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社区矫正立法
『壹』 社区矫正除了定位,还要接听电话
社区矫正除了定位,还要接听电话?是的。社区矫正机构可以运用手机定位、视频通话等信息化核查方式掌握社区矫正对象的活动情况。
2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社区矫正法。该法将自2020年7月1日起施行。其中，为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和教育帮扶提供了法律依据，明确：社区矫正机构可以运用手机定位、视频通话等信息化核查方式掌握社区矫正对象的活动情况。
司法部社区矫正管理局局长姜爱东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社区矫正是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下，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发展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执行制度。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从2003年开始试点以来，全国累计接受社区矫正对象达到了478万，累计解除矫正对象411万。这几年每年都新接收50多万，今年到现在新接收了57万，解除矫正59万，全年正在列管的有126万。应该说，社区矫正工作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节约国家的刑罚执行成本，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促进司法文明进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社区矫正法制定出台，非常尊重基层的首创精神，注重将社区矫正工作实践中一些成功有效的做法固定下来，上升为法律制度。”姜爱东介绍，这次社区矫正法明确规定地方人民政府设立社区矫正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和指导本行政区域内的社区矫正工作，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这个根本保证确定下来。
此外，总结吸收各地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社区矫正信息化水平的成功经验基础上，这次社区矫正法将国家支持社区矫正机构提高信息化水平写入了总则，还就信息化核查、使用电子定位装置等作出了专门规定，为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和教育帮扶提供了法律依据。根据社区矫正法第26条规定，社区矫正机构可以运用手机定位、视频通话等信息化核查方式掌握社区矫正对象的活动情况。根据第29条的规定，对不服从管理的五类特定情形的社区矫正对象，可以按照规定的批准程序和期限，使用电子腕带这种不可拆卸的专门电子定位装置加强监督管理。
“社区矫正法还总结吸收各地社区矫正工作充分依靠基层组织和社会力量，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经验。”姜爱东说，社区矫正法明确规定，社区矫正机构应当根据社区矫正对象的情况为其确定矫正小组，负责落实相应的矫正方案。根据需要，这个矫正小组可以由司法所、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人员，社区矫正对象的监护人、家庭成员、所在单位或者就读学校的人员以及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组成，把矫正小组作为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抓手，以矫正小组为依托，坚持专群结合，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动员各种社会力量，把在社区里接受教育监管的社区矫正对象有效管理起来，积极参与到社区矫正工作中来，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区矫正制度的显著特色，也是新形势下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客观需要。“截止到11月底，全国各地已经为在册的社区矫正对象建立了66.2万个矫正小组。”
“这次立法是社区矫正专门立法的第一次，但是社区矫正工作从2003年先在全国的部分省市进行了试行，2009年在全国全面施行，2014年又在全国进一步全面推进。”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主任王爱立介绍，这部法律共九章六十三条，主要亮点包括，明确了社区矫正的目标和工作原则;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具体内容还包括社区矫正工作的工作体制、机构设置;有关部门和机关之间工作的衔接配合;依法矫正社区矫正对象，并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以及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法律责任等。
『贰』 社区矫正法实施时间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自2020年7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第六十三条 本法自2020年7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是为了推进和规范社区矫正工作，保障刑事判决、刑事裁定和暂予监外执行决定的正确执行，提高教育矫正质量，促进社区矫正对象顺利融入社会，预防和减少犯罪，根据宪法，制定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分为总则，机构、人员和职责，决定和接收，监督管理，教育帮扶，解除和终止，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特别规定，法律责任，附则，共九章63条。
