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立法意见
1. 我国《立法法》90条规定的内容
第九十条抄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
一条从来没用过的条文
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定(2015)
一、将第一条修改为：“为了规范立法活动，健全国家立法制度，提高立法质量，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保障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二、将第五条修改为：“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立法公开，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三、将第六条修改为：“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
“法律规范应当明确、具体，具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四、第八条增加一项，作为第六项：“（六）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
第六项改为第七项，修改为：“（七）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征用”。
第八项改为第九项，修改为：“（九）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五、将第十条改为两条，作为第十条、第十二条，修改为：
“第十条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事项、范围、期限以及被授权机关实施授权决定应当遵循的原则等。
“授权的期限不得超过五年，但是授权决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被授权机关应当在授权期限届满的六个月以前，向授权机关报告授权决定实施的情况，并提出是否需要制定有关法律的意见；需要继续授权的，可以提出相关意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定。
“第十二条被授权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授权决定行使被授予的权力。
“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被授予的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六、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三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改革发展的需要，决定就行政管理等领域的特定事项授权在一定期限内在部分地方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七、将第十四条改为第十六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常务委员会依照前款规定审议法律案，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意见，并将有关情况予以反馈；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立法调研，可以邀请有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八、将第二十六条改为第二十八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法律案时，应当邀请有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列席会议。”九、将第二十八条改为第三十条，修改为：“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各方面意见比较一致的，可以经两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交付表决；调整事项较为单一或者部分修改的法律案，各方面的意见比较一致的，也可以经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即交付表决。”十、将第三十一条改为第三十三条，修改为：“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和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对法律案进行统一审议，提出修改情况的汇报或者审议结果报告和法律草案修改稿，对重要的不同意见应当在汇报或者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对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没有采纳的，应当向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反馈。
“法律委员会审议法律案时，应当邀请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列席会议，发表意见。”十一、将第三十四条改为第三十六条，增加两款，作为第二款、第三款：“法律案有关问题专业性较强，需要进行可行性评价的，应当召开论证会，听取有关专家、部门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方面的意见。论证情况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法律案有关问题存在重大意见分歧或者涉及利益关系重大调整，需要进行听证的，应当召开听证会，听取有关基层和群体代表、部门、人民团体、专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社会有关方面的意见。听证情况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二款改为第四款，修改为：“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将法律草案发送相关领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及有关部门、组织和专家征求意见。”十二、将第三十五条改为第三十七条，修改为：“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会议后将法律草案及其起草、修改的说明等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但是经委员长会议决定不公布的除外。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的时间一般不少于三十日。征求意见的情况应当向社会通报。”
3. 当代中国立法应遵循哪些基本原则（简答）
1、宪法原则。
