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要改革
Ⅰ 积极委托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你觉得哪些制度需要改革
首先对持有多套房产的人进行累计征税，套数越多缴的税就要越多。根据媒体报道，此前财政部在发布会再度提及了房产税的话题，说法依然没有变是积极推进房产税立法。不少人还是比较疑惑的，因为类似的说法已经提了好几年了，但房产税的具体细节依然没有出来，不少人都在猜测其真实的开征时间。不过从此前社科院的一份报告中，我们应该能够看出端倪，该报告透露，争取在十四五期间将房产税正式推行。也就是说，未来五年内，大概率房产税会开征。
Ⅱ 请谈一谈你对我国公司法立法之改革
公司法修改中的几个问题：
一、进一步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
我国公司法在起草时，借鉴了国外许多经验或国际通例。但是，当时对国外许多作法未来得及全面、认真地研究和考虑，一些好的经验未能吸取。经过六年多的研究和实践中的比较，人们对有些经验的认识明朗化了，因而现在有可能在更大范围内借鉴国外成功的作法。
1、降低法定资本最低限额。 现行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普遍高于其他国家，不利于吸引国外的投资。现在，我国尚保留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一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行“国民待遇”，实行企业法律制度一元化，过高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将意味着过高的投资“门槛”，影响国外投资者的积极性，也不利于调动国内投资者的积极性。
2、股份有限公司实行折衷授权资本制。 现行公司法对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规定，还存在着忽视公司资金使用效率的问题。换言之，股份有限公司实行法定资本制，使有些公司在募足资本后，不能将资金充分利用起来，导致部分资金闲置或者用于非经营活动。有鉴于此，有必要仿效国外普遍的作法，实行折衷授权资本制，即在公司章程中规定注册资本总额和第一次应募足的资本额。只要第一次应募足的资本额募足了，公司即可合法成立。注册资本总额和第一次募足的资本额之间的差额，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一定期间内募足。该期间的长短，由公司法明确作出规定。
3、公司设立实行准则主义。为简化投资手续， 应在公司法修改中确认公司设立的准则主义，即公司依公司法规定的条件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册登记而成立。当然，在公司设立的准则主义之后，特殊行业的营业许可仍可存在，这是符合国际通例的。
4、结合我国公司运营中已经出现的问题， 借鉴国外行之多年的作法，应对股东（特别是控股股东）滥用有限责任原则采取相应对策，即规定“股东违反诚实信用和权利滥用禁止原则，滥用公司法人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原则，应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二、简化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则，突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区别
我国公司法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公司形式，其用意是让投资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对两者作出选择。但是，现行公司法的规定，没有突出两者的差别。为了突出有限责任公司简便易行的特点，可否在公司法修改中作如下改革：
1、仿效国外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作法， 总结外商投资有限公司的经验，不再设置股东会。同时，组织机构的职权作相应调整。
2、限定设董事会、监事会的范围， 扩大现行公司法中只设执行董事和一两个监事的作法。
3、明确允许设立一人公司， 取消有限责任公司至少有两个股东的规定和有关国有独资公司的规定，实行投资主体平等待遇的原则。
三、公司立法与国有企业改革立法宜分别进行
制定公司法时，恰逢在我国实行现代企业制度。而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公司制作为国有企业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又成为人们的一种共识。因此，公司法容纳了不少国有企业改革的内容。由于公司立法与国有企业改革立法的混同进行，使公司法中出现了不少仅为国有企业改革或国有投资主体规定的规则，导致规则之间的不协调，不利于公司法的实施。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国有企业改革是一项自身特点很突出的问题，将其与其他立法（包括公司立法）一起进行，不利于解决这些问题。相反，单独立法则有利于解决国有企业改革的特殊问题。依此思路，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特殊问题，诸如国有企业改革中国有财产保护、国有职工的安置、土地使用处置、国有资产的运营体制、国有股股权的行使等等，可以单独制定为一个立法文件，譬如命名为“国有企业改制法”。而公司法修改则不必再与国有企业改革扭在一起，只需完善公司应遵循的共同规则，包括国有企业改建为公司后遵循的规则。
四、公司法的修改应充分体现公司法的精神
公司法的基本精神是以法律的形式塑造公司法律人格，并在公司所有与公司经营分离的前提下，以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实现其法律人格。与此相比，现行公司法中尚存在一些不协调之处，甚至有个别明显违背之处，要作相应的调整。
1、现行公司法第4条第三款规定，“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显然，这与同一条中第一、二款规定的精神冲突。因为，所有股东出资后仅有股权，而不再对其作为出资的财产享有所有权和直接控制权。同时，公司则享有对所有股东出资形成的公司财产的全部法人财产权（首先是法人财产所有权）。为此，应删除第三款的规定或修改为“公司中的国有股股份属于国有出资人”。
2、借鉴国外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 规定出席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股东所代表的表决权法定数额，以避免在实践中代表表决权过少比例的股东主宰股东大会现象的屡屡出现。
3、纠正现行公司法第35条第二款规定和第38 条第（十）项规定之间的冲突。前者，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后者，作为股东会会议决议事项通过，须依“资本多数决定原则”。为求其贯彻公司法精神的一致性，应统一为后者。
4、实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 强化公司的监督机制。现行公司法中已确认股东大会对董事、监事的监督，董事会对董事长、经理的监督，监事会对董事、经理的监督。但是，监督流于形式的问题比较突出。所以，可考虑引进国外的经验，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的部分成员中，依照法定程序，由既非股东代表又非员工代表，与公司没有利害关系的公司外部人士充任，专司公司监督职能。当然，鉴于公司组织机构引入外部成员仅是为了实现监督，结合到我国公司组织体制中已专设监事会负责监督，也可考虑仅设“外部监事”。
