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制度危机

1. 为何大秦帝国建立后，法治却失灵了

战国时代是华夏历史发展的奠基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为了保障国家的宗庙社稷以及发展传承，每一个诸侯国都在积极努力地寻求变法，而变法形式的不同，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基础政治制度和治国形式的差别，自然对于文明的发展传承，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因为各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不同，发展环境不同，它们又没有办法实施完全相同的变法策略。

秦国作为诸侯国时，推行法治很顺利

但是，这样的观点有一个漏洞，那就是难道秦国作为一个诸侯国时是爱自己的子民的，但它建立一个王朝之后，就不爱自己的子民了吗？显然是不可能，可是法治在作用于诸侯国时和作用于统一帝国时，所表现出来的结果却又是完全不同，那么法治所作用的点一定对它的作用起到了影响。

2. 我国灾害法律制度体系是如何构建的

一、灾害预防及救助组织法律制度
任何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法律对策，组织是前提，信息是关键。应对重特大自然灾害的组织系统，纵向而言，包括中央及地方灾害预防及救助组织机构，例如，国务院或省级政府所设立的灾害预防及救助委员会以及各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工作规则等。横向而论，包括灾害应对指挥部(中央及地方)，专事决策的执行、灾害救助特种搜救队，专事灾害发生后的紧急搜索及紧急施救、灾害搜索救助训练中心等。
二、灾害应急预案法律制度
2006年1月8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该行政法规使得政府在国家灾害等公共突发事件的危机处理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政府应对灾害的紧急预案制度内容包括:灾害预防及救助基本预案制度和具体各种灾害预防及救助业务预案制度，包括国务院及其各部委的全国性或行业性灾害预防及救助预案制度以及各级政府的地区性灾害预防及救助预案制度等。必须强调的是，行政机关依其他法律制定的灾害预防及救助预案以及灾害预防及救助的相关规定，不得与本法规定的预案制度相抵触。
三、灾害预防法律制度
(一)防灾减灾制度。包括灾害预防及救助教育、训练及相关知识的普及制度、灾害预防及救助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的迅速应用制度、国土资源整治行为，如停止砍伐森林、绿化、防沙治沙、水土保持、修建防洪设施等制度、对老旧建筑、重要公共建筑的建设与相关设备检查与更新制度、城市防灾机能的改善等制度。
(二)灾害预防及救助准备制度。包括灾害预防及救助组织的建立与业务工作的开展制度，灾害监测、预报、灾情发布及其相关设施的配备制度，灾害预防及救助物资、器材的储备及检查制度，灾害预防及救助设施、设备的配备及检查制度，妨碍灾害应变措施事项的改进制度等。
(三)训练及演习制度。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适时实施灾害预防及救助训练及演习，其他机关、部门及其相关人员、居民及学校、团体、公司、厂矿等部门都有共同参与或协助演练的义务。
(四)责任制度。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配备灾害预防的专职人员，具体执行灾害预防的各项具体工作，责任到岗到人。
四、灾害应对法律制度
(一)应对措施的实施制度。制定实施灾害信息发布、传递、应对警戒、灾民疏散、抢救与避难的劝告、灾情搜集与损失查报等制度、紧急搜救、紧急医疗救护及运送治疗制度、灾民临时安置、救灾物资及灾民饮用水的供应制度、社会救助及弱势群体特殊保护制度、食品卫生安全制度以及其他次生灾害的预防制度等。
(二)法律措施的应对制度。划定一定区域范围为警戒区域，限制或禁止民众进入或命其离去;宣布交通管制，指定道路区间，限制或禁止车辆通行;在灾区采取其他秩序维持及犯罪预防和惩治制度等。如果灾情特别严重，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三)灾害应急指挥调配中心的设立与运作制度。各级灾害应变中心成立后，应根据指挥部的决策，由中心负责人负责救灾的指挥、协调与整合工作。各级灾害指挥中心应当有固定的工作场所，配备充实的灾害预防及救助设备，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应当将其工作场所与联系信息以公众易知的方式公开。
(四)指挥人员的工作制度。灾害应 急指挥中心指挥长应当指挥协调整合各编组机关执行应对灾害的工作，指挥督办协调政府机关与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公安消防、民兵预备人员以及志愿者组织等的救灾工作，有权决定或变更救灾措施。
(五)灾民安置、补救制度。对灾民安置方面，采取政府集中安置与投亲靠友相结合、临时安置与永久安置相联系的制度;在灾民补救方面，采取政府救助与社会募捐、亲友资助与保险赔付相结合，对灾民的生命、财产损失进行补救，目的是使灾民尽快能够生活自理。
五、灾后重建法律制度
灾后重建过程包括临时安置、重建准备和全面重建三个阶段。临时安置阶段，包括医疗与心理救助、临时住宿、防治次生及诱发灾害、恢复社会秩序、临时恢复生产秩序等制度;重建准备阶段，主要由灾情评估、地质调查、规划环评和重建规划四个方面的工作组成。 灾区重建制度的重中之重是灾后重建保障体系的建立:(1)组织保障制度。例如，设立灾区重建委员会，负责统筹灾区重建工作。(2)资金保障制度。例如，通过国家财政拨付制度、临时财政预算制度、发行灾区重建政府债券等，保障灾区重建资金的落实。(3)政策保障制度。例如，面对“5·12”汶川特大地震，我国政府提出了对口支援政策，使一个省帮一个重灾县，四川省一个部门对口配套帮一个重灾县，几个省帮一个重灾市州的政策。(4)法制保障制度。灾区重建法制建设工作，既是灾区重建的重要保障，也是打造法治政府的重要内容。(5)监督保障制度。应当重点加强对重建资金的运用情况、实施重建工程政府官员的考核情况、重建工程质量情况等的监督。(6)信息保障制度。政府应当将重建信息持续地向社会公开，使民众成为灾区重建的积极参与者与忠实看护者。
六、法律责任制度
对在灾害预防及救助工作中，表现不力的人员，应当科以一定的行政、民事、刑事法律责任，以保证国家灾害预防及救助法律制度的有效实施。

