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治法治

『壹』 法治、人治、礼治和德治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

区别：

1、概念不同

法治，谓根据法律治理国家，与“人治”相对。

人治是“法治”的对称。又称“贤人政治”，是关于依靠执政者个人的贤明治理国家的治国方式和理论主张。

德治是中国古代的治猜橘腔国理论，是儒家学说倡导的一种道德规范，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礼治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主张以礼治国的思想学说。荀子认为，礼使社会上的人在贵贱、长幼、贫富等封建等级制中都有恰当的地位

2、理念不同

法治是依法治理国家，社会主要法制思想邓小平所提出的观点。

人治以人来治理国家，是封建主义社会的弊端，封建社会已经灭亡是不可行的。

礼治和德治是阐述的是同一个观点，礼仪道德是衡量一个国家的基本准则，但是用礼仪和道德治理国家，那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法律没有强制性了，如半夜睡觉不关门，人人如己。

3、来源不同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法治、人治是个舶来词。遍考我国现代之经、史、子、集，我们都无从找到"法治"这两个字的组合。

如德治、礼治则是在我国传统的著作如《礼记》等等中可以找到、证其渊源的。

联系：

1、就中国政治思想发展本身而言，在中国近代以前专制、人治思想是政治思想的主流，而从中国近代鸦片战争开始则逐渐向民主、法治思想转变，而德穗衫治贯穿社会生活。

2、法治社会是基于人、礼、德演变过来的，如果没有了人文、缺少了礼仪更别说道德那也就是说法治不健全没有了说服力只有强制性，可见法治是社会进步所产生的。

3、都是根据当伍乱时社会需要而产生的。

『贰』 乡土中国人治和法治的区别为何不在人和法

因为人们常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所闭姿谓人治和法治之区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性质。乡土社会不是人治的杜会，可以说是个“无法”的社会，但“无法”并不影响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

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的社会。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譬如我们在旧小说里常读到杀人来祭旗，那是军礼。礼的内容从现代看去，可能是很残酷的。但残酷与否并非合礼与否的问题。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来说，与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权力来推行的，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思，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在乡土社会中，传统旁毕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不但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不必知之，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办法，自然会随之发生一套价值。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就会出毛病。于是人们对于传统有了敬畏之感。礼并不是靠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加之于个人的。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只是主动的服于威规罢了。

法治和礼治是发运态芹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礼治和由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叁』 什么是法治和人治

人治是“法治”的对称。又称“贤人政治”。关于依靠执政者个人的贤明治理国家专的治国方式和理论主张。在属中国，儒家的政治思想中提倡人治。如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礼记·中庸》）。孟子也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
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框架。大到国家的政体，小到个人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运行。对于现代中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才是真正的法治。

『肆』 法治与人治究竟有何区别

1、法治与人治是根本相对立的，是不同的治国理念。
2、人治强调个人权力在法律之上，而法治理念正好与其相反。要法治就不要人治，要人治就没有法治。但要强调，国家依靠法治并不是不要依靠人的力量和人的作用，因为再好的法律与制度都需要人来实现与执行。但是，不可以将“人的作用”与“人治”相等同，两者是根本不同的概念。

参考资料：
1、 人治就是个人或少数人因历史原因掌握了社会公共权力，以军事、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伦理等物质的与精神的手段，对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其他成员进行等级统治的社会体制。人治是儒家学说倡导的一种的治国理论，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2、其特征是权力一元化的状态。这是一种单向的、自上而下的、等级森严的“线状”控权模式。这种模式最大的弊端就在于缺乏平等的利益集团或政治权力与国家权力间的横向控制，从而滋生“独裁”与“专制”。而宪政赖以建立的权力基础却是社会上的多元平等的利益集团或政治权力间互相控制、相互制约而结成的多元化“网状”控权模式。 “人治”的一元化传统及“线状”控权模式是宪政生成的政治障碍。

3、什么是法治？英国思想家洛克说：个人可以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禁止；政府不能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许可。法治，是给公民以最充分的自由，是给政府以尽可能小的权力。法治社会的真谛在于：公民的权利必须保护，政府的权力必须限制，与此背离的就不是法治社会。

4、引证
谓根据法律治理国家。与“人治”相对。《晏子春秋·谏上九》：“昔者先君 桓公 之地狭于今，修法治，广政教，以霸诸侯。”《淮南子·氾论训》：“知法治所由生，则应时而变；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 邹韬奋 《抗战以来》六二：“在此种惨酷压迫之情况下，法治无存，是非不论。”亦指依法处治。《史记·蒙恬列传》：“ 高 有大罪， 秦王 令 蒙毅 法治之。”

『伍』 什么叫人治和 法治

所谓人治，来就是国家以一套严格的道源德制度去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产生社会秩序。要使道德高度变为德治，必须以权利的不平等和权力的不制衡为前提。常见于我国的封建社会．用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利去进行国家的统治，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法制是一种正式的、相对稳定的、制度化的社会规范。法治与人治则是相对立的两种法律文化，前者的核心是强调社会治理规则（主要是法律形式的规则）的普适性、稳定性和权威性；后者的核心是强调社会治理主体的自觉性、能动性和权变性。虽然法律也是由人来制定的，而且法治也不排斥人的能动性，但从法律的制定、执行到修改都必须按照法律本身制定的规则，人的能动性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而不能超越法律，这正是法治内在的本质要求。