宪法是万法之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等级的法律，是综合性地规定诸如国家性质、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的总任务、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这些带根本性、全局性的关系或事项的根本大法。
其他所有法律、法规，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以宪法作为立法依据或基础，或是不得同宪法或宪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2、法治原则。
在中国，立法法正式确立了立法的法治原则，这就是：“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3、民主原则
在立法权方面，要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其他法不得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在立法过程中，既要保障群众能有效地参与立法，也要加强专门机关的现代化建设，充分发挥专门机关、专家和其他有关人员的作用。
4、科学原则
坚持立法的科学原则问题，也就是实现立法的科学化、现代化问题。现代立法应当是科学活动。立法遵循科学原则，有助于提升立法质量和产生良法，有益于尊重立法规律、克服立法中的主观随意性和盲目性，也有利于在立法中避免或减少错误和失误，降低成本，提高立法效益。
(3)中国立法意见扩展阅读：
我国立法现状仍存在的问题：
1、立法决策和制定过程通常表现为由上而下，过多体现党政组织和上级意志，与主权在民的立法民主精神相违背。
无论法律，还是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其制定过程都过多体现了中央和上级的意志，广大人民群众无法直接向全国人大或其他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提出立法议案，这直接违背了立法的民主精神。
2、立法过多地体现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
在一个习惯于依靠政策管理经济的国家里，政策往往具备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内容，而在主要依靠政策推动改革的进程中，谁先获得了政策优惠，谁就可以在市场上领先一步而获益，而谁掌握政策权限，谁就有更大的支配裁量权。
3、民众参与立法不够。
广泛的民众参与是立法民主的重要体现，是法律获得正当性的源泉。在我国以往的立法实践中，对民众参与立法重视不够。
4、缺乏科学完善的立法监督制度。
为了保障立法的民主化，还必须强化对立法活动的事后监督。我国立法监督体系已初步建立，这一体系以人大立法监督为中心，其他监督方式相配合。采取多主体、多形式的立体监督模式，在加强我国立法建设，保证我国法制统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4. 谈谈自己对中国法制的建议
二：中国目前经济能力有了，开始华多了～比如：甲听乙说丙有点坏啦～因为乙是女性～这句话经过了无数的版本传了几圈最后就变成了丙道德败坏，生活作风不检点～如果当时在附近有类似案件～那多半此人是第一嫌疑犯～若是在85严打期间～就有可能再出包头冤案！所以说：立法应该先在民众舆论在于言上纠正以前的不正之风～让人人知道什么可讲什么他不可以讲～～这样不仅仅让人在说话时候会有一个清晰的认知～才不会出现一时戏言酿成悲剧的苦果！
5. 我国立法原则
1、立法必须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和规定。2、立法要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3、立法应当体现人民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4、立法要从实际出发，科学、合理地规范社会关系。5、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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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简述我国的立法原则
立法就是在矛盾的焦点上划杠杠，鼓励做什么、允许做什么、应当做什么、禁止做什么，保护什么、惩罚什么，令行禁止，全社会都要一体遵照执行。
要把立法的杠杠划得准，既很重要，又不容易，是很严肃的事情。严肃立法是严肃执法的前提。
搞好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关键在于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1、宪法原则
宪法是万法之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等级的法律，是综合性地规定诸如国家性质、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的总任务、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这些带根本性、全局性的关系或事项的根本大法。
其他所有法律、法规，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以宪法作为立法依据或基础，或是不得同宪法或宪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离开了甚至背离了宪法的原则或精神，立法乃至整个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就必然会紊乱。
因此，各国立法都非常强调正确处理立法与宪法的关系，强调立法应当以宪法为根据或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中国立法自然也如此。
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第五条）又规定行政法规应当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第八十九条）民族自治地方可以根据自治权限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而规定自治权限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部门规章和政府规章同样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2、法治原则
经济上实行市场化，政治上实行法治化，是现代社会不同于以往社会的显著标志。而这两化都需要有法治来推动来保障。因而现代社会更为显著的标志，就在于要求建设法治国家，实现国家生活的法治化和法治生活的现代化。
像中国这样的有着长久的人治传统的国家，要实现现代化，更需要丢弃人治而实现法治。立法作为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提和基础，也因此需要实行法治化，需要坚持法治原则。
3、民主原则
在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立法应当坚持民主原则，是各国立法的共同之处，而绝不是一个新主题。
