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前进
『壹』 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法制道路 有哪五个坚持
五个坚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党执政兴国、人民幸福安康、国家长治久安的历史高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把法治的一般规律与我国实际情况有机结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确立了良法善治的法治格局，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法治前进扩展阅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这3个方面实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规定和确保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制度属性和前进方向。
在这3个方面中，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支撑。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根本制度基础，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制度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行动指南。
『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前进方向是什么
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这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在这个总目标中，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我们描绘了宏伟蓝图，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则为我们绘制出路线图，指明了具体路径。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通通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
1、坚持党的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全会公报着重做了阐述和强调，公报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
2、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根本制度基础，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制度保障。
3、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行动指南。
『叁』 对法治之路得认识
法治与德治作为治国手段，是相辅相承、相得益彰的关系。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既要重视法治建设，又要重视道德建设，使二者紧密结合起来。下面由我为大家整理的对法治之路的认识，希望大家喜欢。
对法治之路的认识篇一
一 为何法治建设首要的是走对路
我们都听过南辕北辙的寓言故事，它告诉人们：做任何事情，都要首先认准方向、找准道路，否则就会事与愿违，犯根本性的错误。法治建设也是如此。从世界范围看，有的国家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法治搞得比较好;而有的国家则没有走对路，法治建设搞得不成功，甚至导致国家动荡、发展停滞或倒退。
法治作为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是一个国家在特定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下的治国模式。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治道路。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法治道路必然不同;社会制度相近但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的国家，法治道路也不会相同。说到底，每个国家的法治道路，是与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条件等因素密切相关的。
对中国来讲，我们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又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具有独特的法治传统、独特的国情、独特的现实问题，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法治建设必定要走自己的路。
我们的法治道路要扎根自己的传统。虽然中国几千年来人治传统根子很深，但我们的先人们很早就开始探索如何驾驭人类自身这个重大课题。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有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汉唐时期就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典，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礼乐刑政、综合为治，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等法治思想影响深远。今天搞法治建设，应根植中国土壤，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不能抛却，也无法抛却历史传统、割断文化血脉。
我们的法治道路要立足自己的国情。两千多年前，商鞅就说过，“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国情复杂，又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治建设决不能罔顾国情、超越阶段。特别是经过长期实践探索，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法治道路，取得法治建设的巨大成就，必须立足这个基础去不断发展完善。
我们的法治道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治病要对症下药，射箭要有的放矢，法治建设也要着眼于解决问题，实现更好更优的国家治理。作为一个正在快速走向现代化的超大型国家，中国发展面临的问题的规模、复杂程度，是很多国家不曾遇到过的。从经济社会发展看，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问题，解决损害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都对法治建设提出更高要求;从法治建设本身看，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别人的经验固然可以参考，但说到底，针对自己病症的药方才最有效，走自己的法治道路才最管用。
总之，在法治问题上，没有最优模式，也没有“标准版本”，只有适合自己的选择。我们需要借鉴国外法治文明成果，但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不能搞“全面移植”、照搬照抄。
二 中国的法治道路是怎样走出来的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是从其他国家搬过来的，也不是哪个人主观设计出来的，而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法治建设艰辛探索的必然产物。
这条道路凝结着中国近代以来百余年的上下求索。鸦片战争后，为挽救民族危亡，无数仁人志士主张变法图强。很多人认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旧的制度和体制，试图学习、移植西方的法律制度，搞君主立宪、搞议会民主、搞五权分立等，但都遭到失败。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才为在新中国实行真正的法治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这条道路凝结着新中国法制建设的艰辛探索。新中国成立后，在摧毁国民党旧法统的基础上，我们积极运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建设的成功经验，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迅速制定了一批重要法律法规，制定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但后来，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左”的错误，逐渐对法制不那么重视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使法制遭到严重破坏，付出沉重代价。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人治的办法行不通，唯有法治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这条道路凝结着改革开放以来法治建设的成功实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痛定思痛，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我们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立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推动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深刻转变;我们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国家生活各个方面总体实现有法可依;我们大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不断完善司法体制，持续开展全民普法……伴随改革开放的滚滚春潮，中国法治建设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历史性成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深化对法治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做法和宝贵经验。
