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法学

1. 江伟的代表性成果

一、著作
1、柴发邦、江伟、刘家兴等著：《民事诉讼法通论》，法律出版社1982年。
2、江伟、杨荣新主编：《人民调解学概论》，法律出版社1990年。
3、江伟、邵明、陈刚著：《民事诉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4、江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第三稿）及立法理由，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
二、译著
1、В·К·普钦斯基著：《美国民事诉讼》，江伟、刘家辉译，法律出版社，1983/1993。
2、米尔顿·德·格林著：《美国民事诉讼程序概论》，江伟译，法律出版社，1988。
三、主编教材和专论
（一）民事诉讼法
柴发邦、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讲座》，第三期全国法律专业《民事诉讼法》师资进修班，西南政法学院1983年出版。
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
江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释义》，华夏出版社1991年。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
柴发邦主编，常怡、江伟副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新编》，法律出版社1992年。
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专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江伟、杨荣新主编：《民事诉讼机制的改革》，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2003年第二版（修订版）。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2005年。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自学考试教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江伟主编：《研究生统编教材·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专论·研究生教学指导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二）证据法
江伟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
王利明、江伟、黄松有：《中国民事证据的立法研究与应用》，法律出版社2000年。
江伟主编：《 中国证据法草案（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江伟主编：《证据法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
（三）公证、仲裁与律师
1、江伟主编：《公证法学》，法律出版社，1996年。
2、江伟主编：《律师、公证与仲裁制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
四、主编期刊和论文集
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以书代刊），法律出版社。
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理论与实践》（诉讼法专论～1997年卷），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1998年。
江伟主编：《中国民事审判改革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
江伟主编：《比较民事诉讼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
文章
一、发展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学的总体思路
（一）发展民事诉讼法的总体思路
1、《建议民事诉讼法先于民法颁布施行》（与刘家兴合作），发表于《民主与法制》1981年第5期。
2、《民事诉讼法概说》，发表于《网络知识》1982年第1期。
3、《经济体制改革与民事诉讼法》（与王强义合作），发表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87年第4、5期。
4、《新民事诉讼法的重大突破》，发表于《法学评论》1991年第3期。
5、《谈民事诉讼法的补充和修改——为民事诉讼法正式颁行而作》，发表于《法学杂志》1991年第3期。
6、《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立法的若干理论问题》（与王强义合作），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
7、《民事诉讼法的新发展》，发表于《法制日报》1991年5月27日。
8、《简论民事诉讼法与实体法的关系》（与赵金山合作），发表于《法学杂志》1998年第6期。
9、《实体法与诉讼法的关系要论——民事实体法与诉讼法分离的历史小考》（与刘荣军合作），发表于《诉讼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10、《实现民事诉讼现代化》，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1年1月1日。
11、《评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及其主要缺陷——兼论民事诉讼的进一步完善》（与赵秀举合作），发表于《湘江法律评论》2001年第4卷。
12、《民事诉讼法的宪法化》（与邵明合作），发表于《民商法前沿》2002年第12辑。
13、《论现代民事诉讼立法的基本理念》（与吴泽勇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2003年第3期。
14、《中国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的建构、阐释与重塑》（与刘学在合作），发表于《诉讼法学研究》第5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
15、《现代诉讼理念与中国民事诉讼制度的重塑》（与吴泽勇合作），发表于《诉讼法论丛》第8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
16、《民事诉讼法修改势在必行》（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4年1月28日。
17、《民事诉讼法典修订的若干基本问题》（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中国司法》2004年第2期。
18、《民诉法修订的指导思想与立法框架》（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4年2月4日。
19、《略论民事诉讼法的修订》（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法学家》2004年第3期。
20、《民事诉讼法修改的若干问题》（与杨剑合作），发表于《法学论坛》2005年第3期。
21、《将“公益诉讼制度”写入<民事诉讼法>的若干基本问题的探讨》（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中国司法》2006年第6期。
（二）发展民事诉讼法学的总体思路
22、《市场经济与民事诉讼法学的使命》，发表于《现代法学》1996年第3期。
23、《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成就及其发展的若干问题》（与邵明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98年第4期。
24、《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民事诉讼法学》（与傅郁林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99年第6期。
25、《中国民事诉讼法学》（与邵明合作），收入《与时俱进的中国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
26、《董必武诉讼法学思想初探》（与吴泽勇合作），收入《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
27、《十年来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概述》（与宗琴娟合作），发表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89年第2期。
28、《民事诉讼法学的回顾与展望》，发表于《中国法学》1997年第5期。
29、《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程荣斌、张建华、刘春玲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4年第1期。
30、《1994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萨仁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5年第1期。
31、《1995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肖建国、王谢春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6年第1期。
32、《1996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单国军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7年第1期。
33、《1997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单国军、徐卉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8年第1期。
34、《1998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傅郁林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9年第1期。
35、《1999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刘敏、张艳合作），发表于《法学家》2000年第1期。
36、《2000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熊跃敏、吴泽勇合作），发表于《法学家》2001年第1期。
二、民事诉讼法学基本理论
（一）诉权论
37、《关于诉权的若干问题的研究》（与单国军合作），发表于《诉讼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
38、《论股东诉权》（与段厚省合作），发表于《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39、《论救济权的救济——诉权的宪法保障研究》（与王铁玲合作），发表于《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二）诉讼标的论
40、《论诉讼标的》（与韩英波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7年第2期。
41、《论诉讼标的与诉讼请求的关系》（与段厚省合作），发表于《诉讼法学研究》第1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42、《请求权竞合与诉讼标的理论之关系重述》（与段厚省合作），发表于《法学家》2003年第4期。
43、《民事诉讼标的新说在中国的适用及相关制度保障》（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法律适用》2003年第5期。
（三）既判力论
44、《论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
45、《论判决的效力》（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政法论坛》1996年第5期。
（四）诉讼模式论
46、《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与法院的作用分担——兼论民事诉讼模式》（与刘荣军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9年第3期。
47、《论民事诉讼模式的转换与法官的释明权》（与刘敏合作），发表于《诉讼法论丛》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
（五）诉讼法律关系论及程序保障观
48、《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与常怡合作），发表于《法学杂志》1984年第1期。
49、《民事诉讼程序保障的制度基础》（与刘荣军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97年第3期。
50《民事诉讼程序之协调与整合》，发表于《人民法院报》 2001年12月15日。
（六）民事争议与刑事争议、行政争议的协调处理机制
51、《民事行政争议关联案件诉讼程序研究》（与范跃如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2005年第3期。
52、《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机制研究》（与范跃如合作），发表于《法商研究》2005年第4期。
三、民事诉讼法具体制度
（一）当事人制度
53、《论民事诉讼当事人与民事主体的分离》（与王强义合作），发表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88年第2期。
54、《论集团诉讼（上、下）》（与贾长存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88年第6期、1989年第1期。
55、《离婚诉讼中的第三人问题》（与熊志辉合作），发表于《法学杂志》1993年第4期。
56、《关于代表人诉讼的几个问题》（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4年第3期。
57、《论民事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确定》（与单国军合作），发表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58、《合伙不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与王国征合作），发表于《法商研究》1999年第1期。
59、《修改公司法应增加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与段厚省合作），发表于《法制日报》2000年8月6日。
60、《当事人适格的识别》（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3年10月28日。
61、《民事法律关系义务人提起确认之诉的适格性》（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3年11月4日。
62、《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起诉法人适格性探讨》（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3年11月18日。
63、《牵连诉讼中的事实认定问题》（与杨剑合作），发表于《人民法院报》 2005年9月13日。
（二）人民检察院与民事诉讼的关系
64、《试论人民检察院参加民事诉讼》（与刘家兴合作），发表于《法学研究》1981年第1期。
65、《论人民检察院在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地位》（与王强义合作），收入《民事诉讼检察监督》，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
66、《民事诉讼检察监督若干问题探讨》（与李浩合作），发表于《人民检察》1995年第6期。
67、《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与段厚省合作），发表于《现代法学》2000年第6期。
68、《论我国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改革》（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现代法学》2004年第2期。
69、《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改革论纲》（与张慧敏、段厚省合作），发表于《人民检察》2004年第3期。
70、《略论检察监督权在民事诉讼中的行使》，发表于《人民检察》2005年第18期。
71、《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若干问题的探讨》（与杨剑合作），发表于《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三）保全制度
72、《完善我国财产保全制度的设想》（与王国征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93年第5期。
73、《民事诉讼中的行为保全初探》（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四）审判程序
74、《论开庭审理》（与尹小亭合作），发表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90年第5期。
75、《民事审判制度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与傅郁林合作），发表于《法学杂志》1999年第6期。
76、《走出民事再审困境的出路》，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1年11月12日。
77、《论审判独立的制度保障及其与审判监督的关系》（与廖永安合作），发表于《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78、《论我国民事诉讼一审与上诉审关系之协调与整合》（与廖永安合作），发表于《法律科学》2002年第6期，收入《公正与效率的法院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
79、《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责任诉讼机制研究》（与王铁玲合作），发表于《金陵法律评论》2004年第2期。
80、《我国民事诉讼主管之概念检讨与理念批判》（与廖永安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2004年第4期。
81、《民事再审程序的价值取向与申请再审程序的完善》，发表于《法商研究》2006年第4期。
82、《论民事再审程序的完善：制度整合与程序刚性》（与杨剑合作），发表于《法律适用》2006年第7期。
（五）证据制度
83、《关于产品责任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与宗琴娟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88年第5期。
84、《民事诉讼举证责任若干问题的思考》（与尹小亭合作），发表于《政法论坛》1991年第2期。
85、《论民事诉讼中的认证》（与刘敏合作），发表于《证据学论坛》第1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
86、《关于我国制定统一证据法典的意义和若干设想》（与邵明合作），收入《中国民事证据的立法研究与应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
87、《科学裁判与证据》（与刘荣军合作），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2000年年会论文。
88、《论证据制度中的衡平原则》（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89、《论民事举证责任分配的价值蕴涵》（与肖建国合作），第三届全国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论文，2000年。
90、《证据法若干基本问题的法哲学分析》（与吴泽勇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2002年第1期。
91、《对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确立的反思》（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证据学论坛》第6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
92、《统一证据法的基本架构》，发表于《诉讼法学研究》第6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
93、《在经验与规则之间——论民事证据立法的几个基本问题》（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政法论坛》2004年第5期。
94、《经验与规则之间的民事证据立法》（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法学》2004年第8期。
95、《专家证人若干问题的探讨（上、下）——以我国证据立法为背景》（与谢文哲合作），发表于《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2期。
（六）执行制度
96、《民事执行制度若干问题的探讨》（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95年第1期。
97、《完善代位申请执行制度之两点建议》（与单国军合作），发表于《政治与法律》1998年第5期。
98、《民事执行存在问题的病理探析》（与刘荣军合作），第二次全国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论文，1999年。
99、《论执行行为的性质与执行机构的设置》（与赵秀举合作），发表于《人大法律评论》2000年卷第1辑。
100、《论我国强制执行法的基本构造》（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法学家》2001年第4期。
（七）非讼程序
101、《论公示催告程序》，发表于《中国法学》1991年第6期。
102、《论诉讼程序和非讼程序的交错适用：兼析程序法之适用》（与杨燕妮合作），发表于《东吴法学（苏州大学学报）》2000年特刊。
（八）涉外民事诉讼程序
103、《论涉外民事诉讼中的协议管辖》（与刘永娥合作），发表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88年第6期。
四、民事纠纷的非讼解决机制
（一）仲裁制度
104、《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的可仲裁性初探》（与王国征合作），发表于《法制日报》1992年12月7日。
105、《仲裁范围初探》（与王国征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3年第2期。
106、《劳动争议仲裁制度的比较研究——兼论我国劳动争议仲裁立法之完善》（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法律科学》1995年第2期。
107、《论人民法院与仲裁机构的新型关系──为《仲裁法》的颁行而作》（与李浩合作），发表于《法学评论》1995年第4期。
108、《当事人意思自治与现代仲裁法》，发表于《法学杂志》1997年第1期。
（二）调解制度
109、《论市场经济与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与李浩合作），发表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110、《德国民事诉讼上的和解制度介评——兼论对改革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启示》（与熊跃敏合作），发表于《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111、《简论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与效力》（与廖永安合作），发表于《法学杂志》2003年第2期。
五、WTO与民事诉讼法
112、《WTO协议与中国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与王景琦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
113、《论WTO争端解决机制与我国的对应之策》（与王景琦合作），发表于《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114、《WTO争端解决机制与中国对该机制的运用》（与张力合作），发表于《中国改革报》2002年1月14日。
六、比较民事诉讼
115、《英国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新动向》（与刘荣军合作），发表于《诉讼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
116、《两岸交往中的民事诉讼问题》，收入《海峡两岸交往中的法律问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
七、破产法
117、《论破产法》（与刘春田、甄占川合作），发表于《诉讼法学论丛》，1985年出版。
118、《论我国制定破产法的客观必要性》（与刘春田、甄占川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86年第1期。
八、会议报告与书评
（一）会议报告
119、《民事诉讼法立法与实践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1990年11月在全国诉讼法学术讨论会（杭州）上的发言。
120、《关于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补充》，1991年10月在湖南法学会民法学经济法学会上的发言。
121、《中国民事诉讼程序的改革》，1995年8月在亚太法协第十四届大会上的发言。
（二）书评
122、《充满时代气息的民事审判权理论及其架构——评黄松有博士的专著〈中国现代民事审判权论〉》，发表于《法学评论》2004年第3期。
123、《充满时代气息的审判权理论与构架——评专著〈中国现代民事审判权论〉》，发表于《人民司法》2004年第7期。
124、《民事诉讼宪法理念开拓性研究的一部力作——评刘敏著<裁判请求权研究>》，发表于《金陵法律评论》2005年第1期。