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应当实现民主化，经过二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不仅是人们久已普遍认同的常识，并且也作为制度的形式，在这个世界的越来越广大的空间范围内得以呈现，尽管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在不同性质的国家和社会，事实上有很大的不同。
然而在另一方面，各国立法遵循民主原则的理由、含义、内容和方式，又总是与本国的国情密切相联，表现出与这种国情相关联的特色。人们应当从现代民主原则的普遍性和本国民主原则的特色相结合的角度，把握中国立法的民主原则。
4、科学原则
坚持立法的科学原则问题，也就是实现立法的科学化、现代化问题。现代立法应当是科学活动。立法遵循科学原则，有助于提升立法质量和产生良法，有益于尊重立法规律、克服立法中的主观随意性和盲目性，也有利于在立法中避免或减少错误和失误，降低成本，提高立法效益。
所以现代国家一般都重视遵循立法的科学原则。
(6)中国立法意见扩展阅读：
我国的立法体制
我国是统一的、单一制的国家，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又很不平衡。与这一国情相适应，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集中行使立法权的前提下，为了使我们的法律既能通行全国，又能适应各地方千差万别的不同情况的需要，在实践中能行得通；
宪法和立法法根据宪法确定的“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确立了我国的统一而又分层次的立法体制：
1、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2、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
3、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
较大的市（包括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施行。
4、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全国人大的授权决定，还可以制定法规，在经济特区范围内实施。
5、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大还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对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
6、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
这种分层次的立法体制又是怎样体现和保证法制统一的呢？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明确不同层次法律规范的效力。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行政法规不得同法律相抵触。
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不得同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政府规章，地方政府规章不得同地方性法规相抵触。另一方面，实行立法监督制度。
行政法规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地方性法规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规章要向国务院备案。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不适当的规章。
7. 中国立法的基本原则
法律分析：中国立法的总的原则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原则。立法原则是创立法律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和出发点。是统治阶级的立法意图和法律意识的概括。法律只有以正确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立法原则作指导来制定，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立法活动，健全国家立法制度，提高立法质量，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保障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8. 如何理解中国立法民主原则
群众路线是立法的生命线。社会主义法律是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体现，但如何了解和吸收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如何将人民意志和利益用法律的形式具体化和明确化呢？这就需要实实在在地在立法过程中贯彻群众路线。忽视立法中的群众路线，就会影响和损害人民群众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失去很重要的内容；就会使国家立法工作失去人民群众的监督，出现利用立法谋私、利用立法侵犯人民利益的恶劣倾向；就会造成法律制定得很多群众却知之甚少、法律得不到群众的尊崇信仰、法律的制定与适用严重脱节等后果。
如何贯彻立法中的群众路线？
一、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
从建国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的立法工作进展缓慢，同时，国家立法权也仅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专属，也即只有全国人大代表才能参与立法。适应新的历史时期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需要，1982年宪法和几经修改后的地方组织法分别将立法权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和经济特区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权力机关的授权立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授予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权，二是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立法权。授权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立法可以理解，因为地方权力机关是地方人民意志的代表，可以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制定各地普遍遵守的行为规则。但为什么要进一步授权各级人大常委会立法呢？彭真同志在宪法修改草案报告中对为什么要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曾这样解释：“我国国大人多，全国人大代表的人数不宜太少，但是人数多了，又不便于进行经常的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是人大的常设机关，它的组成人员是人大的常务代表，人数少可以经常开会，进行繁重的立法工作和其他经常工作，所以，适当扩大常委会的职权是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效方法”。[1]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增设常委会也是出于这一目的。
