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法治建设怎么这么慢
1. 法治中国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的认识
（一）法治理论指引的滞后现象
在权威理论建构的层面，以往的法治理论在内容上还不够完善，在地位上还没有得到充分确定。 虽然依法治国的权威理论在社会领域得以广泛传播，但是法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具体位置、法和其他社会规范的应然关系、贯彻法治的具体途径等重要法治理论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澄清。亚里士多德说：“法治是最优良的统治者。”我们对于依法治国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则一直存在模糊认识。 在学术理论研究的层面，法学界关于法治理论的论述要么是直接引入西方主流法治理论，要么针对中国的法治现象进行简单的解析或一对一地进行功利性对策研究。 学术成果普遍遵循“现状揭示———西方经验———中国对策”的三段论式的、过于简单的理论逻辑。 对于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导向坚持与深入研究始终缺乏强劲动力。
至今，中国法学界始终没有形成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性的、能够切实地解决既存法治问题的内生性理论，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在这个意义上，我国法治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盲目性的特征。
（二）法治道路选择的自信不足
法治中国建设推行至今，取得了诸多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道路的选择就是一个重大问题。 经过冷静反思，我们不难发现，不论是前苏联的法治意识形态还是西方传统法治理论，生搬硬套到中国来，实际上都会成为一种理想化的假想，并不符合中国法治运行的实际逻辑。 事实证明，未经当代中国社会实践检验的、假想的法治模式，根本无法评价乃至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 自信才能自爱，自爱才有自省。 法治中国建设首先要对中华文明持有文明自信，对中华民族持有民族自信。
其实西方法治理论早已注意到亚洲国家的“儒释道”宪政理念和政治智慧在治理国家中的精妙作用，我们自己却丢失了这份本该有的选择法治道路上的自信。 当前在法治道路上，既要防止“左”的僵化教条，又要警惕和反对右的倾向。 法学学术上的“西化”、崇洋媚外、浮华赶时髦，都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三）法治实践运行的失衡失序
中国法治建设历经数十载，在法治实践领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应接不暇的新型社会现象与法律现象使得我国立法者不得不采取“运动式”的法律移植方式来健全法律体系，尽量做到有法可依。 我们却不可能像西方社会那样用近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进行理论磨合和信仰构建，这必然会造成我国法治实践在精神和行动上的“消化不良”现象，主要表现为立法不良、司法不公、执法不严、守法不诚、监督不力的失衡、失调、失序现象。 立法在内容上缺乏科学性、实用性、操作性；司法在过程中缺乏公开性、公正性、公平性；执法在实践中缺乏严肃性、严格性、文明性；守法在行动中缺乏诚信性、主动性、自觉性；监督在落实中缺乏实效性、实质性、具体性。 “政府权力越位、错位、缺位导致微观经济活动受干预过多；导致权力寻租、行政效率低下，投资消费失衡、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严重的社会问题。
（四）法治建设的根基不牢不实
法治建设总体目标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法治建设一贯采取“自上而下”的建构主义模式。 学术型、精英型的立法模式与广大中国法治实践者存在着不同的话语体系，欠缺话语沟通平台的基层法治实践者只能绕过成本高昂的法治解决途径，运用老百姓自己的“智慧”寻求一套有利于法治体系外的法律规避式的潜规则。 法律规则与法治现实的脱节导致了中国法治建设在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不同层级中的发展不平衡。 尤其是在基层领域，法治状况存在着大量的严重问题，法律制度的贯彻程度较为有限，民众的法律意识普遍淡薄，法治建设的基础不牢不实，发展很不平衡。基层正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点与难点。
这种发展不平衡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一些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思想深处的认识基础不牢不实。 上级机关与领导人员对于法治建设的认识模糊以及重视不足，直接导致法治理念的贯彻与法治实践的推行缺乏足够的动力与支撑。二是群众基础不牢不实。法律法规虽然明存于纸上，但是无法得到广大群众的广泛认同与深入理解，许多群众不信任法律，不尊重法律，不遵守法律。 三是基层基础不牢不实。 就总体而言，越是接近于行政级别顶端的领域和地域，法治效果越好，越是贴近基层的领域和地域，法治的贯彻就越不充分。四是行业基础不牢不实。许多行业的实际运行更加依赖行业内部的各种“潜规则”，而偏离法治的轨道，甚至排斥法治力量的介入，大搞“独立王国”。 五是法治队伍基础不牢不实。 法治的顺利推进应以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专业队伍为基础，而当前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执法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整体上还远未达到应有的水准。
（五）法治的权威信仰亟待提升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源自西方，而西方世界也经历了从对法治的美化甚至神化，转而跌入法治神化破灭、“礼崩乐坏”的社会阵痛过程。 法律应该被信仰，法治应该成为社会机制中的权威力量。 中国真正的法治信仰构建的图景应当是，民众的个人价值与法治的核心价值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与统一性。 民众的法治信仰应该是民众内心洋溢出来的，法治权威应该是民众自愿崇拜并推崇的。
