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法治

『壹』 党和国家为什么要选择依法治国的道路

依法治国，来是坚持和发展中自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维护和运用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好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贰』 秦孝公为何选择法治治国而不是帝道，王道呢

卫鞅游说秦孝公三次，第一次以道家学说治国，第二次以儒家学说治国（王道），第三次以法家学说治国（霸道），最终秦孝公选择了法家学说治国。战国时代是一个铁血大争的时代，不是一个和平的时代，小国图存，大国求强，每一个国家都在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奋斗。大国攻灭小国，不可计数；大国被瓜分取代，不计其数。生存成为诸侯国的第一要务，礼仪、道德退居二线；毕竟国都亡了，礼仪、道德做给谁看？

秦孝公的父亲秦献公在魏国呆了三十余年，深知魏国是如何强大起来的，而秦献公推行的新政跟魏国的变法也颇有几分相似。因此秦孝公深知道家不可为，儒家不可用，唯有用法家才可以变弱秦为强秦。卫鞅给秦孝公讲帝道、王道都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当讲到霸道时，秦孝公才喜悦接受。

『叁』 总结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现实选择

中国特色法制现代化道路浅议
实现现代法治是中国有识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梦想。但是，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难以与自然经济相嫁接，更与集权政体和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观念相抵晤，追求现代法治的努力几经磨难，屡遭挫折。党的十一届三全会开始以理性的眼光审视历史与现实，并将法治植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层次地建构现代法治的制度结构与观念体系。认真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和特征，有助于认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建设道路问题。
一、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背景
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国内外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它决定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方向和特征。
1．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基础性变革
中国是一个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一个时间不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后的近20年的时间内，我们在理论上认为可以跨越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而直接实行产品经济，在实践上则建立了一套权力过分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从而窒息了人们为追求自身利益而焕发出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遏制了现代社会建立的基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此时的西方国家，则在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稳步发展。与我国相邻的周边国家或地区也进入了经济腾飞的阶段，从而对我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改变经济落后状况，不仅是当时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华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经济的落后和非市场化，必然影响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现代法治的内核是民主政治，而现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现代商品经济的产物。因为经济上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派生平等观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正如马克思所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产生的现实基础。”⑴以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压抑了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同时，以行政指令连接起来的社会生产活动也缺乏对现代法治的社会需求。因此，通过改革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既是中华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基础性条件。
2．改革传统的人治型政治体制的迫切要求。中国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父为家君，君为国父”、“皇权至上”、“法随君出”等已经形成了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会的政治理论和法制理论，无论是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还是主张以“礼”治国的儒家，无一例外都主张君权至上，其理论的中心就是论证如何治民，维护封建统治，巩固君主万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国建立后，经过了七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短暂时期后，就长期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理论，指导国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体制和法制建设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论和制度，而对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思想始终未进行有效的清算，使个人专制、权力集中、法外特权等封建残余，在战争年代形成并沿用下来的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长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极浓的政治体制。
这种人治型政治体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导致了二十多年来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诚如邓小平所言：“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现代化是一种新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观要求。
3．发展与稳定的两难选择。秩序和稳定是任何一个社会实现宏观管理的基础性条件。虽然发展和改革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这两项任务的实现也都要求有一个安定团结、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但是，改革是一个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体制的转换导致了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在原有旧体制下长期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随而来的是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复杂化，从而引起各种局部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得不到及时、正确、合理的调节和处理，在一些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导致激化，破坏社会的稳定。
法制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则下去思考和行为的社会秩序状态，同时，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也是从制度层面上对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重新设计和整合的过程，它既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又促进和保障改革的发展，并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选择什么样的价值目标，既促进改革，又保持社会的稳定，这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重要课题。
4．浓厚的封建人治法律传统和和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建制设。中国封建社会有着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国一体化的集权体制，“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构成了封建社会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它给我们留下的是各种各样的封建主义文化遗产。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为核心的“德主刑辅”的治国理论，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专制体制，刑民不分的法律体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罚制度，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观念，惧讼、厌讼的民众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响下，中国也曾出现过呼唤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和社会变革的支持，在中国始终未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法律制度。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向法制现代化迈开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随着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规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了对“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谓“资产阶级法治观”的批判，导致了法律虚无主义思潮泛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所面临的是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法律规范体系不仅数量少而且残缺不全，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充斥着左倾思想的陈词滥调，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一个国家正常运转的基本法律付诸阙如；司法体制遭到破坏，检察机关被撤销，辩护制度、律师制度被废除。司法机关的职能被简单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现代法治观念十分淡薄。人们不仅缺乏现代社会应有的公民权利观念和守法意识，甚至对法律的权威性都丧失了信心。
二、法制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
中国法制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特征，认识这些特征是把握其发展规律的关键。
1．发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一个国家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与这个国家整个现代化过程分不开的。当代发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社会生活领域推动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而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发生于20世纪最后20年，这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对民主法治意识的启蒙，更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法制飞速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国内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决定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任务极为艰巨。这就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国家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发展的时代责任，从而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在发展方式上带有政府主导性。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在法治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治观念，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法治现代化任务；面对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领导制定了法制现代化纲领和宏大的立法规划，并在短短20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领导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有规划有组织地传播法律知识，肃清封建法制观念，培育现代法治意识。总之，在当代国内外背景下，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希望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市民社会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实现现代法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政府主导性，客观上要求维护政府的权威，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改变党和国家运行机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实现民主政治。因此，维护政府权威不能走集权、扩大权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过建立一个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权力的运行合法化、合理化来实现。因此，党和政府行为法治化，领导行为法治化，当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前提。
