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论文

Ⅰ 大学论文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1500字

撰写论文注意事项：

1、不得简单重复题名中已有的信息，忌讳把引言中出现的内容写入摘要，不要照搬论文正文中的小标题（目录）或论文结论部分的文字，也不要诠释论文内容。

2、尽量采用文字叙述，不要将文中的数据罗列在摘要中；文字要简洁，应排除本学科领域已成为常识的内容，应删除无意义的或不必要的字眼；内容不宜展开论证说明，不要列举例证，不介绍研究过程；

3、摘要的内容必须完整，不能把论文中所阐述的主要内容（或观点）遗漏，应写成一篇可以独立使用的短文。

4、摘要一般不分段，切忌以条列式书写法。陈述要客观，对研究过程、方法和成果等不宜作主观评价，也不宜与别人的研究作对比说明。

例文：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道德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根源于风俗和习惯，在原始社会，人们生活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社会中，氏族成员之间主要靠风俗习惯调整的，从食物分配到婚姻缔结，都体现了风俗习惯的积极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社会关系愈变得复杂。

单纯的靠风俗和习惯已不可能完全调整，因此道德便产生了，所以道德的产生并不是抽象的来源于人们的内心，更不是来源于宗教神学，而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产生的。哲学上将道德划入上层建筑，是维护本阶级经济基础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以习惯风俗和道德去调整全部的社会关系已不可能，社会需要更有力，更广泛的标准和规范去调整，法律便应运产生。法律的出现，并不是意味着社会关系的调整不再依靠道德，法律在调整方式，调整范围上也有着局限性，道德仍是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

法律与道德彼此都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具有重要作用。法律与道德属于不同的上层建筑，不能将法律完全等同于道德，当然道德也不能取代法律，如果把所有的道德原则转化为法律原则，那么法典便成了道德法典，这恰恰不利于人类的进步，因此法律与道德有着本质的区别。

第一、法律与道德产生的历史与方式不同，从产生的历史过程看，法律是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原始社会没有法律，而道德风俗则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任何社会都有的行为准则，另外，道德随民族，种族，宗教，习俗的不同而不同，而法律在一国或一定区域内。

法律是通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修改和废止的，只有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才能将本阶级的意志转化为具有国家强制性，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而道德则是由人民长期的生活习惯转化而来，法律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而道德更多的依靠社会舆论和人民内心的信念良知来遵守。

第二、法律与道德适用的范围不同，法律是划分罪与非罪，合法与违法的标准，道德则主要是划分善与恶的界限，这两种界限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互相重叠，也可以互相独立，有多种情况：

1、道德所否定的法律也是禁止的。如杀人，放火，投毒等一系列犯罪行为。

2、某些道德规范不否定，而法律则是禁止的。如过失犯罪。

3、道德规范所肯定，而法律则是禁止的，如在封建社会哈姆雷特式的人物，或是反抗统治阶级的恶法。

4、道德上不提倡，法律却许可，如：离婚，但是如果一个人长期受家庭暴力迫害而提出离婚，现代法律和道德都是支持的。

综上所述，法律与道德所调整和适用的范围，有相互重合的部分，也有相互矛盾的部分，单就与道德相关的法律而言，这一部分一般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遵守这些法律规定，是道德的起码义务，但是法律不干预或是无法干预道德可以干预。

如个人操守品质或是人际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适用的范围比法律广。那些与道德无关的法律，非道德所能调整，只能由法律调整。如新崛起的经济法律，行政法律，环保法，有的只是程序性的规定，与道德关系较少，或是没有关系。

