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法治名人

㈠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出现的主张“法治”的思想家是谁这一思想出现的背景和哪一重大历史事件有关

商鞅画像商鞅（约前年—前338年），汉族，卫国（今河南安阳市内黄梁庄镇一带）人。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姬姓，卫氏，全名为卫鞅。因卫鞅本为卫国公族之后，故又称公孙鞅。后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孝公死后，受到贵族诬害以及秦惠文王的猜忌，车裂而死。其在秦执政二十余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并使秦国长期凌驾于山东六国之上。但最后还是死于自己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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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简介
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试民
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
商鞅两次变法的主要内容
商鞅的历史评价
商鞅广场
变法结果

[编辑本段]商鞅简介
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专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后为魏国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病重时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又对惠王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公叔痤死后，魏惠王对公叔痤嘱托不以为然，也就没有照做了。公孙鞅听说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欲收复秦之失地，便携同李悝的《法经》到秦国去。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商鞅三见秦孝公，提出了帝道、王道、霸道三种君主之策。只有霸道得到秦王的赞许，并成为秦国强盛的根基。前359年任左庶长，开始变法，后升大良造。
公元前359年，正当商鞅辅佐秦孝公酝酿变法时，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礼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商君列传》)。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
周显王十三年（前356年）和十九年（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变法，变法内容为“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这时太子犯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太傅公子虔与老师公孙贾。秦孝公十六年（公元前346年），太傅公子虔复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变法日久，秦民大悦。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前340年，率秦赵军败魏国公子昂将军，魏割河西之地与秦，将人民迁居至大梁，此时魏惠王大忿：“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卫鞅因功封于商十五邑。
商君之法太过刻薄寡恩，设连坐之法，制定严厉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之刑。尤其是军功爵制度，造成秦国贵族多怨。秦国公族赵良劝说商君积怨太深，宜“归十五都，灌园于鄙”、“不贪商、于之富，不宠秦国之教”，商鞅不听。前338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即位，公子虔告商鞅谋反，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结果因未出示证件，店家害怕“连坐”不敢留宿，自是“作法自毙”；欲逃往魏国，魏人因商鞅曾背信攻破魏帅，亦不愿收留。后来商鞅回到商邑，发邑兵北出击郑国，秦国发兵讨之，杀鞅于郑国黾池，死后被秦惠王处“车裂之刑”于彤，灭商君之族。
[编辑本段]商鞅变法
商鞅从公元前356年至前350年，大规模地推行过两次变法。商鞅第一次变法在公元前356年，而不是公元前359年，杨宽《战国史》185页有这样一段说明：“《史记秦本纪》说：秦孝公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孝公善之。甘龙、杜挚等弗然，相与争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为左庶长。’据此，秦孝公三年已‘用鞅法’，六年因‘百姓便之’，提升卫鞅为左庶长。但是《史记商君列传》说：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据此则下令变法，应在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卫鞅任左庶长之后。两说相较，当以后说为是。《战国策·秦策》一说：‘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孝公行之十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韩非子和氏篇》又说：商君之法，‘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八年而薨，商君车裂于秦。’王先谦《集解》认为‘八’上脱‘十’字，是对的。从秦孝公六年（即公元前356年）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以后，到二十四年孝公去世，首尾19年，以整年来计，正是18年。”据此，商鞅第一次变法应在公元前356年。
公元前340年，卫鞅奉秦孝公命令攻打魏国，魏将公子昂原是卫鞅在魏国时的朋友，卫鞅就请公子昂和谈，公子昂及友情毫不怀疑，结果卫鞅在会谈后生擒魏将公子昂，趁机大破魏军，迫使魏国交还过去夺走的西河地。魏惠王说：“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因此大功，受封于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商洛镇）15个邑，号为商君。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赢驷即位，即秦惠王。公子虔等人告发商鞅“欲反”，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客舍主人不知他是商君，见他未带凭证，告以商君之法，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治罪的。商鞅想到魏国去，但魏国因他曾生擒公子昂，拒绝他入境。他回到自己的封邑，举兵抵抗，结果失败战亡，而后被下令车裂其尸。
公元前350年，商鞅又实行了第二次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一、废井田，开阡陌（阡陌就是田间的大路）。秦国把这些宽阔的阡陌铲平，也种上庄稼，还把以前作为划分疆界用的土堆、荒地、树林、沟地等，也开垦起来。谁开垦荒地，就归谁所有。土地可以买卖。
二、建立县的组织，把市镇和乡村合并起来，组织成县，由国家派官吏直接管理。这样，中央政权的权力更集中了。
