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法治

❶ 易中天：中国有法治传统吗

通过曾国藩、张之洞、杨度三个人物勾勒出风云变幻之近代中国的唐浩明和拥有一众铁杆粉丝的国学名人易中天现身南国书香节，他们皆谦虚地称是为了另一个人而来。这个人便是享誉海内外的魏晋文化史专家、书法家唐翼明。
昨天是唐翼明的《江海平生》及其恩师夏志清的《感时忧国》两本新书同时发售的日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气’——唐家兄弟和易中天带你领略‘兄弟情、朋友义’”的现场，唐翼明表示，此次是来讲与恩师夏志清的师生情、与胞弟唐浩明的兄弟情以及与同窗易中天的朋友义。
唐翼明、唐浩明两人在学界如今名声不小，但唐翼明此次带来的《江海平生》确是一本自传性的散文集。“我的父亲是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我的大舅是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唐翼明一开口，便引来全场惊叹。由于父母随蒋介石撤往台湾，唐家兄弟不足十岁却被留在湖南老家，从此相依为命，身世飘零。因此，他们对情义二字有着格外的深解。
而吸引了众多粉丝现场排队等候的易中天则是唐翼明的大学同班同学，两人有着一碗馄饨的“朋友义”。易中天回忆道：“唐翼明硕士论文答辩那天早上，我就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给他买了一碗馄饨。这是我们的情义。”
易中天也在现场为读者进行了一次国学教育。易中天也表示：“在五伦当中，我特别看重的也是朋友，甚至超过兄弟。因为前四伦在传统社会中是没得选的，唯独可以自由选择的就是朋友。”然而，易中天批评说，现在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是很少的，有的反而是把刀插到了朋友肋上。
易中天说：“中国未来还是要走法治的道路，还是要法治中国，我们的目标不能是义气中国。”而法治的核心就是契约，要建立契约观念。而唐翼明则从义理的角度来讲。他认为，私人范畴的“义”和“情”应该与公共范畴的“理”是相辅相成的，然而，总是讲“义理”的中国人却总是将两个范畴混淆和颠倒，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冷酷。
针对现今愈演愈烈的在路上碰到老人摔倒，该不该扶的话题，唐翼明说：“当然应该扶，这个都不需要讲。但是现在我们的社会确实会有这样的问题，这是我们社会的悲哀。在任何正常的社会本来是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的。”

❷ 中国是否是一个具有法治传统的国家阐明自己的观点并说明依据

古代“国家”是近代国家形成的基础，但是其内涵和近代以来的“国家”概念却也版存在着较大的区别，用权近代“国家”来套用古代的“国家”，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
是许多研究者，尤其是国外的研究者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比如，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有大小数十个所谓的“国”，到秦始皇统一前夕还有七个大的“国”，
没有人认为这些国家不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东汉末年的魏、蜀、吴三国争霸时期，它们也称“国”，同样不能从中分出哪个是“中国”。同样，在我国的边疆
地区历史上也存在大大小小的政权，史书同样称其为“国”，比如汉代今新疆地区有所谓“西域三十六国”，唐代时期也先后出现过强盛一时的突厥汗国、薛延陀汗
国、回鹘汗国等；宋代时期，在今宁夏、甘肃、陕西、山西等地有所谓的“西夏国”，华北、东北地区有“契丹国”、“金国”、“渤海国”等，能否用现代国家的
概念来加以解释呢？显然是不可以的。因此，说到西藏地区同样如此，吐蕃王朝是一个古代的“国家”概念，它依然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与唐朝对等存
在的“分治”政权，虽然不是归唐朝管辖，却也不是近代意义上的独立国家，其历史自然是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❸ 中国古代法治传统对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哪些积极和消极影响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家的法治思想非常引人注目，法家的思想家们认为法具有普适性，应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公开宣扬宗法等级制度的儒家，从维护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出发，也历来重视圣君贤人的典范作用，强调君臣守法的重要性。

司法不独立，不公正的现象普遍存在：由于受到传统法律文化的制约，我国的司法体制，法院机构设置，法官制度，司法运行过程都带有明显的行政化的色彩，行使司法权时往往受到行政权强有力的干涉。而且公开，透明是现代司法体制的基本要求，而当前的司法体制离此还甚远。

(3)传统法治扩展阅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注意事项：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体现社会主义法治内在要求的一系列观念，信念，理想和价值的集合体，是指导和调整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方针和原则。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实行计划经济转变为实行市场经济，从实行闭关锁国转变为实行对外开放，从人治向法治过渡，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从中国社会主义国体和政体出发，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时代要求，以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为指导，深刻地认识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精神实质和基本规律，系统地反映符合中国国情和人类法治文明发展方向的观念、基本信念和价值取向。