2019年1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于2020年7月1日实施。
一、社区矫正人员应当遵守哪些规定
1.社区矫正人员应当定期向司法所报告遵纪守法、接受监督管理、参加教育学习、社区服务和社会活动的情况。
2.对于人民法院禁止令确定需经批准才能进入的特定区域或者场所，社区矫正人员确需进入的，应当经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批准，并告知人民检察院。
3.社区矫正人员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旗）。
4.社区矫正人员未经批准不得变更居住的县（市、区、旗）。
5.社区矫正人员应当参加公共道德、法律常识、时事政策等教育学习活动，增强法制观念、道德素质和悔罪自新意识。
6.有劳动能力的社区矫正人员应当参加社区服务，修复社会关系，培养社会责任感、集体观念和纪律意识。
二、社区矫正人员是指什么人
社区矫正人员是指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人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规定为五种罪犯，即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裁定假释、被暂予和被剥夺政治权利监外执行并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以上范围是严格根据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确定的。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
第六十三条 本法自2020年7月1日起施行。
『叁』 山西省社区矫正法实施细则
法律分析：《实施细则》全面贯彻落实《社区矫正法》的立法精神，坚持将“提高教育矫正质量，促进社区矫正对象顺利融入社会，减少和预防犯罪”作为根本出发点，聚焦全省社区矫正工作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重点难点，坚持问题导向、广泛深入调研、梳理总结经验，在法律的框架内，对社区矫正的统筹协调、部门衔接、业务流程、监督保障等事项进行全面细化和规范，共九章八十一条，重点突出针对性、实用性和操作性，一定程度上体现山西特色。《实施细则》的颁布实施，对进一步规范全省社区矫正工作，健全完善山西社区矫正制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法律依据：《山西省社区矫正实施细则》
一 是加强统筹协调，建立健全社区矫正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全面贯彻落实《社区矫正法》及《实施办法》，坚持党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绝对领导，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全部依法设立社区矫正委员会和社区矫正机构，明确了社区矫正相关部门的责任分工和各级社区矫正机构的职能定位，并对建立社区矫正工作日常联络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应急处置机制、监督保障机制等进行具体规定，着力构建密切配合、无缝衔接、高效运行的体制机制。
二 是坚持问题导向，着力填补社区矫正制度空白。立足山西社区矫正工作实际，聚焦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重点难点问题，明确各级社区矫正机构职责和可委托司法所事项，对社区矫正调查评估中的衔接配合、居住地确定，监督管理中的分类管理、申请外出及异地就学协管，教育帮扶中的公益活动组织、个别教育、心理辅导和社会帮扶等内容进行规范和细化，提出了针对性强、可操作的措施，特别是对申请外出目的地社区矫正机构协助管理等进行明确规定，填补了基层社区矫正机构执行层面的制度空白。
三 是突出守正创新，将有效经验以制度形式固化。《实施细则》将近年来山西社区矫正工作实践中形成的社区矫正中心发挥职能作用的经验做法进行固化，在落实教育帮扶职责中充分发挥社区矫正中心的职能作用，明确社区矫正机构可依托社区矫正中心履行社区矫正教育帮扶职责，同步解决社区矫正机构工作人员短缺的问题。创新监督管理措施，对执行地以外就学的社区矫正对象的管理作出具体规定，明确按照经常性跨市、县活动的社区矫正对象的管理方式进行监管，由就学地社区矫正机构进行协助管理。
四是强化监督保障，确保社区矫正依法规范运行。将监督保障作为专章列出，特别是将人民检察院对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进行细化，具体列出10项监督内容，突出对关键环节和重要节点的监督。建立省市两级社区矫正工作督察机制，加强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督察，列出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依法公正廉洁履职的要求。同时对社区矫正定期分析研判、重大事项报告、建立部门联动机制、法律文书送达等保障事项作出具体规定。
五是推进衔接配合，全方位制定细化流程措施。《实施细则》全面贯彻《社区矫正法》和《实施办法》，严格按照社区矫正工作流程要求，结合山西实际，以章节形式确定框架，增加了调查评估和监督保障两章内容，更加突出操作性和实用性。另外，《实施细则》重点突出对涉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监狱管理机关等职能部门之间衔接配合流程事项的细化规定，涉及司法行政机关内部各级社区矫正机构工作流程的事项，将制定相关专项配套制度再行具体规定，逐步形成完备的山西社区矫正制度体系。
