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与法治
Ⅰ 如何完善县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和推进
要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将法治建设成效纳入政绩考核。并将“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列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六项重大任务之一。这是我国依法行政、依法执政、建设法治中国的必然要求。这就要求必须建立完善政府顾问制度，充分保障法律顾问的权利和地位，保证法律顾问制度的高效运作和依法实施。
一、政府法律顾问的概念及作用
政府法律顾问是指为政府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的自然人或者组织。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是关于政府法律顾问如何产生、运行以及完善的制度和规则的总称。目前，我国政府法律顾问指的是与政府签订法律顾问服务合同的组织机构，其中最主要的组织机构是律师事务所，其次是法律专家所在的工作单位。随着我国律师队伍的壮大和律师行业的规范化发展，律师在社会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律师不但具有专业的法律知识，而且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作为政府聘请的顾问律师可以社会监督的角色和心态看待政府行为，且顾问律师没有受到行政机关内部人员的限制，可以站在相对客观、公平的角度评判政府行为。
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在保障行政机关立法、执法、监督三个阶段都产生重要作用。政府在立法阶段或是在作出重大决策前，通过请政府法律顾问出具法律咨询建议书等，让政府法律顾问全面介入政府决策、制定政策，确保政府政策、决策的合法性，能够有效提高政府依法行政能力。在政府执法阶段，政府作为行政主体、民事主体多层次参与经济活动、民事活动，导致大量法律事务产生。政府依法进行投资、采购活动时，可以聘请法律顾问参与合同谈判、起草、审查等非诉讼事务；政府与其他法人、组织等发生争议、矛盾纠纷时，可以聘请法律顾问代表政府出庭参与诉讼。政府法律顾问制度也是防范法律风险、监督政府决策的重要保障，法律顾问出具的法律咨询建议书、重大决策合法性论证书、法律审查书等可以对法律风险进行研究评估，提出风险防范措施，同时这些法律文书的备案制度，可以有效监督相关政府官员是否按照法律文书已经提出的建议进行风险防范、制定决策，对有关政府工作人员利用职务方便以权谋私可以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
二、法治发达国家和地区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简介
（一）美国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演变和发展
美国联邦政府建立之初并没有设立司法部，但总统为工作需要专门设立了一个职位：“首席代理人”（Attorney General），其职责是应美国总统要求，就法律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首席代理人”虽然不是总统内阁成员，却可以列席内阁会议，可以说是总统的私人法律顾问。之后的百年里，联邦政府各部门也相继出现General Counsel“首席顾问”，参与联邦政府各部门的日常工作。
内战后美国建立司法部，总统的“首席代理人”直接出任美国政府司法部部长，司法部长是美国总统和政府的首席法律顾问，其职责是替美国总统和政府处理法律事务，司法部雇佣大量律师处理联邦政府的法律事务。各部门也相继设立了自己的部门法律顾问办公室，办公室设法律总顾问，该职由总统任命，其基本职责是向部门首长提供法律意见，对业务官员给予法律指导，工作还包括审查所有的工作计划和行政规则。各部门法律顾问室办公室的雇员均是律师，规模和数量规占政府聘任律师的绝大部分，其中农业部的法律顾问办公室有四个区域性质的和十三个分支性质的办事处，卫生部的法律顾问办公室设有10个区域性办公室，每个办公室规模6至29名律师不等。州政府也采取类似联邦政府的制度，大量聘请律师处理政府法律事务。可以说美国就是一个由律师参与统治的国家。
（二）香港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简介
香港政府在英国统治期间承袭英国制度，在1855年便组建律政司（当时称为律政署，1997年回归后改称律政司，两者职能和政府地位相同，只是名称作了变化），其长官是香港政府首席法律官员，直接向香港总督负责。香港回归后，律政司司长是香港特别行政区仅有的三名司长级官员之一，他既是行政长官、政府、政府各决策局、部门及机构的首席法律顾问，也是行政会议成员。
