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法学院

Ⅰ 什么是自然法学

1、早期自然法学

“自然法学派”是一种概括性分类，最早有“自然法”意义的是古希腊的哲学家，这其中包括亚里士多德和智者学派中的毕达哥拉斯、普罗塔哥拉等，他们在政治思想和哲学论著中肯定了“自然主义”的正确性。但是早期西方国家都还处在蒙昧状态，法学还只是宗教、哲学、伦理规则中的一种模糊概念，直到古罗马时期才相对明确提出“自然法”概念，斯多葛主义出现使自然法观念的到加强，他们认为自然法的核心即是正义。到了中世纪，西方文艺、思想、政治受到神学的禁锢，自然法思想也被曲解为“神学自然法学”，这段时间的自然法学就不为道也。

2、古典自然法学

文艺复兴开始，欧洲社会发生巨变，随着新教崛起、重商主义出现、政治实行开明的专制主义，古典自然法学派认为，自然法在效力上从人的理性中推导出法律原则高于实在法，是适用于自然状态的。换个角度从哲学上来说，理性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认识方式，有着演绎和推理的特点。古典自然法学的主流观点是主张人应该处于一个自然的状态，这是人类的早期状态，没有国家、政府和法律的存在。[1]换句话说，这一时期的自然法学派认为君主制定的叫“人定法”，他的效力是比不上“自然法”中的正义思想的，人民应该以自然法中的正义为最高行事标准。

3、新自然法学派

19世纪，自然法学派遭到历史学派（主要思想：法律不是理性产物，而是民族精神的传承；社会的法律其实是历史慢慢自发产生的；法律的根本渊源是习惯而不是立法）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主要思想：恶法亦法；聚焦于现行法律法规研究；法律是国家当权者的命令）的攻击。他们认为自然法是一种虚无缥缈，甚至是虚构的体系，只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存在。但是在20世纪连续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看到了纳粹政府的残暴，法律可能会变成推行集权和暴行的工具。因此人们重新认识自然法学，他们大都认为自然法是基于人的道德，是与生俱来的、不成文的法律规范。

实际上，法学历史源远流长，因此诞生过诸多流派，包括自然法学在内，还有历史法学、注释法学、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哲理法学、社会法学、批判法学、存在主义法学等等。而当今学界定义的三大法学流派即自然法学派、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社会法学派，他们最大的不同在于对法律的认同相宜异。自然法学派在意法律是否正义，即“恶法非法”，人们不必去遵循它；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在意法律对社会秩序的规范作用，即“恶法亦法”，法律一经确定人们就必须遵守；社会法学派则更加在意实用主义，即“有用即法”，法律是为了促进社会发展的，只要受益大于损失，那它就是好法。

