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要件

⑴ 法律要件是什么意思

法律分析：法律要件是指必要条件旁裤。四要件，即构成犯罪要符合犯罪主体、犯罪客体、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和犯罪的客观方面。三阶层就是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二阶层运消简就是客观违法要件和主观责任要件。当一个行为人的行为符合四要件、三阶层、二阶层犯罪构桥庆成理论的，构成犯罪，否则不构成犯罪。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三条 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⑵ 法治的构成要件

法治的实体要件

法治的实体要件，是国家在建设法治国家过程中应该尊崇的基本制度。我们可以用制度构建的四个原则予以说明。

第一个原则，是一切公共权力都来源于法律，并且最终都受制于法律，没有法律授权的公共权力不得行使。这是法治国家最基本的要求。这个制度原则，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的法治政府——英国提供给世界的宝贵经验。英国的法治是从剥夺王权开始的，王权最终被法律全部剥夺了，甚至它的王位继承也需要按法律来进行的时候，王权就变成了一个社会象征，就变成了一个国家的符号。

当年，约翰国王带兵打仗失败了，贵族们于是开会拒绝国王回国。国王不得不寻求妥协，满足贵族的要求，以达到回国的目的。贵族们开出了一系列条件。比如有这样的条件，“如果你今后要对我们增加赋税，必须通过由我们组成的评议会的允许”，“你要我们服兵役，也必须经过我们评议会的同意”，“通过依法审判，才能剥夺我们的财产，限制我们的自由”，这个评议会就是英国议会的起源，也是世界议会的起源。今天，所有国家在向公民增加义务的时候应当经过议会，已经成为一条宪法原则。国王答应的这些条款概括起来被称作“自由大宪章”。在这个大宪章产生之前，总是法律服从国王；这个大宪章签订以后，人类第一次看到国王开始服从法律。它给人们提供的经验是，法治开始于对公共权力的限制，什么时候法律把公共权力束缚住了，什么时候法治就基本实现了，只要还有一个公共权力不受限制，可以超过法律，这个地方便没有法治。

第二个原则，国家责任的不可逃避。古典的法治理论，总以行政权为防范对象，其实，立法权和司法权同样可能侵害公民的权利。因此，任何公共权力的行使都要附带责任，这个责任最终都要转化为法律上的责任。只要启动了权力，就应预设责任于其行使之后，以避免伤害人权。

第三个原则，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我把它概括为“法治的真谛是人权”。这是实体法治和形式法治之间的本质区别。形式法治只是表面上的依法办事、依法行政，实体法治则是依法办事、依法行政，最终保障人权。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法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经验，就是把人的权利宣告出来。宣告公民权利的意义在于，每宣告公民一项权利，就给国家权力划了一个界限，所以宣告权利不是可有可无的。

2004年我国宪法修改的时候，增加“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关于尊重和保障的含义，我认为，尊重对应的是公民自由，在公民自由这个领域里，要求国家尽最大的努力来约束自己不要侵入到公民的自由生活当中，让公民最大限度地实现自由，法不禁止即是自由，所以简称为国家在这个领域里要不作为，一旦作为就是侵权。在这个领域，国家越是抑制自己，公民实现自由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就叫尊重。

保障正好相反，它不是要求国家权力自我抑制，而是要求国家权力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为公民权利的实现去创造条件，所以这个领域对应的是公民的权利，每一个权利的实现都需要国家去提供条件，没有条件要创造条件，要提供保障。比如说社会权、劳动权、就业权、社会保障权、受教育权等，这些权利的实现依赖于公权力的保障和积极作为。我们可以从我国义务教育法的修订看到这一原则的影子。从过去的全民办义务教育，到今天由国家来办义务教育，从过去的收费的义务教育，到全部由国家财政支出的义务教育，都可以看到国家义务的变化。受教育权就是需要国家提供保障，这就叫保障人权。