『肆』 刑事诉讼法中关于社区矫正的规定
A 新旧刑诉法关于社区矫正规定的变化
变化一
1、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
对于被判处徒刑缓刑的罪犯，由公安机关交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考察。
对于被假释的罪犯，在假释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予以监督。
2、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
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
3、变化：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的执行机关由公安机关变更为社区矫正机构，明确了社区矫正的范围和执行主体。
变化二：
1、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
对于被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由公安机关执行。执行期满，应当由执行机关通知本人，并向有关群众公开宣布解除管制或者恢复政治权利。
2、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九条规定：
对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由公安机关执行。执行期满，应当由执行机关书面通知本人及其所在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
3、变化：将剥夺政治权利罪犯的执行机关确定为公安机关。
社区矫正制度正式已上升至法律层面
新《刑事诉讼法》第258条规定，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以及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明确了社区矫正的范围和执行主体，从立法上全面肯定了社区矫正的刑法性质。
之前于2011年5月已生效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也有类似规定。这些法律规定标志着社区矫正正式进入法律层面，已被赋予了刑罚执行性质。社区矫正的司法本质是一种刑罚执行行为，只是与监禁刑罚执行活动有别，将罪犯放在社会上予以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工作由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负责组织实施，司法所承担社区矫正日常工作，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在社区矫正机构的组织指导下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有关部门、村（居）民委员会、社区矫正对象所在单位、就读学校、家庭成员或者监护人、保证人等协助社区矫正机构进行社区矫正。
『伍』 社区矫正法的立法目的是
社区矫正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了推进和规范社区矫正工作，保障刑事判决、刑事裁定和暂予监外执行决定的正确执行，提高教育矫正质量，促进社区矫正对象顺利融入社会，预防和减少犯罪
《社区矫正法》第一条，为了推进和规范社区矫正工作，保障刑事判决、刑事裁定和暂予监外执行决定的正确执行，提高教育矫正质量，促进社区矫正对象顺利融入社会，预防和减少犯罪，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陆』 2017年社区矫正法立法
社区矫正在试行后稳步发展，参加矫正得出人数正在逐年增加，以下是我为你整理的2017年社区矫正法立法，希望大家喜欢!
2017年社区矫正法立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正确执行刑罚，惩罚、教育和改造社区服刑人员，提高行刑效果，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刑事判决、裁定或决定的服刑期限内，采取监督管理、教育、帮助措施，矫正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
第三条 社区矫正适用下列人员： (一)被判处管制的; (二)被宣告缓刑的; (三)被暂予监外执行的，其中包括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 (四)被裁定假释的; (五)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监外服刑的。 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对于罪行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老病残犯以及罪行较轻的初犯、过失犯等，应当作为重点对象，优先适用非监禁刑，实施社区矫正。
第四条 社区矫正的任务是： (一)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监督和管理，确保刑罚正确实施; (二)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社会公德教育，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使他们悔过自新，弃恶从善，成为守法公民。 (三)帮助社区服刑人员解决在就业、生活、法律、生理、心理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促其尽快适应社会生活。