2．目标的阶段性。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国内相对落后的经济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来自国外的压力和挑战，其目标的选择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带有阶段性。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制国家，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规定，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环节：人不是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为国家而存在，而是国家为人民而存在。“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⑶可见，充分实现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是法制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为此，首先要运用法律机制，确认和实现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落到实处。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机制，务使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根据法律的要求来行使，把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纳入法制轨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权力的法律制约机制，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止一切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这样一种法治状况，是法制现代化的理想目标。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为此而作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冲动和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无可选择地将社会政治稳定前提下的经济快速发展确定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阶段性目标。首先，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发展经济，解决几亿人“吃饭”和“温饱问题。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能否迅速地将经济发展起来，使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综合国力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已经成为国家政权最终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其次，公民权尤其是公民政治参与权的全面实现和公民权利观念的形成，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因为，“作为商品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它对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权利保障”。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足温饱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治的强烈需求，不可能产生更多的政治参与要求，“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⑸第三，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经济的发展，利益阶层的分化、价值观念的冲突、民众政治参与期望的提高，对政府的凝聚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始终面临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影响与渗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着“民主”与“人权”的旗号，瓦解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如果一开始就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全面实现包括政治参与权在内的公民权，则会超出现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权威分崩离析，经济的赶超计划也会毁于一旦。因此，分阶段实现法制现代化目标，是中国在当今国际国内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即首先围绕政治稳定和市场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进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
3．价值取向的双重性。事物的价值是事物作为客体对主体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肯定关系或否定关系。凡是对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有助于实现目标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的。法制现代化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也有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一般说来，法制现代化的价值是多重的，包括正义、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权利等等。在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选择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其基本国情基础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现为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合理解决。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法制现代化价值取向。
首先，中国的法制化应当把尽快发展经济，提高效率作为其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应成为评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标准。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坚持“两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设服务于经济：一方面，抓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市场主体在经济生活中拥有广泛的选择自由，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利益，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秩序，为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次，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另一个价值取向乃是实现社会正义。人类社会的法律从其诞生时起，就同正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正义所蕴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权利等价值内涵，成为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社会正义也就自然构成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理想。在当代中国，社会正义具体表现为：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⑺因此，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将关注和解决社会公平或社会正义问题作为自己的根本的价值取向。为此，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方面通过立法确认和保护社会主体在机会和手段选择过程中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公民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法律法规和保护弱者群体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工会法、残疾人保护法、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社会保险法和最低工资制度等法律法规，强化法律的利益调控职能，促进社会利益需求与实现的平衡发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在目前经济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
当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实现有赖于社会资源的极大丰富，在普遍贫穷的社会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与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因此，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在发展经济成为核心任务的当代中国，公正会带来民心的归附和政治的稳定，但是发展会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反映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因而也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价值选择。
4．过程的非协调性。法制的现代化应该是一个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协调发展的过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一方面带有政府主导性，另一方面，它是作为最强音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回应——为改革和发展服务，其目标的选择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因而，其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非协调性的特点。在立法上，表现为立法速度快、数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内，我国的立法已走过了西方上百年的历程。但质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术不科学，部门法之间畸轻畸重现象严重。在立法与执法和司法的关系上，集中表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贪赃枉法现象严重，使立法与法律的实施之间出现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实施的基础和手段的关系上，表现为立法超前，基础和手段不足。许多法律制定出来，却没有或缺乏实施法律的人员和物质条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没有建立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产法》），因而使这些法律处于虚置半虚置状态。在法治观念上，不同层次的公民对于法治的理解存在严重不协调状态：国家领导人谈的“法治”是“治国方略”；法学专家谈的法治是指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统治，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些执法和司法人员认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认为“法治”就是规规矩矩的守法，不犯法。这样一种复杂的观念状态表明，中国当代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尚不像经济现代化目标那样，为全国人民所明了和认同。
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的非协调性，是当代不发达国家在急速推进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规律性特征。它是经济上的不成熟（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现，同时也表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观念的变革，已经成为推动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展开的中国社会变革，实际上是要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当代中国法制建设也呈现出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由于文化传统和所处的历史方位，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必然带有自己的特征。认识这些特征的目的，在于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置于现实可行的基础上，客观地看待其进程中的成绩与不足，既克服不顾国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义，又可以唤起由人治走向法治这一艰难进程中消极主义者的信心。