第四个原则，公民义务的法定化。这也被称作“公民法外无义务”。就是说，公民只履行法律以内的义务，任何对公民施加的法律以外的义务，公民都有权拒绝。大家常讲的社会“三乱”——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其实质就是要求公民履行法律规定之外的义务。中国还有一个有趣的“袖标”现象，除了戴黑袖标的，戴个其他颜色的袖标到街上都可以罚款，袖标的后边其实隐藏着一个公共权力。这实际上就是让公民履行法律以外的义务，属于变相剥夺群众的财产权，是法治国家所反对的。

上述四个基本制度原则，前两个是约束公权，后两个就是保障私权，这就是法治国家的实体制度要件。

法治的形式要件

法治的形式要件，指的是法治实体要件的表现方式，即实现实体要件的技术条件。仅有理想的法治实体内容，而缺乏适合于它的形式，法治仍是不完整的。实体要件与形式要件的统一，才有良好的法治。

第一，要保障国家法制的统一性。

这一项实际上是对立法提出来的要求，法律的内部不能有冲突，立法的科学化、立法的一体化、立法的价值化都要在这里得到体现。这就要求下位的法必须服从上位的法，法规以外的东西要服从法规。比如，部门的规章要服从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要服从法律，法律要服从全国人大制订的基本法，行政法规法律和基本法最终都服从宪法，形成这样一个效力体系，这是一个在立法上的形式要件。

第二，要有一支懂法、守法、并且对法律形成信仰的公务员队伍。

执法者一定要懂法，养成对法律的信仰，执法者如果不懂法，就如同盲人上路，别人危险，自己也危险。我国制定的《公务员法》，有这样一条，当公务员认为上级的决定和命令有违法律时，可以要求上级纠正，这就是现在媒体炒作的下级可以对上级说“不”。这是媒体上的一个说法，是不准确的。这个条款的准确含义，是下级公务员对上级公务员不符合法律的决定和命令可以要求上级收回，而不是说“不”。这是法律赋予下级公务员的批评权、建议权。如果上级公务员不收回，那么执行了以后，由上级公务员承担法律后果，这便赋予了下级公务员一个免责权。所以，这里是两项权利，一项是建议权，另一项是免责权。下面一个条款更重要，明显违背法律的决定和命令，执行之后不得免责。也就是说，下级公务员要求上级公务员收回明显违背法律的决定和命令，但是上级没有收回还是要求下级执行，此时，如果下级公务员执行的话，他就要和上级一起负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种权利，我把这种权利叫做抗命权，其实质就是法律允许公务员对严重违背法律的决定和命令进行抗命。所以，在解释这个条款的时候，我的理解是，下级服从上级是公务员的基本义务，但是所有的公务员都向法律负责是公务员首要的义务。

第三，要有一个独立公正的司法系统，赋予法院以解决社会纠纷和矛盾的权威地位。

法学家们常常把国家权力析分为司法权、行政权和立法权。这三个权力的区别在哪里?我认为，立法权是一个议决式的权力，它一定是集体行使的并且是定期而行的；而行政权追求高度统一，是用命令和服从的方式而展示出来的以效率为特征的权力。与这两种权力相比，司法权有自己的特性。具体来说：第一个特性，是被动性。司法权是被动行使的权利。在这一点上行政权和司法权正好相反，行政权一定要主动行使，行政权一旦被动的话，行政领域就可能被别人侵害；但是司法权不允许主动行使。因此，所谓的“上门服务”、“提前介入”等等，都有悖于司法权的性质，都是司法权滥用的表现。第二个特性，是程序性。司法权是最严格的程序主义的权利，程序是司法的生命，没有程序便没有司法。这一点又可以把司法权和行政权区别开来，尽管我们在一些领域里要求行政权有程序，但是更多的是要求行政权的自由裁量。司法权不允许在程序之外用法，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逻辑起点，没有程序便没有司法公正。程序公正有一系列的体现，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法官要“给予当事人同等的关注”，这是一条程序公正的原则，如果法官不能给予当事人同等的关注，当事人就感觉失掉了公正。第三个特性，是中立性。行政权要始终代表着公共利益，要始终代表群体利益，代表社会利益。司法权则是中立性的权力，它不能站在一个利益的立场上去代表谁，它必须是中立的。它要中立于两个当事人之间，甚至它要中立于政府和公民之间。所以我说，研究政治学的意义在于改善对公共利益的管理，研究经济学的意义在于改善对成本的管理，研究管理学的意义在于改善对效率和统一性的管理，研究法学的意义则在于改善对正义的管理，正义就是体现在它的中立上。法官与诉讼双方的关系就像一个等腰三角形，司法权是顶角，两个当事人是两个底角，法官与两个当事人之间的距离必须相等。等距，才能表明司法的公正性。第四个特性，司法权是只接受监督而不接受指挥和命令的权力。这一点它和行政权正好区别，行政权是不能自给自足的，它一定有一个指挥和命令它的权力存在。但是司法权是可以自给自足的，在司法权的面前，所有的法官都是平等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上级，就是法律。所以，基层法院的判决和最高法院的判决在法律的效力上是完全平等的。因为他们背后的法律是同一个，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法官无上级。所以，对司法权要加强监督，但是要避免对司法权的指挥和命令。最后一个，司法权是终极性的权力。行政权的判断不是终极判断，只有当这个判断最后到达司法权面前并得到司法权的支持时，这个判断才可以称作终极判断，所以，司法的判断是国家的终极判断。