2. 杨兆龙的人物著作

作者：杨兆龙 著，艾永明，陆锦璧 编
出 版 社：法律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5-4-1
内容简介
东吴法学是中国现代法学史上的一座高峰，时有“南东吴，北朝阳”之美称。自1915年开设始，东吴大学法科以英美法和比较法为特色，云集和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法律人才，如王宠惠、吴经熊、盛振为、倪征燠、李浩培、杨兆龙、孙晓楼、丘汉平、潘汉典等等，他们的著述为中国现代法学研究和法律实践积累了丰富的资源。本套丛书就是对这一宝贵资源的保存、整理和传播。
著名法学家杨兆龙教授是东吴法学的杰出代表之一。杨兆龙先生精研两大法系，学贯中西、博通众科而又经世致用，于学术和实践两途均有杰出成就。本书收入杨兆龙先生的专著、论文、译作、草拟之法律法规以及撰写的判决书，共计100余万字，对今日之法学研究和法律实践具有极为重要的启发和参考价值。
目录
导读：追求民主与法治的先驱 陆锦璧
专 著
中国司法制度的现状及问题研究——与外国主要国家相关制度之比较
（译文，1935年哈佛大学法学博士论文）
商法概论
证据法概论
大陆法与英美法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论 文
民国时期
法治的评价
公证制度之探源
中国法律教育之弱点及其补救之方略
意大利今日之法律学校（译文）
关于司法改革：
改革现行诉愿制度之商榷 作者：杨兆龙著，郝铁川，陆锦碧编出 版 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0-2-1
内容简介
二十世纪是中华文化经受空前巨大、深刻、剧烈变革的伟大世纪。在百年巨变的烈火，包括法制文明在内的新的中华文明，如“火凤凰”一般获得新生。大体上讲，二十世纪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世纪。这一个世纪的历程，不仅仅是移植新法、开启民智、会通中西的法制变革的历程，更是整个中华文明走出传统的困局、与世界接轨并获得新生的历程。百年曲折坎坷，百年是非成败、得失得弊，值此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亟待认真而深该的反省。
这一反省，不仅有助地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深入，亦有助于推进新世纪中国民不与法治社会的形成。这一反省，是一项跨世纪的伟大工程。作为为一工程的起始或基础，我们应全面系统地检视、总结二十世纪中华法学全部学术成就，并试图作初步点评。
为此，我们特郑重推出“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本“文丛”选印的书籍或选编的论文，纵贯二十世纪始终。凡能代表本世纪不同时期法律学术水平、法律特色，有较大影响且为当今中国法学教育研究所需要者，均在选印之列。本“文丛”之选印，旨在集二十世纪中华法学之大成。为体现历史真实，我们将恪守“尊重原作”的原则，不作内容上的任何更动。
目录
法律的阶级性和继承性
一、法律的阶级性
（一）国内法的阶级性
（二）国际法的阶级性
二、法律的继承性
（一）法律中的遗产
（二）法律继承的性质
（三）法律继承的重要性
我国重要法典何以迟迟还不颁布－－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立法问题
一、立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
二、苏联及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立法的经验
（一）苏联和保加利亚
（二）欧洲其他人民民主国家
三、对我国立法应有的基本认识
我谈几点意见
…… 作者：杨兆龙著，陈夏红编
出 版 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10-1
内容简介
杨兆龙先生是中国著名法学家，“东吴法学”的代表性人物，在民国时期便已确立起广泛的国际声誉，曾被海牙国际法学院评为全世界50位杰出法学家之一。杨兆龙一生著述甚多，但后半生因政治原因，命途多舛，学术成果也多数散落失轶，不行于世。
后经杨兆龙先生之女儿杨黎明、女婿陆锦碧多方收集整理，得回百万余言。考虑文稿内容较为庞杂，编者从中精心采选那些能够超越时空，于今仍有很大学术阅读与参考价值的作品，汇为此集，以飨有心之读者诸君，亦表对那一代学人的敬意与怀念。
目录
大陆法与英美法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中国司法制度之现状及问题研究——与外国主要国家相关法制之比较
法治的评价
宪政之道
《新法学》诞生的前夕——法学界的贫乏
中国法律教育之弱点及其补救之方略
司法改革声中应注意之基本问题
由检察制度在各国之发展史论及我国检察制度之存废问题
法律的阶级性和继承性
部分章节
大陆法与英美法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一、本文的目的与范围
在本杂志的创刊号我曾发表“新法学诞生的前夕——法学界的贫乏”一文。在那篇文字中，我曾谈到国内一部分学法之士对于大陆法与英美法之区别所发生的误解。当时因为限于篇幅，对于二者之区别究竟在哪里，未能作详尽的说明。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对于这个问题作一个比较详细的研究，使读者们放弃几种错误的概括、肤浅的观念。
这个问题初看似甚简单，可是仔细研究起来，却相当复杂。我们要对于它有正确的了解，必先对于大陆法与英美法二者的历史背景及所包含的成分作一番检讨。所以本文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研究大陆法与英美法之意义及其形成的过程与包含的成分；第二部分研究大陆法与英美法的不同之点。兹为研讨的便利起见，将其所包含各点分别论列于后。
二、何谓大陆法与英美法
大陆法（Continental Law）之大陆（Continental）本含有欧洲大陆本土之意，所以别于欧洲另一部分的英伦三岛或英格兰等处。但是大陆法既不能包括广义的欧洲法（即所有欧洲本土及海岛各国的法），又不能包括欧洲大陆本土的法（即所有欧洲本土各国的法）。照几位学者的看法，它不过是以欧洲古代罗马法为主要根据而演变成功的一种近代法，即近代罗马法（Modern RomanLaw）。罗马法在欧洲的各国法制的演变过程中曾与寺院法或教会法（Canon Law or Church Law）对立过，学者们因此又称之为非教会法（Civil Law），所以近代罗马法又称为近代非教会法（Modern Civil Law）。
……

