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法治

⑴ 求一篇我的法制中国梦的文章 2000字

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注定从巨变到渐进,从革命叙事到日常话语,从革命动员回归常识理性。公共权力受到全面制约,司法权力独立运行,公民权利得到切实保障,不是靠唱高调就能实现的,需要做大量扎实细致的工作。我们有理由期待现代中国法治之路越走越踏实,越走越成熟

□丁国强
高全喜等著的《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将中国的法治变迁融入了近现代历史考察。中国近现代史既是在中国与世界的冲突中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也是打破治乱循环,追寻法治价值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离不开法治观念的浸染和法治价值的构建。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演变实质上也是法治对传统中国进行改造的过程。梁启超认为“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在这种功利状态下,法治注定无法在舒缓、积淀中平和发展,这显然影响了法治的成熟完善。但是,法治作为一种价值和社会理想在消解专制、抵制独裁方面发挥了历史性作用。中国的法治之路是在西方的冲击之下而产生的文明力量。
法治是难以效仿的历史过程
在革命激进主义现代性模式下,法治话语总是在呼吁人们关注权利、秩序和日常生活。实现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的转变,法治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法治是人类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没有法治,无论是传统还是革命的成果都难以转化为现实福利。革命固然可以瓦解旧规则、旧秩序,但是,如果没有法治建设的努力,仍然难以走出静止社会。换个角度说,如果没有革命,单纯靠传统社会的缓慢变革则无法回应西方带来的现代化冲击。在来不及进行充分的理性启蒙的历史条件下,运用法治改造社会、控制社会、建设现代国家必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面临着巨大风险。费孝通有言:“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
法治的成功往往不在于法条和书本知识的完美,而在于与实际生活贴切的紧密程度。如果法治只停留在表面,而无法渗透到价值、行为和生活方式等层面,就只能是一张好看的外衣。作为一种理性之治,法治不是统治阶级的治理工具,而是整个社会迈向现代文明的过程。因此,法治是一个不可复制、难以效仿的历史过程。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是在中国与西方的权力冲突、利益冲突、文化冲突中展开的对良好社会的追求。
《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一书通过对晚清以来所开启的现代法治的古今之变的考察,对激进主义的中国现代性之路进行梳理和检讨,以确立一条更为健康合理的现代性之路。笔者认为,这一努力体现了法治的历史观。缺乏历史观是中国当下法学研究的通病。一些法学研究者喜欢将法学知识从历史背景中剥离出来,将法学知识表述嫁接到西方知识系统上,法学知识的历史性、实践性被搁置和疏淡,使得法学知识缺乏历史语境和现实考察,成为一种抽象的真理,一种无所凭依的全球化、世界化。法学本身就是民族国家政治意识生产的一部分,法学知识生产无法脱离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法治只能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没有复杂的历史过程,也就无所谓“现代法治”。
邓正来先生曾经呼吁结束受“西方现代化范式”支配的旧法学时代,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其实,追问“中国法学向何处去”首先要思考中国法学从哪里来。社会历史传统不仅决定了法治的源流和脉络,也深刻影响了法治的体系、方法和修辞。法治是历史的形成的,过分强调法律理性的非历史性势必会陷入自我认识缺失的误区。
用法治视角审视中国近现代
《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一书以法治之变来总结中国现代性的历程,从戊戌变法、晚晴立宪、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军阀政治、国民党训政到建国以后的废旧法运动、依法治国入宪,用法治视角审视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说到底是去普遍性之魅、去抽象法治之魅。任何一个国家的法治都是在曲线中发展的。作为一个后发的现代国家,中国的法治之路呈现出“冲击—反应”的特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法治完全是外部力量作用的结果。西方的现代性诱因促进了中国法治的启蒙与生长,却并不能替代中国的法治文明探索。中国的传统文明和中国人对生活秩序的理解把握依然是中国法治的基因。
法治既是一种治理技术,否定专制主义的利器,也是一种政治理想、社会价值。法治的常态是稳定的、持久的,而不是变幻的、飘忽的。有学者认为,近代中国,有变法而无法治,有变道而无治道。此种状态是历史的无奈。现代中国的发育是被动的,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也根本不可能在平和商谈中进行。变法所驱动的社会政治体制的根本转变。启蒙知识分子认识到,变法是图强无法绕开的路径。只有打破王朝更迭的循环,才能建设现代政制；只有打破“夷狄”之说,才能融入世界体系。戊戌变法、清末立宪和辛亥革命作为现代性意义的变法以激进的形式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尝试。
康梁的改革计划庞大而缺乏可行性,超出了当时社会的承受力,只能具有宣言和号召价值。晚晴新政体现了统治者企图挽救清王朝政治合法性危机的努力,吸收借鉴了西方和日本的宪政经验,原本可以勾画出一副宪政蓝图,却因清王朝缺乏立宪的诚意而成为“名义性宪政”,堵塞了在旧法统下开出现代法统的道路。
辛亥革命通过革命暴力手段构建现代共和国,却因意外和早产,而造成革命制宪的脆弱,军阀混战、帝制复辟以及党制国家的出现都损耗了“把君权换成民权”的实效。如何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良好的政府,是中国现代法治孜孜以求的探索。革命固然可以摧毁旧的政制,但只有建立日常的宪政体制才能真正实现革命的诉求。
《临时约法》以及《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制定积累了现代国家的制宪经验。创制宪法是一个现代国家最深刻的国家记忆。清帝逊位诏书将政权禅让给中华民国,用契约的方式确立共和立宪国体的合法性,其法理得失值得琢磨。宪政的目的在于限制主权者,宪政意味着人民出场,让人民来安排权力、限制权力、监督权力。
《现代中国法治之路》一书认为,临时参议院和国会参众两院以及众多议员还是多少代表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这是中国政治史的创举,由人民代表而不是君主厘定乾坤,是具有宪政意义的标志性举动。至于贿选事件所导致的人民制宪权的流产,袁世凯的帝制复辟等则反映出宪政道路之艰难。
英国法学家梅特兰说:“宪法史不应是党派史而是制度史,不应该是斗争(过程)史,而应是结果史。斗争是暂时性的,而结果则是长久的。”革命本身不是目的,通过宪政构建日常政治,约束权力,制止暴力,都是让权力、秩序回到日常状态。
《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强调,迈向现代法治必须要消除革命思维、革命逻辑,从革命文化转向法治文化,从革命法治走向常态法治。该书对1975年宪法进行个案剖析和症候分析,称它是“百年中国革命激进主义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极端表述”。宪法不应是革命的号角,它天性是与革命相对峙的,是革命的终结。回到日常政治、常态法治是社会治理的必然。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注定从巨变到渐进,从革命叙事到日常话语,从革命动员回归常识理性。公共权力受到全面制约,司法权力独立运行,公民权利得到切实保障,不是靠唱高调就能实现的,需要做大量扎实细致的工作。我们有理由期待现代中国法治之路越走越踏实,越走越成熟。