但是，人大常委会从最初不具备立法权到可以“进行繁重的立法工作”，这一职权已不是“适当扩大”而是扩大得很大了。立法实践也证明，十几年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数量十分有限，而绝大多数法律、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和地方性法规都是由各级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与代表大会相比，人大常委会实际上已成为国家法律的主要制定者，其立法对促进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起了积极作用。但人大常委会立法权十分宽泛并经常性地行使这一职权，又存在许多令人不安的因素。
第一，人大常委会立法，容易使法律制定后的民意代表性大打折扣。法律应当是所有人大代表对各自收集民意总和的归纳、总结和提炼。立法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程度首先取决于决策参与者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在立法机关中，全体组成人员的共同参与是保证立法决策达到最佳效果的唯一途径。而我国有立法权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都是通过层层间接选举产生的，间接选举本身就不是充分和直接反映民意的有效方式，由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中再选举极少比例的代表委员（仅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人数就不足全体代表数量的二十分之一）去进行经常性立法，显然会使法律与广大选民的直接愿望距离更远。而且，现在各级代表大会中普遍存在官员代表、先进人物代表、名人代表占绝对多数的倾向，由代表大会进一步选举出的常委会组成人员中，更清一色是从各级党政岗位上退下来的领导干部，普通的工人代表、农民代表或者其他的群众代表在人大常委会中几乎不能占有一席之地，由各级各类官员组成的常委会所制定的法律则更容易模糊甚至扭曲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实意愿。
第二，人大常委会委员立法，容易僭越和侵犯其他代表的立法权。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在运作机制上区别于其他国家机关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权力机关必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必须是全体组成人员直接、平等、统一和集体行使职权所作出的决定才具有法律效力。而从全体代表中选出极少部分代表去参与立法决策就违背了上述原则，也容易导致常委会的意志与代表大会的意志不相一致。从另一方面讲，在间接选举中，下一级人大代表选出上一级人大代表，两者之间就是另一意义上的“选民”与代表的关系，“选民”要求并信任代表在立法机关直接反映自己的意愿（这一意愿从理论上讲应当是原始选民的意愿），而代表在征得“选民”同意之前，就无权将“选民”的授权予以让渡和转委托（因为每一个代表都是以自己特定的人身权与“选民”相联系并去反映“选民”利益的，而与人身权相联系的权利是不得单方面让渡和转委托的），同时，代表受“选民”委托参与立法，其意义不仅是在代“选民”行使权力，更重要的也是在履行不可推卸的义务。所以，常委会委员参与立法如果不能等质等量地反映本级代表大会的意志，如果没有得到本级代表大会的下一级全体人大代表（作为特定选民的代表）的授权，实际上就是以牺牲和放弃本级其他多数代表的立法权为代价的。
第三，人大常委会从事经常性的立法活动，容易失去代表监督，造成立法专横。国外的议会也设有各类常设委员会，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国外议会的常设委员会仅仅是议会的工作机构，而不能独立行使职权，不管一院还是两院，议会的权力是高度统一的，只有全院会议统一和集体行使权力才能作出任何有法律效力的决定。而我国的人大常委会是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经常性独立行使职权的机构，它的权力很大，所以有人把常委会称为“议会中的议会”，把常委会委员称为“代表中的代表”或“议员中的议员”。由于我国各级人大代表多是兼职的，闭会后，就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这就使得代表选出常委会委员后对他们的监督产生许多实际困难；另一方面，常委会也容易放松与代表的联系，失去主动接受代表监督的自觉性。事实也是如此，各级人大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在加强与代表的联系、广泛征求代表意见等方面做得很不够。常委会制定的许多法律，从草案的提起、草拟到常委会的讨论、审议直至表决通过，同级人大代表既不知情，也不能参与其中 （仅有极个别代表能被邀列席常委会会议）。没有代表的广泛参与，失去代表的监督就很难保证常委会立法不偏离全体代表的意志和群众意志的轨道，造成立法的专横与偏颇。
虽然存在如上所述诸多弊端，但在目前情况下要改变人大常委会行使立法权这一制度显然是行不通的。一些同志曾建议大幅度减少人大代表人数，并使人大代表专职化，从而收回常委会的立法权，使人民代表大会议会化。要落实这些想法也有许多实际困难。既要坚持和实行人大常委会立法，又要使这一立法不偏离人民意志的轨道，就必须充分发挥广大人大代表的作用。
依据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人大代表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一项重大职责就是参与制定国家法律并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这就十分明确地揭示出了人大代表在国家法制建设中的职权、地位和作用。我国的立法权本质上属于人民，人民群众选出人大代表并通过人大代表将自己的意志集中起来反映到人民代表大会，再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集体表决的形式将绝大多数人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人大代表是将人民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和法律意志的直接决定者，是立法活动中不可替代的主体。让渡、放弃甚至漠视立法权，人大代表就是尸位素餐，就是对人民群众的失职。