3.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的学院简介

1915年，以东吴大学为本，于上海创设"东吴大学法学院"。学院教学突出“英美法”内容，专以讲授“比较法”为主，其科学的培养目标和鲜明的教学特色，使东吴大学的法学教育在当时饮誉海内外，时有“南东吴、北朝阳”之称。培养了一大批现当代著名的法学专家，如王宠惠、吴经熊、倪征（日奥） 、李浩培、潘汉典、杨铁（木梁）等，被人们誉为“华南第一流的而且是最著名的法学院。”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东吴大学改名为"江苏师范学院"，法学院也随之并入他校。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江苏师范学院"易名为"苏州大学"，同时恢复法学教育，设法律系，是全国最早恢复法学教育的院系之一。1986年经江苏省政府批准，扩建为苏州大学法学院。2000年5月，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的王健教授重返苏大，参加百年庆典，行走母校故道，难舍百年风光，其心汲汲，其情拳拳。有感于斯，王先生长子王嘉廉先生慷慨出资捐建苏州大学法学楼，设立奖学金，以推动苏州大学法学院的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同年，苏州大学法学院更名为王健法学院，成为全国第一个由海外专项基金参与建设的公办法学院。
学院分别于1992年和1998年分别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法学教育体系完备。法学院现设有法学本科专业及法学（知识产权）方向，拥有法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及法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在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知识产权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国际法学10个二级学科硕士点招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国际法学6个二级学科博士点招收博士研究生。学院拥有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法学”专业为江苏省品牌专业，“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为省级重点学科，“法理学”为国家级精品课程，“法学理论”为省级优秀课程群。学院曾先后主持国家级社科项目20项，省部级社科项目60余项，"现代政府法律管理"科研项目，列入"国家211工程"重点资助建设项目。学院教师共出版各类教材、专著80余部，发表论文1000多篇；先后获得国家级教学奖、科研奖 5人次；获省级教学奖、科研奖40余人次，多人被评为国家级或省级有特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根据中国法学创新网统计，王健法学院教师2011年度发表的法学类核心刊物（CSSLI）他发数数量位居全国法学类院（系、校）第12位。自1982年以来，学院已为社会培养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专科生等各种层次的专门人才15000余人，成为江苏省重要的法学人才培养基地，许多校友已成为国家政法部门和法学教育的中坚力量（以上资料于2013年摘自该学院官网 ）。
法学院拥有近4000平方米的现代化法学专业图书馆，藏书6万多册，中外文期刊600多种，在收藏、保留港台法学期刊、图书方面具有特色。图书馆电子阅览室还配备了50台计算机供读者进行网上信息检索。学院还出版学术刊物《东吴法学》，在总结和整理东吴法学成就的同时，积极开展英美法系研究及两大法系的比较研究；拓展对外学术交流，加快法律研究的国际接轨，曾先后与美国太平洋大学麦克乔治法学院，日本名古屋大学、熊本大学、台湾东吴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英国APU大学和澳大利亚邦德大学等法学院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派出大量教师出国出境进修和讲学，接待了世界各地知名法学专家学者90余人次（以上资料于2013年摘自该学院官网 ）。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已经成为国内法学教育界的知名院校。

4. 东吴大学法学院当年为什么要设在上

东吴法学是台湾第四，昨天在微博上看到有位辅仁大学念法律学系的学姐说，台湾法学的排序大概是台大>政大>台北(之前是中兴法商)>东吴>辅仁。可是东吴大学的法律学系要念五年喔，若你要去念要有此觉悟。

5. 政体与国体的关系是什么

【原文出处】《东吴法学》
【原刊地名】苏州
【原刊期号】2000.特刊.
【原刊页号】96～103
【分 类 号】D0
【分 类 名】政治学
【复印期号】200101
【 标 题 】关于国体和政体关系的几点思考
【 作 者 】艾永明
【作者简介】艾永明，男，1957年生。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在职博士研究生。

