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调研目的

A. 立法调研座谈会优秀发言稿(2)

五、应强化医疗机构药剂师、临床药师的作用

现代医疗技术越来越依赖药物的支撑。我国药品消费市场的大头在医疗机构，这是特定国情下的不争事实，导致用药安全、有效、合理、经济的责任很大部分须转向医疗机构身上。这也是社会对“看病难、用药贵”引起公愤的制度性因素。我省现有医院782家，药师12469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28939家，药师8367名。其中执业药师2647名，从业药师86名。有了一定基础，但远远不够。因此，强化医疗机构执业药师配置，既要加强药房药剂师的力量，更要重视临床药师的培养使用，这是最核心的一着。国家卫生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也提出了建立临床药师制度的要求，执业药师立法要与之对应，为临床药师制度建立提供法律依据。

六、确立“乡村药师”很有必要

我国广大的农村，特别是山区、海岛及欠发达地区的乡村，是医药卫生资源供给的薄弱地区，“缺医少药”问题并未根本解决，这是医药卫生事业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我省17640家药店，其中城镇占58.6%，农村占41.4%，农村地区药师需求量不小。即使把药品供应网络延伸到农村基层，囿于传统就业观念和物质生活待遇差异，也很少有大学 毕业 的药师自愿下去执业。即使有执业药师下去，一年数万元的年薪成本对乡村零售药店来讲也承受不起。而乡村药店包括经营非处方药品的小药店、药柜等数量还不少，多数质量达不到GSP认证条件。这类药店，由于当地群众必需一时取消不了，由于经营小本生意又难以改造达标。这种状况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农村，不是几年、十几年能改变的。相对可行的办法是认可和培养乡村药师。参照《执业医师法》对乡村医生的认定(我省现有乡村医生9127名)，药师立法应充分考虑这个问题。一是要给乡村药师以法律地位;二是明确赋予乡村药师在一定条件下可履行执业药师、执业助理药师某些职责;三是其管理办法可参照《食品安全法》对小作坊、摊贩的要求，由省级地方立法制定。

七、明确执业药师协会的地位和作用

由于执业药师职业的特殊性和专业性，不少国家的药师协会除了具有一般行业协会的性质作用外，还赋予相对的行政管理职能，有的不仅管药师还管药店。我国94年施行的《注册会计师法》、99年施行的《执业医师法》都在“总则”一章中设有“协会”一条。而《注册会计师法》还专门设一章“注册会计师协会”，具体列了6个条款。党的强调社会建设，突出社会组织作用。本轮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调整，更是明确规定将社会组织能管的职能交给社会组织来做。如国家总局和各省级局的“三定”规定，都明文表述“取消执业药师的继续 教育 管理职责，工作由中国(或省级)执业药师协会承担。”这是现代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理念的体现，立法要适应这一趋势。执业药师既是药品管理的专业技术力量，又是药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中的生力军，协会在建设管理这支队伍中具有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此，执业药师立法：(一)在“总则”部分设一条款，规定国家和省级执业药师协会的性质地位;(二)参照《注册会计师法》专设一章“执业药师协会”;(三)具体条款应包括，一是执业药师、执业助理药师应当加入执业药师协会;二是执业药师协会依法拟订执业药师执业准则、规范，报政府相关部门批准后施行;三是执业药师协会应在执业药师教育培训、注册管理、行业自律、道德建设和维护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作用(或赋予相关职责);四是执业药师协会应当对执业药师的任职资格和执业情况进行检查考评;五是执业药师协会应当依法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

八、通过增量加大、存量盘活解决需求矛盾

目前最大的困难是执业药师队伍数量短缺与“十二五”规划刚性配置的需求矛盾。建议从增量加大和存量盘活两个方面来解决。(一)鉴于目前我国药学高等教育薄弱，执业药师人才培养使用的需求矛盾突出，建议执业药师立法中应考虑增加对教育机构加大药学中高级专业人才培养教育力度的条款，以满足执业药师、临床药师人才的需求。(二)鉴于现阶段执业药师配备的巨大缺口，执业药师立法中能否考虑允许在药品生产、科教、管理等领域工作的具有执业药师资格证书的人员，利用工余时间就地就近、定点定时兼职。类似医师多点执业，以盘活执业药师人才存量。因为目前不在药品经营、使用岗位执业的执业药师不是一个小数。从我省执业药师分布来看，生产领域占11.5%，经营领域占56.6%，使用领域占14.4%，其他领域占17.5%，也就是说尚有29%(5350人)不在药品经营、使用岗位工作。从注册情况看，现有18677名执业药师，注册在岗的仅8822名，占47%。一方面是执业药师数量与“十二五”规划配备需求缺口很大;一方面又有大批执业药师游离在外。这是一个值得 反思 和变革的政策、价值取向问题。

九、执业药师专业、学历标准和执业定位问题

这要有战略思维和长远考量，不能一味迁就目前困难而降低标准。现行的专业、学历要求不高也不低，基本是可行的。过低了达不到药品管理和药学服务质量的要求，也就失去了实行执业药师制度的目的和意义。目前数量不足的矛盾可运用监管政策调节，采取分类分步等方法推进。执业药师的执业定位很重要，目前由于没有从法律上规定，使执业药师的地位作用处于尴尬状态，药师的工作仍停留在一般卖药、配药上，没有真正落实在药品质量管理和药学服务指导上，未能切实起到在管理一线和消费终端把好安全合理用药最后一道关的作用，也就影响了队伍的发展和素质的提高。
立法调研座谈会优秀发言稿篇3
对人大《会议通知》归纳的这几个问题，刚才法规科黄诚科长讲的，在之前我们集体研究讨论的基础上进行了总结、分析、归纳和完善，我觉得基本上都反映了我们大家的一些主要意见。我补充一下个人的意见。