❹ 中国传统法制是指什么

一、礼法结合，一准乎礼
与西方古代法律同宗教相生相伴不同，中国古代法制深受儒家学说和伦理纲常的影响。其显著的特征是把维护“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礼教作为立法、司法的宗旨，要求法律“一准乎礼”。礼的精神是亲亲、尊尊，即维护“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人伦关系。礼起源于氏族社会的祭祀活动和习俗，礼法关系始终是中国古代法制的主题。大量可征的文献证明，西周时期，中国已进入了礼治时代。周礼是包括个人、家族、国家、社会的行为原则和规则的复杂体系，其中有关规范国家基本制度和“失礼入刑”的礼，属于法律规范性质。西汉初，引礼入律已开其端。叔孙通制定朝仪制度，就吸收了周礼的朝觐之礼等礼制。两汉时期，通过经义折狱、以经释律和引礼为法，儒家思想在法律领域中逐步取得了正统地位；皇亲贵戚和大臣犯罪奏请皇帝裁夺的“上请”制度、父子相隐的诉讼原则被广泛运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法制沿着礼法结合的道路不断完善的重要发展时期。曹魏依照“尊尊、贵贵、亲亲”原则，首创“八议”入律。西晋贯彻“尊卑、长幼、亲疏有别”原则，开创了依服制定刑罚的先例。北魏加入了“存留养亲”和“官当”条目。北齐为了强调“忠君”、“孝亲”原则，将“十恶”列为“名例”之首。《唐律疏议》“一准乎礼”，成为封建律典的楷模。宋代以后，各朝效法唐制，立法和司法都贯彻了“礼法结合”、“一准乎礼”的精神。
儒家礼教纲常对法律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律充满了浓厚的伦理色彩。礼教纲常被奉为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明礼以导民”、“德主刑辅”、“明刑弼教”成为法制的基本原则。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礼仪规范和各种道德规范，通过法律固定下来，要求全体臣民一体遵守。依照“失礼则入刑”的原则，把违犯伦理规范的行为列为刑罚惩处的对象，以确保法律实施过程本身就是推行教化的过程，使法律成为实现德化天下这一目标的手段。历代法制都把维护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社会等级关系作为法律的首要任务，其中“君为臣纲”位列三纲之首。法律确认君主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从各个方面维护君主的尊严、人身安全、权力不受侵犯。法律把严重 危害 君权和人伦关系的“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均列为“十恶”重罪，常赦所不原。法律确认不同身份的人，法律地位不同，少数权贵享有“议”、“请”、“减”、“免”、“官当”、“收赎”等特权；确认以父权、夫权为核心的家族内部伦理关系，确认良贱有别。不同身份的人犯罪，刑有等差。统治者把他们认为重要的道德规范都上升为法律，把他们认为违背伦常的行为都列为惩处对象，实现了礼与法的高度结合。
二是在立法司法中贯彻了仁道、恕道和慎刑、恤刑精神。“仁”是儒家哲学思想的核心，也是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和要求。受仁、恕之道的影响，法律规定对老人、儿童、孕妇这几种人犯罪予以减轻刑罚或免刑，称之为“三纵”。对不识、遗忘、过失犯罪减轻刑罚，称之为“三宥”。对已知悔悟自首者，对官吏因公务失错“自觉举”者，亦予减刑或免刑。历代法律还规定了许多悯恤囚犯的措施，如法官不得违法拷讯，违者反坐。在狱政管理方面，规定不得虐待囚犯，家人送来饭食要为之传递，衣服不够的发给衣服，有病要给以医治，病重者要脱去枷锁，对虐待致死罪囚的法官要追究责任，如此等等。古代法制在维护礼教纲常、等级制度的同时，也体现了一些人道主义的积极精神。

二、以民为本，抑强扶弱
与世界上延续时间较长的其他法系相比，中华古代法律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把法律视为人为的规范体系，奉行民本主义，而不像其他法系那样把法律视为神的直接或间接旨意。先秦诸子对于法律起源的探讨大多是从人类生活本身寻找原因，并都认为法律实际上是政治统治者的创造物。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丰富的民本思想，法制也同样体现了这一特色。民本思想的历史渊源久远。《尚书·五子之歌》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汉代贾谊曰：“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以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2]历史上许多统治者都懂得民众的力量。唐太宗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3]。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哲学中，“仁”是其核心和出发点，而民本主义正是从儒家的“仁学”中衍生出来的。汉朝以后各代在立法的过程中，均贯彻了民本思想，要求各级官吏从整体、长远利益着眼，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博施于民”，“使民以时”。几乎所有的王朝都把“以民为本”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和法制建设必须贯彻的原则。
民本思想贯穿于古代法制的许多方面，主要表现为：一是严法治吏，打击官吏迫害和盘剥百姓的行为。官吏是社会上有权势的强者，历来民之害者，莫甚于贪官污吏。历朝法律中相当部分的内容，都是用以治吏的。法律严厉打击官吏贪赃枉法、赋役不均、丁夫差遣不平、私役部民夫匠、上下勾结盘剥平民等不法行为，其目的是为了肃整吏治，防止“官逼民反”。二是法律严厉打击地主、强豪兼并土地、盗耕种官民田、强占良家妻女、欺行罢市、哄抬物价、违禁取利等不法行为。三是法律对契约关系、商业贸易、度量衡器、器物制造、物价评估、买卖自由等做了详细规定，维护市场交易秩序，为平民百姓提供安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四是法律上对老小、废疾、妇女等弱势群体给予适当优待。如规定老少废疾犯罪，审判时不予拷讯；犯流罪以下可以收赎；犯杀人应死者，议拟奏闻，取自上裁。规定妇人犯罪应决杖者，除奸罪外，均不去衣受刑，并免除刺字。犯徒流罪，决杖一百，余罪收赎。女性死囚犯怀孕者，暂不行刑，待产后方执行。五是救济灾民，对官吏坑害百姓和隐报灾情的行为予以严厉制裁。六是制定了不少便民诉讼的法律措施。实行了匦函、登闻鼓等制度，以方便百姓申冤和减少冤狱。

