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法魏红

㈠ 走班制适合中国的高中教育吗

走班制能有效提高教学质量
王晓燕（沙河口区黑石礁街道）

走班制最大的益处就是能给学生一个充分选择的权利。同样的课程，如果学生能够选择生动有趣的授课老师，便不会在索然无味的课堂“受虐”。学习兴趣提高了，学习的主动性和效果就提升了，学习自然就不是痛苦之事了。

而第二个受益的群体将是教师。因为有了学生的选择，就如同有了市场竞争，授课教师将变着法儿地改进自己的授课形式、提升自己的授课质量，以吸引学生来听课。学校也可以通过教师的授课成绩进行相对公正的评价，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走班制让素质教育更进一步

李忠华（河北省魏县）

传统的高中教学模式是“铁板一块”，不管学生感不感兴趣，愿不愿意学，都必须硬着头皮去学，这不但不利于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培养，反而还可能导致学生厌学，失去对学习的兴趣。走班制正是让兴趣成为真正的老师，让学生自主选择课程，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无疑可以帮助学生扬长避短，展现最优秀的自己，将来更容易在相关领域有所建树。

素质教育就是尊重每一位学生的个性发展，发现每一位学生的最大优势，从而挖掘其最大潜能，使他们成为最好的自己。高中实行走班制教学是教学制度改革的进步，更有利于成才，推动素质教育更进一步。

走班制，社会准备好了吗？

金永淼（浙江省绍兴市）

根据最早实施走班制的美国高中的经验，走班制应包括科学的课程设置、优秀的教师团队、丰富的学校资源、科学的教学管理机制等内容。这会让一直以来适应应试教育模式的很多中学感到非常不舒服。

走班制并非开设不同层次的课程那么简单，它包含对学生选课的指导、对学生的分类评价、不同类别教育的混合、个性化多样化的学籍管理等，对学校要求更高。而且走班制顺利推进还必须倚仗高考评价标准、大学招生方式、家长思想观念的转变。否则，走得越深，只会让学校感觉更痛苦。而相比于学校的适应转型，我们更应该关注社会观念的转型。如果没有大环境的支持，只靠学校或者教育部门的一厢情愿，走班制恐怕只会是昙花一现或徒有其表。

走班制还是围绕着“唯分数论”

程绍德（普兰店市文化路）

走班制也好，传统的班级管理模式也罢，宗旨都是让每个学生都能成才。新一轮的高考改革为我国高中探索走班制带来了契机，但走班制的初衷如果不能被更加多元化的高考制度与学生评价机制所吸收，就没有太大的意义，甚至会对应试教育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眼下，大家在评价浙江高中实施走班制的成效时，就把“期末考试中走班制学生的平均分要高于传统班级学生的平均分10分”看成是最重要的指标。如果评价走班制利弊依旧停留在“唯分数”论上，而实行走班制的目的也仅仅是为了提高学生期末考试的平均分，而不是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这样的走班制就真的“走偏”了。

走班制恐成“放羊”模式 不可取

陈星（甘井子区美林园）

走班制看上去虽有种种好处，但中外国情不同，教育内容、方式差别也很大，我们的孩子从小缺乏自理能力的培养，经过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严格管理，到了高中阶段忽然没有了班级、班主任，可就真成了无拘无束的“放羊”了。这些十六七岁情窦初开的半大孩子，他们的自主自控能力能保证真正坐下来投入学习吗？

高中阶段学习的都是基础知识，如此乱糟糟地“走班”，且不论对知识的掌握是否能扎实，真正面临高考的时候，他们能如愿以偿地考进大学吗？作为一个时刻关注孩子成长的家长，这样的教改让人难以放心。教育是个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做全局考虑、不顾国情地照搬别人的经验，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任。

教育部在《关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中表示，从2017年开始全国都将开始高考综合改革，即在高考中实施语文、数学、外语3门学科全国统考，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6门学科任选3科的考试成绩。专家认为，今后高中很可能将采用走班制进行教学。相比传统的固定班级教学模式，走班制不会把学生固定在一个教室，或根据学科的不同，或根据教学层次的不同，学生在不同的教室中流动上课，可以选择自己更有兴趣的学科学习，或选自己更加欣赏的老师来听课。学生将不再有固定的班级，甚至班主任也消失了。

（12月21日《新文化报》）

实行走班制要充分考虑校际差异

海客（长海县高中）

长期以来，我们的学校教育实行的都是班级管理模式，绝大多数学生习惯“被管理”，特别是很多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由于自制力较差，所以学习基本上是老师“看”出来的。升入高中以后，由于学科太多，班主任管理班级的时间相对减少，这种情况下自制力差的学生成绩就会迅速下滑，这就是当前的教育现实。