3. 中国法治实行的困难是什么如何克服谁能给个思路最好是原创，谢谢了！！

体制问题，一党专政、党政不分的体制制约了所有行政部门的办事能力和效果。
公民素质问题，意识的落后远比吃不上肉严重的多
历史遗留问题，中国是个熟人社会，要办事首先想到的是有没有熟人，因为“熟人好办事”，正因为熟人多，就有人情关系，讲人情就会有例外。
思想的禁锢，脑子不开窍源于历史和教育，中国式的教育30年来没有培养过一个顶尖人才，千遍一律填鸭式教育毁了我们一代人的灵魂，现在还在继续。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低劣工业的污染毁了我们一代甚至是下一代认的身体。。。。。

4. 请问法制和法治各是什么, 什么区别呢,

法制泛指法律和制度的总称。统治阶级以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式管理国家事务，并严格依法办事的一种原则。法治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这就是说，所谓法治，即良法与守法的结合。

1.联系: “法治”和“法制”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二者也有一定的联系。一方面，要实行“法治”，必须以完备的“法制”为基础；另一方面，在“法治”国家中，“法制”的运行要以“法治”原则为指导。此外，两者都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都为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服务，都与民主相联系。正确区分这两个概念，正确认识二者的关系，对于我国健全法制、厉行法治的治国方略具有重要意义。
2.区别:
（1）“法治”与“法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本身的含义来说，“法治”是指严格遵法、守法、依法办事的原则，这一原则有两方面要求:一是有良法，良法的含义是:1法律完备；2法律正确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3法律体系协调、统一，无矛盾和抵触；④法律的表述准确、简洁，易于理解。二是遵法、守法、严格依法办事，这一点又包含四层含义:1法律具有权威性和严肃性；2法律面前人人平等；3严格依法办事；④有效的法律监督。而“法制”则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制度或法律上层建筑系统。“法制”至少包括三种因素，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现行的法律规范体系，法律规范在实际中的运行和指导法律规范的制定和运行的法律意识三部分。可见，从本身的含义上说，“法治”指的是一种治国原则，“法制”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制度，二者是原则与制度的区别。
（2）产生的历史时期不同。自从有了阶级和国家后，便有了法，也就有了法制，因此“法制”是与阶级社会相伴始终的。而“法治”的出现，则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产物。虽然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法治”概念，中国古代的韩非和商鞅等提出了“缘法而治”，但他们所说的都不是近现代意义上的“法治”。
（3）制度基础不同。只要有阶级对立和国家存在，便有法制存在，所以“法制”不要求特别的制度基础。而“法治”则不然，它是以资本主义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为基础的，古代的西方和古代的中国由于没有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所以他们讲的“法治”便不是近现代意义上所讲的“法治”。
（4）与人治的关系不同。法治和人治是绝对排斥的，是不能共存。而法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忍受一定的人治存在。
因此，有“法制”未必有“法治”，而有“法治”则必有“法制”。在西方社会，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法制”越来越完备，而“法治”则出现了危机。

