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伦理与道德的论文

1. 医学生职业道德培养探析论文

医学生职业道德培养探析论文

1.医学生职业道德培养的途径

1.1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是医学生职业道德培养的必要途径

根据医学生的实际情况，撰写出适合医学生学习的传统文化讲义，开展中华传统文化讲座。现代医德观要求增强医务人员职业道德观念，培养人文关怀，注重注重医患合作的人文化。要树立“以病人为中心”的医疗观念。因此，只要加强医学生职业道德培养教育，就需要继续倡导中华传统的救死扶伤、济世、仁爱的人道主义精神，明确传统文化教育与医学生职业道德培养息息相关，才能真正实现对患者的尊重和关爱。医学院校的培养目标应确立为“以患者为中心”，建立“以病人为本”的医疗观念，培养具有高尚职业道德、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医学人才。

1.2重视医学院校人文课程是医学生职业道德培养的重要途径

我国的医学院校人文课程偏少，并且也属于医学院校的`边缘学科，以致我国的医学生文化底蕴相对较差，有知识没文化的医学生频出的现象，职业道德素养不高。适当增设医学人文课程可改变这种情况，如医学礼仪、人际沟通课程等，对医学生举止行为规范，对医学生的服务意识进行强化，在医疗实践中能与患者进行良好的沟通，拥有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是医疗的要求，也是医德的要求。医务人员如缺乏细致、耐心的交流与沟通，就会难以真正给病人解决问题。

1.3加深专业课的思想教育渗透是医学生职业道德培养的关键途径

医学生职业道德培养是一项综合工程，它不应仅仅依靠思想政治课教学，不仅仅通过医学伦不明就里课讲授，而应体现地学校教育的全过程中。医学院校要发挥专业课的载体作用，将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专业课教学中，在专业课教学中拓展职业道德教育的空间。

1.4强化实践教育是医学生职业道德培养的有效途径

医学生的职业道德培养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加以深化。一是在课外多种多样的实践活动中强化职业道德素养。比如，鼓励学生走进医院，走进社区，为患者提供义务服务;通过“义诊”“三下乡”、社会调查、公益服务等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亲身体会人民的劳苦与艰辛。走进社区，走入农村，帮助弱势人群，为贫困地区的群众做贡献。二是在学生实习期间深化职业道德培养。实习既是医学生通过临床把理论知识与专业技能相结合，同时也是医学生接触社会、服务患者、强化医务人员职业道德德信念的关键时期。在实习期间，如果职业道德教育跟不上，那么，前期的职业道德培养成果就会付诸东流。并针对实习中发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引导学生正确看待身边的非道德现象，明确这种现象是暂时的，个别的，必然会得以整顿。强化“以病人为本”的基本思想，使医学生在实习时真正树立起良好的医德医风。

2.提高医学生职业道德素质的对策

2.1改进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法

把医学伦理学教育与医学生见习实习、参与医疗实践相结合，作为医学生实习见习考核的主要内容，并作为医学生毕业就业推荐的基本依据。通过职业道德实践培养，可以培养医学院校学生的医德行为习惯，让医德认识、医德情感和医德行为统一起来，只有通过医德行为才能强化医德认识，坚定医德情感，内化医德良心。

2.2树立高尚的职业价值观

引导医学生用适当方式满足自己的职业成就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自觉抵御拜金主义思潮。医学生具有职业奉献精神，能真正体会到医疗工作是崇高而神圣的职业，引导医学生自觉奉献出自己的时间、精力和热情，培养医学生为自己的事业、为自己的病人献身的精神。

2.3优化职业道德培养手段

医学生职业道德培养应重在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以身“动”人。职业道德的培养中应坚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品格及思想理论塑造人，以优秀的“先模”人物鼓舞人的基本方向。加强医学院校学生社会责任感教育，责任感是职业道德的内核。如果没有相对应的责任要求，职业道德规范就成了空洞的理论。有责任感的人，会遵守法律，自觉遵守各种道德规范。对医学生来说，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就是职业道德的坚强支点，应严格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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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医药类专业大学生职业道德论文

医药行业与人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医药类专业学生是未来医药行业的主要源泉，他们的医药职业道德素质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医药类专业大学生职业道德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医药类专业大学生职业道德论文篇一

《高职院校医药类专业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分析》

【摘 要】医药行业与人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医药类专业学生是未来医药行业的主要源泉，他们的医药职业道德素质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加强高职院校医药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分析医药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提高学生职业道德素养，对于高职院校培养具备良好职业道德的医药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高职院校;医药专业学生;职业道德教育

0 引言

随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迅速发展，高职院校毕业生日益成为我国新增劳动力的重要来源，其职业道德水平直接影响了从业人员队伍的整体职业道德水平，对于医药行业更是如此。医药行业与人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医药行业的职业道德状况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医药类专业学生的职业道德修养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因此我们要加强医药类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的高端技能型医药人才。

1 职业道德和医药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是指从业者在认同基本的职业道德原则与规范的基础上，通过内化所形成的对待自己职业的一整套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和态度。医药职业道德不仅是医药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的行为标准和要求，而且是医药行业对社会所承担的道德责任和义务。目前，对医药类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主要指职前职业道德教育，即通过教育使他们认识到自己将来所从事的职业之社会价值，使他们增强救死扶伤的社会责任感，树立无私奉献的医德意识，进而在就业意识和择业取向上加以贯彻，并表现在将来的从业行为上。

2 医药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

2.1 社会上存在的某些不良影响

医药类专业学生目前正处于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他们的辨别能力还处于发展阶段，自制力和意志力相对较弱，容易受社会上存在的不良习气的影响。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在有着众多无私奉献的优秀医药工作者的同时，还存在制售假劣药品、药品回扣、医务人员收取红包、医患关系紧张等现象，这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加强医药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医药专业的学生是未来医药行业的中坚力量，学校要加强学生的医药职业道德教育，逐步培养他们做到辨别是非和坚持原则。

2.2 高职院校的职业道德教育没有落到实处

学校是职业道德教育的主阵地，学校的重视程度直接决定了职业道德教育的效果。目前，医药类专业的职业道德教育之所以不尽如人意，从学校层面来说，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专门开设职业道德教育课程的高职院校很少。到目前为止，大部分高职院校还是把职业道德教育纳入思想政治教育公共课，涉及职业道德教育的只有“思想道德修养”内容。第二，对学生的职业指导目标定位和职业道德要求出现脱节。在对大学生进行就业指导时，重视相关法规政策、求职基本技巧方法等传授，而轻视职业道德教育。第三，认为职业道德教育与就业无关，是工作以后的事情。不少学生认为职业道德的养成有待于在日后的工作岗位上实践，甚至部分学校的领导和德育教学人员也错误地认为，职业道德只是同人们的职业内容和职业实践相关联[1]。

2.3 学生对职业道德认识存在问题

学生是职业道德教育的主体，在职业道德教育的过程中，绝对不能忽视学生自身的认识问题。目前，在医药类专业学生中主要存在对职业道德教育认识的两大误区：第一，学生更重视就业时的各种考证培训，而忽视人文素养。当前，医药类学生更加重视例如英语等级证书、计算机等级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等证书的获得，对于人文素养的积淀无暇顾及，这也间接导致其忽视了对自身职业道德素质的培养。第二，部分医药类学生的伦理知识储备与未来本职工作的职业道德实践要求存在差距。医药类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的目标与其他专业应有所区别，应侧重传承救死扶伤精神和无监督的自律精神。然而，目前课程教学担负的职业道德教育与实际要求存在差距，教学中存一定的实效性问题。

2.4 职业道德教育缺乏职后延续性

职业道德教育缺乏职后延续性是指就职后大部分毕业生原有的职业道德观念会被弱化，而功利观、个人利益意识则被强化。有的学生把选择的职业和单位作为找到个更有“钱途”的工作的跳板，一旦找到更好的工作就马上跳槽。这种现象说明如果职业道德教育只停留在书本知识、文化成绩上的话，那么，在当前功利观的诱惑和影响下，这样的书面教育将不能产生良好的职后影响力和延续性。