从另一方面讲，法律的制定也必须充分吸取广大人大代表的智慧和经验。人大代表来自人民群众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最广泛的民意代表性，与人民群众保持着最紧密的联系；在这个基础上，人大代表深入群众，广泛调查研究，将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反映到权力机关，再将法律案拿到群众中反复征求意见，然后通过权力机关将群众的共同意志上升为国家法律，才会使法律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具有真正的人民性。人大代表“从群众中来”，听取群众的意见，为立法活动提供可靠依据，而在法律制定后，还必须“到群众中去”，将法律的精神在群众中广为宣传，“把法律再交到人民手中”，并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这样才会使法律深入人心，成为亿万人民群众自觉遵守的神圣准则。
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加强权力机关组织制度的建设还面临着许多新课题，人大代表实行兼职制度，人数很多，代表执行职务还缺乏相应的时间、物质和组织等方面的保障，这就决定了广大代表不可能经常性地直接行使立法权。由人大常委会在闭会期间代替代表大会独立行使立法权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是适合现阶段国情的。但人大常委会行使立法权必须以代表大会全体组成人员的意志为坚实基础，紧紧依靠广大代表。如何有效地预防和克服常委会立法过程中潜在或已暴露的危险因素呢？答案是，常委会必须切实加强与广大代表的联系，充分听取代表的意见，主动接受代表的监督。
早在1987年，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就讨论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强同代表联系的几点意见，对联系代表的原则、内容和方式都作了较详尽的规定。各地方人大常委会也先后对联系代表制度作出规定。但在立法过程中，人大常委会与代表的联系制度基本上处于虚置状态，使得立法活动严重脱离广大代表。人大常委会是由广大代表选举产生后开展工作的，人大常委会与代表之间的关系就如同代表与广大选民之间的关系。这就要求，在制定法律的每一个环节上都要主动与代表联系，广泛听取代表意见，使代表虽然不直接行使立法权，但法律制定后却反映了全体代表的意志。
但是，人大常委会联系代表开展立法只有建立在代表广泛联系人民群众的基础上才会获得成功。代表联系群众是代表制度的生命源泉。在多年的立法活动中，人大代表密切联系群众，作为人民群众与立法机关之间桥梁和渠道的重要作用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多层间接选举是造成这一现状的最重要原因。多层间接选举使上一级代表直接面对的不是广大选民，而是下一级人大代表，这就模糊和淡化了人民群众与代表之间选举与被选举、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弱化了代表时刻扎根群众、体察民情、为民请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削弱了法律制定后的群众基础和民意代表性。为此，需要改革和完善现行的选举制度，在县一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使省一级人大代表都由直接、差额和竞争选举产生，这样做必将激发起人民群众直接表达自己意愿和积极参与民主选举的热情，并促使广大代表用须臾不能脱离群众、丝毫不敢怠慢人民意愿的高度责任感去对待群众和联系群众，真正做人民群众在立法机关的代言人。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在全国实行直接选举目前确有许多困难。但将直接选举扩大到省一级人大代表是十分必要也是完全可行的。省一级权力机关组成人员都由直接选举产生，就可以从根本上保证群众路线在权力机关得到充分落实，从而保证地方立法的民主化；也可以从根本上保证全国人大代表虽然是间接选举产生，但其群众基础和民意代表性却是十分广泛和坚实的，从而进一步保证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就是全体人民意志和利益的真实体现。
为贯彻立法中的群众路线，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需要改革现行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结构。现在我国各级人大代表中官员代表太多，而真正的基层和普通群众代表很少。与此同时，我国现行立法中的大多数都是由政府作提案人，并由政府及有关部门起草，同时又缺乏相应的立法制约和立法回避制度，如果再交由各类官员代表或委员去讨论、审议和表决通过，最后又交由政府部门去执行，这实际上就出现了立法与执法的主体集于政府和官员一身的情况。由执法者去行使实际的立法权，就很难保证出台后的法律不偏离广大群众的意志和利益。
法律既然是绝大多数人意志和利益的体现，就应当让绝大多数人的代表去参与立法，在法律中表达自己的愿望。为此，除了改革现行的立法提案和起草制度外，还需做两项工作，一是改变人民代表大会组成人员状况，切实减少官员代表数量，大幅度增加基层和普通群众代表，二是改变常委会组成人员状况，使常委会中不仅有一批经验丰富、曾担任过各种领导职务的老同志，更要吸收一批来自普通群众和社会各界、具有较强社会活动能力和议政能力的委员。这样，就可以在人员结构上保证全体人民在立法机关都有自己的代表，都能在立法过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三、重要法律草案交由全民讨论
第一、全体公民有权参与讨论和创制法律是民主化立法体制的应有之义。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利益关系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仅仅依靠民选的立法代表已经越来越难以反映各种不同的利益需要，而公众的直接参与则可以弥补代议机关在反映民意方面不够充分的缺陷。将一些与全体公民切身利益休戚相关的重要法律交由“全国讨论”或实行“全民公决”方能生效，是许多国家的宪法规定。美国、俄罗斯、法国、瑞士等国都实行这一制度，使全民讨论或全民公决制成为重要法律制定的必经程序，以保证公民直接行使立法权。
