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香港立法

㈠ 为什么说香港国安法是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治本之策

因为香港是国家的一部分。

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高票表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这是大势所趋、事业所需、民心所向。决定充分体现中央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充分体现中央对香港整体利益和香港同胞根本福祉的坚决维护和最大关切，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根据宪法和基本法，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和法定义务。香港国家安全立法惩治的是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港独”分子和暴力分子，保护的是遵纪守法的绝大多数香港市民。全国人大的决定体现了法治原则，是为了维护香港广大市民更好地享有和行使法定的各项权利和自由。

连日来，澳门社会各界人士对全国人大的立法行动坚决拥护，好评如潮，对澳门的繁荣稳定感到自豪，表示要倍加珍惜澳门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居住在澳门的一些外籍人士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全国人大的立法是对香港法治底线被一再挑战的有力回应。这就是人心所向。

澳门回归以来，广大澳门同胞发自内心拥护“一国两制”，认同“一国两制”是澳门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维护国家安全是澳门保持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必要基础，早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作为一个对外交流频繁、对外依存度高的国际自由港，澳门在不断筑牢“一国”根基的同时，充分收获了“两制”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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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有着许多有利发展条件和独特竞争优势。只要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香港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筑牢国家安全防线，保持社会和谐稳定，集中精力谋发展，巩固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香港明天一定会更好。

㈡ 香港国安法表决通过，对于香港有什么影响

香港国家安全立法将为香港社会恢复安定提供保障，这是市场预期乐观的主要原因。稳定的社会环境，从来都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社会不稳定，投资不敢落地，银行不敢放贷，企业生产困难，居民不敢消费，经济发展很容易陷入恶性循环。

去年下半年，暴力乱港行径严重破坏社会稳定，恶化营商环境，致使国际权威机构连番下调香港的信贷评级，私人消费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连续两个季度大幅下跌。

叠加今年上半年的疫情冲击，一季度的香港经济已出现深度衰退的症状。特区政府虽大力纾困，但如果“黑暴”“揽炒”继续肆虐，社会稳定无望，市场疑虑便不可能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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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过程

2020年6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由委员长会议提请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2020年6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和闭幕会。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49号主席令予以公布。

㈢ 香港立法会的解释可不可以作为约束力的先例

一、香港基本法解释机制的法源规范并非仅仅只是基本法第158条

任何法律制度总是由一系列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法律规范所构成，这些法律规范可能来自于一部法律，也可能来自数部法律。基本法的解释制度及其机制也是如此。的确，直接规限香港基本法解释制度（体制）的规范是香港基本法的第158条。但不能说基本法解释机制仅仅由香港基本法第158条所规限，如果考虑到解释机制所应当包含解释权力来源、解释主体的性质地位、解释案的提起主体、解释程序等等衍生因素的话，它还逻辑地应当包括香港基本法的其他有关条款以及被基本法所允许保留下来的香港原有的相关法律制度和法律传统。如果不是这样来理解的话，我们就无法理解1999年人大常委会第一次释法中特区政府提请解释基本法行为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因为当时一些香港法律界的人士就批评特区政府向国务院提出报告请求国务院提请释法于法无据，他们认为基本法全文中没有明文规定这样的做法，根据第158条的规定，只有特区终审法院才享有提请权。“反对人大释法的人认为，无论是在第158条所设立的《基本法》解释权分布体系里，还是在《基本法》其他条文里，都找不到可以支持行政长官在这次事件的情况下请求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的法理依据。……行政长官请求人大常委会行使解释权，便是邀请中央干预，‘自毁长城’”。[2]民主派大状汤家骅甚至指责特区政府的做法是“出卖法治的交易”。[3]其实，特区政府并非依据基本法第158条的规定，而是依据基本法第43条和第48条（2）所赋予的职权，向中央政府提交《关于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协助解决实施有关条款所遇问题的报告》，请求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

此外，根据基本法第17条的规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立法权。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须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备案不影响该法律的生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征询其所属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后，如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不符合本法关于中央管理的事务及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的条款，可将有关法律发回，但不作修改。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回的法律立即失效。该法律的失效，除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另有规定外，无溯及力。”