3 加强医药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几点思考

3.1 加强重视程度培养“德才兼备”的医药类学生

从医药类毕业生总体就业状况来看，绝大多数企业对人才需求的首要条件己不再是单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而恰恰是职业道德修养。因此，高职院校应该认识到职业道德教育是高职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内容，不能只重视对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而忽视对职业道德教育的深化。高校的教育工作者必须积极思考，认真研究，勇于探索，敢于实践，使职业道德教育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

1)推进课程改革。根据医药行业特色，结合高职学生特点，编写适合医药专业职业道德的教材，提高医药专业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针对性、系统性。建议在各类医药专业开设此课程，将对学生有更具针对性的指导意义。

2)改进教学方法。目前思政课和职业道德课程教学多以理论讲授为主，传播具有单向性，学生仅为被动接受，不易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直接影响着学习效果。我们要转变教学观念，改革教学方法，根据教学内容，创设一些有趣的、有悬念性的问题情境。在多元智能理论指导下，根据高职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可通过案例讨论、情景模拟、辩论、考查调研和知识竞赛等多种教学形式，鼓励学生主动参与，调动其学习积极性[2]。

3)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医药类专业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课程性质要求授课教师不仅要具备丰富的人文知识，而且要具备丰富的医学和药学知识，才能驾轻就熟地传授好知识。其次，德育课教师必须做到为人师表、率先垂范。如果教师对自己讲授的思想观念都不信服，或者课堂上和生活中言行表现不一致，必然会使学生产生思想上的困惑，直接影响教学效果。同时，还可以聘请医药行业企业的专家模范给学生开设讲座，使学生了解医药行业，热爱医药事业，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医药职业道德观。

3.2 加强法制教育，熟练掌握各项医药法律法规

我国拥有多部医药卫生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制度，以及大量的医药部门规范性文件和技术性规范，在医药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守这些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高职院校应加强医药专业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和法律法规教育，教育他们增强法制观念，自觉遵守各项医药法规，恪守医药职业道德。

3.3 运用信息网络技术，探索职业道德教育新途径

互联网的出现对高职学生的学习、生活乃至思想观念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对学生道德观、价值观以及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高职院校要想利用好网络文化这个新载体，必须要培养一支业务精湛、精通网络技术的新型教师队伍，使他们增强主体意识，提高主体素质，掌握网络条件下职业道德教育的理论及规律[3]。其次，在网络信息化新时代，要求建立网络管理他律系统。健全网络教育体制，加强网络道德建设，是加强网络条件下高职院校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举措。

3.4 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提升医药职业道德意识

在校大学生基础品格已经基本定型，这个时期更应该注重职业理想、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养。将职业道德教育内容渗透进学生学习职业技能和教师的实践性教学活动中，这样做符合职业道德素质形成规律，更容易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4]。因此，高职院校可以通过参观医药企业，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同时，要努力争取让医药类学生进入一些具有优秀人文氛围的企业中实习，并担任具体岗位的实际工作，给学生提供真实的职业环境，使学生感悟企业文化，了解企业职业道德规范，提高职业道德意识，在工作实践中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纪律习惯。

【参考文献】

[1]谷朝众.加强高职院校职业道德教育的对策分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2(19).

[2]邱秋云.加强高职院校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及有效途径[J].职业教育研究，2012(06).

[3]唐凯麟，蒋乃平.职业道德与职业指导[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60-61.

[4]刘春生，徐长发.职业教育学[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2：242-244.

3. 医学伦理学论文2500字

医学伦理论文
医学伦理学是研究优良的医学道德规范的制定和实现的科学。。。。。（此处省略1970字）医务工作者献身于医学事业，崇高的道德境界就体现在他们所从事的具体的认识疾病、治疗疾病的医学活动之中。（结束

4. 药王孙思邈医学思想和道德理念的现实意义分析

孙思邈是我国古代著名的道教医学家，一般认为生于581年，卒于682年，隋唐间京兆华原（今陕西省耀县孙家塬）人。自幼聪颍，精勤不倦，学识十分渊博，通老庄百家之学，精究医药，洞晓阴阳推步。长年隐居山中修道行医，年犹百岁而视听不衰、神采甚茂，曾被唐太宗比作仙人羡门、广成子，赞曰“有道者诚可尊重”。被尊为“药王”（据《中国大网络全书宗教卷》所载，道教俗神中有3位“药王”，分别是神农、扁鹊、孙思邈）。因活唐高宗性命而受“真人”封号；宋徽宗时因其美利在民而特封“妙应真人”荣号。

孙思邈除了道学、医学成就彪炳史册外，其医学思想和道德理念在医学史和道教史上亦具有重要影响，对当今社会具有重要启示和价值，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医道同源思想

“医道同源”是孙思邈医学思想的基础，在所著《千金要方大医习业》中，孙思邈强调医家除了熟读医书之外，还须读《老子》、《庄子》等道教经典，同时须精熟阴阳五行、天文气象、占卜相面等与道教相关的知识，称“如此乃得为大医”。否则，“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殒”，后果极其严重。

陶弘景《养性延命录序》中谓“禀气含灵，唯人为贵。人所贵者，盖贵为生”，仙道贵生思想则贯彻在孙思邈的整个医学实践过程中。《千金要方序》中称“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基于这样的思想基础，为了更好的掌握治病救人的技艺，对于“切脉诊候，采药合和，服饵节度，将息避慎，一事长于己者，不远千里伏膺取决”，孙思邈这种不远千里取经学艺的认真诚恳态度，所收到的成效是显著的，于己“在身之患，断绝医门（因孙思邈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于人“亲邻国中外有疾厄者，多所济益”，即收到了利己利人的良好效果。

在《千金要方》这一大型综合性方书中，道教痕迹随处可见，如五脏皆有神名：肝脏神名蓝蓝，心脏神名呴呴，脾脏神名俾俾，肺脏神名鸿鸿，肾脏神名??（可见于《老子中经第二十六神仙》），并各有数量不等的.童子、玉女守候。收入治疟符、咒语等道教符咒内容。载有淮南八公石斛万病散、苍梧道士陈元膏等冠以道教人名之方及单服松脂、枸杞菖蒲酒等道教服食方以治疗风湿脚弱痹痛诸症，并专列“解五石毒”一节，列数皇甫谧等名士服石后的毒副反应。等等。由此可见道教方术对孙思邈医学思想的影响和滋养。

《千金要方》除了宏富的医学内容外，其《养性》篇中的道林养性、居处法、按摩法、调气法、黄帝杂忌、房中补益等章节大量引载道教养生经籍《太清道林摄生论》中的篇章，充分彰显了本书的道教色彩。

《千金要方》问世后，在唐代道教界就已经产生了影响，如唐代胡愔《黄庭内景五脏六腑补泻图》序中就引载《千金要方肝脏脉论》“五脏者，精神魂魄意”诸句，并在序后接着大段引录“夫人禀天地而生，故内有五脏六腑、精气、骨髓、筋脉，外有四肢九窍、皮毛爪齿……其能留心，考而行之”之文。而《千金要方》、《黄庭内景五脏六腑补泻图》同时见收于《正统道藏》，则亦是医、道相通又一例证。

《千金翼方》是孙思邈生命最后阶段退隐时对《千金要方》的补充之作，除却大量的医药内容，其《养性》、《辟谷》、《退居》、《飞炼》诸篇均为道家养生修炼诸术。中医临床急症中用于开窍的重要方剂——紫雪，一般认为出于《千金翼方》卷十八《压热》篇，殊不知还见于隋唐时苏玄朗所撰外丹著作《太清石壁记》卷下，不过《千金翼方》中去除了毒性较大的水银。

由此可知，道门中人学点医，医者懂点道，对二者来说，既是有渊源可溯，又有利于各自修为的丰富和提高。

2、仁义道德之心

仁者爱人，医者仁术也，必定须持有一颗仁爱之心。仁义道德是孙思邈医学伦理思想的重要方面，要求医家读儒家五经，以知仁义之道。在《千金要方论大医精诚》中，孙思邈列出了医者必须遵循的道德准则：“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作为一个医生，必须具备如此高的道德水准，方能救患者于水火之中；否则如将最为金贵的生命交于道德低下的医者手中，患者将会冒多大的风险，“含灵巨贼”一词决不为过。反观当今社会医患纠纷屡见不鲜，每个医者不妨扪心自问，能达到孙思邈的“大医”道德标准几成？