三、家族主义，家国一体
中国古代地处东亚大陆中心，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组织和维持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这种社会环境和经济结构是宗族组织和宗法意识形成的土壤。家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细胞，天下一家、家国一体的观念代代相传，根深蒂固。正统思想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大学》说：“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出发，孝移作忠，父权延伸为君权，维系血缘家庭的伦理道德同维护君主政权和社会秩序的国家法律彼此相通。孝悌为齐家之本，是宗法社会重要的道德规范，也是重要的法律规范。家族伦理与法律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从而使法律带有浓厚的家族主义色彩。
古代法制中家族主义的特色表现在：其一，法律明确维护家族内部的伦理关系。封建婚姻以祖宗嗣续为重，家庭以父权、夫权为中心，以父父子子、长幼有序、男尊女卑为基本伦理规范，法律对这种人伦关系严加保护。其二，在刑名方面，法律区分亲与非亲的界限，对亲属间相犯作了许多特殊的规定，严重败坏人伦的行为被列为重罪。一些对平常人来说不构成犯罪的行为，只因行为对象按伦理关系在服制之内，便被科以不同罪名，处以刑罚。譬如，古代向官府告发人犯罪，对一般人来说是正常的事情。然而，若子孙告父母、祖父母，卑幼告大功以上尊亲属，除非被告人属于谋反、谋大逆、谋叛大罪，否则不管告的实与不实，都要以“干名犯义”论罪。其三，在科刑方面，因血缘关系的亲疏和承担法律义务的不同，量刑有轻重之别。除侵犯财产的“盗窃”罪视亲疏关系程度由疏至亲逐级递减外，其余亲属间的人身相犯，均由疏至亲逐级加刑。血缘关系愈近，卑幼侵犯尊亲属处刑愈重。历代法律对尊长与卑幼相殴、相盗、相奸、相谋杀等都有详细规定，其基本精神是从法律上保障尊长的地位和家族内部的伦理关系不受侵犯。其四，家族伦理以宗为本，故法律上体现了“亲亲仁民”、“法情并立”的精神。如规定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者，若祖父母，父母年老得病需俸养而家无其他成丁者，可奏闻皇帝裁决；若犯徒、流罪者，可以赎罪，以存留养亲。在司法实践中，历代对一些轻微犯罪，也往往“曲法伸情”。
基于“家族主义”、“家国一体”的理念， 历朝 君主重视“以孝治天下”，一些触犯人伦道德的行为，被上升为法律，提升为危害国家和社会安全的犯罪。《论语·学而》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有之也。”孝悌被视为预防犯罪的有效手段，成为安定统治秩序的根本条件。反之，不孝不悌被视为乱国之源，必须当作最危险的犯罪行为严惩不贷。按照“家国一体“的思想，任何有悖人伦道德的行为，都与国家安危联系起来。一些在今人看来属于违反道德的行为，如骂父母、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奉养有缺，也被列为“十恶”不赦之罪。家族成员中犯“谋反”、“谋叛”等重罪者，除本人处死外，同居亲属坐以株连之罪。若以现代法学观点评析古代法律，就会看到传统法律中哪些混淆法律与道德的界限，以及情、罪与刑罚畸轻畸重的法律规定，多是与“家族主义”、“家国一体”的立法指导思想有关。

四、天下本位，义务互负
人们通常认为“义务本位”是中国传统法制的一大特征，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与古代希腊、罗马及中世纪的西欧国家的法律制度比较，不难看出，无论是古代希腊的雅典“宪法”、古代罗马的罗马法，还是中世纪西欧的罗马法、城市法、商法和英吉利王国的普通法等，都渗透着一定的民主气息，法律上规定了社会成员的“权利”、“义务”或“自由”等。而中国传统法律只规定义务，不书权利，具有浓厚的“义务本位”的色彩。
然而，用“义务本位”表述中国传统法制的特征似不够全面，也不能明确地界定它与其他法系中“义务本位”的区别。中国古代法律中的义务同古代埃及、印度法律中的义务有所不同，后者系个人对君主、奴隶对奴隶主的单方面义务，是一种片面的义务。中国古代法制则不同，法律规定的义务是社会各阶层的相互之间的义务，体现了为社会、国家和他人尽义务的精神。中国古代把人际关系概括为“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其相互的义务 关系是 君礼臣忠、父慈子孝、夫良妇顺、兄友弟恭、朋友有信。法律中凡与五伦相涉者，均体现了相互的义务关系。按照法律规定，官吏必须恪守职责、忠君报国；朝廷给予官吏一定的俸禄和礼遇。平民必须按时交纳税粮，承担差役；国家有“爱民”、“教民”、“保民”之职责。在家族内部，尊长有抚养、教育、保护卑幼之责任，卑幼有服从、赡养尊长之义务。家庭以家长为中心，但同时对于出现脱漏户口、欺隐田粮、税粮违期、逃避差役等承担法律责任。在朋友之间，彼此承担互信的义务。在无服制的社会成员之间，彼此对侵犯他人人身、财产承担法律责任。在长官和下属之间，彼此因公务失错承担连带责任。历朝法律对各阶层人士违背法定义务的行为如何惩处，都做了详细的规定。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古代法律中的义务，在许多方面包涵着属于社会义务、国家义务的内容。社会成员在对他人、社会、国家履行义务的同时，也接受他人、社会、国家对自己的义务，具有“义务互负”的性质。
中国传统法制缺乏“权利”理念而具“义务互负”的特色，有其深刻的社会和思想原因。在中国古代，长期实行的是君主专权的中央集权制度，加之工商业和国际贸易不够发达，统治者和国民普遍缺乏平等、自由、权利的意识。而儒家思想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对法的特征的形成有决定性的作用。就儒家的法价值论而言，主要是“天下本位”思想、家族伦理主义、民本主义、大一统的君主主义、礼治主义。在这些法价值论中，“天下本位”是最高的价值目标，也是最重要的法价值论，其他几个方面的法价值论均系“天下本位”思想所派生。天下为公，是古人追求的最高理想。儒家发展了这一思想，并把它奉为法的最高价值目标。检阅自先秦至明清诸子百家的著作，“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天下归仁”、“天下之法”的词语比比皆是。他们所说的“天下”，以地理意义即大一统的疆土为基本含义，兼含有“人民”、“民心”之义。古人眼中的“天下”概念，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与“国家”的概念等同的，常常是将天下置于个人和国家之上。荀子说：“国，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国者，小人可以有之 ，然而未必不亡也；天下者，至大也，非圣人莫之能有也。”[4] 历代 君主也总是打着“一天下、保庶民”的旗号，推行大一统的君主主义。各朝法律基于“天下本位”的理念，在法律上就如 何维护 君权、维护社会秩序以及各阶层人们的利益，做了比较全面的规定。受儒家“天下本位”法的价值论的影响，礼教纲常把克己尊礼、宽以待人奉为社会道德的重要规范，重视国家和社会利益而轻视个人利益，导致法律上规定义务而忽视权利。

