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❶ 德治和法治的关系是什么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
法律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底线和后盾，凡是法律禁止回的，通常也是答社会主义道德反对的；凡是法律鼓励的，通常也是社会主义道德支持的。社会主义道德是法律的高线和基础，是法律具有合理性、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内在依据。
法律的价值、精神、原则等大多建立在社会主义道德的基础上，道德所要求或者禁止的许多行为，往往是法律作出相关规定的重要依据，而多数调整社会关系和规范社会行为的立法，都是道德法律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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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须臾离不开法律与道德的融合、法治与德治的并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
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对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关系的全面阐发，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的重要准则。
❷ 法治与德治有什么关系
法治之法必须是符合最基本道德规范的普遍善良之法，而不是脱离道德以外的法律；以德治国（德治）的道德必须是以现代的道德观为基础的，而不是我国传统的道德为基础。在法治的原则之下以现代的道德观念为基础的德治是统一的，二者具有互补性和不可替代性。
1、依法治国需以以德治国为基础。
这首先是因为道德是立法的基础，重要和基本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来源之一，先进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价值目标之一，良好的道德规范是评价法律规范善恶的主要标准之一。
其次是因为道德是执法的基础，法律规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能否公正地、准确地把握立法宗旨，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执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能否恰当地运用这一权力，则取决于执法者的昌坦素质。
2、以德治国需以依法治国为补充与保障。
以德治国着力于通过提高人的内心觉悟和建设人的动机文明，来端正人的文明行为；依法治国则着力于通过约束人的外部行为和建设人的行为文明，来开掘人的内心文明。
以德治国着力于建设个体文明，通过榜样的力量促进社会主义群体文明水平的提高；依法治国则着力于建设群体文明，通过群体文明的提仿灶高，防范、震慑个体的越轨行为。耐大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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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探索和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做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的升华，是我党在新形势下对执政治国经验的最新总结。
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江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思想，对 于开创让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❸ 论述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是法制的发展，也是时代的呼唤。法治和德治相互促进，相互补充。我们在加强法治建设的同时，要坚持不懈地加强德治，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的过程中的必然要求。但在进行法治教育和德治教育时，客观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矛盾的地方，而两者发生矛盾时，又以哪一个为准：
一、法治治外，德治治内，二者具有互补性。
法律与道德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服务的，由于两者之间各有独特的地位和功能，它们之间有着很强的互补性。依法治国是外在的，从外面的力量、从强制的角度来规范人的行为的话，以德治国就是从内心、从人的素质上要求来自觉地遵循这些规范，如果这两个相辅相成精神文明建设会搞得更好。法律的实施依然需要道德的土壤，当整个社会迷信市场作用的时候，互助精神在法院的司法判决中无法体现。处于弱者的消费者面对一个又一个貌似公正却完全不同的判决无所适从。我们不缺少市场的理念，也不缺乏对法律的关照，我们缺少道德的支撑。
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法律是统治阶级用以统治的一种工具，它必须同经济政治道德等诸因素紧密联系相互适应。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再认识。我国市场经济下的法律和道德在实质上是一致的，有着共同的经济、政治和思想基础，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内容体现了不同层次的道德要求，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都是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力量和鼓励力量，并且通过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和鼓励而具有指引人们应该怎样行为的功能，实现它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对社会的发展起推动作用。