三、迁都咸阳。为了便于向东发展，把国都从原来的栎阳迁移到渭河北面的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这样大规模的改革，当然要引起激烈的斗争。许多贵族、大臣都反对新法。有一次，秦国的太子犯了法。商鞅对秦孝公说：“国家的法令必须上下一律遵守。要是上头的人不能遵守，下面的人就不信任朝廷了。太子犯法，他的师傅应当受罚。”
结果，商鞅把太子的两个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都治了罪，一个割掉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了字。这一来，一些贵族、大臣都不敢触犯新法了。
这样过了十年，秦国果然越来越富强，周天子打发使者送祭肉来给秦孝公，封他为“方伯”（一方诸侯的首领），中原的诸侯国也纷纷向秦国道贺。魏国不得不割让河西土地，把国都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
[编辑本段]商鞅变法试民
商鞅是卫国人，姬姓，卫氏，名鞅，华夏族。他见卫国势弱，就到魏国，求事于魏相国公叔痤，公叔痤见他是个贤才，推举他为中庶子，一有大事，痤总要与商鞅一起谋划，并总是成功，痤很器重他，欲引荐他做更大的官。只可惜痤不久得了重病，但痤还是告诉魏惠王“卫鞅虽然年轻，但他是当世奇才，他若做了相国，比我强十倍。你如果不用他，就把他杀了，以免后患。”。公叔痤又对商鞅说“我先公后私，如果魏王不用你，你赶快逃走，我已建议杀你”，商鞅想：既然魏王不听痤的话用我，那他也不会听他的话杀我的。他于是不走。果然，惠王认为商鞅没什么作为，这是公叔痤病重，在说糊涂话，因而，没有用他，也没有杀他。
商鞅听说秦孝公四下招贤，于是来到秦国，求见秦孝公。孝公见商鞅高谈阔论、泛泛而语、不着边际，听了一会儿就睡觉了，一连三次如此。商鞅没有气馁，最后以“伯术”为题展开话题，却正中孝公下怀，两人交谈三日三夜，孝公不觉过瘾。孝公大喜，封他为左庶长。于是，商鞅果断颁布变法之道。他想测试一下民众对变法的态度，更为了取信于民，以便新法能顺利地贯彻、实施下去。
商鞅派人把一根三丈长的木头放在闹市中，下令说：“谁能把木头搬到北门去，就奖赏十金”，老百姓纷纷来看，但都抱怀疑的态度，无人去搬；商鞅把赏金加到五十金，大家更加猜疑：秦国可是从来没有出这么重的奖赏的。有一人不信邪，心想：虽然没有这么多的奖金，但总有一些吧。他扛起木头，搬到北门，跟随的观众很多。商鞅如数地兑现了奖金，大家这才相信：商鞅出令必行！
第二天，商鞅颁布新法，并使新法顺利地实施了下去。秦国大治，其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得到飞速发展。但是，由于新法侵害了王亲贵族等统治阶层的切身利益，同时，商鞅在执行变法中过于严酷，当孝公去世、惠文公即位时，商鞅最后落得个“五马分尸”的悲惨结局，实为可歌可泣、可悲可叹。
[编辑本段]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
一、商鞅变法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大变革时期，商鞅变法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为变法成功的根本原因。
二、商鞅变法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
三、商鞅确立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正确的变法指导思想，改革态度坚决，取信于民。
四、商鞅不顾个人安危,敢于同旧势力坚决斗争。
[编辑本段]商鞅两次变法的主要内容
公元前356年第一次变法，主要有下列几点：
1．颁布法律，制定什伍连坐制度，轻罪用重刑。将李悝《法经》颁布实行，增加了连坐法。就是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互相告发，同罪连坐，告发“奸人”的与斩敌同赏，不告发的腰斩。一家藏“奸”，什、伍同罪连坐。客舍收留无官府凭证的旅客住宿，主人与“奸人”同罪。
2．奖励军功，建立二十等军功爵制，秦二十级军功爵位制度[从低到高]：1公士 2上造 3簪袅 4不更 5大夫 6官大夫 7公大夫 8公乘 9五大夫 10左庶长 11右庶长 12左更 13中更 14右更 15少上造 16大上造 17驷车 18大庶长 19关内候 20彻候 。各级爵位都有一定的政治经济特权。规定斩敌甲士首级一颗赏爵一级，田一顷，宅九亩，服劳役的“庶子”一人。爵位越高，相应的政治、经济特权越大。宗室、贵戚凡是没有军功的，不得列入宗室的属籍，不能享受贵族特权。爵位高的还可以“税邑三百家”，也可以用爵抵罪或赎罪。
3．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拏”（意思是尽力从事男耕女织的生产事业，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免除其本身的徭役；凡从事工商业和因不事生产而贫困破产的人，连同妻子、儿女没入官府为奴隶）。
4、强调“以法治国”要求国家官吏学法、明法，百姓学习法律者“以吏为师”。
5、改法为律。强调法律的普遍性，具有“范天下不一而归于一”的功能。
6、轻罪重罚，强化法律意识，不赦不宥。主张凡是有罪者皆应受罚。
7、鼓励告奸
8、用法律手段剥夺旧贵族特权。如废除世卿世禄制度。规定除国君外的嫡系以外的宗室，没有军功就取消其贵族身份。
9、强化中央对地方的全面控制，剥夺旧贵族对地方政权的垄断权。
10，统一度量衡。
公元前350年第二次变法，主要有下列两点：
1．“开阡陌封疆”。破除过去每一亩田的小田界一阡陌和每一顷田的大田界一封疆，把原来的“百步为亩”，开拓为240步为一亩，重新设置“阡陌”和“封疆”。国家承认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私有权，在法律上公开允许土地买卖。
2．普遍推行县制。把秦国划为41个县，在未设县的地方，把许多乡、邑，聚合并成县，共新建31县。设县令、县丞，由国君任免。
[编辑本段]商鞅的历史评价
由于独尊儒术的缘故，历史上对于使用暴力手段进行快速改革的商鞅的评价并不是很好，以至于千百年后的人们还蔑称秦国为虎狼之国。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后人又说：“卫鞅入秦，景监是因。王道不用，霸术见亲。政必改革，礼岂因循。既欺魏将，亦怨秦人。如何作法，逆旅不宾！但是也有人肯定商鞅，比如王安石：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这是在肯定商鞅的治国方略。”而资治通鉴中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虽说商鞅刻薄，所谓“乱世用重典”本也无可厚非，反而说明商鞅之诚信品质。在现代，尽管有少数不同声音，但大多数人承认商鞅是一个敢于触动旧势力、敢于改革的英雄。
[编辑本段]商鞅广场
商洛古称商，乃商鞅封地也。商鞅广场位于商洛市市区西大门，是商洛市丹江公园国家水利风景区重要组成部分，上接仙鹅湖观光度假区，下启丹江生态文化旅游长廊，广场以春秋战国时期著名改革家商鞅雕塑为主题，是集休闲、娱乐、集会为一体的综合性城市文化广场，扮靓了商洛市的西大门。商鞅广场之商鞅雕塑广场栽植大小乔木、灌木4万余株，主要植物包括百年银杏、香樟、广玉兰、合欢、国槐、鸾树、紫薇、紫荆、石楠、碧桃、樱花等30余种名贵苗木，特别是来自商洛六县一区的十四棵景观大树，凸现了商洛生态园林城市的地域特色，同时还绿化绿地草坪1.2万平方米。景观工程以商洛曾为改革家商鞅封地的历史题材为主题，建设商鞅雕像、商君功德柱及先秦文化元素的地景浮雕、小品等，以弘扬商鞅变法、发奋图强的人文精神，打造了商洛市的城市文化品格。
[编辑本段]变法结果
商鞅虽然被害，但新法并未被废除。新法适应时代的发展趋势，是秦惠文王不废新法的原因。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最彻底的一次变法。不仅推动了秦国社会的发展，而且推动了宗法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转型，为秦始皇建立大一统帝国奠定了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后世有人说：“百年犹得秦政法。”
（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史记·商君列传》

