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立法

A. 如何理解在我国金融立法权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首先、要减少政府采取干预政策时获得的收益。在中央政府层面：建议完善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相匹配的制度减少政府因财力不足而干预金融的情况，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划清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的事权财权，做到财权与事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建议国家应允许条件较为成熟的地区，放行地方政府债券，为地方政府开辟合法的融资渠道，满足基础设施建设的庞大资金需求；建议解决我国司法独立方面存在的问题，防止地方政府权力过大，责任不足造成的过度干预司法的行为，同时提高金融机构通过法律程序追回不良贷款的效率。金融机构方面：强化自身造血功能，完善内部控制及纠错机制，提高抗干扰能力，确保系统规范、顺畅和高效运转。地方政府方面：改变官员政绩考核机制，由原先的单一的以GDP增长为基础的晋升激励转向对社会公正、民众福利、环境保护等综合指标考核的激励机制，如将创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作为政府工作重点之一，列入政绩考核指标。

其次、要减少不良贷款损失。在中央政府层面：应建设和完善以政府诚信为核心，面向企业、个人、覆盖社会经济生活各方面的社会诚信体系；应完善以投资担保公司为主体的信用担保体系。地方政府方面：要凭借天然公权力，借助当地的公检法体系，支持金融机构依法维护金融债权工作，加大对金融机构在债权保全、资产接收、资产处置等环节的政策支持，敦促有关部门简化手续，减免税率，积极支持金融机构盘活不良贷款，减轻其在追债过程中耗费的时间和人力成本；要加强对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杜绝地方政府自身违规或变相提供担保、帮助企业逃废债务等行为。金融机构方面：应积极引入社会信用体系及定期维护，引入信息挖掘技术，扩大信贷征信系统信用信息范围和含量，进一步提升系统的信用预警作用，为银行防范信贷风险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应积极探索小额贷款管理办法；行业协会应定期组织信贷风险评价经验交流，通过相互交流信贷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和趋势，从信贷全过程监控角度探讨降低不良贷款率的方法。

再次、要减少政府在改善金融环境上的投资并提高通过金融生态环境给金融机构带来的收益。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减少并非指纯粹的投资额度上的减少，而是“同时”，即改善金融环境应注重效率，由麦金农提出的金融抑制理论，缓解金融抑制的基础是政府首先需要有稳定的财政能力，由于政府本身资金并不充裕，因此改善金融环境的资金并非越多越好，而应注重效率，因此地方政府需要：加强政府与金融机构间的沟通走访，促进信息交换，改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从而提高投资效率；政府应多引进金融咨询服务业，了解如何有效率的改善金融生态环境，满足金融机构的长期经营发展需求；改善金融环境，吸引辖区外金融资源进入辖区投资，促进金融集聚区的形成。金融机构方面：加大对地方政府中心工作和经济工作的研究的投入，创新金融产品，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加强行业分类管理，防止同质化恶性竞争。

最后、提高地方政府以及金融机构均采取合作策略时获得的超额收益。中央政府方面：应放宽地方金融准入控制权，调动地方政府发展金融的积极性，更好地满足中小企业以及地方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要求，从而形成良性互动。地方政府方面：提高政府行政运作透明度，完善市场公平竞争制度建设；强化政府的服务功能，通过调查了解当地优势产业发展情况以及发展需求，有针对地推出相关政策，加强产业、研究所、高校、金融机构间的联系，培育市场为主体的金融资本配置制度，从而提高信息披露程度和降低信息搜集成本；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共同培育符合我国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的多元化金融市场，扩宽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渠道，减少地方政府改革压力和成本，同时也让民间资本有偿承担金融风险，从而建立起多元化的经济结构相适应的金融组织结构。金融机构方面：积极主动支持地方经济建设，创新重大项目的信贷方式和管理方法，实行跟踪管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提供有效服务；提高金融企业经营状况信息透明度，善于引用研究所、高校对当地产业和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研究成果，更好的契合当地产业、企业的需求，服务于当地实体经济发展。

