速度失控，致使现存的社会规范收到了很大的冲击和破坏，而新的道德规范有尚未建立。

一旦受到西方落后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就会引发许多社会化问题。近年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假冒伪劣产品、贪污腐败、买官卖官、以及离轨等社会问题都与人们的价值观有着密切关系。

综上所述，在当前我国的社会转型中，因社会制度、生态环境的变迁、人们价值观或社会态度的变化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而我国政府在此次转型中如何趋利避害顺利解决国内的各种社会化问题将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祖国的命运！

4. 如何看待分析当前中国社会道德状况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和人口流动的加快，我国正迅速进入城市化的快车道。农耕社会“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土壤发生变化，但与此相适应现代都市的社会公德、约束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就容易造成失信、失德高收益却低风险，守护良知却要付出更大的成本等各种不正常现象。

人们原有的价值观受到冲击，而新的社会规则又不能及时完善，个人的道德焦虑也因此转变成社会性议题。道德焦虑有两个指向，一是道德滑坡，人人但求自保，出现普遍的社会冷漠;另外就是在新社会环境下，全社会期盼建立新的道德约束和评判机制，重建社会公德良序。

从正确价值观立场、科学认识方法论和历史视野出发来分析认识当前我国的道德状况，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道德状况的主流是发展进步的。

第一，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为全社会打下了共同利益的坚实基础，从而使社会共同利益成为中国社会道德的利益基础。

决定道德性质的直接基础是利益关系。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在全社会始终得到倡导和坚持的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其利益基础正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共同利益。私有制作为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废除，使没落的旧道德特别是自私自利的道德原则，丧失了赖以存在的根本制度基础和利益基础。这是中国道德发展史上翻天覆地的大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使多种经济成分得到迅速发展，多种经济利益得以普遍实现。不可否认，受私有经济成分发展的影响，受市场经济利润至上、等价交换等原则的影响，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的道德观念和行为确实有了更加顽强的表现。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从社会主流道德来看，集体主义道德原则，仍然是中国社会道德的主旋律，其最深厚的根据，就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巩固了社会共同利益的基石。同时，过去实行单一公有制时造成的利益“大锅饭”局面和平均主义道德弊端，得到了根本改变，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统筹兼顾，有了更大的伸展和实现余地，按劳分配原则获得了有力的道义支撑，自私自利并没有重新成为社会普遍的道德原则。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些革命性的思想解放和制度创新，既对人们的传统道德观念产生了剧烈的冲击，也催生了与时代的发展进步相适应的新道德观念和新道德规范。新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更新了传统的观念，激励着人们勇于变革、勇于进取、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在不断破除不符合时代精神的陈规陋俗的进程中，不断为人们的行为确立新时代的准则。

第二，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为全社会打下了共同道德价值的坚实基础，使以人为本和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社会道德的基本价值取向。

中国共产党诞生90多年来，自身进行了许多重大变革，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如一、坚定不移。从为人民服务到以人为本，都是中国共产党为自身设立的最根本的道德价值目标、道德价值尺度和道德建设的核心。党的这种道德价值目标和道德价值尺度，已成为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天经地义的神圣道德观。

第三，马克思主义为灵魂的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建立，从精神道德的意义上说，在于使人民群众通过认识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进步的客观规律。

通过认识人类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必将不断改造自身并升华自身的精神道德境界的客观规律，培育出对人类现实生活和未来前途充满正义、向善和光明憧憬的高尚社会理想与道德理想。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道德学说，本质上是以真善美的价值目标激励人们为创造和建设新社会奋斗的实践理论，帮助人们站在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的层面，把人类的终极价值、至善目标和解脱苦难的希望，寄托在人民大众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人自身的伟大社会实践中。中国人民正是在实践马克思主义精神道德学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人格和精神境界，不断建设真善美的新社会和新生活。