韩非简介
韩非口吃(结巴），不善言谈，而善于著述。韩非与李斯同是荀子的学生，他博学多能，才学超人，思维敏捷，李斯自以为不如。他写起文章来气势逼人，堪称当时的大手笔。凡是读过他的文章的人，几乎没有不佩服他的才学的。
韩非师从荀卿，但思想观念却与荀卿大不相同，他没有承袭儒家的思想，却“喜刑名法术之学”（申不害主张君主当执术无刑，因循以督责臣下，其责深刻，所以申不害的理论称为“术”。商鞅的理论称为“法”。这两种理论统称“刑名”，所以称为“刑名法术之学”），“归本于黄老”（指韩非的理论与黄老之法相似，都不尚繁华，清简无为，君臣自正），继承并发展了法家思想，成为战国末年法家之集大成者。
韩国在战国七雄中是最弱小的国家，韩非身为韩国公子，目睹韩国日趋衰弱，曾多次向韩王上书进谏，希望韩王安励精图治，变法图强，但韩王置若罔闻，始终都未采纳。这使他非常悲愤和失望。他从“观往者得失之变”之中探索变弱为强的道路，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的著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法治思想，抒发了忧愤孤直而不容于时的愤懑。
后来这些著作流传到秦国，秦王政读了《孤愤》、《五蠹》之后，大加赞赏，发出“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可谓推崇备至，仰慕已极。秦王政不知这两篇文章是谁所写，于是便问李斯，李斯告诉他是韩非的著作。秦始皇为了见到韩非，便马上下令攻打韩国。韩王安原本不重用韩非，但此时形势紧迫，于是便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政见到韩非，非常高兴，然而却未被信任和重用。韩非曾上书劝秦始皇先伐赵缓伐韩，由此遭到李斯和姚贾的谗害，他们诋毁地说：“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遣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政认可了他们的说法，下令将韩非入狱审讯。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让他自杀。韩非想向秦始皇自陈心迹，却又不能进见。秦王政在韩非入狱之后后悔了，便下令人赦免韩非，然而为时已晚。(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韩非的著作，是他逝世后，后人辑集而成的。据《汉书·艺文志》著录《韩子》五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十卷，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阮孝绪《七录》(或以为刘向《七录》)也说“《韩子》二十卷。”篇数、卷数皆与今本相符，可见今本并无残缺。自汉而后，《韩非子》版本渐多，其中陈奇猷《韩非子集释》尤为校注详赡，考订精确，取舍严谨；梁启雄的《韩子浅解》尤为简明扼要，深入浅出，功力深厚。
[编辑本段]韩非子与《韩非子》