B. 反洗钱法的立法宗旨是

反洗钱法是为了预防洗钱活动，维护金融秩序，遏制洗钱犯罪及相关犯版罪而制定。权

是指为了预防通过各种方式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等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洗钱活动，依照本法规定采取相关措施的行为。

对依法履行反洗钱职责或者义务获得的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信息，应当予以保密；非依法律规定，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司法机关依照本法获得的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信息，只能用于反洗钱刑事诉讼。

(2)金融立法扩展阅读

反洗钱法监督管理：

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协调全国的反洗钱工作，负责反洗钱的资金监测，制定或者会同国务院有关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制定金融机构反洗钱规章。

监督、检查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的情况，在职责范围内调查可疑交易活动，履行法律和国务院规定的有关反洗钱的其他职责。

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在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的授权范围内，对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C. 什么时候才能对未成年人金融犯罪单独立法

这个不需要单独立法
而且也不可能
因为涉及犯罪的只能适用刑法
不需要单独立法是因为,
未成年人金融犯罪按总则相关规定处理就可以

D. 中国哪一年是金融立法年，为什么被称为金融立法年

您好，1995年是金融立法年。
理由：1995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先后颁布了“五法一内决定”:《中国人民银行法》、《容商业银行法》、《担保法》、《票据法》、《保险法》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五部金融方面的、成文配套的法律，因而1995年被称为“金融立法年”。