第一，是在有上位法的情况下，我们南宁市的这样一个立法相当于是国家、自治区之后的层次比较低的立法，确实有比较难把握的定位问题。现在这个稿子经过人大会工作人员大刀阔斧地修改和两次审议，采取了与过去惯常立法完全不同的立法修改方式，到了这个地步，再往前走已经非常艰难了。我参加过这两次审议分组讨论，我也感觉到，实际上是以政府或者行政部门为主导的立法在向以侧重人大立法机关为主导的过程中，这次的立法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试验品。这个过程中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我们原来在政府提交给人大的议案的时候，是一个内容体系完整的稿子。到人大的时候稿子已经做了很大的改动。两次审议时包括人大的一些领导、一些，他们在提出问题的时候，都看不出来为什么这样子，觉得很奇怪。他们已经不能从一个比较清楚完整的脉络里面去理解这些条款里面的很多内容。这是我感觉比较明显的问题。我们这些领导和专家讨论的时候尚且如此，这样的文本如果通过了，到了社会上，可能还会被提出很多没有办法理解的问题，很难去解释。所以，到了现在这个地步，已经无法按照我们原来政府方面的立法意向继续往前走了，必须做一些更大胆的尝试，才可能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继续往前走，否则可能就要退回来了。技术性的完善，可能就是刚才黄诚讲的，我们的一些内容和条款的安排表述、体例结构和布局上做些调整。这样我还是同意就我们实际工作中具体碰到的问题作出比较有操作性的、实效性的规定。如果说要考虑现在对“两违”查处又进行一个专门立法的话，这个规划管理的《条例》可以侧重把规划编制呀，规划许可和变更呀等具体工作中的一些要求、实践中取得的成果，还有社会对我们的一些需求，一些呼吁，充分地在我们的立法里面反映出来。这是可以值得去探索的。

第二，是体制的问题。有关规划体制问题，包括我们之前去考察学习的很多地方，实际上都比较复杂。因为现在的规划立法，跟1989年制定《城市规划法》的时候不一样了。那时候，《城市规划法》是立得早，而且当时国家正非常强调城市规划这个事情，所以规划这个立法是走在前面了，它给规划管理的定位，赋予的职权，是非常突出的。现在经过这么多年以后各个部门立法在后面的职权也在发展，包括对规划职权的影响也逐步加大，等于别人的权力和力量在不断成长，我们还停留在1989年那个时候，这样，我们现在低层次地方立法上，规划的相对权力就配置就受到很大的限制和压缩，这个体制就越来越复杂。在国务院的角度，还是强调一个城市里规划的统一管理，也三番五次地强调市级规划管理权不能下放。这个原则可能是不能乱动的。在具体的很多做法上，实际上都在探索。包括规划处罚的执法权实际基本上已经从规划管理部门这里剥离出去，搞综合执法了。从全国来说，也基本上是这样子了。所以刚才讲的，“两违”执法的主要职能和职权都不在规划部门了。这也涉及到后面“两违”单独立法的事情。规划的《条例》立法可能比较难以容纳和体现“两违”执法的内容体系。如果你把这些都放进到规划立法上来，整个《条例》的内容板块上就会显得很不协调，特别是你把这些内容都放进来的话，就会涉及到有很多罚则条款的规定，整个板块结构上就会显得执法处罚这块太大块，盖过我们规划管理的主要内容。这样人家一看就会觉得我们还是以罚为主的，对我们的立法会产生一个不太好的评价，影响到这个《条例》的通过。所以把查处“两违”的立法，跟我们的规划《条例》分开，确实是有必要的，我们也是可以接受的。

我补充谈几点。刚才几位领导提出的一些问题，我听的时候有一些想法。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城中村的问题。原来我们是没有回避，在政府报送审议稿中是有一条专门规定的，就是政府要做城中村建设改造的规划，然后由相关部门来实施。只是后来在人的审查修改过程中被删除了。在分组讨论的时候，人大会的阮兆丰副主任也提出城中村这个问题是回避不了的。我还专门做了解释。作为一个引导性的条款，这个是有的，一条够不够都不要紧，或者增加一两条也行，就是个引导性的东西。我们从一个城市的发展来说，城中村虽然它有许多的具体问题，但肯定还有它很大的功能在里面。我前段时间在一份杂志上看到深圳，深圳还是东莞啦?是深圳，它那个小产权房好像有37.9万栋。其实小产权房就是我们说的土地、规划手续不全的房子，差不多就是我们说的城中村、城郊结合部的这些违法建设。深圳的经济发展、管理水平、执政能力，肯定比我们强得多嘛，为什么它还有这么多，像高局长讲的，实际上它有很大的城市的经济、社会功能在里面。城中村建设改造这个我们原来是有考虑的。

第二个，是综合执法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可能我们在讨论具体问题的时候，会不太注意到当时这个综合执法改革试点的方向，包括最后国务院也明确了这个综合执法改革，它的设想应该是批管分离。那么，我们这里的批管分离基本上是把大部分涉及规划的没有经过批准的违法建设都交出去给城管了，所以，你再回过头来让我们去承担很多的违法建设的查、核实，然后再送回去给城管做处罚，实际上是与综合执法改革的方向不符的，是走回头路，走弯路，肯定是走不下去的，走不通的，不对的。这是综合执法大的批管分离。还有一个我们规划部门自己的批管分离，就是我们现在业务审批部门批完以后的监督管理，是交给规划监察大队去做的。至于怎么去界定这个批过的，一个是起点问题，几个节点，到底是哪个起点为准?如果能明确的话，还是要考虑明确下来;还有就是终点问题，我们规划局批过以后的项目，是不是一百年以后出现违法建设都还是我去管这个事?可能得有一个了结。我注意到哈尔滨市，它就在政府的问价里明确，在规划竣工核实验收办证以后，你规划局就不要管这个事了。它就实行一种比较彻底的批管分离，后面都交给城管综合执法去处理。这样的做法模式，规划局的精力就集中在做好城市的规划、审批和建设上，这个功能就体现得比较充分。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对集中以后的综合执法职能没有去很好的考虑和梳理，包括我原来参加几次讨论时我也是这么主张的，我们现在这种违法建设比较失控的现状和势头，如果我们不容忍它，要坚决去查处和打击的话，那么，应该在一定的决策层次上明确凡是没有经过土地、规划合法审批的，原则上以拆除为主，不要把这个处罚权简单地交出去给城管让它做自由裁量。如果移交出去的处罚权行使可以包括罚款、保留、罚款补办手续的话，在某种意义上就等于变相地把规划的审批权交给城管了。这实际上是南宁市多次综合执法改革不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如果城管集中处罚又要回过头来让规划部门去处理违法事实认定和处罚意见的确认的话，这等于是一个工作上的反复。我们市里最近出台“两违”查处工作的一个文件，要求城管综合执法查获的材料交规规划部门以后，规划部门要在三天还是五天内即把确认意见返回去给城管。这个从工作上来讲我觉得是非常不可行的。我们现在正常的审批业务，经过几次行政审批提速以后，时限已经压缩得非常紧，这两年正常的业务都要靠加班加点还经常顾得过来，再要花很多的精力去帮城管部门做这个工作的话，解放规划部门让它专心做规划的意图也没有办法实现，那你这个执法改革就没有意义了。从城管部门的角度来说，如果违法事实认定和处罚意见的确认都由规划部门来做，那他们就会觉得是只有给规划局跑腿“白打工”的份，会影响到执法队伍工作的积极性和责任心，最终使推动综合执法改革走向成功的发动机死火。