遵纪守法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道德要求，法律具有崇高的道德价值。法治和德治是人类管理社会和阶级社会实现阶级统治的两种重要手段，是两种性质不同而又关系密切的社会现象。其中，法治是对道德中重要问题的调整，是对道德力量的强化，道德法律化把人类的理念铸化为法律；德治既是对法治内化，把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同时也是对法治的重要补充，把法律之外的社会关系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是一个交互演进的过程。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法律肩负着维护社会共同道德的任务。”
「1」“法律的最终目标是使人们在道德上善良。为了求得众人所能达到的最大的善良，世俗法律使自己适应各种道德信条所认可的各种生活方式，但它应该抗拒那些由于道德观念的真正松弛和堕落的风尚而为人们所要求的变更。它应该始终保持走向有道德生活的总方向，并使共同的行为在第一个标准上面倾向于道德法则的充分实现。”
「2」 道德是法律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二者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相互转化。“道德和法律是不可分的，没有道德的支持，法律就不成其为社会组成部门，而仅仅是写在官方文件上的词句，只显得空洞且与社会无关。”
「3」两者相辅相成、相互呼应，互相配合，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但是，法律本身属于政治上层建筑范畴，是以国家意志和全民必须遵守的姿态出现的，它直接干预人们的行为，它只要求对人们的行为是否违法、是否构成犯罪以及违法或犯罪的程度，作出相应的评判；道德属于思想范畴，而思想问题是不能靠国家权力的强制来解决的，它通过干预人们的思想和精神来实现干预人们的行为，道德规范的评判要求比法律要广泛得多和高得多。这告诉我们，在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道德建设，把法治和德治紧密结合起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法律的充分实现必然会提高一般公民和国家工作人员的道德水平，反过来，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又必然会促进法律的制定和实现。我们在创建社会主义文明法治环境中，必须把握法治与德治的互补性、兼容性和一致性。
二、法治和德治的差别
法治和德治虽然具有一致性，但两者始终是两种不同的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方式，二者不能混淆。其区别可以从法律和道德的区别中看出，即二者产生的条件不同，表现形式不同实施方式不同，调整范围不同。“法律与道德的区别非常明显：法律由国家制定和实施，道德则通过人的内心信念、信仰及社会舆论来实现；法律具有确定的、强制性的制裁力，道德的惩罚方式则主要依据公共舆论、不赞成、嘲笑和摒弃于某一特定的社会团体之外。……法律与道德在客观性及执行方面的区别表现在：法律着眼于行为，而道德着眼于意志和感情；法律规则的效力具有普遍性和绝对性，道德准则则因人、因环境而异。”
「4」 “法律规定一般来说总是避免涉及良心的问题，不过问其意图如何，而只考虑其行为和态度；与此截然相反，道德所选定的范围则是意图。对法律来说，‘所有未禁止的都是允许的’。然而，反过来人们可以说在制裁方面，法律比道德更有强制性。违反一项道德规范可以招致指责，这是不可忽视的，因为指责，或者哪怕是嘲笑，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如造成精神失常，毁了前程，甚至引起自杀。但是，它毕竟不如公众权力的行为，如刑事判决那样在有关人员的身上打上烙印。”
「5」从《法律基础教程》和《思想道德修养教程》看，德治强调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而法治则是强调公民意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公民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遭受损失时，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和要求国家赔偿。德治要求人们多尽义务、多奉献；法治则要求人权保障，公民在享有权利的同时，要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权利和义务是一致的。德治要求发扬传统美德和老一辈革命传统，而法治要求遵循现行法律和法治与国际接轨。德治从治心的角度来规范人们的内心世界和行为，执行的标准有点空洞，不便于操作；而法治从治行为的角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执行的标准就是法律，明确具体，便于操作。
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中国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早在西周时，“德”就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合概念。“德”既是治理国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也是司法行政的指导方针。周礼所确定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尊尊”。“礼”和“刑”在适用上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汉代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德刑关系上实行德主刑辅，并把《春秋》作为决狱的依据。唐朝继续并发展了汉魏晋的法律儒家化的潮流，其特点是“一准呼礼”。其指导思想是“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德礼和刑罚之间的关系是“本”和“用”的关系。明朝在德法的关系上采用“刑乱国用重典”的指导思想，但并不放弃德礼的教化作用。清朝在立法上贯彻了“详译明律，参与国制”的基本指导思想。基本延续了前朝的做法。在我国的封建社会，历代封建王朝奉行“德主刑辅”、“出礼入刑”的思想。其结果是：道德训诫具有了法律的威势，甚至代替了法律，把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等同起来。