E. 最早的国际金融立法

商品货币的出现和货币信用活动的发展是金融法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制定(秦律.金币律),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货币制度,使货币制度法律化.这可谓是最早的货币立法.现代意义的金融法是人类社会演进到市场经济,随着金融活动日益扩大并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银行等金融机构大量出现并形成金融业时,产生和发展起来的.16世纪,西欧开始进入资本主义期.1553年,在当时地处东西方商业贸易中心的意大利城市威尼斯出现了第一家银行--威尼斯银行.1694年,在率先进行资本原始积累,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英国,经国王颁布特许令,在伦敦组建了世界上第一家股份制银行---英格兰银行.1844年,英国国会通过了由政府首相皮尔提出的(英格兰银行条例)又称(皮尔条例).这是世界上第一部银行法,也是第一部专门性的金融法律规范.
金融法是调整金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具体说,就是调整货币流通和资金信用活动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货币市场是交易期限在一年以内的短期金融交易市场,包括短期存贷市场,同业拆借市场,贴现市场,短期债券市场以及大额存单等短期融资工具市场.其功能在于满足交易者的资金流动性需求.资本市场是交易期限在一年以上的长期金融交易市场,包括长期存贷市场,产权交易市场和证券市场.其功能在于满足企业的中长期投资需求和政府弥补财政赤字的资金需要.金融关系应是指五类社会关系,即金融领域内相关主体之间的间接金融关系,直接金融关系和金融中介报务关系,国家金融主管机关与各类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和自然人之间的金融调控和金融监管关系.
法律规范是行为规范的一种,它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为一种行为规范,其特点:法律规范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法律规范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保障其实施的;法律规范是规定行为人的权利,义务及行为人违反规范要求时的制裁措施的.
金融法的内容是指国家制定的规范金融行为,调整金融关系的规范性文件中的具体规则,金融法的内容主要应包括金融主体法和金融行为法两大部分.
法的渊源,也叫法的形式.金融法的渊源,也就是金融法的具体表现形式.有四种:金融法律;金融行政法规;金融地方性法规;金融规章;国际条约;自律性规范.金融法是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第三层次的法律部门.金融法的基本原则:在稳定币值的前提下,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则;保护债权人,投资者利益的原则;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原则.
世界上第一部中央银行法则是(英格兰银行条例),世界上最早进行证券立法的国家是美国,票据立法最早源于法国.信托立法以英国和日本最为系统和完备.日本最早于1901年颁布实施(保险业法).最早的国际金融立法是1944年7月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国第一部金融法是1908年清王朝颁布的(大清银行则例).1995年是我国的"金融立法年",制定颁布了五部金融基本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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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红柿可治疗十种病
银行法.历史上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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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我国当前金融立法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金融海啸与救市成本 美国众议院终于通过了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但这个方案已不是7000亿美元了，而是加码成了8500亿美元。上星期众议院第一次投票否决了7000亿美元方案后，白宫将此方案作了修改，加码1500亿美元再送到参议院表决，获得大比例通过后再送到众议院表决，所增加的1500亿美元是向老百姓派糖，果然获得了参众两院的支持，因为7000亿美元只是用来购买华尔街的不良资产，老百姓分不到甜头，自然有部分议员不高兴。现在争取到的1500亿美元派糖给选民，议员们就改变了初衷，投票赞成了。布什为什么不早点想到“派糖”的方案，导致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被众议院否决，致使道指狂跌777点。 上周五85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通过前，道指回升了300多点，通过后，反而急转直下，收市时下跌了157点，振幅近500点。 大家期待的救市方案获得通过，美国股市反而大跌，这可理解为趁利好消息出货，也可以解释为市场担心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救不了市。 受美股下跌的影响，昨天亚太股市全面下跌且跌幅都很大，恒指跌了879点，跌幅约为5％。众多下跌股市中也包括黄金周之后的内地股市，昨天上证指数跌了5％以上，跌幅超过港股，或许这是继上周周边股市大跌后的补跌。昨天内地股市在政府救市之后第一次大调整，政府是在上证指数最低跌至1802点时出手的，大盘很快反弹了近500点，昨天的下跌可看作是正常的调整。 7000亿美元肯定不够，但作用也不小，而且也可以说是对症下药。目前全球金融海啸，归根寻源，是最原始的按揭抵押证券出了事，投资银行将这些按揭抵押证券层层包装，通过杠杆不断放大，终于演变成金融海啸。现在，7000亿美元主要是用来购买这些按揭抵押证券，期望能使市场对这些按揭抵押证券所衍生的产品重树信心。 此外，新方案将银行存款的保险额由10万美元提高到25万美元，可以避免银行出现挤兑现象。25万美元不是小数目，可以保障绝大多数存户的利益，令这些存户不致一有风吹草动就到银行排队提款。救市方案通过后，美国财长还得进一步制订收购这些不良资产的方法和价格，这才是关键所在。价格太低，银行只能得到一些残渣；价格太高，7000亿美元肯定不够用。--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考验着全球经济，也考验着中国PE的发展。业内人士在日前举行的“PE北京论坛”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PE市场发展前景依然广阔，在国际市场不好的时候，可能正是我国PE快速发展的时机，要抓住金融动荡中的机会。 发展方兴未艾 北京PE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产权交易所总裁熊焰指出，近年来，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中国市场的高成长吸引了大批外国股权投资基金来中国投资，中国已成为全球股权投资基金增速最快的国家。同时，随着中国民间资本的成长和政策法规环境的不断完善，人民币股权投资基金也蓬勃发展起来。推荐阅读