第三个就是刚才梁主任讲的这个《条例》里面罚则的规定。我们前面大家讲“两违”的立法都倾向于单独另做，市里也基本上定了要制定一个查处“两违”的条例。但是在涉及规划管理当中的处罚问题，稿子里在罚则的这几条，是经过了很长时间各方的努力得来的成果，我们还是要考虑在这个《条例》里面把这些成果保留下来，而不是说这些东西都不要规定，等到做“两违”的条例再重新去规定。我想这个意思要比较明确。

第四个，刚才说到社会上对我们规划管理的监督，信息公开呀，听证呀，专家论证呀，还有公示呀等等这些监督。加强这些监督以后，当让对我们的管理和工作是个促进，反过来也给我们很大的压力。现在的行政管理有很大的惯性，社会上的公众参与和监督加强了，对于一些外来的干预和压力，有些事情我们做起来会比较好解决，但是也有一些事情可能会更加不好解决，因为更复杂了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还要考虑人大对政府方面的监督也要加强?这样的话，各种监督的力量在方向上就会更加一致，对减少各种干预，对城市规划的有效实施，会更有好处。具体就是说在《城乡规划法》里有城市政府向人大会报告规划实施情况的规定，这个制度我看在全国这些城市里都没有专门的实施，我们在这个《条例》里面应该考虑再强调这一条，并按照国务院的文件规定进一步明确人民政府定期向人大或者会报告城市规划实施情况，接受审议和监督。这样一来，一些原来不好解决的难题，就可以通过一个比较完整的权力结构体系去协调、监督、督促，使之得到有效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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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少数民族立法调查研究的意义和目的

少数民族立法调查研究的意义和目的，这个的意义就是使民族更加的团结，更加的友好，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对待少数民族。

C. 安顺市人民政府起草地方性法规草案和制定市政府规章程序规定

第一章总 则第一条为了规范起草地方性法规草案和制定市政府规章程序，提高立法质量，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章制定程序条例》《贵州省地方立法条例》《贵州省人民政府起草地方性法规草案和制定省政府规章程序规定》《安顺市地方立法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第二条市人民政府起草地方性法规草案和制定市政府规章的活动适用本规定。第三条本规定所称地方性法规草案，是指由市人民政府组织起草，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议的法律文件。

本规定所称市政府规章，是指市人民政府制定并以市人民政府令形式发布的法律文件。第四条市人民政府依法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起草地方性法规草案和制定政府规章。第五条起草地方性法规草案和制定市政府规章，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符合立法原则和上位法规定；

（二）立足本市实际，突出地方特色；

（三）坚持改革创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四）坚持立法公开，保障公民有序参与；

（五）内容规范、明确、具体，具有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第六条市人民政府组织起草地方性法规草案和制定市政府规章。

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负责政府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督促指导，具体负责审查地方性法规草案和市政府规章草案。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承担起草地方性法规草案和市政府规章草案的工作。

重要行政管理方面的地方性法规草案和市政府规章草案由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组织起草。第七条地方性法规草案的名称一般称“条例”、“规定”、“办法”、“规则”等；政府规章的名称一般称“规定”、“办法”等，但不得称“条例”。第八条起草地方性法规草案和制定市政府规章所需立法专项经费，列入市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第二章立 项第九条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制定年度立法计划，可以根据需要制定五年立法规划。

年度立法计划应当在上一年第四季度内编制完成，五年立法规划应当在每届政府任期的第一年度内编制完成。

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负责立法计划、立法规划草案的编制工作；在编制立法计划、立法规划时，应当公开广泛征求意见，科学论证。第十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通过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或者以书面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向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提出起草地方性法规草案或者制定市政府规章的立法建议。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单位）认为需要起草地方性法规草案或者制定市政府规章的，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向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报送立法项目申请。第十一条立法建议包括建议的名称、主要内容和制定的目的、理由、依据等内容；立法项目申请应当对起草地方性法规草案或者制定市政府规章的必要性、可行性、立法依据、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和拟确定的主要制度等作出说明，并附地方性法规草案或者市政府规章草案及有关参考资料。第十二条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负责对立法建议和立法项目申请进行汇总，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组织专家、学者以及有关部门进行立项论证，重要的立法项目要组织开展立法成本效益分析和社会风险评估。对符合条件的，报市人民政府批准，纳入下一年度立法计划。

纳入年度立法计划的地方性法规草案项目，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在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前，应当征求市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的意见。第十三条年度立法计划项目根据实际情况分为立法项目（一类）和预备立法项目（二类）。立法项目是已经开展了充分立法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和文本基本成熟的项目。预备立法项目是需要通过调查研究和论证，做好立法前期准备工作，待立法条件成熟时提请审议的项目。

除涉及改革发展稳定重大事项、关系民生等紧急事项外，立法项目应当结合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从上一年度预备立法项目中选择确定。第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纳入年度立法计划和五年立法规划：