⑶ 什么是法治关系论

法治是人们有关理想社会的一项理性选择，关联并凸现着法的价值和人们为此所作的 努力及其所致状态，因之它具有法的应然性和实然性。同时，它还是甚至可以说首先是 人类经验的产物，是经过经验检验了的理性，是一种经验理性，体现着法的必然性。

法治是什么，在当下中国法学界并没有统一的定义。[1]在西文中，与之相对应的常见 词有“rule of law”、“rule by law”、“government through law”等，[2](P33) 这些词的含义分别可以译为“法的统治”、“依法统治”、“通过法律的治理”。由此 结合我们的观察和理解，法治应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模式，是指人们通过或主要通过法律 对国家的治理而求理想社会的实现。我们并不奢望这样的理解会没有异议，特别是在中 国，长期以来“法制”和“法治”不分，甚而以“法制”代替“法治”。[3](P114)坚 持这样的观念，势必对“法治”产生误解。因为“法制”一般被理解为法律制度，对应 于英文中的“Legal System”。在中国绝大多数人区别使用“法制”与“法治”之前， “法制”往往被解释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六字方针，[3 ](P114)究其实质不脱法律制度的范围。我们知道，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并不是中国文化 的产物，[4](PP275-298)而是来源于近代西方法律文化。西方法学家和一些权威的工具 书在对“法治”一词的具体表述上虽也存在着差异，但所理解的精神大意却是一致或相 近的。概括来看，包含有这样几方面的要点：1.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民主政治的产物， 但它发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2.法治和宪政紧密相连，没有宪政即没有法治；3.法治的 核心不只是国家通过法律控制社会，并且它本身也要为法律所支配；4.法治最基本的原 则是“法律至上”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5.法治既是一种治国方式和社会控制模式 ，又是一套价值系统，目标是建立理想的社会生活方式。由此可见，法治既不是法律制 度所能涵盖，自然也不是它所能替代的。若将“法制”等同于“法治”，那人类的法制 史就是一部法治史，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不止有违常识，也是由于法治是对法制的一种 否定性继承，是哲学上的“扬弃”。

法治的构成包含法律制度又远非法律制度所代表。早在古希腊时，哲人亚里士多德就 说过：“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秩序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 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良好的法律。”[5](P199)这揭示了法治构成中两个最基本的要件 ，即法的普遍性和法的优良性。前者是法治的形式要件，后者是法治的实质要件。随着 法治的实践展开，后世学者对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在形式要件和实 质要件上有了扩充。有一种观点认为，法治的形式要件至少包括法制的统一性、法制的 一般性、规范的有效性、司法的中立性和法律工作的职业性；法治的实质(体)要件则外 化为这样一些制度和原则，它们是权力控制与制衡、国家责任和权力与责任相统一、权 利保障和社会自由、公民义务的法律化和相对化等；同时，法治还有精神要件。[6](PP 186-194)无疑，这是人们对法治认识深化的表现。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亚里士多德的 法治观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它使我们对法治的构成有了原则性的把握，实际是一经典性 的解释。只是应该指出的是，对亚里士多德的法的普遍性和优良性要作时代的理解，因 为亚里士多德生活于并且也赞成将人分等级并视之为公平、合理的社会。[7]所以，我 们最好赋予他法治构成的框架以新的内容。在现代社会，所谓法的普遍性，即是人们平 等一致地遵守而且是严格遵守已有的法律，实质是法律至上；法的优良性应是被遵守的 法律含有民主、公平、自由、人权等这些最基本的人类价值观，也即法的正义性。