韩非子有两个解释，一指人物战国末期韩国著名的哲学家、法家代表韩非；二指一本书，是韩非死后，后人搜集其遗著，并加入他人论述韩非学说的文章编成的。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
对于民众，他吸收了其老师荀子的“性本恶”理论，认为民众的本性是“恶劳而好佚”，要以法来约束民众，施刑于民，才可“禁奸于为萌”。因此他认为施刑法恰恰是爱民的表现。（《韩非子·心度》）。容易让人忽视的是韩非是主张减轻人民的徭役和赋税的。他认为严重的徭役和赋税只会让臣下强大起来，不利于君王统治。
对于君主，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
对于政治，韩非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
对于臣下，他认为要去“五蠹”，防“八奸”。（《韩非子·八奸》 《韩非子·五蠹》）所谓五蠹，就是指：1、学者（指儒家）；2、言谈者（指纵横家）；3、带剑者（指游侠）；4、患御者（指依附贵族并且逃避兵役的人）；5、商工之民。他认为这些人会扰乱法制，是无益于耕战的“邦之虫”，必须铲除。 所谓“八奸”，就是指：1“同床”，指君主妻妾；2“在旁”，指俳优、侏儒等君主亲信侍从；3“父兄”，指君主的叔侄兄弟；4“养殃”，指有意讨好君主的人；5“民萌”，指私自散发公财取悦民众的臣下；6“流行”，指搜寻说客辩士收买人心，制造舆论的臣下；7“威强”，指豢养亡命之徒，带剑门客炫耀自己威风的臣下；8“四方”，指用国库财力结交大国培养个人势力的臣下。这些人都有良好的条件威胁国家安危，要像防贼一样防备他们。
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韩非子》是战国末期韩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 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
《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韩非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比如《亡征》一篇，分析国家可亡之道达47条之多，实属罕见。《难言》、《说难》二篇，无微不至地揣摩所说者的心理，以及如何趋避投合，周密细致，无以复加。
当时，在中国思想界以儒家、墨家为显学，崇尚“法先王”和“复古”，韩非子的观点是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韩非子根据当时的形势情况，主张法治，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四个政策。韩非子提倡君权神授，自秦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治国理念都颇受韩非子学说的影响。
[编辑本段]《韩非子》部分典故
宋人有沽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县帜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问其所知闾长者杨倩。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则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怀钱挈壶瓮而往沽，而狗迓而龁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
夫国亦有狗。有道之士怀其术而欲以明万乘之主，大臣为猛狗，迎而龁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胁，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
[2]宋国有个卖酒的，卖酒器具量得很公平，接待客人态度很恭敬，酿造的酒很香醇，（店铺门前）酒旗悬挂得很高。积贮很多酒却没有人来买，（时间一久，）酒都变酸了。（卖酒的）感到奇怪，不解其中缘故。他向同住里巷且知道这事的老人杨倩打探。杨倩说：“你养的狗凶恶吗？” 卖酒的说：“狗凶恶，那么酒为什么就卖不出去呢？”杨倩说：“人们害怕你的狗呀!有的人打发自己的小孩，揣上钱，拿着壶，前往打酒。但你的狗窜出来咬人，（谁还敢来买酒呢?）这就是你的酒卖不掉最终变酸的原因。”
国家也有这样的恶狗。有才能的人怀着治国的本领想要禀陈（大国的君王），使大国的君王能够明晓（治国的方略）。那些大臣像恶狗一样窜出来咬人，这就使国君受到蒙蔽和挟制，因而那些有才能的人不能得到重用

韩非子的人口理论
韩非用人口增长速度愧于生活资料增长速度的人口理论来说明“当今争于力气”，认为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加的，即五子二十五孙论（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韩非子·五蠹》）
这比西方经济学家马尔萨斯1798年发表的《人口学原理》提前了约两千年，韩非是人口几何级数增长
论的先驱。

智子疑邻
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
宋国有个富翁，因天下大雨，他的墙坍塌下来。他儿子说：“如果不赶紧修筑它，一定有盗贼进来。”隔壁的老人也这么说。可富人不听他们的话。这天晚上果然丢失了大量财物。这家人很赞赏儿子的聪明，却怀疑偷盗的是隔壁的老人。
它告诫人们：在给人提正确的意见时，要考虑自己与听者的关系，否则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或者：听意见只应听取正确的，而不要看这意见是什么人提出的，对人不能持偏见。主旨：它告诫人们，如果不尊重事实，只用亲疏和感情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就会主观臆测，得出错误的结论, 说不定害了自己。 从邻居家的老人这方面，告诉我们给别人提意见，要尽量用能让别人欣然接受的方式。 同样的事但发生在不同人身上却不同对待，这是不正确的。做人做事要公平，实事求是。