律政司下设五个重要科室，主要成员都是由政府律师组成，整个律政司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律师事务所。律政司除了有检控权，承担检控刑事罪行责任外，还负责草拟香港政府一切法例，向政府各决策局、部门提供法律意见，为土地规划、基建环保提供法律咨询，以律师或大律师身份代表政府参与涉及政府的民事纠纷，以中国香港代表团成员身份出席多边协议会议等等。正是律政司这种全方位渗透的工作模式，香港政府的日常工作基本可以说是在全程的法律指导下进行的，这也是香港社会高度法治的原因之一。
三、我国政府法治建设及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现状分析
（一）国家缺乏法治传统
我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封建思维还没有从人们的思想中被根本剔除。人治思想根深蒂固，成熟的人治官僚体系保障行政权力无所不在地运行，法律处于极其次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三十年，国家的法治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是在严重缺乏法治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法治建设，大多数的老百姓遇到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托人找关系甚至是花钱摆平，权大于法、情大于法、钱大于法的现象仍然不断出现。也正因如此，十八大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二）领导干部普遍缺乏法律思维
领导干部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起主导作用，当前领导干部应该说政治思维、经济思维能力较强，但普遍缺乏法律思维，这突出表现在很多干部遇事不找法，办事不依法，解决问题不用法，日常工作中很少想到法，部分干部甚至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极端想法，譬如前几年曝光的一名地方领导的名言“法律是什么？平时我管它，出事了它管我”。 这导致政府违法运行的情形不在少数，譬如很多地方都是用“先上车后买票”的违法方式解决项目建设用地和耕地保护之间的矛盾。
（三）法律顾问制度缺乏刚性制度保障
当前，法律顾问参与政府权力运行的工作机制处于“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尴尬境地，一个地方政府是否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建立后律师能否参与政府服务、律师参与政府服务的范围大小等缺乏刚性制度保障，工作的随意性很大。完全取决于政府主要领导的主观意志，而我们大部分领导缺乏法律思维，根本不重视法律顾问工作，所以，目前我国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设的整体水平较低。法律顾问参与政府权力运行的工作机制、政府依法行政的保障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
（四）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普遍建立，但发挥的作用较小
我国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建立，目前大部分地区的政府及部门都聘请了法律顾问，许多地方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总的来说，顾问律师作用发挥普遍较小，一般都是在政府外围工作中发挥一些作用，如陪同领导接访，参与化解涉法涉诉信访，作为灭火队员参与处理重大突发性事件或群体性事件处理等，中心工作、重点工作、日常工作鲜能参与。
不少地方的法律顾问制度完全流于形式，政府下个建立法律顾问团的文就了事，长年累月不向律师咨询任何事项，顾问律师只在台账或宣传材料中出现，从来无缘参与政府服务。
（五）政府顾问律师的工作积极性总体不高
政府法律顾问制度不仅缺乏刚性制度保障，而且也缺乏经费保障。政府聘用执业律师做顾问鲜有支付费用的，即使支付，也非常有限，很难形成“对价”，加之律师接触的事务多是外围事务，顾问律师的工作积极性总体不高。
四、加强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对策建议
（一）各级政府都要建立法律顾问制度
法治社会包括法治政府不可能单独在一个区域建成，这是多位知名学者的论断，法律顾问制度也应该全国一盘棋，整体全面推进。我国各级政府部门都有不同的决策权和行政执法权，各级政府都应配备法律顾问。同时，建成法治政府，各级行政首长是第一责任人，一把手如果能依法行政，法治政府就建成一半了。必须要给政府一把手配备专职的法律顾问，这样才能全面、及时地为一把手提供专业法律意见及建议，并评估一把手履职行为的合法性。
（二）建立健全法律顾问相关配套制度