国体和政体的关系理论，是宪法学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对这一理论的认识，直接决定着现实宪法的走向和性质。因此，深入研究国体和政体的关系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在我国宪法学中，国体和政体虽然亦被列为重要范畴，但对它们的认识基本上被传统的、概念化的思维定势所支配，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这一领域已成为一个学术禁区，因而对这一理论的认识极其肤浅，甚至以谬误充真理。这正是我国宪法学不发达、严重缺乏科学性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正确认识国体和政体的关系，在我国尤为重要和迫切。
一、对传统国体政体关系理论的分析
关于国体和政体的关系，我国学术界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所谓国体，就是指国家的阶级本质，即一定阶级的政治统治；所谓政体，就是指政权的组织形式。两者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国体对政体有决定性的作用，政体对国体具有一定的反作用。认识一个国家，关键是要认清其阶级本质，至于其政权形式是次要的，无关大局的。许多教科书都以此为定论。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宪法学》中写道：“所谓国家制度，即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确立有关国家本质和国家形式方面的制度。国家本质，即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国家形式主要是统治阶级所采取的政权组织形式和国家结构形式。在国家制度中，国家的阶级本质（政权的阶段属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直接决定着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和国家结构的形式，决定着国家发展的总方向。因此，国家的本质是国家制度的核心。”（注：《宪法学》，第115页，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写，群众出版社1983年出版。）又写道：“政权组织形式和国家阶级本质是密切关系的。它们的关系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政权组织形式从属于国家阶级本质，决定着政权组织形式。所谓政权组织形式从属并且反映国家阶级本质，决不是说政权组织形式对它们从属和反映的国家只是一个消极被动的因素，恰恰相反，它对一定阶级本质的国家起着反作用，它可以促进或者阻碍它所从属和反映的国家的发展。”（注：同上书，第160页。）
这种重视国家阶级本质而轻视政权形式的理论并不是中国学者的发明，而是从苏联那里学来的。列宁曾经说过：“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极重繁杂，但本质是一个：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是资产阶级专政。”（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200页。）
后来，斯大林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苏维埃一般是最适宜的群众组织形式，但是我们不应当强调机关的形式，而应当指出阶级内容，应当力求使群众也能区别形式和内容。”（注：《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169页。）
上述国体和政体的关系理论，虽然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见下述），但其错误和缺陷是十分明显的。
传统理论认为，政权组织形式必然反映国家的阶级本质，国体决定政体的集中体现“是指有什么样的阶级本质的国家，就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注：《宪法学》，第160页，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写，群众出版社1983年出版。）也就是说，阶段本质与政权组织形式之间有着必然的、固定的对应关系。这种观念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古代希腊，各个城邦国家所采用的政权不都是相同的，被马克思称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亚里士多德就曾研究过158个城邦宪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政体理论。在那时，虽然同样是奴隶主统治，但却已经有了共和政体。在雅典，由于它是直接从氏族内部的分化中发展起来，与氏族社会后期的军事民主制传统有着密切联系，又由于位于希腊南部沿海，商业贸易发展较快，形成了工商业市民阶层，这一阶层对上层贵族实行的阻碍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极为不满，联合下层平民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于是在公元前五世纪，雅典城邦就出现了共和政体。它的内容包括国家机关的组成、政权活动原则及公民的权利义务等等。另外，公元前四至三世纪出现了罗马共和国。在封建制国家中，出现过中世纪欧洲城市共和国和波兰共和国等典型的共和政体。在西方奴隶制共和政体中，还有贵族共和与民主共和之分。在资产阶级国家中，除共和政体外，也有君主立宪政体。君主立宪政体还有二元君立宪制与议会君主立宪制之别。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虽然根本上都是君主政体，但不同时期的君主政体也有很大不同。由一相制到多相制，又由多相制发展到无相制。
为什么传统理论与历史事实之间有如此大的矛盾？根本原因是传统理论划分国体的标准不科学。用阶级本质划分国家性质、划分国体，必须解释不了现实中各种各样的政体存在。在现代，用抽象的阶级性质论划分国体，要是缺乏实际意义，而且很可能弊端丛生，它往往会被人利用，或当作标签，或当作炮弹，或当作遮盖布。
在西方宪法学中，只存在“政体”之说，不存在“国体”之说。如果我们一定要坚持国体论的话，那么，在现代其划分的标准应当是民主还是专制，只有这样划分才有实际意义。民主决不仅仅属于政权形式的范畴，根本上是国家制度的内容。
如果以民主和专制来划分国家的性质，那么，国体和政体的关系应当予以重新认识。
如果从立法者的动机和价值目标的选择分析，政体受到国体的支配。就是说，立法者最终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还是专制的国家，就必然要选择与其动机和价值目标相适应的政体。现实政治生活中各个国家之所以选择这样或那样的政体，根本上都是为了达到立法者的最终目标。譬如，立法者心目中（不是心头上）要建立专制制度，就必然要选择个人集权的政体。从这一意义上说，传统理论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如果从现实制度分析，那就必然是政体决定国体，政体的意义决不是仅仅对国体具有一定的反作用。所谓现实制度中政体决定国体，是指一个实际中的国家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根本上取决于这个国家实行何种政体。换言之，政体是评判一个国家性质的标准。我们决不应该相信这样的说教，一个国家的性质决定于国体的规定。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在现实宪法规范中，真正具有实际意义的是政体而不是国体，这是因为：
第一，宪法本身就是意味着民主。为什么会产生宪法？宪法的作用是什么？宪法从产生的第一天起就是为了维护民主。资产阶级是宪法的倡导者；资产阶级宪法是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过程中产生的。毛泽东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正确的论述：“世界历史上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3页，1952年版。）宪法与民主政治是不可分割的，是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的。宪法应当体现民主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不规定也清楚。如果民主是一种国体，那么这种国体无须单独表达，它自然地寓于政体之中。正因为如此，以美国宪法为代表的西方资产阶级宪法中是没有关于“国体”的专门条文的。如果生硬地对国体予以专门规定，不仅多此一举，而且可能使人产生“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
第二，现代宪法的原意（或是本意）即为代议政体。现代宪法源于欧洲。“英国从中世纪以后，建立了代议制度，确立了国王未得到议会同意不得征税和立法的原则，英国人把这种代议制度称为本国特有的'Constitution'，后来这种代议制度普及于欧美许多国家，人们就把规定代议制度的法律称为'Constitution'，也就是‘宪法’，意思是确认立宪政体的法律。”（注：《宪法学》，第20页，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写，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
第三，国体的规定是抽象的、原则的，政体的规定才是具体的、现实的。抽象的原则的规定是不需要成本的，任何美丽的、动听的词句都可以随心所欲地任人使用。在现代，决没有哪部宪法以专制相标榜。中国历史上的《袁记宪法》、国民党宪法都是以民主相标榜。但是，抽象的、原则的规定不能真正地反映宪法的实质和国家的性质，而具体的、实际的政体规定才是标志其要害和实质的内容所在。所以，我们必须指出的是，传统国体政体关系理论的要害是用抽象的国体性质掩盖具体的政体作用，抹煞政体的决定价值。
为了进一步说明政体的决定价值，有必要对政体的定义和内涵予以重新审视。我们认为，将政体定义为“政权的组织形式”过于简单、肤浅，缺乏科学性。首先，政体仅仅是政权的组织形式，似乎政权性质一定，那么组织形式就不那么重要了，于是就很容易将国体与政体的关系视同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其次，这种定义将政体限定在机械的静态的范围之内，缺乏动态的内涵。从世界各国的现实政治生活来分析，政体的核心是规定国家权力的运作程序。所以，我们认为政体可以作如下定义：
政体是国家权力的组织系统及其运作程序。这一定义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国家权力的组织系统，它主要是明确国家权力是如何设置的，行使这些权力的机构是什么，各个机构行使什么样的权力等等；二是各个权力行使机构的相关关系，国家权力运作的动态过程等。
如果这种定义合理（或基本合理）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传统理论之所以有严重的缺陷和错误，它在理论上的失误是将程序视为被动的形式，忽视了权力运作程序的真正作用和价值。这种现象是与我国学术界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传统相吻合的。长期以来，我们往往视实体为内容，程序为形式。这种传统与现代法治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现代法治的主要标志之一便是重程序。没有程序就没有法制，更没有法治。所以我国有许多学者指出，视程序为实体法之保障，这是把程序作为“工具”，理所当然应予破除。而且，视程序具有独立的价值也还不够，应当认识到程序具有优先的价值。甚至有学者指出，21世纪是程序法的时代。程序之所以如此重要，根本原因是程序与选择紧密联系，不同的程序会有不同的选择。“程序，从法律学的角度来看，主要体现为按照一定顺序、方式和步骤来作出法律决定的过程”（注：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N·卢曼把法律程序作为一种行为系统来看待，程序即意味着选择。他说：“所谓程序，就是为了法律性决定的选择而预备的相互行为系统。”（注：N·卢曼《法社会学》，日译本，岩波书店，1977年版第158页。）
同样，在国体和政体的关系中，从现实政治生活的角度来分析，不是国体优先于政体，而是政体优先于国体，不是国体决定政体，而是政体决定国体。不同的政体必然会“选择”（即产生）出不同的国体。作为政体的权力运作程序，选择的实质是什么呢？回答是：国家权力体现着多数人的意志，权力掌握在多数人手中，还是权力体现着少数人甚至个人的意志，权力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个人手中。这是国家制度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选择。正如列宁所说：“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214页。）
总之，传统的国体和政体的关系的理论，虽然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划分国家性质的标准是不科学的。在现代更缺乏现实意义；它用抽象的国体论抹煞政体的决定价值；其在理论上的先误是轻视法律程序的价值作用；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不是国体决定政体，而是政体决定国体。