第四，社会主流道德舆论和主流道德观念积极、进步、向善。

对社会整体道德质量的更高标准，对国民道德素质的更高要求，对社会向善价值追求的更紧迫期待，对社会各色各样败德行为的更严厉谴责，都深刻揭示了全社会道德状况向善前进的大趋势。对人的正当利益的肯定、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对人的个性的肯定、对人权的肯定；改革开放意识、进取竞争意识、自由民主意识、公平公正意识、和谐包容意识、生态环保意识等的增长，无不是社会主流道德舆论和主流道德观念积极、进步、向善的表现。社会道德建设领域大大拓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以及经济道德、公共道德、新闻道德、生态道德等各个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道德建设的触角，日益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延伸，道德调节社会关系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大加深。

社会道德榜样的层次愈加丰富多样。道德模范的层次更加丰富多样，对人的道德评价的尺度也更加丰富多样。从雷锋到郭明义，从焦裕禄到杨善洲，这些精神道德上一脉相承的道德榜样所践履的主人翁责任意识、无私奉献精神和坚守品格，始终代表着我们这个时代普通群众和领导干部道德风貌的主流。道德理论发展进步。我国精神文明和思想道德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越来越系统化、规模化和科学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指导全社会的道德建设，提供了扎实的理论支撑。

存在的问题以及面临的道德考验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道德的负面新闻频频见诸报端，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时有发生，良知的底线不断被侵蚀。我们的道德水平究竟怎样，一时成了问题。道德议题的热度持续走高，对道德问题的关注，成为社会舆论特别是各类媒体常说常新的话题。无论是赞美道德模范的感言，还是抨击败德现象的批评，似乎都在印证这样的评论：我国社会出现的一系列道德事件，勾勒出“感动与疼痛并存，谴责与反思交织，忧虑与希望同在”的图景。论辩各方对道德问题超乎寻常的关注和唇枪舌剑，折射了中国社会深厚的道德底蕴和中国人浓重的道德责任心结。

第一，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于一些时段。我国道德领域出现受到普遍关注和产生广泛争论问题的时期，集中表现在改革发展的节点时期，比如，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初期，实行商品经济制度的初期，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期等。新的政策特别是新的制度体制推行的初期，常常也是新旧社会规范(法律、行政和道德等)冲突的时期，旧规范往往失范，新规范尚待建立。

第二，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于一些领域。一是与市场经济联系紧密，容易发生权钱交易和容易受到金钱腐蚀的领域，是腐败、诚信等问题多发易发的重灾区。二是现有道德严重失范的领域，比如，公共道德领域问题多发易发，一个重要原因，是现有道德所调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人群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从农民到城市新市民；从单位人到社会人；从体制内的人到体制外的人；从国有制的人到个体、私营和外资等多种所有制的人等。

第三，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于一些人群。一是一些官员道德缺失。突出表现在少数官员弄权谋私、钱权交易、贪污腐化等。这些人的败德行为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最大。二是一些企业和商人道德缺失。突出表现在诚信缺失、坑蒙拐骗、制假贩假等。三是一些文化名人道德缺失。突出表现在沽名钓誉、抄袭剽窃、低俗炒作等。四是一些公民道德缺失。突出表现在不守公德、见危不救、以怨报德等。

正是这些局部的、少数社会成员的败德现象，无形中给民众带来了极大的道德压力和心理暗示，很多人因此认为社会正在逐渐滑向一个低信任度和缺德的深渊，进一步加剧了人们评价社会道德状况的悲观、消极情绪。当前道德领域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但这是前进中的问题，要放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来看待。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奋斗，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幅提高相伴随，全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极大增强，广大干部群众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精神风貌，城乡环境、公共秩序、文明礼貌、社会服务、旅游景区等方面都发生了有目共睹的积极变化。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整个社会现代文明程度的不断提升，全体公民思想道德素质的不断提高，构成了中国社会道德建设的主流。

总之，道德考验必将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但中国人民有信心经受住这一切考验。因为社会的道德主流是进步、光明、向善的，因为社会的道德问题是发展前进中的问题，更因为中国人民从事着以真善美为价值前提和价值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资料来源——

求是理论网（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杂志）：

http://www.qstheory.cn/zxdk/2012/201204/201202/t20120213_138403.htm

http://www.qstheory.cn/zxdk/2012/201201/201112/t20111228_132528.htm

人民网：

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387/16476759.html

5. 当今社会上发生的社会道德健康问题，引发了人们怎样的思考

“道德”一词，在汉语中可追溯到先秦思想家老子所著《道德经》一书。“道德”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服务。尽管不同时代，不同阶级具有不同的道德观念，但道德始终是引导人们追求至善的良师。它虽无形无影，却调节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平衡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它端正人们对外界的态度，并时刻调节着自身的行为。