『陆』 中国应该需要人治，还是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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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人治（即德治）是两种治理国家的制度和原则。
在国家治理上，前者认为版主要依靠权法律，后者认为主要依靠道德、统治者的理性和智慧。二者相对而称，自古以来，不可并立。
从15大提出法治的概念以来，“我党”一直倡导法治。而且，在“我党”看来，人治，是封建君主专用，势必要与之划清界线的。

『柒』 人治和法治，法制有什么区别

1、意思不同。

法制：狭义的法制，认为法制即法律制度。详细来说，是指掌握政权的社会集团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政权建立起来的法律和制度。广义的法制，是指一切社会关系的参加者严格地、平等地执行和遵守法律，依法办事的原则和制度。

人治：个人或少数人因历史原因掌握了社会公共权力，以军事、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伦理等物质的与精神的手段，对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其他成员进行等级统治的社会体制。人治是儒家学说倡导的一种的治国理论，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法治：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框架。大到国家的政体，小到个人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运行。对于现代中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才是真正的法治。

2、出处不同：

法制出自现代作家巴金的《作家要有勇气，文艺要有法制》：“这就说明发扬民主要讲两方面，一方面要讲勇气，一方面还要有健全的法制来保障。”

人治出自战国时期孟子的《孟子.离娄上》：“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白话释义：君主仁，没有谁不仁；君主义，没有谁不义；君主正，没有谁不正。一旦使君主端正了，国家就安定了。

法治出自春秋时期晏子的《晏子春秋·谏上九》：“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狭于今，修法治，广政教，以霸诸侯。白话释义：原来的国君桓公统治的土地比今天小，但是他整治法的统治，扩大政治与教化，所以称霸诸侯。

(7)中国人治法治扩展阅读：

人治的特征：

特征是权力一元化的状态。这是一种单向的、自上而下的、等级森严的“线状”控权模式。这种模式最大的弊端就在于缺乏平等的利益集团或政治权力与国家权力间的横向控制，从而滋生“独裁”与“专制”。

而宪政赖以建立的权力基础却是社会上的多元平等的利益集团或政治权力间互相控制、相互制约而结成的多元化“网状”控权模式。 “人治”的一元化传统及“线状”控权模式是宪政生成的政治障碍。

『捌』 法治与人治的关系

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框架。大到国家锋搭的政体，小到个人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运行。对于现代中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才是真正的法治。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才是真正的依法；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才是真正的法治。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法治都可谓先行者，对于法治的重要性，可以说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法治与人治是根本相对立的，是不同的治国理念。人治强调个人权力在法律之上，而法治理念正好与其相反。要法治就不要人治，要人治就没有法治。但要强调，国家依靠法治并不是不要依靠人的力量和人的作用，因为再好的法律与制度都需要人来实现与执行。但是，不可以将“人的作用”与“人治”相等同，两者是根本不同的概念。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法治包含两个部分，即形式意义的法治和实质意义的法治，是两者的统一体。形式意义的法治，强调“以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形式意义的法治应当体现法治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实质意义的法治也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运行机制予以实现，两者均不可或缺。

法治是以民主自由为基础，需虚基野要民主的力量，而我们的法治却看上去好像是官方在发动和推进，民众似乎处在旁观者的地位而表现出“被动”和“冷漠”。在理论上如何印证现行法治推行方式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在现实的法治实践中确实存在缺少政府和民众的有效“互动”。冷静地思考分析和对“依法治理”现状的观察，我们不难发现缺少这种“互动”的现实表现，主要原因在于：民众对于自身的权力不知道，知道不执行，执行不彻底，导致了21世纪初的这个结果。民众们在经历义务教育之后，依旧对于介绍法治的课程并不重视，法治观念、理念很难进入民众内心。使得法治推动成为看似官方在发动和推进，民众似乎处在旁观者的地位而表现出“被动”和“冷漠”。