反观现实，中国法治力量在民众心目中的权威远未树立起来，人们在遇到社会纠纷与社会矛盾时往往寄希望于“托熟人”、“找关系”、“走后门儿”等非法治途径的“潜规则”，而对司法、执法等法治力量缺乏起码的信任与依赖。 在司法领域，公信力缺失的情况尤为严重。 正如澳大利亚大法官马丁所言：“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中，司法部门应得到人们的信任和支持。 从这个意义出发，公信力的丧失就意味着司法权的丧失。 ”长此以往，理应成为基本社会治理方式的法治就会逐渐因失去社会民众基础而被边缘化、空洞化，这无疑对法治中国建设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六）法治“硬的一手”运用不够
法治作为一种国家治理方式与社会治理机制，在途径和手段上既要有“软的一手”，也要有“硬的一手”，既要有柔性的一面，也要有刚性的一面，二者都要灵活掌握、适时运用，不可偏废，共同服务于法治目标的最终实现。 忽视软和柔而片面强调硬和刚，抑或忽视硬和刚而片面强调软和柔，都是错误的。 就当前法治中国建设的现状来看，尤其要注意，法治理不可失之于软，失之于柔，失之于弱。 对人民应爱之又爱，对敌人要恨之又恨。 对于践踏法律、破坏稳定、危及整体利益和全局利益的行为，法治力量不能毫无声息、视而不见，要充满自信，该出手时即出手，并正确运用有利策略，分化敌对阵营力量。 要始终牢记，对不法分子和不法现象的姑息，就是对损害社会利益和人民利益的纵容。 要坚决克服模糊认识，要有执法的底气，要充满自信、理直气壮地把专政的一手用起来，把刀把子的一手用起来。 刚性严明、严格执法与野蛮的粗暴执法泾渭分明，与现代文明并不矛盾。
三、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建议与对策
（一）把法治中国建设提升到应有的重要地位
在以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法治中国虽然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重视，但是没有将其上升到一个应有的重要地位。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蓝图中，法治中国所应扮演的重要角色，有待进一步加以明确。 只有将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地位明确下来，向权力机关与社会公众宣示其极端重要性，才可能真正将法治的理念与精神贯穿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事实上，法治中国建设与“五位一体”建设联系紧密。
在具体的理论建构中，可以考虑将法治中国建设与“五位一体”建设相并列，以使其获得全局性、根本性、长远性、基础性的重要地位。 我们也可以进行充分的论述，在充分强调法治中国建设高度重要性的同时，倡导将其渗透、贯穿于“五位一体”建设的各个环节之中，明确提出：没有法治中国建设的顺利推进，“五位一体”建设就不可能获得保障和成功。 具体来说，第一，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性应进一步得到提升，引起全党、全国、全社会、全体人民的高度重视；第二，要对法治中国建设进行权威的理论定位，使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获得重要地位；第三，应通过各种途径，使法治活动成为每个公民工作、学习、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
（二）坚定不移、充满自信地走中国特色法治道路
中国的法治道路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必须具有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属性与要求。 在学术氛围日益“西化”与部分学者盲目崇拜西方社会法治理论与经验的背景下，我们更要着重强调法治中国建设所秉持的“中国特色”。 西方社会的法治建设确有可资借鉴之处，但其成功也是根植于西方社会的历史传统、基本特点和固有属性而来的，并非依靠某种学说观点就能即刻点石成金。 “凡是法治搞得比较成功的国家，无一不是较好地坚持了法治规律与本国国情的创造性结合。 ”
对于中国法治道路的选择，一方面，我们要拥有兼包并蓄的宽广胸怀，只要是有益的文明成果，我们都可以加以吸收与借鉴；另一方面，我们更要坚守“中国特色”的基本思维路径，始终追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指引，紧紧围绕中国的社会性质、民族传统与现实状况，切实着眼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扎根客观现实，把握时代规律，不管风吹浪打，不怕说三道四，决不时髦献媚，坚定不移、充满自信地将中国特色法治道路坚持下去。 法学教育的课堂，学术理论的阵地，各级各类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课题确定，立法、司法、执法、法律监督、法学教育等职能部门，都要切实纠正在法治道路问题上存在的偏差。
（三）全面加强符合国情的法理论建设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是对未来的理性谋划。 任何社会实践活动，没有科学的理论来加以指引，都不可能获得预想的效果。 经过长期努力，法治中国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这些问题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法的理论建设还不完备，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从整体上看，当前法理论的最大问题在于很多学说观点与现实存在较大的脱节，使得看似科学的法学理论及法律规定在实践中无法收到良好效果。 因此，在全面加强法的理论建设的过程中，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倡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导向。 反思当前法理论研究现状，不难发现，“表面繁荣、实际贫困”。 空泛、繁复、玄奥、花俏、重复、媚外，缺少适合国情、自主原创、能够解决实际问题、有实际意义和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我们在法学研究中应充分强调实证研究的重要意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坚持“实践出真知”的基本原则，注重法治调研与对策研究，以客观效果为归宿考量相关法律理论，全面纠正“书斋里面出学问”与盲目崇拜西方学说的理论建设思路。 法治中国建设真正需要的是内生性理论，它是从中国本土自生自发的法治现象中抽象出来，经过理论提升后形成的规律性结论。 对此，一要加大投入力度，对于具有强烈现实意义与实证效果的研究活动应给予充分的资源投入；二要加大导向力度，在学术界与实务界充分树立注重国情和立足现实的基本导向；三要加强实证研究，鼓励现实研究与国情探索，摒弃坐而论道和崇洋媚外；四要加强基层实践调研，充分重视法治在基层的运行和影响；五要突出法治经验的提炼，及时总结与推广有益的成形机制与实际做法；六要重视理论与实践结合型人才的培养、使用，充分发挥这些人才的作用，建构复合型法治人才库。
（四）重建符合中国国情、基于平衡的法学理论大厦