4、社会普遍认知退步

伴随社会飞速发展，我国已凭借政治、科学、经济、体育等方面的卓越表现跻身国际大国行列。但传统文化的宣传似乎又落了下来。从以前要求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可以看出，对道德的重视是首当其要的。目前却演变成大部分人追求“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唯利益是从，处处充满着功利性”的意识。宏观社会的“不重视”，加之新生代成长过程中缺乏矫正过程，使得道德社会化的脚步停滞不前。

6. 道德社会化实现的途径

道德社会化实现的途径：家庭德育、学校德育、社区德育
实现青少年道德社会化是家庭、学校、社区的共同职责。家庭德育、学校德育、社区德育是青少年道德社会化的三大基本途径,把握家庭德育、学校德育、社区德育内涵,分析和阐述各自的优势所在,阐明和剖析青少年自身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青少年道德社会化的基本途径可设定为:加强家庭德育的熏染,强化学校德育教育的主导,辅以社会、社区德育教育,形成立体的青少年道德社会化育人体系

7. 什么是人的社会化试述我国社会在人的社会化方面我们面临的问题。

人的社会化是指人接受社会文化的过程，即指自然人(或生物人)成长为社会人的过程。刚刚出生的人，仅仅是生理特征上具有人类特征的一个生物，而不是社会学意义的人。在社会学家看来，人是社会性的，是属于一种特定的文化，并且认同这种文化，在这种文化的支配下存在的生物个体。刚刚出生的婴儿不具备这些品质，因此他(她)必须渡过一个特定的社会化期，以熟悉各种生活技能、获得个性和学习社会或群体的各种习惯，接受社会的教化，慢慢成人。并且，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的社会化也是个体吸收了社会经验，并由两者的分立走向两者的融合。问题 ：早期社会化的困境 社会失范与再社会化问题 虚假社会化与真实社会化的冲突问题 中年危机：社会变迁与成人的继续社会化老年危机与老年社会化 代差问题与双向社会化

8. 道德社会化的介绍

道德社会化是指个体接受道德教育和社会影响，将社会道德规范逐步内化为个人道德品质的过程。它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密不可分。儿童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与其他人发生错综复杂的关系，依次是家庭关系、同学关系和师生关系、家庭和学校以外的社会关系，它们都要求儿童必须依据社会标准处理好，否则难以适应社会。因此，道德社会化的实质就是人们认识并学会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过程。

9. 当今中国社会化存在的问题和分析原因

1．在我国目前新的发展阶段，发生社会冲突的诱因以及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可能并不来源于客观阶层所划定的社会底层，而是来源于与参照群体比较中认同阶层比较低的人群。阶层认同决定人们的社会冲突意识和行为取向，共同的阶层认同容易形成共同的阶级意识和行为取向。在对社会冲突意识的所有解释变量中，认同阶层是最为显著的影响因素。人们自己的认同阶层更易于形成相对一致的对社会阶级阶层之间冲突严重程度的认识。调查表明，越是将自己认同为上层阶层的人，就越认为现在和将来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较小；而越是将自己认同为最下层阶层的人，就越是认为现在和将来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会严重。尤其是那些主观上把自己归结为社会最低层的人员，更容易出现极端行为。例如，当我们调查社会公众“在同事或邻居因特殊事情邀请其参加集体上访时”个人所持的态度，结果显示，处于认同阶层的最低层的被调查者有37.4%持参加态度，明显有别于其他阶层。说明这部分人群更容易引发各种突发事件，其行为潜藏着较大的社会风险。这意味着，在现代社会，并不是客观阶层中那些贫困的人更容易参与和支持社会冲突。