（一）超越地方性法规和市政府规章权限范围、与有关法律法规相抵触或者不符合国家有关方针政策的；

（二）重复上位法内容，或者上位法正在修改尚未出台的；

（三）立法目的不明确、必要性不充分，无实质内容的；

（四）立法目的涉及部门利益法制化倾向的；

（五）不符合本市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和需要的；

（六）制定地方性法规或市政府规章条件尚不成熟的；

（七）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等即可调整的；

（八）其他不得或者不需要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解决的情形。

D. 对中国法律现状的认识和调查

我们绝不能轻视学科研究的目的，学科研究的目的型构着我们的学术理念，我们对法律史的研究正是根据其正当理念和正义理念的发展逻辑而获得。传统的西方法学是通过自然法的理想对其法律史研究进行型构，而传统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史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当我们真正试图从法律的路径对中国法律史进行研究时，当我们真正试图从现代法的分类对中国法的历史进行探索时，我们却迷失了路径的切入。建构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法理探寻路径乃是我们当务之急。当前，中国社会正在体验着百年不遇的社会转型，西方法的历史发展表明，“在法律的稳定时期或固化时期，哲理法学家始终是不受欢迎的。然而，在法律的发展时期，哲理法学家极有可能成为领袖人物。” [1]因此，对我们从事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人来说，转型中的社会是一个创造哲理法学家领袖人物的时代。 一、法的历史研究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 所谓历史，不仅是指客观历史——人类的过去，人类的一切活动、创造以及所经历的事件）；更重要的还是指主观历史——人们对自己过去的记述和认识）。由于我们在历史中加人了人类的主观认识，于是就形成了意义、思想。可见，“历史学并不单单是有关过去事件的记录，而且还是------‘有意义的’记录——即把各种事件都联系起来的叙述。于是马上就出现了这一问题，即它们之间被联系起来就蕴涵着有历史思想的性质。” [2]法的历史是由法的理论组成的，没有法的理论就没有法的历史。当中国法的历史被儒家学说型构时，就形成中国传统的伦理法历史。既然法的历史与理论是统一的，那么法律史学和法理学也应是相互影响的。法律史离不开法理学思考，法律史不应该仅是对人类的过去的法制活动、创造以及所经历的事件的记录，而是对法律进步过程的理性探索。法的历史进步乃是一种趋向于法律制度的进步，对这些制度而言，体现的是人类自由理念的展现。这种展现还被认为是与法理学的发展进程相符的，并与我们的学术发展相一致。 法理学是所有法律学科的基础学科，法理学描述了人类自身对法的认识、其所处的法制环境、正确的行为标准、以及对法的理念的必然追求。法理学总是提出法的基本（根本）问题，并试图获得一个建立在可以用理智检验的法的方法论——系统化的程序基础上的解答、或者至少可以继续发展这些基本问题。同时，法理学作为是法律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它主要是对法律史的内容进行整理和系统化处理。当然，这种系统化处理思维包含了法理学思维，这就要求法律史学家必须具有法理学的素养和眼光。庞德认为，“在法理学中，我们被认为是在探寻正义和正当理念的形而上学基础并按照逻辑方法揭示这些理念以达成一个体系。在法律史中，我们被认为是在研究这些理念在历史上的展现过程。法律史被视作是正当理念或正义之理念在立法、司法审判和学术研究中逐渐实现的记载。” [3] 因此，笔者认为，在我们日常的学术认知中，根本没有必要刻意去辨清什么是法的历史与法的理论。回顾法律学术史上的学人与著作，能够留存人们记忆至今的如格老秀斯的《战争与和平》、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萨维尼的《中世纪罗马法史》与《现代罗马法体系》、梅因的《古代法》与《早期制度史讲座文稿》，等等。我们很难说他们应归于法律史学还是法理学，他们有些看似是法制史的研究，但却被认为是研究西方法理学史的标准著作 [4]。这些著作不仅是我们法理学专业的必读书本，同时以是研究法制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础。也正是这些法学巨著，给出了我们许多法律理论上的精典概括，如：“法律乃是一种从身份到契约的进步史，乃是对一种自由自我主张的理念（即通过自由确定个人自己的关系和责任而得到表现的那种理念）的实现记载。” [5]，等等。由于法律史学乃是对某一理念不断展现的记载，所以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不能缺乏法理学思考。如果我们将法律看作是一个历史发展的结果，那么与法律生活密切相关的国家机构、司法机构也都是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对这个历史发展过程的了解，缺乏法理指导是万万不能的。 法律史的法理学研究，一是对法制史学进行法理分析，即对法律史学家的工作进行逻辑的、概念的和认识论的研究；其二是在法的历史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或历史进程的一般性质中去发现某种超出通常的法律史学工作理解之外的含义或意义。如果我们依照历史哲学的观点，那么我们应该将这两层意识表述为‘法的客观历史“和’法的主观历史”。法的客观历史是把法的历史存在当作一个整体看待，并试图概括和发现它的本质、意义和发展方向、模式、节奏和规律等等。这是一种宏观法史理论、法史理论的世界观。我们可以按其性质称为法史本体论。法的主观历史则是法律史学家工作中的认识论、方法论及逻辑学等方面的问题，它并不涉及法律史学家和法的客观历史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按其性质称为法史认识论。 法律史的法理学研究反映的是一种研究个体的理念（这种理念乃是隐含在短暂无常现象背后的实在）追求逐渐展现的过程。所以，法史本体论研究的是法的历史现象背后的东西，“是形而上学的历史本体；是支配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的历史规律——不管历史哲学家是否自觉意识到或是否真正发现这种规律。” [6]法史本体论是对法的历史进行的是法律思想的考察，提供的是法理学的历史。而其方法仍然是一般的哲学的归纳、综合及抽象方法。 二、法的历史理论的研究定位 我国当今法律史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设置，天生就与法理学保持平行的的关系，我国法律史研究并非起源于法理学研究。 由于中国传统的学科的设置关系，人们对中国法律史的主观认识要晚于中国传统历史的认识。中国法律史历来只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传统法律史研究是依据中国传统历史的研究方法而展开。而就我国当代法律人对法律史的研究，也仍然是停留在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上，主要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研究方法。其研究对象还是对中国历史承载着的法律信息的早期书面表达的理解。如：研究中国法律史的最早资料是从公元前的殷周时期 [7]年到清朝末年间的书面记载，例如关于唐、宋、元、明、清的律令等，此外还有各个朝代颁布的具体法律规定和特定法律行为的令状。它的研究方法与我们传统人文历史学科的研究方法并无二样。于是，这也使一些法律史学者认为，法律史学已经也就是依据历代传述者的记载，按年代的顺序，对历史上的法制事件进行忠实地叙述，而无需进行法的理性探求。