五、追求和谐，注重调解
中国古代和谐观念十分突出，主张法须与天道相和谐，与社会相和谐。《中庸》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文子·上仁》：“夫万民不和，国家不安。”汉代董仲舒说：“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5]司法活动要与天道的运行相应，这体现了古人对天人和谐的追求。基于这一理念，无讼成为实现社会和谐的目标。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6]《周易·讼卦》认为：“讼”为“终凶”、 “讼不可长也”。由于崇尚无讼，形成了厌讼、贱讼的观念。唐、宋、明、清的律典都设有专条，把教唆辞讼者作为打击对象。从追求和谐的要求出发，“刑期于无刑”被视为刑罚的根本目的，“以德去刑”、“先教后刑”、预防犯罪成为法制的重要指导思想，“贵存中道”成为必须遵循的立法原则。从现存的历朝发布的劝民息讼的告示看，息争化讼成为评价官吏德化、政绩大小的标准，也是各级官吏特别是地方官吏的重要职责。
注重调解是中国传统法制的一大创造。现存的古代史籍和判例判牍中，刑事诉讼资料甚多，而民事诉讼资料较少，故对于古代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是否不分的问题，学界尚有争论。在任何社会中，民事纠纷在日常生活中是大量发生的，它多于刑事案件是不言而喻的。在中国古代社会，虽然没有民法的概念，但民事、刑事的管辖或审级是不同的。[7]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民事诉讼案件之所以较少，这与大量的民事纠纷是通过调解解决的有关。就民事纠纷的审理或处理而言，汉代乡为初理，唐代由里正初理，元代由社长初理，明代由里甲老人初理。这些所谓初理，实际上属于民事调解。清代民事纠纷由族正房长、村正及村之贤德者调解，不果，再由巨绅里保评之，然后上达官府。不少朝代为了防止大量户婚田土纠纷矛盾上交官府，也为了更好的息讼宁人，对民事纠纷案件上诉官府的范围作了严格限制。如通行于有明一代的《教民榜文》规定：“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不许辄便告官，务要经由本管里甲老人理断”；“乡里中，凡有奸、盗、诈伪、人命重事，许赴本管官司陈告”。[8]也就是说，除涉及刑律的案件外，其他均先由里甲老人调解审理，不服者方可上诉官府。其他朝代处理民事案件的办法亦大多如此。中国古代实行的由乡里组织调解解决民事纠纷的制度，使民间发生的绝大多数纠纷得以解决，既有利于正确处理乡里发生的矛盾，息事宁人，也极大地减少了官府的负担，应当说是一种值得肯定的法律措施。

❺ 儒家哪些传统是阻碍法治的

• 孙笑侠

• 儒家哪些传统是阻碍法治的

我现在把问题改变为：儒家的哪些传统与法治原则相悖？作为中国人我深知儒家传统博大精深，分析它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但我们总不能因为敬畏它而不作批判，以至于绝对地盲目维护它的权威或价值。儒家传统大致有四种情况，一，某些精髓从来就是优良的，至今可利用的；二，经过改造或历史演变而焕发光彩的；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有积极作用的，时过境迁后才成为腐朽的遗产；四，本来就是一堆烂货。专门的儒学学者也好，宽泛意义上的中国学者也好，都应当避免对儒家的偏见。前者可能因为儒家学说体系的自足、特色与崇高而迷信迷恋迷惑于它，后者可能因切身感受儒家社会弊端而全盘否定儒家。[1]

在我对昂格尔教授作第一次访问时，他就向我推荐了他的著作《A review of Passion》的序论部分。初读他的论著，最强烈的印象是使用的词汇丰富而深奥，表达的意思深刻而精辟。我过去没有意识到英语会有如此丰富而深奥的词汇，更惊叹昂格尔的娴熟的遣词修辞功夫，我不禁断然相信，一个人的思想深度与他的语言功夫一定是成正比的。我读《A review of Passion》序言就不断被作者的激情所感染，尤其被他对儒家的入木三分的分析所吸引。

“儒教倡导的社会是一种联系着宏观社会组织与微观个人激情的社会，这种教义式的社会关系要求不平等的权利、现实的交换、相互的忠诚都被交织在同样的人际关系之中。”[2]昂格尔对儒家倡导的社会关系的特点作了高度概括，很准确也很深刻。

我们今天其实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之中，我们的公共事务都是私人情感化的，比如在法律义务中融进感情化的内容，比如公务员为人民服务本来是一种义务，可是在儒家传统中总会加上一层意思——父母官对子民的爱护之情。既然这样百姓就应当像尊敬父母那样尊敬官员。另一种表现则是相似的，比如人事组织任免中的人情关系网络，行政或司法的程序开始就出现找关系和托熟人，便于以私人感情沟通公务决定。在一个现代国家，仍然把公共事务与私人情感交织在一起，不区分公共与个人，不区分理性与情感，不区分法治与人情，其不利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儒家教义指出，社会的这种情感秩序和安排秩序是相互依赖的。当这两种秩序复合为同一种规范体系，他们会在自我主张与生长出繁荣与快乐的共同体之间缓和它们相反条件的对立。但是，当社会的公共安排或社会成员的私人情感与此理想发生分离，那么一种自我隐遁、不信任和冲突的恶性循环就开始了，…” [3]

的确，两种秩序会有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中华帝国数千年的超稳定结构，就证明了儒家所谓“和谐”秩序的内在作用力。但是1840年以后的百余年来，从维新变法，到帝国解体，从人祸战乱的绵延，到改革动机的发生，就是说明了两种秩序的相反条件已经无法共存了。可是儒家所设计的这种社会秩序模式，已经深深地嵌入中国人的生活理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已不幸地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到了应当退出历史舞台而难以退出的时候。一方面，在今天，我们的现实社会中仍然存在着……

昂格尔认为，儒家这一教义的倡导者会排斥社会的现实国家，他们对自然主义理论的忠心要求他们去相信即使最坏的社会状态也代表着一种文明生活真实模式的腐化景象。社会和主体的形式无以被再造。[4]“在他们演变成伦理和政治学说的过程中，无论如何，儒学的洞见有着自然主义观念的暗涵。正因此番理由，儒学要承受着社会与主观性的瑕疵概念所带来的折磨。”[5]

自然主义是儒家学说的一个思想特征，也成为其致命弱点。儒家思想知识体系中最擅长的是人文知识、人文思想，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则是极其缺乏的。儒学缺乏西方思想的逻辑和概念的精确可计量性，尽管感悟透彻而深邃，但这种感悟不能以精确的概念予以言传。其语言的模糊、判断的折衷、思想的妥协，在社会问题上就表现出迂腐和不顺应时代发展以及社会需要。