G. 我国现有金融法律体系存在哪些问题

仅供参考：
现有金融法律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法律体系的四要素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来看，我国现有金融法律体系均存在问题。
在金融立法上存在着五个方面的问题。
1，行政主导立法现象普遍。一是在法律制度设计之初通过授权性规则和兜底条款为行政权力的行使提供了宽泛的空间，使金融市场规制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不稳定性；二是法律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有明显的部门化倾向。在综合经营的背景下，必然导致同类产品和业务因实施主体不同，而要适用不同规则，进而引发规则适用混乱与监管套利。同时，行政主导立法既造成行政部门公权力无序扩张和制约不足，也给政府带来远超过法律条文明确规定的责任。
2，法律体系不够完备，在横向和纵向均存在不足。从横向看，主要表现为上位法存在空白。一方面，缺少《期货交易法》、《金融控股公司法》、《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等基础性法律；另一方面，现有上位法覆盖范围过窄，随着金融新业态不断涌现，这一问题日益突出。从纵向看，一是法律层次不清。《信托法》、《证券法》、《保险法》等都是混合立法，即将交易法和行业法糅合在一部法律内，且偏重行业管理，对交易活动规制相对薄弱。混合立法的益处是相对简单，缺点是将一类金融活动归为一个行业，容易造成监管分工不清和空白等问题，甚至演变成为监管者立法。例如，《信托法》将信托行为规范与信托业规范合一，将信托监管职责赋予中国银监会 ，结果只有银监会批准的信托公司才能从事信托业务，而银行、证券、保险等机构从事的理财业务又是事实上的信托行为，监管机构不得不制订各自的监管办法，造成监管制度不一致。二是配套下位法欠缺。我国现有4家政策性金融机构，运行多年以后相关法律仍未出台。在保险领域只有一部《保险法》，而机动车财产赔偿、保险产品费率厘定、互助保险等重要事项均缺乏配套立法。
3，法律过于宽泛和简单，对执法机构授权过多。以《证券法》为例，在司法实践中，约有3/4的证券案例未引用《证券法》，1/4的证券案例尽管引用《证券法》却只引用其中7条内容，仅占证券法条款的3%。同时由于《证券法》关于虚假陈述、内幕交易的规定偏少，在司法审判环节存在很多障碍。法律适用性不够导致执法环节只能以行政规章代替法律，放大了行政机构自由裁量权。
4，对金融机构过度保护，对投资人和消费者保护不够。现有金融法律基本上都是以保护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行和财产为宗旨，操作中往往以金融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名义否定他人的合法财产权利，以行政处罚代替民事和刑事责任，使金融机构易于推卸责任，将内部风险外部化。维护金融安全应以市场主体权利、义务平衡为前提。对金融机构过度呵护使其缺少足够的外部压力，难以提高内控能力和履行社会责任。
5，法律更新不及时。创新多、变动快、变化大是金融市场运行的基本特点，但我国金融法律修订周期明显偏长，七、八年甚至更长时间修改一次很普遍。而境外修法的频率要高得多。例如2000年以后日本的《保险业法》修订了6次，平均2年一次。我国香港地区《证券及期货条例》自2003年生效以来，十年间已经作了20次修改。
在金融执法上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问题。
1，执法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的程序性规范与标准仍有欠缺。目前规范我国金融监管部门执法权力运行的规则尚不完备，没有调查取证、行政处罚等专门的执法程序性规定，缺少对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类型化的认定标准和归责原则，认定难、执行难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2，以行政处罚代替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由于执法部门与司法机构缺少衔接，监管部门又在一定程度上负有促进行业发展职能，因此执法过程中过多采用行政处罚方式。加上行政处罚尺度弹性较大、透明度低，造成违法成本偏低，执法威慑力大打折扣，一定程度上姑息纵容了违法行为。
3，部分监管执法措施效力存疑。以证监会为例，其已经使用的监管措施共125种，但其中《证券法》明文规定的仅23种。《证券法》外的监管措施设置的合理性、程序正当性、救济保障制度安排的效力等均存在疑问。
在金融司法上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
1，案件筛选机制使大量金融争议无法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在司法实践中，大量金融争议因筛选机制而未能通过司法程序解决。表现为：一是限制受理案件的法院，投资者因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提起的侵权民事诉讼，相关司法解释要求由上市公司所在直辖市、省会市、计划单列市或经济特区中级法院管辖；二是为案件当事人起诉设置额外的先决条件。例如要求人民法院受理的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其虚假陈述行为，须经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调查并作出生效处罚决定。三是限定诉讼提起的方式。“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是《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权利救济方式，理论上它能以较低成本实现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效果。但在金融司法实践中几乎得不到适用，实际上已被束之高阁。
