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法治指数
1. 你认为为什么一定要减少贫富差距
我觉得一定要减少贫富差距，因为如果贫富差距变大的话，这会引起社会矛盾，而社会矛盾的引起就会造成整个社会的混乱，使整个国家的基础变得动荡，人们的生活都会受到了损害
2. 能不能跳出西方灌输的思想的桎梏
能不能跳出西方灌输的思想的桎梏，真正理性地去思考一下，别人宣扬给你们的是不是真正的民主？是否真的符合逻辑和事实？？
先给文章总结、懒人包：
1、平等不等于平均，一人一票忽略个人能力差异，全都一票绝对平均，是最大的不平等。
2、人类的权利是基于平等的原则来分配的，任何权利都是和能力、付出等挂钩的而不是平均的，同样政治权利也是如此。
3、一人一票违背人类人才选拔的普遍规则。任何行业的人才都不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一人一票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4、多党制是推卸责任的最佳方法，真正幕后权力者毫发无伤。
5、选领导人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人民利益，这才是最终目的最高民意，因此，符合人民利益就是民主。
6、所谓民主是精神需要，但是精神需要不是妄想，也是跟你的能力挂钩的。
7、发达与一人一票无关，大多数实行一人一票的国家都不是发达国家。
8、政府清廉是靠法治，和一人一票等权力来源的方式不是一回事。
9、所谓靠选票去监督，是最不靠谱的方式。
下面是详细内容和论证过程：
1、一人一票危害了“人人平等”。
很多人把“平等”和“平均”混淆一谈，
事实上，平等指的是人格平等，并非权利相等，具体的体现就是公平，而不是平均。而“平均”往往是不公平不平等的，平等和公平的体现恰恰来源于不平均。
就如大学入学，任何国家，都有一套筛选学生的方式，高考、会考、成绩积点……等。什么能体现考生之间的平等？那就是公平！即每个考生通过自己的实力去竞争，最后的结果和回报根据考生学习能力来划分，学习好的上好好学校，学习差的只能去差学校，甚至落榜。这个结果就是不平均的，但是公平的，体现了学生之间的平等。
如果搞平均主义，学生无论学习多差，都能上好学校，这就是对学习好的学生不公平，就根本不是平等。
所以，一个公平的社会，是有多少付出就有多少回报。如果付出和不付出，都同样的回报，那么这就是个不公平的社会。
而一人一票，无论你是刻苦努力，还是游手好闲，无论是学富五车，还是目不识丁，全都是相同一票，无论你付出多少努力，都跟不努力的人一样，一票平均。这就是一种绝对平均主义，相当于能力差付出少的人占了能力高付出多的人的权利，这就是最大的不公平！所以，一人一票，其实严重危害了人人平等。
2、人类的任何权利都是和能力、付出等挂钩的，这样才体现了平等和公平。政治权利也不例外。
你行使和你的能力、付出匹配的权利，才真正是维护了自己的权利。
上面的考大学是一个例子，即便是公司里股东大会选总裁，那也是一股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投票权和你的投入是挂钩的，这也是体现了公平。
政治权利是人民的需求。人人都有参政的权利。你当然有选举权。但是就如其它任何权利一样，权利大小是跟能力水平挂钩的。
如医生可以诊病主刀，护士就不能，建筑设计师能从事建筑设计，但建筑工人就不能，只能做搬砖一类的活。这是分工，不管你是设计还是搬砖，都是参与，只不过参与的位置、权利和你的能力挂钩而已。
这并非歧视，也并非不平等，而是能力水平决定。
建筑设计师之所以能拥有从业资格和职位，那也是经过考试、考核、实践等多个选拔步骤筛选出的，而筛选他们的是建筑领域的专家，而不是建筑工人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因为建筑工人没有相应的专业修为去选拔设计师级别的人才。
同样，国家级的政务，对专业水平的要求极高，
要说建筑工人从事建筑多年，还对建筑领域多少有些了解，而绝大多民众并非从事政治领域，政治修为就更低的多，对政治的理解犹如小学一年级学生水平让一年级小学生去选拔犹如“教授”、“院士”级别的国家领导人，岂不是荒谬？
因此，不否认每个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像其它任何领域一样，你权利的大小是和你的能力挂钩的。
而量化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大小，就是决定你可以选拔哪个级别的政治人才，而不是一步直达直接选拔国家级领导人。层层选举而不是一步到位直选，才是最优秀最合理的选拔方式。
就像普通工人可以选工头，但不能选总工程师一样，总工程师得让更高水平的人选拔。
所以，让民众参与选举，但限制于地方人大代表或预设前提的选举是合理的，这是水平所限，并非权利的限制或剥夺。
3、 人类任何行业任何领域没有一个是采用一人一票普选的方式来选拔人才的。
全是通过专业的机构以考试、考核、评估、公示等方式来选拔人才，是内行选内行、精英选精英的模式。
因为选拔本身就是一种专业能力，不是每个人都能当伯乐的。就如博士，能选拔他的也只能是答辩委员会的5-7个本领域专家。没有一个领域的人才是靠外行一人一票来投出来的，
各行业各领域，全没有一人一票，难道各参与者都被专制被独栽了？难道这些行业领域全都无法被监督？无法服务于民众了？
这并不是说民众素质不够，只要人类社会有分工，就有外行和内行之分。民众是各司其职，各有各的专业领域，在自己领域里当然擅长，但出了其专业，就是外行。就如你让医学博士去看摩天大楼图纸，他就是个睁眼瞎，能让他选拔建筑师吗？你让飞机设计师去看手术图片，他也是个睁眼瞎，能让他选拔外科医生吗？
同样，政治是极为专业的事务，对政治人才的素质要求极高，特别是国家级别的领导人，要兼顾社会、经济、军事、外交等内外复杂的矛盾和利益，没有专业的经验和素养是不可能胜任的
而普通民众有几个懂政治的？(不是说民众素质不够，而是因为社会有分工，即便是民众个个都是博士，也有不同的专业，在其专业之外也是个外行)
让民众去选拔对能力和专业要求极高的国家领导人
这不是典型的外行选内行吗？
就像博士不让专家教授答辩，而让路人一人一票决定学位给不给、医生不是以专业机构考核出来，而是让不懂医的路人投票决定医师资格给不给、建筑师资格让不懂建筑的民众投票……，这是对社会对民众负责任的做法吗？
为什么西方却采用这种“一人一票”这种方式而且满世界宣传？
因为事实上，“一人一票”是把选拔专业政治人才的责任交到绝大多数根本不懂政治的民众手上，而且又是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人群中少数真有政治头脑的人也被其它不懂政治的多数人所稀释，不起作用。
这种典型的外行选内行，实际上决定权根本不在民众手上，
就是因为民众根本不懂政治，所以，只要控制了舆论，就可以控制民众的思维，进而左右选举。
忽悠精英很难，但是忽悠民众那是太容易了，
就如一个不懂医的人想当医生，忽悠专业医学机构肯定是过不了关，但若是采用一人一票的方式，靠满嘴忽悠口舌生花，那还是能忽悠大多数不懂医的人，不出胡万林、张悟本之流的骗子才怪。
所以，陈水扁两颗玩具子弹就可以玩几百万选民于鼓掌，少数能看出蹊跷的人手上的选票也被稀释不起作用。
因此，“一人一票”不过是利益集团把持政治的一种手段。
4、“多党制”，又是进一步忽悠的手段。
同一个金主可以操纵不同的党派，
通过这些党派垄断候选人，
保证选举结果都在自己手中，
比如美国每次选举，都是为两党的候选人垄断（其它人参选白参，肯定选不上），但是候选人怎么出来的？？这不是人民定的。
只要选项是人家给出的，无论你挑哪个都是人家的人，
就是个骗局
而尽管美国议员是民选的，但美国国会的支持率，常年只有2成，反对率高达8成，就是个逆民意的制度。而且资本游说议员是合法的，这就使得国会成了财团的工具，国会里的所谓党派竞争，实际上是傀儡戏法而已。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可以花十几万亿美元去中东烧炮灰、给华尔街填金融窟窿，甚至数千亿美元军援一些国家的独裁者，而两党在这些事上空前的默契，而让他们兑现医改方案，拿出区区几百亿来给穷人买医保，却闹到政府关门也实行不起来。
而且在执政过程中多党制可以作为责任推卸的方式，把权力从左手倒到右手。民众只看到自己的不满造成政府轮换，看不到轮换后的政府背后还是同样的利益集团。
这届政府搞砸了，人民愤怒
怎么办？
主子再推出另一个代言人党
你们再重新选吧，那个让他下台，这个你可以选
结果人民以为自己胜利了，民怨暂时平息了
然后周而复始
这个闯祸，让那个上，那个闯祸，再换回这个
无论代言人怎么换，背后的主子还是纹丝不动
这怎么就不是骗局了？
就如美国的金融危机，闹那么大，却连责任人都找不到，
但华尔街还是华尔街，照样赚的盆满钵满。
不过不少美国人也真的明白过来了，所以人家不去白宫闹了，直接去占领华尔街，因此知道谁才是真主子。
话说回来了，很多人诟病中国的一党制
认为一党是绝对的权力，
但是绝对的权力的另一面就是绝对的责任
责任你躲无可躲，不可能向两党那样轻易推卸责任
为了不让人民不满，只能往好里做。
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如美国等，
对中国这个禁运哪个调查
真正的好东西如高科技，生怕中国得到
但是却不遗余力地一再向中国推销美式民主
就是因为中国如果着了道
他们也可以同样的方式扶植代言人、傀儡政权。
5、什么是判断是否是真正民主的标准？
符合人民利益就是民主，而不在于形式！
民主是个固有词语，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它的意思。
关于判断民主的标准，有人完全按照西方标准说看是否有普选、有三权分立、有言论自由，来作为民主的标准。
但这些无一不是形式，并非本质。
比如一人一票选总统，是为了选总统而选总统吗？不是，而是指望这个总统能让自己生活幸福、境遇改善。
三权分立也是，为的是保障法制，保障法制的目的也是为了人民生活幸福。
言论自由也是，为了群众能提出意见，也是为了人民幸福。
所谓人民参政议政，也是为了人民生活幸福。
因此，人民生活幸福才是最终的目的，是最高的民意。
只要符合这个最高目的和最高民意，才是民主
换句话说，只要符合人民利益，就是民主。
其它所谓的民意，都低于这个最高民意，也必须服从这个最高民意。
比如你选谁当总统，那只是你一个阶段性的民意，也只是为了实现最高民意的一个手段，如果不能达到符合人民利益的目的，即便总统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那也根本不是民主。