“这种教义的最密切的现代政治样板就是这样的程式——把一种社会福利的承诺与一种政治禁锢的接受相结合。根据这一程式，人民的基本需要应当被关心——如果可能，依靠自己的共同体和公司，如果必要时，也可由中央政府来保障。但这种关心方式应当减少与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的冲突的机会，防止通过干扰效率与和谐的增进来挑战意识形态。”[6]

这是很精彩的分析。儒教指导下的政府把百姓当作子民，提倡爱民如子，百官都应当有亲民勤政作风，但是另一方面，不允许有批评政府的意见，更不允许有反对或反抗的念头，因为儒家在这里面设计的逻辑是：我们政府都是子民的父母，我们会像父母那样热爱并善待你们百姓的，既然这样，你们还想批评或反对我们吗？没有我政府，你们怎么活呀？！所以提供人民福利——这最基本的人权也成为唯一人权需要——成为政府的唯一义务。

昂格尔认为，古典儒学对和谐一致问题所呈示的洞见是中国任何一派传统思想所未曾超越的。1）儒学关注社会与个人之间关系。认为人与人之间直接的关系模式是构成社会生活整个系统的一分子。在他们被转变成一个个零碎的个人偶遇和经历之前，这个系统是无法实现和被判断的。2）个人感情总是受他人的影响。道德修炼越尽善尽美，其工具性地位的经历也就越少。3）相信passion的生活具有活力，冲击力；仁是一种自我表达与自我形成的属性，相对化和指导力，这就是仁的力量。仁通过对冲突和欲望的驾驭，能够使人实现理想社会关系模式。[7]

他对儒家“和谐”思想的这三点归纳是有独特见地的。人与人的情感关联代替了公共社会结构，生产、交换、分配以及公权力与私权利的交往都基于人情。个人激情总是受他人影响，受他人态度评价的左右，中国人做人做事的对与错、好与坏，甚至做事的动机，常常出于对他人评价的牵挂。相信个人道德范畴的“仁”对社会生活所产生的作用。如果儒家的这些思想教义适用于简单的自然经济之中，一个淳朴的桃园生活景象之中，那么它对个人人生境界是很有启迪意义的。但在现代社会的公共生活领域中，儒家只能成为私人生活信念，个人道德修养，而难以通过它来组织社会、控制社会。

昂格尔对儒家思想的评论是：儒学作为一种对社会的态度或方式，它把一种社会分层和等级统治的制度错误地当作那种能很好调解个人主张相互冲突情形的社会生活系统。它漠视了限制——在生产与交换之间以及主体性与连带性之间，限制了发展出可替代性选择的出路。它对这种限制的容忍展示在倡导个人化关系的主张中，（此主张）通过用交换与忠诚的因素灌输进这种柔化了的赤裸裸的统治。这种主张其实只会挥霍浪费可贵的现实进步和人类和解的机会。当已建立或突然出现的特殊利益面对常新的挑战时，当社会秩序内的常规运动和威力丧失的革命冲突之间出现对立时，当集中各种生产、阶级或民族居于个人境况之上的暴政被推翻时，儒家都没有认识到具多面性的生产、情感和认知上的权能的出现。[8]

我同意昂格尔教授对儒家思想的上述批判。儒学的确把社会分层和等级统治制度作为能够调解个人冲突的社会生活系统，在制度理想的选择之中只给定一种制度模式，而排斥了其他选择的可能，让人民只在唯一选择中接受现实，同时它的高明在于，用温情脉脉的父母官热爱善待子民的家长制方式，使百姓服从等级制度的安排，这是儒家学说的特点之一。所谓“交换与忠诚的因素”其实很深刻揭示了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中国式关系：一方面双方各取所需，人民只要福利，而政府要求人民放弃自由；另一方面政府象父母那样热爱人民，而人民象子女那样忠于政府。而这一点成为中国制度建设中的一大特点形成的原因，人治之所以产生并存在，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交换与忠诚关系。

对于昂格尔所概括的这个儒家特点，我的基本看法是：从法治的立场看，我是反对儒家这一思想的，因为它无视自由和平等。但是我又担心它是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客观事实的反映，它是一种必然产生并存在于中国的地方性知识，如果真是这样，我觉得中国法治应当有另一种前途。

我们不得不考虑到，社会制度模式的单一设计、“柔化了的赤裸裸的统治”、“交换与忠诚”等等东西，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是因为中国社会的特殊本土资源而必然产生儒教中的这些思想呢？还是在儒家倡导下才出现在中国社会呢？如果是前者，那么，儒家有关的思想以及此思想在现实中的转化形式，在中国就是必然的，那么，改变它的难度就会是巨大的。

如果是后者，那么说明儒家的出现不是一种必然，它就允许我们用另一种思想来代替儒家，必要时可以否定儒家倡导出来的某种社会制度结构。

我问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想搞清楚一个问题：我们当代中国人有多大的可能性来克服儒家带给法治建设的阻碍？

有朋友对我说：你如果对中国了解得有多深，那么你就会对中国法治的前景就会有多悲观！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这个看法不无道理。儒家或从儒家发展出来的以下八项原则是严重阻碍中国法治建设的，它们是：具有实质倾向的正义观（作为形式的规则与程序总是敌不过目标与结果的正当性；然而法治恰恰是基于形式正义的），仁政观（法治下的政府权力是受怀疑和受控制的），制度的有效性仰赖于个人道德与权威（法治秩序中的个人道德与个人权威是十分次要的），有仁义伦理而无契约诚信（法治精神其实就是契约精神，法治依赖于诚信，没有诚信就没有法治），集权政治（法治尽可能地避免集权），行政本位与等级观念（权利本位观、平等观是法治的精神要义之一），义利关系伦理观（与市场的有效机制相吻合，法治鼓励利益），个人服从团体的绝对位阶关系（个人与团体的位阶关系在法治秩序中是相对地动态展开的）。我想昂格尔教授可能就是因为看到中国这些困难才得出结论说中国是世界上法治光谱的负极代表。我常常问自己：在中国建设法治会不会是一个悖论吗？