孙思邈在该篇中还借用道教鬼神思想来警示世人，以强化医德教育：“老君曰：人行阳德，人自报之；人行阴德，鬼神报之。人行阳恶，人自报之；人行阴恶，鬼神害之。寻此二途，阴阳报施岂诬也哉。所以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于冥运道中，自感多福者耳。”这些都是让人自律的有效手段。

3、妇孺为先原则

孙思邈的医学思想中，尤其突出妇女、婴孺为先的观点。首先因为妇女有胎妊、生产、经漏等特有生理状况和病理变化，较之男子难疗十倍；其次女子慈恋爱憎、嫉妒忧恚等情志倾向尤其固执难拔，所以往往为病根深，疗之难瘥；加之妇女养育下一代的重要使命，使其地位不可小觑。至于小儿，是家族和社稷的未来，孙思邈认为哺育他们是人世间最重要的事务，“生民之道，莫不以养小为大”；且小儿气势微弱，医生哪怕留心救疗也收效颇难，更何况婴儿乳味腥臊，医生大多不愿凑近细视，因而加大了治病的难度。出于对妇、幼这一特殊难治群体的关爱和维护，《千金要方》中将妇人、小儿放在了最前面的重要位置，“先妇人、小儿，而后丈夫、耆老，则是崇本之义也”，即可谓是开妇幼保健之先河。后世所刻《千金宝要》、《海上方》诸碑均沿袭此例，将妇人、小儿列为开首，可见影响深远。

5. 论临床医学生医患沟通技巧的缺失及对医德教育论文

论临床医学生医患沟通技巧的缺失及对医德教育论文

医学生走进临床，是一个医学教育不可或缺的环节，是检验医学生理论知识水平能否联系实际的必经之路。医学生进入临床后，马上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如何与病人打交道，即作为一名医护人员，如何与患者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医患关系是医学人际关系中最基本、最重要、最核心的关系，也是医学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离不开有效的医患沟通，因此掌握全面的医患沟通技能对于建立和谐医患关系意义重大。临床医学生的身份相对特殊，他们是一群从学校刚进入医院的特殊医务者群体，他们是学生，同时又是医护人员。很多临床医学生在进入临床之后都有这样的困惑，他们与自己的同学、老师可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却不能与病人友好相处。因此临床医学生如何有效沟通，如何尽快适应“学生”到‘‘医护人员”的角色转换，已成为临床教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高校医德医风教育的重要领域。

1.临床医学生医患沟通的现状

为了调研临床医学生是否能正确处理与病患的关系，笔者专门对浙江中医药大学150名临床医学生和150名患者进行“关于医学生医患沟通及医患矛盾处理”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临床医学生涉及或引发医患沟通冲突事件多达98.7%，但更令人担扰的是，近92%的临床医学生都表示在面对病人时，不知如何与病人交流，不知如何与之建立较和谐的医患关系，更不知如何及时应对和处理已存在的医患冲突，更有甚者害怕与病人接触。医患沟通技能的缺失具体表现为：

(1)临床医学生对就医信息表达不清楚、不全面。有近85%的病人表示听不明白或很难理解医护人员口中描述的医学专用名词，同样，有近89%的医学生表示不知如何用通俗语言描述或解释相关医学现象。

(2)临床医学生与病人沟通时极少使用礼貌用语。在与病人沟通中，仅有12%的医学生习惯性使用‘‘你好”‘‘请稍等对不起”等礼貌用语，有27%的医学生偶尔使用，而有43%的医学生没有习惯使用。

(3)在病人求诊过程中，临床医学生重‘‘询问”，轻“倾听”。有93%的病人都感觉医生在看病时经常打断自己对病情的描述。同样，有78%的医学生认为医生主动询问病情比倾听病情更重要。有82%的医学生认同只听取病人对病情的有效描述，谈及其他（主要指与病症无关的描述）应忽略不计。

(4)在听取病人的主诉时，临床医学生很少有相应的情感反映。当问及医学生看到病人非常痛苦的表情、伤心低落的情绪等负性心理活动，自己内心有何感受时，仅12%的医学生选择了“与病人同样感到难过和伤心”，而有46%的医学生选择了“这种情况在医院经常发生，习以为常，不觉得难过和伤心”。

在临床医学生对自己在医患沟通、整体评价方面，认为与病人沟通相当困难的竟高达89%，而病人对医护人员服务表示不满的也高达67%。由此可见，临床医学生与病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沟通障碍，而临床医学生医患沟通技能缺失使这个障碍犹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导致病人对医护人员乃至整个医院的不满意，病人的排斥心理又加剧了临床医学生对医患沟通的抗拒，以此形成恶性循环。

2.临床医学生医患沟通技能缺失的原因分析

根据卫生部1988年颁布的《医务人员医德规范及实施办法》中对医德规范的界定，医德内涵一共包括7项：①救死扶伤、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②尊重病人的人格与权利；③文明礼貌服务；@廉洁奉公、自觉遵纪守法；⑤为病人保守秘密；⑥互学互尊、团结协作；⑦严谨求实、奋发进取，钻研医术[2]。医德内涵里的内容多涉及医患沟通领域，并为正确、有效的医患沟通设立了定性要求。医患沟通与医德医风就如同是形式与内容的逻辑关系，医德医风是基础和核心，医患沟通是重要表现形式。医护人员的医德修为决定了其医患沟通的行为方式；反之，医患沟通技能的练习和提升，使之形成沟通行为习惯，内化提升自我的医德修为，两者相互依存，互为作用。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IIME)制定的本科医学教育“全球最低基本要求”之一就是医患沟通技能[3]。然而，医患沟通技能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仅凭理论的传授即可获得的，它必须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加以反复的培训，才能真正有效掌握。因此，临床医学生医患沟通技能缺失的现状，究其原因，虽然与医学生自身家庭教育、个性特质、病人的不信任等因素有关，但作为教育者，我们不得不反思目前医德教育在内容设置、教学方式等方面的不足对医学生医患沟通技能培养造成的重大影响。

(1)高校医德教育课程权重偏低、内容单一。以浙江中医药大学中医学专业为例，与医德相关专业课程只有医学伦理学、医患沟通学2门，总课时共计108学时，仅占学生综合培养课程体系的5%，与数10门的医学专业基础和技能课程相比，医德教育课程可谓凤毛麟角。由于医德教育课程设置较少，医德教育不仅丧失了第一课堂的主战场，同时也让学生在主观上形成医德教育课无关轻重的认识。医学生普遍重视医学技能的习得，而轻视自身的医德修为的培养，更不关注在校园里培养医患沟通的技能。

(2)高校医德教育形式以课堂教学为主，忽视医德实践教学。仍以浙江中医药大学为例，该校开设的2门医德相关课程，不仅全部采用课堂授课的方式，而且开课时间均放在大二、大三阶段，学生根本没有接触临床，对医患关系没有感性的认识，因此该2门课的授课无异于纸上谈兵。而到了大四、大五阶段，学生走向临床时，其所受的教育绝大部分是医学技能教育，告诉学生怎么操作仪器、如何写病案等等，在实践中又忽视了医德教育。医德教育只停留在书本、停留在概念认知上，无疑是教育的一大败笔。即使在课堂授课中，教师仍以教科书的理论宣讲为主，极少使用案例教学、角色扮演教学等灵活的教学方式，这样灌输式的教学结果就是学生即使知道了医患沟通的重要性，却也不知道如何进行良好的医患沟通，使得医德教育陷入“授之以鱼”而非‘‘授之以渔”的尴尬境地，同时也偏离了医德教育之“培养合格的医务人员”的初衷。

(3)医德教育的客体只针对于学生，缺乏对带教老师的`医德再教育。医德教育的客体应该是所有医护人员，而且这个道德习得的过程应该贯穿每位医护人员的终身。本来走向临床岗位时应该是医德教育的最佳时间，现在却成为教育的终结时间。而且医德教育的最佳教学方式是言传身教，但现实中，一些带教老师自身人文素质较低，一些不文雅、不文明、甚至道德败坏的行为公然暴露在学生面前，对学生价值观、是非观、道德观的形成影响很大。据调查显示，有90%以上的学生选择影响学生职业道德最主要的因素是教师的行为举止。因此，带教老师自身的医德教育缺失、对医患沟通重要性的轻视是导致医学生医德意识淡薄、忽视医患沟通的重要因素。