对于当前的法治中国建设， 我们应在法治运行的各个环节大力倡导和体现权利与义务、权利与权利、权利与权力、权力与义务、权力与权力、义务与义务平衡的法理观，切实解决社会各领域严重失衡的问题。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的严重失衡，都有赖于法的平衡治理。我们还应深刻地认识到，从义务法、权利法到平衡法是法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法是平衡法，平衡理论是对传统法学理论的新发展，平衡是法的总特征，平衡是法的内在力量，平衡是法的核心价值，平衡是良法的灵魂，平衡是法的最高境界，平衡是法的本质体现，法是平衡之法，法治是平衡之治，法学是平衡之学。 只有在平衡法理观的理念统御下的法治中国建设，才会被纳入有序发展和健康发展的轨道上。
（五）注重立法的系统性、统一性、适用性、操作性
法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法学教育，任何必要环节都不可或缺。
立法的科学与完备，是良性法治过程的起点与前提。法律规定与法律制度本身就存在问题，立法后的司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环节就不可能正常运转下去。 中国法治的诸多问题，均与立法缺乏科学性、操作性密切相关。 注重立法的系统性，就是要求立法者在立法时将法律视为一个系统，统筹兼顾地考虑其中的每一个要素与问题。 不论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而言，还是对于某一部具体法律而言，都要仔细考量其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协调关系，要通过设计使其内部的各要素协调一致，共同服务于整体目标的实现。 注重立法的统一性，就是要求同级的法律法规之间以及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不能在内容上相冲突，不能在指向上相矛盾，否则就会使执法者、司法者及守法者陷入不知所措的尴尬境地。 注重立法的适用性、操作性，主要是指不论法律规定本身多么符合逻辑、多么完整和严谨，如果在实践中不接地气，不能被有效适用、操作甚至根本落实不到社会生活中去，也都是徒劳无功的。 因此，密切着眼于法实践的环节，是立法工作的重要前提。 《劳动合同法》、《新刑诉法》、《婚姻法》等法律都或多或少存在脱离实际、不接地气的遗憾。 我们必须明确反对立法上脱离实际的“精英路线”，积极倡导符合实际的“群众路线”。 对于立法主体，要设定严格标准，要求其具有实际的法治理工作经验或生活经验。 例如，简单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接触过婚姻的未婚者，怎么有能力参与到《婚姻法》的制定、修改与实施中呢？
（六）充分调动全民参与法治建设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法治中国建设的推进在效果上是顺利而卓有成效的，在方式上主要是“自上而下”的，依靠权力机关自上而下地“推行”来实现法律制度与法律治理的运行。 但事实上，更为科学与更为合理的法治模式应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式的密切结合，没有权力机关的主导，科学的立法无以产生，而缺失了民意的基础与民众的反馈，法治也无法得以有效推行。 因此，我们应采取各种措施，充分调动全民参与法治建设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要将法治事业、法律活动与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起来，要让广大民众充分理解到与切身体会到，法治事业需要他们的深度参与，法治活动需要他们的意愿来加以支持和推动，法治过程不仅仅由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与执法机关来加以主导，更要由每一位社会成员来加以主导。 “要使每一项立法都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维稳的前提必须是维权。 ”
如此，法治中国建设的民众基础才会不断地得以扩大，法治中国建设的进程才会更加顺利。
（七）大力营造敬畏、信仰、遵从法律的社会氛围和环境
法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机制与国家治理方式，并不是独立地在社会领域与国家层面发挥作用的。 我们研究与推行法治中国建设，不能将法治作为一种孤立的现象与独立的体制来进行考量，而要充分考虑到法治中国建设的社会氛围与具体环境，处理好涉法工作部门与其他部门、法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的关系。 法治中国建设若想在社会领域得以顺利推行，其前提在于社会公众对法律拥有普遍的敬畏和坚定的信仰，进而在全社会范围内营建敬法、信法、用法的有利氛围，将法治、政策、习俗、信仰以及道德等充分加以融合，共同指引和规范人们的行为。 正如伯尔曼所说：“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 ”在以往的法治建设中，我们更多地将思路局限于法律制度建构本身，更多地争论于某项规定是否科学和合理，往往忽略了法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规范总体上在社会实践中被人们认可、接受与应用的程度。 因此，非常有必要将“大力营造敬畏、信仰、遵从法律的社会氛围和环境”纳入今后的法治中国建设的各项工作当中，并认真对待法治文化建设，“法治文化应是贯穿法治中国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软实力和润滑剂”。
（八）切实提高法治队伍建设的专业水准
没有一支忠诚、敬业、专业的法治队伍来践行法治，没有千千万万具有高素质和高水平的法律从业人员来操作法律，再科学、再完备的法律制度也只能止步于各种规定之中，再宏大、再高远的法治理想也不过是纸上谈兵。 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各项措施，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切实提高立法、司法、执法、法监督法教育主体的职业意识、专业素质和业务能力，严格准入标准，精心进行培育，将培养、使用法律人才的目标落到实处。 同时，要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保障司法独立性，完善司法工作人员任用制度。
当法治中国建设事业在拥有了一支具有很高专业水准的建设队伍时，其不断进步与发展即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与坚强有力的支撑。
（九）真正加强法定程序制度设计，合理确定自由裁量空间
法治中国建设的有效推进，要靠良法的有效实行，良法的有效实行，要依赖法治主体的具体操作。 法作为一种行为规范，不可能穷尽规定社会主体可实施的所有行为，不可能覆盖社会领域中出现的所有现象。 这就为法治主体的自由裁量空间提供了现实依据，也为权力寻租腐败空间的存在提供了各种可能。 如果运用得当，自由裁量权能够很好地沟通形式正义和实体正义。 但是，如果自由裁量权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并未巩固，那么这种权力反而会削弱法治的力量。