5. 法制现代化的历史根源和当前困境

同学，华大的吧

6. 我国现行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哪些

第一，我国现行的司法机关的管辖区域与地方党委、地方权力机关、地方行政的管理区域完全重合，故而强化了司法权的地方化。我国是单一制国家，理应只能存在一套统一的国家司法系统，各级司法机关应是一脉相承、统一而完整地行使国家司法权，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国家法制和司法权的统一。然而，在现行的体制下，统一的司法权被地方党委、地方权力机关、地方行政区域所分割，各级地方司法机关已演变为“地方的”司法机关。再加上在现行体制下，地方司法机关人财物都依赖于地方、受制于地方。显然，要求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权，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和有效实施，无异于在缘木求鱼。

第二，司法机关系统内的监督机制疲软，致使司法机关无力通过自身的监督机制来纠正各种执法不严以及司法腐败现象。目前，我国司法系统内的监督主要有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的检察监督和上级审判机关对下级审判机关的审级监督。就检察监督而言，人民检察院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它有权对国家审判机关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但是在实践中，检察监督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从来就没有真正确立和实现。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检察监督的力度软化，检察机关的执法监督意识和监督行为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困扰和束缚，出现了种种障碍，有些检察机关认为当前法制不健全，监督手段不完备，致使检察监督难以展开，即使对审判机关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不仅审判机关不理解，一些党政机关及领导对此也存在思想误区，由于出力不讨好，不如不监督；二是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情况看，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的审判行为所进行的监督只是一种事后监督，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发现审判机关的审判行为违法时，只能以抗诉的形式要求审判机关纠正。如果审判机关拒绝纠正，检察机关也无能为力。长此以往，必将严重损害检察监督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三是检察机关也是司法机关，我国现行法律只规定检察机关有权监督其他司法机关，至于如何监督检察机关的检察权问题，除了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监督外，目前尚无其他明确规定，从而为检察机关滥用权力提供了便利。就审级监督而言：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上级审判机关有权对下级审判机关的审判行为实行审级监督，在实践中，上级审判机关通过审级监督的形式对下级审判机关的违法行为确也进行了有效纠正。但是，审级监督是审判机关系统内部的监督，由于我国实行二审终审制，再加上审判机关的审判行为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困扰，因此，在有些地方，上级审判机关对下级审判机关进行审级监督的着眼点已不再是法制的统一和国家法律的有效实施，而是地方利益是否受到充分的保护。

第三，轻程序、司法机关不遵守程序约束的现象相当普遍。与西方社会所奉行的“程序优先”这一法律理念不同，我国有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律传统，往往把法律程序视为纯形式的东西，甚至看成形式主义，或者认为它束手束脚。1979年至今，我国先后颁布了《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等程序性法律。但是由于我国轻程序的法律传统的影响，在这些程序法中，存在着浓厚的国家本位主义思想。比如：在各种诉讼中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的司法机关始终居于绝对支配地位；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地位不平等和控告方的证据具有绝对效力；各种程序性规范对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来说是一些硬性的规范，而对司法机关则是一些软化的约束等。由于我国在立法中轻程序以及程序法中国家本位主义思想的影响，有些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甚至认为程序法只是约束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司法机关则可以不受法定程序和制度的约束。实际上，在我国，司法错案的发生往往不是适用实体法不正确，而是出现在程序法的执行不严格和程序法本身不完善上。由于受国家本位主义的影响和程序法中缺乏一套严密、具体、合理的程序规则，再加上司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轻程序，这样就极易造成司法活动游离程序法所规范的轨道。程序不严谨必然导致执法不规范，执法不规范则必然带来司法不公正。

第四，现行司法机关的内部管理体制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司法责任制。由于长期受行政管理方式的影响，我国司法机关基本上是以行政管理的方式来管理司法工作，特别是审判机关往往习惯于以此方式来管理法院的审判工作。在我国的审判机关中，法官始终是以法院工作人员而不是以法官个人身份出现在审判程序中，他们对外代表法院履行职权，包括依法调查收集证据、组织并主持案件的开庭审理，但却无权独立对外作出裁判。目前，有相当一部分法院由审判委员会或者行政性质的庭务会以集体负责的名义行使对案件的裁判权，无论该案件是否重大或者是否疑难，均由审判委员会或庭务会讨论决定。独任庭、合议庭只对案件事实负责，失去了应有的职能作用，以致形成了审者不能判、判者又不审的局面，审理与判决严重脱钩。由于庭务会和审判委员会拥有案件的实际裁判权，因此裁判的结果和相应的责任自然也由集体承担，而所谓集体负责的结果是谁也不负责。这种采用行政管理的方式管理法院的做法，既违背了审判工作特有的规律性，也与法律规定不符。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固然不等于法官独立办案，但是人民法院的裁判总是应由法律规定的审判组织以法院的名义作出的。目前，随着审判机关的职能作用不断扩大和案件大幅度的上升，法院工作的效率越来越成为影响法院形象的障碍，而法院系统内现行的管理方式又加深了法官责任心的缺乏和审判工作的低效率，产生了整个社会对审判机关的“信任危机”。