3.完善医德教育体系，促进临床医学生医患沟通技能提升

医患沟通技能的提升，对于医学生与病人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意义重大，同时医学生的沟通能力也是反映医学生自身人文修养、医风医貌的重要指标。笔者认为，提高医学生沟通技能可尝试以下教育对策：

(1)加快医德教育教学改革进程，建立较完整的医德教育教学体系。首先，扩充医德教育相关课程。医学院校的教育者和管理者应充分认识到医学生医德教育是医学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学管理者应着力于开发更多的医德教育相关课程，增加医德教育课程权重；其次，将医德教育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伦理学与心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本来就是交叉学科，把医德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既可以扩展医学生医德教育平台，弥补医德教育第一课堂弱势的缺陷，又能促进医学生心理健康和培养医学生良好的政治修为和道德修为，鼓励医学生从新角度、新视野去理解“医者仁心救死扶伤”“以病人为中心”等医德理念。

(2)加速转变医德教育的授课方式。特别是医患沟通技能的教学方式，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学习上，更要开展医患关系经典案例教学、医患关系情景剧角色扮演教学、临床医患关系处理实景演练教学，做到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相结合，理论学习与实践体验相结合，让医学生熟练掌握倾听、解释、重复、强调、共情等沟通技巧。医学院校可以将医患沟通技能实训课程作为医学生走向临床的必修课，并对即将进入临床的医学生的医患沟通技能进行定量化考核，促使学生主动学习和练习医患沟通技能，使技能成为行为习惯，并升华自身的医德修养。

(3)加强带教老师的医患沟通技能培养和医德医风的再教育。学生是一个绝好的模仿者，模仿与实践是他们主要的学习手段，带教老师的一言一行对医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医院要重视定期对带教老师的医德医风进行培训，让带教老师树立起“为学生做榜样”的意识，规范自己的言行，提升自己的医德操守。同时临床带教老师要注重对自己学生的医德培养，引导临床医学生时刻树立“以病人为本”的思想，在病人挑剔临床医学生时，带教老师要用实际行动耐心向病人解释、替学生解围，获得病人的理解，同时也给临床医学生树立良好医患沟通的典范。

(4)增加医学生与患者相处时间，创造更多的沟通机会。上临床接触真正的病人，既是对临床医学生校内医患沟通技能学习成果的检验，也是快速提升临床医学生医患沟通技能的最佳办法。上述问卷调查也显示，临床医学生引发的医患冲突有近78.4%发生在实习前半年。因此，临床带教老师要尽可能鼓励临床医学生走近病患，多与病患交流，即使是遇到拒绝、冷面孔，也不能灰心丧气，实习管理部门也可以制定相应制度，如建立临床医学生每日问诊制等等，从制度上确保临床医学生与病人的直接沟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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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急求关于电影周一清晨的医学伦理学论文800字以上

如今，生命伦理学及其重大问题如基因伦理问题、克隆伦理问题、干细胞伦理问题等成了倍受各国政府、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何以会如此呢？从大的背景看，生命伦理学的勃兴是生物学世纪的必然产物；从小环境看，人们不得不承认，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不尊重生命的现象。人们发自内心地呼唤生命伦理，希望它

成为我们社会的一种普遍的道德意识。

生命伦理学的主旨

生命伦理学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短短40余年，它已经走过了一条从具体到抽象、从伦理观念到实践操作的不平凡道路。值此，我们可以也需要凝炼出这一年轻学科的根本宗旨了，这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生命伦理学及其对我们时代的影响。

生命伦理学发轫于对人体试验、安乐死、器官移植、辅助生殖、生育控制、遗传优生等道德难题的求解，也就是说它是从问题出发的。诸如：能否在病人或受试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其进行人体试验？关闭一个脑死亡病人的呼吸机是否违背医学宗旨？在器官严重短缺时能否允许器官买卖？大量经费投入人造器官的研制是否会造成社会资源分配不公？能否阻止有遗传缺陷的胎儿出生？如何确定“试管婴儿”的父母？这些由生物医学新技术带来的难题前无古人，所涉及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研究中虽然也有对传统伦理学（理论伦理学）的运用，但总起来看，理论是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了。于是，生命伦理学似乎是以一种“就事论事”的研究范式取得了早期成果，如论证并确立了安全优先、知情同意、病人自主、禁止器官买卖、保护病人隐私等医学道德规范和生物研究规范。这些成果不仅回答了现实问题，应对了科技挑战，还激活或拯救了古老而沉闷的理论伦理学，甚至与实践推波助澜，在许多国家诱发了病人维权运动。

即便生命伦理学的初期阶段是问题式研究，它也对学科发展作了最基础的奠基。20世纪70年代末，生命伦理学开始步入理论构建阶段。它一方面继续拓展“解难题”的疆域，把基因工程、公共卫生伦理、基因治疗、对精神病人的行为控制、遗传咨询等新问题纳入视野；另一方面，它尝试着从具体规范中总结、提炼出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1978年，美国国家保护人类生物医学与行为研究对象委员会发表了培尔蒙特报告，其中提出尊重、有利、公正三项原则，并认为可以广泛应用于医疗卫生服务。1979年，贝奥切普和查德里斯出版《生命伦理学的基础》，提出自主、有利、不伤害、公正四原则，这就是国际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界著名的“四项基本原则”。四原则虽然也遇到批评，但它还是获得了广泛认同。各国学者纷纷将其作为理论工具，运用于分析解决新的难题如转基因技术、人类基因组研究、克隆技术、干细胞研究、再生医疗、艾滋病等领域中的伦理问题。在“解难题”活动中，四原则得到丰富、扩充和具体化；并发展出不少辅助假设、辅助说明用以解决原则与原则之间的矛盾。更可喜的是，近年还出现了探讨生命伦理学方法论的成果。于是，生命伦理学以四原则为核心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体系逐渐丰满起来。

四原则是生命伦理的四种基本价值，也是生命伦理评价的四项基本标准。贯穿四原则的更终极的价值、更高的标准是什么呢？是尊重生命的原则。自主、有利、不伤害、公正最终都是指向人的生命的。生命伦理学所有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在论证、倡导、贯彻、推行尊重生命的道德观念。尊重生命是生命伦理学的根本宗旨或主旨。

尊重生命原则的确立

尊重生命包括尊重人的生命和对非人的生命给予一定程度的尊重。环境伦理学（生态伦理学）诞生后，承担了论证和宣传尊重非人的生命和非生命的自然的任务。因而，在生命伦理学语境中，尊重生命就是指尊重人的生命形式，并且主要是指尊重人类每一个个体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存在和健康利益。

尊重生命，作为一种朴素的道德观念，源远流长。在原始宗教、三大宗教、部族习俗、传统道德中都有尊重生命、关爱生命、敬畏生命的道德内容或训诫。为什么要尊重生命呢？在这些早期的道德意识中，主要是以神性和直觉两种方式来作回答。因为人是至上神的创造物，他被涂上了神性的灵光。敬神就必须爱人、必须尊重人的生命。宗教从来没有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统治力量，儒学就以直觉的方式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要尊重生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意生命受到伤害，也就不能去伤害其他人的生命；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当看到别人处在病痛、流血、生命遭受摧残时，自己也本能地感到痛苦。于是同情之心、好生之德油然而生。自从以康德为代表的思想家提出要把道德全部建基于纯粹理性之上，使之成为一种实践理性之后，伦理学开始从合理性上找寻尊重生命的根据。总结近现代伦理思想，尊重生命的理性根据主要有三点。

第一，提出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所以必须尊重生命。这是道义论的基本理念。人类一切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为了追求人的幸福，人本身就是目的。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艺术、科技、教育乃至国家、政府最终都是服务于人的手段。买卖人体器官、买卖血液、收费代孕等行为是把原本是高贵的、作为目的的生命或其一部分当成了获利的手段，因而是不正当的。不法者把矿工的生命、把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以及食品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利益当作牟取暴利的手段，更是对尊重生命原则的公然挑衅。“人是一个可尊敬的对象，这就表示我们不能随便对待他……他乃是一种客观目的，是一个自身就是作为目的而存在的人，我们不能把他看成只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改变他的地位。”（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引自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第371页）