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些国家，一人一票、议会制、三权，这些形式都学全了，但是却无法达到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目的，甚至连最基本的社会稳定、人民生命有保障都做不到，也就是说，根本不符合人民利益，这也根本不能叫做民主。
就如对岸台湾省，也是什么形式都学全了，但是选出的领导人都是什么货色？日本种李登辉、“美国驻台行政长官”代表美国利益的贪污犯陈水扁、支持率9％人称白痴的马英九
造成社会发展停滞，人民薪水17年不变
经济由搞西式制度之前占大陆的40％，变成今天的仅有二十分之一
这样符合人民利益吗？
符合最高民意吗？
这能叫民主吗？
只要符合人民的利益，就是民主
而不在于所谓的选票、多党等形式
作为政治外行的绝大多数民众，对自己的利益所在也很难把握清楚，特别是长远利益的保障，需要一定的政治眼光。
如果盲目依照民意，最后可能反而损害人民自己的利益，这能叫民主？
就如医生也会限制病人的行为，可能不符合病人的意志，但绝对是为了病人的利益，你能说病人就是医生的奴才？
父母师长也会限制孩子的行为，也是为了孩子好，难道你能说这孩子就是老师的奴才？
6、所谓民主是精神需要
采用层层递进、水平提升的间接选举，就已经可以满足人民的民主精神需要了。
因为精神需要不是妄想，同样和你的修为挂钩。社会不是根据你的妄想而满足你的精神需要的。
就如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这个"想"不是妄想。你想当将军，你必须有当将军的能力和素质。
你妄想当将军，这不叫精神需要，这叫白日做梦。
你要想当将军，要从班长、排长、连长……扎扎实实地起，其中的每一步中的努力和目标追求，才是你真正的“精神需要”。
7、有人说发达国家大都是一人一票、多党制，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同样，最落后的的国家也大都是一人一票多党制，如卢旺达、阿富汗。
而那些所谓的发达国家，没有一个是靠今天的这种西式制度而发达的。比如美国二战后就是老大了，但是种族隔离制度一直实行到60年代，到1965年选举法案出台后才有真正的普选；英国，上议院把持到50年代，而到今天上议院议员都是世袭的，它当老大的时候在搞羊吃人、种族屠杀；瑞士，妇女到1971年才有选举权。
而第三世界国家搞西式制度而发达的国家凤毛麟角，甚至几乎没有。例如韩国，成为四小龙的时候是军政权独裁时期。台湾省，两蒋世袭的时候也是四小龙，90年代搞西式制度，经济停滞，经济由占大陆的45％变成今天的不到5％。
西方建立真正的一人一票、多党制，那已经是70年代以后了，不过短短的几十年，还远没有经过历史的考验。而且事实是，实行这些年以后，西方也明显开始衰落，如美国经历金融危机，至今靠借债度日，欧洲至今在欧债危机中尚未走出，而欧债危机的根源，就是希腊政客为了讨好选民不负责任的掩盖问题、层层加码许诺的恶果。
因此，这种制度是不是真的适合西方自己，都有待考验。遑论普世。
结语：作为政治外行的民众，在治理国家过程中的角色，可以在法律框架内起到沟通、提供信息和权力监督的作用，或者在初级的地方人大代表或村级的层面参加投票选举，一级级选出更高级的政治人才，保证执政专业度的逐级提升。并且在法治化进程中发挥每个人的作用，培养整个社会的法治精神。
这才是我们国家的体制需要完善的地方，而不是要引入某些人鼓吹的普选和多党制而沦为资本利益集团的工具。
8,一人一票、多党制和政府清廉并无相关性。
防止和治理腐败，是靠权力监督，属于法治范畴，而和权力的来源方式不是一个概念。
政府清廉程度，和国家的法治水平、社会发展水平相关。
世界178个国家，多年来中国腐败排名70-80位，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属于中等偏上，在同一发展水平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属于情况比较好的。
那些最清廉的国家，绝大多数也是发达国家，其社会制度经历了至少百年的完善，法治完善是清廉的主要因素。
而同样，全球最腐败的国家，绝大多数也是实行一人一票、多党制制度的国家。
而亚洲，最清廉的国家就有卡塔尔、阿联酋。但它们都是酋长世袭的封建制度，严禁任何政党行为，遑论选票和多党制。但它们比台湾都清廉的多，比印度、菲律宾更强的没边。就是因为其法治完善，如阿联酋，法治指数全球排二十多名，与发达国家水平相当，虽然那是封建法治，如歧视女性、必须符合古蓝经等。
另外，腐败不止是政府范畴，其它拥有实权的都会腐败。如华尔街的腐败举世皆知，连发行美元的美联储都把持在他们手中，可谓掌握美国国家命脉，但他们搞出金融危机也没有任何人担责，反倒通过国会强行拿纳税人的钱给自己填窟窿。就是因为，美国虽然三权分立，但是没有一权可以抗衡华尔街，反倒成了他们金钱捕获的工具。
因此，我们国家真正需要改善的就是法治化水平。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法治化不仅仅是法律条文的完善，还涉及到社会每一个人的法治精神。
一些法律的制定也需要时间。
如官员财产公示制度，需要大量调研和试点，而且要建立在社会信用制度的完善的基础上，不然仓促实行，反倒迫使大量赃款通过法律漏洞转移或漂白。如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也早就实行了财产公示制度，但是比中国的腐败还要严重。
就如美国，关于官员财产公示制度，20世纪初就有提案，但到60年代才开始制定相关法律，到80年代末还有四分之一的州没有实行，前后酝酿了差不多100年。
而我们国家，80年代有提案，现在已经有不少法律出台，一些地方已经开始试点，相比之下还是要快的多。
9、很多人认为，有了选票，就能够监督官员了。实际上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区。实际上，靠选票，是最不靠谱的方式。世界上腐败排名倒数的国家，绝大多数是有一人一票选票的。
其一、选票只能是四年一次，所谓如果“他胡作非为，下次就不选他”，这种反而是最不痛不痒！反而是推卸责任的最佳方式！
四年时间短？足够他折腾够呛了吧？但民众的反应只能是4年后不选他，这不就如同遇到骗子，被骗了大量财富和时间，受害者的反应只能是“几年后的下次不找他”，那骗子不就乐得其所？更何况，最多任期两届，第二届的时候，反正不会再参加下一次选举，民众连“下次不选他”这机会也没有了。
其二、所谓“因为民众决定了当政者的去留，所以当政者为了民众的支持不会胡作非为”。更加可笑！谁真正决定了当政者的去留？？民众只是最后一步选举阶段才有二选一的权力。而之前，谁扶植他当候选人的？谁出钱为他大力宣传的？这不是民众决定的吧？你得罪了财团，连候选人都当不成！
更何况不从事政治没有政治素质的民众，很容易被财团媒体控制的舆论左右。就如陈水扁，两颗玩具子弹都能玩民众于鼓掌（也可见，所谓“下次不选他”是多么不靠谱，关键时刻一点小动作就可以让大多民众改变，少数看出蹊跷的有政治头脑的人也被“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掩盖）。
可见，民众也只是在人家给好的选项中挑一个而已，选项是人家定的，不管你选谁，都是人家事先给好的。这真的是决定权在民众吗？？
就如美国的选举，一直以来都是为两党垄断，总统都是来自两党的候选人。而谁能让你当上两党的候选人？超级党代表及他们背后的财团说了算。得罪了他们，你连候选人都当不成，遑论当总统？
即便你当上了总统，就如肯尼迪，是美国历史上支持率最高的总统？可那又怎样？光天化日电视直播之下被杀掉，相关资料竟然被FBI封锁当机密要到2039年才公开，真凶至今逍遥法外，杀了总统，竟然还轻易动用国家机器摆平了。可见真正的权力在谁手中？谁才有真正的决定权？？
其三、真正起监督作用的是法治。如陈水扁下台后被捕，那不是靠公投，也不是靠选举，而完全走的是法律途径。弹劾克林顿也是由独立检察官发起，走的也是法律程序！哪里靠的是选票？？
而法治和一人一票无关。就如阿联酋，是禁止政党存在的世袭君主制，但是法治指数比台湾、意大利都高，清廉指数也在亚洲排名前列，超过台湾。
其四、“因为有了选票和监督，就像有了方向盘，国家就可以在前进中修正自己，以免误入歧途，这就可以使国家长期保持活力”
笑话！那美国怎么还搞奴隶制一百年？种族隔离两百年？还一而再地暴发金融危机找不到解决之道？欧洲还继续深陷危机？就如希腊，一届届选举人反而使国家一步步走向深渊，更遑论更多实行一人一票的第三世界国家，多少国家已经积重难返？就连表现还不错的印度，长期的种姓制度就无法被撼动。所谓的“以免误入歧途”，真的是你想象的那样吗？？能不能有点理性思考而不要去想当然地喊口号？？
其五、人类任何领域，不管是教育、医疗、建筑，还包括司法等公共权力机构，它们也都是服务民众，与每个民众的利益相关。但没有一个是用一人一票来选拔人才和管理者的。按你的逻辑，难道这些领域都无法良性运行？无法被有效监督？
这是转载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3. 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区分标准是什么
评价标准主要是这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一个国家核算期内（通常是一年）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与这个国家的常住人口（或户籍人口）相比进行计算，得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各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标准，为了更加客观的衡量，经常与购买力平价结合。就能核算国家发展水平。
发展中国家指经济、技术、人民生活水平程度较低的国家，与发达国家相对。发展中国家的评价标准主要是这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相对比较低，通常指包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及其他地区的130多个国家，占世界陆地面积和总人口的70%以上。
发达国家是指那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技术较为先进、生活水平较高的国家。另外，也称作工业化国家、高经济开发国家。发达国家的普遍特征是较高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工业化水准和生活品质。