第五条 社区矫正遵循惩罚与教育、帮助、改造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宽严相济和动态管理相适应、日常监管和重点监管相结合、考核与奖惩相配套的原则。
第六条 社区服刑人员由其户籍地司法所接收管理。
户籍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司法所接收管理，户籍地司法所应当协助、配合。
第七条 社区服刑人员迁居的，原居住地司法行政机关转交迁入地司法行政机关接收并管理;
第八条 国家建立社区矫正经费全额保障制度。
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经费、行政运行经费、办案业务经费、业务装备经费等社区矫正工作经费列入政府公共财政支出范围，并接受审计机关的审计。
第九条 国家鼓励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企事业单位为社区矫正事业募集资金、提供实物及劳务等，对成绩显著者应给予奖励和表彰。
第十条 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主管全国的社区矫正工作。
第十一条 社区矫正工作者依法实施社区矫正，执行非监禁刑罚，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监管改造活动，受法律保护。
第十二条 社区服刑人员在接受社区矫正期间，人格不受侮辱，人身安全和合法财产不受侵犯，享有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限制的权利。
第十三条 社区服刑人员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社区矫正有关规定，服从监督管理，接受教育矫正。
第二章 社区矫正专门国家机关
第十四条 司法行政机关是依法承担社区矫正执行任务的专门国家机关。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派出机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群众自治组织应支持、配合专门国家机关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第十六条 社区矫正工作坚持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部门具体实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分工负责，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机构编制、财政等部门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单位密切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原则。
第十七条 中央、省、设区的市、县(市、区)成立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司法行政、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机构编制、财政等部门以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单位参加的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指导本辖区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第十八条 各级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落实上级部门关于社区矫正工作的方针政策;
(二)审议批准社区矫正发展规划、工作计划;
(三)定期听取社区____工作汇报，协调处理重大问题;
(四)监督、检查成员单位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情况，督促成员单位依法履行职责。
第十九条 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应当依照职能，履行各自职责。
第二十条 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组织、指导和实施社区矫正工作，制定相应的制度;检查、考核社区矫正工作实施情况，并会同有关专门国家机关共同做好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监督工作，提高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质量;组织、招聘、培训、考核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建立社区矫正工作的奖惩制度、表彰先进工作者，惩处违纪违规行为。
第二十一条 监狱管理机关对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在押服刑人员，应当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准确办理暂予监外执行;对符合假释条件的在押服刑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及时报请审判机关裁定;对确属不宜在监外执行的社区服刑人员根据社区矫正工作机构的建议，及时收监执行。
第二十二条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对刑事被告人、罪犯适用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非监禁刑和非监禁刑罚措施，依法对社区服刑人员适用减刑，假释，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撤销假释或暂予监外执行、收监执行等司法奖惩措施。