第二，提出人是最高价值，所以必须尊重生命。这是功利论的理据。人世间有千百种价值，当不同价值发生冲突时，当不同人的利益相互矛盾时，功利论主张通过算计价值、权衡利害，取向于那种能使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幸福的抉择。因为人的生命是实现人生幸福和其它一切价值的首要前提，对于个体而言，失去生命等于失去整个世界，生命一旦失去不可复得，因此，功利论在价值比较时无疑赋予生命以最高价值。人之生命既然是最高价值，就没有等价物可与之相比照，所以我们说生命是无价的。为什么我国政府在坚决反对生殖性克隆的同时，赞同和支持治疗性克隆？就是因为我们认为后者是以牺牲早期人胚（14天前的细胞团）为代价，去赢得挽救无数病人生命的治疗方法。得失相权，它更能体现对人的生命的尊重。

第三，认为尊重生命具有最大的普遍性，所以必须尊重生命。这是从伦理原则的可行性而言。不同文化群体的价值观念存在着差异，但只要不是反人类的文化（如邪教），恐怕都会认同对生命的珍视和关爱。因为人人都希望自己的生命不要受到伤害，都希望别人尊重自己的生命和健康。这样的环境何以可能？只有靠每一个人都尊重他人的生命来营建。尊重生命的普遍性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我们不能期望所有人都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是高层次的、高境界的道德要求。但我们可以要求所有人都尊重他人的生命，没有正当理由，决不能去伤害他人的生命。这是底线道德，也是最有普遍意义的道德。

上述三个理据相互补充，相辅相成，构成对尊重生命原则强有力的论证，使之成为某种不可辩驳、无庸置疑的“绝对命令”。生命伦理学之所以能迅速发展成为一种充满活力的“普世伦理”，关键就是因为在它的旗帜上，写上了尊重生命这样一个朴素、坚固而又属于现代性的伦理精神。

生命伦理学的使命

生命伦理学今后的方向，一是秉承问题研究的传统，并向体制化、建制化方向发展，即通过学术研究→伦理委员会→决策或立法或制订管理办法的途径，把个案研究成果向法权体系渗透，切实发挥伦理对实践的引导和规范作用；二是继续深化理论认识，搭建不同文化群体可以相互沟通、相互对话的理论平台。回顾历史，似乎给人一种印象，生命伦理学是为解决医学生物技术中的道德难题而生；为继续解决此类难题而存在。直观看问题，此言无大错。但是，抚今追昔，我们越来越感到，生命伦理学的产生是有社会文化背景的。尤其在当代中国，它的迅速传播是与社会文化进步的需要相呼应的，它的发展具有超越科学技术界限的历史意义。

改革开放20多年，我国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方面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绩。但近几年，人民的生命健康遭受不法侵害的问题比较突出。食品安全、生产安全、交通安全、执法侵权方面的重大事故或案件被频频曝光、严肃查处，但问题仍然接二连三。这里存在一个对待生命的认识和态度问题。

建立健全我们民族的生命价值观和生命伦理观任重而道远。生命伦理学的直接任务是解决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和行为规范问题，但它的终极价值和使命是弘扬尊重生命的伦理精神。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和教育，是从一个特殊的视角———解决科技发展与生命尊严之间的冲突关系，来向人们、向社会一再强调和反复昭示：人之生命具有崇高价值，这种价值使得每一个人都享有一份作为人的特殊的尊贵和威严，这就是人的尊严。人的尊严使之不同于物，也不同于其它非人类的生命形式，必须予以最高程度的尊重。在实施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生命伦理学同时肩负着在全社会普及尊重生命这样一个底线伦理的神圣使命。

7. 浅谈医学伦理学对医学生的启示如何写

医学伦理学对于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这也是医学工作人员应当遵守的基本道德和伦理要求。

8. 论文 不少于1000字。 题目 护理伦理道德在临床护理工作中的重要性

仅供参考

王君,宋丽华.护理伦理学在临床护理工作中的作用[C].第一届第二次全国护理伦理学术年会论文集.2009:88-90.

南丁格尔曾说过“护理要从人道主义出发，着眼于患者，既要重视患者护理的生理因素，对于患者的心理因素也要给予充分的注意”。1999年11月北京护士大会上建议：护士尊重个人的生命、尊严和权利、改善生命质量；护士服务于所有的人。加强法律知识学习、增强法治意识是护理伦理教育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当前怎样建立互相尊重、互相关爱的新型护患关系是护理教育的目标之一。近年来，国际护理学会专家认为：护士是终身探究和实践关怀的学者，这也充分意味着护士是道德的行动者，也同时提示护理活动每一环节渗透着护理伦理道德的含义。

1．护理伦理学教育内涵

护理伦理学既是护理人员在职业教育中必须接受的一门有关职业道德的理论课程， 又是一门密切联系临床、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生命力主要在于为临床护理活动创造良好的伦理环境。所谓“护理伦理”是制约护理行为的一系列道德原则，包括护理人员与病人，病人家属，以及整个社会的关系，它也用来制约医疗作业的道德义务。护理伦理学的基本内涵包括：支持维护、行动负责、互助合作、关怀照顾。“关怀照顾”含义引申了情感领域的独立思考。护理伦理学研究的对象是护理人员在为患者和社会服务过程中应遵守的护理伦理道德规范。为适应新的医学模式，护理模式已由过去的以疾病为中心的单纯护理向生理、心理、社会多元化整体护理发展，其重在强调以患者为中心，以现代护理技术为框架，开展各专业协作的程序护理，向患者提供优质的整体护理服务，这些都使得护患关系从过去的主动一被动关系发展到当今的信托伙伴关系。

护理行动所负的责任包括伦理责任和法律责任。法律责任是有关法律定的，伦理责任是在护理伦理学探讨的基础上，由护理学会制定的，体现在护士行动准则和规范中。近几年，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指导下，不断完善医院内护理规章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新编写的护士手册：在确立护理理念、服务宗旨、护训的前提下，制定可操作、可评价的质量标准、考核制度，从岗前教育开始，持续坚持护理继续教育，保证护理人员在自觉遵守制度、依法治心、严格岗位责任制、严格操作规程、完善告知义务过程中更加注意语言沟通技巧和效果，以保证实践好法律义务和责任。

2．护理伦理与临床护理

护理伦理的教育与实践需要所有护理人员共同参与探讨，管理者更要启发自己进入哲学研究，其意义本身就显示了伦理道德的内涵意义和思想迸一步升华的过程。以伦理道德强化护理内涵与法律责任教育有机结合，培养合格护理人才，以保证“护理”其实际意义的存在，是一长期、艰苦、而又细致的行为工程，需要从护理基础专业教育抓起以满足人对健康需要的随意性。护理行为常常是一个人独自进行，这就要求护士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忠实于患者的健康利益，不论何时，工作态度始终如一，尽职尽责，经得起道德良心的检验。

护理科研水平的高低是护理质量的重要标志，也决定着护理事业的发展。而科研伦理观念也是护理人员从事科研工作必须遵循的精神实质之一。护理科研工作包括探求合理的护理程序，改进护理操作方法，新药临床观察等，引进现代科学技术，通过在临床上的运用，使病人能够得到正确的诊断、科学的治疗、满意的护理，早日康复。护理伦理可以加强护理人员的科研精神，为掌握现代护理学发展的前沿科学和信息，创造良好的条件和奠定了理论基础，指导我们护理工作的具体情况，使新的科研技术和护理技术良好的结合起来，有效地促进护理学发展。

在我国， 知情同意或病人知情权也正在受到重视， 已由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通过法律手段予以保护。2l世纪中国护士伦理准则草案中也强调了护士在提供护理服务时应建基于尊重人的生命、权利和尊严， 提高生存质量。而知情同意正是实现受试者价值和人格尊严的直接体现。护理调查研究主要针对的是人类相关资料的搜集，因此更应该遵循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国外护士在进行此类科学研究中非常重视研究对象的知情同意权，并将其列为研究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审查人体试验方面的专门机构一伦理审查委员会(IRB)也负责保障受试者免受伤害的权利。在我国， 由于科研伦理20世纪80年代末才受到科研人员的关注， 从重视程度和制度上都缺乏认识和完善，具体表现为：某些科研人员认为知情同意过程的实施繁琐且无必要，潜意识里仍然把受试者仅仅看作试验对象，认为他们没有必要获知研究真相，没有从伦理道德上来尊重人的生命权利和尊严；一些研究者没有受过科学研究及伦理学方面的培训，不知该如何履行知情同意程序；目前科研伦理审查委员会虽然在形式上比较规范，却没有相应的本质内容以保护科研进行中的受试者，同时法律、法规没有关于侵犯知情同意权如何承担法律责任的规定等，使知情同意缺乏可操作性，流于形式。