第五，司法人员法律专业水平偏低，司法腐败问题相当严重。首先，与法治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法官、检察官任职资格条件的要求是比较低的。例如，我国《法官法》将法官的专业学历起点确定为大学本科以上，《检察官法》的规定也是如此。然而，我国现有司法人员学历的实际情况离这一要求却相距甚远。在全国法院系统25万多名法官中，本科层次的只占5.6%，研究生仅占0.25%.而在全国检察机关系统内的20多万检察官中，本科层次的更少，只占4%.我国司法队伍的绝大部分构成人员是在1979年后到司法机关的，从这支队伍的来源上看，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政法院校的毕业生；二是复转军人；三是通过社会招干途径考入司法机关的高中毕业生。从人数比例上看，后两部分的人数远远超过前者的人数。在我国，司机可以转干当法官，军队干部可以当法官，工人可以转干当法官；没有经过政法部门锻炼、没有办过案子、没有读过法律的人，可以到法院当院长。（注：夏勇主编：《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页。）可见，我国现行司法队伍中非专业化的倾向是相当严重的。我国司法队伍中的另外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司法腐败。应该说，我国司法队伍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还是相当廉洁的，但随着社会上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向司法队伍渗透，司法腐败问题渐渐变得严重起来。近几年来，虽然各级司法机关在廉政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在司法机关内部违法违纪的问题依然存在，其中有些性质和情节还很严重。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违法违纪领域越来越宽，违法违纪的人职位越来越高，非法所得数额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狡猾、恶劣的现象，（注：宗河：《谱写好历史的新篇章-记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载《人民司法》1997年第2期。）严重地败坏了司法机关的形象、损害了法制的权威。目前，我国司法腐败的现象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蔓延，流传在老百姓中的许多民谚，如“大沿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都吃完，还说法制不健全”，等等。都说明了司法腐败现象之严重，部分法官、检察官等已经成了产生腐败的污染源。（注：李曙光：《97法治：五个问题、五种趋势》，载《法学》1997年第2期。）

我国司法制度的上述弊端，使得我国现行的司法制度已无法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有效实施现行法律的需要，它不仅无法使人民司法制度发扬光大，而且已严重地损害了司法形象和国家法制的权威与统一。所以，司法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

7. 论述法制与法治的基本关系

“法治”与“法制”的联系和区别
1.联系: “法治”和“法制”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二者也有一定的联系。一方面，要实行“法治”，必须以完备的“法制”为基础；另一方面，在“法治”国家中，“法制”的运行要以“法治”原则为指导。此外，两者都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都为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服务，都与民主相联系。正确区分这两个概念，正确认识二者的关系，对于我国健全法制、厉行法治的治国方略具有重要意义。
2.区别:
（1）“法治”与“法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本身的含义来说，“法治”是指严格遵法、守法、依法办事的原则，这一原则有两方面要求:一是有良法，良法的含义是:1法律完备；2法律正确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3法律体系协调、统一，无矛盾和抵触；④法律的表述准确、简洁，易于理解。二是遵法、守法、严格依法办事，这一点又包含四层含义:1法律具有权威性和严肃性；2法律面前人人平等；3严格依法办事；④有效的法律监督。而“法制”则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制度或法律上层建筑系统。“法制”至少包括三种因素，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现行的法律规范体系，法律规范在实际中的运行和指导法律规范的制定和运行的法律意识三部分。可见，从本身的含义上说，“法治”指的是一种治国原则，“法制”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制度，二者是原则与制度的区别。
（2）产生的历史时期不同。自从有了阶级和国家后，便有了法，也就有了法制，因此“法制”是与阶级社会相伴始终的。而“法治”的出现，则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产物。虽然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法治”概念，中国古代的韩非和商鞅等提出了“缘法而治”，但他们所说的都不是近现代意义上的“法治”。
（3）制度基础不同。只要有阶级对立和国家存在，便有法制存在，所以“法制”不要求特别的制度基础。而“法治”则不然，它是以资本主义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为基础的，古代的西方和古代的中国由于没有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所以他们讲的“法治”便不是近现代意义上所讲的“法治”。
（4）与人治的关系不同。法治和人治是绝对排斥的，是不能共存。而法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忍受一定的人治存在。
因此，有“法制”未必有“法治”，而有“法治”则必有“法制”。在西方社会，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法制”越来越完备，而“法治”则出现了危机。