第二、全民参与立法与马克思主义立法思想也相符合。马克思说：“应当使法律成为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它应当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创立”。[2]这就强调，法律应当是人民群众自觉和真实地表达自己意志的结果；法律创制的全部过程，就是反复听取群众意见，将群众意见逐步归纳和抽象出来，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人民共同意志的过程。列宁则进一步指出，立法要依靠人民群众，“意味着使每一个群众代表、每一个公民都能参加国家法律的讨论。”[3]毛泽东同志对全民参与立法也作了充分肯定，并在总结“五四宪法”制定过程的经验时对这一民主立法方法作了科学概括，提出“制定法律”要由全国人民讨论，使中央的意见和全国人民“意见相结合”，并强调指出：“过去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今后也要如此。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采用这个方法。”[4]可见，毛泽东同志早在领导制定“五四宪法”时，就把自己提出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创造性地运用于立法实践了，这对今天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将重要法律草案交由全民讨论有以下好处：一是有利于人民群众直接行使当家作主权利，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立法权是国家的最高决策权，人民群众参与讨论法律，就是参与行使国家最高决策权。二是有利于法律更好地反映人民的意愿和要求，有利于加强人民群众对国家立法工作的监督。三是有利于人民群众接受并自觉遵守法律。征求意见的过程，就是进行普法教育、提高全社会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的过程。人民群众是法律的积极创制者，也必然是法律的忠实守护者。
现在，立法的数量与规模已相当庞大，我们试图用法律调整的范围已触及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是，只要我们用人民利益至上的观念，用民主、公正、平等、效率等法律所应具备的基本价值观念去考察和审视这些法律，就会发现其中为数不少的一部分存在扩大和保护部门利益、规避部门责任和义务、限制甚至侵犯和剥夺公民的个体权利和利益的现象。这样的法律非但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崇尚信仰和自觉遵守，相反却会损害社会主义法律的权威与尊严，阻碍和破坏依法治国方略的顺利开展。
要使法律切实反映和保护人民利益，必须牢固树立以民为本的立法思想，让人民群众真正做制定法律的主人。在既往的立法程序中，存在片面追求立法速度和数量，片面依赖和迁就实际部门、执法部门和管理部门立法主张的问题。而对执法相对人、管理相对人的意见和要求听取不够；存在关门立法、片面依赖各机关相互协调和制约、甚至出现利用立法争权夺利的问题，而对立法透明、允许人民群众对立法提出批评意见，加强人民群众对立法进行外部监督做得不够。
我国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传统，人治观念、官本位思想和官方权力无限扩张并凌驾于公民个体权利之上的因素根深蒂固。法律是用来“保民”还是“治民”、“治民”还是“治吏”必将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立法领域中一对十分尖锐的矛盾，如何坚决和正确地处理好这一立法中的矛盾事关社会主义法律能否具有真正的人民性及依法治国事业的成败得失。为此，我们需要对已经制定的法律做全面的回顾与检视，将它们交给群众广泛讨论，让群众去给法律评价和打分。对人民群众不满意的规定要及时删除和修改，对“法外”人民群众的正当权益要及时肯定和补充进去。用这样实是求是的态度和方法对待已经制定的法律，不仅会使这些法律充分反映人民利益，而且会对全社会进行一次生动的普法教育，从而极大地促进法律制定后的顺利实施。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重要法律草案交由全民讨论已有不少先例，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民主化步伐的加快，不少重要法律都将要交由全民讨论。国务院及其部门、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地方政府已成为国家立法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近年来它们的立法活动十分积极活跃，所立法律数量已占国家法律的绝大多数。但在它们制定和出台的过程中，向人民群众征求意见的事例却十分鲜见，这就不能不使人对它们的质量，对它们反映和保护人民群众利益的程度产生怀疑。
在没有建立完备的违宪审查机制的状况下，要对各类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进行有效监督将是十分棘手的问题，即便设立一种官方的审查机制，其工作量的纷繁和复杂也将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因此，要成功地对立法进行监督，我们不能不将目光投向人民群众。为保证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不偏离人民利益的轨道，必须让人民群众参与立法，加强人民群众对立法的监督。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将法律交由人民群众讨论，国务院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则更有必要将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交由人民群众讨论。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是宪法和法律内容的具体化，与人民群众更为接近。在特定的领域、特定的区域，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向法规调整相对人征求意见，也将更具体、更便于操作。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一旦面向人民，就会不仅将政府部门的权利明确化、具体化，更必须将政府部门的义务和法律责任明确化和具体化；不仅将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义务和责任明确化、具体化，更要将他们的权利明确化、具体化；不仅强调政府对社会的管理职能，更要强调管理职能本质上是一种服务职能，强调人民群众在政府面前的平等，尊严以及对政府的监督权。
四、立法过程公开化
列宁曾经指出：“广泛民主原则，要包含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没有公开而来谈民主是很可笑的。”[5]强调公开性，目的是使人民能够了解和参与。贯彻立法中的群众路线，让群众参与立法，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求立法过程公开化。公开是知情的前提。制定法律的过程是充分发扬民主、在民主基础上科学地集中人民意志的过程。而立法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必须以立法的公开化做保证。公开立法过程，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才得以了解情况和广泛发表意见，立法机关才得以广听博纳，集思广益。
在西方一些立法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对立法民主原则的落实，总是与立法过程的公开相联系的。[6]不仅法律草案的拟制和审议公开，法律草案的表决也公开。有的国家规定，拟定法律法规必须用公告的方式刊登消息，就法律法规名称，制定机关、立法意图及主要内容公布于众，并给予民众特别是法律法规调整的相对人通过书面或口头方式表达异议的机会。如美国行政程序法规定，联邦各部制定规章的建议必须用通行方式刊登于《联邦登记》上，然后，行政机关必须给利害关系人提供机会，让他们提供书面材料、书面意见或者辩词，通过以上的方式让他们参与制定规章的程序；同时，他们所提出的问题，行政机关都应当考虑。[7]