(3)人类法治指数扩展阅读：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方法：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总产出（即GDP总额，社会产品和服务的产出总额）/总人口
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核算期内（通常为一年）实现的生产总值与所属范围内的常住人口的比值（当前流动人口成为全国或地区经济贡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决不能忽视，故用户籍人口作为比较指标是不科学的）。
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国民收入会经常被比较，除直接比较外，亦会计算人均的国民收入，以增加其可比性。而不同地区的国民收入通常会以本地货币计算，所以需要以当期的汇率先作转换，另外亦有一些做法是以购买力平价作转换，以避免可能汇率的扭曲。
4. 简答题：什么叫经济增长通常有哪些指标反映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国民收入的增长其基础是技术进步、制度变革和意识形态的调整。是指一国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即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加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
（1）经济增长通常是指宏观经济增长，即一国在一定时期内产品量和服务量的增加。（2）决定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
一是投资量。一般情况下，投资量与经济增长成正比。
二是劳动量。在劳动者同生产资料数量、结构相适应的条件下，劳动者数量与经济增长成正比。
三是生产率。生产率是指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利用的效率。提高生产率也对经济增长直接作出贡献。
三个因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大小，在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阶段，是有差别的。一般来说，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或阶段，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或阶段，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
2．实现较快经济增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量度经济增长速度快慢的指标是经济增长率。
（2）我国实现经济较快增长的必要性在于：
第一，现在我国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总量和人均量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只有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才能逐步赶上并最终超过它们。
第二，我国人民现在的生活水平不高，生活质量比较差。只有实现经济较快的经济增长，才能较快地增加人民群众的收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第三，我国目前也面临着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失业、社会保障、环境污染等)，没有较快的经济增长也难以解决。
（3）我国经济实现较快增长的可能性在于：
第一，资源条件比较有利。(可以从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资金积累的潜力等多方面进行分析)
第二，制度条件良好。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建立，为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创造了根本性条件；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是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强大推动力。
第三，国际条件有利。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的条件，为我国开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加快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3．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1）科学技术是知识形态的生产力，它一旦加入生产过程，就转化为物质生产力。科学技术在当代生产力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技术进步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
技术进步通过两种途径来推动经济增长：
一是技术进步通过对生产力三要素的渗透和影响，提高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
二是在高科技基础上形成的独立的产业，其产值直接成为国民生产总值的组成部分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
（2）我国实现技术进步的途径：
第一，从我国国情出发，实施正确的科学技术发展战略。
第二，着重发展关键技术。
第三，改革科技体制推动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国内生产总值是反映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
5. 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标准是什么
法律分析：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8000美元。
发达国家的普遍特征是较高的人类发展指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工业化水准和生活品质。借由开发自然资源也可以达到较高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类发展指数，但未必属于发达国家（比如卡塔尔、文莱、沙特阿拉伯等国）。
发达国家大都处于后工业化时期，服务业为主要产业，而发展中国家则大都处于工业化（制造业，也就是工业）时期，未开发国家则还在农业时代。
经济特点
一、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较高的国家，产业结构先进，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一般大于60%。
二、经济运行机制成熟，市场机制和市场体系健全，经济发展很有用很有优势，管理不错，并有比较完善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
三、经济国际化程度高，外贸对外出口方面比较多多质量总体高，外贸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占据较大份额，金融市场高度国际化，跨国公司高度发展。
法律依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3.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即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展望二〇三五年，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明显增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平安中国建设达到更高水平，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6. 英国是怎样从任职转向法治的
法治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但是，不同国家的法治道路却各有各的不同：有的国家既漫长又曲折，历经坎坷才终达目的，有的国家历经艰难曲折后至今也未实现。但是，也有的国家就比较顺利，并且较早地获得了成功，英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尽管英国的法治进程不敢说是不漫长的，但曲折的确比较少，中断和反复从未发生，堪称是一条成功之路。那么，英国的法治之路是怎样取得成功的？有何经验与启示？本文拟首先分四个关键性历史“网结”， 粗线条地追溯英国法治历程，然后就英国的法治经验谈一点个人不成熟的看法。
一、盎格鲁－撒克逊习惯法与法治的起步
英国的法治进程始于建国之时，源于古代日耳曼人的原始习俗。