Ⅱ 自然法的相关内涵

自然法理论在近代自由主义的政治和法律思想中具有基础性作用。自然法理论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都必须接受确定不移的法则，即自然法的支配，自然法赋予人们某些基本的权利即自然权利，并且构成国家实在法的基础。在多数情况下，自然法观念为人们对现实政治生活的批判提供了重要的前提，也是人们反抗国家暴政或者是向国家要求更多政治和社会权利的基本依据之一。
罗马天主教会将自然法理解为造化中无所不在的规律，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 A.D.）的影响，这种观点同时也通过萨拉曼卡学院（School of Salamanca）得以传播扩散。
该哲学系统认为人类是由躯体和精神组成的，并且物质的与非物质的（也许指灵魂）部分间紧密相连。按照这种理论，人类被描述为具备美德的物种。我们可以追求的这种美德，拥有许多具体表现，例如，生殖对于所有动物来说都是普遍与寻常的，然而对真理与智慧的崇尚和追求，却倾向于人类特有的才智。存在于我们躯体与精神之间那难解难分的联系，要求我们的行为不能仅仅受原始本能的影响，而更应该为高尚的理性所指引。
之后，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将他的国际法奠基于自然法。特别他论海洋自由和正义战争理论的著作更是直接诉诸自然法。关于自然法本身，他写到：“即使一位全能者的旨意都不能改变或废除”自然法，“即使我们假设那不可能的事－－就是上帝不存在，或他不关心世人之事，它都将保持其客观的有效性”（De iure belli ac pacis,Prolegomeni Ⅺ）。这就是有名的“假设上帝不存在（etiamsi daremus non esse Deum）”的论证，使得自然法不再必然地连结于神学。格劳修斯说：“自然法是永恒不变的，它甚至不能为上帝所改变。尽管上帝具有无穷的力量，但也有些事情是他力所不能及的。……正如上帝不能让2乘以2不等于4一样，他也不能让那些本质为恶的事物不再为恶。” 在法学中，自然法的学说指在自然状态中固有的正义法则（这可以解释为发现，而不是如同权利法案一样的发明），以及（或者）在解决冲突的自然过程中显现的规律（具体化为习惯法）。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非常不同的，甚至有时会相互对立或弥补，尽管他们拥有共同的特征，即这两者依赖无所不在的自然规律，而不似人为设计的正义法则。在上述两种情形的任何一个方面，自然法都被认为是独立于法律程序而自由存在，而不是简单地作为起源自法律系统的戒律。鉴于法律实证主义会说，一部无典可查的法律是不公正的法律，自然法也许会回应道，一部不公正的法不足以法律论之（即恶法非法）。法律解释主义（Legal interpretivism，在英语世界，罗纳德·德沃金对它的捍卫是十分著名的）坚持要有一个区别于自然法或实证主义的立场。
自然法的概念在英裔美国人的习惯法发展史上，据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在议会与君主政治的斗争中，议会方面时常从英国基本法中引经据典，而英国基本法有史以来便蕴含了自然法的精神，并且对于君主的权力做出了限制。自然法原理在英国《权利法案》和美国《独立宣言》中表露无遗，此外19世纪无政府主义者、法理学家斯波纳也对自然法做了明确表述。
自然法体系如今正经历着一场蜕变（如同法律实证主义那样）。许多美国哲学家，包括吉麦恩·戈瑞塞斯、约翰·芬尼斯、罗伯特·P·乔治，以及加拿大哲学家约瑟夫·波义耳，都已经创立了一套引人瞩目的，这一宝贵传统的崭新注解。在功利主义与康德哲学之外，自然法学说浸润着道德标准，也是分析哲学中第一原理伦理学说的时兴选择。“新自然法”理论正如它有时被理解的那样，是起源于戈瑞塞斯的理论，它集中关注“基本人类财产”，例如生命（这样的财产具有“不证自明”的固有价值），以及这些财产显示出的，与其他事物不可比较的性质。（注：上文为转引） 人权作为一种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价值诉求，其价值依据只能是超验的。马里旦说过：“人权的哲学基础是自然法”。
自然法（Natural Law）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法律，而是一种昭示了绝对公理和终极价值的正义论。在西方文化中的“nature”，有点类似于中华文明中的“道”，指的是一种不随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的客观世界。“nature”是永恒的，绝对的，无条件的，这就决定了人权的普适性。而这种“天道”也决定了人们必须用合乎“人权”的方式来对待任何一个人，任何蔑视，损害，否定“人权”的行为都是“逆天而行”，这就是人权的道义性。
西塞罗曾说过：“事实上有一种真正的法律——即正确的理性——与自然相适应，他适用于所有的人并且是永恒不变的。……人类用立法来抵消它的做法是不正当的，限制它的作用是任何时候都不被允许的，而要消灭它则是更不可能的……它不会在罗马立一项规则，而在雅典立另一项规则，也不会今天立一种，明天立一种。有的将是一种永恒不变的法律，任何时期任何民族都必须遵守的法律。”
人权，正是作为这样一种超验的“真正的法律”，成为了正义与非正义的终极法官。

Ⅲ 自然法学，社会法学，分析法学的代表人物分别是谁

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比较多，有格劳秀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潘恩、杰内斐逊。法国A.孔德容在西方法学著作中，常被认为是早期社会学法学的创始人。社会学法学的早期代表英国社会学家H.斯宾塞认为社会和国家如同自然界生物一样，是一个有机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生存竞争和强存弱汰；法的任务只在于维护个人自由；每个人只要不妨害他人的同样自由，就可以从事他所愿意从事的任何活动。奥地利社会学家L.贡普洛维奇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种族斗争；国家起源于较强的原始民族对较弱的原始民族的征服；法是社会中统治集团通过国家权力对被统治集团进行统治的工具；法的原则不是平等而是不平等。法国社会学家G.塔尔德和美国社会学家L.F.沃德等人则被认为是早期社会学法学中的心理学法学派创始人。19世纪末新功利主义法学的主要代表R.von耶林和新黑格尔法学首创人J.柯勒，也被认为是早期社会法学派的首创人。20世纪社会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奥地利法学家E.埃利希、德国社会学家M.韦贝尔、法学家H.坎托罗维奇和美国法学家R.庞德等。分析法学派则以边沁、奥斯汀为主要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