对此，我们必须真正加强法定程序制度设计，合理确定立法者、司法者、执法者、法律监督者等法治主体进行自由裁量的空间，在基本层面和技术层面想方设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
（十）充分认识法治中国建设的系统性、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
在以往的法治中国建设中，我们往往依赖“运动式”的建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法治中国建设的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 事实上，法治中国建设涵盖的领域十分宽广，涉及的矛盾十分复杂，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也不可能有一用百灵的灵丹妙药，只能依靠我们下定决心、脚踏实地、逐步积累、立足长远地渐进推行。 事实证明，“运动式”的法治中国建设无法实现其最终目标，而只会为形式主义、犬儒主义提供大行其道的空间。 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法治中国建设不是一时的“运动”，而是一项长期坚持的系统工程。 法治中国建设的复杂性与全面性，要求我们开展的法治事业必须涵盖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各个群体，既要拥有高瞻远瞩的视野，又要秉持时不我待的作风，坚持法治建设要“从娃娃抓起、从现在抓起、从全民抓起、从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抓起”。
同时，要深入研究法治建设的特殊规律和特点，有针对性地研究、确定法治建设的具体措施和方式方法，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研究和解决，真正在取得实效上下真功夫，日积月累，长期坚持，必见成效。 具体来说，一要系统谋划法治方案，明确法治建设的战略目标、重点任务、保障措施、主要途径、破解难题、注意的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要运用系统思维统筹兼顾地考量法治建设；二要下真决心与大气力，在社会舆论导向上充分强调法治中国建设的高度重要性，在资源上舍得投入成本，光说不练只会空谈误国；三要持之以恒、常抓不懈，充分做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四要上下联动、全员发动，同时获得上层领导和基层支持的法治事业才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正确指向；五要深入探索内在规律，注重策略方法，只有准确把握规律才能全面推进法治全局，只有灵活运用策略方法才能有效解决法治问题，最终在动态平衡中引导法治中国建设事业不断前行。
2. 为什么中国的法治道路这么难走呢原因有很多,有思想层面的,有制度层面的
是实际情况的客观原因，毕竟中国已经几千年了，圆滑世故，勾心斗角，继续了几千年，要改革法制不仅是革制还要革心，革制易革心难，革心在教育而中国面临发展科技人才和养德的矛盾，这是小的；重要的是教育部竟没有一个负责任的人物！关键还是制度层面的，本国的台湾，香港，儒家文化圈的日本韩国法制都很好——然而，朝鲜，越南都不行
3. 法治中国建设存在哪些困境以及下一步发展方向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法治建设是在一种缺少社会根基的状态下行进的,因而权力一直难以被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已面临着思想观念的价值撕裂、体制内与体制外的错位运行、社会冲突的随机性迸发、拜金功利心态下的"丛林秩序"等困境和危机,因此,要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就需要以培育法治的社会根基为立足点,重建价值观体系、重塑体制机制、重组社会结构和塑造公民性品格,以此推动"法治中国"的早日实现。
4. 中国的法制建设如此缓慢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自己管自己总是没有别人管自己好
5. 思修 中国推行依法治国的难点是什么
我国法治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
江必新
▶社会领域的治理问题仍然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突出薄弱环节，构成了建设法治中国的一个显著短板
▶违法成本极低、守法成本相对畸高，不仅诱使当事人违法，更重要的是守法者吃亏，违法者赚便宜，进而劣胜优汰
▶实现人心大治，不仅要强化规则意识、诚信意识，还要使法治精神浸润人心
法治中国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中国。现实表明，社会领域的治理问题仍然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突出薄弱环节，构成了建设法治中国的一个显著短板。建设法治社会是全面深化法治的固本之举，是法治一体建设的重中之重。要推进法治社会建设，首先必须清醒认识当前法治社会建设中的诸多矛盾，并从对矛盾的分析入手，厘清法治社会建设的进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有七。
一是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与维权理性不足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一方面渴望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却不满法律程序上的种种限制；一方面认为他人违法侵害其权益，另一方面自己却坦然违法、钻法律漏洞；一方面以法律为武器，另一方面却容易以极端方式维权。这些矛盾导致维权与违法往往交织难辨。
二是对公权力机关的诉求日益增长与对公权力机关的服从、配合与支持日益淡化之间的矛盾。大部分人仍有遇事找政府解决的习惯，而且在新的形势下其诉求愈加多元复杂。与此同时，由于缺少对公权力机关必要的信任，对其服从、配合、支持的程度则日渐降低。这种下降状态又反过来削弱公权力机关满足人民群众诉求的能力和资源。
三是对依法治国方略和法律至上原则的抽象认同与人情、关系、私利、政绩大于“国法”的行动之间的矛盾。在我国，厉行法治早已是共识，宪法法律至上也获得了最广泛的观念认同。但在具体的行动中，特别是关系到自身利益的事务上，人情、关系、私利、政绩等不正当考虑迅速成为行动者决策的主要考虑因素，处于至上地位的法律被架空。