公元5世纪中叶，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不列颠。盎格鲁－撒克逊人原本生活在欧洲大陆，属于日尔曼人分支。入侵不列颠之前，尚处于氏族社会解体阶段，社会秩序主要依靠原始部族习惯来维持，而维护和执行部族习惯的机构是各级民众大会，即部族大会、千户区大会和百户区大会。大会通常在称为“法律之丘”的山脚下举行，山丘之颠立一巨大石柱，象征法律的至高无上。 届时，会场四周树以木桩，用一根称之为“圣围”的长绳圈围起来，圈内之地是“和平圣地”。会议由所属区域内的全体自由民组成，开始时首先举行静肃仪式，由主持人（即各级首领或长老）庄严宣告：“余要求诸位静听，不听者禁之。”继而由一名或几名被大家公认为精通习惯的宣法者提议制裁方式，最后由全体与会自由民通过撞击武器的方式做出判决。 “法律之丘”、“圣围”、“圣地”等历史遗迹证明，日耳曼人自古就有较强的法律意识。另据塔西陀《日尔曼尼亚志》描写，古日耳曼人即便是在娱乐和赌博中，也都“正经其事地”认真对待游戏规则，“甚至当赌本输光了的时候，把自己的身体自由拿来作孤注一掷。输家情愿去做奴隶；即使他比对方年轻力壮一些，也甘心被缚着去拍卖。” 庞德认为，这种习惯体现了一种“严格法的精神”。
入侵不列颠后，盎格鲁－撒克逊人把古日耳曼人的“严格法的精神”和不成文习惯随身带入英伦，并把它们奉为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手段，于是形成了英国早期的习惯法。与此同时，盎格鲁－撒克逊人建立起了郡区-百户区-村镇三级行政区划体系和以郡法院、百户区法院为主体的公共法院(Communal Courts)体系，作为适用习惯法的机构，继续保持了古日尔曼人的大众集会式司法传统。
众所周知，习惯法不是由某个权势人物或机构所刻意制定、然后“自上而下”、“由外及里”强加于社会的“国家法”、“制定法”，而是人民大众约定俗成的产物，是自生自发的“社会法”、“大众法”。它们“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卢梭认为，习惯法是所有法律中最重要的一种，其他一切法律成功与否都仰赖于它，因为其他法律“都只不过是穹窿顶上的拱梁，而唯有慢慢诞生的风尚才最后构成那个穹窿顶上的不可动摇的拱心石。” 哈耶克则称社会自发生成的习惯法为“内部规则”，称政府立法产生的制定法为“外部规则”，并认为，“外部规则”“只对我们称之为政府的组织的成员有约束力”, 而“内部规则”“则会限定所有社会成员的许可行动的范围”， 就是说，“内部规则”是普遍的正当行为规则，而“外部规则”通常是不具备这种属性的。因此，相对于国家制定法来说，习惯法天生具有两大优越性：一是它们通常都是体现社会公意和公益的良法，因为从习惯到习惯法的演化过程，亦即社会大众对良莠杂陈的习惯进行“去恶存良”的选择过程。二是它们通常都能得到社会成员的普遍信仰和服从，即使贵为国王，也不能置身其外，更不能凌驾其上。总之，良善性和实效性是习惯法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而这两点恰恰是亚里斯多德所说的法治之法的基本要求。
由于立法权和司法权从来就没有集中于国王政府手中，而是保留在了社会大众手中，故而建国伊始英国就形成了“王在法下”的法治传统。爱德华一世时的一位法学家大胆断言，国王“根据法律而不是个人意志来引导他的人民，并且和他的人民一样服从于法律。” 该传统的一个有效保障和形象化体现就是国王加冕宣誓。从8世纪起，英国的每一位新国王就职之前，都必须跟随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提问，逐条宣誓作答，其中必不可少的几条内容是保证维护公认的习惯法、公正执法、惩恶扬善、伸张正义等。可见，英王的加冕宣誓旨在宣示国王义务和责任，这与我国古代皇帝登基大典旨在张扬权力形成鲜明的对照。如果国王背信食言，将有可能被废黜，甚至招致杀身之祸。
托克维尔曾指出，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和人生道路往往决定于可塑性最强的婴儿时期，亦即取决于第一时间接触外部世界时的最初感受。“一个民族，也与此有些类似。每个民族都留有他们起源的痕迹。他们兴起时期所处的有助于他们发展的环境，影响着他们以后的一切。” 早期习惯法划定了英国未来发展的法治走向。从此，英国就沿着这个方向义无反顾地一路走了下去。
二、诺曼封建法与英国法治的成长
1066年诺曼征服后建立起来的诺曼王朝，全盘继承了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习惯法和大众化司法传统。征服者威廉一世即位之初就广告天下：“保持爱德华国王有关土地及所有其他事项的全部法律。” 另一方面，诺曼征服加速了英国封建制度的确立，并把臻于成熟的大陆封建法引入英国。封建法的引进进一步促进了英国法治传统的成长。
所谓封建法，指的是调整封建领主与封臣权利－义务关系的规范体系，它是双方合意的产物，而不是一方强加于另一方的结果。伯尔曼曾对封建法作过法理分析，指出，领主和封臣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单向的支配与服从关系，而是一种以互惠互利为前提的契约关系，就像一种婚姻契约。 在这种关系中，领主和封臣分别享有某些确定无疑的权利，同时又分别负有某些相对应的确定无疑的义务。例如，封臣因领有领主的封地，必须效忠于领主，必须按照封地的大小向领主提供数量不等的骑士义务，缴纳继承税、助钱或其他封建捐税，必须应召出席领主封建法庭，参与或接受“同等人”的审判。反过来，领主有权传召封臣组成封建法庭，审理领主与封臣、封臣与封臣之间的纠纷案件，同时，领主也负有率军作战、维护正常秩序、保护封臣人身及土地财产安全的义务。这些权利和义务作为法律规范分别制约着双方的行为，倘若其中一方单方面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或者要求习俗、惯例规定之外的权利，则被视为“违法”行为，此时另一方有权通过法律程序要求对方改正，即投诉于领主法庭，通过判决获得救济。倘若法律程序于事无补，受害一方有权宣布解除封建契约关系。若受害方是领主，可收回其封地；若受害方是封臣，可“撤回效忠”。必要的时候，封臣甚至可以对领主兵戎相见，夺取领主的土地财产，但这只能是在法律解决彻底无望的情况下别无选择时的最后手段，而且不得伤害领主及其家人的生命和身体安全。
从本质上说，封建法属于私法范畴，它所调整的仅仅是某个领主和某个（些）封臣的私人关系。但是，由于英国封建制度的确立是诺曼征服的结果，英王不仅是全国最大最高的领主——全国所有大大小小的贵族都是国王的封臣，而且是政治上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征服者的生杀予夺大权保证了诺曼王朝对全国的有效统治。这样，最高领主和实权国君集于一身，从而使得原属私法性质的封建法实现了公法化转化，或者说公、私法在此重合在了一起。于是，作为领主的国王所承担的封建义务亦即作为封臣的贵族所享有的封建权利，实际上构成了一套约束国家最高权力的公法（宪法）规范。在这套规范下，“每一个君主都是一个权力有限的君主”。 因此，封建法意外地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工具”，成为限制王权、推动英国法治传统成长的积极力量。
据史料记载，诺曼王朝基本遵循了封建法的要求，通过每年定期召开三次的大会议和不定期召开的小会议（视为两种不同形式的国王法庭），与贵族们一起裁决纠纷和商讨国事。因此，尽管诺曼王权是当时欧洲各国中最为强大的，有封建集权君主制之称，但并未给英国法治传统带来负面影响，相反，借助于封建法对王权的限制，法律的权威和英国人的法治意识还有所增长，这从当时一位轶名诗人留下的一首法律赞歌就看得清清楚楚，他说：“法律高于国王的尊严。我们认为法律是光亮，没有光亮就会误入迷途。如果国王不要法律，他就会误入迷途。……有了法律，就会国泰民安，没有法律，就会国家动乱。法律这样说：依靠我，国王才能统治，依靠我，制定法律的人才能受到公正的对待。国王不可以改变确立的法律，他只可以按照法律激励和完善自身。依法者存，违法者亡”。
三、普通法与英国法治传统的稳固
诺曼征服带来的另一影响更为深远和重大的后果，就是由此导致的强大王权使得1154年继位的亨利二世有能力自上而下地推行司法改革，从而成功地将各地分散的习惯法和封建法统一起来，缔造出了欧洲历史上第一套具有近代特征的法律体系——普通法。正如英国著名法学家密尔松所说：“普通法是在英格兰被诺曼人征服后的几个世纪里，英格兰政府逐步走向中央集权和特殊化的进程中，行政权力全面胜利的一种副产品”。
按常规逻辑推论，既然普通法是行政权扩张的副产品，它理应成为王权的御用工具，进而成为妨碍法治进步的不利因素，但实际结果恰好相反，普通法的产生为英国的法治进程注入了新的更强劲的动力。何以如此？其根本原因在于哈耶克所说的普通法是一套“自生自发秩序”，它是王室法官在司法实践过程中通过判例的日积月累逐步形成的，而且是通过法官对既有判例的重新解释和不断开创新判例而实现自身发展的。在此过程中，王权的实际作用只是充当法官的后盾，为其造法活动提供必要的舞台和权威，而没有直接参与法律的创制与适用。因此，普通法是“法官造的法”，是“法律人的法”，它不是专断意志的产物，更不是权力的附庸，相反，它自始就具有独立于权力之外的自治性。对此，哈耶克写道：“（普通法）法官所旨在服务或努力维护并改进的乃是一种并非任何人设计的不断展开的秩序；这种秩序是在权力机构并不知道的情况下且往往与该机构的意志相悖的情形下自我形成的；它的扩展会超出任何人以刻意的方式加以组织的范围；它也不是以服务于任何人之意志的个人为基础的, 而是以这些个人彼此调适的预期为依凭的”。
在这样的法律秩序下，法官通过遵循先例原则维护着法律的确定性，同时又通过司法解释赋予普通法以与时俱进的灵活性。“法官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而变成了这个秩序的一部分。”“ 因此, 法官肯定是保守的,……他不能致力于任何一种不是由个人行为规则决定的而是由权力机构特定目的决定的秩序。法官不能关注特定的人或特定的群体的需求, 不能关注‘国家理由’或‘政府的意志’，也不能关注一种行动秩序可能应予服务的特定目的。” 所以，在英国，普通法“一直被认为是独立于政治权力机构而存在的。” 美国学者伍达德曾把这种自治属性称作普通法特有的“荣耀”，他说：“‘荣耀’是指它不把自己的存在归功于任何单个并确定的法律制定者，即以固定而有限的形式将法律颁布‘下来’的神、国王或其他制定者。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法律传统形成了它自己的生命，虽然它确实为法律职业所支配，但它仍然相对独立于政法干预，因为并不存在什么与它密切结合的‘权威性的命令’”。