全国人大常委会完全可以也应当通过备案审查的方式解释基本法。尽管实践中尚未出现备案发回的情形，但理论上、逻辑上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一旦出现备案发回的情形，势必需要附上为什么发回的理由，这个理由必然涉及到基本法的解释问题。

根据基本法第18条第3款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征询其所属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意见后，可对列于本法附件三的法律作出增减，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限于有关国防、外交和其他按本法规定不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的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增减列入附件三的全国性法律时，也可能在作出的相关决定里需要“解释”相关法律是否“限于有关国防、外交和其他按本法规定不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的法律”的问题。

二、香港基本法解释机制并非仅仅由香港基本法所规限

香港基本法是根据中国宪法制定的全国性法律，基本法的解释机制建基于和受制于中国的宪政体制。因此，基本法解释机制的法源规范体系还应当包括中国宪法、立法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国务院组织法等相关法律的相关规范。比如根据基本法第158条，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但这项权力并不只源于基本法，而是直接来自宪法第67条（4），立法法也有类似规定。这说明，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机制来源于并受限于国家的宪政体制，它必须回应和适应国家宪政体制的需要，必须站在一国宪政体制的高度去审视和解构。[4]

如果不从中国宪法、国家体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地位和宪制责任等高度去审视基本法的解释制度，我们可能无法正确理解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2条第4款和第24条第2款第（3）项的解释》中阐明自己的解释依据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四）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的正当性和合法性。[5]在香港法学界和法律界影响很大的前港大法律学院包玉刚讲座教授佳日思就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把中国《宪法》第67条第（4）项作为它解释的依据之一，而并非仅依靠《基本法》第158条第1款的规定。……这对《基本法》的完整性有严重影响。……这将对《基本法》的发展以及香港法院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系产生严重影响。”[6]香港基本法三次解释实践证明，恰恰相反，如果按照佳日思教授狭义地、机械地理解基本法解释机制的法源规范，对《基本法》的完整性才真正造成严重影响。如果我们只是孤立地认为基本法的解释机制仅仅由基本法所规限，那我们也无法正确解答仅看基本法第158条那些原则性、概括性条款所留下的不确定性问题和引起的种种争议，比如非诉讼情形下的解释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可以主动解释基本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特区法院自行解释自治范围内的条款后还有无权力解释这些条款等等问题。

这里，我们还需要回到基本法第158条作进一步的分析。第158条的四款条文如下：

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员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的其他条款也可解释。但如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对本法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进行解释，而该条款的解释又影响到案件的判决，在对该案件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应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有关条款作出解释。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引用该条款时，应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解释为准。但在此以前作出的判决不受影响。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对本法进行解释前，征询其所属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

仔细分析第158条的含义，本条第2款、第3款的内容仅仅只是针对进入司法程序的诉讼案件中基本法的解释权安排、解释范围和解释程序等问题作出规定，而没有对非诉讼中实施基本法的情形作出规定。而根据本条第1款的规定，“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这里的“解释权”是一个完整的、解释基本法实施中所有需要解释的问题的权力。而第4款规定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解释基本法前需要征询香港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的原则程序。需要细究的是，法律解释是为了正确实施法律而对有关法律或法律条文的含义、立法意图以及所使用的概念、术语、定义等所作的说明，而法律的实施包括法律的遵守、法律的执行和法律的适用，显然，司法仅仅只是法律实施中的一个环节，但司法无法涵盖所有法律实施的情形，这样，在法院无管辖权或没有诉诸司法的情形下，基本法实施过程中需要进行解释的情况发生时，例如解决关于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的理解争议[7]以及解决行政长官缺位时产生的新的行政长官的任期问题上的认识分歧[8]需要解释基本法时，第158条第2款、第3款的规定根本无法适用，只能根据第1款和第4款来展开解释程序。进一步的问题是第1款和第4款都没有规定由谁提请解释的问题。显然，必须从基本法的其他条款和立法法等法律寻求法律依据。2004年和2005年的两次人大常委会解释实践也表明，基本法的其他条款、立法法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条款均构成释法的法律依据和法理基础。