8. 在推进依法治国战略过程中会遇到什么困境或阻碍

我国法治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
江必新
▶社会领域的治理问题仍然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突出薄弱环节，构成了建设法治中国的一个显著短板
▶违法成本极低、守法成本相对畸高，不仅诱使当事人违法，更重要的是守法者吃亏，违法者赚便宜，进而劣胜优汰
▶实现人心大治，不仅要强化规则意识、诚信意识，还要使法治精神浸润人心
法治中国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中国。现实表明，社会领域的治理问题仍然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突出薄弱环节，构成了建设法治中国的一个显著短板。建设法治社会是全面深化法治的固本之举，是法治一体建设的重中之重。要推进法治社会建设，首先必须清醒认识当前法治社会建设中的诸多矛盾，并从对矛盾的分析入手，厘清法治社会建设的进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有七。
一是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与维权理性不足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一方面渴望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却不满法律程序上的种种限制；一方面认为他人违法侵害其权益，另一方面自己却坦然违法、钻法律漏洞；一方面以法律为武器，另一方面却容易以极端方式维权。这些矛盾导致维权与违法往往交织难辨。
二是对公权力机关的诉求日益增长与对公权力机关的服从、配合与支持日益淡化之间的矛盾。大部分人仍有遇事找政府解决的习惯，而且在新的形势下其诉求愈加多元复杂。与此同时，由于缺少对公权力机关必要的信任，对其服从、配合、支持的程度则日渐降低。这种下降状态又反过来削弱公权力机关满足人民群众诉求的能力和资源。
三是对依法治国方略和法律至上原则的抽象认同与人情、关系、私利、政绩大于“国法”的行动之间的矛盾。在我国，厉行法治早已是共识，宪法法律至上也获得了最广泛的观念认同。但在具体的行动中，特别是关系到自身利益的事务上，人情、关系、私利、政绩等不正当考虑迅速成为行动者决策的主要考虑因素，处于至上地位的法律被架空。
四是公权力机关的退位、归位与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发育仍不成熟之间的矛盾。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是公权力机关退位和归位，理性再定位的过程。但由于市场机制仍不健全，社会组织仍不规范，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往往难以担当起合格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导致公权力的进退维谷。
五是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的要求与法律质量整体上仍不理想之间的矛盾。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然而，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立法质量已在不断提高，但仍有一些法律尤其是低层级的法律规范质量不高、类型化不够、科学性不足，将执法和司法带入或难以实施，或实施冲突，或实施背反的多难困境。
六是严厉制裁违法行为的要求和期待与违法成本极低、守法成本较高之间的矛盾。普遍守法是法治社会的当然特征，严厉制裁违法行为是保障法治权威和发挥法治威慑力的必要条件。但是现实中，在一些方面，由于责任设置过低，特别是查处率不高，导致违法成本极低、守法成本相对畸高，不仅诱使当事人违法，更重要的是客观上造成“逆向选择”、守法者吃亏，违法者赚便宜，进而劣胜优汰，并导致普遍违法。
七是中国当下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与应对方式的简单化、低效化之间的矛盾。社会事务日新月异，纷繁复杂，情况和形势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社会改革进入攻坚期，社会发展进入黄金期，社会矛盾进入漩涡期，治理难度在加大，复杂性在加深，利益冲突在加剧；然而社会管理模式仍然滞后，不少应对方式过于简单、低效，难以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
要应对和破解上述矛盾，需要系统治理。
第一、价值建设，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法治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将法治理念、法治信仰内化于人心，成为社会成员决策和行动的基本指引。当前人民群众已经有一定的法治意识，但牢固的法治理念尚未确立。实现人心大治，不仅要通过立法、执法、司法着力强化规则意识、诚信意识、权利义务统一意识、责任意识，还要透过多途径、全方位的理念引领价值观建设，使法治精神浸润人心。
第二、基层调整，使治理畅达“末梢神经”。体制问题具有决定性。我国传统上从中央到基层的纵向层级化管理体制倚重“生产经营单位”和“基层组织”。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存在着在“最后一公里”失灵的问题。建议以确立社区的法律地位为主要方式，重塑我国社会的基层组织形态，确保国家与其成员之间的“传感”途径畅通。
第三、制度改进，使规范体系管用。高度重视法律规范质量的提高，尤其是要重视法律规范的针对性、系统性以及可实施性的问题。积极完善社会领域的法律体系，推动构建和完善社会自治规则，合理配置实施资源，努力创造实施条件，保证国家法律和社会规则相互配合协调发挥作用。
第四、秩序建构，有效控制不当社会行为。在简政放权的同时要强化对市场活动的监管和市场秩序的维护。在培育社会组织的同时加强对社会组织外部行为的规范和内部治理的引导。要切实解决专业中介组织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扭曲市场规则的问题，要全面提升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诚信和公信，透过秩序的建设和维护持续规范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
（作者为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负面清单：一种新的治国理政模式
王利明
▶对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对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
▶只要不是负面清单列举的事项，政府无权进行审批，这实际上就已经形成了对政府权力的一种有效的规范和制约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规则十分透明、公开，法律不禁止就可以直接进入，不需要进行烦琐的审批，也非常有效率
所谓的负面清单，也称为“否定清单”、“负面列表”等。最初它主要出现在有关国际贸易投资法的领域，后来作为一种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模式确定下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它是指由法律法规列举一些禁止或者是限制市场主体进入的事项，对于法律法规没有做出禁止和限制列举事项之外的领域，可以由市场主体自由地进入，法律不作干预。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决议里，已经把负面清单管理，作为一项国家治理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方法确立下来了。从管理模式上来说，为什么说它是我们新时期治国理政的重要方法？