二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形成于近代西方，但其精神和传统可以上溯至古希腊。古希腊尤其 是雅典的城邦民主和法治达到了古典世界的辉煌，其在公民范围内实现了较为彻底的民 主和法治，但人的等级性划分和奴隶制度的存在，又使它与现代世界的民主和法治有了 分野。[8]然而，即便如此，它已在思想和传统上为后来所有类型的西方民主和法治奠 定了基础。

在法治思想领域，古希腊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遗产，第一个受惠的是古罗马。罗马对 希腊理性法思想的继受，[9]包含了他们对法治精神的摄取。罗马从王政到共和至帝国 初期，不仅创制了庞大的法律体系，而且将法治的精神贯彻于法律之中，其中体现人的 理性、平等、意思自治和权利的私法可谓是对集中体现于公法领域的希腊法治精神的弘 扬和拓展。[10]进入帝国后，皇权对法治精神有很大的破坏和干扰，但历史形成的传统 未曾消失。(注：罗马皇帝写信给地方长官说：“如果君王自承受法律的拘束，这是与 一个统治者尊严相称的说法，因为甚至我们的权威都以法律的权威为依据。事实上，权 力服从法律的支配，乃是政治管理上最重要的事。”参见《罗马法典》第一篇第十四章 第四节，转引自《阿奎那政治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3页。)中世纪时代 ，西方的理性思想和法治精神被笼罩于宗教的帷幕之下，但法律的神圣性和权威性依然 在历史和大众中流传。[11](P124)当然，这距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还有很大的距离。

近代以来，西方法治理论经历了一个完备及其实践的过程。推动这一理论完备的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是，思想家们对权力本质一以贯之的深刻认识。这个认识可以概括为“权 力就其本质而言是邪恶的，不论其行使者是谁。”[12](P344)由于权力在本质上是邪恶 的，同时权力又是有组织的人类社会无法取消的，所以减轻权力对人的伤害，维护人类 尊严最现实的途径便是给权力划分界限，做到以“权力制约权力”；而所有这一切都需 在体现民意的法律基础上和框架内展开，也即将权力纳入法律，从而使人的安全、财产 、自由、尊严等得到法律的保障。很显然，这条思路所引导出来的政治法律制度或者说 社会控制模式就是法治。

法治要成为现实，必须有具体的实施原则和方案。西方思想家所设计的在近代以来西 方文明史上最具贡献的方案是“分权与制衡”。[4](PP303-313)这一方案实现了权力结 构的革命，它将专制集权的政治制度改造成为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分权体制，通过分权和 制衡，实现法治和人权。

建构法治的思想和方案可以说是西方文明的特定产物。它一方面根源于商品经济高度 发展所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契约化，[13][14]同时又植根于源于希腊的理性文化和基督教 宗教文化中的人性恶论。(注：西方文化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相反而相成。理性文化源于 古希腊，非理性的宗教文化源于基督教的信仰。这两种对极统一的文化共成于西方，都 视人性为恶。理性文化的人性恶论始于柏拉图中年从《理想国》到《法律篇》的转变， 基督教文化根源于它的“原罪观”。)社会关系的契约化形成人们事实上的平等和独立 ，这构成法治的社会经济基础。人性恶的文化促成人们优选客观公正的法律而不是主观 性强的道德作为解决纠纷的社会控制方式。在人类文明史上，这两者的充分发达和结合 仅限于西方，应该说是世界的特例而不是通例。[15](PP131-142)