2，审判专业性有待加强，争端解决机制单一。金融案件数量的急剧增长和所需专业知识的日益复杂，使法院和法官不得不在迅速审结案件与确保裁判质量之间探求艰难的平衡。同时，金融争议多元化解决机制尚不健全，无法在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有效分流争议，减轻法院压力。
最后，在金融守法上，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我国金融守法方面的最大问题：一是金融商品销售者有法不遵；二是金融商品消费者法律意识淡薄，知识欠缺。由于民众普遍缺乏对投资项目合规性和风险的鉴别能力及维权能力，在相当程度上纵容了产品销售者的过度宣传等违规行为。一旦风险暴露，又只能用“上访”甚至极端手段挽回损失，使金融纠纷转变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同时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投资人只重短期投机而不做长期投资，影响了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如何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
在金融立法上，首先要调整立法理念。为此，一是要保持立法目的稳定性，避免随形势的变化而过于频繁地调整，降低法律及其所调整社会关系的稳定性，削弱法律的权威性；二是要保持法律保护群体的均衡性，法律法规条款设计要以保护权利为准则，避免以政治性的判断影响公正性；三是转变既往立法“宜粗不宜细”的理念，实现立法技术精细化，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
其次，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以调整立法程序，改进立法流程，提高立法、修法透明度为抓手，提高立法科学性、民主性。一是在提供必要立法资源和提高专业性的基础上，更充分地发挥全国人大财经委和国务院法制办的作用，统筹推进金融基础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制定修改工作。二是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三是健全立法机关主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草案。四是健全法律法规规章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广泛凝聚社会共识。五是加强统筹规划，完善金融立法、修法需求汇集机制，制订拟出台重要金融法律、法规的时间表。六是建立健全立法质量与效果后评价制度，通过立法评估、执法评估等方式，发现存在的问题，及时修改完善。
第三缩短立法周期，提高立法、修法效率。一是根据经济和金融领域需要，适度提高金融法律的修法频率，更多运用“法律修正案”的立法方式，缩短时间间隔，适应形势的快速变化。二是扩大重要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征求范围。
在金融执法上，一是健全执法检查制度，推进执法主体、职能、权限、程序、责任规范化。制定调查取证实施办法，细化调查取证、询问当事人、查阅复制资料、封存文件资料等执法行为的实施程序；二是确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制度，明确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的法定情形和适用标准，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三是深化以权力制衡为核心的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查审分离制度，探索建立依法行政评估制度，明确评价方法和标准。
在金融司法上，首先，增强规则条文的司法性可操作性。为此，一是通过法律修订，逐步增加可供司法判决引用的条款，提高金融法律的司法裁判性。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司法解释，详细定义有关犯罪行为(如什么是非法集资、市场操纵、跨市场操纵).
其次，提高司法效率，维护金融秩序。对于金融市场强势一方的侵权行为，要发挥司法维护金融秩序作用，赋予投资人可行的司法诉讼渠道，使之能通过司法途径有效维护自身利益；同时，应加强融资方责任配置，逐步加大对证券犯罪的打击力度，发挥刑罚威慑作用。为此，一是要配合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充实司法资源，改革司法机构内部管理体制，提高司法有效化解和解决金融领域争端的能力。二是要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的要求，以证券民事诉讼为突破口，取消不必要的前置程序，探索法院直接受理的有效模式。逐步减少和取消事实上存在的金融领域纠纷案件筛选机制。三是以推进金融仲裁为重点，建立诉讼之外金融争议的多元化解决机制。