法学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均已证明，法律自治是建立法治的必要前提。不过，法律自治从来就是一个动态概念，换言之，法治总是体现为法律自治程度由低到高的量变过程。一个国家走向法治的历史，也就是法律自治程度逐步提高的历史。因为我们知道，任何社会（包括国家产生之前的社会）都有某种形式的法律制度，而且，任何形式的法律制度中都包含有一定量的法治因素。然而，在不同形态的法律制度中，法治含量却是大不相同的，有的法律制度中的法治含量多之又多，多到让人们时时、事事、处处都能感受到法律的存在与威严；有的法律制度中的法治含量则少之又少，少到几近于无。对于这种含量的差异，美国法学家昂格尔曾用“出现法治”和“缺乏法治”两个稍显简单的概念来加以区别，他说，“比较古代中国和现代欧洲的法律经验”可以看出，“它们分别代表了出现法治和缺乏法治的两种极端”，而其余的“大多数文明形态始终位于上述两种极端之间。” 昂格尔的这个结论特别是关于古代中国法制法治含量最低的说法虽然有待商榷，但他试图按照含量高低排序的思路是完全可以借鉴的。总之，法制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定性分析层面上，必须借鉴数学和经济学的量化分析方法，亦即引入法治含量概念。
那么，法治含量分析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方法有没有可操作性呢？我们认为，尽管难以用数学上的精确数字来衡量和评断法治，但完全可以借用英语语言学中的“比较级”、“最高级”之类的模糊方法，先设计一个评价模型，亦即指标体系。 窃以为，这个体系模型至少应当由以下三个不同向度的变量指数组成：一是法律规范（包括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的正义公正性，即法律规范的伦理道德性。 二是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调节广度与深度，即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覆盖范围和渗透力度。其中，首当其冲的是政治生活，而在这里面又以政治权力特别是最高政治权力是否受到法律的调节以及受其调节的范围与程度最为关键。三是法律对社会生活调节过程的自治度、自主度，即法律运作的独立程度，其核心自然是司法独立。这三者可称之为“法治三维”。“三维”越高，法治含量就越高。反之，法治含量就越低。
总之，由于普通法初步实现了法律的职业自治化和制度化，法治含量高，所以到15世纪末，随着普通法制度的日臻完善，英国的法治传统趋于稳固。从此，法官们借助于有形制度的支撑，能够理直气壮地以“正义圣坛的主人”自居，勇敢地排斥包括国王在内的外界强权的干预，独立地行使司法审判权。不过，此时的英国距离法治的真正确立还有一段路程。
四、“光荣革命”与法治的确立
到16－17世纪，西方乃至整个人类的法治事业都遇到了严重挑战。此时，绝对专制主义正以不可阻挡之势风靡欧洲大陆，从西班牙、葡萄牙到法兰西、俄罗斯，纷纷走出封建割据时代，建立了以王权为中心的绝对君主专制制度。这时统治英国的都铎王朝自然不会置身国际潮流之外，也试图步欧陆专制王权的后尘。它通过宗教改革，摧毁了教会堡垒；通过“政府革命”，从体制上强化了国王政府的政治权威。在中央政府，设立了枢密院，取代了原先松散低效的谘议会。枢密院由出身社会中下层的钦命大臣组成，他们忠君不二，精明干练，成为都铎王权最得力的统治工具。在地方政府，都铎王朝扩大了各郡治安法官的职权，把他们变成了中央王权的“杂役女佣”，全权负责地方管理。在司法上，都铎王朝建立了星室法院、高等委任法院、北方法院、威尔士边区法院等一系列特权法院，特权法院依附于行政权，采用纠问制，不用陪审团。这样，一套带有专制主义倾向的政治体制建成了，王权的触角从横向说扩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纵向说伸展到最基层的普通居民。
但是，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以普通法为载体的法治传统此时已经植根于英国日常生活和文化传统中，成为横亘在都铎专制道路上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所以，都铎王朝始终未敢将专制企图推向极端，只能适可而止，自我满足于“有限专制”。 在立法和决策上，都铎诸王基本上遵循“正当法律程序”行事，对普通法法官的独立司法要求也算尊重，法官因政治原因而被蛮横罢免的事例屈指可数。 所以，在全世界都屈从于绝对君主专制的国际大背景下，英国奇迹般地独善其身，坚守住了法治的底线。难怪在都铎王权最强大的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伦敦主教约翰•埃尔默仍坚决否认女王是专制君主，因为“首先不是她在统治，而是法律在统治”。
然而，随后上台的斯图亚特王朝却没有都铎王朝那么明智和克制。该王朝信奉“君权神授”论和“王权无限”论，决心实行个人独裁统治。于是，凡是不利于国王利益的法律活动皆被取缔，“即使阅读爱德华三世时普通法法院的宗教案件审判档案也被禁止，因为（那些档案）与当时的政治相悖。” 如果案件涉及政府利益，国王经常于开庭前召见法官，施加压力，力图操纵法庭判决。有时强迫法庭把有损国王利益的案件搁置一旁，不了了之。如果法官违抗王命，则立即免职。斯图亚特王朝还利用特权法院打压独立性较强的普通法法院。大法官法院经常依据衡平法原则签发禁令，中止普通法法院的审判活动或阻止其判决生效。星室法院和宗教特权法院则成为国王镇压政治反对派和宗教异端的有力武器。普通法的主导地位及其代表的法治传统陷入生死存亡的严峻危机。
在此关头，普通诉讼法院首席法官科克挺身而出，高举法律至上的大旗，为维护普通法的独立性、反对政治权力的任意侵犯，与国王政府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坚持普通法高于一切和国王权力必须限于法律之内的原则，认为司法权只能由法官独立行使，国王绝不能干涉法院判案，更不能擅自从法院调走案件或直接裁决案件。1608年科克不畏强权、犯颜直谏的那次君臣对话，成为法治史上一段广为流传的佳话。科克的斗争尽管因势单力薄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毕竟高扬了法治精神，打击了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主义气焰，鼓舞了议会中国王反对派的士气。1620年科克被免职后进入下院，立即与国王反对派结成同盟，反专制斗争从此进入不断胜利的新阶段。1641年，议会宣布废除星室法院、高等委任法院等特权法院，剥夺了政治权力干预司法的主要手段。接着内战爆发，王政倾覆。在法治与专制的首次正面交锋中，法治原则获得了初步胜利。
到17世纪80年代，随着国内政治斗争的激化，斯图亚特复辟王朝试图重温专制旧梦，肆无忌惮地侵犯议会权力，罢免法官，干预司法，法治再次面临生死抉择，由此激发了“光荣革命”。在这一最后的决战中，法治彻底战胜了专制。1689年议会颁布《权利法案》，以正式法律的形式宣布取消国王经常用以干涉法官独立司法的法律豁免权和中止权，明确规定国王不得中止法律的实施，未经议会同意，也不得行使法律豁免权。1701年，议会又制定《王位继承法》，宣布法官只要“品行端正”即可一直任职；法官只有在议会两院的请求下才可罢免；法官的基本薪俸应予以保障，从公共财政中支付。第一个现代法治国家由此诞生。
五、英国的法治进程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经验。
第一，建立适度强大的政治权威，进而实现政治与法律的良性互动，是顺利走向法治的必要前提。虽然理论研究业已证明，法律和政治的分离，是实现法治的必由之路，但无容置疑的是，法律和政治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它们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两大核心组成部分，总是结伴而生、互相依存的。一方面，政治的有序运行离不开法律的合法性支持，另一方面，法律价值的实现也离不开政治后盾的保障。然而，同样不容置疑的是，由于政治的核心是权力，其首要目标是获取和运用权力，而法律的核心是权利，其基本价值是界定和保障个人权利，因而政治和法律之间又总是存在一定的张力和冲突。为了权力，政治有可能无视权利，压制法律；为了权利，法律必须约束权力，规制政治。所以，政治和法律既相辅相成，又相反相克。二者关系结构的不同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的进程。如果相辅相成关系居于主导地位，则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法治文明将顺畅发展；如果相反相克关系占据了主导地位，就会阻碍法治文明的进步。其中，政治因素是影响双方关系结构的主导力量，因为在二者的矛盾中，政治毕竟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质言之，如果政治权威强大适中，政治权力的作用发挥合理有度，双方便形成良性互动关系，进而推动法治发展，如若不然，后果无非两个：或者因政治权力过于弱小，无力将社会整合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法律的统一和有效实施难以保障，法治自然无从谈起；或者因政治权力过于强大，超越法律之上，变法律为自己的工具，结果就会走向法治的反面——专制。
对于英国来说，在走进国家文明后就建立起了一个适度强大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既完成了国家的政治统一，又没有吞噬掉原始民主习惯，遂使法治传统的萌生成为可能。随后的诺曼征服进一步强化了王权，但由于贵族联合力量的抗衡作用，并未强大到东方国家那种程度，从而形成了一种集权而非专权的国王政府，结果就为法治传统的成长提供了一个“左右逢源”的良好政治环境：集权性赋予国王政府以足够的力量，使它有能力通过自上而下的司法改革实现法律的统一，而非专权性又决定了它没有“过剩”的力量可以超越法律之上，致使法律自治得以实现和巩固。由此可见，建立适度强大的中央政府对于法治的生成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这是英国留给后人的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经验。