四是公权力机关的退位、归位与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发育仍不成熟之间的矛盾。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是公权力机关退位和归位，理性再定位的过程。但由于市场机制仍不健全，社会组织仍不规范，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往往难以担当起合格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导致公权力的进退维谷。
五是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的要求与法律质量整体上仍不理想之间的矛盾。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然而，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立法质量已在不断提高，但仍有一些法律尤其是低层级的法律规范质量不高、类型化不够、科学性不足，将执法和司法带入或难以实施，或实施冲突，或实施背反的多难困境。
六是严厉制裁违法行为的要求和期待与违法成本极低、守法成本较高之间的矛盾。普遍守法是法治社会的当然特征，严厉制裁违法行为是保障法治权威和发挥法治威慑力的必要条件。但是现实中，在一些方面，由于责任设置过低，特别是查处率不高，导致违法成本极低、守法成本相对畸高，不仅诱使当事人违法，更重要的是客观上造成“逆向选择”、守法者吃亏，违法者赚便宜，进而劣胜优汰，并导致普遍违法。
七是中国当下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与应对方式的简单化、低效化之间的矛盾。社会事务日新月异，纷繁复杂，情况和形势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社会改革进入攻坚期，社会发展进入黄金期，社会矛盾进入漩涡期，治理难度在加大，复杂性在加深，利益冲突在加剧；然而社会管理模式仍然滞后，不少应对方式过于简单、低效，难以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
要应对和破解上述矛盾，需要系统治理。
第一、价值建设，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法治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将法治理念、法治信仰内化于人心，成为社会成员决策和行动的基本指引。当前人民群众已经有一定的法治意识，但牢固的法治理念尚未确立。实现人心大治，不仅要通过立法、执法、司法着力强化规则意识、诚信意识、权利义务统一意识、责任意识，还要透过多途径、全方位的理念引领价值观建设，使法治精神浸润人心。
第二、基层调整，使治理畅达“末梢神经”。体制问题具有决定性。我国传统上从中央到基层的纵向层级化管理体制倚重“生产经营单位”和“基层组织”。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存在着在“最后一公里”失灵的问题。建议以确立社区的法律地位为主要方式，重塑我国社会的基层组织形态，确保国家与其成员之间的“传感”途径畅通。
第三、制度改进，使规范体系管用。高度重视法律规范质量的提高，尤其是要重视法律规范的针对性、系统性以及可实施性的问题。积极完善社会领域的法律体系，推动构建和完善社会自治规则，合理配置实施资源，努力创造实施条件，保证国家法律和社会规则相互配合协调发挥作用。
第四、秩序建构，有效控制不当社会行为。在简政放权的同时要强化对市场活动的监管和市场秩序的维护。在培育社会组织的同时加强对社会组织外部行为的规范和内部治理的引导。要切实解决专业中介组织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扭曲市场规则的问题，要全面提升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诚信和公信，透过秩序的建设和维护持续规范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
（作者为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负面清单：一种新的治国理政模式
王利明
▶对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对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
▶只要不是负面清单列举的事项，政府无权进行审批，这实际上就已经形成了对政府权力的一种有效的规范和制约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规则十分透明、公开，法律不禁止就可以直接进入，不需要进行烦琐的审批，也非常有效率
所谓的负面清单，也称为“否定清单”、“负面列表”等。最初它主要出现在有关国际贸易投资法的领域，后来作为一种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模式确定下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它是指由法律法规列举一些禁止或者是限制市场主体进入的事项，对于法律法规没有做出禁止和限制列举事项之外的领域，可以由市场主体自由地进入，法律不作干预。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决议里，已经把负面清单管理，作为一项国家治理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方法确立下来了。从管理模式上来说，为什么说它是我们新时期治国理政的重要方法？
首先，负面清单管理给予市场主体广泛的行为自由，可以有效激活市场主体的潜在活力。现代社会任何国家的立法者，能力都是有限的，很多的事情是立法者在立法时所无法预见的，立法者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从而无法相应的强制性要求别人去做。市场主体能否进入这些领域，必然成为法律调整的空白地带，大量的是法律调整的空白地带，也有人把它称之为“法律的沉默空间”。
在这样的一个空白地带，正面清单管理模式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完全采取了不同的看法。正面清单管理这样的模式下，它实际上受传统的计划经济的影响，对这样一个法律沉默的空间，并不允许市场主体就可以直接地进入，能否进入，很大的程度上，实际上还是要由政府来决定，这样市场主体的行为的空间其实是受到了很大的压抑和限制。但是负面清单管理认为，只有法律法规明确禁止或限制的领域，市场主体才无法进入，凡是清单没有列明的领域，市场主体均可以进入。因此，与正面清单相比，负面清单模式赋予了市场主体更充分的行为自由。凡是法无禁止的，即推定市场主体有行为的自由，在“法律的沉默空间”，政府机关也不得设置额外的审批程序，实际上就给了市场主体非常大的行为自由，这种自由其实就是经济活力的保证。
第二，为什么说它是一种新的治国理政的模式？就是因为它能够有效地限制和规范公权，尤其是规范审批权。审批实际上是政府部门权力的一个最集中的体现，它直接决定了针对谁，能够干什么，其实也是对资源的一种分配。在正面清单管理模式下，法律虽然没有规定，但是政府依然还是在管理，政府实际上通过规章等各种规范性文件，仍然在限制着领域的进入，我们的许多规章其实都有几个特点，首先就是宣布这个事归我管，二是要求大家都要报批，三是不报批我就要处罚。