在现代社会，法治是主要的，德治是补充。强调以德治国和以德育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对我们党治国理沦与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深化发展。是个人健康成长和国家繁荣稳定的客观需要。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是体现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治国理念。是建立健全社会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手段。法律虽然严密，但也有它难以管辖的地方。因为违反法律的行为一般是违反最低层次的道德要求的行为，但不能由此认为一切违反道德的行为就是违反法律的行为。法律行为与道德行为，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之间是有严格界限的。法律规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而道德一般强调的是义务。通过道德的义务推动法律的实施。以人作为主体而言，法律和道德都具有外界强制性。无论道德和法律，既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也调整人们的内心活动。但法律侧重于调整人们的外部活动，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是他律；道德侧重于调整人们的内心活动，一般体现为社会舆论的谴责，是自律。法律是外部强制性的管束，道德是发自内心的自我约束和社会舆论的外力作用于内心活动。内外结合，方可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因为现实社会还存在一些不平等的现象，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所接受的教育程度、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以及个人的遗传天赋、聪明才智等等在事实上还是不平等的。只有在法治社会中坚持正确的道德导向，在政策制定中充分注意保护社会的弱势群体，才能使社会稳定有序和文明进步。
法律的基础是道德，法律的立意和归宿是为了公正，公正也可看作是道德要求的范畴。法律实施的过程是个机械过程，它必须以道德作为基础。而且，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健全，主要取决于道德规范被纳入法律规则的数量。道德不具有国家强制性，而是基于个人的自主的创意和决心规范自己意志以及人们的相互高尚而建立的准则，它主要诉诸良心，明辨善恶，是居于人的内心自律。“法律不考虑潜在的动机如何而要求对现行规则与法规进行外部服从，而道德则求助于人的良心。道德规则要求人们根据高尚的意图-首先是根据伦理责任感-而行为，它还要求人们为了善而去追求善。”
「6」法治的实现只有通过立法者、执法者、守法者将自身的道德修养、人格魅力体现在法治的活动中，使法律与道德的精神协调起来，使法律得到道德的内化力的支持，让法律精神同道德精神一起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只有这样，法治建设才会成为可能。一般地说来，道德调整的社会关系领域要比法律广泛。法律难以触及人的心灵，解决不了人的思想问题，而德治的落脚点在于人心，在于人的思想自觉。法律解决不了信仰、价值观问题，只有道德才能使人树立正确的信仰、价值观、人生观，并以其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法律不可能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统统管起来，而必然留有一些领域由道德来管理。道德是指导和制约人们思想和行为的精神力量，道德的相对独立性是道德的社会价值能够发挥出来的前提。道德建设中坚持以立为本、重在建设的方针，依靠教育、引导、培养和熏陶，辅之以相应的社会管理制度和法规约束，努力倡导和培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大力倡导社会文明新风尚，逐渐形成和确立以思想道德教育为内容，以排解引导为桥梁，以阵地建设为依托，以强化管理为手段的新机制，使一些公共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再转化为人们的道德行为，改变人们的旧习惯，推动社会的不断文明和进步。
三、社会需要法治和德治的统一。
“法治的理念来自西方，德治则来自中国传统法文化，两者的结合顺应了寻根意识与全球意识相结合、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潮流。”
「7」在一定意义上，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这主要表明法律对经济的影响和作用的密切关系。法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搞市场经济离不开法或法治。法律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起着引导、促进、保障和制约作用。法律确认经济活动主体的法律地位，调整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关系，解决经济活动中的各种纠纷和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虽然法律对经济和社会的保障和促进作用是巨大的，但我们也应认识到，法律是概括的，它为一般人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标准和模式，而实际生活却是具体和千变万化的，因而法律的作用也有其局限性：法律并不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唯一手段：“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8」法律的这些缺陷，弥补的手段就是道德。