此种法律史学观常常导致法律史学者将法律史研究的方法仅仅局限于对史料来源即传述者的考证上。于是有些法律史学者根本不涉足法理学。 “黑格尔视历史为一种理念逐渐展现的过程，历史的撰写也就是讲述一种理念在人类经验中最初是如何出现而此后又是逐渐实现的故事。历史材料乃是这一理念逐渐展现或日益实现的记载。” [8]而笔者觉得，当前，我国法律史学研究的最大问题可能也在这里。当今我们许多法律史学者在法律史研究中只注意对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而忽视对法的历史背后蕴涵的法理问题——如理念等问题的探讨。这种不脱离法的理论的法史研究状况，正在极大的制约着中国法律史学的发展。当前一些法律史学者皓首穷经，搜集了无数史料，编纂出无数的雷同的法律史著作，但却很少有长久生命力的著作。按照韦伯关于一般学术成成就在10、20、50年内就会过时的说法， [9]这些著作的生命力我看最多只有五年时间，而有些法史学著作可能一出世就已经没有学术生命了。这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其中的问题恰恰是这些作者缺乏法理学的批判眼光，从而导致无法对史料作出客观正确的判断。西方19世纪的历史法学家认为，“法律史乃是自由理念在人类社会控制经验中逐渐展现或日益实现的一种记载，而形而上学法学家则认为法理学乃是同一个理念的展开，而不论这个理念在伦理学上被视作是一种正当的理念，还是政治学上被视作是一种自由的理念。” [10] 其实，与其它人文学科一样，法律史的认知目的无法一言以蔽之。但无论如何，其目的之一是理解以前法律的内容和立法目的，以及背后所隐含的一般正义观。另外，对于作为与一国法律体系的产生与发展相关的政治、经济、行政和社会等基础性关系的理解，也属于法律认知的范围。因为，法律史学的内在含义是以法的理性为线索对法律史实之真相的推理与考证，对事物之起源与原因的详尽阐释，对历史事件知怎样发生及为何发生的深入认知。所以，法律史学的研究必须将法理学深深地融入其中。对我们而言，法的历史研究意味着对法之史实进行法的评价，以及对被研究者认为重要的、奇妙的、光荣的事件进行选择。而选择的前提是法律史学家心中的法律观和价值观。每个独立的法史学研究者都应该有自己的法学观和价值观，以及在这二者影响下的法学研究方法论。而这些又是法理学的范畴，因而，法的历史研究摆脱不了法的理论影响。 “法律史和哲学之间仍存在着无数的交叉点和联系线索。两者都追求对法律的深刻理解：法律史学家首先关注法律生活中的历史人物，而法哲学家则试图认识一般正义原则；法律史学家揭示法律中的变化，而法哲学家则阐述法律中的永恒。两种观察角度又在很多方面互相补充：法律史显示，在永不停止的变化当中总是存在不断回归的法律思想和典型规则。对规范的需求和规范解决方案在一点程度上的永恒性是显而易见的，这显示了正义的基本原则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永恒性。相反，法学家也不得不承认，一般基本原则只有在具体的个别规范中才能发挥其作用，并在具体判决的案例的判决中得到维护；如果他想认识现实，他就必须认识法律中的具体人物以及法律的可变性。” [11] 三、我国法的历史与理论研究的现状与改进 笔者提出加强我国法律史研究中与法理学色彩，目的是为了法律体系中各种制度和准则的法理学基础以及该体系中的理想要素，从而改变目前我国法律史研究中有史无理的状况。 在我国当今的法学研究中，应该说，通过这几年法律教育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中国法律史和法律思想史学科的设置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了，但对法律史进行全方位的法理学思考却比较缺乏。比如，当我们遇到社会转型中的现实问题时，一些学者也常常会从我国历史中去挖掘研究资源。如当遇到一国两制的问题时，有人便提出中国古代的一国两制；当遇到依法治国时，也有人提出中国古代的依法治国；当遇到司法公正问题时，也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的司法公正，等等。这些都是学术功利主义的表现。如果我们中国法的历史研究如果是以功利的标准来证明中国法的历史价值的话，那么中国法的历史科学将毫无存在的意义。其实，当历史上的那些传统的法律理念、价值，当它被人们重新认识，并赋予了现代人的价值标准后，实际上它已经体现的是现代价值的了。因为，从法理学的认知来看，古代法制与现代法制并非时间上的区别，更重要的是理念与制度上的不同。 当然，这样的问题并不能完全归于我们今天的学者，因为我们当今的法理学也没有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一种对法律准则和法律制度的有效批判，而是按照一种相对独立方式追求着自身的抽象完美，以至于到了今天，我们实际是把法律史领域和法理学领域分而割离，而且对法律准则和法律制度的检讨和批判也是根据这些学说和制度分别论述。 法律史研究如果缺乏法理学的指导，就会失去活力，成为一具无灵魂的躯壳或僵尸，将会逐渐失去存在的价值，史学前辈梁启超说：“要之，苟无哲学是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 [12]他把哲学素养作为合格史家的必备条件之一。由此，作为法律史学家只有达到较高的理论层次，才能体现出法的历史研究的水平和和根本目的。才能真正发挥法律史学的作用。否则即使法律史学著作再具有在华丽的文采，考证技巧再娴熟，对我们今天的法制技术来说也不过形同玩物而没有法学价值，并可能最终导致法律史学的衰微。耶林也认为，法学家仅仅知道法律是发展之物这一点是不够的；法学家不仅必须认识到法律是发展的以及法律是如何发展的，而且还必须认识到法律至今的发展是为了什么目的以及法律在将来是为了达至何种目的。 [13]从法律文化的视角来看，法律史乃是文明史的一部分。法律史“可以为我们提供若干对于法律哲学来说至为根本的一般性概括。通过比较研究，我们能够建构起一种普遍的法律史，进而还能够揭示出下述问题：‘法律在与文明理念相关的-------历史进程中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一个民族的文明中哪些结果是与法律紧密相关的；一个民族的文明是如何受到法律限制的；以及法律是如何推进文明进步的。’” [14] 然而，当今中国的法理学所表达的，并不是由中华民族的伦理习惯或经由理性而发展起来的法理思想，它主要是依西方法理学而组合起来的法的理论。这样的法理学表明所追求的目的以及解决问题的原则是西方式的，如此的法理如何与中国的法律史相结合，这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因为，对我们目前的教育趋势来看，移植、参照西方法理学似乎是每个学者的既定思维。但如果我们进一步想想，西方法理学能成为我们民族或国家的思维模式吗？如果是，那么中国的法史研究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所以，理性的分析，西方法理学显然也根本不能成为我们一切思维的价值体现。西方法理学最明显的一个缺陷就是它根本无法解决中国法律史的价值问题，反而使中国法律史的价值在物的价值面前相对化。因此，整合中国法律史的资源，建构中国法理学体系应该是我们这一代法律人的任务。 在我们认知的著名各法学流派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中，他们的学识无不是学贯法史学与法理学的。而且，法学流派的产生也无不是在寻找法史学与法理学的结合中分化、产生。西方学者贯通法的历史与法的理论，并不是因为他们刻意一这样，而是学术研究使然。没有史何来理；没有理谈何史。而中国法学，由于学者研究方式的单一性（虽然，目前也有一些学者着力从其它视角来研究法律史，但均缺少原创性、启示性的法理成果），很少有能将提炼出的科研成果适用于法律的其它领域， [15]致使缺失产生世界级的法学领军人物。今天，在脱离法理学的中国法制史教学与研究中，人们不得不对中国法制史学科的存在价值产生疑问。 笔者提出加强法律史研究中的法理学色彩，其深层意蕴是为了中国法律史研究能与中国的法理学相谦和。同时，笔者呼吁当代中国的法学巨匠的产生。