要建立重大决策、规范性文件出台前法律顾问咨询论证制度，促进政府决策规范化、法律化；要建立政府重大工程、重大经济项目、重大投资等决策前法律风险评估制度，组织政府法律顾问进行合法性和可行性论证，防止和减少决策风险；要建立法律咨询建议书、重大决策合法性论证书、法律审查书等法律文书备案制度，防止有关领导干部以“不懂法、不知法”等借口推诿责任；要建立行政机关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要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内容。
（三）积极引导法律顾问参与政府工作
组织法律顾问协助政府处理日常法律事务，积极参与行政诉讼和政府投资、采购等非诉讼法律事务，有效化解争议，解决涉法事务。组织政府法律顾问及专业律师协助政府依法处理信访问题，促进有关部门规范执法，公正司法，引导群众依法反映诉求。组织法律顾问协助政府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在街道（乡镇）、社区进行法律咨询等政府基本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充分发挥政府法律顾问在参与重大、突发、敏感事件处置中的作用，协助政府依法制定实施处置方案，妥善处理矛盾纠纷和善后工作。
（四）加强政府法律顾问队伍建设
目前有五支队伍和政府法律顾问工作有关，即司法行政工作人员、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政府部门的法规处室工作人员、公职律师、社会执业律师。根据目前实际发展情况，政府法律顾问队伍基本上由社会执业律师承担。
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社会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等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律师队伍。加强法律服务队伍建设，增强广大律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构建社会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等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律师队伍。同时，要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制度，健全从政法专业毕业生中招录人才的规范便捷机制，完善政府法律顾问职业保障体系。
（五）建立健全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保障机制
推动政府购买法律服务，把政府购买法律服务费用纳入各级政府年度财政专项预算，及时足额支付法律顾问费用。加强对律师参与涉法涉诉信访、参与公共法律服务的经费保障，探索形成以案定补、以事定补的经费保障机制，并逐步提高保障水平。
Ⅱ 律师如何根据当事人利益最大化原则选择辩护策略
辩护策略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案件的结果，关系到被告人的利益，甚至关系到被告人的生命，是每一个辩护人接受一个刑事案件后都必须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一刑事辩护策略的选择需处理好三对关系刑事辩护应以当事人利益最大化为原则，这是每个辩护律师都知道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但如何做到在刑事辩护策略的选择上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辩护人在确定辩护策略时，如何处理好推动法治进步与尊重当事人意愿、提高律师的社会影响与保障当事人的法律利益、辩护人提出方案与当事人做出决策这三对关系，是检验一个律师是否贯彻当事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试金石，是衡量一个律师职业道德水准的标尺。
（一）推动法治进步与尊重当事人意愿
包括律师在内的每个法律人有一个共同的梦，一个早日实现法治的梦。在这个梦想的指引下，“以个案推动法治进步”成为当下法律人一个时髦的主张。
法治从形式侧面而言，指的是规则之治，要求已制定的法律得到严格的贯彻执行。法律的贯彻落实，必须体现在一个个具体个案的依法处断上。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个案推动法治进步，是一种务实理性的态度，应予充分肯定。
这种声音在一些具体个案尤其是“名案”的办理过程中，时有耳闻。记得在律师界普遍关注的“浦志强案”中，面对浦志强认罪的态度，有律师表达了极大的不满甚至愤慨，认为浦志强案原本就是个无罪的案件，作为“人权律师”的标杆人物，浦志强不应当认罪，而应当抗争到底，以个案推动中国法治的进步。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在推动法治进步与尊重当事人意愿之间，应如何选择，二者孰先孰后？这要先理解怎样才算是以个案推动法治进步，是否在个案办理过程中制造舆论漩涡，让当局难堪就推进了法治进步？是否当事人向当局让步，就意味着法治被破坏？