㈡ 中国古代依法治国的典型事例

1、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一次较为彻底的封建化变法改革运动，顺应了封建历史发展的潮流，推动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型，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大大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历史的发展。通过改革，秦国废除了旧的制度，创立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制度。

改革推动了秦国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壮大了国力，实现了富国强兵。为以后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申不害提出，韩非加以发展的“术治”

术治的中心思想是“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韩非子·定法》）。他们认为“法”是公开的，“术”则是藏在君主心中、暗自运用的，君主掌握这种统治术，就可使“群臣守职，百官有常”，巩固统治阶级内部的秩序。这是保证“法”的实施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3、道家思想的“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是道家的治国策略，所以治国是无为而治的第一应用。为了贯彻无为而治的方针 ，各级政府官员既要抛弃各种政绩主义和形式主义，也要抛弃“为人民谋幸福“、“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等仁政理念。

宽刑简政、轻徭薄赋、与民休戚，尽量靠万民的自为无为无不为，靠万民的自治无治无不治，自己做好必要的服务工作即可；同时有所为有所不为，充分信任和依靠下属，让下属去完成各项工作，自已主要做好识人用人的工作。

(2)中国古代法治名人扩展阅读：

早在公元前七世纪左右，管仲为齐国相，提出了“以法治国”的主张，他说：“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法治的信心。他凭借“以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使齐国大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管仲不仅强调“以法治国”，同时也注意建设道德体系，使法治与道德教化相结合。他以“礼义廉耻”为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体系，并且上升到关系国家存亡的地位，他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从管仲起，到韩非综合法家思想提出“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历时已数百年。在这期间，法家的思想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成为先秦最具代表性的法理学。

网络-商鞅变法

网络-无为而治

网络-术治

㈢ 列举著名古代法学家

商鞅，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通过变法使秦国成为富裕强大的国家，史称“商鞅变法”。韩非，创立的法家学说，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李悝，中国战国时期的政治改革家，法家重要代表人物，汇集当时各国法律编成《法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典，现已失传。其“重农”与“法治”结合的思想对商鞅、韩非影响极大。盖尤斯，作为一个法学教师，是现在世界上有专业论著传世的第一位职业法学家。在学术上，盖尤斯自称属于萨宾派。他是一位多产的法学家，他的著作共有13种，如《十

㈣ 古代主张法治的思想家是谁

韩非子是法家集大成者,不是着重主张“法治”.韩非主要全面阐述了法,术,势三者之版间的关系.并进一步的权论述这些观点.
商鞅才是全面主张“法治”的人.商鞅是法治思想的奠基人.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历史事件“商鞅变法”中.

㈤ 中国古代最早提出法治思想的人是谁

韩非子是中国战国时期（前475年—前221年）著名的哲学家、法家学说集大成者、散专文家。他创立的属法家学说，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㈥ 国不可无法，中国古代的法学家有哪些

最著名的是韩非子。

㈦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出现的主张“法治”的思想家是谁这一思想出现的背景和哪一重大历史事件有关

既然是思想家那就是韩非子了.
韩非生于周赧王三十五年,卒于秦王政十四年（约前281年-前233年），韩非为韩国公子（即国君之子），汉族，战国末期韩国人(今河南省新郑）。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称“韩子”或“韩非子”，中国古代著名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韩非师从荀卿，但思想的观念却与荀卿大不相同，他没有承袭儒家的思想，却“喜刑名法术之学”（申不害主张君主当执术无刑，因循以督责臣下，其责深刻，所以申不害的理论称为“术”。商鞅的理论称为“法”。这两种理论统称“刑名”，所以称为“刑名法术之学”），“归本于黄老”（指韩非的理论与黄老之法相似，都不尚繁华，清简无为，君臣自正），继承并发展了法家思想，成为战国末年法家之集大成者。 韩国在战国七雄中是最弱小的国家，韩非身为韩国公子，目睹韩国日趋衰弱，曾多次向韩王上书进谏，希望韩王安励精图治，变法图强，但韩王置若罔闻，始终都未采纳。这使他非常悲愤和失望。他从“观往者得失之变”之中探索变弱为强的道路，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的著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法治思想，抒发了忧愤孤直而不容于时的愤懑。 后来这些著作流传到秦国，秦王政读了《孤愤》、《五蠹》之后，大加赞赏，发出“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可谓推崇备至，仰慕已极。秦王政不知这两篇文章是谁所写，于是便问李斯，李斯告诉他是韩非的著作。秦始皇为了见到韩非，便马上下令攻打韩国。韩王安原本不重用韩非，但此时形势紧迫，于是便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政见到韩非，非常高兴，然而却未被信任和重用。韩非曾上书劝秦始皇先伐赵缓伐韩，由此遭到李斯和姚贾的谗害，他们诋毁地说：“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遣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政认可了他们的说法，下令将韩非入狱审讯。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让他自杀。韩非想向秦始皇自陈心迹，却又不能进见。秦王政在韩非入狱之后后悔了，便下令赦免韩非，然而为时已晚。(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编辑本段文学特点
韩非子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比如《亡征》一篇，分析国家可亡之道达47条之多，实属罕见。《难言》、《说难》二篇，无微不至地揣摩所说者的心理，以及如何趋避投合，周密细致，无以复加。 韩非子的文章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韩非子还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在他文章中出现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