3．讨论

在临床工作中，护士经常面临的伦理问题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日常工作中的伦理问题。如在病人的关怀照顾中如何权衡利害得失，如何尊重病人的自主权，如何公正地分配护理保健资源等。第二，护理科研中的护理道德。护理科研可以提高医院诊治质量，加快患者的康复，提高病床周转率。但在进行护理科研时如何才能最大限度保障研究对象的权益是作为护理人员必须清楚认识的内容。第三，医学高技术应用中的护理道德。如何在高新技术的机械化与对病人的人性化护理之间找到一个切合点是医学高技术应用中的护理道德的核心内容。南开大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为了强化道德教育，在校门侧悬有一大镜，镜旁镌有镜箴，箴词为：“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南开的精神是多好的护理精神面貌的写照和要求啊，护士的素质、护士的气质、护士的本质、护士的精神内涵无不体现在这每一句话语之中，我们的护士若达到如此高的形象的话那会是多美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啊。护理医德的实质在于：珍视人的生命，尊重人们的尊严和权力，为个人、家庭、公众提供高质量的健康服务。

9. 跪求关于生命伦理论文或护理伦理论文

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的关系

对医学伦理学的界定直接与对生命伦理学的界定有关，即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是谁包括谁亦或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学科？Warren Reich在1971年准备编写《生命伦理学网络全书》时，开始时用的《医学伦理学网络全书》名称，可见，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Daniel Callahan在《生命伦理学网络全书》第二版中的生命伦理学条目中，把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相比，认为“医学伦理学是古老的学科，代表很窄的范围，只强调医生的道德义务和医患关系，虽然在现今这仍很重要，但已不足以囊括所有的问题”。“生命伦理学则是指生命科学中更广阔的道德领域，包括医学、生物学、环境中的重要方面、人口和社会科学等。医学伦理学作为一个部分包括在生命伦理学当中，与其他题目和问题共同构成生命伦理学。”
《国际伦理学网络全书》也把医学伦理学的学科范围归为生命伦理学。

从我国对医学伦理学发展阶段的划分，可看出与以上不同的看法：医学伦理学经历了古代医德学，近现代医学伦理学（传统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也有学者认为，当今的医学伦理学已开始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人口和健康伦理学阶段。可见，我国主要是把生命伦理学作为医学伦理学的一个阶段涵盖进去的。J．Stuart Horner在《应用伦理学网络全书》中对此的界定也是如此：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经常混淆，但后者是前者的一个方面，只不过后者这30年一直占主导地位。

医学伦理学的定义

英国的Thomas Percival在1803年出版了《医学伦理学》一书，并首次提出“医学伦理学”这一名词。他没从正面给医学伦理学下定义，但从有关的材料可以分析出他对医学伦理学概念的理解。他认为：“职业伦理学是‘人性的知识’与‘广泛的道德责任’之间的综合”，“医学伦理学的一般体系是使无论是官方正式的行为还是医学领域之间相互的交往都受文雅和正直原则所指导”。这种观点在19世纪被广泛接受。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药理学教授 Chauncey Leake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Percival对‘医学伦理学’这个名词使用不当……，它仅指来自于职业中的、用来管理职业中各成员彼此交往的成规、礼节。……但真正的伦理学与成规、礼节不同，而应从哲学的角度理解。他认为：“真正的医学伦理学是基于伦理学理论并用之来处理医患之间、医生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医学伦理学权威 K． D． Clouser对医学伦理学的理解与 Leake的观点并无本质区别，他在《生命伦理学网络全书》第一版中提出：医学道德与一般的日常道德没有区别，含有与一般道德相同的规则。我国对医学伦理学的定义多采用：“运用一般伦理学的道德原则，来解决医疗卫生实践和医学科学发展中人们相互之间、医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的一门科学，它既是伦理学的分支（应用规范伦理学），又是医学的组成部分。”
以往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有过分强调医学伦理学是应用规范伦理学的一个分支的倾向，对医学伦理学容易有这样的误解：即把医学伦理学只理解为应用规范伦理学，以为运用一般伦理学的道德原则即可解决具体问题。不仅事实并非如此，而且其中也忽视了医学本身对医学伦理学的作用。一方面，医学的本质和目的是为了维护病人的健康，治疗疾病，由此可见医学本身含有一种固有的伦理学——为病人谋利益。而且许多伦理问题的产生是医学科技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伦理道德对医学伦理学的作用也同样明显，如陈实功《外科正宗》中有“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之说，二者的结合便是中国古代的儒医；欧洲中世纪的医德观是基督教式的医德观；从英美医学伦理学中自主原则领先的医患关系模式到南部欧洲的仍以相互信赖式的医患关系为主导模式更能看出伦理道德因素对医学伦理学所起的作用。简要说来，医学科技与伦理道德二因素相互作用是医学伦理学发展的主要线索。

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医德（医生的职业道德）是医学伦理学最主要的研究对象，有说法认为医德学是医学伦理学的同义语，是一门学科。邱仁宗同志认为医学伦理学与医德学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个名称问题，它们之间有两点不同：医学伦理学在内容上要比医德学广，医德学一般都是义务论的，不引用任何价值论，并不加以证明。我们所称的古代医德学，其实还不是一个系统的应用伦理学学科，因为它只研究医生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准则，只研究医患关系。医学伦理学则是一个系统的学科，表现为研究对象从医患关系这一核心扩展到医务人员之间、医务人员与社会之间、医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杜治政同志认为，当代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由六个方面构成：医学道德的主体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临床医学中的伦理问题、生命技术及其他高新技术应用中的伦理问题、卫生政策的伦理学、健康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这是典型的把生命伦理学看成医学伦理学的一个发展阶段的说法。
其实，不管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之间是谁包括谁，就象《应用伦理学网络全书》中所强调的，医学伦理学这一名词，它不是一个静止的术语，“它的含义和原则已经随着医学被管理成一个职业，到医疗照护被提供和资助，到医学之外的社会整体中的文化因素的改变，而改变”