走班制的核心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其负面作用也很明显：不爱学习的学生可以此逃避学习。因为每所学校的具体情况不一样，走班制在一些示范校中可能会有较好的效果，但在一些学情较差的学校，会大大助长厌学之风。如果仓促实行，可能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

勇于改革 即是进步

李蕾（沙河口区黑石礁街道景山社区）

不少居民对走班制心存疑虑。一位高中生的家长认为：“每学期的课时是一定的，眉毛胡子一把抓，反倒使知识学不充分。分文理可以专科专学，课时比较充足。”一位老师说：“让学生选科存在太多不确定性，一些难学的学科选的人会很少，导致知识传播受限，同时学校的部分教育资源会被浪费。”一位高中生说：“没有了班级凝聚力和同学的感情，高中生活会很孤单。”

更多的人则比较赞同走班制教学。一位家长说：“看着现在越来越大的考试压力、就业压力，我们很期待新的教育模式能改变现状，带给孩子不一样的未来。”一位教授说：“中国的教育模式几十年没改变，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越发跟不上时代的需要，大胆尝试或许会开辟教育新时代。”一位学生说：“能自己决定学习哪些课程，效果会事半功倍，很期待我的学校能实行走班制。”

对于高考改革，一位社区工作人员说出了自己的期待：“现今一些不良的社会现象应引起教育部门的重视。高考是为社会输送人才的重要途径，一个合格的人才不仅需要过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更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内心，有道德、明是非。”

景山社区书记魏红说：“勇于改革才能让中国教育走出困境。从走班制试点效果看，有助于提高学习成绩，也给予孩子更多的自主权，让他们多了一份承担未来的责任。”

国外走班制

恐难服中国水土

王超龙（江西省瑞昌市）

就像舶来品“翻转课堂”难服中国水土一样，走班制可以尝试，不宜推广。首先是大班额的问题，许多县一级的中学班级人数都超过60人，如此多的学生采用走班制必定带来管理上的混乱。其次，教师水平参差不齐，如果名师课堂挤爆，学校如何调控？其三，无固定班级，学生的学习、心理状况等学校难以掌握。走班制面临的问题恐怕远不止这些。

走班制

走出了强制学习困境

盛丽秀（中山区高洁巷）

相较于传统的教育模式，走班制提早了学生开始人生选择的时间，在求学过程中少了强制，给予了他们独立思考空间与自由选择权利，也锻炼了他们求学生涯的自理和自立能力，更利于心智成长，会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高中教育不宜大学化

刘云海（浙江省淳安县）

在高中就开启大学教学模式固然有积极的一面，但高中毕竟不是大学，没有了规范的班级容易造成管理和德育教育缺失；没有了固定的教室和班主任，学生将很容易走向过度自由化。高中教育不能过早、过快放手，相应的管理制度、教育模式必须完善。

走班制仍需设固定班级

盖敏（沙河口区锦绣小区）

走班制和大学的教育理念基本相同，但高中的走班制应该有一个固定的小班级，有固定的班主任，有课时走班，没课时回到班级，对孩子纪律管束、道德规范不可少。

走班制没有必要

郭毅民（甘井子区山园街）

目前的高考制度或是高中教育办法存在着某些弊端，需要进行改革，但也不是一下子就不要高考了。选择是为了有所放弃，既然需要考，而且高中所有的科目都在考试范围内，高中生就没有必要选择性地上课，走班制就没有必要。

㈡ 科学家的责任

在科学经济时代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科学家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并且科学家的个人权利和社会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放大和提升。但是，利益与责任同在、权利与义务相应。正是基于现实的和未来发展的状况，关于科学家、工程师、发明家们的伦理道德责任与社会责任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所关注。

宋华丽：科学家社会责任的含义：对于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 我国许多理论工作者进行过广泛的研究探讨。概括的比较全面的是杨小华的观点,他说: “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主要包括: 尽力使科技为人类谋福利, 社会需求作为科学研究的主要方向; 监督科技成果的社会应用, 并思考、预测和评估科技成果的应用所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 规范科研活动, 使其有利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 向社会公众宣传科技成果应用中的负面影响及防范建议, 积极引导科技成果的正确应用, 防止战争等等。”总之, 科学家在探索自然规律, 创造科学知识, 推动科学事业发展的同时, 有责任去思考、预测、评估其所产生的科学知识的可能的社会后果, 把握好自己的研究方向, 使自己所从事的科学活动真正成为一项造福人类的事业。