这些法律不像刑法那样仅凭道德就可以判断，因此，从这方面看，法律所调整的范围比道德广。

Ⅱ 法与道德的相关论文！

从“恶法亦法”看法律与道德
——有感于哈特、富勒论战
摘要：关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命题向来无法被法律人所回避，耶林曾将其成为法理学中的好望角，是任何想要在法理学海洋中徜徉的人都绕不开的一个门槛。在对待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这个问题上，不同学派，持不同立场。本文仅以哈特和富勒的论战为线索，概述法律与道德关系的争议，采哈特“恶法亦法”的理论来进一步阐述法律与道德的矛盾联系，并分析了“恶法亦法”的存在价值。
关键词：法律的道德性 恶法亦法
一、哈-富论战之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长达十几年的哈-富论战始于1957年哈特在哈佛大学的演讲“实证主义和法律与道德之分”，为法律实证主义辩护并对富勒等法学家对分析法学传统的批判进行回应。针对哈特的演讲，富勒撰写了《实证主义和对法律的忠诚——答哈特教授》，批判分析实证传统，主张法律与道德、实然法与应然法不可分离。
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一书中界分了两组道德，一组是愿望的道德与义务的道德，另一组是内在道德与外在道德。富勒认为“内在道德是指是法律成为可能的道德，也即程序的法律性原则，违反了法律的内在道德的法律不仅仅是恶法，而且根本就不是法” 。而内在道德对应的正是愿望的道德“善的生活的道德”以及“充分实现人的力量的道德”而不是义务的道德。在富勒看来，法律与道德不可分离，他分别从实然和应然的角度来论证法与道德分离的不可行性。在实然方面，富勒指出许多法律规范本身就根植于社会道德，很难从中抽离，而且大多数法官会运用自己的经验来补充解释适用法律。在应然层面，他分析了割裂法律与道德关系的种种弊端，会给“法律就是法律”的形式主义留下可乘之机。
而哈特则在《实证主义和法律与道德的分离》一文中表明了他对混淆道德与法律的深深忧虑。他认为如果把道德这种不确定因素引入法律之中，就会导致有人以违反道德原则为由不遵守法律，以致大大影响法律的权威和效力，从而破坏“对法律的忠诚”。同时哈特还指出道德具有四个特征：第一，重要性。法律和道德相比，道德在这个社会中具有较高的重要性，法律规则与之相比则处于较低的地位。第二，非有意改变性。哈特承认，从历史上看，法律的发展会导致道德观念的变化，但是，法律和道德的不同在于，法律可以通过有意识的立法活动建立、改变和废除原有的法律，而“道德规则或原则却不能以这样的方式引入、改变和撤销”。第三，道德罪过的故意性。哈特认为，道德的谴责可以因为“我无能为力”而得以豁免，就如果行为人采取了可以采取的所有办法，人们就不会刻意地批评他，但是在法律领域，情况就不是这样，“在所有的法律制度中，对这种免责的采纳在许多不同方面受到限制”，特别是在法律的“严格责任”领域。情况更是如此。第四，道德强制的形式。哈特认为，道德强制和法律强制的形式是不同的，就道德强制而言，它“不是通过威胁或借助惧怕或利诱所施加”，它可能受到罪恶感、羞耻感或者良知的影响，而法律强制的典型形式是体罚或不幸后果的威胁 。
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波斯纳在《对道德理论与法律理论的质疑》一书中所评述“法律与道德的重叠程度是不同的”这一观点是中肯的。也即法律与道德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将之完完全全分离开来是不现实的。比如夫妻忠诚义务的入法。然而，这只能说明一部分法律中体现着道德，并不意味着只有符合道德要求的法律才是法律，不符合道德要求的法律就不是法律。由此，法律有了两种面貌：善法和恶法。“善法是法”这一观点无论哈特还是富勒都同意，而“恶法是否是法”成了冲突的焦点。
二、“恶法是不是法”的讨论
关于“恶法是不是法”的讨论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时代。公元前399年，三个雅典人控告苏格拉底犯下两条罪状：一、渎神；二、腐化和误导青年。当时雅典法律规定：“对一切不相信现存宗教和神事不同见解者，治罪惩罚。”不论苏格拉底如何机智，雅典最后还是以281票对220票判他死罪无赦。临刑前，老朋友克力同借探望之机告诉苏格拉底，朋友们决定帮他越狱，而且一切已经安排妥当。可是苏格拉底却坦然自若，表示不越狱。克力同提出各种理由来说服他，认为雅典的法律不公正而且遵守这样的法律简直就是愚腐，但仍然无法说服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倒是反问：越狱就正当吗？对一个被判有罪的人来说，即使他确信对他的指控是不公正的，逃避法律制裁难道就正当了？我们有没有一种服从任何法律的义务？经过与克力同一番“探讨”，苏格拉底最后从容赴死，选择用生命捍卫“恶法”。
引发关于“恶法是不是法”争议和反思的另一个案例就是曾经令所有法学家头痛的“告密者案件”。1944年，联邦德国一位军官的妻子为了脱离其丈夫，向纳粹当局密告其夫曾发表诋毁希特勒和政治当局的言论。结果，根据1934年纳粹政权的一项法令，其夫被判处死刑。1949年，这位妇女在联邦德国法院被指控犯有1871年《德国刑法典》规定的非法剥夺他人自由的罪行。这位妇女辩解说，她向当局告发其夫的行为是依法进行的，她并没有犯罪。她的丈夫是根据当时的法令被判处刑罚的。但联邦德国的法院坚持认为，被告所依据的法令，由于违反了基本的道德原则，因而是无效的。另外，被告并不是心怀义务去告发，而纯粹是出于个人的卑鄙的目的，因此，被告的行为“违背了一切正直的人良知和正义感”。最后，法院以这些论点为由判处被告有罪 。
从这两则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就是雅典制定的“恶法”是不是有效，公民是否有遵守恶法的义务？纳粹制定的法西斯的法律是不是法律？它需不要人们“忠诚地承认这个法律的效力”？这就是后世一直争论不休的“恶法是不是法”的问题。
三、“恶法亦法”
在“恶法是不是法”的问题上，笔者认同哈特“恶法亦法”的观点。但是我们也要明确几个问题。
“恶法”是以什么标准划分的？就论战可以看出，哈特和富勒是以“道德”来划分善恶法的，但是如果违背道德的法律就是恶法，那么什么叫“道德”，什么叫“违背道德”。众所周知，道德是约定俗成的产物，它没有根本的规则，却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在某些地方、某些时间，道德观是不一样的。正像哈特所说：“也许有一天，世界上所有人类都发生了突变，那么我们现在所有的真理可能在一瞬间就成了谬误……”所以，用道德来界定恶法是不妥当。
有学者说可以用卢梭的观点，“法是公意”来界定善恶法，违反公意的就是恶法，符合公意的就是善法。但公意就一定代表正义吗？笔者认为不见得。历史上“公意”产生的悲剧不在少数。不要忘了苏格拉底是怎么被处死的，不要忘了希特勒是怎样上台的。
笔者倒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正确的，即用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和趋势来界定善或恶法。毕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法律作为上层建筑，必须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承认恶法的效力并不意味着可以无视恶法造成的法律后果。在法律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立法者和法律的执行者可以通过有效的方法来改良和规避恶法的适用。也可以通过“制定一部有溯及力的法律来惩罚她” 。
四、“恶法亦法”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首先，恶法具有程序上的正义性。不可否认，恶法在内容上可能是邪恶的。但是，恶法本身又确确实实是由统治阶级通过合理的程序制定出来的，而人民通过权力让渡赋予了这些统治阶级通过正当程序制定法律的特权，那么人民就没有理由不遵守。不然，程序正义得不到保障，这必然会导致社会陷入不稳定的状态。仅以恶法非法为理由而不遵守法律是“践踏自己曾经立下了契约，是最下贱的奴才干的勾当”。
其次，不遵守恶法会带来比恶法本身更严重的后果。伯尔曼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便形同虚设”。诚然，恶法必然会引起社会动乱，会让良民的合法权益因此受损。但是，不遵守恶法带来的后果却是更可怕的。想象一下：当人们拒绝服从法律，当法官拒绝适用法律的时候，整个社会会陷入怎样一个混乱和无序的局面！最后，任何人犯罪都可以以法律不公正为由拒绝遵守法律，以逃脱法律对其的制裁。
最后，恶法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恩格斯曾说：“恶，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正因为恶法是缺失正义性的法律，它会对正常的社会秩序产生不利的影响，对人民的利益造成损害，它的缺陷与不足才能更快地为人们所察觉，从而立法者和执法者能更快地发现人们对于法律的不满和怨怼来调整法律以适应社会的发展。

Ⅲ 论述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

一、联系：

1、相互制约

法律是通过立法、实施并强制执行的， 以此来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而道德则是通过科学、正确的评价， 推动法律的废除、修改以及实施等。制约道德或者不道德的行为， 都不会超越社会基本秩序的许可范围。

2、在内容上相互渗透， 相互重叠

在法律规章制度中， 会存在一些道德条款， 同样的， 在道德规范中， 也会有一些具有法律性质的条款。

法律中的很多规章制度都是通过道德规范演变而来的， 其中蕴含着道德精神；同样的， 在道德规范中， 也存在着很多具有法律性质的条款。尤其是在价值层面上， 两者之间更是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由此可知， 两者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重叠的。