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几代人艰辛探索，实现了从“人治”到“法制”再到“法治”的飞跃。总结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就，可以列出十几条、几十条，但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是我国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唯一正确的道路。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件大事办好，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和走好这条法治道路。
当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中国法治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不懈探索、不断完善。但我们坚信，只要认准前进方向，落实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系列重大部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就将越走越宽广，中国法治建设就将不断迈向新的更高境界。
对法治之路的认识篇二
__问世后，继承古希腊“灵与肉”分裂理念，提出了“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社会统治理念
法律是人法，法学是人学。因此，研究法治的起源，需要追溯人类对“人是什么”的思考历程。学界公认，人类第一次思考“人是什么”，肇始于被德国学者雅思贝斯所称的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轴心时代”。在这一时期，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地区几乎同时独立地出现了许多思考人本身的伟大哲人，中国有诸子百家，印度有佛教，西方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然而经过这次反思活动采信法治的却只有西方一家，所以然者何?盖因西方人把人的灵魂与肉体作了分别。中国人的灵魂观念与西方人不同，它指的是附在人躯体上作为主宰的灵体，灵体离开躯体人即死亡，灵体就是灵魂。魂主精神，而魄主身形，除了伟人成圣外，常人死后灵魂会变成鬼，但不代表是邪恶的，而是会保佑子孙，或向杀害本人的坏人报复，所以类似低级的神明。
西方灵与肉分裂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希腊民间的奥尔菲神秘教派，后经毕达哥拉斯派加以改造，成为希腊思想文化里的重要成分，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手里就成了思想文化研究的一个基本课题。灵与肉分裂观念引发法治学说的逻辑和历史过程是这样的：
人的灵魂与肉体是不同的，灵魂是真、善、美的代表，肉体是欲望或邪恶的代表，两者处于紧张的对立之中。苏格拉底认为，人活着，灵魂就会遭受肉体的拖累，使人被肉欲左右而得不到真知识。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在投生前就已存在，偷生后受到肉体拖累，不容易回忆起原来具有的知识，肉体是达到真知的障碍，为了获得真知，人必须挣断这种束缚。亚里士多德说，人的本质是灵魂与身体的统一，如果按照人类生理和心理的自然顺序，人先有身体后有灵魂，先有非理性(情欲)后有理性(德性、理智)，身体与非理性相联系，灵魂与理性相联系。理性是相对于“过分”和“不足”两个邪恶的极端之间的“中道”，“过分”是主动的恶，“不足”是被动的恶。以情感为例，自信是骄傲(过分)与自卑(不足)的中道，义愤是易怒(过分)与麻木(不足)的中道。以行动为例，勇敢是鲁莽与怯懦的中道，大方是奢侈与吝啬的中道。人们虽然倾向于理性、德性，却可能永远实现不了理性、德性，甚至成为违反理性、德性的罪人。
灵魂是神意的体现，情欲或邪恶是尘世的产物。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首先就是要认识灵魂，这灵魂是理性和智慧的所在地，是永恒不变的，人死后肉体会分解消亡，但灵魂常在。人为何会作恶?因为人有愚昧无知的缺陷，统治者不重视对人的教育。柏拉图认为宇宙有理念和现实两个世界，现实世界是没有一点恶、全部都是善的神创造的，他把理性放入灵魂，把灵魂放入躯体。但人的灵魂、理性会受到非理性的欲望的干扰。亚里士多德虽然不像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样把灵魂、理性视为外在于人的客观独立物，而是人与生俱来的东西，但他在《伦理学》的结尾也说，人的灵魂、理性与神最为接近，是神最喜欢的东西。
与灵与肉的分裂相适应，法律有神意之法和人意之法的区别。苏格拉底把神意体现的自然法和国家制定的人定法区分开来，认为无论是不成文的神的法律还是成文的人的法律都必须考虑到正义，正义性不只是立法的标准，而且是立法的共同本质。他之所以被判死刑而拒绝逃跑，就是认为法律是神意的体现。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认为人定法源于自然法，自然法源于神意。亚里士多德把法律视为不受欲望影响的理性，他说，只有让上帝和理性来统治，法律才会统治人们;要是让人来统治，那就要加上兽性的成分。他也将法律分为自然法和人定法两种，前者反应自然存在的秩序，后者以前者为基础，由人制定，调整人为的秩序。
法治是灵魂、理性不敌情欲的产物。灵与肉分裂后，苏格拉底和早年的柏拉图出于对人类灵魂、理性的信心而主张人治，苏格拉底反对民主制，主张贵族制;柏拉图主张哲学王来搞人治。但苏格拉底被处死、政治斗争剧烈等残酷社会现实逐渐使人们看到人们的情欲往往压倒灵魂和理性，因此，苏格拉底提出了统治者会不会犯错误这一贯穿西方法律思想史的疑问;柏拉图晚年撰写《法律篇》，认为“哲学王”的人治虽然是最好的统治方式，但一时难以实现，次好的法治统治方式也是可行的。到了亚里士多德就完全变成“法治”论者。他认为人治、尤其是一个人的统治，可能在政治中混入兽性的因素，是极其危险的。法治应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二是大家服从的法律是良好的法律。
__问世后，继承古希腊“灵与肉”分裂理念，提出了“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社会统治理念，灵魂、理念方面的事务归教会管理;肉体、行为方面的事务归法律管理。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德治和法治。
对法治之路的认识篇三
一、法治具有共性
作为人类社会的法治文明，遵循着一些共同的价值理念，这是毫无疑义的。法治的这种价值，具体体现为文化和法律文化具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即共性。
(一)文化的共性
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共性，表现在它们都是各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智慧，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着共同的发展方向和遵循共同的发展规律。人类实践活动的根本目的和动因，是为了通过对自然规律的把握，征服自然力，把自然界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使之服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这既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又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动力。因此，尽管各民族文化由于发展的起始条件不同，在其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多样性，甚至相互之间的差异很大，但在多样性中隐藏着共同的东西。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这种共同的东西不断地显示出来，表现为各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接近性，从而体现出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性。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所显示出的这些共性，为各民族文化间的交流、学习和借鉴提供了前提条件。