魏红忠： 为什么要承担社会责任？

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数研究者似乎’英雄所见略同，他们几乎都认为!由于科学技术对社会有负面效应!所以科学家需要承担社会责任，当今社会已是科学化十分充分的社会，科学也已十分社会化。在近代西方，培根以“ 知识就是力量”鲜明地表达了科学的社会功能。马克思把科学看作社会变革的革命力量，提出“ 科学是生产力”。在当代，“ 科学是第一生产力”已嵌入国人心坎。社会科学化的同时，科学社会化同步进行，科学成为社会事业的一部分。科学家由于所从事的活动不同于一般活动，因此，科学家职业不同于社会一般职业，

科学家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这样一来，必然要求科学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科学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肖德武：一、探索自然规律,推动科学发展

科学家的最为基本的也是最主要的社会责任在于探索自然规律,创造科学知识,进而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具体说来,科学家必须身体力行,通过科学观察和实验等手段获取科学事实,然后运用逻辑思维和数学方法进行缜密的推演,挖掘出深藏于自然事物和过程的现象背后的规律和本质。在此基础上,科学家还应不断寻求运用这些规律于社会生产的途径和手段,从而不断为人类提供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思想武器和方法武器。科学家的这一基本的社会责任并非一开始就有,而是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出现了科学家这一社会角色以后才逐步得到确认的。科学家要把握科学前沿,努力做出原创性发现。若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热衷于作一些介绍性和注释性的工作,是不能从根本上推动科学发展的,当然也就不能称得上是认真履行了科学家的责任。科学家要促进科学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为人类造福。科学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命题。但科学本身在并入生产过程之前还只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它有待于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如果不能实现这种转化,纵然是科学成果层出不穷,也难以体现其真正的价值。科学家应当在促进这种转化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是说,促使科学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也是科学家的重要社会责任,因为科学家对于自己所创造出来的成果最有发言权。即使是限于条件,科学成果不能在科学家手里实现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而需要社会上其他人的工作,科学家也应在具体的转化过程中发挥咨询和指导作用。科学家要为整个国家或社会的总体科研规划提出建议或意见。科学活动不是盲目的,它必须有相对明确的研究目标和具体的研究程序。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更是如此,要根据时代发展的特点和社会的需要制定总体科研规划,以指导整个国家的科研活动。

2、防止科技滥用, 促使科学为人类造福。

科学成果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对人类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作为熟悉科学功能的科学家来说, 对科学成果的应用负有一定的社会责任。这就要求科学家做到, 首先, 对某个课题或项目, 在实际研究之前就要对其社会应用前景做出初步预测, 拒绝研制那些对社会有弊无利或者弊大于利的课题; 其次, 一个课题研究完成后, 在交付应用部门之前要进行广泛的论证, 对于应用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效应特别是负效应, 要做出尽可能全面的预见, 努力做到未雨绸缪; 其三, 如果一个科研项目在应用中出现了问题, 应建议立即停止使用, 以免造成更大损失。总之, 科学家要竭尽全力防止战争, 维护和平,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阻止现代科技成果被用于战争武器的研制,使科技真正为人类造福。

3、普及科学知识。

在今天, 科学不仅仅是科学家个人的事情, 科学与社会进行着紧密的互动。在第三次帕格沃什会议上, 代表们一致认为, 科学家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公众进行启蒙教育, 使其了解科学的破坏性和创造性潜力。科学家必须认识到, 科学的宗旨就是造福民众, 而反过来民众也是发展科学之本,缺乏民众的支持, 顺利发展科学几乎是不可能的, 向公众普及科学不仅是科学家的责任, 更是发展科学所必须的活动。因此, 当代科学家的重大社会责任之一,