3、在地位上相互转化， 相互吸收

法律和道德两者之间的根本目的是相同的， 都是保障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具体来说， 道德是法律的基础， 道德规范中所规定的， 在法律中也会有所体现， 这也就体现了道德法律化的结果， 可见， 两者是相互吸收的。

4、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作用

法律和道德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是相互作用的。在社会的发展中， 法律和道德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 法律应是以道德为基础的， 切不可认为法律是万能的。因此， 只有将法律和道德两者进行有机的融合， 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二、区别：

1、产生的时间不同

据史料记载， 法律最早产生于奴隶社会， 在当时， 人类经过不断地发展， 逐渐进入到了私有制经济时期， 统治阶级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 就产生了不成熟的法律体系。道德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人类的产生， 可以说有了人类就有了道德， 例如：最初的宗教等等。

2、表现形式不同

法律是由国家立法机关强制制定、实施并执行的， 具有严格的程序性， 从而就使得法律具有强烈的稳定性和权威性。而道德则是社会在潜移默化的发展过程中悄然形成的， 道德并没有具体的表现， 它是通过一个人的内心来影响一个人的行为规范的。

3、调整范围不尽相同

法律是对人的行为规范进行调整、规定， 并不涉及人的思想限制。而道德则更加全面， 对人的行为规范、思想等方面均进行了科学、合理的调整， 在这其中， 更加注重对人的思想方面进行调整， 进而调整人的行为。

4、作用机制不同

法律是通过国家强制实施的， 若人违法犯罪， 就会依法受到处罚。而道德则是依靠社会舆论的力量来谴责的。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怎么样， 和法律并不相关。

5、内容不同

法律以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 两者是相等的， 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更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而道德则不同， 道德更注重对义务的强调， 对于权利的涉及少之又少，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两者之间的内容是存在一定区别的。

(3)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论文扩展阅读：

法律的门类

1、法律最初指国内法，只在一国主权范围内适用。随着国家间交流的频繁，国际法也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国际法和国内法常常发生冲突，也随着冲突逐渐彼此协调。

2、虽然所有的法律体系处理的议题通常都是很类似甚至是一样的，不同的国家对于各种法律的分类和命名上通常都会不同。

3、最一般的区分为与国家密切相关的“公法”（包括宪法、行政法和刑法）和规范私人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私法”（包括合同、侵权行为和物权法）。

4、在大陆法系中，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属于债法的一部分，信托法则在法令制度或国际公约下运作的。国际法、宪法、行政法、刑法、合同法、侵权行为法、物权法与信托法被视为“传统核心课题”，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可能更为重要的课题。

Ⅳ 法律与道德八百字议论文

如今这个人才济济的世界上，拥有一个人必备的道德和法律意识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有些人却把这两样不放在心里，偏偏会导致一些悲剧发生。
13日，在广东佛山，一位年仅2岁的小女孩小悦悦在马路上被两辆汽车碾过，在短短7分钟内，18位路人全部视而不见，莫然而去。这时，一位拾荒的阿姨上前施手援助，于14日送往广东医院进行治疗，尽管小悦悦的病情一直恶化下去，但是大家依然在祈祷。但是，7日之后，大家的期盼还是没有实现。小悦悦走了，但是我们的谴责和反思没有停止。当我看到这个悲剧之后，我被那些无情的路人作出的的行动吓到了。在这种时刻，有些人就会犹豫不决，是救...
又怕时候别人以为是他干的，会得到谴责。是不救...
那么一个幼小的生命将离开人世。到底是救还是不救呢，这时法律在这时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了。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众多人惧怕助人为乐呢？
事后，竟然还有一些没道德的人说这位救小悦悦的阿姨是个破罐子，这次救人只是为了出名。那么，我在想：哪有一个人在有可能会背黑锅的情况下，还去救一条生命呢？这种有是有但是已经十分罕见了。这是我不禁纳闷，中国在5000年前就被称为“礼仪之邦”，那么如今的人们为什么会个个都是冷血动物呢。
同样的案例：2011年10月，在南昌市广场东路的某商场区，一辆轿车失速奔来，先后撞上了一辆自行车和另一辆轿车。又将一名女子卷入车底。现场一片混乱，百名旁观者争论不已，却没有一个人去就那名女子。这时候，骑车路过的农民工朱春才带领数十名余干籍的农民工冲进现场去救那名女子。时候，他们对媒体说：“我们不伟大，但是也不‘冷漠’。”
这两件悲剧发生的同时，难道18位路人和百名旁观者，这事故的发生而置之不理，难道你们不会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吗？
如今我们这个共同生活的社会，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了法律，这个世界将是多么可怕，所以，需要大家互相照顾，互相关爱。这样才可以让我们的社会越来越没好。只有在关键时刻仍然遵守自己的道德的人，才值得我们尊重，让我们伸出援手，让这个社会充满爱。

Ⅳ 高中作文：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应该怎么写

二者的区别可归结为：
1、产生的条件不同。原始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只有道德规范或宗教禁忌，或者说氏族习惯。法律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以及私有制、阶级的出现，与国家同时产生的而道德的产生则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道德是维系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规范体系，没有道德规范，整个社会就会分崩离析。
2、表现形式不同。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一种行为规范，它具有明确的内容，通常要以各种法律渊源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国家制定法、习惯法、判例法等。而道德规范的内容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并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它一般不诉诸文字，内容比较原则、抽象、模糊。
3、调整范围不尽相同。从深度上看，道德不仅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还调整人们的动机和内心活动，它要求人们根据高尚的意图而行为，要求人们为了善而去追求善。法律尽管也考虑人们的主观过错，但如果没有违法行为存在，法律并不惩罚主观过错本身，即不存在“思想犯”；从广度上看，由法律调整的，一般也由道德调整。当然，也有些由法律调整的领域几乎不包括任何道德判断，如专门的程序规则、票据的流通规则、政府的组织规则等。在这些领域，法律的指导观念是便利与效率，而非道德。
4、作用机制不同。法律是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而道德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传统的力量以及人们的自律来维持。
5、内容不同。法律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般要求权利义务对等，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而道德一般只规定了义务，并不要求对等的权利。比如说，面对一个落水者，道德要求你有救人的义务，却未赋予你向其索要报酬的权利。向被救起的落水者索要报酬往往被视为不道德。