在金融守法上，提升全社会的守法意识，要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多领域加以推进。一是要加强金融知识普及教育，在金融机构柜台、中小学、社区等通过投放宣传册、举办专题宣传活动等方式，提升居民对金融商品和金融风险的认识；二是要进一步强化金融业行业协会和各种专业性商会的自律机制，在行业内建立起金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的行为规范，并及时通报相关信息；三是要加大对金融案件审判过程和结果的透明度，强化警示和震慑作用；四是要进一步健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特别要建立金融纠纷相关的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机制。
近期需要调整的重点领域
首先，调整金融监管体系的法律基础。目前中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突出问题，集中表现在监管机构协调性差，金融监管权力和职责分配不明确，特别是以机构的类型确定监管的对象的金融监管模式已不适应金融发展的需要。同时在监管主体涉及多个政府权力机构时，容易出现“有利争着管，无利没人管”的局面，形成监管机构的互相推诿、监管竞争与监管真空、同一机构多个监管标准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金融监管成本，降低了金融监管的效率。上述问题的核心在于，各个监管机构分而治之的监管模式与金融市场的统一性之间出现了矛盾。对此，需要结合国内外经验教训，加快对现有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调整。即便在不对监管组织架构进行重大调整的情况下，把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业务相结合的制度、政策措施纳入法律轨道仍是当务之急。
其次，调整信托相关法律关系。由于信托制度不健全，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发展并不顺利，理财市场则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在下一步改革过程中，一是要研究修订和完善作为上位法的《信托法》，明确信托的定义和范畴，细化对信托活动的规范，强化重要事项的监管要求并具体规定操作规程；二是努力通过各类相关下位法律法规的整合(包括资产证券化相关法规和理财产品相关法规)、统一监管目标，协调监管标准，规范监管机构的行为。
第三，建立金融衍生品市场法律框架。近年来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迅速，但金融立法远没有跟上。一是立法层次低，除《证券法》和行政法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外，其余都是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二是行政规章多由各监管部门单独制定，不仅分散凌乱影响执法效率，在执行过程中也容易导致部门之间的冲突；三是法律责任欠缺。《金融机构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仅有三条罚则，威慑力有限，金融机构违规成本很低、惩罚力度不够；四是《证券法》对场外衍生产品的具体管理并没有实质性的条款规定，未能形成系统的场外市场监管法律规范体系，与其他法律制度如《破产法》、《物权法》、《担保法》等也不相容。为此要尽快制定《期货法》，明确期货交易涉及的基本民事法律关系。以修订《证券法》为契机，扩大“证券”及“衍生品”的范畴，将公募、私募的股票、债券及其他有证券属性的金融产品、业务、服务创新均纳入证券法调整范围，确立场外市场的定位与监管框架。
第四，构建统一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现有法律法规中对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的内容几乎都是原则性的概括，操作性很弱。相关制度中普遍存在责任不明确、监管法规之间缺乏配套和衔接、违法违规惩处多为罚款而很少追究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等问题。在执法授权方面，既存在对行政监管机构授权过度问题，也存在授权不足问题，例如证监会在对上市公司进行调查时，往往会遇到阻力。为此，建议国务院法制办牵头制定统一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行政法规，未来应根据实施效果，适时上升为人大立法。
第五，完善金融安全网。尽快出台《存款保险条例》，明确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基本功能和组织模式。尽快出台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制度，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体系，规范市场退出程序。
第六，规范非正规金融活动。制定《非存款放贷人条例》，将包括P2P等网络信贷平台在内的非金融机构放款人、民间借贷纳入放贷主体范畴，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多层次、多元化信贷市场体系，发挥民间借贷对正规金融的补充作用，合理引导民间融资活动健康发展。