人们往往认为，客观指标所标定的贫困阶层最容易抱有对现存社会的不满和产生激烈的社会对抗行动。但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客观阶层中的底层在解释现在和未来“阶级阶层冲突的严重程度”这个变量时，并不具有统计推断意义；而更具有统计推断意义的解释变量是“认同阶层”。人们对贫富之间冲突程度、干群之间冲突程度、国有企业内部管理人员与普通职工之间冲突程度、劳资之间冲突程度的感知等，都与人们的认同阶层密切相关。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决定人们社会冲突意识的因素是不同的，在整个社会处于温饱线以下的时候，贫困人群是非常庞大的社会群体，贫困是非常普遍的社会感知，因而客观的贫困群体会对人们的社会冲突意识产生重要影响；但当基本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之后，人们普遍处于小康生活状态时，认同阶层就成为一个更加重要的解释人们态度和行为的指标。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受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其认同于哪个社会阶层，就会从那个社会阶层的立场出发来思考整个社会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在目前国家快速工业化和市场化过程中，认同阶层应当是更为重要的一个考察社会阶级阶层冲突意识的指标。

2.主观阶层认同“向下偏移”。通过主观阶层认同的国际比较可以看到，即便是将我国大城市市民的主观阶层认同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我国城市公众的自我阶层认同也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向下偏移”倾向。而且，这种向下的“偏移”并不是一种整体结构的偏移，只是自认为处于社会中层的人偏少；自认为处于社会底层的人较多。例如，在美、法、德、意、澳、加、日等发达大国中，自认为处于社会“中层”的比例均在55%以上，连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大国也都在55％以上，较高的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均达到了70%以上，即便是较低的韩国亦达51%；而这一比例在我国的大城市却仅为46.9%。与此同时，国际比较中的另一个明显差异是，我国城市公众中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下层”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一般都低于5％，较低的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都低于3％，较高的韩国为9%，意大利为8％，印度为7.5%；但在我国的大城市，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下层”的人群比例达到了14.6%。

我国城市公众的自我阶层认同明显“向下偏移”的倾向表明，我国即便在城市社会中也还远未形成一个中间阶层占主体的社会。这个结果的产生可能主要是因为我国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形成不同于一般国际发展经验的曲线，即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以后，收入差距没有向缩小的方向发展，而是在特殊因素和一些新因素的影响下，继续朝着差距扩大的方向发展。我国的特殊因素包括，非技术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财富积累速度的加快等；新因素则包括，经济全球化趋势对快速提升高级管理和专业技术人才收入的影响，以及信息成本快速降低导致的组织结构网络化变化和中等管理阶层重新分化。

社会中间层通常被称为社会的“稳定器”，即认为庞大的中间阶层可以在社会高层与社会底层之间起到“缓冲层”的作用，使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得到缓解。在社会结构以中间阶层为主的社会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更趋稳定，更不容易受较极端思潮的冲击。因此，我国城市公众中间阶层的阶层认同相对缺乏，以及自认为处于社会低层的人数相对偏高现象，潜藏着一种发生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的可能，对社会的稳定和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3．城市社会中正在产生着一种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类型，即由社会价值观念的差异导致的社会冲突。人们在利益格局变动中所处位置并没有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冲突倾向，从利益的损失到实际的冲突行动之间还需要一些中间环节。根据统计分析推论，利益格局变动本身尚不足以导致冲突行为的发生，由利益变动导致的不公正感和生活满意度下降才是导致冲突行为产生的直接根源。由“不公正感”导致的收入差距原因的价值认识，使得人们对收入差距的感受在心理上被“放大”。那些认为自己目前生活水平较低的人、认为自己未来生活水平得不到有效提高的人、认为当前收入分配不公的人、认为当前人们的财产占有不公的人，都普遍认为现在和将来阶级阶层之间的社会冲突会趋于严重。

因此，加大对各种非法收入的打击力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维护社会公平，是保持社会稳定更为重要的政策举措。另外，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对改革中利益受损群体给予适当的补偿以提高其生活满意度，也是减少社会冲突、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内容。

4．社会分化的两极具有更强的社会冲突意识。调查中发现，“迅速致富”和“迅速致贫”者都认为现在和未来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会趋于严重。过去人们较多地注意“迅速致贫”者的社会冲突心理，认为那些具有“相对剥夺感”者更易于形成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意识。但通过深入研究可发现：“迅速致富”（“在过去5年生活水平提高很多”）者也认为，现在和将来“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会趋于严重”。