二、现代民主政体的标志
如果把国家性质划分为民主和专制两类，那么，政体也可以相应地分为两类，即分权政体和集权政体。换言之，实行分权政体的国家必然是民主制国家；实行集权政体的国家，必然是专制国家。
较为完整的分权学说和分权实践是在近代才出现的。但是应当看到，分权是人类社会管理的经验总结，是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科学和真理。在西方，分权学说源远流长，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十七世纪的英国，已发现权力分立是自由和优良政体的重大秘密。对于中国人来说，真正的分权学说，虽然是外来的洋货，但是在实践中也不是一点萌芽都没有。中国封建社会是专制社会，实行的是君主集权政体。君主握有最高的立法、司法、行政、军事等权力。但是一些开明的政治家、思想家在实践中也逐步认识到，将权力完全集中于君主一人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开始了“分权”的尝试。在唐朝，皇帝的制敕权受到严格的制约。按唐制，中书省掌制令，门下省掌审议。制敕是由中书省负责的，皇帝不能径自制敕。中书省负责草拟制敕的是中书舍人。中书舍人常按照宰相交给的“词头”（即皇帝的诏书要点）草拟制敕。值得注意的是中书舍人若认为“词头”不妥，可以封还，要求另发“词头”。中书省草拟制敕以后，交门下省审议。门下省如果有异议，可以封还重拟。没有中书出令，门下封驳，皇帝是不能发布合法诏敕的。所以当武则天违背这一立法监督制度时，宰相刘yī＠①之竟然可以批评曰：“不经凤阁鸾台（按即中书门下），何名为敕？”（注：《旧唐书·刘之传》）另外，政事堂宰相联席会议在制敕程序中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唐制，凡属皇帝制敕均需在政事堂会议上讨论通过，宰相副署并盖上“中书门下之印”，方可颁发生效。未经这番程序，而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都被认为是违反“故事”和制度的，下属机关可以不予承认。从这一意义上说，政事堂宰相联席会议是监督制敕的最高机构。所以，唐代有的皇帝违反上述立法制度，只得用“斜封墨敕”，即将其发诏敕的封袋改为斜封，所书“敕”字不敢用朱笔而是用墨笔。这虽然也能表示该项命令未经政事堂议决通过和没有“中书门下之印”，也请承认执行，但这毕竟不是堂而皇之和光明正大的合法行为。唐朝的这些规定和制度虽然不是真正的“分权”，但我们可以看到，皇帝已不能随心所欲的发布制敕法律，立法权事实上已被多个机关行使。唐朝统治者之所以实行这种制度，其原因就是总结了历代的立法经验；其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法律体现“公意”。李世民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注：《贞观政要·公平》。）所以，唐初的开明政治与其科学的制度建议是分不开的。
人类社会自从分离出政府以来，政府和公民（人民）之间就处于矛盾之中。这一矛盾主要表现为：一是如何有效地制约政府的管理权力，二是如何有效地发挥政府的管理职能。解决这一矛盾的最大准则是确保公民的“政治自由”或曰“主权在民”，解决这一矛盾的最好政制便是以分权学说为基础的政制。
上述结论已为世纪近现代中所证实。
那么，这种最好的政制的内容和精髓是什么呢？英国学者M·J·C维尔在《宪政与分权》一书中对此做了很精辟的阐述。
分权学说的第一个要素是主张将政府机构分为三个范畴，即立法机关、执行机关和司法机关。这种机构划分既是“部分地反映了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需要，也部分地反映了这样一种要求，即不同的价值应体现在不同机构的程序中，体现在代表了不同利益的分立部门中。”分权学说的这一要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西方立宪主义全部格局的核心”，是与极权主义的分水岭。“将权威分散于不同的决策中心，这是与极权主义和绝对主义相对立的。”“在极权主义国家中，国家机器的每个方面都被视为只是党派机构的延伸，并从属于党派机构。必须不断努力防止国家机器的任何组成部分发展其自己的利益，防止它在作出决定时产生一定程序的自主……极权主义国家的‘理想’就是一个单一的无所不包的政府机构。”（注：M·J·C维尔：《宪政与分权》，苏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出版，第14-15页。）
分权学说的第二个要素是认为政府有三种具体的“职能”，即立法、行政和司法的职能。它认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所有政府管理“都需要履行三种必不可少的职能，而无论这些职能是由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来完成，也不论这些职能是否分割给政府的两个或更多的机构。”这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学的真理或规律”。（注：同上书，第15页。）应当区分政府的职能和政府的任务，政府的职能最基本的是立法、行政和司法，而政府的任务就非常之多，如保持和平，修建道路，提供国防、控制货币等等。
分权学说的第三个要素是“人员分离”。它要求“政府的三个部门应多由相当分离和不同的人群组成，而且成员身份没有重叠。”光有机构和职能的分离还不够，“如果要保证自由，这些职能还必须分别握于不同的手中。”如果这样来构建政府，“那么政府的每个部门都将成为对其他部门行使专断权力的制约，以及，因为只限于行使其自身的职能，政府各部门便无法对其他部门行使不当的控制或影响。因此，对政府行使管理人民的权力就有一种制约，因为一个部门要想行使程度不当的权力，这种企图就必定会失败。”（注：同上书，第16-17页。）这一要素的进一步发展便是引进“制衡”思想，即给予每个部门一种权力，可以对其它部门行使一定的直接控制。在实践中就是授权一个部门在其他部门行使职能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如给予行政部门对立法进行否决的权力，给予立法部门以弹劾权等等。
按照上述要素来构建政府，“每个部门将对其他部门都是一个制约，没有任何一群人将能够控制国家的全部机器。”（注：同上书，第12-13页。）这样，便能确保政治自由，排除专断权力。这便是分权学说的精髓。
三、应当重视完善我国现行政体
如前所述，我国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重国体、轻政体的传统，在理论上很不注重对政体的研究，在实践中很不重视对政体的完善。这种传统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治国家的建立是极其不适应的。依笔者之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完善，根本上是建立起符合现代民主要求的优良政体。所以，重视完善我国的现行政体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在这里，有两个思想理论问题首先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
一是理想民主与现实民主，纸上宪法与现实宪法的关系。1949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仪式上，毛泽东同志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无疑是响彻云宵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宣告。同时在《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也明确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是，这些宣告和规定使许多人错误地坚信：中国人民自然站起来了，权力自然属于人民了，民主自然形成了。其实，这种认识带着浓厚的理想色彩。庄严的宣告、纸上宪法的规定、国体的确立，这是理念的表述。理念的表述并不等于现实的建立。正如列宁所说，纸上宪法与现实宪法是不能等同的。我们在理念上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但人民不可能自发地去当家作主，必须有现实的制度提供现实的途径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这种现实的制度和现实的途径，很多便是来自于政体。梁启超曾说过，变更国体是革命之任务，或阴谋家之事；变更政体是政治家之任务，是法学家之任务。所以，国体一旦确立，决不能就此满足，而要把目标定在政体的完善。这样才能使理念中的民主变为现实中的民主。
二是正确认识资产阶级的政体学识和政体实践。研究政体必然要涉及资产阶级的政体学说和政体实践，但是长期以来这事实上已成为一个思想禁区。其实，我们对资产阶级政体学说和政体实践大可不必那么害怕，应该很从容地对待它。我们应该确立这样一种认识，社会管理也是一门科学，这门科学的成果便是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固然会受到各种群体利益的影响和支配，但其中必然包含着许多反映社会管理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和真理。所以，我们不能把政治文化狭义地理解为阶级斗争之学，而应当主要理解为一门科学。西方资产阶级奉行的政体学说和政体制度根本上是人类文明和智慧的结晶，而决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人类文明和智慧的结晶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去分享。人类文明本身也是面向世界的，它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只要你愿意，它就会无尝地向你提供服务。如果你顽固地鄙夷它、排斥它、拒绝它，它不仅不会感谢你，而且会嘲笑你。
我国现在实行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几十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反映民意，人民参与管理国家、社会事务、行使政治权利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到我国现有的政体离建设民主、法治社会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许多方面有待于健全和完善。
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在长期战争环境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加之其它一些原因，长期以来，我们党历来重视核心的作用，强调核心的作用。这种传统在特殊条件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它也容易导致产生许多弊端，其突出表现就是权力过分集中。这正是我国政治生活中许多不正常现象的重要根源。对于这点，邓小平同志曾经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权力过分集中是我国政治制度中最大、最主要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就是要解决这一问题。他说：“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至一九八二年）》，第288-289页。）
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也突出表现在我国的政体之中。
我国的人大是最高权力机构，它既行使立法权，又产生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并且对它们进行监督。但是，谁对人大进行监督呢？如果人大行使权力不当，如何加以纠正呢？一个不受监督的机构是容易滋生腐败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分析欧美国家的三权分立时指出，欧美的议会既行使立法权，又行使监督权，因而往往导致议会专制。所以，他极力主张将监察权独立出来，交给另一个单独的机构去行使。
从法理学上来说，政府（广义的）权力源于人民，是由人民让予的。人民让予的权力是为了有效地行使主权。那么，人民将自己的权力让予一个机构安全呢，还是让予几个机构安全呢？正确的选择当然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因为让予一个机构，如果这个机构不听人民指挥，人民往往无能为力，吞下苦果；如果让予几个机构，让它们之间互相监督，互相制约，人民的主权必定会安全得多。
所以，我国现行政体的最大问题是缺乏权力制约。我们历来只强调分工。分工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分工与权力制约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们虽然有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分工和相应的机构，但它们之间是不平等的。人大高高在上，人大与行政机构、司法机构之间是老子和儿子的关系，这种单向的服从监督关系当然不可能形成制衡，也不可能避免一群人甚至一个人控制国家的全部机器。所以，建立权力制约的体制，是完善我国政体的着眼点，唯其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才有真正的制度保障。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礻加韦