㈧ 中国历史法学代表人物

中国历史法学代表人物
一、古代法律人物都有谁春秋时期的管仲，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
周穆王的后代。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经济学家、政治家、军事家。
被誉为“法“家先驱”。战国时期魏国的李悝，在魏国魏文侯的支持下进行变法，推行新政。
其中之一就是制定了《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但它并不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他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在秦国施行了变法，是秦国由弱变强的转折点。
战国时期著名的法家人物还有申不害、慎到等。西汉时的董仲舒，首倡法律儒家化，以《春秋》经义决狱为司法原则，对传统的司法和审判做了补充。
唐代的徐有功，是国子监博士徐文远的孙子。青年时期举明经及第。
历经蒲州司法参军、司刑（大理寺）丞、秋官（刑部）郎中、侍御史、司刑寺少卿等。长期在司法任上，是唐武则天时期与酷吏斗争的一面旗帜，也是历史上罕见的一位以死守法、执正的法官、清官。
二、古代有哪些法律人物春秋时期的管仲，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周穆王的后代。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经济学家、政治家、军事家。被誉为“法“家先驱”。
战国时期魏国的李悝，在魏国魏文侯的支持下进行变法，推行新政。其中之一就是制定了《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但它并不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
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他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在秦国施行了变法，是秦国由弱变强的转折点。
战国时期著名的法家人物还有申不害、慎到等。
西汉时的董仲舒，首倡法律儒家化，以《春秋》经义决狱为司法原则，对传统的司法和审判做了补充。
唐代的徐有功，是国子监博士徐文远的孙子。青年时期举明经及第。历经蒲州司法参军、司刑（大理寺）丞、秋官（刑部）郎中、侍御史、司刑寺少卿等。长期在司法任上，是唐武则天时期与酷吏斗争的一面旗帜，也是历史上罕见的一位以死守法、执正的法官、清官。
三、中国古代法家的具体代表人物们的代表作和中心思想是什么希望对你有帮助法家及其主要思想家法家，在春秋时期是比较重要的思想流派之一，他们主张法治，喜欢社会在维护私有制的观念中向前发展，他们以为，社会是需要秩序的，只有拥有良好的秩序，社会才能在稳定的环境中向前发展，因此，法家总是推崇法律的至高无上，认为社会就必须要有严厉的法律，违法必纠，做到法律的绝对权威，即今天的人们常言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同时，因为法家的思想观念是维护私有制已经形成的社会，目的是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维护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这样，就必然已经迎合了统治阶级的心理需要，当然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喜欢，法家因此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占具了统治地位，统治阶级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喜欢讲儒家思想的“仁政”，以达到麻醉人民的作用，但在竭力维护他们的统治和利益的同时，更喜欢法治，因此，实际上阶级社会的统治阶级总是以法律来维护他们的利益。实际上，法制从来就是阶级社会的有效统治工具，奴隶社会如此，封建社会如此，资本主义社会当然更如此。
可见，法律是阶级社会的必然产物，是阶级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目的就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法家思想家：商鞅：商鞅原名卫鞅，春秋卫国人；应该说，商鞅是最早提出法制观念的思想家，奴隶社会虽然进行法制，但从来不向人民解释为什么要法制，而商鞅的出现，向人们阐述了法家为什么要提倡法制；当时，商鞅在卫国并不得志，因此，他最终离开了卫国而到秦国，在一些机遇中，他接近了秦穆公，并向秦穆公阐述了他的思想，得到了秦穆公的支持；商鞅执行法家思想的最大特点是，用简单的事例向人们灌输他的思想，并逐渐健全了秦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军队管理体制，其保甲制使秦国达到了全民皆兵境界，即秦国的农民平时作农业，战时则成为士兵，实际就是现在的义务兵役制，所以，秦国得到了强大的机会，最后，统一六国，建立了第一个封建王朝；比如，商鞅最初的城门赏金的事例就相当简单，为了显示秦国国君和他的诚信，他在城门立了一木，任谁只要移却了此木到另一城门，就赏千金，终于有人尝试，他就真赏了千金，从此，商鞅的法制观念深入人心，赢得了秦国人的尊重。
韩非子：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重要人物，他在法家思想中的地位，远比商鞅等人高得多；韩非本是韩国的王族贵人，但是，他的思想却偏偏无法在当时的韩国实现，其中的原因当然复杂，韩非在流落到秦国时，向秦国国君阐述了他的法制理念，并详细地为秦国制订了一整套的法律法规，秦国国君虽然没有重用韩非子，但是，却采纳了他的思想和观念；因为，秦国自商鞅以来，历代都重视法制手段，比如，范睢，吕不韦、李斯等，他们都顺势而为，尊重了秦国的实际，都推崇法制观念的。李斯：李斯是法家思想上最为重要的一环，正是李斯的出现，使得法家思想真正开始走上统治地位；李斯是战国末期秦国的思想家，他原是吕不韦的门人，在吕氏的帮助下，渐渐走到了秦国国君秦赢政的面前，成为宰相，在他的影响下，秦始皇更加推崇法家思想，并制订了一系列的法律体系，最后，秦始皇终于完全了秦国吞灭六国的壮举。
应该说，法家思想在社会的进步中有一些积极影响，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法家思想消极负面的一面，法家思想虽然提倡社会的有序性，但是，更注重的是阶级统治，是彻底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法律更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当前，我国的社会，同样是法制的社会，有些人也喜欢说“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法律最重要的不是法律本身，而在于法律是否真正有效，是否真正为人民服务，我们常常看到，我国的法律几乎是形同虚设的，许多领导干部根本是没有法制观念和意识的，他们常常把自己与法律对立起来，以为自己应该在法律的约束外，他们常常以权代法，无视于法律的重要，比如，有些人的儿子，搞官倒，把国家、社会和人民的财产偷跑到国外去了，法律对他们有效吗？难道，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也是官僚资产阶级的附属品吗？所以，法律在当代社会虽然是必要的，但是，一个国家真正要搞好，还不在于法律，恰恰在于人们的思想，只有用先进思想的引导人们，使人民真正有正确的是非曲直观念，才会有良好的社会风气，使得法律真正能够执行起来。