道德就是渗透于经济、政治、行政、文化、教育、习惯、传统和舆论的思想观念和准则。制定得再好的法律，也需要合适的人正确地去执行和适用，如果一个法律工作者不具备思想道德水平，又如何能正确执行与道德紧密联系的法律呢，也就很难想象法律会得到有效实施。另外，制定得再好的法律，也需要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支持，如果社会成员缺乏守法的思想道德风尚，没有他们对任何违法行为的道德上的抵制，法律也不可能得到有效地实施。再者，法律的不健全和存在漏洞，如果社会成员缺乏起码的道德水平，就会做出不违法却又有害于社会公德的行为，影响社会的健康有序的发展。最后要提及的是，官僚腐败的滋生，一是法治观念的淡薄和官本位思想的突出，认为法律是”专管老百姓“的，二是道德约束下降，心理防线溃堤。市场经济需要道德和法律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通过法律推动和影响道德的发展，通过道德推动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并弥补法律的不足。
在西方， 治理社会一手靠的是法律，一手靠的是《圣经》，法律管行为，《圣经》管灵魂和内心。“法律与道德代表着不通的规范性命令，其控制范围在部分上是重迭的。道德中有些领域是位于法律管辖范围之外的，而法律中也有些部门几乎是不受道德判断影响的。但是，存在着一个具有实质性的法律规范制度，其目的是保证和加强对道德规范的遵守，而这些道德规则乃是一个社会的健全所必不可少的。”
在我国，治理社会靠的是综合治理。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改革由经济改革向经济、社会、政治以及伦理文化的综合改革发展。对市场经济的整体道德评价转向对市场中的道德秩序与行为规范的关心和评价，因而法律和道德成了治理社会和经济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规范体系，而且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既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两者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辅相成。
我国的市场经济促进人们的自立、竞争、效率和开拓创新精神，但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也会反映到精神道德中来。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经济，其原则就是要求等价交换，即交换的商品应是货真价实和双方的互利互惠，同时又绝不允许搞权钱交易。我国目前社会面临的状况和带来的问题首先是信用危机问题，其突出表现是：在宏观方面，政府管理者一方以“三乱”来增加财政收入，甚至建立小金库，乱发奖金；社会单位（包括企事业单位和社团）一方以各种偷逃税方式来转移和隐瞒利润。在社会组织（特别是企业）之间利用“双轨制”长期存在的条件，大规模地、非法地侵占和转移权益，“三角债”是最突出的表现。在社会组织内部，管理人员利用国家“所有人缺位”以及改革赋予他们的“自主权”，为个人谋取利益；劳动者则利用抽象的“主人翁”地位普遍地消极怠工，追求分配利益的扩大化，而国家又使劳动者在缺乏社会保障的情况下下岗，其利益受到损害。这样，一方面，信用问题几乎遏制了社会经济活动，另一方面，社会对信用危机一致谴责，建立信用危机已经成为全社会的普遍需要。
其次是单纯谋利的动机和取向问题，表现为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再次是不择手段问题，表现为把致富与商业贿赂、商业欺骗、商业投机、商业偷窃和掠夺性开发经营；又次是对经济利益的态度问题，表现为欺行霸市、强买强卖、不对等交易和强制性签合同等；还有就是“搭便车”或“无票乘车”问题。不少人仍抱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使得国家权力被滥用，社会上贪污腐败、徇私枉法现象屡禁不止，虽然采取多种措施，但各种职务犯罪行为仍然甚嚣尘上。这些现象的严重性在于，社会组织和个人普遍“陷入”了不道德的经济行为之网，对应当遵从的道德规则失去信任，将以不道德手段谋取利益作为普遍的行为准则。对此现象，用法律手段来解决，对一般的问题显得苍白无力。因而，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全面的“系统整合”阶段，而全面的市场整合需要全面的伦理道德建设为基础，制度整合更需要以伦理道德观念整合为必要条件，社会对规范的市场经济伦理道德观念的呼吁已经越来越强。
全社会要共同行动，齐抓共管，协调一致，发挥法律的权威作用，发挥道德的感化作用。各级人大要发挥权力机关的主导作用，积极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力，加强监督，特别是有立法权的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积极适应形势要求，根据实际情况，抓紧制定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所必需的法律法规，为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执法机关要按照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要求，依法行政，从严治政，公正司法，严格执法，同时通过各种具体的执法活动，把基本道德观念的要求融于各项具体政策中，融于社会的各项管理中，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在全社会的形成和完善。大力整顿社会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创建社会主义文明的法治环境，进一步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四、德治应与法治的协调