那么一旦实行负面清单管理以后，凡是负面清单之外的，凡是法律没有限制，没有禁止的，所有这些部门领域，不得再进行审批。这就意味着只要不是负面清单列举的事项，政府无权进行审批，这实际上就已经形成了对政府权力的一种有效的规范和制约。所以它体现了法制的一个基本的精髓，这就是规范公权。
第三，这种模式使政府的行政行为更加公开透明。法治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公开的、透明的、可预期的效果。负面清单管理可以说在很大的层面上实现了这样的效果。
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之下，负面清单的内容本身是公开的，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也是公开的，除负面清单明确列举的事项之外，市场主体原则上都可以自由进入，例如，在负面清单管理的模式下，一个企业要进行投资，应当首先去找一名律师咨询，看看现在要进入的投资领域，是不是国家法律法规所限制禁止的领域，只要不在法律法规禁止限制之列，那么其就可以放心地进入。这样对于行为的结果，企业也能够产生一种合理的预期，所以它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公开预期的效果。
第四，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能够真正使经济更有效率，更有活力。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到机场去坐飞机都要经过安检，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大家每次进入安检的时候，屏幕上显示“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等等物品”，把这些东西列举出来，其实这种做法就是典型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即明确列举法律法规要禁止携带的物品，如果我们不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正面清单管理方法，即明确列举哪些物品是可以携带的，则机场可能需要将所有可以携带的物品列出来，如果采用这样的方式，我相信可能一个安检人员每天要检一个人，都要检几个小时。这必将是非常低效率的，而且他会给安检人员极大的自由裁量的权利。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规则十分透明、公开，其也更有效率。规则和空白地带，法律不禁止就可以直接进入，不需要进行烦琐的审批，这就会非常有效率。
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方面看，对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对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这就是我们所要强调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和职权法定原则相结合，这两项原则正是我们所说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的内容。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法学院院长）
下一阶段法治要解决的三个问题
吴志攀
▶改革进入深水区，就必须开大船，要驾驭一个复杂的工具和复杂的局面，就必须按规矩来办事，要讲法、信法、用法
▶我们讲依法治国，也就是政府要用法律来维护社会公平，维护政府的道德形象
▶依法治国，首先要治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同步的。离开了法治，市场就会混乱，经济就不可能起飞，更不可能平稳、高速地发展。这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一条最基本、最核心的经验。今天，当改革开放进入到了新的阶段，当我们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一个新的时期，就不得不更加强调法治。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治，已经有一代人的实践（中国的传统，三十年为一代），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而在下一个阶段，我认为要通过加强法治来解决三个问题。
其一，就是要用法律的方法划分好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中国是一个大国，即使今天有了最好的喷气式飞机，从海南岛坐飞机到乌鲁木齐，也要好几个小时，这么大一个国家，维护统一、维护中央权威，同时照顾好各个地方的不同特点，调动各地的积极性，这是执政兴国的一个基础。分税制改革之前，我们的中央财政略显单薄，而一些地方财大气粗。那时的地方政府，还没有在“土地财政”和“地方融资平台”方面“打主意”。在推行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和地方实际上重新划分了财权，中央财政大大充实了，同时，城镇的房屋市场化改革也在这个时候开始。这些改革，影响深远。但任何一项改革，不可能只有好处，不可能没有一点消极面。我们现在都看到了，比如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问题，一些地方的收入主要靠卖地，房地产成为主要支柱产业，但泡沫大了，有问题，老百姓也受不了，国务院三令五申平抑房价，先后出台《国十条》和《国五条》，但收效都不明显。还有地方债的问题，这个问题同样复杂。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首先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里面要算经济账，还要有法治。我们现在比过去更加强调依法治国，治国首先就要治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个大的框架当然是宪法，是我们的根本政治体制所确定下来了的，但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在各个部门法中都有反映。新一轮的法治建设与改革，要在这方面下力气。