对于可能适用社区矫正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委托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开展审前调查，并在审判过程中参考吸收审前评估报告建议。
第二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对社区矫正工作实施全程监督，维护社区服刑人员的合法权益，预防和打击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保证社区矫正依法公正实施。
第二十四条 公安部门应当配合司法行政部门依法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考察;对重新犯罪的社区服刑人员，及时依法处理。
第二十五条 民政部门应当将社区矫正纳入社区建设和社区管理之中，指导村(居)民自治组织参与社区矫正，对符合条件的社区服刑人员给予低保救助，为特困社区服刑人员提供临时救助和生活帮扶。
第二十六条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依托公共职业介绍、就业培训机构，为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社区服刑人员提供职业培训和就业指导，进行创业帮扶，积极争取就业机会。
社区矫正法实施的基本信息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关于印发《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司法厅(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监狱管理局：
为进一步规范社区矫正工作，加强和创新特殊人群管理，根据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总体部署，在深入调研论证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现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对于实施情况及遇到的问题，请分别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
『柒』 社区矫正法出台对司法行政人员有什么影响
完善现行法规规定，让社区矫正工作开展有法可依。
明确社区矫正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具有法律性质和地位，赋予其法定职能、职责和职权。
社区矫正人员脱管追查将有法可依有保障。
『捌』 社区矫正法何时出台
2015年司法部将推动制定社区矫正法，完善社区矫正法律制度，建立健全监狱刑罚执行和社区矫正相互衔接、统一协调的刑罚执行体系。
社区矫正工作从2003年开始试点,目前已经进入全面推进的阶段。据相关数据,我国社区服刑人员已达73.9万人。
现行有效的是2012年3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社区矫正法》还未开始制定。
根据司法部法制司介绍,2015年,司法部将根据方案部署,完善社区服刑人员监督管理和教育帮扶措施,进一步完善社区矫正工作体制机制,加快制定社区矫正法。推进监禁刑罚执行与社区矫正协调衔接,推动建立符合司法规律、统一完备的刑罚执行体制机制,更好地发挥刑罚功能作用。
『玖』 被判缓刑的人可以跟团出去旅游吗
缓刑，也称为暂缓执行刑罚，它不是刑罚的种类，只是刑罚执行的一种专制度，是指人民法属院对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其犯罪情节和认罪、悔罪表现，认为原判刑罚可以暂缓执行，规定一定期限的考验期，在考验期内没有发生法定的撤销缓刑的情形、原判刑期不再执行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有些人的缓刑期间比较长，自己长期在一个环境中闷得慌，就想要趁着假期跟亲朋好友出省去旅游。但自己还在缓刑期里，有很多事情都不能做。那么，缓刑期间旅游几天可以吗?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二)按照考察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三)遵守考察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四)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考察机关批准。因此，如果能得到批准，缓刑期间也可以出去旅游。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五条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二)按照考察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三)遵守考察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四)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考察机关批准。
『拾』 社区矫正的写入刑法