说到底，法律只是强制手段，而思想的先进，才是一个社会的最终根本。
四、中国历史上有哪些著名法学家1、史尚宽
史尚宽，安徽安庆桐城南乡，民国著名法学家，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的起草人，作为迄今为止独立完成"民法全书"的第一人，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余复从事著述"，涉猎的领域广泛，几乎包含了法学的大部分领域，其中主要有民法、刑法、宪法、行政法和劳动法等。
2、肖蔚云
肖蔚云，1924年10月生生于湖南省祁阳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院长。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1959年毕业于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获国家法副博士学位。
3、张释之
汉文帝时，张释之捐官出仕为骑郎，十年未得升迁，后经袁盎推荐，任为谒者，因向文帝陈说秦汉兴亡之道，而补任为谒者仆射，累迁公车令、中大夫、中郎将等职。后升任廷尉，严于执法，当皇帝的诏令与法律发生抵触时，仍能执意守法，以执法公正不阿闻名。
时人称赞“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汉景帝即位后，因张释之曾弹劾时为太子的景帝“过司马门不下车”，将释之谪为淮南国的国相。
4、商鞅
商鞅辅佐秦孝公，积极实行变法，使秦国成为富裕强大的国家，史称“商鞅变法”。
政治上，改革了秦国户籍、军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区划、税收、度量衡以及民风民俗，并制定了严酷的法律；经济上，主张重农抑商、奖励耕战；军事上，统率秦军收复了河西之地，赐予商于十五邑，号为商君，史称为商鞅。
5、韩非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五、请简述法学的历史发展和重要贡献的人物历史法学派的特征及其主要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德国形成了以胡果和萨维尼等为首的历史法学派，该学派诞生之初代表了德国封建贵族的利益，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步演变成为资产阶级的重要法学流派之一，并统治欧洲法学界长达近一个世纪。
在19世纪，历史法学派基本上代表了法学思想发展的主流。胡果：胡果最先将历史性的实用主义批判引入法学领域，他在对“历史性的”自然法理论表示赞同的同时，反对纯理论的自然法学和法典化了的自然法思想。
他在《作为实定法哲学的自然法》中认为，由于法学家从事的是文科研究，并不进行任何实验，所以他们的一般性的思索对立法没有价值。他指出，一定民族的各种法规、法律，不会顾及一般性的自然法，如同医生在开处方时，总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不会顾及医学的一般原则一样。
因此，历史主义的个别化的观察方法与一般化的认识方法是对立的。基于上述理由，胡果批判了启蒙主义立法者对法发展的僭越。
他指出，“将自己的意见提供给统治者的法学家，一般而言，并不比同时代的其他人贤明多少。”他们试图将法纳入各种法律之中的努力，完全是荒谬的，法的本质之源是习惯法。
从现存的历史和比较观察中，必然导致出将来应发生的事情。而与此相对，自然法并不是追求正确的、合目的的事物的标准。
当然，在这一点上，胡果还不是站在民族精神的意识上，而只是站在由孟德斯鸠在继承法国道德论过程中确立起来的经验主义立场上对自然法理论进行了批判。萨维尼：系统论述历史法学派之基本观点的是萨维尼。
他通过对法的产生、法的本质和法的基础三个问题的阐述，表达了该学派的代表性理论。萨维尼认为，“法律只能是土生土长和几乎是盲目地发展，不能通过正式理性的立法手段来创建。”
他指出：“一个民族的法律制度，象艺术和音乐一样，都是他们的文化的自然体现，不能从外部强加给他们”。“在任何地方，法律都是由内部的力量推动的，而不是由立法者的专断意志推动。”
法律如同语言一样，没有绝对停息的时候，它同其他的民族意识一样，总是在运动和发展中。“法律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民族的壮大而壮大，当这一民族丧失其个性时，法便趋于消逝。”
萨维尼认为，法的发展呈现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法直接存在于民族的共同意识之中，并表现为习惯法。第二阶段，法表现在法学家的意识中，出现了学术法。
此时，法具有两重性质：一方面是民族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是法学家手中一门特殊的科学。当然，能够促使该阶段法发展的法学家，必须是那种具有敏锐的历史眼光，又有渊博知识的人，而这样的法学家现在在德国还很少，所以，在德国还未具备开展统一立法的条件。
第三阶段就是编纂法典。但即使是到了此阶段，也要谨慎立法。
对法的本质，萨维尼认为，法并不是立法者有意创制的，而是世代相传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只有“民族精神”或“民族共同意识”，才是实在法的真正创造者。在《现代罗马法的体系》中，萨维尼指出，法律的存在与民族的存在以及民族的特征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
在人类的早期阶段，法就已经有了其固有的特征，就如同他们的语言、风俗和建筑有自己的特征一样。“在所有每个人中同样地、生气勃勃地活动着的民族精神，是产生实定法的土壤。
因此，对各个人的意识而言，实定法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一种同一的法。”这种同一的法，反映的是一个民族的共同意识和信念。
因此，立法者不能修改法律，正如他们不能修改语言和文法一样。立法者的任务只是帮助人们揭示了“民族精神”，帮助发现了“民族意识”中已经存在的东西。
最后，萨维尼对法的基础作了阐述。他指出，法的最好来源不是立法，而是习惯，只有在人民中活着的法才是唯一合理的法；习惯法是最有生命力的，其地位远远超过立法；只有习惯法最容易达到法律规范的固定性和明确性。
它是体现民族意识的最好的法律。在萨维尼看来，法律不是“理性”的产物，而是和语言、风俗一样，是“民族精神”和“民族共同意识”的体现。
法律是民族意识的有机产物，是自然而然逐渐形成的。法律起源于习惯，习惯是法律最初的不成熟的表现形式。
法律是自发地渐进地演化而成的，而不是立法者有意识创造的产物。萨维尼这种法律观的哲学渊源是进化理性主义。
进化理性主义认为，社会、语言和法律都是按照演化的方式自然发展而成的，而不是由任何人依凭理性设计出来的，因而社会、经济、法律制度都不可能以演绎推理的方式加以重构。而建构理性主义基于对人类理性具有无限能力的盲目自信，主张一切社会、经济、法律制度都是由人类伟大的理性创造出来的，既然人类自身创造了各种制度和文明，那么人类也就能够按照理性设计随心所欲地对它们进行重构和改造。
萨维尼表面上主张一种消极立法论，认为法律犹如原野之草木，可以无需任何辛劳而生长，实质上其主旨在于反对古典自然法学派的那种急功近利式的立法观念，强调制度设计之前的成熟的理论探讨。在立法方面，萨维尼始终对人类僭妄的理性持高度的戒心。
萨维。