(二)法律文化的共性
法律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创造的智慧。具体说，它是指在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作用下，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所创制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或者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态度、价值、信念、心理、感情、习惯以及学说理论的复合有机体。法律文化属于文化中的制度形态和观念形态的部分。法律文化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前述对文化共性的揭示对其同样适用。
作为人类维系社会秩序的基本手段之一的法律制度和与其相关联的基本法律价值观念，必然包含着一些共同的东西。
世界现有的各种法律制度，无论是中国的法律制度还是世界一些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以及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虽然产生的文化背景不同，但作为法律制度，总有一些共同之处。这就如同当代美国法律哲学家博登海默所说的：“我认为，任何值得被称之为法律制度的制度，必须关注某些超越特定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相对性的基本价值。在这些价值中，较为重要的有自由、安全和平等。”“尽管社会秩序会因社会和经济制度的特定性质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我却依然相信，一种完全无视或根本忽视上述基本价值中任何一个价值或多个价值的社会秩序，不能被认为是一种真正的法律秩序。”
二、法律文化的民族性(特色)
强调法律的民族特色及不可盲目地照搬照抄，这个命题是成立的，也是可论证的。因为文化及法律文化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即个性。世界各种法系的存在就是最好的证明。
(一)文化的个性
人类文化的个性表现为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各民族的文化虽然有着本质上的共同性，但其差异性也是十分明显的。通过前述文化的定义可以看出，文化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它是民族间相互区别的标志。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独特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表现在或者是某种文化因素是其他文化所没有的，或者文化的某个方面优于其他民族文化的相应的方面，或者具有互补性。文化作为实践活动的智慧，是一个民族在其独特的条件下的独特创造。
(二)法律文化的个性
前已述及，一个民族就意味着一种文化。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规范人类社会生活的手段，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由于不同民族的法律文化产生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不同，价值取向不同，因而不同法律文化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知道，现代市场经济是已为世界各国所认同，最具效益和活力的经济运行载体，现今除个别国家外，世界各国和地区都纷纷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但具体到不同的国家，市场经济的模式却有多种多样。[2]在治国方式的选择上也是同样。法治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已被证明的最佳治国方法，并为人们所推崇。但不同的国家，由于其法律文化传统、国情不同，其模式也不应是单一的。事实也是如此。从中西比较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下特征：引礼入法，礼法结合;天理国法人情三者的沟通;法的公平要求与权利等差;法自君出，权尊于法;家族本位的伦理法治;重刑轻民，律学是法学的主要形式;制定法与判例法结合;援法定罪与类推裁断;无讼是求，调处息争;法典编纂上的“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与法律体系上的“诸法并存，民刑有分”;等等。[3]以法律文化传统来划分，目前世界上就有民法法系、普通法系、伊斯兰法系和混合法系等不同模式。在同一法系内部，各国又有很大差异。[4]西方法律传统则表现为明显不同的特征，诸如法律制度与政治、道德、宗教等有较为明显的区分;法律的施行由法律专家来进行;法律职业者要受专门的训练;在同一社会内部，各种司法管辖权和各种法律体系共存和竞争，等等。美国学者伯尔曼将西方法律传统的特征概括为十个方面。[5]
在世界范围内，法律制度之间之所以可以相互学习、借鉴、移植，就是法律制度之间有先进与落后、强势与弱势之分;法律制度之所以可以进行优劣比较，就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形形色色不同的法律制度，各民族法律制度之间存在差异。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各民族法律文化之间的差异可归纳为以下方面。(1)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对法律的概念的理解有差异;(2)在法律的存亡问题上存在差异;(3)法律的渊源差异;(4)法律的形象化程度不同;(5)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法律家的典型形象不同;(6)不同的文化所赋予的法律义务不一致，等。[6]
三、中国特色法治之路的样式
上述法律文化的民族特性特征考察，决定了中国特色法治之路的存在。中国特色法治之路的样式。何谓中国特色，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中国特色法治之路的意识形态指引
法学是一门实践性的学科，因而和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以立法为例，一国的法律体系都是在一定的意识形态、道德原则和价值取向指导下制定的，或者说都遵循着同一的价值标准。
在我国立法中，必须遵循一定的立法指导思想，坚持相应的立法原则。因此，部门法在制定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意识形态等政治因素的影响问题。如何处理好法制建设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尽可能为减少立法过程中不适当地政治干预提供理论依据，是法学研究不能也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
部门法的制定，不能脱离社会的意识形态而存在。我们在批判把法律作为统治者工具的同时，把公平、正义作为法律的精神追求时，部门法的制度设计能否做到不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呢?回答是否定的。迄今为止，完全摆脱政治意识形态影响而独立存在的法律制度是不存在的。作为公法领域的宪法、行政法、刑法等部门法是如此，作为司法领域的民商法也是如此，中国物权法制定过程中出现的风波就证明了这一点。
鉴于以阶级斗争为价值取向的法学研究，给我国社会和法学研究者带来的危害，一些学者提出法学要与政治保持距离，这是可以理解但带有情绪化的一种表达。法学研究固然应有自己的独立品格，不应追随、依附于政治，甚至为错误的政治决策和行为提供理论支持，但要完全摆脱或回避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也不必要。因为，法学家的研究可以做到与政治保持距离，而法律实践却不能够;书斋里的法学研究可以回避现实，而面向实践的法学研究就不能够。法学研究作为法律制度和法律实践的价值、信仰、认知和评价等观念系统，其本身就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巨大功能。这在现代西方国家也毫不例外。[7]
法学与政治密切相关，甚至是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意识形态不是法学的全部，其中也有独立于意识形态，甚至超越时空、体现客观规律性和具有普适性的内容。因而法学的研究，要关注政治，关注意识形态，并不意味着成为政治的附庸，而是在现有政治意识形态下，追求公平正义的最大化，从而为部门法的制定提供相应的价值标准。