其二，就是要用法律划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是市场行为的“裁判员”，企业是市场的“运动员”，两者的角色分工不同，因此两者不能混同。还有，运动员也应该分分类，有的是跑长跑的，有的是短跑，不能哪里有便宜可占就到哪里去比赛。例如，很多央企进入房地产市场，央企掌握国计民生的命脉，实力雄厚，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经济基础。但是，很多央企放下自己的主业，拼命往房地产市场里钻，到处拿地，而且把地价抬得很高。政府办企业，当然要实现保值增值，但办企业的目的不止是为盈利，还有承担很多社会责任，特别是央企，应该多花一些精力去发展那些中长期的、战略性的、风险大一些、利润可能不那么高的大项目，只要有利于国计民生长远发展。而不是房地产这样的，利润高，见效快的竞争性项目。地方政府当然特别欢迎央企去拿地，怎么拿他们都高兴，一切可以开绿灯，但这样一来，市场就可能有点乱了，很多事情就不公平，这样算法治吗？不好说了。未来着力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领域，加强法治建设。
其三，要更加强调，把促进公平正义作为政府的基本价值追求。我个人有一个看法，中国社会对公平的敏感，超过了西方。对不公平的事情，老百姓反应很激烈。所以政府要在这么复杂的一个社会，维护公平不容易。我们讲依法治国，也就是政府要用法律来维护社会公平，维护政府的道德形象。政府要尽量多考虑弱势群体，不能被利益集团绑架了。现在对城镇低收入群体提供的经济适用房的安居工程，棚户区改造工程，全民覆盖的医保和社保制度的建设与完善等，都是体现社会公平的政策。这些方面还要加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市场经济条件下，摸着石头过河是成功的，但进入了深水区，有可能摸不到石头了，这个时候就必须开大船，要开船，要驾驭一个复杂的工具和复杂的局面，就必须按规矩来办事，要讲法、信法、用法，这样船才稳当，才能乘风破浪。
（作者为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不断完善立法制度和法律体系
李林
▶要防止立法中的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立法不公，防止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权力关系合法化
▶应当从“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条制定一条”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立法模式，向顶层设计的立法模式转变
当前，我国法律体系虽然已经形成，但立法不当问题的存在，致使部分法律制定后不能用、不管用、难执行、难适用、难遵守，某些法律甚至形同虚设。为此，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新形势下，应进一步推进民主科学立法，不断完善我国立法制度和法律体系。具体来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转变立法观念和立法模式。立法应当充分代表民意、体现民利、反映民情，公平公正地解决社会问题、分配社会利益，防止立法中的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立法不公，防止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权力关系合法化，警惕立法权力滋生的腐败，从制度和规范的源头上维护人民利益。一是应当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立法观，转变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立法观；从片面追求立法数量而忽视立法质量和实效的立法观，转变为立法质量和实效第一的立法观；从重立法效率、轻立法民主的立法观，转变为民主优先兼顾效率的立法观；从只管法律制定不顾法律实施的立法观，转变为兼顾立法与法律实施并以法律实施为导向的立法观。二是应当从“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条制定一条”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立法模式，向加强领导、科学规划、顶层设计、协调发展的立法模式转变。从立法项目选择的避重就轻、拈易怕难向立法就是要啃硬骨头、迎难而上、攻坚克难转变，使立法真正成为分配社会利益、调整社会关系和处理社会矛盾的艺术。
第二，强化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职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转变被动立法局面，使立法与全面深化改革协调推进，积极主动地通过法律的立、改、废、释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供法律依据和法治保障。一是推进人大常委会常委的年轻化、专职化、专业化，让人大常委会委员能够充分发挥作用，更好履行职能。二是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会期制度，适当延长每年的会期，为民主立法提供充分时间保障。三是推行立法旁听制度，让公民、媒体和社会组织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参与和监督立法过程。四是推行立法助理制度，以弥补人大常委人数少、时间少、专业知识不足等欠缺。五是进一步扩大人大常委会委员、专门委员会、立法工作机构起草或者组织起草、委托专家学者起草法律、法规草案的比重，增强立法的全局性，从源头上预防立法中的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
第三，推进民主立法。扩大不同利益群体公开主张、表达利益的渠道，使人民充分表达自己的立法意志和利益诉求，通过立法博弈实现公正立法。建立和完善更加广泛的立法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制度，对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立法事项，原则上都应当向全社会公布，并建立意见采纳情况的说明和反馈制度。完善立法听证制度，对影响重大、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立法事项，要通过举行听证会的方式充分听取意见，确保法律草案涉及的利害关系人全面参与立法、有效开展立法博弈，保证人民群众立法诉求的充分表达和宣泄。推行律师和法学专家为法律草案涉及的利害关系人提供专业立法咨询、参与立法听证等立法援助的制度。推进立法公开，建立人大常委会、专门委员会审议法律草案、地方性法规草案的立法旁听制度，旁听代表有权发言，保证人民群众对立法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6. 我国法治建设面临哪些困难
（一）公民法律意识淡薄
我国公民当中很多人的法律意识比较淡薄，这一问题极大的阻碍了我国社会的法制化进程。在人民群众当中，公民的法律意识、权益意识、民主意识、义务意识普遍缺失。在领导干部中，一定程度存在着知法犯法、腐败等问题。更有一些司法干部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忽视了法律的公正意识和效率要求。这些问题都极大的限制了我国社会法制建设。
1、权利意识的淡薄