注释：
*杨亚佳，1955年――,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政法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宪法、行政法。
陈晓玉，1955年――,河北师范大学德育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党的建设。
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97页
⑵《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3页
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1页
⑷孙笑侠：《法的现象与观念》，第135页，群众出版社，1995年
⑸《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⑺同上，第110——111页
回答者：tgw791013 - 高级经理 六级 12-25 16:41

提问者对于答案的评价：
很好，就是太多了。

『肆』 律师如何根据当事人利益最大化原则选择辩护策略

辩护策略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案件的结果，关系到被告人的利益，甚至关系到被告人的生命，是每一个辩护人接受一个刑事案件后都必须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一刑事辩护策略的选择需处理好三对关系刑事辩护应以当事人利益最大化为原则，这是每个辩护律师都知道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但如何做到在刑事辩护策略的选择上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辩护人在确定辩护策略时，如何处理好推动法治进步与尊重当事人意愿、提高律师的社会影响与保障当事人的法律利益、辩护人提出方案与当事人做出决策这三对关系，是检验一个律师是否贯彻当事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试金石，是衡量一个律师职业道德水准的标尺。

（一）推动法治进步与尊重当事人意愿

包括律师在内的每个法律人有一个共同的梦，一个早日实现法治的梦。在这个梦想的指引下，“以个案推动法治进步”成为当下法律人一个时髦的主张。
法治从形式侧面而言，指的是规则之治，要求已制定的法律得到严格的贯彻执行。法律的贯彻落实，必须体现在一个个具体个案的依法处断上。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个案推动法治进步，是一种务实理性的态度，应予充分肯定。
这种声音在一些具体个案尤其是“名案”的办理过程中，时有耳闻。记得在律师界普遍关注的“浦志强案”中，面对浦志强认罪的态度，有律师表达了极大的不满甚至愤慨，认为浦志强案原本就是个无罪的案件，作为“人权律师”的标杆人物，浦志强不应当认罪，而应当抗争到底，以个案推动中国法治的进步。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在推动法治进步与尊重当事人意愿之间，应如何选择，二者孰先孰后？这要先理解怎样才算是以个案推动法治进步，是否在个案办理过程中制造舆论漩涡，让当局难堪就推进了法治进步？是否当事人向当局让步，就意味着法治被破坏？