因而，法学研究不应超然于现实政治之外，正确的态度是，法学家不能消极也不能激进，应做社会发展的改良派和促进派，在保持自己独立批判精神的同时，要积极干预和参与政治。在出现法律实践与意识形态冲突，或在法律的制定遇到政治干预时，法理学要能够给予恰当的解释，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因此，法学研究要关注主流社会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并以此作为当代中国法律制度设计的思想主导。面对当前法学研究中存在的西方文化的“强势话语”，我们应当结合我国实现现代化和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具体国情，予以冷静地分析，而不应该完全“依附”。改革、发展和建立小康社会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体现在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价值观，以及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和道德理念的价值追求，是我们今日社会建构的基础，也应是当代中国法律制度设计的价值理念。只有如此，才有利于促进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在当代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法治理论，也应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治社会所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
(二)中国特色法治之路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
中国特色突出的表现是，中国的法治社会是根据自我需求，沿着自我设计的路线进行建设的，它既不是(摆脱了)单纯的模仿，也不是完全的拒绝。
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目标的确立，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内驱力。实现法治环境下的市场经济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吸收、借鉴和移植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成功的立法经验，也是建立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和扩大对外开放的迫切需要。
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被认为是当今最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并且有较完备的法律体系与之相配套。但这种完备的法律体系也是伴随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过程的立法斗争、通过长期的探索和努力才建立起来的，是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过程中实践经验的结晶，也是西方人民奉献给整个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以市场机制堪称当代西方世界典范且具有设计精密的法律体系的美国为例，且不说它在资本主义的初期阶段，即使到了原始积累阶段的后期，美国市场的竞争秩序也可以说是极为糟糕的，市场竞争的手段也是极为野蛮与卑劣的。为了消除不正当竞争行为，美国进行了将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净化运动。通过一系列良化市场秩序的立法活动，终于使得美国社会逐步走出了拜金主义的投机行为通行无忌的“镀金时代”[8]。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可以说是亘古未有的全新事业。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在多年来全面实行计划经济的历史前提下，由国家自觉、整体地将计划模式改造为市场模式。在现今的条件下，我国经济模式的转换，已不可能像西方市场经济的建立那样经历漫长的年代，走西方发展的老路，而只能采取在几十年时间内快速完成的方式。因此，为尽最大可能减轻模式转换过程中的无序程度，避免和限制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弊端，以便少走弯路，应当直接借鉴和移植世界市场经济的现代模式和与之相配套的成功立法经验，根本不必要也不可能自己一切从头探索，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法律建设在更高的起点上健康发展。
此外，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打破一切地区和国家的界限，形成世界市场和多种形式的国际联系。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走出国门，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必须遵守国际公认的法律规范和国际惯例。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使国内市场经济法制化，另一方面国内立法必须与世界市场运行的一般规则相衔接。因此，吸收、借鉴和移植国际通用的法律规则，对完善我国经济法制体系，促进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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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中国的法治发展的历史
1949年新中国成立，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该纲领提出：“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国民党旧法统的灭亡。国民党旧法统的废除，宣告了国民政府政权的彻底终结，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排除了障碍、奠定了基础。 为了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治，我国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规。
1954年，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1954年宪法》诞生，奠定了新中国立国、治国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础，也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中国的法治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也历经曲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确立法律的地位和权威。1982年宪法作出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法律的地位和权威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确认与保障，并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指导下，我国现行基本法律相继出台。同时，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还制定颁布了涉外经济法律法规。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报告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上升为国家意志，使其具有了法律效力。一批民商、经济、行政、社会领域的法律法规相继制定。这一时期，我国共制定、修改法律190条，行政法规353条，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个法律部门已经齐全，以宪法为统帅，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从此，我国法治建设进入以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主要内容、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奋斗目标的新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把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篇章。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所取得的一项极其重大的成就。一个以宪法为统帅和根本依据，部门齐全、数量适度、体例科学、质量较高、内在统一、外在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与此同时，我国公民法律素质明显提高。
由上可知，我国法治建设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走过了辉煌历程，取得了伟大成就。但同时毋庸讳言的是，我国法治建设也历经曲折和磨难，在立法、执法、司法、普法等各个环节也的确程度不同地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我国法治建设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存在的不足。只有这样，才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奋斗目标的指引下，不断把我国法治建设胜利地推向前进。
『伍』 如何看待民法典的推行
大家的评论和点赞，均已收到。原回答，附在分割线后，只字未改。
民法典出台，其对社会、公民影响是必然的，法的基本作用就涵盖指引、教育
但今天这里讨论的是其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
还是抛两个问题吧
“民法典”慈母般的关爱，大家是否能感受得到？
法治的前进，更需要什么？