首先，负面清单管理给予市场主体广泛的行为自由，可以有效激活市场主体的潜在活力。现代社会任何国家的立法者，能力都是有限的，很多的事情是立法者在立法时所无法预见的，立法者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从而无法相应的强制性要求别人去做。市场主体能否进入这些领域，必然成为法律调整的空白地带，大量的是法律调整的空白地带，也有人把它称之为“法律的沉默空间”。
在这样的一个空白地带，正面清单管理模式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完全采取了不同的看法。正面清单管理这样的模式下，它实际上受传统的计划经济的影响，对这样一个法律沉默的空间，并不允许市场主体就可以直接地进入，能否进入，很大的程度上，实际上还是要由政府来决定，这样市场主体的行为的空间其实是受到了很大的压抑和限制。但是负面清单管理认为，只有法律法规明确禁止或限制的领域，市场主体才无法进入，凡是清单没有列明的领域，市场主体均可以进入。因此，与正面清单相比，负面清单模式赋予了市场主体更充分的行为自由。凡是法无禁止的，即推定市场主体有行为的自由，在“法律的沉默空间”，政府机关也不得设置额外的审批程序，实际上就给了市场主体非常大的行为自由，这种自由其实就是经济活力的保证。
第二，为什么说它是一种新的治国理政的模式？就是因为它能够有效地限制和规范公权，尤其是规范审批权。审批实际上是政府部门权力的一个最集中的体现，它直接决定了针对谁，能够干什么，其实也是对资源的一种分配。在正面清单管理模式下，法律虽然没有规定，但是政府依然还是在管理，政府实际上通过规章等各种规范性文件，仍然在限制着领域的进入，我们的许多规章其实都有几个特点，首先就是宣布这个事归我管，二是要求大家都要报批，三是不报批我就要处罚。
那么一旦实行负面清单管理以后，凡是负面清单之外的，凡是法律没有限制，没有禁止的，所有这些部门领域，不得再进行审批。这就意味着只要不是负面清单列举的事项，政府无权进行审批，这实际上就已经形成了对政府权力的一种有效的规范和制约。所以它体现了法制的一个基本的精髓，这就是规范公权。
第三，这种模式使政府的行政行为更加公开透明。法治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公开的、透明的、可预期的效果。负面清单管理可以说在很大的层面上实现了这样的效果。
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之下，负面清单的内容本身是公开的，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也是公开的，除负面清单明确列举的事项之外，市场主体原则上都可以自由进入，例如，在负面清单管理的模式下，一个企业要进行投资，应当首先去找一名律师咨询，看看现在要进入的投资领域，是不是国家法律法规所限制禁止的领域，只要不在法律法规禁止限制之列，那么其就可以放心地进入。这样对于行为的结果，企业也能够产生一种合理的预期，所以它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公开预期的效果。
第四，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能够真正使经济更有效率，更有活力。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到机场去坐飞机都要经过安检，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大家每次进入安检的时候，屏幕上显示“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等等物品”，把这些东西列举出来，其实这种做法就是典型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即明确列举法律法规要禁止携带的物品，如果我们不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正面清单管理方法，即明确列举哪些物品是可以携带的，则机场可能需要将所有可以携带的物品列出来，如果采用这样的方式，我相信可能一个安检人员每天要检一个人，都要检几个小时。这必将是非常低效率的，而且他会给安检人员极大的自由裁量的权利。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规则十分透明、公开，其也更有效率。规则和空白地带，法律不禁止就可以直接进入，不需要进行烦琐的审批，这就会非常有效率。
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方面看，对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对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这就是我们所要强调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和职权法定原则相结合，这两项原则正是我们所说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的内容。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法学院院长）
下一阶段法治要解决的三个问题
吴志攀
▶改革进入深水区，就必须开大船，要驾驭一个复杂的工具和复杂的局面，就必须按规矩来办事，要讲法、信法、用法
▶我们讲依法治国，也就是政府要用法律来维护社会公平，维护政府的道德形象
▶依法治国，首先要治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同步的。离开了法治，市场就会混乱，经济就不可能起飞，更不可能平稳、高速地发展。这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一条最基本、最核心的经验。今天，当改革开放进入到了新的阶段，当我们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一个新的时期，就不得不更加强调法治。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治，已经有一代人的实践（中国的传统，三十年为一代），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而在下一个阶段，我认为要通过加强法治来解决三个问题。
其一，就是要用法律的方法划分好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中国是一个大国，即使今天有了最好的喷气式飞机，从海南岛坐飞机到乌鲁木齐，也要好几个小时，这么大一个国家，维护统一、维护中央权威，同时照顾好各个地方的不同特点，调动各地的积极性，这是执政兴国的一个基础。分税制改革之前，我们的中央财政略显单薄，而一些地方财大气粗。那时的地方政府，还没有在“土地财政”和“地方融资平台”方面“打主意”。在推行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和地方实际上重新划分了财权，中央财政大大充实了，同时，城镇的房屋市场化改革也在这个时候开始。这些改革，影响深远。但任何一项改革，不可能只有好处，不可能没有一点消极面。我们现在都看到了，比如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问题，一些地方的收入主要靠卖地，房地产成为主要支柱产业，但泡沫大了，有问题，老百姓也受不了，国务院三令五申平抑房价，先后出台《国十条》和《国五条》，但收效都不明显。还有地方债的问题，这个问题同样复杂。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首先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里面要算经济账，还要有法治。我们现在比过去更加强调依法治国，治国首先就要治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个大的框架当然是宪法，是我们的根本政治体制所确定下来了的，但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在各个部门法中都有反映。新一轮的法治建设与改革，要在这方面下力气。