E. 金华市人民政府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和制定政府规章办法

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了规范市人民政府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制定政府规章活动，提高立法效率，保证立法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章制定程序条例》《浙江省人民政府地方性法规案和规章制定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第二条市人民政府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制定政府规章，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包括地方性法规的调研、起草、审查以及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审议等活动。

本办法所称制定政府规章，包括政府规章的立项、调研、起草、审查、决定、公布、备案、解释以及修改、废止等活动。第三条市人民政府按照市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就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审议。第四条市人民政府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的地方性法规，可就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下列事项制定政府规章：

（一）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制定政府规章的事项；

（二）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

应当制定地方性法规但条件尚不成熟的，因行政管理迫切需要，可以先制定政府规章。规章实施满两年需要继续实施规章所规定的行政措施的，应当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第五条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和制定政府规章，应当遵循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原则，符合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上位法的规定，切实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坚持公众参与、专家咨询、充分协商、集体审议的程序，适应本市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解决实际问题。第六条市人民政府对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和制定政府规章工作实行统一领导。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单位）、县（市、区）人民政府以及市人民政府派出的开发区管理机构，负责拟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或者政府规章的立法前期调研、立法项目申报、送审稿起草以及其他相关工作。

市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拟定市人民政府立法计划草案、组织实施立法计划以及审查和修改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草案送审稿等工作。第七条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和制定政府规章所需经费列入本级政府年度财政预算。第二章立项第八条市人民政府应当于每年2月底前编制本年度立法计划。

列入年度立法计划的项目分为审议项目、预备项目、调研项目。审议项目是指草案基本成熟，年内可以公布的项目；预备项目是指草案中的主要内容需要进一步研究，争取年内公布的项目；调研项目是指有制定必要，需要开展立法调研的项目。

市人民政府年度立法计划应当明确每件立法项目的名称、起草单位以及报送市政府审议的时间等内容。第九条市司法行政部门应当于每年8月底前书面通知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单位）、县（市、区）人民政府以及市人民政府派出的开发区管理机构申报下一年度立法项目，并通过市政府门户网站等向社会公开征集下一年度立法项目建议。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单位）、县（市、区）人民政府以及市人民政府派出的开发区管理机构提交的立法项目申报材料应当包括立法项目申报表和调研论证报告。立法项目调研论证报告应当包括地方性法规或者政府规章制定的必要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拟规定的主要制度等内容。申报审议项目的，应当同时提交地方性法规或者政府规章草案建议稿文本及其说明。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的立法项目建议，应当包括地方性法规或者政府规章制定的必要性、拟解决的主要问题以及措施建议等内容。第十条市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对申报的立法项目和公开征集的立法项目建议进行评估论证，与申报立法项目的政府部门（单位）和提出立法项目建议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进行沟通协商。

对申报的立法项目进行评估论证，主要围绕地方性法规或者政府规章制定的必要性及其内容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开展。第十一条拟列入市人民政府年度立法计划草案的项目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本市立法权限；

（二）符合本市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和行政管理实际需要；

（三）立法目的明确、依据充分，确有必要制定地方性法规或者政府规章；

（四）拟规定的主要制度和措施必要、合法、合理、可行。

申报的立法项目或者公开征集的立法建议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立项：

（一）已列入全国或者本省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的；

（二）拟解决的主要问题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已规定明确的解决措施的；

（三）拟规定的主要制度与上位法相抵触或者不符合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的；

（四）超越本市立法权限的；

（五）不符合本市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和行政管理实际需要的；

（六）立法时机尚不成熟的；

（七）其他不适宜通过立法解决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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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台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完善问题的调查报告

内容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与邢台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联系
最密切的一部法律，该法自颁布实施以来，在唤醒消费者权益自我保护意识、加快我国市
场经济立法进程、促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进入新世
纪，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的不断深入，尤其入世后经济的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的
到来，势必带来服务的全球化，因为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很多服务都是与世界同步的。只
有将更多的服务接受者纳入消费者的范畴，才能更有效地推动消费权益的保护工作，从而
达到法律保护的同步，我国经历了从无法可依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出台，以及之后一
系列相关法律体系的逐渐完善。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在十几年的时间发生过如此巨大
和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节奏、生活方式，也改变着我们的价值观和思
维方式。消费者权益保护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消费者合法权益仍旧屡屡受损，
这表明必须加强消费者维权研究，以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本文试对我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现状、投诉的热点和难点以及近年新出台的与消费者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作以剖
析，并提出相应的观点与建议。
[ 关键词]

消费者，投诉热点，消费者权益

今年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正式实施18
周年。十八年来，
《消法》
在完善社会维权机制、解决消费权益纠纷、打击侵害消费者权益违法行为、提高消费者依
法维权意识以及促进消费维权运动蓬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并且改变了我们的
生活节奏、生活方式，也改变着我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随着经济的发展和“
3.15
”宣
传活动的深入人心，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和保护能力日益增强。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历史与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现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日益增长，为保护交易中处于弱势
地位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有效地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消费者
权益保护工作越来越受到我国的重视。这主要表现在：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不断发展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起步较晚。
1983
年国际消费者组织联盟将每年的
3
月
15
日
确定为“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
1984
年
12
月中国消费者协会由国务院批准成立。之后，各
省市县等各级消费者协会相继成立。中国消费者协会于
1987
年
9
月被国际消费者组织联

2
盟接纳为正式会员。中国加入
WTO
之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在我国有更长足的发展。随着
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的发展和
"3.15"
宣传活动的深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和能力日益增
强。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

现代消费者保护立法最早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垄断阶段以后开始的，它的兴起是与
世界性的消费者保护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的状况如何，已经成为
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明发展的程度和法制建设完善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当然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不仅包括专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
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卫生法、药品管理法、标准化法、计量法等，而且还包括分散在民
事、经济、行政、刑事等法律、法规中相关的规定或条款，它是一种广义上的概念。我们
知道法律规定的目的之一是设制一定的权利，保护部分特定的利益。美国总统肯尼迪是最
早提出消费者权益的人。他于
1962
年
3
月
15
日提出了消费者四项权利，即：安全权利、
了解情况的权利、选择权利和意见被听取的权利。权利是保护消费者的基本依据。在我国
《消法》以法律的形式赋予消费者九项权利即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求
偿权、结社权、获知权、受尊重和监督权，使消费者在其权益受到损害时能够凭借法律的
力量，维护自身的权益。以上权利充分体现了我国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高度重视，对消费
者来说，依法保护自己，更是责无旁贷。我国通过对国外相关经验的消化吸收并结合我国
的国情，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其《产品质量法》
、
《食品卫生法》
、
《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组成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使消费者权益在法律上
有了切实的保障。
但是，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营销方式的变化，
特别是网络经济的出现，
仅仅九项权利已经不足以保护消费者，或者说，消费者受到损害的权利已经超出了九项权
利的范围，这里面非常突出的是消费者的隐私权。隐私权虽然受民法保护，但是在消费关
系中越来越多地涉及到个人隐私的内容，经营者未经允许，为了谋利擅自泄露消费者个人
隐私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有必要扩大《消法》保护消费者权利的范围。