6. 邵明的代表性成果

一、专著和教科书
独著：《民事诉讼法理研究》（“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法律科学文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独著：《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独著：《正当程序中的实现真实——民事诉讼证明法理之现代阐释》（中国法学学术丛书），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合著：《民事诉权研究》（国家教委博士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台湾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
合著：《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合著：《中国大网络全书（法学卷）》，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2003年版
合著：《证据法原理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合著：《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法律发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合著：《中国检察制度宪法基础研究》（最高人民检察院重大研究项目），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
合著：《证据法学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副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复旦博学·法学系列）（第一版和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副主编：《证据法学》（全国高等自学考试指定教材），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副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及案例教程》（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法律硕士教科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合著：《民事诉讼法学》（全国高等自学考试指定教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合著：《民事诉讼法专论》（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研究生教学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合著：《民事诉讼法》（全国成人高等教育规划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合著：《民事诉讼法》（第3版和第4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2008年版
副主编：《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生教材），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版
二、学术论文
“论社会主义法与利益分配正义”，《法商研究》1995年第5期
“简论绝对豁免主义”，《法学杂志》1995年第6期
“析撤销权的建立及其诉讼中的若干适用问题”，《安徽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试论比较法学的研究对象”，《法商研究》1996年第4期
“程序公正及其在法庭辩论中的具体运作”，《政法论坛》1996年第5期
“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成就及其发展的若干问题”，《中国法学》1998年第4期
“当事人的程序利益”，《法制现代化研究》（第4卷）1998年
“论诉的利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民事诉权理论与民事诉讼法学方法论”，《比较民事诉讼法》（2000年卷）
“诉讼标的论”，《法学家》2001年第6期
“民事诉讼行为要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民事诉讼当事人的程序基本权”，《法制日报》2002年8月18日
“民事诉讼法的宪法化”，《民商法前沿》（第1卷）
“民事纠纷及其解决机制论略”，《法学家》2002年第5期；
“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法学杂志》2003年第2期
“诉讼中的免证事实”，《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5 期
“析自由心证原则”，《人民法院报》2003年9月23日
“关于我国制定统一证据法典的思考”，《证据学论坛》（第8卷）2004年
“我们需要一部什么样的民事诉讼法典”，《诉讼法学研究》（第8卷）2005年
“论现代法治视野中的民事举证责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6 期
“民事纠纷之行政解决方式”，《人民法院报》2006年1月23日
“证据共通原理在普通共同诉讼中的适用”，《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民事之诉法理探微”，《东吴法学》（总第11卷）2006年
“民事诉讼直接言词原则研究”，《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我国检察机关在民事法领域的功能分析”，《学习与实践》2007年第7期
“现代民事再审原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论我国和谐社会中的民事调解”，《学术界》2008年第2期
“民事争讼程序基本原理论”，《法学家》2008年第2期
“透析民事诉讼的正当性”，《法制日报》2008年6月29日
“民事之诉的构成要素与诉的识别”，《人民司法》2008年第17期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述评”，日本《国际商事法务》2008年第9期
“漫谈经验法则在诉讼中的适用”，《法制日报》2008年12月14日
“民事诉权学说发展简史”，《团结》2008年第5期
“论民事诉讼证据裁判原则”，《清华法学》2009年第1期
“我国民事诉讼当事人陈述制度之‘治’”，《中外法学》2009年第2期
“论民事诉讼程序参与原则”，《法学家》2009年第3期
“析民事证明责任的减轻技术”，《东南司法评论》2009年卷
论法院民事预决事实的效力及其采用规则》，载《人民司法》2009年第10期
“宪法视野中的民事诉讼正当程序”，《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析法院职权探知主义”，《政法论坛》2009年第6期

7. 苏州大学的法律系完整介绍

王健法学院是江苏省法律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其前身为创建于1915年的东吴大学法学院。20世纪上半叶，东吴法学教育享誉海内外，时有“南东吴，北朝阳”之称。1982年苏州大学恢复法律教育，设法律系，1986年扩建为法学院。2000年，原东吴大学法学院校友王健先生出资支持法学院建设，遂改名王健法学院，成为全国第一个由海外专项基金资助的公办法学院。
法学院现有法学本科专业及法学（知识产权）方向；拥有法学一级学科硕士点授予权，下设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国际法学等9个硕士点；同时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为法律硕士培养单位。2009年6月获批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2011年3月又成功获得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授予权。目前学院有校级研究机构一个：东吴公法与比较法研究所。还拥有比较法研究所、英美法研究中心、人权研究中心等十余个院级研究机构。2009年12月被批准为“江苏省知识产权（苏州大学）人才培训基地”。2010年8月公法研究中心被确定为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法学”专业为江苏省品牌专业，“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为省级重点学科，“法理学”为国家级精品课程，“法学理论”为省级优秀课程群。自1982年以来，学院已为社会培养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专科生等各类层次的专门人才近13000余人，成为江苏省重要的法学人才培养基地，许多校友已成为国家政法部门和法学教育的中坚力量。

8. 苏州大学的法律系完整介绍

苏州大学法学院座落在“人间天堂”苏州市，东眺金鸡湖、西依大运河，与“中国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一路之隔。是江苏省法律人才培养的首要基地。苏州大学法学院渊源于前东吴大学法学院。东吴大学法学院在中国法学教育史上声名显赫，素有“南东吴，北朝阳”之盛誉。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由东吴大学、苏南文教学院和江南大学数理学院合并建立苏南师范学院（后更名为江苏师范学院），在东吴大学余址办学。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改为苏州大学，同时恢复法学教育，建立法律系。1986年，经省政府批准成立法学院，成为当时全省唯一的法科学院。苏州大学法学院弘扬了东吴大学法学院办学传统，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获得了勃勃生机。1993年行政法学成为江苏省重点学科，1994年建成行政法学硕士点，1995年获法理学硕士学位授予权。同年，被江苏省考试委员会审定为“省律师专业自学考试点”。1998年获国际经济法硕士点。并被国家教育部批准成立“宪法与行政法学”博士点，成为华东地区高校中被批准的第三个法学博士点，江苏省内高校中第一个法学博士点，以及全国省属高校中第一个法学博士点。最近法学院又获准诉讼法学硕士点，成为本院的第四个硕士点。

经过16年的发展，法学院现有法律学、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律师4个系，开设法律学、经济法、国际经济法、律师4个专业及方向。有行政法学，法理学和国际经济法3个硕士点，和宪法与行政法学1个博士点。行政法学又为江苏省重点学科。面向“21世纪中国宪法与行政法的发展”已列入国家“211工程”标志性项目。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宪法与行政法学基本理论、经济行政法（包括涉外经济行政法）、中外行政法制史比较研究，以及地方政府法制建设，显现出前瞻性、比较性和服务性的创新研究的鲜明特点。

全院现有全日制在校学生1100多人，其中研究生100多人。法学院拥有一支科研素质高，教学经验丰富的师资队伍，有数名享誉全国的法学教授，高级职称教师比例占总数的50％以上，还有一批海内外兼职教授经常活跃在教坛上。

十八年来，学院教学、科研的物资条件不断改善。现有容纳1000人上课和实验的教学大楼，面积4000多平方米。资料室藏书40000多册，中外文期刊500多种。并保存了一批完整的港台期刊和书籍，图书馆被列入国家211工程建设项目“江苏省法学文献中心”，文献将向全省开放服务。法学院还有设备齐全的微机房，配置486－586计算机70多台，以及多功能的语音室和电化教室，为教学、科研和学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法学院素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十分重视教学与科研工作。在1986年和1994年先后建立了东吴律师事务所和东吴比较法研究所，将教学、科研和司法实践融为一体。东吴律师事务所原有公正诚实、业务精湛的执业律师32人，其中高级职称律师16人，从国外及境外学成归来的律师6人。与国外及港澳地区十多家律师事务所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信誉。根据国家规定，最近该所已与法学院在行政上脱钩，但仍为法学院师生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便捷的基地与窗口。东吴比较法研究所从事中西法学的比较研究工作，进一步增强了对外的学术交流和国际协作，为法学院赢得了声誉。《东吴法学》是法学院出版的学术刊物，创刊以来得到了海内外学者的大力支持。