第二，法律自治的制度化建设是关乎法治成败的决定性因素。英国的法治传统虽说源远流长，但在12世纪以前，由于尚未建立自成系统的法律设施和制度，因而只能寄托于政治系统的外壳之下。既然 “寄人篱下”，难免“仰人鼻息”。在此情形下，倘若出现一个权迷心窍的政治家且决心建立专制统治，法治传统将面临生死抉择，如若不想坐以待毙，只能诉诸于人民的非法暴力反抗以求自保（如约翰王时期的武装叛乱），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合法有效的制度性手段可资利用。普通法的产生终于使这个问题得以解决。换言之，普通法的形成过程亦即英国法律自治传统的制度化过程。如果说在此之前英国的法治传统尚处于“蛹化”阶段，那么，普通法的产生则标志着它已经“化蛹为蝶”。完成制度化后，英国的法治传统终于登上不败之地。从此后，不管遇到多大的艰难险阻，它都能凭借着制度化的物质力量而化险为夷。都铎王朝在专制道路上的自我克制，斯图亚特王朝专制梦想的最终破灭，都充分显示出了法律制度化的强大威力。从这个事实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另一条具有普适价值的历史经验：制度化建设对于法治事业来说，是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因素。
第三，法律制度化的核心是自治型司法制度的建设。英国的司法制度化既早于、又快于行政制度化。早在12－13世纪，伴随着普通法的产生，英国就基本实现了司法制度化，而在行政制度化方面直到16世纪才真正启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号称是都铎专制王权的顶峰，但她既没有常备军，职业官僚也只有1000人左右，不及当时法国的一个省、中国的一个县。由于司法制度超前发展、自治“早熟”，行政制度发展相对滞后，所以，英国的行政管理在很长时期内主要通过司法渠道来完成，由此形成了行政司法化传统。这与我国行政制度发展最早、最快、最完善以及由此决定的司法行政化的传统是根本不同的。所以，中英两国的法治进程和命运也截然相反。
7. 中国全面带到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准~偶急用~谢谢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科学内涵
据考证，“小康”一词，语出《诗经·大雅》，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概念。从狭义理解，它指的是一种生活状况或生活水平，即“富有仍嫌不足，但温饱已经有余”。从广义理解，除经济生活之外，它还涉及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环境等诸多领域。西汉经学家戴圣编纂的《礼记·礼运》一书，最早描述了作为一种社会模式的“小康”状态，称：“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是为‘小康’。”在这里，“小康”是与“大同”相对的一种社会状态或理想。大同，是财产公有、政治民主、社会文明、保障健全、秩序稳定的理想社会状态；而小康，则要低一个层次，是财产私有、生活宽裕、上下有序、家庭和睦、讲究礼仪的社会状态。
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借用“小康”这一概念，描绘了中国式的现代化进程。此后，小平同志又多次重申“小康”概念，并把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的第二步，界定为达到小康。目前，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第二步目标已经胜利实现，人民生活总体达到了小康，但还只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和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
所谓低水平，是指我国目前达到的小康还刚刚迈入小康社会的门槛，也就是说刚刚“达标”。据测算，虽然截至2001年底，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超过11590亿美元（按现行汇率折算，下同），但人均GDP只有912美元，尚不足1000美元；而全国居民的消费水平更低，仅为436美元。
所谓不全面，是指我国目前达到的小康基本上还处于生存性消费阶段，以教育、体育、文化、卫生为核心的发展性消费还没有得到有效满足，社会保障还不健全，环境质量还有待提高。比如，我国城乡居民总的消费支出中用于吃喝的比重仍然偏高（据统计，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37.9％，刚刚越过小康标准的底线向富裕型迈进；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47.7％，基本上属于刚刚“入围”小康标准），而用于发展消费乃至享受消费的比重仍然偏低。
所谓发展很不平衡，是指地区之间、工农之间和城乡之间，以及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收入和生活水平还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在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诸多方面，以及小康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进展状况和达到的水平也是不平衡的。以地区差距为例，2001年排名第一的广东省的经济总量超过1万亿元，而排名最后一位的地区只有139亿元；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方面，国家统计局日前指出，若考虑农民收入中的实物部分以及城市居民收入中的隐性部分，则城乡收入差距不是3∶1，而是5∶1乃至6∶1。另据国家统计局的研究，2000年末，全国初步达到小康水平的人口是75％左右，言下之意，即使是目前这种低水平的小康也还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没有达到；截至目前为止，全国还有3000万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城镇还有将近2000万人生活在国家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等等。
综上所述，党的十六大所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是针对我国目前所达到的低水平、不全面和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状态而言的。因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内涵可概括为三个“更”，即“更高水平”、“更全面”和“更平衡”。
所谓更高水平，是指到2020年使我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要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使我国的小康社会建立在一个更加雄厚的物质基础之上。具体而言，就是要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即达到36万亿人民币（按现行汇率折算，超过4万亿美元）；而人均GDP将在人口自然增长率保持在目前水平的前提下超过3000美元，接近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实现上述目标意味着，2001年—2020年的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要保持在7.18％左右。这在我国目前经济总量已超过9万亿元人民币的情况下， 无疑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如果我国的GDP能够保持这样一个增长速度，那么我们将创造一个在人口大国连续高速增长近50年（从1978年算起）的历史性世界奇迹！
所谓更全面，是指到2020年使我国居民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获得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更为充分的满足，获得政治、精神文化生活更为充分的满足，获得优美生态环境和个性自由方面更为充分的满足，等等。这个“更全面”，体现在物质文明方面，就是使经济更加发展、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体现在政治文明方面就是使民主更加健全、法治更加完善；体现在精神文明方面，就是使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从定量指标来看，到2020年，要力争在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达到35％左右，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达到45％左右；从人类发展指数（即人类生活质量指数）来看，要使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总入学率和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均绿地面积、空气质量状况等反映人类生活质量的卫生指数、教育指数和环境指数大幅度提高，使人类发展指数超过0.8（2000年， 我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726，在174个国家中列第96位，如果到2020年我国的人类发展指数达到0.8，则可进入前60位的行列），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