二、近年来邢台消费者投诉热点与结构变化

据中消协统计分析，近年来邢台消费者投诉热点与结构呈如下特点：

（一）投诉总量增幅平缓，部分传统投诉热点总量有所下降

自
1985
年以来，
邢台历年投诉几乎都呈上升态势，
尤以
1990
、
1997
年上升幅度最大；
而近五年以来呈下降趋势最明显的是
2006
年，其投诉总量共计
690062
件，比
2005
年度
减少了
31099
件，
下降幅度达
4.3%.2007
年投诉总件数基本处于小幅波动的态势，
只比
2006

3
年上升了0.7%.
（二）投诉范围与结构由生存型向消费型变化
服务类的消费投诉比重继续上升；生存型消费投诉比例下降。曾经在消费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服装鞋帽等已经基本退出占据投诉“关注点”的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手机、汽车、计算机、商品房等产品和服务中介、教育培训等的投诉增幅较大且呈上升趋势。
（三）投诉难点近两年来变化不大，主要部分仍集中在商品房、汽车以及高新技术的产品质量和服务方面
投诉难点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这几个方面分别是：商品房投诉明显增多，群体投诉案件上升；在一些运用高新技术的产品和服务方面，如手机行业，消费者知情权难以保障的问题比较突出；部分垄断、公用行业的规则欠公平；汽车售后服务合同履行差，消费者因质量发生的退换难以实现；农资产品质量问题仍很突出，农民消费者的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随着消费领域的日益拓展，新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涌现，但有关规定、标准的出台却明显滞后，在一定程度上给消费者维权带来很大不便。
三、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新举措
近年来，随着我国新的法律法规的出台，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必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一）举证责任
我国在民事诉讼中的举证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在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方面，特别使消费者关注的就是“医疗纠纷”和“共同危险”的举证责任倒置。该解释明确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将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倒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人士解释，是指当患者将医院推上被告席时，首先要由医院证明自己“清白”。如果医院拿不出证据，法院将判医院败诉。这无疑是对弱势群体一种关注，体现出我国对普通消费者的重视。另外“共同危险”突破以往的界定，适用于消费者保护领域。即在诉讼中，受害人只需要证明数人实施具有危险的行为，以及这种行为给原告造成损害，数人中的每人都必须对损害并非自己的行为负举证责任。也就是要求由实施危险行为的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再有在该解释的第四条中还规定了诸如“产品责任”的举证责任倒置，即“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

4
（二）商品房欺诈在历年来的消费者投诉中占有较大的比重
在该类纠纷中，能否适用消费者保护法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消费者能不能依照《消法》第49条向欺诈他们的经营者要求获得双倍赔偿，这个问题在近两年来已经成为了热点、难点问题。最近几年，购买价值不太高的商品受到欺诈，获得价位赔偿的案例很多，在商品房领域，对欺诈者能不能适用该条款，根据什么样的情况落实这个条款，意见都不统一。物权法的出台，使商品房纠纷适用“双倍返还”有了更明确的法律条文依据。该法规定：“面积误差比绝对值超出3％，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的，应予支持。买受人同意继续履行合同，房屋实际面积大于合同约定面积的，面积误差比在3％以内（含3％）部分的房价款由买受人按照约定的价格补足，面积误差比超出3％部分的房价款由出卖人承担，所有权归买受人；房屋实际面积小于合同约定面积的，面积误差比在3％以内（含3％）部分的房价款及利息由出卖人返还买受人，面积误差比超过3％部分的房价款由出卖人双倍返还买受人。”
（三）物业管理
《物业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79号）的出台目标是解决城市中越来越激烈的户主与物业方的冲突，维护业主权利，实质推动了业主委员会的发展。
（四）精神损害赔偿
在消费投诉领域的精神损害赔偿一直以来没有特别明确的法律规定。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明确对人格利益的保护加以细化，使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受到损害的，有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明确依据。如该解释第一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
（五）人身损害赔偿
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范围、计算标准和方法，司法实践中较多参照国务院1991年9月22日制订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在较大程度上统一人身损害赔偿的裁判规则，明确其赔偿范围和标准，不仅有利于法院及时、公正审理案件，更有利于充分保护受害人的人身权利和平衡受害人和加害人之间的利益，从而使消费者在人身受到损害的时候有了更加明确的赔偿范围。如该解释第六条第一款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5
持。”这就使消费者的安全权有了明确的法律获赔依据。
四、完善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法律保护制度的再完善
1、完善相关立法，尤其是服务领域的相关立法力度。
在实体法方面，我国虽然已先后颁布了一系列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但是涉及服务领域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却很少。而且有些法规和条例在实践中缺乏一定的协调力，法律效力也不高，对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处理和打击的力度不够，威慑力不足。如网络购物中网络提供了方便快捷的购物渠道，但是目前还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依法加强管理和引导。同时就举证责任方面应进一步扩大涉及具体消费领域的举证责任倒置的范围，切实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我国应当借鉴国外的一些有益做法，在法院专门设立小额消费纠纷法庭，专门受理并解决消费者因缺陷产品造成损害、争议标的额较小的纠纷案件，提高办案效率⑥。另外，我们也可以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时增加消费者争议仲裁制度。不能期望把消费者争议仲裁完全纳入仲裁法的仲裁制度中。因此，最可行的方法是参照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建立起类似的消费者权益争议仲裁机制。
2、司法诉讼途径是消费者依法维权的保障
目前，消费诉讼主要是由消费者个人提起，而且没有适用于消费者群体诉讼的程序，这种诉讼制度已经不适应消费者维权的实践需要。在消费纠纷中，无论是涉及商品质量、格式合同、商品房，还是涉及物业管理、公共服务价格、旅游等服务，侵权的对象往往都是群体消费者，而且这些侵害群体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同时具有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双重性质。为消费者讨回公道的过程，也是惩罚违法行为，建立信用社会的过程。从这点意义上说，应当完善现行消费纠纷的诉讼程序，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建立适合于解决群体消费纠纷的诉讼程序，同时，赋予消费者协会和有关行政执法机关代表消费者利益和国家利益提起诉讼的职权，以更好地追究经营者的法律责任。
3、推广普及法律知识
法律知识的普及、推广应当形成一种有延续性的，相对固化的模式。怎样使消费者了解最新的与其权益相关的法律法规，并能够使这些法规产生相应的作用，需要政府部门、消费者协会以及一些职能部门做出更大的努力。
（二）提高消费者自身的素质 1、提高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
据统计，当消费者权益受损失时，只有22.3%的消费者能主动投诉、维护自身权益，多数的消费者自认倒霉。消费者维权效果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维权意识的觉醒，取