就是要通过科学普及, 唤醒公众的科技意识, 尽可能提高公众对科学的理解程度, 全面推进科学文化。

4、纠正错误认识,抵制伪科学侵蚀

科学和其他事物一样,在其发展过程中难免会泥沙俱下。一些错误的认识和非科学的观点与科学认识混杂在一起,会引起人们思想的混乱,影响人们对事物的判断,严重时甚至会干扰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纠正错误认识,倡导科学思想,摈除愚昧迷信,抵制伪科学侵蚀,也是当代科学家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错误认识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和人的认识能力不足所造成。但错误认识往往与人们的直观经验相吻合,因而具有欺骗性大,流传范围广、影响时间长等特征。错误认识在社会实践中应用,不但无法指导人们获得成功,反而会使人误入歧途,因而需要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不断纠正错误认识,树立正确认识。科学认识是对自然规律的正确反映,是能够指导人们在实践活动中获得成功的正确认识,只有不断用科学认识取代错误认识,才能逐步提高人类的整体认识水平,进而推动社会的进步,而这正是科学家的重要责任之一。但是,错误认识有时在人们思想中根深蒂固,要想摒弃它决非易事。一部科学史,就是一部正确认识与错误认识的斗争史。科学家为了批判错误认识,宣传科学学说,常常要冒极大的风险,有的甚至为此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一种新学说、新观点通常要面对两方面的反对:一是来自权威的反对,二是来自公众常识的反对。科学认识取代错误认识常常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科学家有持之以恒的信心,有不唯上、不唯势、只唯实的理论勇气,只有这样才能最终使错误认识得到纠正,使正确的科学认识得以确立。伴随着现代科学的迅速发展,许多错误认识已经失去了容身之地,但并没有彻底被根除,在个别地方或某些特殊时期,已被否定的错误认识可能死灰复燃,若有合适的土壤还有可能滋生新的错误认识。因此,现代科学家远不能高枕无忧,他们在从事繁重的科学研究的同时,还要不忘记与错

误认识、错误思想进行斗争这一重要社会责任。现代科学家要甘心做好科普工作,在广大社会公众中进行科学知识的宣传和教育工作,提高一般社会公众的科学素养,使之能自觉地接受正确认识,逐步消除错误认识的影响。

㈢ 请你列举几位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并简要介绍其事迹

1、柴生芳

柴生芳(1969—2014)，男，汉族，1969年7月出生，甘肃宁县人，中共党员，1990年7月参加工作，200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

2014年8月15日凌晨，当时为临洮县县长的他，因为加班开会后在宿舍休息，诱发心源性猝死，年仅45岁。

定西市“优秀共产党员”，甘肃省“优秀共产党员”，中宣部“时代楷模”。中组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2015年6月，被推选为德耀中华·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敬业奉献模范候选人。

2002年，柴生芳留学归来，带着对黄土地的深深热爱，加入到建设家乡的行列当中，殚精竭虑、夙夜在公、一心为民、忘我奉献，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97年5月，柴生芳赴日本国立神户大学留学。留洋博士的光环，让他有更多到发达地区工作的机会，但是，他毅然决然地回到了生他养他的黄土地。

2006年，柴生芳主动请缨从省委办公厅调任有“苦甲天下”之称的定西工作，这一干就是8年。“出门招商、回家下乡” 这是他给自己制定的两条工作法之一。

为了尽快改善当地农民落后的生产生活条件，推进农村路、水、房、电等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多次汇报衔接，柴生芳争取到了总投资9.1亿元的“六盘山片区交通扶贫攻坚示范试点县”项目。

在临洮工作期间，他跑遍了全县323个行政村，全面深入了解掌握县情实际。面对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临洮，柴生芳提出了建立“五个到村到户”的精准扶贫思路。

“开门办公、马上就办”这是柴生芳为自己制定的第二条工作法。“开门办公”，群众来说事情，对他来说是“送上门的社情民意”“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和“送上门的发展点子”。

柴生芳的生活非常简朴，他乘坐的公车上，除了雨鞋、雨衣、草帽、茶杯、笔记本外，再无他物；他逝世时，脚上还穿着满是破洞的袜子。“升官发财，莫入此门”，这句话被醒目地写在柴生芳一本工作日志的扉页上。

2014年8月15日凌晨，柴生芳同志因长期超负荷工作，劳累过度，诱发心源性猝死，在办公室不幸去世，享年45岁。

2、沈浩

沈浩（1964年5月-2009年11月6日），安徽省萧县人，原小岗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村委会主任。

1986年6月，毕业于铜陵财经专科学校。198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安徽省财政厅参加工作。

2004年，作为安徽省第二批选派农村任职干部到到凤阳县任小溪河镇党委副书记、小岗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村委会主任。

2004年，沈浩同志到安徽凤阳小岗村任党支部第一书记。在小岗村任职近6年来，始终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干事创业，勤奋务实，勇于创新，无私奉献，以实际行动践行科学发展观。

忠实履行共产党员的神圣职责，在广大干部群众心中竖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使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小岗村，有了突飞猛进的大发展。

时代先锋，优秀共产党员沈浩同志，因忘我工作，积劳成疾，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年仅46岁。为党的事业，为“三农”做出了重大贡献。唯一愧对的是他的老母亲、爱妻、爱女与自己。