三、香港基本法解释机制并非仅仅受制于制定法

前已述及，香港基本法解释机制并非仅由香港基本法所规限，它的法源规范体系还应当包括中国宪法、立法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国务院组织法等相关法律的相关规范。前述规范都是制定法规范，但既然基本法赋予了香港法院的终审权以及香港法院对基本法的解释权，考虑到香港的普通法传统，法院释法中创造出的先例显然具有判例的效力，从而构成解释机制的规范。因此，笔者认为，既往释法实践所创造出来的行之有效的释法先例或者宪法惯例也应当构成基本法解释机制的法源规范，不排除未来还有新的惯例可能成为基本法解释制度的法源规范体系之组成部分。

㈣ 制定香港国安法有何必要性和紧迫性

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且鉴于香港现时的具体情况，全国人大有关决定可以理解，且有必要性和迫切性，他对此表示支持。梁君彦指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8条，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咨询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及特区政府，然后将法例列入附件三，再由特区政府公布实施。
梁君彦表示，高兴看到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均已说明，制定法案对实施“一国两制”方针不变，也不会影响港人和国际投资者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包括游行、集会、言论、出版和新闻自由，日常生活不受影响，相信决定有利香港经济发展，也能保障市民生命财产，让港人安居乐业。他希望特区政府行政机关多做解说工作，回应香港市民及国际社会关注。另外，对于有外国政府表示，涉港国安立法实施后会对香港实施制裁，梁君彦回应称“完全不担心”，他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做好一些“为香港好、为国家好”的事情，而外国势力的干预并不适宜。

㈤ 香港与澳门的立法机关如何产生

那是立委会，是全民选举产生的，真心在帮你期待采纳，

㈥ 为什么说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势在必行

“港独”“黑暴”“揽炒”让香港经历了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内外势力操纵的港版“颜色革命”步步进逼。中央此时果断出手，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是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必要之举。

实践证明，“一国两制”是香港回归祖国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坚持“一国两制”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中央对实施“一国两制”的信心和决心从未改变。

有关法律专家强调，涉港国安立法旨在建立健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不影响香港司法机关行使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中央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机关根据需要在香港特区设立机构，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相关职责。任何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和执法，都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符合法定职权、遵循法定程序，不得侵犯香港居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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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与国家是命运共同体，维护国家安全与港人利益息息相关，国家安全得到有效保障，是香港繁荣稳定、港人安居乐业的前提。涉港国安立法针对的是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等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以及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区事务的活动。

惩治的是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组织和个人。涉港国安立法不仅不会影响香港广大市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而且能够更好地保护香港市民享有和行使法定的自由和权利。

㈦ 我国港澳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权的问题

香港特别行政来区的立法源机关制定的法律须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无须报中央人民政府备案。备案不影响该法律的生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征询其所属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后，如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不符合本法关于中央管理的事务及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的条款，可将有关法律发回，但不作修改。

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回的法律立即失效。

该法律的失效，除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另有规定外，无溯及力。

香港特别行政区由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并依照《基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㈧ 香港立法会的概述

《基本法》第六十六至七十九条就立法会的成立及职权订立规定。立法会的主要职能是制定法律；审核及通过财政预算、税收和公共开支；以及监察政府的工作。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亦获授权同意终审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免，并有权弹劾行政长官。
《基本法》第四十九条及五十条订明，行政长官如认为立法会通过的法案不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整体利益，可将法案发回立法会重议，而立法会如以不少于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再次通过原案，行政长官必须在一个月内签署公布或按《基本法》第五十条的规定解散立法会。然而，经重选的立法会如仍以不少于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原案，行政长官必须签署公布法案，否则便须辞职。立法会获赋予这些新权力，是为确保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及立法机关能充分地互相制衡。
《基本法》亦详述香港特别行政区在何种程度上享有自行制定法律的自主权。根据《基本法》第十七条，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须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在征询其属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后，如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不符合《基本法》关于中央管理的事务及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的条款，可将有关法律发回，但不作修改。经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发回的法律立即失效，但该法律的失效无追溯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