H. 中国的金融立法总体是滞后于金融实践的，那么美国的金融立法，金融监管机制，也是滞后于金融实践的吗

你从网络上查有很多解说的

I. 简述各国金融立法的发展趋势

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构成金融不稳定的必要条件，但它往往要在外部冲击的作用下才会显示出来。金融衍生工具不断创新与发展，国际游资与对冲基金正在寻找投资与投机的机会，对冲基金与国际游资的狙击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外因。
从1996年起，泰铢开始摇摇欲坠。由于房地产业的过度投机，造成许多金融机构面临破产的危险。泰国的房地产和股票价格已开始暴跌，经济的基本面迅速恶化，增加了市场对钉住汇率制能否维持的担心。泰国对于本币泰铢的出境几乎不加限制，曼谷国际银行业务设施的疏漏也为投机者提供了便利，而对于非居民在泰国开立的泰铢账户也基本处于放任自流状态。1997年1月下旬和2月初，泰铢再次受到影响。1997年3月4日，泰国中央银行宣布国内9家财务公司和1家住房贷款公司的资产质量有问题，资本金不足，要求增加资本金和提高呆账备付金率从100％提高到115％-l20％，并命令金 融系统在未来两年内将备付金增加到500亿泰铢。尽管泰国中央银行的初衷是稳定金融市场，增强人们的信心。但是结果产生了负面效应，人们担心中央银行的这一措施出台将使财务公司和金融机构的资金周转更困难，投资者推测泰国的金融体系可能出现了更深层次问题的预兆，从而引发挤兑风潮和证券市场的价格剧烈波动。
对冲基金发动对泰铢的狙击战，首先要囤积大量的泰铢可供抛售，因此，对冲基金的基金经理必须暗中购买、囤积大量的泰铢。泰铢囤积的主要来源渠道有：从当地银行贷款；从离岸金融市场融资；出售当地资产；从当地的股票托管机构借人股票并卖空，以换取泰铢等。由于泰国中央银行的货币监控系统落后，致使泰国政府无法及时了解泰铢交易中出现的异常现象。对冲基金除了购买泰铢之外，在狙击过程中，还通过泰国银行在海外金融市场的分支行和曼谷国际银行业务，以及泰国境内的非居民账户 借人大量泰铢，其中包括一些杠杆率很低的远期合约，来自上述各方面的泰铢即构成了对冲基金发动狙击的武器。当完成囤积了大量泰铢时，便向外汇现货市场迅速高价大量抛售，换购美元。 由于对信息不充分的和缺乏了解的条件下，投资者很难对市场未来的不确定性作出合理的预期，往往是通过观察周围人群的行为而提取信息，在这种信息的不断传递中，许多人的信息将大致相同且彼此强化，从而产生从众行为，即所谓“羊群效应”(Herd Effect)。“羊群效应”是由个人理性行为导致的集体的非理性行为的一种非线性机制。 由于“羊群效应”，泰国的企业、外资机构和中小投资者会纷纷效仿，加之对冲基金在泰国国内市场和离岸市场借助现货交易与远期交易陆续抛出泰铢，泰铢势必会大幅贬值。待狙击见效，泰铢市场汇率剧烈下跌后，对冲基金再以美元等外币以低价位买入泰铢归还贷款，买人股票归还股票托管机构。在经济不佳的情况下，这种排山倒海的抛售引起市场恐慌，带动众多中小散户加入抛售行列，加剧了泰铢汇率猛烈向下波动。
1993年年底，泰国金融市场的期权、期货的日交易额就达6亿美元，随着通信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泰国的金融衍生工具发展迅速，至1996年底，泰国金融市场已有包括货币期权、货币期货、国债期权、国债期货、利率期权等在内的多种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其日交易额高达20亿美元。一定程度上为对冲基金在泰国利用金融衍生工具交易进行狙击战提供了市场条件。
对冲基金发动对泰铢的狙击战的另一策略是，在远期外汇市场利用远期合约借助于银行制造泰铢贬值的压力。对冲基金与银行签订大量的远期合约，卖出泰铢。银行接到卖出的泰铢远期合约时，为了规避汇率风险，银行通常采取对冲保值措施，立即出售泰铢现货来兑换美元，货币市场中的供求关系的改变造成泰铢出现贬值的压力。待泰铢贬值后，对冲基金的基金经理可以在空头远期合约到期前在签订一个到期日相同、金额相同、方向相反的多头远期合约作对冲。或者按照空头远期合约交割，对冲基金则利用空头泰铢远期合约、看跌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获得中间的汇率差。
1997年5月，对冲基金和其他国际游资利用大量短期货币资本在泰国进行套利，泰国泰铢被大量沽空，泰铢受到强大的贬值压力，泰国中央银行为了控制资本的恐慌性外流，使金融市场恢复均衡，采取了多项抵御措施：一是实施资本和汇兑管制，泰国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抛出外汇储备中的美元，大量购进泰铢，以保持泰铢与美元的固定汇率。控制向外国投机者的信贷提供(Credit ProVision)； 二是采取利率防卫(Interest Rate Defense)，大幅度调高了隔夜拆借利率(0ver Night Rate)，通过提高交易成本打击对冲基金及其他投机者的筹资成本与交易成本，抑制投机者的攻击，进而抑制对本国资产的恐慌性抛售投机者的空头仓位，三是对即期和远期市场进行大量干预，以缓解泰铢的贬值压力。然而这些应急措施均奏效甚微。