道德与法律又是相互联系的。
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动的。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1、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社会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一社会要维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伤害他人、不得用欺诈手段谋取权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类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原则，如博爱、无私等。其中，第一类道德通常上升为法律，通过制裁或奖励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类道德是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转化为法律，否则就会混淆法律与道德，结果是“法将不法，德将不德”。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第一，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第二，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三，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
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社会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

总结：
道德与法律是调节人们思想行为、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两种基本社会规范。道德与法律虽然在调节领域、调节方式、调节目标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和方式存在很大不同，但是二者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服务于经济社会健康有序的发展。社会主义思想道德集中体现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是：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加强社会公德、职业公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建设，引导人们树立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社会主义法律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人民意志的体现，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为社会主义法律提供了思想基础和价值目标；社会主义法律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提供了制度保障。

Ⅵ 道德与法律的论文

道德与法律的嬗变

内容摘要：法律与道德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分离，二者的关系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中永恒的话题。人类的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就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进的过程。道德法律化强调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过程；法律道德化强调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道德。

关键词：礼；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法治；德治

不管法治这张天网如何恢恢，总有漏网之鱼；不管法治调整的范围多么广阔，总有鞭长莫及的地方。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凡是法治不及之处，皆是德治用武之地，法治不可能完全取代德治。〔1〕德治是指在社会治理中对道德自律、道德教育、道德建设的重视和适用。法治与德治在社会治理中应是相辅相成、相互呼应的，即法律与道德双管齐下、“综合治理”。中国古代的法律实际上是一种二元体制，就是两种体系或渊源、形态的法律并存。一种是国家制定法，一种是“礼法”、“德法”。这两种社会调节手段相互配合，把各种社会现象纳入其调整范围。而我国当代社会法律是唯一的社会调节手段，道德作为另一种调节手段存在严重缺位。这样的一元法体制亟待调整。因此，有必要考察我国古代“礼”与“法”的关系，吸收其合理内核，建立起德法并治的二元法体制。

一、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关系之考察

“德”，在西周时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合概念。它要求统治者敬天孝亲，对己严格，与人为善，只能在不得已时才使用刑罚，而使用时必须慎重。儒家对“德”加以继承和发展，一方面突出了“德”的政治意义，主要包括宽惠使民和实行仁政，认为“德”是治理国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一方面抬高了“德”的地位，认为“德”高于君权与法律，是行政、司法的指导方针，即主张“德主刑辅”。〔2〕儒家的这种德治是以“礼”做为根本内容的。“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3〕礼的起源与宗教、祭祀、宗法有关，它体现了社会中的宗法身份等级，同时作为身份社会的古代中国也促成了礼的繁衍，两者互为支架。但礼的范围很难界定，它包罗万象，无所不在，既可以是个人生活的基本信仰，又可以是治理家、国的根本纲领；它是对他人做道德评判和法律裁断的最后依据，又是社会所有制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它一方面细腻地对人的行为做出准则式规定，另一方面又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作理论上的抽象。再论及“法”，“灋，刑也，平之如水；灋，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4〕“平之如水”，有公平、正义之义。因此要正确理解礼与法的关系，就必须将其放入中国古代这片土壤中，以中国传统的视角来审视。

（一）道德的法律化

所谓道德的法律化，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指的是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

1、周公制礼，引礼入法

周公制礼就是对夏殷之礼进行整理补充、厘订，使礼的规范进一步系统化，礼的原则趋于法律化。“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5〕“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6〕“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7〕周礼所确定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尊尊”。亲亲与尊尊的一致性，表现了族权与王权的统一。“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8〕礼与刑在性质上是相通的，在适用上是互补的，违礼即是违法，违法即是违礼，出礼入刑。但是礼与刑的适用对象各有所侧重。正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2、独尊儒术，德主刑辅

汉儒董仲舒以天人感应说为德主刑辅的哲学基础，以阴阳五行相辅相成之理，来论证德主刑辅符合天道运行的规律。“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也”，“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减其刑”，〔9〕即“德主刑辅”。

汉朝的道德的法律化一方面表现为把符合儒家原则的通过法律表现出来，另一方面表现为董仲舒的春秋绝狱，即在司法中引经绝狱。董仲舒对春秋绝狱的解释是：“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着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由此可见，“春秋绝狱”的要旨是：必须根据案件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无恶念者从轻处理。此绝狱固然是要解决法律使用过程中的问题，但如果从一个更大的层面上看，就是他同时在重建古代法的伦理结构。

案例一：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谓乙曰：汝是吾子。甲以乙本是其子，不胜其忿，自告县官。仲舒断之曰：甲生乙，不能长育，以乞丙，于义已绝矣。虽杖甲，不应坐。〔10〕

案例二：甲夫乙将船，会海风盛，船没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论？或曰：甲夫死未葬，法无许嫁，以私为人妻，当弃市。议曰：臣愚以为，《春秋》之义，言夫人归于齐，言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听从为顺，嫁之者归也，甲又尊者所嫁，无淫行之心，非私为人妻也。明于决事，皆无罪名，不当坐。〔11〕

通过春秋绝狱中的案例可看出，它在亲亲、尊尊等总的原则上与汉律是相同而且互补的，也就是说经义与律令绝不可能水火不容。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汉朝法律即使体现了完全意义上的法家思想，但内中也有许多基本合乎儒家信条的内容。这表明了儒、法两种思想实际所具有的共同文化背景，也表明了他们在早期法律实践中的融会贯通。

3、德礼为本，刑罚为用

唐朝继续并发展了汉魏晋以来的法律儒家化的潮流，使体现宗法伦理关系的礼，基本上法律化了，以至“一准乎礼”成为对唐律的主要评价。具体说来，第一，礼指导着法律的制订。如贞观修律时根据“为臣贵于尽忠，亏之者有罪，为子在于行孝，违之者必诛，大则肆诸市朝，小则终贻黜辱”.〔12〕儒家教条，调整了谋反大罪应诛连父子、祖孙、兄弟的血亲范围。第二，礼的基本规范直接入律。如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子孙违反教令，供养有缺者，徒二年。第三，定罪量刑于礼以为出入。第四，礼法由互补，发展为统一的体用关系。《永徽律疏》序言中明确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二）法律的道德化