当前的民法典，好比就是一棵让人瞻仰的大树，让人知道法有多大，法有多厚
这可不就是当前社会最擅长做的，把一些东西不顾一切的做大做强，而忘记自己的根在哪里？
如果这棵大树缺少让其长久生长的土壤，这棵大树生命可能都难以维系，更别说，能带来多少影响和价值。
作为律师，我挺难感受民法典慈母般的眼神，有的只是不停学习、背诵法条的心累。
每次步入法院的那一刻，对不起，我思考的也不是民法的慈爱，而且是怎么利用法律思维、司法案例为当事人争取更多的合法权益。
法官在判案时，脑袋里装的也不尽是民法的原则和条文，更关心的是，我的判决会不会和司法解释相矛盾，上诉会不会被改判。
可以说，这些并不是，也不应当是法律人的内心真实写照，而是整个体系所强加的。所以说民法典，在较大意义上讲，是给上层带来荣光。法律的价值在于实施，民法典中新制度的生命力如何？有兴趣的，可以移步到“如何看待民法典离婚冷静期通过”话题，看看大家是如何看待这个新制度的。印象深刻的回答有“建议设置立法冷静期”
法治的前进，更需要的是民众的意识。
对于民法而言，自下而上的意识，才是真正法的根源。反其道，自上而下，那可能是强扭的瓜
民众的法律意识才可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东东
每个人都应当坚守自己内心的公正
每个人都不应当随意放弃自己的权利
每个人都应当去获取自己对于法律的思考
等等
这些才是法治前进应当不断思考的东西
『陆』 鹦鹉案是如何推动法治前进的
正是通过这起吸引舆论的深圳“鹦鹉案”，以及近年来的“大学生掏鸟窝案”“农民采三株野草案”等个案，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法规上的滞后之处，开始进入立法者的视野。
但是，从个体维权、个案发声的法治角度看，这种貌似“死马当活马医”的申诉行动，过程恐怕比结果更重要。正如王鹏妻子任盼盼所言，“他们对最终的申诉结果并不十分在意，但仍想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仍旧希望通过王鹏的案子，让法律更合理，推动司法的进步”。申诉本来就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救济权利，也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后防线”，当事人向最高司法审判机关申诉于法有据，绝非无病呻吟。况且，这样的申诉行动，也让个案适当保留温度，持续为立法机关和舆论公众所关注，进而形成推动法律修缮的强大合力，这也是比个案正义更具深度的普适正义。
正是通过这起吸引舆论的深圳“鹦鹉案”，以及近年来的“大学生掏鸟窝案”“农民采三株野草案”等个案，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法规上的滞后之处，开始进入立法者的视野。据记者从“鹦鹉案”当事人王鹏代理律师处了解，针对最高法《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提出的审查建议，已经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规备案审查室的回复，称“最高法回函表示，已经启动了新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司法解释制定工作”。
这就意味着，自2000年12月11日起施行的这一司法解释，在实际运行了近18年后，借由个案的推动，终于迎来了“大修”时刻。根据该司法解释，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不仅包括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的野生动物，也包括“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尽管王鹏的这些鹦鹉并非是野外抓获，都是人工繁育所得，但根据“扩大范围”的司法解释，或许可以轻判，却难以“免罪”。
真正的“釜底抽薪”，是立法层面的改变。根据新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濒危标准体系，王鹏所贩卖鹦鹉仅属“低危”，离“濒危”尚低两级，“驯养繁育”与“野生”也是不同的概念。如果最高人民法院将来的司法解释，把“野生动物”与“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区别对待，今后类似王鹏这样的“犯罪分子”，或将不再因为贩卖等行为得咎，出现司法打击面过大的情况，也更符合《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家贸易公约》等国际协议精神，以及国际动植物资源保护的时代潮流。
当然，法律也有调整的空间。根据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每五年根据评估情况确定对名录进行调整”。“名录”自1989年1月14日施行后，近30年未作调整。尽管允许“人工繁育”，但程序繁琐、关口颇严，根据国家林业局名单，个人可申请饲养的野生动物仅54种，鹦形目仅5个品种，且仅供观赏不可买卖，可谓“明放实禁”。这些立法上的滞后，正是王鹏们执着申诉的目标和意义所在。
一起“鹦鹉案”，不过是法治汪洋的浪花一朵，但正是这样的个案演绎、合力推进，点滴绘制着国家的法治图卷，也让我们对未来心有憧憬。
无知者无罪。
消息来自凤凰网。
『柒』 如何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法治进程
一、进一步明确弘扬法治精神，加快推进依法治理进程的现实意义
首先，弘扬法治精神，加快推进依法治理进程是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做出了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把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确定为我们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党的十七大再次明确提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关系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必须把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的核心内容抓紧抓好”。法制建设的状况和立法、执法水平，直接关系和体现党的执政能力。弘扬法治精神，加快推进依法治理进程，就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具体实践，也是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举措。
其次，弘扬法治精神，加快推进依法治理进程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我国的市场体制还不完善，尤其是市场经济的诚信机制和依法管理的有效机制还未完全建立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秩序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在新的形势下，市场主体和市场行为需要进一步依法规范，市场意识、诚信意识需要法治的强化和塑造，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市场经济环节需要法治规范和引导，宏观调控和管理的法制化建设需要抓紧推进，经济违法犯罪需要依法打击和治理。为此，必须弘扬法治精神，加快推进依法治理进程，逐步形成良好的市场经济法律秩序，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第三，弘扬法治精神，加快推进依法治理进程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利益格局的调整越来越深刻地触及到传统体制的刚性部分，越来越深刻地触及到与人民群众现实利益联系最为紧密的环节。一些改革发展政策措施的推出，可能会使绝大部分群众受益，但也可能会导致少数群众利益受损，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增多，各种利益关系更趋复杂，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我们党高度重视统筹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妥善处理各种利益矛盾，以有效整合各种社会关系，促进各种社会力量良性互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要更加注重依靠法治解决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利益关系，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就必须要依靠法治加强社会管理、打击各种犯罪，保障社会安定有序，就必须要依靠法律严密防范和打击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维护国家安全。只有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现代法治思想内涵全面落实到立法、行政、司法、法律监督、公民行为和党对法治建设领导等各个方面，才能更好地协调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从而全面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和谐。
二、进一步明确弘扬法治精神，加快推进依法治理进程