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的浪潮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以儒家伦理文化为主导的“自然道德”传统已经崩溃，计划经济时代的道德体系也因为不能适应市场经济运行要求而失去其社会约束力和整合力。儒家的以人性论为基础的“德教为先”思想涵盖从政治到日常生活的基本道德秩序的内容，是与儒家的“德治”思想及治国方略紧密相联的，儒家的思想道德对中国历史上的法律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德主刑辅”、“明刑弼教”和“出礼入刑”的思想。其优点在于强调人是可以教化而且必须教化的，这种教化，包括家庭道德和社会公德，其缺点在于它的立足点在治民，即教化老百姓对封建统治者安分守己，顺从封建专制和等级剥削制度。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的道德同传统社会是完全不同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德治”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治民，而在于服务，在于通过道德和法律两种手段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从而实现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道德教育不是奴化和愚民的教育，而是“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所有的人在不损害他人的条件下有权利追求自己生活的满足；道德规范在权利义务平等的基础上规定个人应尽的义务；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能够生活在一种实用化和功利化的道德环境和法治环境中。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在健全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同时形成社会主义市场道德。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的内容要求我们要发扬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应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构造具有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和框架，把当前我们已经提倡的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建设抓好。我们应使传统美德和新型规范相互渗透，法制和德治相辅相成，把依法治国不断完善，使以德治国深入人心。为改革发展营造一个人心思进的良好社会环境。
❹ 德治和法治的关系是什么
德治和法治的关系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德治是中国古代的治国理论，是儒家学说倡导的一种道德规范，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儒家学说是由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的德治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儒家的德治对于维持封建社会的稳定起到一定作用。
法治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框架。大到国家的政体，小到个人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运行。对于现代中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才是真正的法治。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才是真正的依法；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才是真正的法治。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改，法治都可谓先行者，对于法治的重要性，可以说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❺ 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是什么
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大优势。立足当前、面向未来，要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行好，最关键的就要坚持走法治道路，发挥好这条道路的鲜明特色和突出优势。这就要求更好地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切实推进以德治为基础的法治建设、以法治为保障的德治建设。
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也是现实的迫切要求。当前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要应对前所未有的矛盾风险挑战，从根本上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应当清醒看到，我国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单就法治论法治是不够的，必须着眼全局、系统谋划。
(5)论述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扩展阅读：
注意事项：
法律运作必须遵循效益最大化的原则，即以最小的成本费用获取最大的收益，现代西方制度学派的兴起，经济分析法学的产生，效益被导入法律，形成了以效益为基点的法律分析。
道德感是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对不道德行为的谴责是不花成本的，无须成本维持。收益大于成本，则表明该行为有效益，这种行为就会得到强化。反之，则无效益，这种行为就会被弱化，甚至消失而出现不道德行为。