以上考察反映的是中国古代传统道德法律化的过程。下面再谈另一主题——法律的道德化。法律与道德是两种性质不同而有关系密切的社会现象，中国古代社会的“出礼入刑”产生了双重结果：一方面，道德训诫具有了法律的威势，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同时要行道德的职能。所谓法律的道德化，主要侧重于守法的过程，指的是法律主体把守法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以道德义务对待法律义务。请看下面两个案例：

案例三：吴重五家贫，妻死之时，偶不在家。同姓吴千乙兄弟与之折合，并挈其幼女以往。吴重五归来，亦幸其女有所归，置而不问。未几，吴千乙、吴千二将阿吴卖与翁七七为媳妇，吴重五亦自知之。其事实在嘉定十三年十一月。去年八月，取其女归家，至十一月，复嫁给李三九为妻，……阿吴既已嫁李三九，已自怀孕，他时生子合要归着。万一生产时，或有不测，则吴重五、李三九必兴词讼，不惟翁七七之家不得安迹，官司亦多事矣。当厅引上翁七七，喻以此意，亦欣然退厅，不愿理取，但乞监还财产，别行婚娶。阿吴责还李三九交领。吴千乙、吴千二、吴重五犯，在赦前且免于断引，监三名备元受钱会，交还翁七七。〔13〕这篇判词绝妙之处不仅在于它解决了一起纠纷，更在于它注重当事人之间关系的调停，以避免日后再因此事起纠纷。执法者着意由道德上立论，使案件的判决合情、合理、合法。从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认为中国古代法律受道德原则支配，为道德精神浸染。

案例四：谢登科控戚徐有才往来其家，与女约为婚姻，并请杖杀其女。余曰：“尔女已字人乎？”曰：“未”。乃召徐至，一翩翩少年也。断令出财礼若干劝放，谢以女归之。判曰：城北徐公素有美誉江南，谢女久擅其才名，既两美之相当，亦三生之凑合，况律虽明设大法，礼尤贵顺人情，嫁伯比以为妻，云夫人权衡允当，记钟建之大负我楚季革，从一而终，始乱终成，还思补救，人取我与，毕竟圆通，蠲尔嫌疑，成兹姻好。本县亦冰人也耳，其诹吉待之。〔14〕此案为儿女自由恋爱引起，谢登科以女儿私订终身，违反了礼法“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戒律，而执法官却对传统礼法重新释义，“律虽明设大法，礼尤贵顺人情”，促成一段美好姻缘。这二则判例说明一个问题：当时的执法者已将法律内化为道德，追求一种超法律的境界。

（三）中国古代礼与法关系嬗变的特点

纵观中国古代的“礼”与“法”的关系，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的嬗变过程表现出如下特点：1、儒家的“仁、义”思想是“礼”与“法”嬗变的基础。儒家的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其对当时中国的法律发挥着重要影响。“三纲五常”等儒家礼教是中国古代正统道德的一般原则。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自汉唐始便以法律的让步来解决：法律公然规定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制度，公然破坏了自己的尊严而开方便之门。这就是中国古代人的选择。2、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是“礼”与“法”嬗变的条件。经济的发达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人类向更高文明迈进的前提。中国古代的法律史表明，经济的兴衰与法律的道德性直接相关。经济发达时期，人们对社会的道德要求较高，同时自身也表现出较高的道德水准，因此这时的法律体现着更广泛的道德。与此相反，经济萧条时期，人们的道德表现较之以前欠缺，社会总体道德水平也下降，这时的法律就缺少道德的教化。3、维护封建皇权是“礼”与“法”嬗变的核心。不管法律与道德谁主沉浮，二者都要以维护封建皇权为其首要考虑，这也是阶级社会道德与法律所不可逃脱的命运。4、权力阶层的态度是“礼”与“法”嬗变的关键。申言之，“出礼入刑”即道德的法律化，要求道德须是符合权力阶层意志的道德；重“礼”守“法”即法律的道德化，要求法律须是权力阶层内化为其自身道德的法律。

二、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法理探析

（一）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

道德与法律是社会规范最主要的两种存在形式，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范畴。二者的区别至少可归结为：

1、产生的条件不同。原始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只有道德规范或宗教禁忌，或者说氏族习惯。法律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以及私有制、阶级的出现，与国家同时产生的而道德的产生则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道德是维系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规范体系，没有道德规范，整个社会就会分崩离析。

2、表现形式不同。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一种行为规范，它具有明确的内容，通常要以各种法律渊源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国家制定法、习惯法、判例法等。而道德规范的内容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并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它一般不诉诸文字，内容比较原则、抽象、模糊。

3、调整范围不尽相同。从深度上看，道德不仅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还调整人们的动机和内心活动，它要求人们根据高尚的意图而行为，要求人们为了善而去追求善。法律尽管也考虑人们的主观过错，但如果没有违法行为存在，法律并不惩罚主观过错本身，即不存在“思想犯”；从广度上看，由法律调整的，一般也由道德调整。当然，也有些由法律调整的领域几乎不包括任何道德判断，如专门的程序规则、票据的流通规则、政府的组织规则等。在这些领域，法律的指导观念是便利与效率，而非道德。

4、作用机制不同。法律是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而道德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传统的力量以及人们的自律来维持。

5、内容不同。法律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般要求权利义务对等，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而道德一般只规定了义务，并不要求对等的权利。比如说，面对一个落水者，道德要求你有救人的义务，却未赋予你向其索要报酬的权利。向被救起的落水者索要报酬往往被视为不道德。

道德与法律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动的。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1、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社会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一社会要维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伤害他人、不得用欺诈手段谋取权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类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原则，如博爱、无私等。其中，第一类道德通常上升为法律，通过制裁或奖励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类道德是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转化为法律，否则就会混淆法律与道德，结果是“法将不法，德将不德”。〔15〕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第一，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第二，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三，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

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社会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

总之，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区别的，不能相互替代、混为一谈，也不可偏废，所以单一的法治模式或单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都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就使得德法并治模式有了可能。