党的十七大报告的第六部分以“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题，从六个方面集中阐述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对“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了全面部署，报告通篇洋溢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现代法治精神。当前，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就必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加快推进依法治理进程。
（一）拓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新途径，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党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为此，当前法制宣传教育的重点就是全面落实“五五普法依法治理规划”，在全社会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律权威，培育公民意识，使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公正司法。
一是围绕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以推进社会管理的法治化为着力点，组织领导干部、国家公职人员学习和掌握法学基础理论、宪法和基本法律，以及与本职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使领导干部、国家公职人员能够自觉运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法治实践，努力提高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杜绝发生因领导决策失误、渎职、违法行政、监管不力而导致的影响恶劣的徇私枉法事件、重大违法犯罪案件、严重侵犯群众利益、造成重大安全事故和经济损失等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问题，从而推进社会管理层面的法治化。
二是围绕促进市场经济建设，以维护经济活动依法、公平、有序、协调发展为重点，组织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学习宪法、国家基本法律特别是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的法律法规，教育引导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牢固树立法制意识、市场意识、诚信意识，依法规范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市场经济环节，宏观调控和管理的法制化建设需要抓紧推进，经济违法犯罪需要依法打击和治理。
三是围绕加强和谐社会建设，以“学法律，讲权利、讲义务、讲责任”为主线，在全体公民中开展宪法和国家基本法律的宣传教育，学习宣传与公民工作、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增强公民学习法律法规的积极性、履行责任和义务的自觉性。以增强青少年法律意识为重点，努力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青少年思想道德及法律教育体系，根据学生的不同年龄、心理特点、接受能力，精心设计并依托青少年学生喜爱、乐于参与的丰富载体，组织生动活泼、寓教于乐的法制教育活动，使青少年学习掌握宪法以及预防青少年犯罪、青少年权益保护等与青少年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把他们培养成崇尚法律、依法行为的新人。与此同时，作为少数民族地区，要加大对各族人民群众进行宪法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教育力度，使各族人民群众牢固树立公民意识和国家意识，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为构建和谐社会夯实法治基础。
（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两个不完全适应”不仅仅存在于立法方面，也存在于执法领域。报告在分析过去五年工作中的问题和差距时，指出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为此，必须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认真贯彻《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严格运用法律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实现行政行为的程序化、规范化、法治化。
一是要继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树立职权法定意识、责任意识，严格按照法定职责、法定程序行使行政职权，把依法行政作为政府自身建设的首要任务。进一步转变职能，切实将政府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实现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努力建设一个人民信任和满意的亲民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
二是要健全完善政府决策机制。为确保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各级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的行政决策机制，对事关本地区发展大局和各族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方案，在决策权行使过程中应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并引入公示制度、听证制度，使民情得到汇集，民意得到充分体现，使决策更好地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与此同时，应当加快电子政务建设，推进政务公开，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保障公民对政府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三是要进一步理顺行政执法体制。加快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进一步减少行政执法层次，规范审批程序和环节，改变多头执法和执法缺位、越位、错位的状况，促进行政执法活动的规范化、法治化。
四是要不断强化行政执法监督。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执法依据公开制、执法行为评议考核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完善并严格执行行政赔偿和补偿制度，做到执法有保障、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健全以行政执法责任制为核心的行政执法监督和考核评议制度体系，积极探索行政执法绩效评估和奖惩办法。
（三）坚持司法公正，切实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两个不完全适应”也存在于司法领域，司法不公、久审不决、执行难等问题，直接影响到司法公信力和法律权威，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一是要强化司法机关职能作用。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严厉惩治犯罪，依法调节经济社会关系。首先要健全维护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工作机制，保证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享有各项诉讼权利，妥善调处涉及公民财产权利、人身权利的案件，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同时要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其次要加大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的力度，推动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再次要加大案件执行全程公开力度，强化适用执行强制制裁手段，切实解决执行难的问题。
二是要健全对司法机关内部的监督制约机制。必须完善司法办案责任制、错案责任追究制和司法赔偿制，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增强司法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同时要健全公、检、法、司等职能部门既分工负责，又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监督制约机制，检察机关要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依法监督审判机关、侦查机关的司法、执法活动，依法查处司法领域中的腐败问题，确保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
（四）强化监督，建立健全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