还应注意到，现行公司法中有许多关于由国务院作出规定的授权，而国务院在公司法实施多年后仍未作出规定。这表明，一方面，涉及公民、法人投资权利和相关民事、商事权利的行使，应由立法机关直接作出规定；另一方面，国务院无力对此作出规定。在这次公司法修改中，应由立法机关统一完善。
Ⅲ 为什么我国立法体制改革呈现出立法权主体不断扩大的趋势
我国立法体制改革呈现出立法权主体不断扩大的趋势是由于我国的社会发展进程导致的。
随着社会发展，城市规模越来越大，特别是在推进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土地、人口、城市管理、环境以及社会管理等问题，错综复杂，需要用法治来治理本地区各个方面。立法权扩大到所有设区的市，有利于推动地方因地制宜运用立法手段解决本地具体问题，让社会主义法治的触角更加灵敏，使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创造力充分迸发。
我国是单一制的社会主义大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发展很不平衡。因此，国家立法权的划分，既要充分体现主权在民的原则，确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立法中的优势地位，又要赋予中央政府和地方适当的立法权限以便对国家进行有效的治理。
Ⅳ 如何改革与完善我国当前立法体制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复（一）抓紧制定《制立法法》。使宪法等所规定的立法权限得以进一步明确、具体。界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范围，国务院的立法范围、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范围。对有关授权立法的问题也作出规定，如作出授权立法的机关、授权立法的内容限制以及授权立法的时限等。
（二）加强立法监督。我国立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大都与缺乏监督或监督不力相关联。各有关机关应充分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改变或撤销”之权，以保证法制协调发展。一方面，完善相关制度，健全有关机构；另一方面，加强监督力量，增加必要的人员，可考虑聘请一些专家学者作顾问，或直接参与审查，提供专家意见。
（三）加强法律、法规的审查清理。
（四）转变立法观念，完善立法技术。立法机关，尤其是法律、法规的起草者应下大力气调查研究，不能借口不了解情况，不熟悉业务而草率立法。应使立的法能够有效实施。
Ⅳ 立法和改革的关系如何
立法和改革是互相依托互相促进的关系，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深入，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凸显出来，这个时候就需要加以立法，用法律条文的形式来规定，让各方都遵守。有了法律依据改革，可以在法律的框架下依法进行。
Ⅵ 当代中国法制改革的必要性
首先，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有相当多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具有法律 效力的政策，是与计划经济相联系的，是适应计划经济的需要而制定的，是在人 治因素非常浓的体制下形成的。 改革开放以来制定的法律和法规，由于他们是在 计划经济向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制定的， 也带有计划经济的色 彩或痕迹。 这些法律和法规与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需要，尤其是与中国已 经加入 WTO 因而在我国社会的许多领域和社会事务中必须充分地与 WTO 规则相衔 接的现实需求很不协调。对这样的法律体系，必须以改革的精神、用改革的方法 废旧立新，兴利除弊。
其次，全面改革的进行离不开法制改革。法律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其 他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制度形式，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其他社会生活和社 会关系是其内容。内容的变化要求形式的变化。但是，由于法律一旦形成体系就 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滞后性，或者说僵化性与保守性。须知，建国以来曾经起到 积极作用， 而现在弊端丛生的各种体制都为与之相适应的旧法律所固定。从我国 已有的情况来看，对滞后于社会生活的法律仅仅通过常规的立、改、废进行更新 协调往往形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法律应急”惯例，更容易造成法律 制度在整体的制度体系和结构上的更大的矛盾和冲突， 法律对于社会发展要求的 滞后性反而更严重。 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国解决法律制度滞后性的较好的方法可 能就是施行大胆的法制改革。 法制改革是使法律适应社会生活、与社会生活发展 同步的必要的制度创新机制。这样我们的全面发展才能进行。
再次， 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场深 刻的社会变革，与此相应，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体制相适应 的法律体系也就不是一般的法制建设，更不是简单的立法，而是具有变法意义的 一场深刻的法治变革。正如一些著名的法学家强调的“应该着重指出，今天正当 我国改革的宏伟事业进入关键时刻之际，随着我国改革宏伟事业的发展，只提健 全社会主义法制，不仅是适应中国改革实践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 而且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走过恢复、 重建为主的阶段之后登上了一个更 高的阶梯，标志着我国实现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法治国进程的加速。 ”
最后，法制改革是中国深化改革的客观要求，是改革最终胜利的保障。在当 代中国，法律演进、法律发展与法制现代化是等值的概念，法制现代化意味着法 制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这样一个转型没有改革的推动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在 历史上，有所作为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不仅十分重视法律的常规性的立、改、 废活动，而且十分重视法制改革或“变法” 。我国战国时期的商鞅在秦国进行的 法制改革，汉初文、景二帝领导的法制改革，唐初李世民对法制的改革，王安石 变法，戊戌变法，都富有历史意义地推动了封建法律制度的发展，适应了当时的 社会状况和需要，在极大的程度上和广泛的范围内保证了封建法律制度的发展。 在外国历史上，30 年代的美国罗斯福新政，战后日本的政治经济民主化，当今 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改革， 不也都是伴随着与之相适应的法制改革吗？他们都加速 了各自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进程，从而适应了迅速变化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