法治理论在西方的实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批判的武器参与了资产阶级所 领导的为解除宗教禁锢和封建专制而发动的思想运动与社会革命；另一方面是法治社会 的建构。从西方法治实践来看，法治社会的建构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君主立宪制；一 是民主共和制。前者以英、德(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为代表，后者以美、法为范例。西 方国家不论选择哪一种模式，都要贯彻“人权神圣、不可侵犯”，“法律至上、人人平 等”，“分权与制衡”这三大基本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演绎出代议、普选、多党、契约 自由、言论自由、依法行政、罪行法定、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等多项配套原则。[4](PP31 0-313)在西方文明范畴内，这些原则及其衍生规范完全体现了法的普遍性和优良性。

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扩及到非西方地区，法治文明随之来到世界各地。时至今日，法 治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社会控制模式，虽然每一国家的法治程度并不相同且各有特色。 这意味着我们不但要注意到西方文明的特例已具有了世界性，更应该看到现代世界的法 治已不是西方的专利，不能简单地用西方法治的经验和标准来衡量已发展了的现代法治 。如果胶着于此，就会出现刻舟求剑的悲剧。例如，基督教是西方法治的文化根源之一 ，没有这样的文化是否就不能建立法治呢?移植法治是否就一定要一并移植基督教呢?[1 6]毋庸赘言，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等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法治事实对此已作了不争 的否定回答。[17]这提示我们，现代法治是建立在更广泛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与传 统相结合的理性文化之上的，西方的经验和标准是特定的一种而不是全部或惟一。

三

作为社会控制模式，法治并不是惟一的。在绝大多数人类的长期生活中，帝国政治的 人治曾是广大的非西方和某些时期西方地区普遍的社会控制模式。[18]近代以来，人治 被视为过时的模式而遭淘汰，这亦是时势所必然。但同时有一种模式一直在与法治进行 着激烈的竞争，这个模式就是古老而又充满理想的德治。

如同法治一样，什么是德治也有不同的见解。我们的理解是，德治与法治相对应，也 是一种社会控制模式，简单说是依(以)德治国或者说道德的统治(rule of morality)， 即人们借助或主要借助道德的作用对社会进行调节和控制而求理想的实现。德治的核心 是德，不论人们在何者为德这一关键问题上有多少纷争，相对于法，德是一种自律性的 信仰、意识、心理结构和规范准则，它以“应该”的方式向人们发出道德指令以协调相 互间的关系。由于易受本性影响的人类在自律方面的艰难，由于德和人的品质相联系， 道德特别是个人美德和公共道德便具有了高尚性，德治也因此而成为一种理想。

中国自孔子开始，儒家思想在理想层面上始终以德治为目标，[19][20]西方哲人柏拉 图曾以《理想国》一书揭示他对德治的向往。[21]但德治很快在现实中陷入了困境。在 中国，孔子的仁政德治从春秋战国到汉初未能竞争过“重刑轻罪”的法家学说，汉武帝 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献言，推行“礼法结合”，实际上是“外儒 内法”，[4](PP275-298)德治的实质已不存在，即使名义上的德治在晚清变法修律中也 不敌西方法治而被取而代之。[22]在西方，迭遭碰壁的柏拉图中年以后虽然内心固守但 实际已放弃理想国的追求，改为第二等的选择：法律和秩序。(注：柏拉图在《法律篇 》中说：“人类的本性将永远倾向于贪婪与自私，逃避痛苦、追求快乐而无任何理性， 人们会先考虑这些，然后才考虑到公正和善德。这样，人们的心灵是一片黑暗，他们的 所作所为，最后使得他们本人和整个国家充满了罪行。如果有人根据理性和神的恩惠的 阳光指导自己的行动，他们就用不着法律来支配自己；因为没有任何法律或秩序能比知 识更有力量，理性不应该受任何东西的束缚，它应该是万事的主宰者，如果它真的名副 其实，而且本质上是自由的话。但是，现在找不到这样人，即使有也非常之少；因此我 们必须作第二种最佳的选择，这就是法律和秩序。”转引自《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7页。)尽管柏拉图的《理想国》在西方仍受推崇， 但理性的西方文化总将其视为乌托邦，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法治国是人类最理想的国家 成为西方的传统。[7](P124)中西这两段历史实践揭示出人类在法治与德治问题上的一 个基本经验：作为主要的社会控制模式，德治是一种理想，现实中为法治所代替实是必 然。