而所谓的为“三治三不治”，即“治下不治上”、“治外不治内”、“治民不治官”。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因为在我国立法的权力属于人大，而不属于所谓的“上”、“外”、“官”，因此这样说并不符合实际情况。这种情况在“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依法治乡”、“依法治村”等依法治理的过程中也体现的淋漓尽致，并不会因为违法者身份而纵容其违法。行政机关并没有立法权，但是行政权力确实在影响司法，通过各种行政权力对司法权的影响，来扩大其职能和实现其效用。在近一段时间内，舆论以第四权的身份出现，掌握舆论资源的人通过各种舆论压力，对于司法权的影响也日益增大，使得舆论资源所有者与行政权力所有者一道成为影响司法权的人。这种片面的、出于“官本位”或“舆论第四权”思想的“依法治理”严重悖离了法治精神和原则。而广大民众则处于“被动”的地位，既在客观上不能有效得知正确信息、行动上介入国家法治实践，又在主观上无法正确判断，更不用提参与和对之加以评价。其深层原因在于人治思想与权力本位思想还在相当的领域中存在。尤其是在中央提出依法治国的口号之后，各级党委和政府先后提出的依法治省差喊、依法治市、依法治县，甚至提出依法治校、依法治村等口号。这种形式主义做法使得依法治国的法治内涵与精神逐步丧失，结果最后演变为依法治民的政治治理观。在他们眼里，仍然认为依法治国就是用法律来治理国家，而且存在固有偏见，认为法律只是专管老百姓的，从而形成了法治的表层现象，其真正内涵没有深刻理解并内化为坚实的信念和外化为行动。因此，“依法治国”成为仅仅理解为依据大量出自有据的规章、政策和法律来治理国家和人民，这种“叶公好龙”式的法治观是法治非理性的表现形式，是传统专制主义、人治主义和宗法思想没有得到彻底清算的典型特征。

『玖』 法治和人治哪个好

“法治”与“人治”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法治”与民主相容，“人治”与专制相合

“法治”是与市场经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一种治国方式。现代民主政治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法治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现代化的重要指标。

“人治”是与自然经济、农业文明相适应的一种治国方式，君主专制是人治国家的主要统治形式。在人治国家中，一切人只服从拥有权力的人及其意志。

因此，“法治”是“人治”的对立物，也是“人治”的天敌。现代国家要走出“人治”的局限，清除“人治”的痼疾，最有效的途径是采用“法治”。

第二，“法治”强调“权自法出”，人治强调“法自权出”。

“法治强调权自法出，即所有的公共权力都应当具有合法性根据，没有合法性基础便正樱不得行使任何权力，即使人们在法律之外行使了相关权力，也不发生法律效力。‘合法性’这个概念可以在两种意义上使用，其一是政治哲学所使用的合法性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讲，它与合理性概念有内在关联；其二是法学上所使用的合法性概念，事实上，它所讲的就是合法律性。”[v]

“人治”强调法律出自君主。正所谓“朕即国家”，“朕即法令”。在人治国家，君主和统治阶层既能创生法律，又能超越法律。他们只是用法律管制和镇压老百姓，维护自己的统治。

第三，“法治”强调“法大于权”，“人治”强调“权大于法”。

“法治”强调一切公权力都应当服从法律，法律是最高的公共理性，也是公权力的产出之所。没有法律根据的一切权力均为非法。即便是紧急状态下政治权力的运用也要遵循依法行使的原则。[vi]所以，以法律为治的治理活动服从既定的规则，而不取决于统治者头脑的一时聪明或其他什么智慧。这种治理方式可以免受统治者个人的性情及好恶的影响，防止政治权力的滥用和个人独裁的灾难。

“人治”是最高统治者不受法律约束的“权治”。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大于法律。谁拥有国家权力，谁就主宰国家和民众。在人治国家，官本位观念盛行，人们普遍地崇拜权力，漠视法律。因为掌握政治权力是发财致富、光宗耀祖的一条捷径。正所谓“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中国古代自汉武帝以后的历代皇朝尊崇儒学，倡导“以德治国”，隋唐以后还采用了科举考试。但是，“人治”的“家天下”罗织了巨大而又严密的权力关系网，法律和道德在权力的冲击下荡然无存，其结果是官场政治黑暗腐朽，贪官污吏大行其道。所以，中国古代历代皇朝始终档尘跳不出“政权兴亡的周期率”。

第四，“法治”强调法律至上，“人治”强调领袖至上。

“法治”强调法律至上，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和任何其他规则相比较，法律在治理社会活动中，在规范人们交往行为中具有至上性和首选性；其二是与任何组织和个人相比较，法律是至上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要服从法律。”[vii] 因此，法治国家要求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普通公民一样遵守法律。

“人治”强调的领袖至上，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掌握国家权力的领袖的意志高于法律，他可以一言立法，也可以一言废法；其二是掌权国家权力的领袖决定举蠢丛国家的重大事务。他依靠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把自己的意志贯彻到整个社会并使之得以执行。所以，政治领袖个人权威成为维系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在君主专制的“人治国家”，国家与社会的命运寄托于“好君主”，一旦出现弱君或昏君，国家不是衰败就是灭亡。中国古代历代皇朝的灭亡几乎都与皇朝末期的几代皇帝昏庸无能有着直接的关联。唐玄宗刚做皇帝时，励精图治，创立了“开元盛世”，但后来他宠爱杨贵妃，沉溺于后宫游乐，重用奸臣，经常不理朝政，以致出现“安史之乱”，使唐朝走向衰落。

总之，“法治”与“人治”的本质区别在于国家权力是否严格依法运作。法治国家要求树立“法大于权”的观念，创设“法大于权”的制度。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把民主与法治紧密结合在一起，“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逐步清除“人治”和“权治”等遗留下来的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