医学伦理学的历史发展

希波克拉底学派可能是最早对医疗职业和医生的行为提出规范的，但其思想能流传这么久远，主要是因为基督教的思想与之在某些方面一致，特别是不能堕胎和为患者保密的思想，而这两者在古希腊并不是医学界的主流思想。当时许多论述都强调疾病的预后，希波克拉底时期的预后可起到安全保险作用，使医生知道他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从而保护医生避免因治疗失败或拒绝治疗而受到指责。传统的基督教强调诚信对于战胜疾病的重要作用，认为医生应不顾自己的危险来抢救病人，要求医生持一种慈善的观念和对穷人的责任的价值观，事实上早期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做的。没有什么能比医院这种新兴机构更能显示出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了，它们服务于病人、老人、穷人和流浪者，虽然多负责食宿，很少的医疗，但与其它相比已是很好的了。基督教对医学甚至所有科学的控制，很少能见到教会允许之外的书籍，仅见的是为数不多的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著作。中世纪时期的黑死病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医生们没有好的救治办法，很多医生逃离瘟疫，但许多教士却依然留在城市，为死去的人做祈祷，使那些笃信上帝的人临死前得到精神上的安慰，也使死者的家属感到欣慰。
在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科学革命给机械科学、物理学和化学带来了巨大成功之后，医学也迈出了更坚定的步伐。哈维的心血运动论最终取代了盖伦的关于血液运动的学说，以后在以机械论为主导的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以解剖学和生理学为主的实验医学在18世纪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世纪的病理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在麻醉和防腐两项技术出现之前，外科的全面进步是不可能的，19世纪后期，外科有了真正的进步。近代的实验医学家头脑中有尊重科学的道德理念，认为医学的最高尚的任务莫过于延长人的寿命。由于一系列新的科学的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出现，从而为医生关心、同情病人，为治疗疾病、解除病人的痛苦提供了科学的现实的保障，这都是最基本的医学人道主义的体现。18世纪的早期，英国对医生的伦理学规范已很少提到希波克拉底，而是强调礼节，包括服饰和行为举止，即英国的绅士和淑女风度。近代英国对医学伦理学贡献较大的主要有4个人： John Gregory 1772年出版了《关于医生责任和资格的讲义》；Thomas Gisborne 认为医生不应减弱基督教的慈善色彩，同时认为必须建立一个竞争型的职业，因为他坚信对财富的渴望是至关重要的；Thomas Beddoes强调应用法律手段把庸医赶走；Thomas Percival在1803年出版了《医学伦理学》，主要是为了防止和解决医院内部纠纷。其中的宗教色彩已大大减弱，即医德开始了科学化和世俗化的进程。Thomas Percival最大的贡献是为美国医学会1847年首次的伦理学法典提供了样本。
20世纪初，人们已经开始注意到医院开支的攀升，尤其是二战后，医院被视为医学诊治的精华之地。在X线之后，影像诊断随着1972年计算机断层摄影和核磁共振等技术的问世而大踏步前进，大量资金花费在了医疗设备上。大约在1960年，第一批免疫抑制剂问世，使得器官移植进入了新时代，当然也带来了道德和法律的困惑，如何时取器官，移植给谁等问题。20世纪随着医学科研的增加使医疗服务取得明显进步，同时也引起更多的伦理学问题，1946年的纽伦堡法典和世界医学会1964年对此修改而成的赫尔辛基宣言（2000年是最新版本）是医学科研中涉及人体实验的重要文献。
20世纪中叶以前，传统的医学伦理学主要局限于临床的医疗实践中，为培养医生提供职业道德行为规范。二战后，延长寿命已不是难事，在医学伦理学的持续发展中加入了新的内容，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Joseph Fletcher和 Paul Ramsey等非医生（这两人均是神学家）所写的一些文章使人们开始审视医学和医学科技在社会的道德层次上产生的影响：首先是以往被封闭在医学之外的哲学家、神学家、律师、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对医学职业提出了他们特殊的看法；其次，随之而来的是这些看法对医学的发展有益，医疗职业中的人对这些外部的看法开始予以接受；第三，医学伦理学扩展其范围，应用到更广的社会伦理学问题领域，如一个社会中卫生服务设施分配的公正性等。因此，在60年代后，医学伦理学本身已经开始从原来全部关心指导临床医生行为的准则和法典中转向社会中的健康和疾病的伦理学方面，70年代后美国开始了对病人自主性的重视，这是当今的医学伦理学中的重要转变。
医学伦理学的本质是为了病人的利益，但具体什么才符合病人的利益，这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观念的变化而变化。表现在医学模式上，就是从以往普遍持有的“治病”到现在的“治生病的人”，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延长寿命就是对病人最大的善，而二战之后，延长寿命并不是唯一追求的目标，生命质量是人们所重视的主要内容，表现为病人的意愿是否得到尊重。

生命伦理学(bioethics)

《生命伦理学网络全书》第二版对此词条的解释的第一句话就是：“圣经中有一句话说太阳底下没有新事物。但自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从生命伦理学的兴起看出，那么这句话并不正确。”由于新科技的问世和文化及观念的改变，人们重新对生与死、对疼痛的忍受、对自己生命的权利、对他人和社会的义务等进行思考，于是产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生命伦理学。它代表一种全新的观念的转变，它不仅是指开创一个新领域（伦理学和生命科学的交叉），而且代表一种学术思想、政治因素对医学生物和环境的影响等。狭义地说，生命伦理学仅指在面向科学技术的巨大变化时产生的新领域，广义地说，它已经延伸到法律、政策、文化、历史学科，大众媒体，哲学，宗教，文学等社会科学学科。本辞条所说的生命伦理学是指广义的，即它的研究范围已从临终病人床边的医务人员个体所面对的道德上的困惑，延伸到全社会公民和立法者在努力制定平等的健康或环境政策时所面对的公众的和全社会的选择。

对生命伦理学的界定

生命伦理学一词最早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生物学家和癌症研究者Van Rensselaer Potter在1970年提出。然而，很快就被在华盛顿工作的荷兰胚胎生理学家和产科学家Andre Hellegers 和其他与他共同工作并在1971年在乔治城大学成立肯尼迪人类生殖和生命伦理学研究所的同事用来指称不同的含义。Van Rensselaer Potter用此指称“一门把生物学知识和人类价值体系知识结合起来的新学科”，它是科学和人文学科中间建起的一道桥梁，帮助人类生存，维持并促进世界文明。Andre Hellegers和他的同事则狭义地把此应用到医学和生物医学研究中的伦理学领域。Warren Reich在1971年准备编写《生命伦理学网络全书》时，开始时用的《医学伦理学网络全书》名称，可见，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西方多数认为医学伦理学是一种传统上的提法，范围很窄，只强调医生的道德义务和医患关系，它已不足以囊括现今所有的问题。因此从范围上看，生命伦理学指称生命科学中的广袤的道德问题领域，如医学、生物学、环境科学，人口和社会科学等，把传统的医学伦理学包括在生命伦理学中。
在某种程度上，Raanan Gillon的生命伦理学辞条更加全面。Raanan Gillon 在《应用伦理学网络全书》中的生命伦理学条目中写到：从字意上看，生命伦理学是研究产生于生物学实践领域（包括医学、护理、包括兽医在内的其它卫生保健职业）中伦理学问题的学科。它的研究范围很广，除了生物科学研究中的伦理学，还包括环境伦理学（包括环境污染和人与动物和自然界中其它部分之间的关系），性、生殖、遗传和人口中的伦理问题和各种社会政治道德问题，如失业、贫穷、歧视、犯罪、战争和迫害对人群健康的负面效应。涉及到此学科中的人员也很广，除了医生、护士、生命科学家、患者、受试者外，在学术领域还涉及到哲学、道德神学、法学（这是生命伦理学中的三大学科）、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
Daniel Wikler 在第三次国际生命伦理学会议上的主题报告——生命伦理学家和社会责任中提出：生命伦理学的主题一直在变化，生命伦理学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四个阶段正在诞生的过程中。第一阶段以某些专业行为准则的形成为标志，如不允许做医学广告，禁止诋毁同行等，此阶段应称为医学伦理学阶段；第二阶段就是琼森（Albert R.Jonsen）在他的《生命伦理学的诞生》中和他的历史学家同行所说的生命伦理学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医生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公众开始对古老的医学职业中的家长主义、讲真话等提出挑战，此阶段的生命伦理学家是病人权利的学术同盟。生命伦理学家需要新的哲学理论和方法，这些新的哲学理论和方法不是个人行动的道德，也不是用传统的伦理原则去定义医生的职业，而是用社会和政治哲学，尤其是分配社会的公正。第三阶段的生命伦理学家已研究了卫生保健政策和卫生经济的许多细节，许多国家政府中的卫生官员都曾向生命伦理学家进行咨询。第四阶段的生命伦理学可称为人口保健的生命伦理学，它不仅象第二阶段一样包括专业行动准则、医疗工作者和公众，也象第三阶段超越了传统的医患关系范围，横跨生物和社会科学、人类和管理科学，而且还有自身的特点：高技术医学的出现和应用不是中心问题，而只是其中之一，不再注意医生的两难推理和谁能得到稀有卫生资源等难题，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多种影响卫生保健的因素上。从美国社会不断增长的不平等，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病人都存在的病人疾苦之间的共同点看，有许多信号告诉我们，就较大多数人口而言，卫生保健状况在变坏而不是在提高，我们应把目标放在更大多数人的公共保健系统上，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要获取那些不熟悉的领域的知识，如公众保健、国际保健、花费—效用分析、保健量制以及将要出现的许多新领域的新知识。