在现实社会尤其是当代社会中，社会控制和管理是一个极其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德 治虽不能作为主要模式与法治相竞争，但法治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代替道德的重要作用。 相反，理想的法治必须有道德的支持，这部分是由于法律自身的缺陷，部分是由于道德 和法律具有不可替换的互补功能。博登海默说的好：“尽管法律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具有 高度裨益的社会生活制度，它像人类创造的大多数制度一样也存在着某些弊端。如果我 们对这些弊端不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完全视而不见，那么它们就会发展为严重的操作困 难。法律的这些缺陷部分源于其保守的倾向，部分源于其形式结构中所固有的僵化呆板 因素，还有一部分是源于与其控制作用有关的限制方面。”[12](P388)我们以为，除了 这些明显的弊端，法律以至法治还有一个更根本的缺陷，这是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的， 即法律不能治本，所以，法律虽可以至上但不能万能，原因是法律只关注人们的外部行 为而无法深入人们的内心世界。仅此一点就奠定了道德在法治社会中的重要性，何况它 们的互补性并非仅此一点。

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源于法与道德的关系。这里我们从经验出发，着重在治国层面上讨 论两者的关系。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法治之法应该有而且必然有道德性。法治是奉行法 治国家人民的目标，但不是终极目标，终极目标是理想社会的实现。这势必涉及到人们 对理想社会的评判。我们相信，人类的任何理想都不可能也不应该与道德相抵触，所以 ，法治的终极目标必然赋予它某种道德的使命。轻视或无视这种历史责任，只能使法律 变成缺德的东西，法治成为压制人类理想的东西。很难想象，这样的法律能被人们接受 ，这样的法治能实现它自己的目标。[2](P355)人类的法律史表明，缺德的法律即使在 强权保护之下，也只能行用一时，最终不免背上“恶法”的骂名；[23]而那些具有深厚 道德基础也就是充满德性的法律都有悠久的历史。例如，刑事法中止制邪恶、保护善良 的各项规范，宪法中尊重人格的人权法规，民事法中关于善良风俗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社会立法中体现人道和仁爱的福利法等，都是符合人类道德要求的良法，因而有坚韧的 生命力。

法律应有道德性，并不意味着道德可以直接成为治国的依据，进而将德治与法治在治 国层面上相提并论。如果这样思考问题，将是一个错误，至少是一个误解。国家特别是 现代国家机构庞大、事务繁多。按西方的设置，立法、司法、行政每一部分都是复杂的 系统。这些系统自身内部及其相互之间要保持有序运转，才能确保国家和社会的正常， 稍有紊乱和冲突便有陷国家和社会于混乱之中的危险。[24]避免这样的危险靠道德是很 困难的，可以说同样是危险的。道德首先是有争议的。不同的人对道德可以有不同的看 法，一个社会中同时存在着不同的道德，即使同一个人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对同样的 人不同的事或同样的事不同的人，都有可能出现道德评判上的变化。同时，道德还是不 确定的。道德有部分表现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如道德戒律等，但绝大部分以信仰、意识 、心理和习惯的方式存在，没有明确成形的表现形式，呈现出不确定性。更为关键的是 ，凭藉舆论和内心，道德虽有一定的甚至强大的压力，但这种压力缺乏强制性，[12](P 358)这使它的效力受到限制。道德的这些属性使它难以担当治国重任，这是因为治国要 以制度为依据。如此，国家行为才能达到某种程度的统一性、确定性、连续性和有效性 ，尔后将社会控制在有序和可预见的范围内，人们因此也才能够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活 和计划。此等重任，法律可以担当。法律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化的设置，它在一国主权内 的惟一性、统一性、确定性、稳定性和权威性，特别是它所独有的强制性，保证了制度 的规范和有效，从而成为治国的依据。正如罗斯科·庞德所说：“社会控制是需要有权 力的——它需要用其他人的压力来影响人们行为的那种权力。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高度 专门形式的法律秩序，是建筑在政治组织社会的权力或强力之上的。但法律决不是权力 ，它只是把权力的行使加以组织和系统化起来，并使权力有效地维护和促进文明的一种 东西。”[25](P26)简而言之，法律的制度化、系统性和强制力，使它在与道德、宗教 、行政、教育等竞争中，成为最有效的治国之具。[25](PP112-131)