（二）道德与法律的嬗变

法律与道德因存在差别而有不可调合之矛盾，同时又因二者之间的联系使矛盾之协调成为可能。

法律道德化表达了社会规范系统的最佳结构及各要素之间的协调配合状态。法治社会形成的最基本条件是亚里士多德早就勾勒出的“良法+普遍守法”的框架。普遍守法即法律道德化后的守法精神；良法即善法、符合人类良知与正义道德的法律。称之为良法的法，也即法律道德化后的法律，至少应包含人权性、利益性、救济性三种内在的品格。其中人权性是法律的道德基础，失去人权性的法律即使形式合理但实际价值不合理，最终会被人类所唾弃。〔16〕法律道德化正是通过立法者、执法者、守法者三方将自身的道德修养、人格魅力反映到法治活动中来。“越文明发达、法制完善健全的国家，其法律中体现的道德规范便越多。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完善和健全，主要取决于道德规则被纳入法律规则的数量。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一个法制完善和健全的国家中，法律几乎已成了一部道德规则的汇编”。〔17〕使法律与道德的精神一致起来，使法律得到道德的有力支撑，让法律精神深入到人们的心灵，成为人们的信念，同道德精神一道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只有造就这种法律，才能使法律获得普遍性和权威性，建立法治才有可能。

（三）道德法律化的局限性

违反道德的并不能当然就是违反法律的。原因在于并非所有的违反道德的行为都能上升为法律或确立为法律。能够上升和确认为法律的道德要求，只是公认的社会道德的一部分。有相当一部分道德要求仍然需要停留在道德领域，由道德规范来加以约束和调整。如果将全部道德问题变为法律问题，那就等于由道德取代了法律，这是不符合人类创设法律的目的和其理想目标的。道德规范不可能全部法律化，另一原因是任何国家的财力都不能支撑道德全部法律化之后所需要的执法成本。但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必须尽可能地把更多的基本和重要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18〕但法律并非万能，其设定的“中人”标准不同于道德倡导的“圣人”标准，因此对虽“缺德”而不犯法的行为往往无能为力。在现代社会中，法律的他律约束作用与道德的自律教化作用只有相互补充和密切配合，才能达到建设社会文明的良好效果。〔19〕在把道德规则、道德观念法律化的过程中，要注意道德与法律在本质和内涵上的一致性，否则会给法治带来灾害。〔20〕不论法律中的道德原则实际上能够被贯彻到什么程度，只要是全面地以法律去执行道德，其结果不但是道德的外在化、而且是道德的法律化，这种外在化、法律化的道德，按我们的界说，其不但不是道德，而且是反道德的了。〔21〕

三、历史与现实之间

（一）现实中的矛盾

在现实社会中，道德与法律存在着不和谐之处。中国的道德至上思潮盛行只是表明人们企图摆脱法律的拘束以求更随心所欲地实践道德、弘扬道德。人们并不是以崇尚道德来追求一种更趋于合理、科学。德国大哲人黑格尔曾有过如下论断：在中国人心目中，他们的道德法律简直是自然法律——外界的、积极的命令——强迫规定的要求——相互间礼貌上的强迫的义务或者规则。“理性”的各种重要决定要成为道德情操，本来就非有“自由”不可。然而他们并没有“自由”。在中国道德是一桩政治事务，而它的若干法则都由政府官吏和法律机关来主持。〔22〕为了说明这一问题请先看下面一则案例：

案例五：一对农村老年夫妻闹离婚，按照法律判决，离婚后的一间住房应判归男方。但如果这样下判，女方离婚后就将无所居住，显然与情不合。于是，法院综合考虑后判决将一间房隔为两半，一人一半，解决了女方离婚后的住所问题。这样的判决并未引起男方的“闹事”，双方相安无事。〔23〕这是来自执法第一线很具体的案例，问题随即而提出：在司法实践中要不要考虑道德评价标准？如果要，那么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该怎样取舍？

美国法学家德沃金在其著作《法律帝国》中也曾举过一则案例：

案例六：埃尔默用毒药杀害了自己的祖父，他知道他祖父在现有的遗嘱中给他留了一大笔遗产，他怀疑这位新近再婚的老人可能会更改遗嘱而使他一无所获，因此他杀害了他的祖父。〔24〕纽约州法院针对该案例确立了一条法律原则，即：任何人都不得从其错误行为中获得利益。问题是：法官以自己的信仰取代法律条文是否冲击了法治原则？

（二）让历史告诉未来

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通过以上对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关系的历史考察及对二者关系的法理分析，针对前面的问题可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1、情法冲突——法治的尴尬。

法治社会要求人们在处理问题时，首先考虑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法官判案时，只能以现行法律为依据，不能靠法官的自由裁量。这样势必导致法律无法适应新出现的情况，而道德等非强制性社会规范则可以其主观性调解新生的行为现象。这就是前面谈及的一元法体制的弊端之所在。即在国家制定法与道德之间缺乏过渡、缓冲机制上，造成了法律的僵硬、无力及冷酷，造成了法律与大众心理、社会风习之间的脱离与隔阂，也造成了道德的无力感和被蔑视，甚至鼓励了对道德的违犯，加速了道德的衰落。〔25〕但是，如果以情理断案，就违背了法治的原则。因此，只有在法的体制上作出调整，才能实现情与法的协调、德与法的并治。

2、儒家伦理——道德化的法律。

良法表明法要包含某种道德价值，故法治的概念本身就体现了法治与道德的深刻关系。失去了道德基础的法为恶法，恶法之治与法治精神是根本背离的。我国古代的儒家伦理法体现了道德与法律的一种结合模式，即把社会普遍承认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纳入国家强制实施的行为规范。解决现实社会中的人们道德缺位、法律的尴尬，是否可以吸取儒家伦理法的合理内核，灵活适用法律，把法治中注入道德的血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申言之，即道德化的法律要行道德的职能，从而使司法过程成了宣教活动，法庭成了教化的场所。

3、中庸之道——法追求的品质。

法的品质在于公平、正义通过法而得到实现。中国古代的“中庸”思想追求的是一种和谐、平衡、稳定。中庸主义在法律上的意义就是审判案件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包括法律以外的情和理，旨在彻底解决纠纷，平息诉讼。现代法同样面临着效率与正义的挑战。一方面，法律要体现其威严，不可侵犯，人们必须遵守；另一方面，法律还要有其缓和的一面，比如法要体现人道，法要尊重私权等。

4、礼法结合——德法并治的模式。

法治的理念来自西方，德治则来自中国传统法文化，两者的结合顺应了寻根意识与全球意识相结合、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潮流。当我们执着于法律的继承于移植、法律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探求、迷惘、思索的时候，请让我们把视角拉到社会调控这个高度上来。我们会顿时眼前一亮，耳目一新，发现西方的法治精神对我们进行征服的时候，传统的德治精神正在历史深处遥遥呼唤。应该指出的是，西方的法治，尽管并不排斥道德，但无疑在宣扬法律至上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道德，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情感危机与道德沦丧就是明证；传统的德治却是主张德主刑辅，法是德的附庸，贬抑了法的作用，也与时代的发展不相适应。所以，对二者都要加以扬弃和改造，抽取各自的合理内核，进行结构重组，建立全新的德法并治的二元制法体制。