有什么途径能够既建设成完备的法治，而又在改造传统文化上的代价相对较低。昂格尔教授在与我的谈话中强调用一种制度——能够吸纳冲突，自我调节，自我更新的开放的动态发展的制度。这是很具有启发性的回答。如果考察“吸纳冲突，自我调节，自我更新的开放的动态发展的”这几项特点，我们会发现，除了程序，已经没有其他任何制度形式了。程序的特征就是包容矛盾，吸纳冲突，化解纠纷，自我调节，自我更新。

法治也并不是人类最理想的状态。法治也普遍被某些基本矛盾所深深困扰，它无法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与集体意志的使命。但是我们的社会仍然需要法治，我们没有理由因此而拒绝法治去选择其他弊端更多的秩序逻辑与治理方式。

2003年3月初稿

2005年4月定稿

（本文载《中国书评》第四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❻ 中国的封建礼教是不是一种法治传统

历史上确实是的，封建礼教在古代就是法律，就跟陈世美一样，一旦违反是要杀头，必须要执行的。

❼ 中国传统法制的现代意义

传统社会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然而如何有效地利用版这些“本土资源”则权成为人们所热切关注的问题。目前，中国学界对中国法治的发展方向大致有两种观点：一

下载文档到电脑，查找使用更方便
0下载券 1088人已下载

下载

还剩2页未读，继续阅读

种观点被称为“激进主义”，主张中国应当加强立法进程，尽可能地移植西方法律制度，在中国构建西方式的法律体系；另一种观点被称为“保守主义” ，主张要充分发掘中国传统社会的本土资源，对西方法律制度进行适当的改造，使之适应中国社会的土壤。笔者显然赞同后一种观点，即认为中国在学习西方法律的过程中应当借鉴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从中发掘出对当前法治建设有价值的东西。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我们应该抱着一种“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态度，深刻发掘传统法文化的现代价值。

❽ 如何有效推进传统法治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如何融合发展从六个方面融合：
做强传统媒体，树立主流权威，积极发挥引领带动作用。
把握时代走向，借鉴先进经验，进一步更新、深化媒介融合理念。
完善技术手段，拓展新技术新应用，为媒体融合发展提供强大支撑。
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提高行业队伍综合素质，打牢融合发展根基。
增强政策支撑，拓宽资金渠道，助推新媒体良性发展。
加强有效监管，做好舆情防控，规范新媒体传播行为。

分别介绍：
（一）做强传统媒体，树立主流权威，积极发挥引领带动作用
虽然新媒体发展迅猛，但从宣传的实际情况看，传统媒体不可能被新媒体取代。在媒介融合的浪潮中，传统媒体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形成品牌优势，以达到引领带动新媒体发展，促使传统媒体影响力辐射新媒体的目的。
一是变革观念，强化互联网思维，学会运用网络技术手段改造传统媒体，不断适应新媒体平等交流、互动传播的特点，树立用户观念，改变过去媒体单向传播、用户被动接受的方式，更加注重用户体验。
二是传统媒体要适应全媒体时代用户参与热情高涨的舆情特点，深入掌握重大新闻事件的各种舆论倾向，拓宽视角，扩大自身舆论引导的影响力，做大做强自身品牌，保持良好形象，从而提高新媒体在用户心中的权威性和可信度。

（二）把握时代走向，借鉴先进经验，进一步更新、深化媒介融合理念
加快观念转变，深化媒介融合理念，主动作为，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发展的关键一环。
首先，宣传部门要以积极主动、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新媒体。加强对新媒体的正确引导不仅是一项重大的研究课题，也是一项紧迫而重要的政治任务，各级宣传部门应该高度重视，要通过教育培训引导干部科学认识和正确对待新媒体，促使干部通过亲身体验了解互联网运行机制，创新工作方式，加强网络舆论引导，凝聚社会共识，不断提高运用新媒体的能力和水平。
其次，传统媒体要转换思维，促使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深度融合。各级报纸、电台和电视台要善于学习和借鉴主流媒体融合发展的经验，从本地实际出发，制定长期规划，逐步实现媒介深度融合的发展目标。传统媒体要善于分析和运用互联网模式，不断提升新媒体的影响力，通过融合发展创品牌、出精品、促发展。
第一，各级新闻媒体要加快网站建设，整合媒体资源，弥补传统媒体内容不易保存、检索不便等缺点，不断推动媒介内容向网络延伸。
第二，加强内容建设。一是坚持内容为王，发挥专业采编优势和信息资源优势，以权威报道满足用户信息需求，以更好地发挥舆论引导作用；二是适应新媒体传播特点，多生产精准短小、鲜活快捷、吸引力强的信息，在传播中抢占先机；三是塑造融合新闻，在“全”“深”“广”上狠下工夫，以传统媒体的内容为核心，通过跨媒体联动推助优势互补，通过专题策划利用多媒体手段呈现新闻事件的事、理、情，促使主题血肉丰满，更富感染力和渗透力。
第三，立足大数据运用，创新采编流程。各级新闻媒体应致力于建立统一指挥调度、高效整合采编资源、融合运用多媒体技术、适应多介质新闻生产的新型多功能一体化采编平台，实现新闻一次采集、新闻产品多种生成。加快建立松原市媒体数据中心，形成立足本市、辐射县区的基础性海量信息资源池，集数据存储、整合、备份为一体，实现数据共享。
第四，要重视在服务和互动上出特色。优化信息服务，强化用户理念，注重分析用户特点，准确把握用户个性化需求，以用户为中心明确网站定位，将政策宣传与用户需求有机结合，提高传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强化新媒体的“快”和“准”，在即时视频播报上求实效。与时俱进，把握媒体发展脉搏，积极主动建立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账号，有条件时打造24小时不间断的信息发布平台，不断扩大新媒体影响力。
第五，凸显个性促发展，打造新媒体品牌效应。各级媒体要在网页设计、图文制作、内容安排等方面做足“特色”文章，彰显媒体气质，增强竞争力。
最后，增强用户参与互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进一步加大各级新闻网站宣传力度，通过开展网上投票和有奖问答等形式，引导用户积极参与互动、发表评论，不断提高网站活跃度。只有既满足用户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又提高用户的参与和贡献，才能促使网站赢得良好口碑,从而聚集人气，不断提高广大用户对本地网站的关注度。