法学院在重视基础理论、基础知识的教学和训练的同时，十分注重开展各类生动活泼的校园及社区活动。学生会定期编制《东吴法苑》、《独角兽》等法学刊物，开展社会法律咨询服务，深受各界欢迎。

十八年的幸勤耕耘，法学院已形成以本科与研究生教学为主，普通教育与成人教育相结合，校内办学与社会联合办学相结合的多层次、多渠道的办学体系，为省内外输送了各类法律专门人才4000多人。

2000年5月，苏州大学校庆100周年之际，入籍美国的东吴大学校友王健先生回访母校，其子王嘉廉先生为其父表示对母校的报答，决定捐款1000万美元为苏州大学法学院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作出贡献。5月18日举行了王健法学院新办公楼和行政楼奠基仪式，争取在两至三年内峻工。

目前，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凭借雄厚的基础，依托“211”工程的强大后盾，以及海内外友人的全力支援与帮助，在科研、教学、为社会服务等各方面努力更上一层楼。展望未来，全院师生充满信心，决心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培养第一流的法学人才，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我们的总目标是：“努力创建全国一流、国际有影响的法学院”。

9. 苏州大学法学院在哪

苏州大学法学院

苏州大学前身是著名的东吴大学（Soochow University）。本世纪上半叶，她以法学教育享誉海内外，时有"南东吴、北朝阳"、"法官出朝阳，律师出东吴"之称。东吴大学特别是她的法学院，曾培养出一批杰出的政治、法律学者或知名人士，如费孝通、雷洁琼、孙起孟、董寅初、赵朴初、谈家侦、王宏惠、董康、杨铁梁、王绍堉、倪征×、梅汝璈、吴德熊、李浩培、吕光、桂裕、丘汉平、梁鋆立、张志让、查良鉴、查良镛（金庸）、盛振为、何世祯、马汉宝、姚淇清、陈霆悦等，堪称一时之盛。1952年院系调整时，东吴大学改名为江苏师范学院；1982年改名为苏州大学。1982年复设法律系，1986年扩建为法学院。
本院现设法律、经济法、国际经济法、律师四系，并设比较法研究所和东吴律师事务所。现有宪法与行政法学博士点1个，法理学、行政法学、国际经济法学硕士点3个。行政法学专业为省级重点学科，受省政府专项经费资助。现有正副教授18人，讲师20作人，其中有硕士以上学历或正在攻读博士学位者占近50%。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已列入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试办单位。现每年招收全日制本科生200余人，专科生30-50人，并开设了法律专业大专函授班、专业证书班、本科进修班、硕士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等多种形式的成人教育项目。自1982年以来，已为社会培养硕士生、本科生、专科生等各类专门法律人才近5000人。
长期以来，本院教师兢兢业业、努力耕耘，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先后获国家级教学奖、科研奖等3人次，获省级教学奖、科研奖等12人次，获评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人次，获评省级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2人次，7人被评为苏州大学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先后承担（主持）国家级社科研究项目5项，省级研究项目20余项，出版各类专著、教科书、译著等60余种，发表学术论文1000余篇（其中包括在海外学术刊物及国内权威刊物发表的论文50余篇）。
近年来，本院对外学术交流也有重大发展。先后有25人次赴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日本等地进修、讲学、参加学术会议、访问，邀请外籍及台港澳专家讲学70人次。行政法重点学科还与上海市人民政府行政法制研究所等实际部门开展了合作研究。
苏州大学已进入国家"211"工程，我院"现代政府法律管理"科研项目也已被列入"211"重点资助项目。本院师生员工将抓住机遇，同心同德，弘扬东吴法学传统，再创辉煌！

苏州大学专业列表

文学院
传播学 新闻学 汉语言文字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 戏剧戏曲学 文艺学 课程与教学论
美学

商学院
企业管理 金融学 会计学 农业经济管理
区域经济学 财政学 世界经济 政治经济学
工商管理硕士

教育学院
应用心理学 教育经济与管理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高等教育学
教育学原理 课程与教学论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英语语言文学 俄语语言文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政治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马克思主义哲学
伦理学 课程与教学论 中国哲学 外国哲学

法学院
法律硕士 刑法学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诉讼法学
国际法学 法学理论 法律史

社会学院
社会保障 社会学 档案学 中国近现代史
中国古代史 专门史 世界史

化学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 有机化学 分析化学 无机化学
物理化学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课程与教学论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与信息系统 信号与信息处理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医学院临床医学系
中西医结合临床 内科学 临床检验诊断学 外科学
妇产科学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肿瘤学 神经病学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麻醉学 急诊医学

数学科学学院
应用数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基础数学 计算数学
课程与教学论

药学院
药物化学

艺术学院
设计艺术学 美术学

生命科学学院
细胞生物学 遗传学 课程与教学论 免疫学（理学）
水产养殖 特种经济动物饲养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凝聚态物理 光学 理论物理
课程与教学论 材料物理与化学

放射医学与公共卫生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卫生毒理学 放射医学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生物医学工程

机电工程学院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电子工程 机械设计及理论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体育人文社会学 运动人体科学

医学院基础医学系
药理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法医学 生理学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免疫学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病原生物学

材料工程学院
服装 材料学 纺织工程 纺织化学与染整工程
纺织材料与纺织品设计

医学院临床医学儿科系
儿科学

信息光学工程、现代光学技术研究所
光学工程

苏州大学医学院的前身为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苏州医学院，至今已有90多年的办学历史。目前，学院设有基础医学系、临床医学一系（医学影像学系、护理学系）、临床医学二系、临床医学三系、临床医学四系、儿科学系等10个独立建制的教学实体系以及综合办公室、教学科研办公室和学生工作办公室。医学院拥有基础医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临床医学一级学科专业学位博士点，2个博士后流动站，共有博士学位点35个，硕士学位点52个。

学校简介

苏 州大学坐落于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古城苏州，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和江苏省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其前身为创建于1900年的东吴大学。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东吴大学与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江南大学数理系合并为苏南师范学院，同年定名为江苏师范学院，在原东吴大学校址办学。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改办为苏州大学。经教育部和江苏省省政府批准，苏州蚕桑专科学校、苏州丝绸学院、苏州医学院先后于1995年、1997年、2000年并入苏州大学。目前，苏州大学已发展为一所具有相当规模，基础较为雄厚，办学效益显著，在国内外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地方综合性大学。

一 百年来，苏州大学先后向社会输送了15多万名大学生和研究生，其中许多人已成为科学、教育、文化等各项事业中的著名学者和知名人士。原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孙起孟、雷洁琼，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董寅初，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著名的法学专家倪征日(奥) 、著名蚕桑教育家郑辟疆、著名脑外科专家和医学教育家杜子威、香港知名人士杨铁（木梁）、查良镛（金庸）、现任江苏省副省长张卫国、省政协副主席陆军；江苏省委原副书记顾浩、副省长吴锡军、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傅、周桑漪，以及谈家桢、刘建康、宋鸿钊等三十多位两院院士都是我校校友。

苏 州大学现有12个博士后流动站、6个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80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含自设专业8个)、1个一级学科专业学位博士点、204个硕士点(含自设专业8个)以及10个专业硕士学位授予点，本科专业101个，4个国家级重点学科、2个国防科工委重点学科、1个国防科工委重点建设专业点、24个省部级重点学科，9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1个省级工程中心，2个国家人才培养基地，1个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1个国家体育总局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目前，拥有各类在校生约50000人（其中研究生12100多人、本科生21000多人，成人学历教育11200多人）：教职工4000余人，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3人，双聘院士4人，教授、副教授1300余人，一支力量比较雄厚，结构比较合理的师资队伍已初步形成。

近 年来，苏州大学坚持教学和科研两个中心，在加强基础、拓宽口径、强化应用、重视实践的思想指导下，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在注重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面向地方经济主战场，加强了应用性、开发性研究，科研工作取得了累累硕果，先后获得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和国家发明奖在内的省部级以上科研奖400多项。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最新公布的数据表明，苏州大学SCI索引名列全国高校第27位。

苏 州大学现有5个校区，占地面积2368亩，建筑面积近120万平方米。学校图书资料丰富，图书馆馆藏图书388万册，中外期刊2800余种；分析测试中心、现代教育技术中心、服装中心、网络中心等设备先进；拥有为教学科研服务的苏州大学出版社。学校还编辑出版了多种学报、《国外丝绸》等刊物与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交流。

我 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为学校发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开辟了广阔途径。苏州大学积极扩大开放，与日本、法国、韩国、新加坡、德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及香港、台湾等地区的100所高校建立了校际交流关系，每年接收外国留学生、进修生1600余人来校学习汉语语言文学和其他有关专业。

近 年来，苏州大学注重依托本省，特别是苏南地区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优越的人文、地域条件，积极探索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有效途径，同时进一步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坚持走后勤社会化道路，并以此作为学校鲜明的办学特色和动力。目前，天堂学府——苏州大学正以前所未有的气魄和胆识争创国内一流综合性大学，以日新月异的姿态拥抱二十一世纪。

对,是渎墅湖那里!