如前所述，法治是规则之治，规则背后是社会主体的利益。在刑事诉讼中，当事人是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判断者，有认罪或者不认罪的权利，当事人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有着法律所保护的认罪自由。而辩护人的法定职责，就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当辩护人为了所谓“法治进步”这一看似崇高的理想，而要求当事人放弃自己的选择，以不认罪来对抗公权力时，实质上对当事人实施非法的精神强制，这种做派不仅会牺牲当事人利益，违背律师的职业道德，其本身就是对法律的破坏与背叛。
在刑事辩护过程中，律师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不应试图代替甚至强制当事人作出某种选择。当律师尊重当事人的意愿，最大化地维护了当事人利益，其本身就是一种成功，就是一种社会进步。
律师要求当事人在个案中为了“法治的进步”而违心地抗争到底，如果是真诚地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推动法治，律师背后的这种国家主义思维，很让人担忧。因为法治的内核是人权，人权天然地抗拒以集体之名侵入其领地，以一种反法治反人权的方式来追求法治，无异于缘木求鱼。
（二）提高律师的社会影响与保障当事人的法律利益
与推动法治进步和尊重当事人意愿这对关系密切关联的，是律师的社会影响与当事人的法律利益之间的关系。
不想成为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同样，不想成为知名大律师的律师也不是好律师。现今我国知名大律师的外在衡量标准至少有两个：一是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二是案源广、收费高。而知名大律师的丰富案源与高昂收费，也主要来源于其社会影响力。
要想成为一个知名大律师，首先要提高社会知名度与影响力，这已是律界的一个共识。如何提高自身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我想这是每个律师都思考过或者正在思考的问题。提升律师社会影响力的方法多种多样，利用专业能力高质量地办好所接的每个案件逐步树立口碑，笔耕不辍提高在专业领域的知名度，这是最传统的方法，但也是付出多、见效慢的方法。
于是有人发明了一种迅速出名的捷径，接受案件后，利用网络想方设法把案件炒热，披露案件中公检法机关的各种“黑幕”，把自己描绘成一个为了公平与正义、为了国家的法治事业与黑暗的公权力斗争的勇士形象，以吸引媒体与观众的眼球。既然所接案件当事人是被公权力肆意冤枉的，那么在法庭上作彻底的无罪辩护，则可是必须的。
从这些年那些进入我们眼球的、被炒得火爆的各种名案来看，由于律师的炒作与操作失误，有原本可以判缓刑、免刑的案件被判了实刑，有原本可以从轻判的案件被从重判，有原本可能不判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被判了死刑立即执行。
这些案件里，有律师试图通过对案件的炒作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从而提高自己的身价，其结果却损害了当事人利益，有些也损害了律师自身的形象，甚至损害了律师职业的整体形象。这样的做法，我一直认为有违律师的职业操守，背离了法律服务中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是律师在辩护策略选择时应当避免的。
随着自媒体的发达，法律服务的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越来越对称，当事人对律师行业及其法律服务也越来越了解，以后真正有社会影响力的律师，必定是那种一心一意利用专业技能为当事人利益最大化服务的律师，而绝不是不惜牺牲当事人利益也要为自己进行炒作的律师，提高律师影响力与保障当事人法律利益之间会越来越一致。
（三）辩护人提出方案与当事人做出决策
前些年，很多律师认为，律师可以独立于当事人进行独立辩护。当事人认罪，律师认为无罪的，可以独立做无罪辩护；当事人不认罪，律师认为构罪的，律师可以独立做有罪辩护。
如今这个错误观念已基本得到纠正，大家认识到，律师的辩护权来源于当事人的委托，律师的辩护权隶属于当事人的辩护权。律师辩护的独立性，相对于当事人而言，仅指辩护人不能完全当事人化，可以拒绝当事人不合法的要求。
既然律师的辩护权从属于当事人的辩护权，那就意味着在辩护策略的制定上，律师的作用只是提出方案，策略选择的决策权在当事人。在对律师辩护权形成这种新的认识的同时，现在似乎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极端现象，有些案件从专业的角度看，由于存在明显的策略选择错误，导致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不利于当事人的诉讼结果。对于这种结果，有的律师就辩解说，律师只是当事人从事刑事诉讼的参谋助手，是当事人自己选择要采用这样的辩护策略，出现不利后果的责任不在律师，而在于当事人奇葩。