㈨ 中国历史上有哪些著名法学家

1、史尚宽

史尚宽，安徽安庆桐城南乡，民国著名法学家，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的起草人，作为迄今为止独立完成"民法全书"的第一人，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余复从事著述"，涉猎的领域广泛，几乎包含了法学的大部分领域，其中主要有民法、刑法、宪法、行政法和劳动法等。

2、肖蔚云

肖蔚云，1924年10月生生于湖南省祁阳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院长。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1959年毕业于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获国家法副博士学位。

3、张释之

汉文帝时，张释之捐官出仕为骑郎，十年未得升迁，后经袁盎推荐，任为谒者，因向文帝陈说秦汉兴亡之道，而补任为谒者仆射，累迁公车令、中大夫、中郎将等职。后升任廷尉，严于执法，当皇帝的诏令与法律发生抵触时，仍能执意守法，以执法公正不阿闻名。

时人称赞“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汉景帝即位后，因张释之曾弹劾时为太子的景帝“过司马门不下车”，将释之谪为淮南国的国相。

4、商鞅

商鞅辅佐秦孝公，积极实行变法，使秦国成为富裕强大的国家，史称“商鞅变法”。

政治上，改革了秦国户籍、军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区划、税收、度量衡以及民风民俗，并制定了严酷的法律；经济上，主张重农抑商、奖励耕战；军事上，统率秦军收复了河西之地，赐予商于十五邑，号为商君，史称为商鞅。

5、韩非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㈩ 中国古代主张法治的是哪个学派

中国古代主张法治的是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李斯.作品：《韩非子》
法家是战内国时期的重要学派容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
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
《汉书·艺文志》著录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书》和《韩非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