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了对判处管制、缓刑以及假释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标志着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确立，为改革完善我国刑罚执行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社区矫正写入刑法有以下五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从刑事立法精神上有力地回应了国际社会行刑社会化的要求首先，从刑罚目的上看，我国现行刑法理论在刑罚适用与执行上强调惩罚与改造相结合。此次社区矫正明确在刑法中加以规定，从立法上明确确立了行刑社会化理念，使得社会化行刑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其次，从刑事政策来看，社区矫正的立法，也是贯彻落实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充分体现了我国对犯罪分子”教育、感化、挽救”和”惩罚与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和政策；这是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也是对完善中国特色的刑罚执行制度的有益探索。最后，社区矫正写入刑法顺应了国际社会行刑社会化的潮流。1955年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一届联合国防止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上通过了《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其中第61条明确指出：”囚犯的待遇不应侧重于把他们排斥于社会之外，而应注重他们继续成为组成社会的成员。”《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即《北京规则》）明确指出：”应当充分注意采取积极措施，这些措施涉及充分调动所有可能的资源，包括家庭、志愿人员及其他社区团体以及学校和社区机构，以便促进少年的幸福，减少根据法律进行干预的必要，并在他们触犯法律时对他们加以有效、公平及合乎人道的处理。”社区矫正此次写人刑法，无疑是我国在行刑社会化发展中的一次里程碑式的规定，是对联合国公约的积极回应，表明了我国负责任大国的态度。二、确立了相辅相成的两大矫正体系自由刑在执行中的最常见形式是监禁刑。不可否认，监禁刑在预防犯罪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随著刑法理论的不断发展和人权思想的逐渐深人，人们逐渐认识到监禁矫正有其局限性，因此刑罚种类的轻缓化、处罚的轻刑化和开放化成为刑法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情形下，社区矫正随著行刑社会化的浪潮在世界各国广泛展开。如果说以自由刑取代肉体刑是刑罚执行方式的第一次飞跃，那麽，社区矫正制度又向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迈出了一大步，实现了刑罚执行方式由监禁刑向非监禁刑发展的第二次飞跃。社区矫正相对于监禁矫正来说有其巨大优越性。但这并不说明社区矫正可以取代监禁矫正。实际上，社区矫正与监禁矫正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在我国刑事立法中明确规定社区矫正，必将促进两大矫正体系的进一步协作，从而在共同预防犯罪上取得重大效果。关于二者的关系，有两点：首先，社区矫正可以弥补监禁矫正的不足。监禁矫正在预防犯罪中两大无法突破的难题：其一，监狱的相对有限与罪犯的相对无限的矛盾。从长远来看，监狱的建设是有限的，而人口是不断增长的，处于人口增长中的罪犯也是逐渐增多的，监狱矫正不可能成为预防犯罪的最终选择；从短期来看，社会某一时期，国家用于监狱投入的成本是有限的，仅就经济成本而言，社区矫正的相应成本一般不超过监狱关押的20%。实施社区矫正更加节约司法资源。社会法学派认为罪犯之所以犯罪是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所决定的。社会本身即是犯罪产生的一个诱因，选择将罪犯投入社会，运用社会力量进行矫正正是”对症下药”，实现了对罪犯的社会内部消化，有效解决行刑资源有限性的难题。以矫正工作人员的队伍建设为例，矫正要求工作人员具备矫正罪犯心理与行为的矫正知识、矫正技术和矫正能力，但是，国家刑事执行的专门矫正官、缓刑官和假释官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实施社区矫正，可以依托和借助社区的各种矫正资源和服务力量，有效应对犯罪，这既是社区矫正与监狱矫正的根本区别，也是社区矫正较之监狱矫正的最大优势。把罪犯放在社区进行矫正不仅可以减少监狱的人力和财力负担，而且可以减少国家对监狱的经济投人，降低监禁行刑的成本，缓解监狱矫正的压力，使监狱能够集中人力、财力、物力去矫正那些主观恶性较大、社会危害性较大的罪犯。其二，罪犯的监狱化与再社会化的矛盾。现代犯罪学研究成果表明，犯罪人之所以犯罪是由于其社会化进程未全面完成，而传统的监禁矫正，将罪犯投人监狱，使其隔离于社会之外，大大削弱了社会化的基本条件和环境，反而使得罪犯的社会化速度远远滞后于正常社会成员。不仅如此，将犯罪人囚禁于监狱中，还会使犯罪人无形中学到犯罪技术和技能，传播监狱亚文化，从而形成交叉感染。例如，有些初犯经过一段时间的关押，人身危险性反而有增无减。由此看出，虽然监狱的隔离功能对于具有高度社会危险性的罪犯而言是有积极作用的，但这种隔离并不能作为预防犯罪的最终手段，因为罪犯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者外，最终仍然要回归社会。对罪犯而言，隔离的时间越长，隔离的程度越高，其再社会化的可能无疑越低，再次进人社会后犯罪的可能性更大。而社区矫正正好克服了监禁矫正的这一缺陷。社区矫正将罪犯置于社会化环境下生活，使罪犯能够最大可能地承担家庭和社会责任，并在此基础上对罪犯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引导和行为规范，促进罪犯形成健康的社会人格，实现再社会化，使罪犯最终能够以普通社会成员的身份，顺利回归社会，避免监禁矫正可能带来的以消极服从、自信心与进取心重度丧失为特徵的[监狱人格”、”囚犯人格”的出现。其次，监禁矫正是社区矫正的后盾和保障。社区矫正确有优点，但适用上也有局限性。这是因为将罪犯放于社区，必然需要考虑社区的安全，只有在罪犯本身罪行较轻、人身危险性较小的前提下，才具有适用的可能。