❻ 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法律和道德的作用不同，法律和道德都是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手段，但二者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作用。法律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着国家对其成员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行为的要求，体现着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国家安全的要求。国家靠法院、警察机关等带有强制性的国家机器来保证法律的实施。强调用法律制度来治理国家，用强制的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是“法治”的主要内涵。
从维护社会的秩序、保障社会的稳定来说，法律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我们十分重视运用法律的手段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并把依法治国确立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因为，没有完备的法律体系，就不可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尽管道德也是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和法律不同，道德的实施不是依靠强制性手段，而是通过道德教育的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使人们自觉地遵守这些行为规范。道德诉诸人们的“良心”，诉诸人们内心的“道德信念”。所谓“说服力”，主要是指通过启迪人们的道德觉悟、激励人们的道德情感、强化人们的道德意志、增强人们的荣辱观念，培养和形成古人所说的“羞耻之心”，从而使人们在内心深处形成道德行为的内在动因，培养和形成人的道德行为的最重要的基础和前提。所谓“劝导力”，就是指通过形成广泛的道德舆论，培育良好的道德环境，增强人们的道德责任感，使人们认识到，如果一个人不能履行自己应尽的道德义务或者违反了社会的道德要求，就必定要受到舆论的谴责和公众的批评，甚至招致事业的挫折和失败。
社会舆论的力量是无形的，却是不可忽视的。强大的社会舆论，能够对社会的一些重大问题发生重要影响。它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的性情和气质，改变社会的风气，形成某种道德的氛围。这种社会舆论，一旦同内心信念相结合，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❼ 在中国,我们常谈德治与法治。你认为此两者关系为何为什么（1100字以上作文）
德治是实行法治的根本保证。法与德均属规范人们行为的社会上层建筑，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道德的实施不是凭借国家的强制力，而主要依靠社会舆论和传统力量以及人们的自觉来维护；法律则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强迫人们遵守。无论从立法还是司法实践中，都离不开社会主义道德的保证，再完备的法律都是靠人来执行的，特别是对执法者来说，如果道德水平低下，就会把法律作为谋私或滋生腐败的工具和土壤。法治与德治的实行，首先要做到依法治吏，以德治官，从而推进整个社会法治与德治的实行。通过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制裁和对合法行为的保护，既可以培养人们的守法意识，又可以提高人们的道德观念。法律规范必须有道德作为基础，同时道德状况制约着立法的发展，道德水准的提高，会为法的制定创造条件，对法的实施起促进作用。法治与德治的结合，才是完备的治国方略。
德治既是治国的手段，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目标。从个人的角度看，人的自我发展很重要的内容是人格的自我完善，而人格的完善主要依赖于道德水准的提高，一个道德水准低下的人是不会有健康人格的。同时，道德与法治比，它是人类社会一个永恒的概念，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就离不开道德的规范。而法治则是历史的范畴，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它就会自然消亡。从这个角度上讲，德治的意义更加广范、更加深远。
实现法治与德治的结合，需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道德体系。这种道德体系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基本内容。还要坚持尊重个人合法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统一，坚持注重效率与维护社会公平相协调，坚持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相结合，坚持道德教育与社会管理相配合等等。
❽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
依法治国，是指以法律（含原则、精神与具体规范）作为治理国家、社会的准绳，任何人不得超越于法律之外。是法治的原则。
以德治国，是指以某些人或者集团认定的道德标准作为对人行为的指引、规范。其实质是人治，因为某些人的道德认知并不能代表全体的社会成员
1）依法治国需以以德治国为基础。这首先是因为道德是立法的基础，重要和基本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来源之一，先进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价值目标之一，良好的道德规范是评价法律规范善恶的主要标准之一。其次是因为道德是执法的基础，法律规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能否公正地、准确地把握立法宗旨，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执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能否恰当地运用这一权力，则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执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证据采信方面的自由心证权，能否恰当地运用这一权力，则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再次是因为道德是守法的基础。大多数人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是法律存在的基础；权利是现代法治的核心，如何将法定权利兑现成为现实权利取决于公民的自觉和自愿意识；与权利意识相对应的义务意识也与公民的自觉和自愿意识相关联。（2）以德治国需以依法治国为补充与保障。以德治国着力于通过提高人的内心觉悟和建设人的动机文明，来端正人的文明行为；依法治国则着力于通过约束人的外部行为和建设人的行为文明，来开掘人的内心文明。以德治国着力于建设个体文明，通过榜样的力量促进社会主义群体文明水平的提高；依法治国则着力于建设群体文明，通过群体文明的提高，防范、震慑个体的越轨行为。以德治国着力于强调人的义务意识、责任意识，依法治国着力于维护人的权利，强调人的权利意识，两者相得益彰。