6
决于消费者自身捍卫合法权益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如因损失小，怕麻烦或在诉讼风险等原因而放弃对自身合法权益的维护，实则是对侵权行为的放纵。因此，在全社会要逐步普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的宣传，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提高消费者权益自我保护能力
消费者应加强相关商品知识的学习，了解有关商品信息，如生产日期、保质期、保修期、质量等，购物、消费过程中消费者一定要索要并保存好有关证据，如发票或服务合同、维修证明等，以作为消费权益受损时的投诉依据。目前很多消费者特别是农村消费者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投诉时，满腹委屈，但就是拿不出相关证据，从而增加投诉难度和诉讼风险。因此，应通过宣传教育，使广大消费者掌握维权、投诉、诉讼等相关程序、内容和要求，增强自身权益保护能力。
（三）加强监督工作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 1、加强政府的监管工作
加强专业执照管理。政府对某些服务质量关系重大、而一般消费者又缺乏足够专业知识的服务业（如医疗、家电维修、美容、农机、农资等）即易产生信息不对称的行业实行专业执照管理，甄选合格人员，严格把关；强化产品安全标准。单个消费者对诸如食品、药品、交通工具等产品的消费安全程度难以凭个人知识、经验加以鉴定，而一旦鉴定错误，其后果往往是以生命或健康为代价。因此，政府必须制订并强化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实行安全标准检验；严厉制止、打击具有外部负效应的消费行为，如市场欺诈、制售黄赌毒等。
2、加强新闻监督
借助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介，定期对产品质量抽检结果进行曝光，充分发挥新闻媒介的监督作用，形成强大的舆论威慑力量。实行举报有奖制度；发动社会组织和广大消费者，积极参与市场监督检查。
3、加强社会监督作用
利用社会传播媒介和消费者运动，广泛宣传消费者主权意识，形成“讲诚信、反欺诈”、自我抵制假冒伪劣商品、自我保护合法权益的良好社会风气，通过社会舆论，使假冒伪劣商品退出历史舞台。
结束语：消费者权益是关系到社会每一个人的权益，并随着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政以及经济的发展、市场的繁荣会更加完善，对不法经营者侵害消费权益的惩罚将更加法制化、制度化，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将不断提高，维权途径将会更多，更高效。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所在。建立和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需要的是认真实干，诚实守信；而完善具体的细节，切实维护消费者权益，努力发展经济则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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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远大的目标。

G. 湘潭市人民政府立法工作程序规定

第一章总 则第一条为切实规范市人民政府立法工作程序，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服务和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章制定程序条例》《湘潭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第二条市人民政府提出地方性法规案和制定规章的立法工作（含制定、修改、废止），适用本规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提出地方性法规案的程序，包括立项、起草、审查、决定、提交法规议案等；制定规章的程序，包括立项、起草、审查、决定、公布、备案等。第三条市人民政府立法工作应当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原则，聚焦实践问题，突出本市特色，注重可行性，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第四条市人民政府应当科学编制立法计划，依法提出地方性法规案和制定规章；加强政府立法能力建设，保障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立法工作的人员配备、经费安排与工作需要相适应，并将实施立法计划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第五条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负责市人民政府立法工作的综合协调、业务指导和督促评价，承担市人民政府立法计划的拟订、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送审稿的审查，以及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的重要规章草案的起草等具体工作。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做好立法计划项目申报、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起草、立法调研、征求意见等相关工作。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和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应当配合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等部门做好立法调研、征求意见等相关工作。第六条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等部门应当加强与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联系，协调做好政府立法有关具体工作。第七条市人民政府建立健全立法专家库、立法联系点制度。

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等部门在立法工作中，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听取相关立法专家、立法联系点的意见。第八条鼓励、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提出立法项目建议、对地方性法规规章征求意见稿提出意见、报名参加立法听证会、应邀参加立法座谈会等方式，参与立法工作。第二章立 项第九条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按照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立改废并举的要求，编制年度立法计划。

市人民政府年度立法计划应当与市人大常委会年度立法计划相衔接。第十条列入市人民政府年度立法计划的项目，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属于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以及法律规定市人民政府可以立法的其他事项；

（二）地方性法规立法项目拟采取的措施，不得与法律、法规相抵触；规章立法项目拟采取的措施，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

（三）确有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第十一条根据立法条件成熟程度、立法紧迫性等情形，市人民政府年度立法计划项目分为以下三类：

（一）条件已经成熟或者趋于成熟且急需立法的，列为审议类项目；

（二）条件趋于成熟的，列为调研起草类项目；

（三）条件尚不成熟的，列为前期调研类项目。第十二条市人民政府应当在每年第三季度向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及其他有关单位书面征集下一年度市人民政府立法计划建议项目，并向社会公开征集下一年度市人民政府规章立法计划建议项目。

立法计划建议项目征集时间不得少于三十日。第十三条提出立法计划建议项目的，应当对提出的建议项目进行调研和论证后，提交下列材料：

（一）立项建议书，包括立法项目的名称、位阶、类别，起草单位或者责任单位，调研、起草工作完成时间；

（二）立项说明，包括本规定第十四条所列事项的说明；

（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文件目录。

提出审议类建议项目的，还需提交建议项目草案建议稿。

按照本规定第二十四条要求完成了调研起草类、前期调研类项目工作，仍申报下年度立法项目计划的，可以只提交本条第一款第一项材料。第十四条《立项说明》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立法的必要性，主要包括立法宗旨和目的、拟立法事项的现状和问题、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说明；

（二）立法拟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为解决问题而采取的行政管理措施（含规章设定行政处罚，地方性法规设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措施）的说明；

（三）立法的合法性、适当性、可行性，主要包括对本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至第五项所列事项的说明；

（四）立法的前期准备情况和后期工作安排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