反之，如果将一些暴力犯罪等人身危险性较高的罪犯也放于社区，不但不能预防犯罪，反而是对犯罪的纵容。另外，为了保障社区矫正的效果，有必要建立起社区矫正与监禁矫正之间的桥梁，比如我国刑法对缓刑、假释罪犯违反规定的重新收监执行的规定。这不仅可以促进罪犯积极改造，而且可以使得社区矫正在适用中无”后顾之忧”，大胆适用。综上所述，矫正是理念，而矫正场所、矫正内容的选择直接体现着刑罚由重到轻的适用序列，存在著一个矫正方式上逐渐过渡的转移序列。社区矫正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也不是一个孤立发挥其矫正功能的措施，矫正目标的相同性显示社区行刑与监狱行刑是相关联的统一体。建立与监禁矫正相对的社区矫正，可以为预防犯罪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从监禁矫正和社区矫正的特点来看，监禁矫正是为罪犯关上了社会的大门，而社区矫正是给罪犯打开了社会的大门。这一关一开之间，必须考虑到矫正的系统性和延续性，使两大矫正体系之间相衔接，通过二者相辅相成的共同作用，使得行刑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刑罚效能得以增强，行刑成本得以降低。三、进一步促进了刑罚配置结构的合理化《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了社区矫正的适用类型，即管制、缓刑和假释。对此，有学者指出：”此次社区矫正写入刑法，意味著我国刑罚体系和执行制度上的重大变化，即将我国刑法中管制这种刑罚方式改成社区刑，从而以生命刑、自由刑、社区刑重构我国刑罚体系的主体部分；此外，以缓刑、假释作为连接社区刑与自由刑、生命刑的通道。”（刘宪权：2010年11月9日《检察日报》）我国传统刑罚体系中并不存在社区刑，而此次社区矫正写入刑法是否可以认为创立了社区刑，并且使得社区刑成为与生命刑和自由刑并列的刑种仍有待进一步研究。但社区矫正的引入的确促进了我国刑罚结构的合理化。以管制刑为例，管制作为非监禁刑罚，在司法实践中，其积极作用并未得到有效发挥，其规定虽然广泛（挂有管制的罪名约占罪名总数的1/4），但适用率却极低。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数字来看，2003年全国法院给予刑事处罚的共计730,355人，其中判处管制的有11,508人，占1.58%;2004年全国法院给予刑事处罚的共计752,241人，其中判处管制的有12,553人，占1.67%; 2005年全国法院给予刑事处罚的共计829,238人，其中判处管制的有14,604人，占1.76%。这其中的原因并不在于管制作为一种刑种本身不合理，而主要在于彰显管制刑本身的行刑内容出现了问题。根据我国《刑法》第39条的规定，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仅有五项义务，而这五项义务都是将罪犯作为消极的客体来看待。作为一种限制自由的刑罚执行方式，简单的五项义务的规定与严厉的监狱监禁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难以有效体现管制的惩罚性，调动罪犯改造的积极性。缓刑和假释的考察监督义务也同样存在落实不力的问题，甚至许多人误认为被告人被判处管制、缓刑就”没事了”。而实际上，对缓刑犯的考察，既是正确执行缓刑制度的重要一环，也是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的重要一方面。”监督””考察”的缺失，使得刑罚的”可感性”降低，难以对罪犯造成应有的心理压力和必要的行为约束。以上这些问题最终导致管制、缓刑、假释成为司法机关不太愿意采取的刑罚手段，对于既可判处监禁刑又可判处管制刑的犯罪，一般都判处监禁刑，以致造成了罪刑结构的失衡。因此，为了充分发挥管制、缓刑、假释在矫正犯罪人和降低我国刑罚严厉性方面的积极作用，必须在立法上对其内容加以完善。此次《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对管制、缓刑和假释适用社区矫正，就使得非监禁刑罚执行具备了实质内容，管制、缓刑、假释的适用效果也必将得到改善。从近几年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成果来看，”缓刑没事”的局面已经逐渐有所改观。社区矫正的立法化，将进一步促进我国刑罚结构的合理化，给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发挥提供更大的空间，将促使非监禁刑罚执行考察落到实处，真正发挥管制、缓刑、假释的作用，使得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非监禁刑罚执行中切实得到体现。四、督促社区矫正配套立法的尽快出台在开展社区矫正的国家，一般而言，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均明确规定了社区矫正执行的刑罚种类、刑罚适用和执行制度，以及各种社区矫正措施适用的程序、步骤及刑事执行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2003年社区矫正试点开展至今，在制度规范层面，仅有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 2004年5月司法部制定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2005年1月[两院两部]联合发布的《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和2009年9月”两院两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等文件。地方试点工作中则建立了规范社区矫正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制度、相关部门之间衔接配合的制度、社区矫正工作基本流程以及部门内部日常管理制度等。