道德的非制度性是否意味着它未参与治国呢?问题不能作简单的回答。直接就制度而言 ，道德确实无法成为法律这样的治国之具，但间接来看，道德一方面可以转化为制度， 一方面可通过对人的塑造而参与治国。诚如我们在前面所探讨的，良性具有道德性。这 是从法律角度说的，从道德方面说，法律中的道德性即是道德的法律化，表明这部分法 律的内容是由道德转化来的。实际上，人类历史上相当多的法律即是这种情形，传统中 国在这方面最为典型。[26](PP202-305)法律化的道德虽然在形式上已不同于道德，但 我们似乎不能断然说道德没有参与治国，当然，我们也不应以为这就是德治，毕竟法律 化的德已不是原本意义上的德，法律的属性已使之与道德有了形式和本质的区别。同样 ，接受道德教育和影响的人成为法律职业者，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道德对治国的参与 ，但我们依然不可以说是德治，否则会闹出这样的笑语：接受一种知识或教育即谓某种 “治式”，那我们的社会将会出现和并存多少种“治式”呢?显然，这既不合逻辑也与 事物的性质相违。

接着，我们还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道德法律化既指部分道德也是指部分法律，切不 可误以为所有的道德可以上升为法律，更不能犯法律全部道德化的错误。的确，法律与 道德特别是与特定社会中的主流道德

⑷ 什么叫做法律要件

是说犯罪构成要件吧？
要件，是必要条件的简称。
前些年，刑法理论包括教科书对犯罪构成都是采用“四要件”说。近些年来，有些学者又提倡采用“三阶层”或“二阶层”理论。这些都是刑法理论研究的问题，现在的司法实践中并没有确定应当采用哪种理论和不采用哪种理论。
四要件，即构成犯罪要符合犯罪主体、犯罪客体、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和犯罪的客观方面。三阶层就是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二阶层就是客观违法要件和主观责任要件。当一个行为人的行为符合四要件、三阶层、二阶层犯罪构成理论的，构成犯罪，否则不构成犯罪。
举例：13岁的人实施了故意杀人行为，按照四要件理论，不符合主体条件（即未达到已满14岁的刑事责任年龄），不构成犯罪；按照三阶层理论，不符合有责性的条件，不构成犯罪；按照二阶层理论，不符合主观责任要件，不构成犯罪。
在实践中法官办理案件，很少是用犯罪构成理论去套具体行为，看是否构成犯罪，而是直接根据法律规定去看行为人的具体情况和实施的行为是否符合该罪的规定，然后得出结论，也就是三段论推理。如上面的例子，刑法规定已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罪应当承担刑事责任，而该行为人未满14周岁，因而无罪。

⑸ 法律中的四要件是指什么

犯罪构成的四要件:1、犯罪主瞎枯体，指实施犯罪行为依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自然人和单位;2、犯罪客体，指刑法所保护而被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3、主观要件，是行为人在怎样的心理状态迅凯的支配下亩神唤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4、客观要件，指犯罪行为的具体表现