公开法律草案的拟制过程，目的是将法律从制定之初就纳入民主程序，征寻并认真考虑民众意见。在对法律草案的审议过程中，有些国家对议员在立法会议上的发言都详细记录在案，并在立法机关的公报上发表，即便在对法律草案的表决中，西方议会也要公开化，表决有时采用唱名表决，记录在案，可供公民查阅，也可公布谁投了赞成票可反对票。将表决者的姓名与投票情况公开，使选民知道他们所选出的议员是在代表了他们的意愿。[8]为使公众尽可能快与多地知道立法机关开会议事的情况，有的国家还专门规定允许对之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如奥地利宪法第33条规定，如实报道国民议会公开会议及其下设委员会活动，一概不受追究。德国宪法规定，对联帮议院及其委员会的公开会议作真实而准确的报道，不得因而引起任何责任。许多国家都用电台或电视台对议会的辩论进行实况转播。[9]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向民主化迈出了重要步伐。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将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决策、重大活动公开化，让广大党员和亿万人民群众了解情况。而立法权是国家最高决策权，立法活动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立法活动公开化就是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都强调，要把改革和发展的重大决策同立法结合起来。逐步形成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提高决策水平和工作效率。这就意味着，立法决策与改革和发展的决策息息相关，而立法机制的民主化程度又直接决定了立法决策的水平和效率，并反过来影响改革和发展的成败得失。
为保证立法决策民主化，首先要公开立法过程。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及其常委会会议都公开举行，允许新闻单位公开广泛报道。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活动就是新闻单位报道的一项重要内容。宪法和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都规定了立法机关组成人员的言论免责权和人身特别保护权，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保证他们能够充分自由地发表意见，包括对立法工作发表不同意见，有助于在立法过程中百家争鸣、集思广益。而人大代表的立法意见必须通过新闻媒介公诸于众，才能使人民群众了解情况、辨别取舍和积极参与立法。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活动的公开程度、新闻单位对立法活动作实质性和深度报道的程度，直接影响了人民群众对法律情况的了解和参与，影响了法律制定后的生命力。
现在，立法活动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公开化不够。一部法律从法律案的提出到法律草案的审议和表决通过，人民群众能够了解的信息十分有限。仅就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活动来说，从委员长会议的举行到常委会会议的召开，从法律草案的交付审议到常委会的一审、二审、三审和表决通过，能见诸新闻媒体的绝大多数只是一些简短得有些乏味的消息，即便登载委员们的讨论意见，也基本是肯定的意见，片言只语，了无新意。至于国务院及其部门制定的行政法规和规章，它们酝酿、讨论、形成的过程，人民群众则几乎一无所知，更谈不上发表意见。同样地，纷繁复杂的地方立法也存在这个问题，甚至一些省级人大常委会通过地方性法规后，不经过多方协调，就迟迟不能在一省的党报上刊登。立法活动脱离群众，就会使人民群众漠视立法，对法律缺乏起码的内心认同。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立法公开化没有制度保障。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主要靠机关和部门立法，虽然将群众路线作为一项重要立法原则，但对如何切实贯彻群众路线却缺乏方方面面的考虑；在立法活动的报道中，新闻审查过多，尤其是对立法中不同意见的报道过于谨慎，将大胆报道立法过程中不同意见甚至相反意见与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和党的宣传方针对立起来；立法机关没有独立的舆论阵地；对立法工作的宣传，还没有被提到对国家最高决策工作宣传的应有位置上，有关部门对国家经常化的立法活动没有制定统一和足够的宣传报道制度。二是新闻媒体在立法报道中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在具体工作中表现为突击性、任务性的报道多，经常性、自觉性的报道少；程序性、结论性的报道多，充分反映立法机关贯彻民主集中制的鲜活报道少；宣传方式单调，人大知识和法律知识的差错时有发生。不少从事人大报道的新闻工作者对宣传立法活动没有兴趣和积极性，每次召开人大常委会会议，他们只例行公事地去听一听，写一则简单消息，而常委会分组讨论和审议法律草案时，委员们的精彩发言和各种不同意见，记者却很少坚持听会并努力去作一些深入的实质性立法报道了。可见，要真正实现立法公开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要从观念上充分认识到，没有立法公开化，法律制定后就不会产生预期效益；要将立法公开化纳入制度化轨道；要努力培养一支既熟悉法律又懂新闻的稳定的专业化的立法新闻采编队伍。
9. 简述我国立法的原则
我国的立法原则有
1、立法必须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和规定。
2、立法要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3、立法应当体现人民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
4、立法要从实际出发，科学、合理地规范社会关系。
5、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
立法原则是指立法活动过程中必须要遵循的一些原则，我国立法三原则，科学、民主以及法治原则。具体到不同的部门法，又会有他们自己需要遵循的特有的立法原则，
1.法治原则
立法的法治原则要求一切立法活动都必须以宪法为依据，符合宪法的精神；立法活动都要有法律根据，立法主体、立法权限、立法内容、立法程序都应符合法律的规定，立法机关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范的要求行使职权，履行职责。
2.民主原则
立法应当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和要求，确认和保障人民的利益；应当通过法律规定，保障人民通过各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表达自己的意见；立法过程和立法程序应具有开放性、透明度，立法过程中要坚持群众路线。
3.科学原则