权利意识作为公民意识的核心意识从古至今都比较单薄，这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封建社会传统及风气所造成的。在我国古代，人们长期受到宗法制、集权制和自然经济这三个方面的影响，自由、平等观念的培养几乎没有。另外，人们主观上普遍对儒家思想中的重义轻利思想比较推崇，长期以来受到了深究长远的影响，很多公民仍然以打官司为羞，即使他们的利益受损，居然误以为打官司就是不光彩的事，就不愿用法律来维护自身利益，这就是法律意识淡薄的表现。
2、公民法律教育的滞后
7. 中国没有建成法治国家的原因
从历史来看，中国两千多年的人治，难以一下次彻底改变。
从制度来看，司法体制还在不断完善，执法理念有待深入。
从社会来看，社会法治氛围有待加强，托关系办事仍然存在。
从执法来看，选择性执法，不公正，不公平现象，特权现象仍然存在。
8. 法制化建设缓慢怎么办
根据相关资料查询显示：培养全民的崇高的法律意识，加强国家整体建立是克制法治化遇到的困难的必要选择。
1、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开始了法治化的进程，但是进程缓慢。在选择法治的进程中，各种困难严重阻碍着中国法治的发展。
2、但是法治化的进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最终形成法治优于人治的一种状态。因此进一步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完善相关理论、培养全民的崇高的法律意识、加强国家法治整体建设是克服法治化进程中困难的必要选择。
9. 中国向近代法制转型的阻碍因素
中国法治化进程中的阻碍
（一）传统思想的羁绊
以孔子为创始者的儒家思想，是建立在以家庭为本位，主张”礼治“和“德治”，即“人治”。儒家在礼与法的关系上强调礼治，在德与法的关系中强调德治，在人与法的关系中强调人治。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成为思想意识形态的一极，后世无 针对法治中国的概念演进，学者指出，“法治中国”经历了”从学术命题到政治命题“再到“宪法命题”的变化，参见韩大元：《简论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的关系》，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5期。 非是进行修补，并未对其根本产生动摇，这样在中国历史上独霸两千余年。封建思想实质上就是儒家思想，它至今仍然在影响着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生活，甚至影响法律等层面。物极必反，没有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单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即为专制。
封建专制思想抑制了民众的民主意识。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一直是大一统的君主集]权国家。君主集权在中国具有独特而悠久的历史。由于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集权统治，使封建专制思]想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社会，使中国历史上的多数学派和思想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尊君思想的影响，甚至出现了大批的绝对尊君论者。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民主意识很难形成，即使是在公众心目中有所萌动，也会遭到传统力量的无情扼杀，根本无法形成规模，更不用说成为“正统”思想。正是由于中国传统观念中遗留的专制思想过于浓厚，抑制了广大民众现代民主意识的产生和传播，致使中国民众现有的民主和民主参与能力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客观需要尚有一定的差距，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个制约因素。
（二）发展水平的限制
法治国家建立必须依赖的社会条件是经济的市场化、政治的民主化和意识的科学化。而在我国城乡经济差距大，西部经济相对落后，使得某些群体、地区法治化的进程缓慢，影响了全国的法治化进程。当然，随着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深入、小康建设的全面启动，经济问题已大有好转，但仍然在特定的范围内阻碍着法治的建设。
法是伴随经济的市场化而产生的，法治则是伴随着高度的市场化而逐步产生形成的，市场经济是法治形成的经济基础，经济的市场化是法治建设的经济动力。中国缺乏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因此，法治的生长受到了经济基础的严重制约。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必然会将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推向更高水平。
（三）与国情缺乏磨合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化被认为是属于从西方引进来的，因此缺少本土文化资源的导向，甚至和本土文化中某些方面相矛盾。也就是说，公民思想一开始就缺少现代法治文化的润泽，且法治文化的培养又非一蹴而就的事情。这与中国的现有国情缺乏必要的磨合，因此不能直接全面的实现中国法治化，导致公民缺乏法律意识，而法律意识要求包含的法律权力意识、法律权利与义务意识在中国公民的思想中也无法完整的找到。
（四 ）乡镇法治化发展不足
乡镇政府是我国最基层的政权机构，其作为一级执法组织，在实际生活中仍表现出“无限政府”的特征。对乡村社会民众依法行使自己民主权利的过程及其结果，乡镇政府缺乏执法的严肃性和强制性，常常是以党代政、以言代法、权法不分，从而形成了一种有法不依的现状。这往往又影响了乡村农民守法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乡镇政权组织并没随改革开放的深入适时地转变职能的观念，其权力和职能无限扩张，使得农民的权利、利益和自由受到限制和控制；这样，他们在运用和执行法律时，难免出现偏离和误解，形似而质变，从而使得法律越接近基层越面目全非。
10. 我国当前法治建设现状
虽然我国的普法宣传活动已开展了20多年，但由于我国缺乏法治传统，人治思想影响深远，法治基础薄弱等原因，我国民众法治意识依然很落后，法治实践的动力严重不足，人们对法律缺乏应有的信仰，既不能自发的运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也不能用法律的思维评判社会问题。
但是从人治到法治是改革最初的目标，也是一个非常长远的目标。因为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最初的动机所以最早的一个目标就是不能够由个人来决定国家的命运，国家命运必须由制度来掌握，依法才能够保障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