注释：

〔1〕郝铁川，法治的源头是德治〔N〕，检察日报，2000-06-14（3）；

〔2〕杨鹤皋，中国法律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9；

〔3〕许慎，说文解字〔M〕；

〔4〕同〔3〕；

〔5〕左传。隐公十一年〔M〕；

〔6〕礼记。曲记〔M〕；

〔7〕左传。昭公二十五年〔M〕；

〔8〕荀子。修身〔M〕；

〔9〕汉书董仲舒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九朝律考。汉律考〔M〕；

〔11〕太平御览：卷六百四十引〔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2〕全唐文。黜魏王泰诏〔Z〕；

〔13〕宋本名公书判清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4〕蒯德模。吴中判牍〔Z〕；

〔15〕〔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邓正来译，华夏出版社，1987，361-365；

〔16〕范进学，论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J〕，法学评论，1998（2）；

〔17〕王一多，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J〕，哲学研究，1997（1）；

〔18〕郝铁川，道德的法律化〔N〕，检察日报，1999-11-24（3）；

〔19〕吴汉东，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J〕，法商研究，1998（2）；

〔20〕刘佳，道德法律化及其局限性〔J〕，道德与文明，1999（5）；

〔21〕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22〕〔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北京：三联书店，1956，P11；

〔23〕转引自刘作翔，法律与道德：中国法治进程中的难解之题〔J〕，法治与社会发展，1998（1）；

〔24〕参见〔美〕德沃金：法律帝国〔M〕，李常青译，北京：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6，14-19；

〔25〕范忠信，中国法律的基本精神〔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希望对您有帮助。

Ⅶ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600字论文，急需！！！

浅谈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及冲突

浙江大学法学院法学系 郭芳

作为治国方略的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历来就是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如何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是当前人们面临的难题之一。

一、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法律是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量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而道德是调节人们之间关系的善恶价值取向和应该不应该的行为规定。因此，这两者有着明显的不同点：

第一，形式性与实质性。作为可量化操作的形式规范，法律所能规范的是人们的行为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能以行为的效果，并要求行为必须结合具体的环境和条件来实现动机和效果的统一。

第三，事后性与事前性。法律是惩恶于已然的，因此，它具有事后性，而道德则不同，它是防患于未然的，具有事前性。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更多地侧重于事后调节，而道德作为社会大多数人的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它是人们事前的评价准则。

第三，惩恶性与扬善性。法治以性恶论为基础，侧重于站在坏人的立场上看待问题，以性善论为基础的德治是侧重于站在好人的立场上看问题的。

第四，清晰明确性与抽象模糊性。法律是具体明确的行为规范，并伴有相应的制裁措施，有客观普遍的明确的标准。道德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它的内容存在于社会成员的道德意识中，并通过人们的行为和言论表现出来。

第五，他律性与自律性。法律的实施是靠国家和强制力（

如：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作为后盾的，以保证人伦关系的和谐，社会秩序的稳定。而道德只是靠社会舆论、风俗习惯、人们的内心信念等精神力量来维持，靠社会成员的自觉性来发挥作用。

第六，系统性与分散性。法律是统一的国家意志的体现，它是一个由不同法律部门的法律规范按不同的效力位阶有机组成的逻辑严谨的体系。道德则不具有这种特征，它可能来自于不同的阶级、阶层，不同的民族和种族，并形成不同的体系，每个体系中的道德规范也没有明确的部门和效力等级划分。

既然法律和道德自有个性，那么这两者之间又有什么内在联系呢？

第一，法律与道德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互相依赖，互为支持。只讲法律，废除道德，往往会造成严刑峻罚，最终造成社会的混乱，同时不讲法律，只讲所谓道德，则使人的行为没有畏惧，不知收敛，最终也会造成社会混乱。

第二，法律是手段，道德是目的。法律的最高目标并不是打击了多少罪犯，调处了多少纠纷，而是通过国家强制力的干预，引导人们依法办事。法律的目的，就是达到道德的效果，而道德的效果也有赖于法律来实现。

第三，法律是道德的保障，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必须以道德为基础，只有提高了全民道德水准，以先进的道德观念引导人、教育人，才能使人人遵纪守法，法治才有可能实现。同样如果没有严格的法律作保障，没有对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的严厉处罚，没有对各种矛盾的最终调处标准，就会使人们的行为失去准则，道德也就成为一场空。

二、解决法律与道德冲突的途径

（一）立法途径：

这是指法律确认或吸收的道义标准，使之成为法定标准以直接促进道德建设。

第一，对能够成为法律规范的道德规范的要求

1、确保道德规范的进步性。作为道德规范，其形成就是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其变化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道德规范相对于社会经济、法律都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如果将不符合社会发展要求、不符合法律要求的道德法律化，势必造成恶劣影响，起到反作用。

2、是较低层次的道德规范。一般认为，道德包含着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反映义务要求的道德，这是维护社会秩序所必须的，属于低层次的道德；二是反映人们愿望追求的道德，这属于高层次的道德。对于低层次的道德可以通过立法用强制力量使之得以实现。而高层次的道德主要体现了人们对未来美好社会的一种向往，是不可能法律化的。

3、该道德规范应符合时代发展和各国具体情况的要求。新加坡在1996年确立了一条法律，在自己家中裸体，也属违法。其立法理由是，现代城市的建筑高度密集，可视度很强，如果一个人不拉窗帘，在自己家中裸体，便可被邻近楼群的人看见，有伤社会风化，这条法律与另外一些国家存在着的“裸泳海滩”合法化形成鲜明的强烈对比。因此，在将道德规范引入法律规范时，要考虑其是否符合时代发展和各国的具体情况。

第二，道德如何入法

将道德规范收入法律规范可以有以下三种方式：

1、尽可能将在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明确化、具体化、规则化，并使之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法律规范。比如说将婚姻家庭领域中的父母抚养子女、子女赡养父母、夫妻之间的相互忠诚义务等道德规范具体化、规则化，并明确规定违反者的法律责任，使之具操作性。