如前所述，法治是规则之治，规则背后是社会主体的利益。在刑事诉讼中，当事人是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判断者，有认罪或者不认罪的权利，当事人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有着法律所保护的认罪自由。而辩护人的法定职责，就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当辩护人为了所谓“法治进步”这一看似崇高的理想，而要求当事人放弃自己的选择，以不认罪来对抗公权力时，实质上对当事人实施非法的精神强制，这种做派不仅会牺牲当事人利益，违背律师的职业道德，其本身就是对法律的破坏与背叛。
在刑事辩护过程中，律师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不应试图代替甚至强制当事人作出某种选择。当律师尊重当事人的意愿，最大化地维护了当事人利益，其本身就是一种成功，就是一种社会进步。
律师要求当事人在个案中为了“法治的进步”而违心地抗争到底，如果是真诚地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推动法治，律师背后的这种国家主义思维，很让人担忧。因为法治的内核是人权，人权天然地抗拒以集体之名侵入其领地，以一种反法治反人权的方式来追求法治，无异于缘木求鱼。

（二）提高律师的社会影响与保障当事人的法律利益

与推动法治进步和尊重当事人意愿这对关系密切关联的，是律师的社会影响与当事人的法律利益之间的关系。
不想成为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同样，不想成为知名大律师的律师也不是好律师。现今我国知名大律师的外在衡量标准至少有两个：一是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二是案源广、收费高。而知名大律师的丰富案源与高昂收费，也主要来源于其社会影响力。
要想成为一个知名大律师，首先要提高社会知名度与影响力，这已是律界的一个共识。如何提高自身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我想这是每个律师都思考过或者正在思考的问题。提升律师社会影响力的方法多种多样，利用专业能力高质量地办好所接的每个案件逐步树立口碑，笔耕不辍提高在专业领域的知名度，这是最传统的方法，但也是付出多、见效慢的方法。

于是有人发明了一种迅速出名的捷径，接受案件后，利用网络想方设法把案件炒热，披露案件中公检法机关的各种“黑幕”，把自己描绘成一个为了公平与正义、为了国家的法治事业与黑暗的公权力斗争的勇士形象，以吸引媒体与观众的眼球。既然所接案件当事人是被公权力肆意冤枉的，那么在法庭上作彻底的无罪辩护，则可是必须的。
从这些年那些进入我们眼球的、被炒得火爆的各种名案来看，由于律师的炒作与操作失误，有原本可以判缓刑、免刑的案件被判了实刑，有原本可以从轻判的案件被从重判，有原本可能不判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被判了死刑立即执行。
这些案件里，有律师试图通过对案件的炒作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从而提高自己的身价，其结果却损害了当事人利益，有些也损害了律师自身的形象，甚至损害了律师职业的整体形象。这样的做法，我一直认为有违律师的职业操守，背离了法律服务中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是律师在辩护策略选择时应当避免的。
随着自媒体的发达，法律服务的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越来越对称，当事人对律师行业及其法律服务也越来越了解，以后真正有社会影响力的律师，必定是那种一心一意利用专业技能为当事人利益最大化服务的律师，而绝不是不惜牺牲当事人利益也要为自己进行炒作的律师，提高律师影响力与保障当事人法律利益之间会越来越一致。