这就是辩护人提出方案与当事人做出决策之间的关系问题。对此二者间的关系，应当怎么看？我们先要问，当事人为什么要请律师，为什么要聘请辩护人为其辩护？道理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对于当事人而言，律师是专业人士，刑辩律师是刑事辩护方面的专家，因此遇到刑案时要聘请律师作为辩护人，这就相当于病人生病了要看医生一个道理。
在律师与当事人，医生与患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于法律与医学知识和经验的不对称，虽然从理论上讲当事人与患者有决策权，但其决策权是建立在律师与医生专业的分析意见基础之上的选择。没有专业的分析就没有选择，更没有最利于当事人与患者的方案选择。
现实中，极少有当事人与患者，会明确拒绝律师、医生提出来的认为最有利于当事人、患者的治疗方案与辩护策略，因为在当事人、患者面前，律师与医生是专业人士，在法律与医疗方面具有明显的知识与经验优势，当事人与患者选择一个律师或者医生时，在专业方面就对其产生明显的依赖与信赖。
当事人与患者信赖律师与医生时，律师与医生是否能够提出最有利于当事人与患者的辩护与医疗方案和策略，取决于其经验、知识与职业操守。一个高水平的律师与医生，其高明之处恰恰就在于能提出在现实条件约束下最有利于当事人与患者的辩护与医疗方案供其选择。
对于一次失败的辩护，一次失败的无罪辩护，律师不应当将责任推给当事人，而应当深入反思，是不是自己的知识经验不足导致策略错误，甚至是不是自己在案件办理中私心作祟致致使最终选择了不利于当事人的辩护策略。
辩护策略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案件的结果，关系到被告人的利益，甚至关系到被告人的生命，每个辩护人接手一个案件后都需要认真思考如何确定辩护策略，以实现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
Ⅲ 经常在哈尔滨广播电台和黑龙江新闻法治频道看到李易桐律师说法，她的执业水平到底如何
李律师的业务水平肯定能不错，不然也不能经常上广播电视节目，所以我认为李律师的执业水平一定不错。
Ⅳ 公正与律师制度与外国法制史哪个好考点
公正与律师制度与外国法制史，这两门选修课，我个人经验，肯定是“公正与律师制度”要好学且容易考。强烈建议你选“公正与律师制度”。
Ⅳ 法治律师执业自律性
律师的职业操守，或者叫做律师的道德规范或职业伦理，是指律师在执业中所应具有和表现的良好品德和行为。集中体现在《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中》，见附件： 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
（2001年11月26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修订）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维护律师的职业声誉，全面提高律师队伍的道德水准，规范律师的执业行为，保障律师切实履行对社会和公众所承担的使命和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律师在执业活动中应当遵守本规范。
第三条律师执业应当接受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第二章律师职业道德基本准则
第四条律师应当忠于宪法和法律，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执业。
律师应当忠于职守，坚持原则，维护国家法律与社会正义。
第五条律师应当诚实守信，勤勉尽责，尽职尽责地维护委托人的合法利益。
第六条律师应当敬业勤业，努力钻研业务，掌握执业所应具备的法律知识和服务技能，不断提高执业水平。
第七条律师应当珍视和维护律师职业声誉，模范遵守社会公德，注重陶冶品行和职业道德修养。
第八条律师应当严守国家机密，保守委托人的商业秘密及委托人的隐私。
第九条律师应当尊重同行，同业互助，公平竞争，共同提高执业水平。
第十条律师应当自觉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法律帮助。
第十一条律师应当遵守律师协会章程，切实履行会员义务。
第十二条律师应当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
第三章律师在执业机构中的纪律
第十三条律师事务所是律师的执业机构，律师的执业活动必须接受律师事务所的监督和管理。
第十四条律师不得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律师事务所执业。
同时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和一个法律服务所执业的视同在两个律师事务所执业。
第十五条律师不得以个人名义私自接受委托，不得私自收取费用。
第十六条律师不得违反律师事务所收费制度和财务纪律，挪用、私分、侵占业务收费。
第十七条律师因执业过错给律师事务所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第四章律师在诉讼、仲裁活动中的纪律
第十八条律师应当遵守法庭和仲裁庭纪律，尊重法官、仲裁员，按时提交法律文件、按时出庭。