一是要加强监督体制建设，确保有法必依、违法必纠。以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监督为重点，构建全方位的监督网络。充分运用法律监督、行政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民主监督及党内各种监督手段，加强权力制约，确保公共权力置于严密的监督之下。
二是要强化党委、人大、政府、司法的监督职能。加强党的监督，充分发挥纪委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职能作用，加大对党组织、执法部门及党员、执法人员的监督力度；加强人大监督，进一步健全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评议制度，支持和督促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加强政府机关的内部监督和层级监督，及时纠正、严肃查处各种违法行政行为，确保依法行政；加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滥用职权等现象。
三是要充分发挥社会监督职能。加强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监督，健全举报制度，加强信访工作，进一步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发挥社会公众和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确保监督的广泛性和有效性。
（五）规范和拓展法律服务，切实发挥法律服务组织的作用
一是要规范法律服务主体。完善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务体系，充分发挥法律服务的市场中介作用，帮助群众解决诉讼难等实际问题。
二是要加强对法律服务业的管理。逐步完善司法行政部门行业管理和法律服务机构自律性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系。培育和规范法律服务市场，规范法律服务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营造良好的法律服务执业环境。
三是要拓展法律服务领域。围绕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进一步推动法律服务介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并向社区延伸，更好地服从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局，为地方经济建设和深化改革提供法律服务。
（六）深入开展平安建设活动，健全确保社会稳定的长效机制
综合治理是促进依法治理、实现法治理念的机制。当前，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多元的利益格局正在形成，构建和谐社会要求我们要统筹安排，整体思考，协调多元的利益冲突，使社会系统中的各要素、各部分处于相互适应、相互协调的状态，实现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和而不同、元素互补、彼此互动、全面协调。因此我们必须科学、合理地运用政治、经济、法律、道德、行政等多种手段，统筹各种社会资源，实行综合治理。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时候，既应充分肯定依法治理的积极功效，又要认识到综合治理的重要性，以弥补单纯法治的不足。
一是要健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统筹协调，科学规划，形成由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综治机构协调，以政法机关为骨干，以群防群治为依托，以社会面、居民区和单位内部的防范工作为基础，以案件多发的人群、区域、行业、时段为重点的社会治安防控大格局，做到“人防抓落实、物防抓巩固、技防抓提高、协防抓合力”，实现运作高效、防范严密、控制有力、管理到位的目标。
二是要健全人民内部矛盾排查调处机制。建立党委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逐级建立健全人民调解工作的协调领导机构，形成党政挂帅、部门联动、各方参与的大排查大调解的工作格局，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结合，更多采用调解方法，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依法及时合理地解决群众反映的困难和问题，预防和减少群体性事件，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三是要健全公共安全事件应急处置机制。进一步完善处置重大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专项预案，健全预警体系和快速反应机制、应急处置机制、应急救援机制，切实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稳定。
三、深入开展“法治六进”活动，全面推进依法治理工作
为落实五五普法依法治理规划，自治区党委率先制定了开展“法治六进”活动的实施意见，要求全疆各地首先要抓好“法治进机关”，在此基础上全面推进“法治六进 ”。并强调要注重强化法治实践，提高公务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依法履责、依法办事的意识和能力，大力加强各级领导班子法治化建设，认真解决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以及公职人员在依法履责、依法办事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能力、建设法治政府。作为石油工业城市，克拉玛依在抓好 “法治进机关”的同时，应当重点抓好“法治进企业”和“法治进社区”活动，以此夯实依法治理的基础。
一是要完善居民自治，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进一步加大社区依法治理工作力度，实行社区事务公开，依法保障社区居民的民主权利。充分发挥社区居民委员会的作用，全面推进社区建设、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工作。健全群防群治组织，维护社区治安秩序，积极开展刑释解教人员帮教安置工作。
二是要完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依法保障职工合法权益。加强企事业单位的依法治理，坚持和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落实事务公开制度，保障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行使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三是要抓好专项依法治理活动，增强依法治理效果。抓住影响和制约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突出问题和社会关注、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依法进行专项治理，切实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民主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要制定一系列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又说，“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与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法治与保障民主制度、规制权力运作的重要性。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指出，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就是要从法律制度上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保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的贯彻落实。党能不能正确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党越是重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党的执政能力就越能得到增强，党的执政地位就越能得到有力的保障。依法治理是党委、政府和行政执法部门管理国家事务的基本形式，是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具体实践，弘扬法治精神，推进依法治理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又要使广大群众知法懂法，形成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既要依法行政、依法决策，又要规制权力的滥用，维护法律的权威，唯有此，才能在全社会树立起对法治的信心，才能确保党的十七大确定各项目标得以实现。