沈浩为小岗村修建公路，引进资源，集中土地。为党的事业，为“三农”做出了重大贡献。获得全国农村基层干部“十大新闻人物”、安徽省第二批选派干部标兵、全国百名优秀村官、感动中国2009年度人物、全国敬业奉献模范等荣誉。

3、孔繁森

孔繁森（1944年7月-1994年11月），男，汉族，中共党员，山东聊城人，孔子第74代孙。他18岁参军，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复员后，他先当工人，后被提拔为国家干部。

1979年，国家要从内地抽调一批干部到西藏工作，时任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孔繁森主动报名，请人写了“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鬼雄死不还乡”的条幅。

刚到西藏，他又写下“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以此铭志。 孔繁森同志是优秀共产党员，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时代先锋、领导干部的楷模、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孔繁森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

4、胡昭程

胡昭程，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人，1969年10月参加工作，197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长期工作在教育战线，先后当过教师、班主任、中学校长，1983年12月任桂东县教育局副局长。

1990年5月任桂东县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1998年3月任桂东县人民政府助理调研员兼教育局局长，因积劳成疾，不幸于2000年12月21日病逝，终年52岁。

30多年来，胡昭程同志扎根山区，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无私奉献，为桂东县的教育事业付出了心血和生命。

特别是他主持桂东县教育局工作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团结和带领全县教职员工，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锐意创新，走出了一条花钱少、效益高、符合贫困山区实际的发展教育的路子，为改变山区的落后面貌作出了突出贡献。

1992年，桂东县成为湖南省首批“实验教学普及县”；1996年，实现了基本扫除文青壮年文盲的目标；1998年，全县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提高两年实现“两基”目标，被省、市人民政府授予“两基”工作先进县称号；

1999年4月，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在桂东县召开“湖南省贫困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教育现场会”，并下发了《关于学习推广桂东县教育改革和发展经验的通知》，桂东成为湖南农村教育的一面旗帜。

胡昭程同志的工作得到了各级组织和领导的肯定，先后10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先进教育工作者，并受到记功奖励。

1995年9月，被评为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1998年9月，被中共郴州市委、郴州市人民政府授予“十佳教育公仆”荣誉称号。

5、冯文林

冯文林，男，广西桂平市扶贫办原副主任，工作十分严谨，清正廉洁，秉公办事。他不幸病逝的消息，让很多人感到震惊、痛惜。

2012年5月，冯文林的老家油麻镇平安村有一条扶贫路，冯文林带队去验收时，发现工程量不够。对负责项目施工的单位，他严格按标准验收，毫不讲情，要求必须补足工程量才给予验收通过。

冯文林从来不收受群众的礼物，也不接受建设施工方的宴请。每到一个村子，群众都喜欢走到他身边，与他交谈或询问扶贫政策，他总是微笑着对村民耐心解释，让群众满意而去。

冯文林对工作总能做到“早谋划，早安排”。他经常对同事说，“雨露计划”是一项造福农村贫困家庭子女和群众的民心工程，是增强贫困农民就业能力、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

为确保圆满完成年度及“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任务，让贫困户尽快入住新居，冯文林毫无怨言挑起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这个重担。

他个人没有车辆代步，每天为了按时8:00前到达紫荆镇安置点指挥工人工作，他在6:30前步行2公里多的路程赶上乘坐紫荆专线第一班车，到站后再步行2公里多的路程到达安置点。

为了赶上进度，他全天候与工人打拼在工地上，下雨天穿长筒水鞋，披上雨衣；天气炎热，汗流浃背，便用毛巾抹干汗水，累了就回移动板房办公室伏台休息半个多小时，就是这样一直奋战到晚上9点多，日复一日，坚持到安置点整个项目完成。

2017年，桂平市扶贫办组织全体干部职工体检，冯文林心系安置点的工作，放弃了体检机会。长期超负荷工作，透支了冯文林的体力和精力，他慢慢变得消瘦，身体常常不适，但仍然坚持工作。

2018年1月，冯文林感觉劳累越来越严重，他这才听从单位领导的劝告，拖着疲惫的身体到自治区人民医院做全面检查。医生建议住院观察，以进一步确诊。

他认为是劳累引起的不适，记挂着自己分管的工作，不肯浪费时间住院，马上回到桂平投入到工作中，直至确诊肺癌的报告出来，他仍牵挂着扶贫工作的事情，处理分管工作的大小事务。

3月28日凌晨，他带着对扶贫工作的无比眷恋，对帮扶贫困对象的深情，悄悄地走了，脚步停止在56岁的人生终点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