2、将难以具体化、明确化的道德原则直接引入法典，使之具有法律效力。由于法律规则永远是有限的，而社会生活中的法律问题、道德问题却是无限的，所以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常常因缺乏明确的规则或者法律条文而无法解决。而由于道德规则的概括性、抽象性、适用范围的广泛性，这样，上升为法律规范的道德原则就可以成为法庭审判的依据，从而使这些问题得以解决。

3、通过立法规定准用性的道德规范，使其成为国家立法的有效补充。如在立法中肯定习惯或道德规范在法律实践中作为认定行为是否合法的标准。

（二）执法、司法途径

由于现实的法治和理想的法治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在执法和司法过程中要正确处理“法”与“德”的矛盾。

首先，一般情况下，法官应依照法律的“普遍性”、“一致性”的要求，对各种行为，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处理，不论该行为是否违反道德。因此，假如法官在个案的审判中经常地置法律规定于不顾，而追求社会道德目标，那么法律就会形同虚设。

其次，在特殊情况下，道德在执法、司法领域也应具有相应的作用。道德对法律实施的保障体现在“从政道德”和“司法道德”的作用上。法律必须由一大批行政管理人员的司法人员来加以执行和适用，如果握有执法权和司法权的国家官员缺乏基本的职业道德品质，以权代法，以权废法就会随时出现。这就对执法、司法主体自身的职业道德因素提出了高层次的要求。首先，文明、严格是执法者的基本道德。执法者在执法过程中的简单粗暴、恣意放任，就损害了法律、法治应有的权威。其次，客观、公正是司法者的基本道德。司法腐败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司法职业道德的滑坡和司法者不能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因此，加强司法者的客观、公正的司法职业道德就尤为重要。而客观、公正的司法职业道德，需要司法独立的制度保障，也需要视正义为司法首要价值的司法者的大量涌现。

（三）加强在守法中的道德引导

撇开守法主体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财产状况等具体差别，我们可以把守法主体大致分为法律职业群体与普遍社会公众全体。两大群体因法律知识、法律意识等存在差异，守法时的道德遵从度往往有层次差别。

法律职业群体，特指从事法律服务与法学教育工作的人。对于该类群体，所设立的标准应比普通公众的道德标准高。首先要求其在复杂的多变的社会中有效、持久的进行道德自律；其次，要引导该类群体理性地对法律进行道德评价。对实在法进行道德评价是法律工作者必备的素质，而这种评价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修正实在法的动力。而对于普遍的社会公众的守法的道德引导，第一，要强化守法道德宣传，强调其行为方式的合法性。许多普遍公众平素对司法腐败深恶痛绝，但当自身与案件有利害关系时，却又千方百计地想打通关系以便使案件结果对自己有利，这样就形成了民众还普遍存在对法治的渴求心理与行动的非法律范式的错位。第二，要树立普通社会公众为权利而斗争光荣的信念。不管是国民的权利，还是个人的权利，大凡一切权利的前提就在于时刻准备着去主张权利。我国民众权利意识淡薄，致使政治上经济上的强者恃强凌弱，法律规定的权利很多成了纸上宣言的情形时常可见。因此，应加强对普通公众的守法的道德引导。

Ⅷ 道德与法的关系论文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自古就是中西方法学所探讨的热点，围绕着两者之间的关系，西方法学诞生了许多的流派，其中最重要的是以自然法和分析法为代表，而在中国的法律进化中，主要表现在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中，儒家的道德精神直接体现在法律中。法律和道德既有相同点，也有区别，正确的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各国的立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道德的含义 联系 区别 价值冲突

道德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根源于风俗和习惯，在原始社会，人们生活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社会中，氏族成员之间主要靠风俗习惯调整的，从食物分配到婚姻缔结，都体现了风俗习惯的积极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社会关系愈变得复杂，单纯的靠风俗和习惯已不可能完全调整，因此道德便产生了，所以道德的产生并不是抽象的来源于人们的内心，更不是来源于宗教神学，而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产生的。哲学上将道德划入上层建筑，是维护本阶级经济基础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习惯风俗和道德去调整全部的社会关系已不可能，社会需要更有力，更广泛的标准和规范去调整，法律便应运产生。法律的出现，并不是意味着社会关系的调整不再依靠道德，法律在调整方式，调整范围上也有着局限性，道德仍是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法律与道德彼此都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具有重要作用。

法律与道德属于不同的上层建筑，不能将法律完全等同于道德，当然道德也不能取代法律，如果把所有的道德原则转化为法律原则，那么法典便成了道德法典，这恰恰不利于人类的进步，因此法律与道德有着本质的区别。

第一，法律与道德产生的历史与方式不同，从产生的历史过程看，法律是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原始社会没有法律，而道德风俗则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任何社会都有的行为准则，另外，道德随民族，种族，宗教，习俗的不同而不同，而法律在一国或一定区域内，则是统一的，从他们产生的方式看，法律是通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修改和废止的，只有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才能将本阶级的意志转化为具有国家强制性，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而道德则是由人民长期的生活习惯转化而来，法律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而道德更多的依靠社会舆论和人民内心的信念良知来遵守[3]。

第二，法律与道德适用的范围不同，法律是划分罪与非罪，合法与违法的标准，道德则主要是划分善与恶的界限，这两种界限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互相重叠，也可以互相独立，有多种情况：（1）道德所否定的法律也是禁止的。如杀人，放火，投毒等一系列犯罪行为。（2）某些道德规范不否定，而法律则是禁止的。如过失犯罪。（3）道德规范所肯定，而法律则是禁止的，如在封建社会哈姆雷特式的人物，或是反抗统治阶级的恶法。（4）道德上不提倡，法律却许可，如：离婚，但是如果一个人长期受家庭暴力迫害而提出离婚，现代法律和道德都是支持的。

综上所述，法律与道德所调整和适用的范围，有相互重合的部分，也有相互矛盾的部分，单就与道德相关的法律而言，这一部分一般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遵守这些法律规定，是道德的起码义务，但是法律不干预或是无法干预道德可以干预。如个人操守品质或是人际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适用的范围比法律广。那些与道德无关的法律，非道德所能调整，只能由法律调整。如新崛起的经济法律，行政法律，环保法，有的只是程序性的规定，与道德关系较少，或是没有关系，这些法律不像刑法那样仅凭道德就可以判断，因此，从这方面看，法律所调整的范围比道德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