所谓更平衡，是指到2020年使我国目前明显存在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和社会阶层差别等不断扩大的趋势得到扭转并逐步缩小，使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大幅度提高，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具体而言，一是要不断推进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力争2020年城镇化率由2001年的37.7％上升到50％以上；二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使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由2001年的33.6％提高到50％左右， 使高新技术为核心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出在工业总产出中占据主导地位；三是采取有力措施抑制和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四是积极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采取有力措施减少贫困人口，到2020年使我国的人类贫困指数由14.9％下降到10％以下。
总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人类自身的协调发展，其本质是富民强国、民主进步、文明和谐，亦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是与加快推进现代化相统一的目标。符合我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符合人民的愿望，令人鼓舞，催人奋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8. 如何从生态文明的系统观高度来理解人类所面临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
摘 要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全局性的社会系统工程，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诸多问题：环境污染严重、生态恶化、资源短缺，究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生态意识淡薄、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环境法律制度不健全。
关键词 环境问题 原因 生态文明建设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我国的生态环境也承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面广，任务繁重，正确认识和理性分析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问题及其原因，是搞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
1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问题
1.1环境污染严重
1.1.1水污染情况
当前我国水污染形势依然相当严峻，根据近几年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几乎所有的水资源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水资源质量存在不同程度的下降。2012年对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浙闽片河流、西北诸河和西南诸河等十大流域的国控断面中，Ⅰ―Ⅲ类、Ⅳ―Ⅴ类和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分别为68.9%、20.9%和10.2%，总体为轻度污染，主要污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和高锰酸盐指数①。
地下水环境质量。2012年，全国198个地市级行政区开展了地下水水质监测。依据《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93），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极差占16.8%、较差占40.5%，较好占3.6%，良好占27.3%，优良占11.8%。主要超标指标为铁、锰、氟化物、“三氮”（亚硝酸盐氮、硝酸盐氮和氨氮）、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等，个别监测点存在重金属超标现象。
海水污染情况。近几年，我国近海海域的污染状况呈现恶化的趋势，区域性灾害频繁发生。2012年，全国近岸海域水质总体稳定，水质级别为一般。主要超标指标为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四大海区中，黄海和南海近岸海域水质良好，渤海近岸海域水质一般，东海近岸海域水质极差。9个重要海湾中，黄河口水质优，北部湾水质良好，胶州湾、辽东湾和闽江口水质差，渤海湾、长江口、杭州湾和珠江口水质极差。
1.1.2大气污染情况
我国的大气污染的状况不容乐观，尤其是城市的大气污染状况更是相当严重。大气污染没有国界，严重的大气污染会改变地球的气候，造成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酸雨等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
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截至2012年底，全国74个城市建成符合空气质量新标准的监测网并开始监测。按照新标准对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可吸入颗粒物评价结果表明，地级以上城市达标比例为40.9%，环保重点城市达标比例为23.9%。
另外，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体验来看，2012年起一个新的名词――雾霾开始频繁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PM2.5频频爆表，人们谈霾色变，口罩的销量直线上升，雾霾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
1.1.3固体废物污染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绝大多数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都面临来自固体废物污染的严峻挑战。这些固体废物主要有：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和危险废物等。全国年产垃圾以每年8%-10%的速度递增，200多个城市出现垃圾围城的局面，2012年，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329046万吨，综合利用率为60.9%。这些垃圾产生的环境问题：一是对大气环境的影响。造成细微颗粒增加，释放毒气、沼气，造成大气的二次污染；二是对水环境的影响。渗滤液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危害水生生物，使河流湖泊面积减少，排灌能力降低；三是对土壤环境的影响。有毒液体杀害土壤的微生物，破坏土壤的腐解能力，减少耕地面积。
1.2生态恶化
1.2.1生物多样性受威胁
“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动物、植物、微生物）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包括生态系统、物种和基因三个层次。
生物多样性是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的保障。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然而，目前我国生物多样性下降的总体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生物资源过度利用和无序开发、工程建设以及气候变化严重影响着物种生存和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挑战：（1）部分生态系统功能不断退化。我国人工林树种单一，抗病虫害能力差。90%的草原不同程度退化。内陆淡水生态系统受到威胁，部分重要湿地退化。海洋及海岸带物种及其栖息地不断丧失，海洋渔业资源减少；（2）物种濒危程度加剧。据估计，我国野生高等植物濒危比例达15%―20%。野生动物濒危程度不断加剧，有233种脊椎动物面临灭绝，约44%的野生动物呈数量下降趋势；（3）遗传资源不断丧失和流失。
1.2.2水土流失严重
众所周知，我国“人多地少”，人均土地面积仅相当于世界人均土地的1/3；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1/2。我国的水土流失严重，根据《2011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11年，我国的水土流失面积大约356.9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37.2%。按水土流失的强度分级，轻度流失162万平方公里，中度流失80万平方公里，强度流失43万平方公里，极强度流失33万平方公里，剧烈流失38万平方公里。再者，耕地质量退化趋势加重，退化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40%以上。
1.3资源短缺
1.3.1水资源短缺