其二，就是要用法律划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是市场行为的“裁判员”，企业是市场的“运动员”，两者的角色分工不同，因此两者不能混同。还有，运动员也应该分分类，有的是跑长跑的，有的是短跑，不能哪里有便宜可占就到哪里去比赛。例如，很多央企进入房地产市场，央企掌握国计民生的命脉，实力雄厚，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经济基础。但是，很多央企放下自己的主业，拼命往房地产市场里钻，到处拿地，而且把地价抬得很高。政府办企业，当然要实现保值增值，但办企业的目的不止是为盈利，还有承担很多社会责任，特别是央企，应该多花一些精力去发展那些中长期的、战略性的、风险大一些、利润可能不那么高的大项目，只要有利于国计民生长远发展。而不是房地产这样的，利润高，见效快的竞争性项目。地方政府当然特别欢迎央企去拿地，怎么拿他们都高兴，一切可以开绿灯，但这样一来，市场就可能有点乱了，很多事情就不公平，这样算法治吗？不好说了。未来着力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领域，加强法治建设。
其三，要更加强调，把促进公平正义作为政府的基本价值追求。我个人有一个看法，中国社会对公平的敏感，超过了西方。对不公平的事情，老百姓反应很激烈。所以政府要在这么复杂的一个社会，维护公平不容易。我们讲依法治国，也就是政府要用法律来维护社会公平，维护政府的道德形象。政府要尽量多考虑弱势群体，不能被利益集团绑架了。现在对城镇低收入群体提供的经济适用房的安居工程，棚户区改造工程，全民覆盖的医保和社保制度的建设与完善等，都是体现社会公平的政策。这些方面还要加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市场经济条件下，摸着石头过河是成功的，但进入了深水区，有可能摸不到石头了，这个时候就必须开大船，要开船，要驾驭一个复杂的工具和复杂的局面，就必须按规矩来办事，要讲法、信法、用法，这样船才稳当，才能乘风破浪。
（作者为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不断完善立法制度和法律体系
李 林
▶要防止立法中的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立法不公，防止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权力关系合法化
▶应当从“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条制定一条”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立法模式，向顶层设计的立法模式转变
当前，我国法律体系虽然已经形成，但立法不当问题的存在，致使部分法律制定后不能用、不管用、难执行、难适用、难遵守，某些法律甚至形同虚设。为此，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新形势下，应进一步推进民主科学立法，不断完善我国立法制度和法律体系。具体来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转变立法观念和立法模式。立法应当充分代表民意、体现民利、反映民情，公平公正地解决社会问题、分配社会利益，防止立法中的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立法不公，防止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权力关系合法化，警惕立法权力滋生的腐败，从制度和规范的源头上维护人民利益。一是应当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立法观，转变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立法观；从片面追求立法数量而忽视立法质量和实效的立法观，转变为立法质量和实效第一的立法观；从重立法效率、轻立法民主的立法观，转变为民主优先兼顾效率的立法观；从只管法律制定不顾法律实施的立法观，转变为兼顾立法与法律实施并以法律实施为导向的立法观。二是应当从“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条制定一条”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立法模式，向加强领导、科学规划、顶层设计、协调发展的立法模式转变。从立法项目选择的避重就轻、拈易怕难向立法就是要啃硬骨头、迎难而上、攻坚克难转变，使立法真正成为分配社会利益、调整社会关系和处理社会矛盾的艺术。
第二，强化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职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转变被动立法局面，使立法与全面深化改革协调推进，积极主动地通过法律的立、改、废、释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供法律依据和法治保障。一是推进人大常委会常委的年轻化、专职化、专业化，让人大常委会委员能够充分发挥作用，更好履行职能。二是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会期制度，适当延长每年的会期，为民主立法提供充分时间保障。三是推行立法旁听制度，让公民、媒体和社会组织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参与和监督立法过程。四是推行立法助理制度，以弥补人大常委人数少、时间少、专业知识不足等欠缺。五是进一步扩大人大常委会委员、专门委员会、立法工作机构起草或者组织起草、委托专家学者起草法律、法规草案的比重，增强立法的全局性，从源头上预防立法中的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
第三，推进民主立法。扩大不同利益群体公开主张、表达利益的渠道，使人民充分表达自己的立法意志和利益诉求，通过立法博弈实现公正立法。建立和完善更加广泛的立法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制度，对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立法事项，原则上都应当向全社会公布，并建立意见采纳情况的说明和反馈制度。完善立法听证制度，对影响重大、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立法事项，要通过举行听证会的方式充分听取意见，确保法律草案涉及的利害关系人全面参与立法、有效开展立法博弈，保证人民群众立法诉求的充分表达和宣泄。推行律师和法学专家为法律草案涉及的利害关系人提供专业立法咨询、参与立法听证等立法援助的制度。推进立法公开，建立人大常委会、专门委员会审议法律草案、地方性法规草案的立法旁听制度，旁听代表有权发言，保证人民群众对立法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9. 试述法制和法治的联系和区别