『捌』 全面推进法治建设的总目标是什么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相互关系是：建设法治国家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前提，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建设法治国家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基础，建设法治社会是建设法治国家的条件；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社会的保障，建设法治社会是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者各有侧重、相辅相成，法治国家是法治建设的目标，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主体，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要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意义有：
一、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正确方向
当今世界，由于各国历史、文化和发展道路的不同，存在着不同的法律制度模式和法治体系。提出这个总目标，就是要明确宣示，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将坚定不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是要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前进。
二、规划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体布局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方面，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各个领域，必须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谋划，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有一个总揽全局、牵引各方的总抓手，围绕这个总抓手来谋划和推进依法治国各项工作。
三、反映了我们党治国理政思想的重大创新
随着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我们党对法治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
四、体现了与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内在联系
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法律是国家最大的规矩，法治是国家治理最基本的手段。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就是考虑这个总目标与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内在联系和相互衔接，在法治轨道上不断深化改革，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玖』 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什么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依法治国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的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总目标包括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和高效的法律实施体系。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意义有：
一、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正确方向
当今世界，由于各国历史、文化和发展道路的不同，存在着不同的法律制度模式和法治体系。提出这个总目标，就是要明确宣示，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将坚定不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是要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前进。
二、规划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体布局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方面，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各个领域，必须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谋划，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有一个总揽全局、牵引各方的总抓手，围绕这个总抓手来谋划和推进依法治国各项工作。
三、反映了我们党治国理政思想的重大创新
随着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我们党对法治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
四、体现了与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内在联系
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法律是国家最大的规矩，法治是国家治理最基本的手段。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就是考虑这个总目标与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内在联系和相互衔接，在法治轨道上不断深化改革，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拾』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有哪五个方面的核心要义它们各自的重要性分别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有三个方面：
1、坚持党的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全会公报着重做了阐述和强调。公报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
2、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根本制度基础，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制度保障；
3、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行动指南。
(10)法治前进扩展阅读：
1、我们的法治道路要扎根自己的传统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有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汉唐时期就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典，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礼乐刑政、综合为治，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等法治思想影响深远。今天搞法治建设，应根植中国土壤，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不能抛却，也无法抛却历史传统、割断文化血脉。
2、我们的法治道路要立足自己的国情
两千多年前，商鞅就说过，“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国情复杂，又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治建设决不能罔顾国情、超越阶段。特别是经过长期实践探索，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法治道路，取得法治建设的巨大成就，必须立足这个基础去不断发展完善。
3、我们的法治道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
要对症下药，射箭要有的放矢，法治建设也要着眼于解决问题，实现更好更优的国家治理。作为一个正在快速走向现代化的超大型国家，中国发展面临的问题的规模、复杂程度，是很多国家不曾遇到过的。从经济社会发展看，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问题，解决损害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都对法治建设提出更高要求；从法治建设本身看，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别人的经验固然可以参考，但说到底，针对自己病症的药方才最有效，走自己的法治道路才最管用。
“治国凭圭臬，安邦靠准绳。”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嘹亮号角，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前进，我们就一定能够铸就法治中国新的丰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