（三）完善技术手段，拓展新技术新应用，为媒体融合发展提供强大支撑
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型需要以互联网思维为导向，以先进技术为支撑，不断加大技术投入。一是积极利用新技术，充分发挥4G等新一代网络的技术优势，提高信息传输效率，发展网络视听服务，将优质内容推送到互联网电视、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多屏幕多终端，推动社交平台与新闻传播平台对接，广泛吸引用户，不断提升影响力；二是不断探索新应用，发展移动客户端、手机网站和手机报等应用，借力微博、微信等传播平台，建设公共账号，抢占舆论高地，进一步扩大覆盖面；三是加强信息传播技术应用研发，顺应互联网传播移动化、社交化和互动化趋势，努力实现媒体融合发展的最佳效果。

（四）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提高行业队伍综合素质，打牢发展根基
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深度融合，需要一批复合型人才。一是要加强对现有人才的培养，通过业务培训和参观学习，提高编采人员综合素质，尽快建立一支集采、编、摄、播于一体，并且能够熟练掌握和运用现代传播科技手段的多媒体记者队伍；二是要大力引进适应新媒体环境的管理人才、技术人才、经营人才，适当提高技术人员的工资待遇，为新媒体的发展储备人才力量；三是重构新闻采编生产流程，升级采编系统，建立统一指挥调度的多媒体采编平台，加大新兴媒体内容生产、技术研发、资本运作和经营管理人才的培养引进力度，优化人才结构、统一调配使用；四是建立健全绩效考核体系，提升业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探索媒体融合条件下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的有效途径。

（五）增强政策支撑，拓宽资金渠道，助推新媒体良性发展
利用好新技术，推进新媒体产业化发展，不仅需要广大运营商和主流媒体发挥好主体作用，也需要各有关部门主动跟进、积极参与，以实际行动支持新媒体的健康发展。市政府及各有关部门要适时出台支持媒体融合发展的配套政策，制定行之有效的措施，大力培育地方网站，促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互促进、融合发展。
要不断拓宽新媒体发展的资金渠道，提高新闻采编人员和技术人员待遇，完善技术设备，吸引人才主动投身新媒体建设。一是加大政府资金扶持，为新媒体平稳有序发展提供充足保障；二是新媒体要通过提高点击率吸引广告商，加大新媒体广告的投放比例。要改变以往集中轰炸式的广告宣传与投放模式，转而建立在实证数据采集分析基础上的精准投放。与传统的广告更注重内容、创意、覆盖面相比，新媒体广告更看重效果、渠道、目标用户到达率。通过广告赞助等形式筹集资金，是当前维持新媒体运营的主要渠道。

（六）加强有效监管，做好舆情防控，规范新媒体传播行为
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始终坚持党管媒体原则，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方针，把正确导向贯穿到融合发展的各个环节。要完善媒体管理制度，出台相关政策法规，认真研究新媒体管理的科学方法，严格规范传播行为，加快实现管理方式上的创新。一是加大网络监管支持力度。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互联网管理纳入各部门年度考核指标，将网络知识作为公务员培训的必修内容。同时，以政府购买的形式，提高薪酬待遇，吸引专业人才参与互联网管理，扩大网评员队伍，营造积极向上的网络环境。二是改进网络舆情监测系统。通过公开监看、数据分析、技术侦察等多种手段和方法分析研判，及时掌握网络状态，获取网络情报信息。

❾ 中国传统文化中哪些有利于现代法治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中体现了现代法治的理论，依他们的说法，“释法术而任心治版，尧不能权治一国”②，“无庆赏之劝，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户说而人辩之，不能治二家。”⑨这些观点明确反对了儒家的“人治、德治说”。法家讲究法的明确性与客观性，法术是不能被心术白由裁量的。人与人是不同的，即使都是明君贤臣对待不同的事物也有不同的判断力，当受这种判断影响的人对这种判断怀着一种侥幸或者期待可能性，他将不会再接受明确的法的约束。虽然法家强调法治的重要性，但是法家的法律却是一种以君权为背景的政治主张，“生法者，君也”，如果把法源为君调整为法源为民主契约，则结合了西方的法治思想与中国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

❿ 如何调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结合

中国法文化源远流长，从来没有中断过，这是世界文明古国所少有的。中国古代法文化无论理论的、制度的、行为的，都有跨越时空的合理性因素。中国古代的法文化以人本主义为基点，“德育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是非常注重法、理、情三者一致的。由于重视人，重视人的价值和生命，所以在法制上就提出“以法为教，民刑必教”的观点，以“教化”为先减少犯罪，这是中国古代法文化很优秀的精神。

比如，古代的死刑决定权很早就收归中央，这样的规定从汉以后一直贯穿下来。类似的制度在法典里也有明确规定，这在世界法制史上是很少有的，是重视人，以人为本在法律上的体现。为此，他援引《慎子》、《韩非子》、《商君书》中一些以法度治理国家的观点，认为从理论的角度来看，法家的思想还有待发掘，其中与现在的法治建设有联系的一些思想很有价值。

著名法学家郭道晖则提出，既要复兴我们传统文化的积极部分，更要防止“中国法文化、或者中国整个文化传统里的封建专制传统”的复辟。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刑事诉讼法学专家陈光中认为，面对传统文化，思想不要片面化，中国的封建法制文化，从主流来看就是封建专制文化、皇权至上的文化。孟子的民本思想非常鲜明，但是并不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却是我们现在要发扬光大的;主流的专制主义甚至是残酷文化，也是不可取的。不能把过去的包袱与糟粕当成好东西。这种东西肃清起来很难，比如刑讯逼供。我们在研究与继承古代文化传统的时候不能不注意这个问题。

清华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者秦晖在发言中说，在中国，不管是主张孔孟的仁义道德，还是主张西方的自由、民主、法治，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以“秦制”为代表的专制集权。

在今天，不想使中国走出秦制，就不是真正的儒家，不想使中国走出秦制，也不是真正的法治。“五四”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不是“反传统”是过分还是不足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确应该反传统，但我们应该区分反对哪一部分，保留哪一部分。