立法应当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尊重社会的客观实际状况，根据客观需要反映客观规律的要求；要以理性的态度对待立法工作，注意总结立法现象背后的普遍联系，揭示立法的内在规律；应十分重视立法的技术、方法，提高立法的质量。
为了让公民享有平等的社会保障权，笔者认为：一是在思想上转变观念，要认识到社会保障不仅仅是“稳定器”、“安全网”、更是保障人权的有效措施，是实现人权保障的重要途径。社会保障的定位应该是“人本位”或“权利本位”。二是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障法律实施机制，建立起权利义务明确的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为公民的社会保障权的保护和平等实现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严格按照《社会保险法》所规定的各项权利义务执行。三是要加快对社会保障的各项内容的完善与建设，特别要重视农民、农民工等群体、城乡间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尽快完善与我国国情、经济水平相适应，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四是应建立完善的基本社会保障权司法救济制度。可以在人民法院设立社会保障法庭，专门从事审理社会保障争议案件，使公民在其社会保障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时，获得有力的司法保护。五是促进中国社会保险立法与国际接轨。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和国际劳工公约完善社会保险立法，以达到协调劳动关系和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的目的。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第三条 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改革开放。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了规范立法活动，健全国家立法制度，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保障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二条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修改和废止，适用本法。
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修改和废止，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执行。第三条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改革开放。第四条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第五条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第六条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第二章法律第一节立法权限第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第八条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
（一）国家主权的事项；
（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
（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四）犯罪和刑罚；
（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
（六）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
（七）民事基本制度；
（八）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
（九）诉讼和仲裁制度；
（十）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第九条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第十条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范围。
被授权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授权目的和范围行使该项权力。
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第十一条授权立法事项，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及时制定法律。法律制定后，相应立法事项的授权终止。第二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程序第十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律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律案，由主席团决定列入会议议程。第十三条一个代表团或者三十名以上的代表联名，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律案，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
专门委员会审议的时候，可以邀请提案人列席会议，发表意见。第十四条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法律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可以先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经常务委员会会议依照本法第二章第三节规定的有关程序审议后，决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由常务委员会向大会全体会议作说明，或者由提案人向大会全体会议作说明。第十五条常务委员会决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应当在会议举行的一个月前将法律草案发给代表。第十六条列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大会全体会议听取提案人的说明后，由各代表团进行审议。
各代表团审议法律案时，提案人应当派人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各代表团审议法律案时，根据代表团的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应当派人介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