生命伦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生命伦理学最先产生在美国，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生命伦理学在广义上，是从1900年开始的。20世纪医学的发展可从对医疗服务投入的钱的数量、享受到服务的人的数量、医务人员和专家的数量、医疗服务系统的复杂性和科学技术的含量程度等方面看出。伦理学问题的产生，可从三条主要的线索看出：医院角色的变化、科学技术的主导性和医学专家化的发展。
早在19世纪晚期，美国的医院在数量上以很快的速度在增加，最终成为提供医疗服务的主要源泉，随着医疗器械和技术在诊断和治疗中的不断增加的介入，在医院中集中提供医疗服务变得比较有效并经济，并能满足人们的需要。1946年的Hill-Burton法案，为地方性的医院提供联邦支持，新的普遍性的医疗保险倾向于给医院性的医疗服务而非私人诊所或家庭式服务提供补偿，这为美国的医院的革命打下基础。
1900年左右，科学的医学已成为医疗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医学会改革医学教育制度，以提高医疗服务的水平。政府不断支持医学科学，尤其是在二战期间和之后，把科研引进医学教育和对病人的照护之中。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开始成立并支持临床科研，于是涉及到受试者的实验，受试者可能是病人和健康的志愿者，且数量在不断增加。
由于医学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增加，使很多的医生走进越来越窄的领域，只能使自己局限于某一专业。随着1917年眼科学会的成立，越来越多的专科学会成立。20世纪上半叶，医生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明显得到提高，渐渐从中等升至上等，这些非常明显地使他们与很多病人在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不同。
总的来说，这三方面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浮现。医院中医疗服务的专业化促进了医疗照护的非人性化和组织性，同时疾病的社会、行为、环境和人性化方面被忽视，而过于强调疾病的生物和生理方面，因此病人抱怨医生已失去的病人从整体方面照护的能力，从以前熟悉的密切的关系转变成“床边的陌生人”。
对生命伦理学的产生容易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即生命伦理学多被简单地理解为只是因为生物医学高科技的出现才产生的，这是其中的主要因素，但事实上，生命伦理学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以上医学方面的因素，把公众卷入医疗的伦理学问题中的文化和社会运动也起到史无前例的作用。复杂的医学技术和其人道的使用之间，增长的城市化和随之而来的人口分布的不均匀增加了享受医疗服务的障碍；较高的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病）人的思维更加复杂，自我保护的意识明显提高；五、六十年代政府对生物医学科研的加大投入引起受试者保护问题；人们购买医疗保险的能力在30年代因以雇佣为基础机制的引入而戏剧性地得到提高，现由于太注重技术化，美国的医疗服务成本急剧上升，民众购买保险的能力减弱，大部分的美国人仍不能得到足够的医疗照护。另外，60年代末的消费者权益运动（起始于60年代对低劣食物的抗议）开始影响医疗服务制度，70年代的病人权利运动是更大的民事权利的一部分，妇女运动也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入到对女病人的关心，也影响人们对生育控制和人工流产问题以及家庭和人口政策问题的看法。同时期的和平运动和日益增长的生态运动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由于战争、环境和污染问题而引发的国际健康问题。因为核武器对人类的健康的威胁，医生的社会责任在1971年被提出。这些思考对医学在维护世界人口的整体健康和完好方面的角色发出挑战。以上这些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趋向和生物医学科学的发展一起共同构成了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生命伦理学运动，而且这些也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总之，今天我们所了解的生命伦理学根植于公众对个人权利、社会公正和环境质量问题的关心，这些标志着美国在那个时代的文化特征。
从具体事件看，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们广泛使用肾透析、器官移植，但在透析对象的选择上遇到难题；1967年的心脏移植的成功引起死亡标准的讨论以及哈佛提出了脑死亡标准；流产在医学上很安全，避孕药丸、产前诊断、ICU的广泛使用、人工呼吸机等均已普遍出现，但昆兰案件的撤掉呼吸机和安乐死问题引起普遍关注；人们从传统上死在家里到现在的死在医院里，观念上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二战后生物医学研究取得成果后的应用，美国的几起未得到病人的知情同意所做的人体实验引起道德上的谴责；Rachel Carson 的《寂静的春天》的出版，掀起了保护环境的浪潮；美国的民主权利运动、个人主义、女权运动也在兴起……但人们在与之平行的文化进程方面又远未跟上这些变化，这是生命伦理学为何能引起公众如此关注的一个主要原因和历史背景。

毫无疑问，美国在生命伦理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最重要的标志是1969年成立的后在1971年更名为海斯汀报告和1971年成立的肯尼迪研究所。但不能否认，欧洲也做了大量工作。1963年英国成立了医学伦理学学会和医学伦理学研究所（注：英国多数称医学伦理学而非生命伦理学），后者在1975年创办了医学伦理学杂志(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1985年创办了医学伦理学简报(Bulletin of Medical Ethics)。哲学的批评式医学伦理学在德国、前苏联和南欧发展起来。医学伦理学在天主教传统的国家本身就是天主教道德神学的一部分，后渐渐适应新技术的发展，转变原来的行医与科学无关的观念。亚洲和非洲的生命伦理学发展较慢，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渐渐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医学伦理学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发展起来。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关系到人类生命健康，每个国家的政府必然会通过政策法规等的制定等来对生命伦理学领域的问题进行宏观控制。这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也不是西方特有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但同时，某个发达国家发生了某类生命伦理学问题，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也一定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生命伦理学的理论问题

作为一门学科，生命伦理学中有三个普遍性的核心问题：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才能过道德的生活并做出道德上好的决定？当我的行为可能影响其他人的状态和健康时，我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我应为社会的公共利益做什么？第一个问题与美德论有关，强调人的品行和一个有修养的人应具备的价值观和目标；第二个问题承认一个人的行为会对他人产生影响，并努力理解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应为他人做什么，我们应从他人那期望得到什么；第三个问题把我们的社会关系更深入一步，看到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生命伦理学基本的伦理学前提是：尊重自主性；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功利主义；社会公正；四原则；案例分析；美德伦理学；描述伦理学；女性主义伦理学和地域文化生命伦理学。
生命伦理学研究的问题：卫生服务人员与被服务人员之间的关系；生与死的问题；病人的利益和其他人利益；分配公正问题；概念问题（即各术语的含义）；医学科学实践中的伦理学问题-纽伦堡的促进；生命伦理学，科学技术和社会；环境伦理学。面对这些问题，有两个重要的任务需要澄清：一个是事实和价值观之间应划分出一条清晰的线，分清什么是医学问题，什么是价值观（伦理学）问题（一个医生好的医学决定不等于是好的伦理学决定）；另一个任务是发展解决伦理学问题的方法论。
生命伦理学已出现多样性的特征，随着生命伦理学问题的日渐增加，需要更多的方法论来指导。现在，至少有四个领域已明显地出现了，它们分别是理论生命伦理学、临床伦理学、管理和政策生命伦理学、文化生命伦理学。但在实践中它们经常交叉，不能清楚地分割开。

生命伦理学的职能

邱仁宗同志认为：人们在证明某一生物医学决定正确时，总是处于某种概念和价值的预设框架内，哲学家的工作能够帮助人们批判地评价与某一行动有关的概念和价值观念，这就是生命伦理学的作用所在。生命伦理学是一种哲学，它要超越特定的社会集团、专业、宗教等，提供一种在多元信念前提下对什么是对、正确、好的共同观点。生命伦理学从哲学和多学科角度对临床实践进行伦理学分析，对医学和生命科学中的问题引发对整个社会的伦理思考；在医疗领域中的医生和其他人员意识到他们身上的责任增加了，能看到由于社会因素对健康的不良影响，如不健康的饮食、吸烟、缺乏锻炼、环境污染和其它的环境威胁、人口过剩、政治分歧、失业、贫穷、犯罪等问题。
生命伦理学并不是用一种宗教或意识形态来代替另一种；也不是道德咨询所，给特定问题提供唯一的答案，（在有限的范围内可以做到）。在大多数情况下，结论是试验性的，暂时的，不是绝对正确的。我们既不能采用强制的方法，这并不是伦理学的特点，也不能在社会朝向民主的进程中让社会所以成员都持一种观念，对生命伦理学问题较好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协商对话讨论等达成一致。

总之，生命伦理学是一个新领域，它还只是一个开始，有待于更准确地定义它和挖掘研究方法。Daniel Wikler 在第三次国家生命伦理学会议上的主题报告——生命伦理学家和社会责任中提出：应把生命伦理学理解为这样的一个学科：它给持有各种观点的所有学者提供了场所。对于生命伦理学的未来，Gillon认为：虽然说很难对生命伦理学的未来进行预测，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即生命伦理学将继续为更多的人们提供平等参与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