（三）辩护人提出方案与当事人做出决策

前些年，很多律师认为，律师可以独立于当事人进行独立辩护。当事人认罪，律师认为无罪的，可以独立做无罪辩护；当事人不认罪，律师认为构罪的，律师可以独立做有罪辩护。
如今这个错误观念已基本得到纠正，大家认识到，律师的辩护权来源于当事人的委托，律师的辩护权隶属于当事人的辩护权。律师辩护的独立性，相对于当事人而言，仅指辩护人不能完全当事人化，可以拒绝当事人不合法的要求。
既然律师的辩护权从属于当事人的辩护权，那就意味着在辩护策略的制定上，律师的作用只是提出方案，策略选择的决策权在当事人。在对律师辩护权形成这种新的认识的同时，现在似乎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极端现象，有些案件从专业的角度看，由于存在明显的策略选择错误，导致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不利于当事人的诉讼结果。对于这种结果，有的律师就辩解说，律师只是当事人从事刑事诉讼的参谋助手，是当事人自己选择要采用这样的辩护策略，出现不利后果的责任不在律师，而在于当事人奇葩。
这就是辩护人提出方案与当事人做出决策之间的关系问题。对此二者间的关系，应当怎么看？我们先要问，当事人为什么要请律师，为什么要聘请辩护人为其辩护？道理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对于当事人而言，律师是专业人士，刑辩律师是刑事辩护方面的专家，因此遇到刑案时要聘请律师作为辩护人，这就相当于病人生病了要看医生一个道理。

在律师与当事人，医生与患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于法律与医学知识和经验的不对称，虽然从理论上讲当事人与患者有决策权，但其决策权是建立在律师与医生专业的分析意见基础之上的选择。没有专业的分析就没有选择，更没有最利于当事人与患者的方案选择。
现实中，极少有当事人与患者，会明确拒绝律师、医生提出来的认为最有利于当事人、患者的治疗方案与辩护策略，因为在当事人、患者面前，律师与医生是专业人士，在法律与医疗方面具有明显的知识与经验优势，当事人与患者选择一个律师或者医生时，在专业方面就对其产生明显的依赖与信赖。
当事人与患者信赖律师与医生时，律师与医生是否能够提出最有利于当事人与患者的辩护与医疗方案和策略，取决于其经验、知识与职业操守。一个高水平的律师与医生，其高明之处恰恰就在于能提出在现实条件约束下最有利于当事人与患者的辩护与医疗方案供其选择。
对于一次失败的辩护，一次失败的无罪辩护，律师不应当将责任推给当事人，而应当深入反思，是不是自己的知识经验不足导致策略错误，甚至是不是自己在案件办理中私心作祟致致使最终选择了不利于当事人的辩护策略。
辩护策略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案件的结果，关系到被告人的利益，甚至关系到被告人的生命，每个辩护人接手一个案件后都需要认真思考如何确定辩护策略，以实现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

『伍』 当代中国为何要摒弃人治,选择法治的道路

所谓人治，就是国家以一套严格的道德制度去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产生社会秩序。要内使道德高容度变为德治，必须以权利的不平等和权力的不制衡为前提。常见于我国的封建社会．用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利去进行国家的统治，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法制是一种正式的、相对稳定的、制度化的社会规范。法治与人治则是相对立的两种法律文化，前者的核心是强调社会治理规则（主要是法律形式的规则）的普适性、稳定性和权威性；后者的核心是强调社会治理主体的自觉性、能动性和权变性。虽然法律也是由人来制定的，而且法治也不排斥人的能动性，但从法律的制定、执行到修改都必须按照法律本身制定的规则，人的能动性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而不能超越法律，这正是法治内在的本质要求。

『陆』 中国法治化道路途径选择

自己的选择的呀

『柒』 依法治国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多项选择）

正确答案是全选

依法治国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答：⑴努力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社专会主义的法律属体系。⑵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全民的法律意识。⑶依法治国还要加强对执法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水平，并且要进一步拓展和规范法律服务，积极开展法律援助以及按照“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原则，推进改革。

『捌』 为什么法治是中国现代社会的必然选择

当有人用法治实现了社会公平后，他就会成为一个标杆，成了一个管理水平的衡量点，一直找借口不愿实现的人群不得不掂量掂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