❾ 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是什么
一、“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一）“法治”与“德治”区别。1、治国方略上的差异2、“法治”是他律之治,而“德治”则是自律之治（二）“法治”与“德治”联系
1 、“法治”与“德治”相互配合和支持2 、“法治”与“德治”有着共同的精神――秩序3 、“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一）、法律和道德的作用不同.（二） 、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❿ 法治和德治的关系是什么
法治在当下中国法学界中没有统一的定义，“依法治国、举措而已”、“君尊则令行”则是古代法家所述。 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以德服人是传承的文化。 法治和德治是两种互补的社会控制模式，但在现代社会中，法治是主流，治国在制度层面上只能依法，道德通过转化参与了治国，但不能谓之德治，它的主要功能在于育人。因此，依法治国、以德育人，共创理想社会，既是法律与道德在现代社会中的合理分工，又是法治与德治的对立统一。 人类关于法、德的经验和原理，揭示了法治、德治的含义与构成，法治及德治的历史和实践表明，法治之法应具有道德性，法治离不开道德。但法治是现代化社会的主流控制模式，是未来中国的必由之路。而为了促成法治的实现，从中国的社会实际出发，必须加强道德建设。从中国当今的实践出发，从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思中找到德治与法治互相契合的现实合理性。 关键词：法治；德治；社会控制模式 引言：在现实社会中，社会控制和管理是极为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运用什么样的社会控制模式来管理当今社会，来促进新世纪发展进程中中国的各项社会事业，概括起来讲，有法治和德治两种典型的模式。用法来治理国家能给我让型们带来什么？如果没有德治因素的存在，那样是否能够给我们带来理想的社会？本文主要对法治与德治的相关问题进行一些必要的探讨。 一、法治的含义、特征和历史演变 （一）法治的含义 法治是什么，在当下中国法学界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在英文中，与之相对应的常见词有：“rule of the law”、“rule by law”、“government through law”等。这些词的含义分别可以译为“法的统治”、“依法统治”、“通过法律的治理”。由此，法治应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模式，是指人们通过或主要通过法律对国家的治理而求理想社会的实现。 （二）中国古代法家提倡的“法治” 关于到底应该是德治还是法治？这个问题在社会各界早有探讨。近些年来，随着国家对建立法制扰姿社会的大力倡导，呼吁法治的声音似乎更加强烈。为环境卫生立法，为预防自杀立法，为慈善机构立法等各种建议层出不坦李猜穷。对立法如此热情，这一方面充分体现了公民对法律的需求和依靠性也在不断扩大，也间接反映了当前社会存在的诸多矛盾与问题日益突出化。面对如此众多呼声，到底是不是好事？究竟原因何在？立法之后又能否解决根本问题？对于这些，我们都应该有深刻的思考。 前不久在网上看到了这样一个辩论话题：成都某资深律师建议为孝立法，正反双方对是否有必要作了激烈的辩解。正方认为，为保证子女孝敬、尽孝道，除了在思想道德品质上约束外，必须寻求其他硬性约束，最为有效的方式就是有法律保障。反方认为：孝是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儿女与生俱来就应有的本质和义务，况且对孝立法的标准很难制定，各地对孝的方式和认识都有所不同，很难做到统一标准。双方各持己见，很难说清楚谁更有道理，但值得肯定的是：当前对孝这样最基本道德，已经败坏到了需要法律约束和惩罚的严重程度。 孝，本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可是现在看来，这样道德性的约束力已经不能够对尽孝义务构成保障。既然已经突破了道德界线的约束，怎么用其他方式来弥补子女对父母长辈养老义务的保障，法律无疑是最有效的方式。试想一下，那些得不到尽孝的老人，又没有自理能力，叫他们的生活何以保障？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为那些得不到尽孝的老人而言，为他们提供有效地法律保障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但是，通过法律保障是否有效还是问题。立法向来是针对坏人的，然而坏人总是躲在暗处，总是背着良心道德走的，它同样也会背着法律走。也就是说：它要诚心不孝的话，立法也没用，它还是会绕过法律而不孝，通过法律规定之外的方式来不孝。立法之后，对于那些不孝子女，是跟它说说有这么个责任和法律？说说而以肯定没用；还是是用法律渠道来维护自己权益，去控告它呢？毕竟是自己的子女，控告它多少有点于心不忍，再说了控告之后也未必会得到真正妥善处理，相反还有可能会带来更暴力的不孝。显然，用法律来保障的方式治标不治本，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对于正常良心道德的人而言，立法尽孝肯定没必要。而那些不孝子女恰恰又是因为道德败坏而造成的，由此来看，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要加强道德教育。