10. 周光权的作品

“刑法修改的规模定位与制度设计”， 《法学》 1997⑴，P.16～20; 2.“刑法司法解释的限度”，与陈兴良合著，《法学》1997⑶，P.22～30;
“关于新刑法附则”，《公安研究》1997⑶，P.19～22;
“单位经济犯罪的刑法调控”，《中国经济时报》1997-7-22⑷。 “公众认同、诱导观念与确立忠诚——法治国家刑法基础观念的批判性重塑”，《法学研究》1998⑶，P.30～48;
“超越报应与功利主义：‘忠诚理论——对刑法正当根据的追问'”，与陈兴良合著，《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第1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P.98～114;
“困惑中的超越与超越中的困惑：从价值观角度与立法技术层面评价新刑法”，与陈兴良合著，《刑事法评论》第2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1～103;
“新刑法单位犯罪立法评说”，《法制与社会发展》1998⑵，P.33～39;
“法定刑配置的合理性探讨：刑罚攀比及其抗制”，《法律科学》1998⑷，P.43～48;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三议”，《中国经济时报》1998-4-14⑷。 量刑基准研究”，《中国法学》1999⑸，P.127～138;
“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适用”，《江海学刊》1999⑹，P.61～66;
“过失犯罪法定刑配置研究”，《四川大学学报》1999⑹，P.90～97;
“量刑情节冲突及其解决的争议问题研究”，《中外法学》1999⑷，P.120～126;
“法定刑配置模式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1999⑷，P.17～26。 “行为评价机制与犯罪成立——对犯罪构成理论的扩展性思考”，《法学研究》2000⑶，P.46～72;
“罪刑法定原则的观念障碍与立法缺陷”，《学习与探索》2000⑵，P.89～95;
“制度选择、规范信赖与秩序形成”，《刑事法评论》第5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P.147～158;
“法定刑幅度研究”，《刑法论丛》（高铭暄主编）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9月版，P.616～675;
“刑事法解释”，《刑事法总论》，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P.463～503;
“足够、合理而非确实充分：论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刑事法判解》（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P.235～252;
“中国司法改革的三个悖论”，与左卫民合著，《人民法院报》2000-11-25⑶。 “抽象性问题及其意义：对刑法领域法治立场的初步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01⑵，P.103～114;
“危险个人的确立与劳动教养立法”，《法学》2001⑸，P.28～29;
“犯罪加重构成基本问题研究”，与卢宇蓉合著，《法律科学》2001⑸，P.66～76;
“刑法学知识传统中的‘人'”，《金陵法律评论》（南京师大学报特刊）2001年第1卷，P.91～105;
“公正性：刑事司法的灵魂”，《人民法院报》2001-3-5⑶。
2002年
“侵占罪疑难问题研究”，《法学研究》2002⑶，P.124～141;
“刑法主观主义中的知识客观性”，《中外法学》2002⑴，P.45～63;
“正确对待口供”，与陈兴良合著，《刑事法判解》第5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P.419～428;
“法治视野中的刑法客观主义”，《法治：理念与制度》（高鸿钧等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P.650～725。 “刑法的公众认同”，《中国法学》2003⑴，P.116～121;
“中国刑法における单位犯罪に关する立法评価”，《名城法学》（日本名城大学法学会编），2003年3月（第52卷第4号），P.231～254;
“刑法理论应在对抗、论争中求发展”，《法商研究》2003⑶，P.14～16;
“行为无价值论的提倡”，《比较法研究》2003⑸，P.27～38;
“犯罪构成理论：关系混淆及其克服”，《政法论坛》2003⑹，P.46～53;
“犯罪构成与价值评价的关系”，《环球法律评论》2003（秋季号），P.296～302;
“刑法上的财产占有概念”，与李志强合著，《法律科学》2003⑵，P.39～47;
“刑法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融合”，《江苏社会科学》2003⑵，P.149～155;
“特殊防卫权研究”，《刑事法评论》第13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581～604;
“公权任意进入私权领域，不是执行公务”，《人民之友》2003⑴，P.29～30;
“侵犯商业秘密疑难问题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⑸，P.62～68;
“用学派论争促刑法发展”，《检察日报》2003-3-28⑶；
“危险犯的认定”，《人民法院报》2003-3-21⑶；
“罪刑法定与案件处理”，《人民法院报》2003-2-14⑶；
“因果关系的判断”，《人民法院报》2003-2-21⑶；
“期待可能性理论及其运用”，《人民法院报》2003-2-28⑶；
“财产占有与盗窃罪、侵占罪的区分”，《人民法院报》2003-3-7⑶；
“依职权论也不能任意扩大渎职罪主体范围”，《检察日报》2003-9-8⑶；
“厘清职务权限是认定职务犯罪的前提”，《检察日报》2003-9-15⑶；
“‘本犯'对认定渎职犯罪有何作用”，《检察日报》2003-9-23⑶；
“受贿后徇私舞弊原则上应当数罪并罚”，《检察日报》2003-10-8⑶；
“危害结果仍是区分渎职罪未遂与既遂标志”，《检察日报》2003-10-21⑶。 OntheGeneralPublic'sRecognitionoftheCriminalLaw,ChinaLegalScience(2004),PP.89～92.
“规范违反说的新展开”，《北大法律评论》第5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P.410～423;
“刑罚进化论：从刑事政策角度的批判”，《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⑶，P.41～48;
“‘普法'的方式”，载《清华法治论衡》（第四辑），高鸿钧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P.490～494;
“量刑规范化：可行性与难题”，《法律适用》2004⑷，P.60～63;
“当代刑法理论发展的两个基本向度”，《江海学刊》2004⑶，P.119～124;
“侵占罪认定中的关键问题”，《刑事司法指南》（总第18集），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P.37～55;
“偷窃‘天价'科研试验品行为的定性”，《法学》2004⑼，P.43～47;
“规范违反说视野中的刑罚理论”，《刑事法评论》（总第15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P.352～368;
“使用强力夺回被抢财物致歹徒受伤是否构罪”，《检察日报》2004-1-21⑶。 “结果假定发生与过失犯”，《法学研究》2005⑵，P.57～65;
“论实质的作为义务”，《中外法学》2005⑵，P.216～225;
“死刑的司法限制”，《北大法律评论》第6卷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P.400～410;
“论刑法学中的规范违反说”，《环球法律评论》2005⑵，P.166～174;
“刑法学中‘人'的观念的演变”，《法律科学》2005⑴，P.37～44;
“必须坚持刑法客观主义”，《东吴法学》2005（春季卷），P.54～80;
“无声的中国刑法学”，《清华法治论衡》（第5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P.145～165;
“指使交通肇事者逃逸应以窝藏罪定性”，《人民检察》2005年7月（下半月刊），P.19～22;
“刑法学中的因果关系和客观归责论”，《江海学刊》2005⑶，P.119～124;
“主张债权与财产犯罪的界限”，《中国案例指导》（第1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诈骗罪研究”，《刑事法判解》（第9卷），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P.1～16;
“论放任”，《政法论坛》2005⑸，P.76～83;
“从无占有意思者手中夺取财物的定性”，《法学》2005⑼，P.108～112。
2006年
违法性认识不是故意的认识要素，《中国法学》2006⑴
刑法学的西方经验与中国现实，《政法论坛》2006⑵
论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6⑸
2007年
论社会整合与刑事政策，《法学杂志》2007⑴
论主要罪过，《现代法学》2007⑵
违法性判断的独立性，《中外法学》2007⑹
2008年
违法性判断的基准与行为无价值论——兼论当代中国刑法学的立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8⑷
2009年
明知与刑事推定，《现代法学》2009⑵
犯罪构成四要件说的缺陷：实务考察，《现代法学》2009⑹
死者的占有与犯罪界限，《法学杂志》2009⑷
2010年
法条竞合的特别关系研究，《中国法学》2010⑶
量刑程序改革的实体法支撑，《法学家》2010⑵
2011年
论常识主义刑法观，《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⑴ 包括《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研究》（黄京平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刑法新问题探究》（与张明楷、黎宏共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10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