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认为，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但它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在人情的基础上。中国的人伦社会不是在对自由平等的认识基础上形成的，从孔子起就提倡一种“无讼”的思想。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写道:中国不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是一个礼俗社会，一个熟人社会，不需要诉讼。这种文化体现了我们传统的对法的看法，平民对法的看法，官员、统治者对法的看法。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李德顺提出了如何看待中华传统文化的两个观点。

第一，不要将文化都推给古人，这样就把我们自己的文化权利和责任也都推给古人了，要立足于现实的中国理论与实践，着眼于整个民族。

第二，很多个人的表现，如果能被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整体上接受或执行，就不应该将其简单归结于个人。在回顾历史的时候，重要的是从文化这个角度来反思大家曾经共同认可、共同接受的那些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辨认我们现实的主体的权利和责任。

中西方文化传统中，理念差异有多大

谈到文化与“法治”，西方文化的冲击及中西文化的比较是无法回避的。

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楼宇烈从宗教文化角度，阐释了中西法治文化的差别:在西方，人和神分属两个世界，当过渡到法治社会的时候，法的神圣性就顺理成章。中国没有这样的文化背景，强调以人为本，靠人的自觉较多，对法的遵守也是主要建立在对法的道德认同以及道德的自觉自律基础之上的。

外在约束一定是建立在内在约束之上，现在把内在道德约束放弃了，只靠外在约束是不可行的。“慎独”、“克己复礼”就是中国以前所依靠的底线。我们现在法治建设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就与我们对法没有一种神圣性的、绝对性的情感或者理性的认识有关。

陈光中以最近发生的两个法律事件为引，展开了对中西文化差异的讨论。美国在校园枪击案不断发生的情况下，其联邦法院反而通过了更加放开个人持有枪支权利的决定。与之鲜明对比的，我国对枪支、弹药的管理从未松懈过，近期更是成果辉煌。这反映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把个人的自由权利凌驾于社会安全之上，而我们是强调安全第一、集体人权第一，这反映出两国主导价值观是有差异的，但都有合理性。所以对于“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不能片面强调一方，而应相互结合。

秦晖认为，中华法本身有些好的东西，应该发挥。反过来讲，在西方，不管是衡平法还是罗马法也都有它的中世纪时代，也很难说那个时代实行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法治，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拜占庭帝国:《拜占庭政治史》提出了“““1“by1““”的说法，强调皇帝用罗马法来治理，尽管当时的罗马法非常发达，但它绝不是现代法治的概念。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苏亦工认为，学习西方，也要认识和鉴别西方，注意不要盲目地接受它极端化的思想。对于西方的思想，如果我们吸收来的是其中很极端化的东西，在新的环境下没有了克制、没有了天敌，就可能无限蔓延，引发灾难。

如何看待当下中国法治建设中的问题

如何化解当前我国法治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与会学者将讨论的焦点集中到了法治与道德的关系上。

郭道晖提出“为政以德”应该作为“依法治国”的补充。他认为“德治”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能处于辅助的地位。先秦时期孔孟所讲的“以德治国”，是要统治者为政以德，实行仁政，并非针对老百姓而言。其实，要真正构建和谐社会，执政者也要为政以德。司法是社会规范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不讲良心，司法也不能实现公正。

《检察日报》副总编辑王松苗阐述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他认为:第一，“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是不矛盾的，依法治国讲的是依法治权，以德治国讲的是以德治事。法治不是万能的，很多事情靠道德教化反而更有效果。“依法治权”与“以德化人”应该也完全可以统一。

第二，“以德治国”是有中华传统的法律文化根基的。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中庸，强调宽恕，强调“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与现代“调解”一脉相承，有利于息事宁人，和谐关系。

第三，“以德治国”与当代法治生活需要是合拍的，能够满足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需要。有时候非黑即白的判决非但不能缓和矛盾，而且加剧了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情绪。我个人认为，法律在和谐社会里面只能起到安定社会的作用，但是要实现诚信友爱，法律是做不到的，只能靠道德。法律永远无法浓化人的感情。

第四，我们要对法治充满信心，让法治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安排。同时也要让德治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使两者和谐统一，共同服务于我们的生活。

中国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高浣月教授认为前人创造的文化遗产中，有一些可以继承甚至照搬、照用的，还有一些是绝对不能照搬照用的，而是应该从精神的层面和价值的层面去借鉴。对调解制度要有一个辩证的态度。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行政法学专家应松年从当年公务员法的起草，联想到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他指出，中国古代有行政方面的规范、制度，没有现代的行政法制度。

所以，他在赞成文化对法治有巨大影响的同时，认为现代法治不能建立在某种文化基础之上，而应建立在某种经济基础之上。

当今中国要建立市场经济制度，专制道路当然不能沿用，必然要走法治这条路，也就是说必须有一套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治之道。

吸取传统营养，让法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法治的建立要求法治观念的率先确立来作为其思想基础。对法治文化观念的理解和诠释成为与会学者进一步探讨的话题。

衣俊卿认为，任何法制体系、制度背后都有文化的影响，没有发现到是因为还未自觉，所以要“跳出来”看，要找深层的文化模式对中国法治确立所产生的影响。现代的法治应该是在一种理性文化基础上建立的，但我国的传统文化不是理性文化，而是经验文化。从“辛普森案”可以看出美国当时对程序的尊重已经到了何种程度，从“赵作海案”可以看出我们对法律还是不够“敬畏”。

衣俊卿说，现在要做的工作不仅仅是拿几个观念来指导法治，而是要让法治成为一种自觉。对法的“敬畏”需要每一个公民的参与，法治不仅仅是公、检、法机关的事情，它是一个法治国家从行政到公、检、法再到民众等所有社会层面对法律的态度，这也是对我们法治现状的诊断和治疗。

李德顺总结说，法治文化其实就是表达了一种理想，即让法治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司法部门的具体任务和特殊权力，法律应该成为全社会共同的权利和责任。立足于中华文化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批判和改造，探索出应有的和合理的东西，将其按照法治的精神制度化、体系化、程序化。这样壮大的是我们自己，也让我们能理直气壮地面对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