造成生活快速富裕的人群也有较强社会冲突意识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在快速的社会结构变动中，尽管有近一半的被调查者同意或非常同意少数人先富起来对社会有好处这一观点，但多数人都对现有的收入分配格局不满，希望进一步理顺收入分配秩序，使收入差距更加适度合理；在这种普遍的社会舆论中，富裕阶层也对自身财富的安全产生担忧。其次是因为人们对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存在着较大的意见分歧。调查结果显示，最高层人员中有35.4%的人不同意多征有钱人的税帮助穷人，还有13.6%持无所谓的态度，两者相加约有一半的社会高层人员不支持多交税以帮助穷人。

5．城市公众对干部的看法应当引起深思。在上世纪90年代开展的一些全国性调查中，当被问到“谁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时，大多数人认为是私有企业主或演艺人员。但2002年底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是党政干部。统计结果表明，在10个群体类别中，只有2个群体被半数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一是党政干部，二是私营企业主。其中，有59.2％的被调查者认为党政干部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排名第一；有55.4％的被调查者认为私营企业主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而且，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群，对这个问题基本形成共识。按照客观社会阶层和主观认同阶层这两种不同分层标准得出的调查结论基本一致：处于最高层和高层的人员约有一半左右认为党政干部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而处于最低层和低层的人员中，约有70％左右的人认为党政干部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

城市公众产生改革开放中干部获益最多这种看法，与不同职业群体实际收入状况的比较结果并不一致。公众之所以产生这种看法，主要由于两方面原因：一是近年来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很多企业经营困难，而且市场风险越来越大，“下海”已不再是“发财”的代名词，相比之下，公务员成为收入比较稳定、收入可以不断提高、生活的社会保障（养老、医疗、就业）比较完备的职业；二是某些官员中严重的腐败问题以及一些腐败大案要案犯罪金额的曝光，在民众中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影响了干部在公众中的形象。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当前城市面临着两个最棘手的社会问题：一是失业下岗问题，占被调查者的70.4%；二是腐败问题，占被调查者的54.7%。这项调查结果必须引起我们的深思和警惕。

6.公众对私营企业中的劳资冲突感受最为强烈。多数城市公众都认为，当前我国劳资冲突的问题比较严重。其中有两个比较醒目的结果：一是对私营企业中的劳资冲突问题感受最强烈。调查者在对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四种类型的劳动关系进行比较时，认为私营企业中劳资冲突最为严重的人数最多，这与我国私营企业用工和管理制度不规范、劳动者权益得不到保证等现实原因有关。二是对国有企业劳动关系的判断对其社会冲突意识的影响最为显著。分析表明，对“国企管理者与劳动者”冲突的判断，是影响人们对整体社会冲突感受的最重要因素。这可能是因为国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而且人们对国企劳动关系冲突的心理承受程度比其它类型企业要低。

研究结果显示，影响人们对劳资冲突看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一些符合常识判断的因素，如职业地位较低、收入水平较低、自我认同阶层较低的人群以及近年来生活水平有所下降的人群，都更倾向于认为当前劳资冲突问题比较严重；也有一些值得注意和容易忽略的新因素，如教育水平较高者、年龄较轻者和居住在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地区的人群，对劳资冲突问题更为敏感。人们对劳资冲突强度的判断越高，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就越低，他们越可能认为社会是不公平的，并对整体社会冲突程度作出较高的判断，在实际的行为倾向上，他们也越可能采取比较激烈的冲突行为来处理矛盾和纠纷。随着人们教育素质和维权意识的不断提高，公众对劳资冲突问题将更加关注；而在现实中，由于市场竞争的激烈，一些私营企业的老板会为了降低劳动成本而损害劳工利益，从而导致劳资冲突的进一步加剧。因此，如何有效地调整劳资关系，解决劳资冲突，将是保持未来社会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

10. 道德社会化的内容是什么

道德社会化包括三方面的内容：认同道德规范、明晰道德关系、形成道德人格。
道德社会化的实现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社会的道德教育，二是个人的道德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