第十九条律师出庭时按规定着装，举止文明礼貌，不得使用侮辱、谩骂或诽谤性语言。
第二十条律师不得以影响案件的审理和裁决为目的，与本案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仲裁员在非办公场所接触，不得向上述人员馈赠钱物，也不得以许诺、回报或提供其他便利等方式与承办案件的执法人员进行交易。
第二十一条律师不得向委托人宣传自己与有管辖权的执法人员及有关人员有亲朋关系，不能利用这种关系招揽业务。
第二十二条律师应依法取证，不得伪造证据，不得怂恿委托人伪造证据、提供虚假证词，不得暗示、诱导、威胁他人提供虚假证据。
第二十三条律师不得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亲属或者其他人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借职务之便违反规定为被告人传递信件、钱物或与案情有关的信息。
第五章律师与委托人、对方当事人的纪律
第二十四条律师应当充分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尽心尽职地根据法律的规定完成委托事项，最大限度地维护委托人的合法利益。
第二十五条律师不应接受自己不能办理的法律事务。
第二十六条律师应当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客观地告知委托人所委托事项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不得故意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做不恰当的表述或做虚假承诺。
第二十七条为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律师有权根据法律的要求和道德的标准，选择完成或实现委托目的的方法。
对委托人拟委托的事项或者要求属于法律或律师执业规范所禁止的，律师应告知委托人，并提出修改建议或予以拒绝。
第二十八条律师不得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
同一律师事务所不得代理诉讼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偏远地区只有一律师事务所的除外。
第二十九条律师应当合理开支办案费用，注意节约。
第三十条律师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期限、时效以及与委托人约定的时间，及时办理委托的事务。
第三十一条律师应及时告知委托人有关代理工作的情况，对委托人了解委托事项情况的正当要求，应当尽快给予答复。
第三十二条律师应当在委托授权范围内从事代理活动，如需特别授权，应当事先取得委托人的书面确认。
律师不得超越委托人委托的代理权限，不得利用委托关系从事与委托代理的法律事务无关的活动。
Ⅵ 律师在法制国家中的地位
律师属于上层建筑，它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不是国家机关，是唯一的民间性质的上层建筑，是代理型的上层建筑。代理型上层建筑的力量依赖于被代理人在整个社会和国家中的法律地位。律师要实现上层建筑的法律工具的功能，提高被代理人在法律上的地位，就需要一个施展工具功能的舞台，就必须认可律师在法治社会中的作用。
第一，律师精通包括实体法、程序法在内的法律法规，具备对案件进行调查的能力，不仅如此，律师还养成了从法律角度进行思考的习惯，能够把眼前的具体案件与法律规范恰当地联系起来，通过法律推理提出具有一定客观性和说服力的主张，并及时提示给法院。
第二，律师在其拥有的法律法规知识和法律推理能力基础上，还能够根据具体案件对有利于自身委托人的论点和证据材料加以组织并以逻辑严密完整的样式来展开辩论，而且这样的辩论在不一定与律师个人所持有的信条或好恶有直接联系。
第三，律师熟悉法律实务尤其是其中关于诉讼的实际事务。做一个好的律师，往往经过反复处理大量的案件而逐渐领会掌握了种种程序上的技术，这不单是个知识的问题，还包括经验和技巧。这显然是当事人所不具备的。
第四，从与案件或纠纷本身的关联来说，当事人本人是直接的利害关系者，往往只能站在自己主观的立场上来对待诉讼，而律师则因案件本质上属于他人的问题，能够保持一定距离，较客观冷静地把握情况。
第五，律师作为从事专门职业的人员，接受职业团体特殊的伦理规范制约。虽然他与法官同属从事法律专门职业，但律师毕竟不是司法机关的附属部分，他以一种中间的独立的立场参与诉讼。
律师作为代理人参与诉讼具有不可替代性。这里更多地从当事人的角度思考，如果从司法的过程来思考，则律师的必要性，更多地体现在它对司法正义的保障作用上。
Ⅶ 司法局和律师事务所是什么关系呢
首先，司法局是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律师事务所设立审批,年检注册等工作，专即司法局是律师事属务所的领导机构。
而律师事务所是律师的执业机构，对律师在执业活动中遵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的情况进行监督，律师承办业务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按照国家规定统一收取费用并如实入账”。