1、联系法制是法治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要实行法治，必须具有完备的法制；法治是法制的立足点和归宿，法制的发展前途必然是最终实现法治。

2、区别：法制是法律和制度的总称。统治阶级以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式管理国家事务，并且严格依法办事的原则，也是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权力建立的用以维护本阶级专政的法律和制度。任何国家都有法，但并非有法制。法制在不同国家其内容和形式不同。而法治是治国的原则和方式，是动态意义上的，内容比较广泛。

法制是国家权力机关颁布的一系列法律制度的简称，它与司法制度，执法制度，法律监督制度等相对应。它是一个静态的过程。法治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从内涵上讲，它包括了民主，人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宪政等，从制度层面上讲，就是有一系列完善的法律法规，从运行上讲，它包括立法，执法，守法，司法，法律监督。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9)法治制度危机扩展阅读：

“法制”我国古代已有之，在现代，人们对于法制概念的理解和使用是不一样的。

其一，狭义的法制，认为法制即法律制度。详细来说，是指掌握政权的社会集团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政权建立起来的法律和制度。

其二，广义的法制，是指一切社会关系的参加者严格地、平等地执行和遵守法律，依法办事的原则和制度。

其三，法制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法律制度，而且包括法律实施和法律监督等一系列活动过程。

10. 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法律突然失去作用，这个国家会发生什么

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法律突然失去作用，这个国家会发生严重的无政府壮态，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会发生严重的打抢违法犯罪行为无人管，市场经济严重倒退，货币贬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