水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自然资源。我国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约21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目前全国城市中有约2/3缺水，约1/4严重缺水，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水资源的分布极不均衡，根据环保部门对中国内地 640个城市的淡水资源调查数据显示，有 400个城市供水不足，300个城市缺水，110个城市严重缺水，总计 2.32 亿人年均用水量不足。如前文所述，我国水资源的污染状况比较严峻，这也是造成水资源短缺一个重要原因。此外，水资源的重复利用率和有效利用率低，未来我国水资源短缺形势将更加严峻。 1.3.2能源短缺
能源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支撑，从总体来说，我国能源资源总量比较丰富，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不断加大，能源消耗与日俱增。《中国统计年鉴2012》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能源生产总量逐年上升，从1978年的62770万吨标准煤上升至2012年的331848万吨标准煤，但是能源消费总量上升速度更快，从57144万吨标准煤上升到361732万吨标准煤，能源的消费量远大于能源的生产量，说明我国能源远不能自给，能源需要依赖进口。再者，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依然比较单一，过分依赖煤炭等矿产资源。例如2012年，我国能源消费的结构中，煤炭占66.6%，石油占18.8%，天然气占5.2%，水电、核电、风电等占9.4%②。
2原因分析
众所周知，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多层面、多因素综合作用的复杂系统问题，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以上诸多问题，究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2.1人们的生态意识淡薄
思想是行为的先导，人们的行为受其意识和观念的支配，一直以来人们习惯于把自己看成支配自然的主人，忽视人类的活动对自然环境影响。尽管近些年来我国公民的环保观念日益增强，环保认知度不断提升，自觉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有所提高。然而，我国公民的生态意识淡薄的情况依然十分明显。根据《2007 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对于调查所选取的7个环境科学知识概念，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如垃圾分类、白色污染、有机食品等具有较高的知晓度，但是仅有10%是人能正确了解环境保护的确切含义。被调查者大多认为我国的环境问题相当严峻，把它列为第四大社会问题，但对于个人居住区域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判定则比较低。但总体来看，其各项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均值都处于“不太严重”和“比较严重”之间。调查中，61.7%的人认为我国当前比环境问题更重要的问题还很多，50%的人认为我们不能为了环保而降低大众生活水平，32.7%的人认为我们应当先提高生活水平再谈环境保护。从环境保护行为看，公众实际采取的环境保护行为主要以能降低生活支出或有益自身健康的行为为主，如89.6%的人会采取节约用水、用电、用气的环保行为，而对于需要增加个人支出或给个人生活带来一定程度不便的被采用的程度较低，如只有22.1%的人购物时不使用塑料袋、32.8%的人在外就餐时不使用一次性餐具、38.6%的人会将废电池投入专门的回收桶或回收站等。调查显示，大众主动参与环保活动不足，仅有18.1%的人参加有关环境保护的公益活动，4.2%的人参与环保宣传，2.1%的人成为民间环保组织的成员，12.9%的人没有任何环保经历。
2.2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我国也承担了巨大的资源能源压力，付出极其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我国的 GDP 以每年 8%～12%的速度增长，环境损失也占当年 GDP 的 8%～13%”。从总体上看，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与低产出、低技术、低效益的经济发展模式依然存在。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必然对资源和生态环境产生恶劣的影响。
客观地说，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跟过去我们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技术水平低下、经济总量小和人们对资源与生态环境问题的忽视有关系。试想在一个温饱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的人口大国，不可能不要高速度；在技术水平不高、环境意识不强的情况下也不可能不靠高投入、高消耗，进而也难免高污染。尽管我们在转变发展方式上也做过不少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通过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来换取高增长的发展惯性依然很大；从思想上忽视经济增长质量、忽视生态环境成本的倾向还相当严重；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出口，过度依赖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发展，过度依赖物质投入的问题还十分突出。从投入和消耗来看，投入大、消耗多仍是当今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例如，2008年我国GDP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8%，而其消耗的资源总量却达到了15%以上，其中，钢材消耗超过31.8%、原煤达到39.6%、水泥消耗达到48%。单位产值能耗是发达国家的3～4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外先进水平高40%。
2.3环境法律制度不健全
当前，我国环境法律体系已基本上建立起来，但是仍然不完善，在环境法律制定、执行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环境法律内容滞后。现行法律法规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不能反映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新出现的环境问题。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颁布于1989年，内容偏重于“防治污染和公害”的规范和处罚，对于如何“保护和改善环境”则明显不足。从立法的角度上，就容易误导公众片面认为环境保护就是防治环境污染和公害，落实到行为上就会出现被动防治而不是主动保护。环境法律条块分割，缺乏统一性和完整性。我国除了《环境保护法》之外，也有单项环境法律，如《矿产资源管理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森林法》、《草原法》、《水法》等，这些法律的实施容易造成部门分割，再加上存在的部门利益，一旦出现环境问题就会出现扯皮的局面。所以，从整个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我们缺少综合系统的生态保护法律法规。
环境执法力度不够。目前，在环境执法过程中，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打击不力，执法不及时、不到位等现象。同时，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有限，违法成本太低，即使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也无法得到有效地遏制；执法过程监管缺位，无法用法律手段限制执法过程中存在的行政干预、人治大于法治、关系大于原则的现象。另外，环保机构权力有限。我国的环保部门隶属于政府机构，法律赋予这些执法部门的强制性手段和措施过少，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经济，对污染企业大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一些地方政府还充当了污染企业的保护伞。
9. 未来十年什么工作会越来越吃香
一、CFA金融分析师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不断涌现，金融分析师这一类人才十分抢手。以上海为例，未来2年上海对CFA的需求是3000人，而目前上海拥有CFA资格只有数百人左右。所以高薪、争抢就在所难免。
三、移动互联网行业
互联网的新经济热潮带动了新的一波就业和经济增长。而现在来看，移动互联网行业的热门则来势更为凶猛。
这一行业目前不断壮大，也缔造了无数商业奇迹。未来中国哪个行业会一直高速增长呢？据瑞士信贷公布的报告预测，可能是电子商务。也有数据显示，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速度是GDP的10倍，网上零售增长率以每年100%的速度增长。可见势头强劲，锐不可当。
移动互联网催生了当下的几个头部巨头公司，而仅仅外卖行业的从业人员就有上百万千万人，随着5G技术的成熟，移动互联网将继续下一个吃香的行业。
不管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还是智能出行和汽车行业，都与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