(7)律师与法治扩展阅读：
司法局法制宣传科与律师事务科
一、法制宣传科。
法制宣传科负责拟定全市法制宣传教育和全民普及法律常识、依法治理工作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全市依法治理工作和对外法制宣传；负责编辑发行全民普法依法治理教材和资料；
法制宣传科负责组织实施全市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制讲座和法制培训；负责司法行政新闻宣传工作和统计工作；组织、协调开展法制新闻和法制宣传工作；承担市全民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具体工作。
二、律师管理科。
负责全市律师事务所的申报、律师执业证的颁发；监督管理全市律师和律师机构的执业活动；监督管理在我市设立的外地律师机构；管理和指导全市企事业单位法律顾问工作；负责协调重大案件的诉讼代理工作；指导监督全市律师协会。
Ⅷ 如何发挥律师在法治政府中的作用
一、普遍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充分发挥律师的参谋作用。我国的法律顾问制度实行了多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多是在企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后，一些地方党委和政府已经带头建立法律顾问制度，聘请了一大批优秀律师担任法律顾问。但有的地方进展较为缓慢，特别是在政府工作部门和乡（镇）一级，面宽量大，迫切需要加快推进这项工作。我认为，律师担任党政机关的法律顾问，具备中介性和独立性的角色优势，具备法律知识和技能、法律思维和方法上的专业优势，能够担当好法律参谋，起到防范法律风险、促进依法行政的重要作用。
二、组织律师参与立法事务，充分发挥律师的咨询作用。以往一些立法，征求意见范围较窄，甚至只在本系统、本行业内征求意见，有时虽然在报纸、网络等媒体上公布了草案，但无人组织讨论、汇集上报意见，使征求意见流于形式，以致有的立法中渗入了非正当的部门利益或地方利益，影响了立法的科学性和人民性。这种状况急待改变。律师这个职业，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容易了解到社会各阶层、各领域不同群体的呼声和愿望，掌握的社情民意较多，能够及时发现和研究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聘请律师作为立法或者规范性文件起草、审查的专家顾问,可以更好的体现民心民意，避免和减少规范性文件违法和不适当的问题,从源头上促进依法行政。我还建议,在没有立法权的地方和部门，也可以这样仿效办理。
三、委托律师参与诉讼仲裁，充分发挥律师的维权作用。委托律师代理诉讼仲裁，是政府及其部门多年来常用的一种维权方法，我认为应当发扬光大,做得更好。如果政府或其部门成了诉讼案件的当事人，尤其是在设立巡回法庭和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调整行政诉讼案件管辖制度之后，委托律师代理诉讼更是明智之举。通过律师的专业代理，在案件的举证、质证、辩论、协调中，依法维护政府或其部门的合法权益。代理律师还可以协助政府或其部门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建议,帮助其改进和提高行政行为、民商事行为的质量和效率,提高政府的诚信度和公信力。
四、聘请律师参与涉法信访,充分发挥律师的协调作用。涉法信访尤其是群体信访,是多年来困扰政府的一大难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律师由于其职业所具有的独立性、中介性等特征，作为“第三方”介入涉法信访尤其是群体信访,其丰富的社会经验和相对中立的立场，更易获得信访人的信任，能够客观、超脱地听取信访人、政府部门双方的意见,全面分析矛盾纠纷的症结,释法说理,耐心疏导，引导信访人通过法律途径、运用法律手段依法维权，避免采取过激甚至极端手段解决问题。
五、强化保障,为律师发挥作用提供良好条件。充分发挥律师在依法行政中的作用,离不开必要的保障。我建议:一是建立健全遴选机制。通过律师协会与司法行政、政府法制部门联动的选择机制，把具有娴熟法律技能和丰富实务经验的优秀律师选拔出来，确保法律顾问的素质和能力。二是必要的物质保障。实行契约化和有偿服务。所需经费，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国办（2013）96号和财政部财预（2014）13号文件的规定，列入财政预算，予以保证。三是严格规范管理。把法律顾问制度建立和运行的情况，作为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依法行政的考核内容。建立和完善法律顾问工作制度，明确工作职责，建立工作规则，规范工作程序。建立和完善法律顾问的考核考评机制，不断提高法律顾问的工作质量和效果。
Ⅸ 法制天地和大律师面对面18号见面在哪我想去现场咨询
你好我最近遇到一些经济纠纷案想面对面与大律师了解一下如何维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