只要做好了道德教育，正所谓君主有所为有所不为，那么它自然就会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道德是人自发的本质意愿，是人最高的品质体现，因而只要从道德上防止不善或者作恶的最有利武器，也是最直接有效而又最节约成本的最佳方式。然而道德就跟“破镜容易圆镜难”一样，破坏容易生成难，也就是说有主动故犯以致形成习惯的时候，要再想挽回从前之初的性本善相当困难。 而法律是对人最基本的行为规范，是外来的强制约束，更具有显明的惩罚意义。法律约束是固定死板的，这条有可能过头，而那条又可能有点，是不可能完善而有空子可钻的。法律更体现在事发后的惩罚，而这远远不可能挽回甚至弥补事发所造成的损失，法律是被动的。道德的主犯一旦形成，法律不可以拉着主犯的手让它停止不犯，而主犯却可以背着法律继续去犯。法律的控制毕竟处于后发之态，是有极限的。因而，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以德治为主，以法治为辅的社会治理机构。 随地乱扔垃圾这也需要立法吗？法律真的能防止自杀吗？慈善机构做了违背良心道德的不善之事还能叫慈善机构吗？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只要稍微有点良心道德和素养，都会觉得这是多么可笑的事情。当然现实中还有太多太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而又备受争议的事情。总归而言，都是道德败坏之后的产物。也就是说道德一败坏了，什么问题也就都来了。 事实上，道德就是心灵的大坝，而法律等外界事物和观念都只不过是辅助的二三防线而以。一旦道德败坏，就像洪水溃坝一样势不可挡，法律这样的二三道防线又能有多大作用？由此可见，道德培养的素质教育是何等重要。相信很多人也都知道这一点，但实际坐起来很难，因为社会大环境已经形成这样的潮流。要想真正做好提升修养，那么首先必须得修炼自己，从自身做起。让我们此时此刻，从现在就开始做一个有修养有道德的人吧！ 德治与法治所引起的儒法之争 儒法之争亘古久远，国运随之兴衰。 法律与道德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对于法律的概念虽然众说纷纭，然而，法律毕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人们对它并不难理解。但是，对于道德的概念就不这么简单，像道德哲学是不是科学这样的问题，哲学家们到如今尚未达成一致。虽然如此，道德感是每个人都有的，每一个有感知能力的人都能够感知道德的力量，并根据直觉进行判断。令人惊诧的是，几千年来，全世界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竟然没有搞清楚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比如，从古至今，中国的儒法之争仍未了结——到底应该是法治还是德治，抑或德法兼治？清晰的结论是不存在的。国际上，德法之间的关系都将是一个论题。 正义需要载体，载体并不一定总是承载正义，法律和刑罚都是种“工具”，即好的法律是正义载体在伸张正义时所使用的工具。由于正义是一种德性，属于道德范畴，所以可以说，正义与法律和刑罚之间的关系就是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的一部分。不仅一般人，有些著名的哲学家都不由自觉地把正义等同于法律。 如果将全部德性分为对内和对外两部分的话，则它们应该是对内（个人或团体自身）约束的自律和对外伸张的正义。由于德性包含正义，公平属于善的范畴，我们可以得到德性与善之间的关系完善成：德性是一种向善的道德力量，从而使德性与善的关系得以明确。也就是说，德性与善之间的关系和正义与公平之间的关系是相似但不相等的。由此也可以得知，善也是一种状态。经过这样的划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正义的都是有德的，但有德的未必是正义的。那么，与自律对应的表示状态的善是什么？我们可以说：自律是趋向于无私的一种道德力量，因此，无私和公平就是伦理意义上的善的全部内容，其它的善都是从属于二者的具体的善。从而，“善”也就有了具体内容：无私和公平就是伦理意义上的善。必须说明，所谓的无私，并不是不要应得利益，而是不谋求额外利益。从中可见，道德与法的关系就是德性与法的关系，因为自律促使人们自觉守法，正义促使社会正确司法，而司法的手段就是公平地分配刑罚。” 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法律是社会制定的衡量公平的一部分现实标准。这种标准是人为的，是受地域和时代局限的。所有通过法律伸张的正义都是现实的正义。根据新的定义，正义是以公平为目标的，所以，公平就是正义的原则。因此，正义、公平和法律之间应该是一种三角关系：正义促进良法的产生，良法有助于公平的实现，而实现了公平，就是伸张了正义。回到二者究竟谁决定谁的问题，如果承认最初的社会契约不是现在意义上的法律，那么就可以说是正义决定良法。因此，我们可以做出结论说，道德决定法律。”有学者认为，“恶法非法”，即邪恶的法律不是法律；也有学者认为，恶法也有作用，即也是法律。既然法律只是一个工具，就必然有好的工具和坏的工具；工具是人为的，有技艺的人制造好工具，没技艺的人制不出好工具；同样，有道德的人制造好的法律，无道德的人制造恶的法律。这同样说明，道德决定法律。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人类组成社会后为什么要制定法律。有人认为德能治国，这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如果德真的能治国，那么人们制定法律就是多此一举，画蛇添足。对于治国来说，道德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由于道德是产生法律的基础，所以后者对前者有举足轻重的依赖性：法律需要得到99%以上的人的遵守，法律的执行效果决定于执法人的道德观念，所有这些应该用“教”的方法来达到。而法律作为道德底线，只是针对极少数缺少道德的人的，所以称为“治”。也许有人说，他们所讲的“治”是广义的，就是管理的意思。但是，我认为，概念的狭、广义之分是语言学和哲学的噩梦，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了哲学思维上的混乱。这种混淆导致一些统治者认为治国就是治民，而不是采用更加“民本”的“教”，即教民的办法。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坚定地执行“依法治国”的方针，完善法律，把法律放在首要的位置，并且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