⑹ 法治行为包括

(一)法律行为成立的共通要件
这是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皆有的要件。因我国民法通则仅规定民事法律行为的生效(即有效)要件，没有对成立要件作出明确规定，而后公布的合同法对两者稍做了区分，所以，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可以概括为：
1.有意思表示。民事法律行为的共通要件因单方行为和双方行为而有不同。在单方法律行为，当事人意思表示完成，法律行为即告成立;在双方法律行为，相互意思表示一致时法律行为方告成立。
2.标的须确定并且可能。标的确定，指关于标的表示须达到能被具体认定的程度。例如，买卖的价金以及委任的授权事项等，须能确定。认定标的确定与否的时点，通常为行为成立时。标的可能，指标的在客观上须具有实现的现实性。
(二)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特别要件
这是指法律对某些法律行为的特别要求，不是所有的法律行为皆有的要件。
1.在有因行为，原因欠缺法律行为不成立，原因就成了特别要件：
2.在实践性民事法律行为，物之交付就是特殊要件，民事法律行为在交付完成前不成立。
(三)法律行为成立的效力
法律行为的成立，表意人必须受意思表示的约束，不得擅自变更和撤回。法律行为成立的效力就是意思表示的成立效力。
民事法律行为是由自然人、法人等私主体作出的行为，与政府机关行使国家权力作出的国家行为、法院依审判权作出的裁判行为相区别。民事法律行为是由自然人、法人依意思作出的变动民事关系的行为，而不是利用公权力作出的行为。
所谓合法，就是说它所追求的效果“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这说明自由是有边界的，任何人的行为不得以损害他人的权利或破坏公共秩序为代价。这也是法律行为与违法行为的区别。
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是意思表示。所谓意思表示，是当事人想要实现一定效果的内心意思对外表示。任何民事法律行为都必须具备意思表示这一要素，不具备意思表示，就不称其为民事法律行为。

⑺ 什么是法治政府,其构成要件是什么

1、法治政府的含义： 法治政府应是政府从决策到执行那个及监督的整个过程都纳入法制化轨道，权利与责任紧密相联，集阳光政府，有限政府，诚信政府，责任政府于一身，并用法律加以固定即为法制政府。

2、构成要件：阳光政府，有限政府，诚信政府，责任政府。
(一)重大决策听证制度方面：决策机关应当听证而未听证的，无正当理由不采纳合理意见和建议的，未答复听证申请，造成不良影响；听证机关在公告听证事项、遴选听证代表、主持听证会议、撰写听证报告和办理听证事项的过程中，违反有关规定，造成不良影响，或者听证报告严重失实的；决策机关或决策发言人不出席或不派员出席听证会，或者在听证会上作不实陈述，以及提供虚假信息或虚假、错误资料等。一旦发现这些问题，就要启动问责。
(二)重要事项公示制度方面：县级以上行政机关，对于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事项，涉及公共利益、群众切身利益以及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重要事项，公务员录用、职称评定、重要的评优评先、表彰、奖励等事项，在实施前是否向社会进行公示，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并充分采纳合理部分。如果该公示未公示，或公示内容虚假，或不采纳群众合理意见和建议的，应追究相关领导责任。
(三)重点工作通报制度方面：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群众切身利益的工作进展情况及成效，重点建设项目的进展情况，向社会公布的服务承诺事项和落实情况，公众关注以及其他应当向群众通报的重要事项等。其中，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群众切身利益的工作进展情况及其成效、重点建设项目的进展情况、政府部门服务承诺事项的落实情况等，要求每季度通报1次，公众关注以及其他应当向群众通报的重要事项，要适时进行通报，重大突发事件要及时进行通报。对应当通报或按时通报但没有通报的，或通报情况失实、信息错误造成不良影响等情形，要进行问责。
(四)政务信息查询制度方面：县级以上行政机关，要通过“96128”政务信息电话专线、政府网站、各级政府政务服务中心、档案馆和公共图书馆等场所设立的政务信息公告栏和电子信息屏等设施、信函和来访等方式，为公众查询政务信息提供服务。县(区)政府和市、县(区)政府职能部门要按照“首问责任制”和“限时办结制”的要求，认真办理和解答公众查询事项。对不履行主动公开义务的，不积极开展政务信息查询服务工作的，不提供或不及时更新政务信息目录的，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隐瞒或者不提供应当公开的政务信息的，公开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政务信息的，有偿或变相有偿的方式提供本机关已经决定予以公开的政务信息的，故意提供虚假政务信息的，在提供政务信息时，违反有关规定收取费用等情形，应当进行问责。

⑻ 法律意义上的要件是什么意思

法律意义上的要件就是法律规定的构成一定的誉正法律事项必须需要的条件。比如刑法中的各铅虚御种罪名，需要有四个要件，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如果其中有一个不符合就不构成槐岩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