泰国中央银行动用外汇储备干预市场，干预市场使泰国的外汇储备从1996年末的377亿美元降到1997年5月的333亿美元，而在333亿美元中，234亿美元是泰国央行在保卫泰铢中买进的在未来12个月要支付的远期合约。实际上，泰国的外汇储备已不足100亿美元，而对冲基金和国际游资则利用外汇远期市场的杠杆效应和交割滞后的特点，迫使泰国中央银行无力实施市场干预。
据估计1997年5月的攻击中，投机者至少投入了1 700亿泰铢，从而形成了巨大的抛售压力。受泰国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的限制，泰国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规模与对冲基金和其他游资规模相比可谓是杯水车薪。干预造成泰国外汇储备的大量损失，泰国当局在外汇储备几乎枯竭的情况下，于1997年7月2日，宣布泰铢被迫放弃自1984年以来已实行了14年之久的泰铢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o 1998年1月12日，泰铢对美元已贬值至56．5泰铢兑1美元，贬值幅度深达约55％左右。
采用提高短期利率，收紧银根的措施也未能凑效。利率防卫同时将使业已脆弱的泰国国内经济不堪重负，造成的负面效应极大。由于利率预期的作用，理性的投资者往往认为过高的利率水平可能是权宜之计，不可能维持太久，使中央银行的政策干预的可信度下降，并且会诱发股市和股指期货的投机性冲击 泰国当局试图通过“分割”(Split)国内货币市场的方法创造出一种“双层体系”(TWO-tier System)，以保护非投机性的信贷需求，这使离岸市场利率发生暴涨，最高上升到1 300％(1MF，1998)o但境内利率(0n-shore Rate)与离岸利率(Off-shore rate)之间的巨大差异导致了套利活动的源源不断。此外，利率的升高造成股票市场的大幅下跌，而对冲基金此前早巳将股票抛空，对冲基金可以利用利率的上升做互换交易，并在股市中投机获利。
对冲基金和投机者可能把在股市和股指期货上的获利的资金在兑换成外汇，进一步加大泰铢贬值的压力。同时在泰铢大幅贬值后，对冲基金的基金经理可以趁低价以美元购回泰铢，用来归 还泰铢借款和利息。 莫顿?米勒尤其反对使用提高短期利率，收紧银根的措施，并认为是泰国央行无法防卫泰铢的第一个失误：“企图通过提高利率和紧缩市场流动脚来打击国际投机。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吸引外资(尤其是美元)，打击国际投机势力的最有效方法。因为，炒家通常借人当地货币卖空，如果利率提高的话，那些炒家的成本就会提高。有时利率提高1倍甚至10倍，看上去他们的投机成本高得可怕。但事实上，只要货币稍微一贬值，卖空者就大有赚头。如果货币贬值50％甚至60％的话，卖空者的利润会更加丰厚。由此看来，提高利率非但不能打击投机势力，而且会让远期货币交易市场上卖空者盈利颇丰。同时，提高利率带来的货币贬值对本国居民的打击更大。在危机不断恶化之时，泰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牵头，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7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172亿美元的紧急贷款，但其附带条件是泰国政府必须实施一系列经济改革计划。经济改革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利用中期援助贷款充实外汇储备；削减整体经济的开支(包括公共部分与私人部分的开支)，缩小经常项目赤字；重组金融体系，清理有问题贷款和私营部分的巨额债务；推行开发政策，引进并利用外资以解决财务问题”.

J. 中国人民银行法的立法目的

为了确立中国人民银行的地位和职责，保证国家货币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执行，建立和完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督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