诚然，这些都为社区矫正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为社区矫正的立法化及深入开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我国社区矫正之所以迟迟未予正式立法，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国外社区矫正的实际情况并没有统一的说法，如美国的社区矫正，虽然从有关规定来看，社区矫正是作为一种刑罚，但在实践中则更多的体现为一种非监禁执行方式。社区矫正的性质不仅是非监禁刑的刑罚执行，而且也包括了各种非监禁措施的落实及矫正项目的实施。而英国社区矫正是作为独立的刑种，包含了一系列社区矫正令。日本的社区矫正是作为保安处分，主要是缓刑、假释和假释人员的安置帮教，缓刑、假释期间的监管、矫正与保护活动。其二，受国外立法复杂多样的影响，国内学说纷纭。如”刑事执法活动说”，”非监禁式的行刑方式和处遇措施说”，”罪犯处遇新趋势说”，”行刑、矫正和福利性质说”，”保安处分及刑事政策说”，如此等等。理论研究上的众说纷纭，使得社区矫正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未能明晰，立法基础不太牢固。因此我国在社区矫正的引入中并没有草率先予立法，而是采取”先实践后立法”的方针，根据实践中社区矫正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来进行立法，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自实践”的原理。根据7年来社区矫正在全国试行的具体情况，社区矫正作为管制、缓刑、假释等的执行措施，有效地降低了罪犯的重新犯罪率，帮助罪犯复归社会，营造了和谐的社会氛围。至此，社区矫正作为管制、缓刑、假释执行措施的地位已经可以明确。所以，此次《刑法修正案（八）》将”社区矫正”写入刑法，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是对社区矫正性质的肯定，必将推动社区矫正相关制度如具体项目设置以及社区矫正队伍建设等的配套立法完善。以社区矫正的内容为例，根据”两院两部”2009年9月联合发布的《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其中涉及社区矫正内容的规定可以归纳为三方面：第一，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矫正；第二，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第三，对社区服刑人员的帮困扶助。以上三方面虽然对社区矫正的内容提出了要求，但仍然是一种抽象的原则性规范，并不能表明社区矫正已经具备了具体明确的内容。因为无论是教育矫正，还是监督管理、帮困扶助都并非社区矫正的”专有性”内容，监禁矫正同样存在教育矫正和帮困扶助的要求，所以从内容上来看，除了执行场所的变更，关键在于内容上如何利用社区的力量。以如何利用社区力量为基础，对社区矫正的内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为”严”，一为”宽”。对于从”宽”，从开设学校教育等帮助性项目角度来讲，社区矫正应当是开放的体系，具体的立法完全可以由其他行政法予以补充。但是从”严”，因其可能涉及”人身权利”的限制，社区矫正的项目还有待刑事立法的确认。例如，目前司法实践中普遍针对社区服刑人员组织公益劳动，但立法却没有类似的规定，因此劳动如何与矫正相结合，还需要进一步通过立法来明确。总之，将社区矫正写入刑法，确立社区矫正的刑法地位，社区矫正的一系列配套措施才有可能紧锣密鼓地跟上。而刑法的规定，也必然需要配套措施的侭快出台予以配合。所以，继刑法规定社区矫正制度之后，一部系统的《社区矫正法》势必令人引颈期待。五、促进了行刑权的统一《刑法修正案（八）》删除了公安机关作为管制执行以及缓刑考察、假释监督主体的规定，从立法的实然来看，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尚处于”空白”状态。对该问题的解决需要结合我国社区矫正的特殊背景来解释。这根源于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出现”双重主体”的现实，这一现象引发了实践中的许多现实问题，多为学者所诟病。立法者此处的修改之意应是对双重主体的模式给予了否定，但是具体由哪一主体来执行，目前理论上存在三种观点：由公安机关执行，由司法行政机关执行，抑或建立一个全新的机构。公安机关作为国家公共安全的管理和保卫机关，任务繁重，再把社区矫正交其执行，实在困难很大。加之，从促进罪犯与社区联系的角度来看，公安机关的侦查性质决定了公安机关与犯罪人之间存在尖锐的情绪对立和矛盾冲突，罪犯会因为侦查人员的侦查、拘留、逮捕行为产生强烈的排斥感，这说明不太适宜由公安机关执行社区矫正。根据对行刑权统一的研究，学者们多赞同统一由司法行政部门执行。也就是说，应当由司法行政机关执行社区矫正。理由是：首先，从理论研究来看，由司法行政机关执行社区矫正符合理论研究的结论。长期以来，在对刑事司法职能分配方面，已经达成这样的理论共识：侦查权、起诉权、审判权和执行权应当分别由公安、检察、审判和司法行政机关行使。由司法行政机关执行社区矫正，符合理论共识。其次，从实务状况来看，由司法行政机关执行社区矫正也符合中国现实情况。从我国司法行政机关职能职责的现状来看，我国司法行政机关本身具备刑罚执行职能，具有管理、矫正罪犯的资源和经验，可以满足矫正的“技术性”“专业性”的要求，无需从零做起、另起炉灶。另外，对于缓刑犯、假释犯而言，社区矫正面临著与监禁矫正链接的问题，两大矫正系统的统一有利于对服刑人员不间断的可持续的教育改造，能取得较好的矫正效益，体现系统的整体功效。基于此，世界各国行刑权都已逐渐走向统一。因此，赋予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执行权力，将监狱行刑工作与社区矫正工作整合于一个统一的权力系统之中，有利于加强二者之间的联结和互动，取得行刑效益最大化，也与笔者在前面所提到的确立两大矫正体系的观点相呼应。当然，司法行政机关在实行社区矫正时，也需要得到公、检、法等机关的配合，这是自不待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