⑵ 法理学的著名著作有那些啊

大陆法理学名著有：
1、蔡定剑：国外议会及其立法程序；2、曾宪义：西方法律思想史；3、程燎原、江山 ：法治与政治权威；4、邓正来：法律与立法二元观 哈耶克法律理论的研究；5、邓正来：规则·秩序·无知——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6、邓正来：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7、付立庆：法治的声音；8、高鸿钧等：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9、龚祥瑞：西方国家司法制度；10、谷春德：西方法律思想史；11、韩大元：比较宪法学；12、何勤华：英国法律发达史；13、贺卫方：法边馀墨；14、贺卫方：具体法治；15、贺卫方：司法的理念与制度；16、贺卫方：运送正义的方式；17、黄鸣鹤：法治的罗马城；17、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18、蒋恩慈：西方法学家生平与学说评价；19、蒋先福：契约文明：法治文明的源与流；20、孔庆明：法哲学新论；21、李步云：人权法学；22、李龙：良法论；23、李龙：西方法学名著提要；24、梁治平：法辨；25、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增订本)；25、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的和谐；26、梁治平自选集；26、林端：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27、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28、刘星：法律的隐喻；29、刘星：法学作业——寻找与回忆；30、刘星：西方法学初步。

⑶ 法治的局限性

法律局限性的论证

陈卫东

【关键词】法律局限性
【全文】

毫无疑问，法律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会生活制度，已经为当今大多数现代国家所普遍接受。但正如阳光下的阴影，法律作为一种人定制度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或谓之缺陷。美国法律哲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曾指出，“法律的缺陷部分源于它所具有的守成取向，部分源于其形式结构中所固有的刚性因素，还有一部分则源于与其控制功能相关的限度”1 。笔者试通过对法律涵盖社会生活的有限性、法律对社会生活反映的延迟性、法律执行过程中的妥协性等方面的讨论，论证法律的局限性。
对于法律是否是治理社会的最佳手段问题，早在古希腊就有以柏拉图为代表的人治论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法治论之争。柏拉图认为，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而这种不平等是建立一个等级制共和国的依据。这样的共和国依靠最出色的人的自由智慧来管理，而不是靠法律来管理。人类个性的差异、人们行为的多样性、所有人类事务无休止的变化，使得无论是什么艺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制定出绝对适用于所有问题的规则。因此，“最佳的方法并不是给予法律以最高权威，而是给予明晓统治艺术、具有才智的人以最高权威。”2 。同柏拉图的"人治"理论相对立，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尽管也承认法律确实存在着缺陷，这种缺陷主要表现为"法律不能完备无遗，不能写定一切细节"，但他认为人在达到完美境界时，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离开了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性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而法律恰正是全没有感情的。因此，"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 3 。通过人治论与法治论之争——我们暂且不论两者孰优孰劣——可以看出，即使是法治论者也承认，法律无论如何细致，也不可能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本质意义上讲，法律是包含所有经济、历史、文化和其他成分的社会生活的产物和反映，而社会生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法律又具有相对稳定性特征，一部法律制定出来后不能朝令夕改。因此，相对不断发展的社会生活而言，法律一旦制定出来就已经变成了“昨天”的法律，成为社会发展的保守力量。在这一意义上，法律的局限性就表现为对社会生活反映的延迟性，它在捍卫既定秩序的同时，也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直到新生的社会力量不断强大，迫使旧有的法律体系进行修改甚至土崩瓦解。
如果说制定法是应然意义上的法律，那么落实到社会生活现实中的法律可以称之为实然意义上的法律。无论多么完备的法律仍然需要人来执行，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由于人类主观认识世界的有限性、歪曲性，法律的体系和概念本身就存在不周延性，加之各种社会利益、社会力量的干预，法律作为一门专门技术，在执行过程中往往会发生扭曲，从而违背立法的初衷。在这个层面上，法律的局限性表现为对社会现实力量的妥协。
法律的局限性本身是一个价值判断命题，它常常表现为多面性，如同莫斯科大学一位教授所说：法在自己的任何部分既可以成为自由的生命，也可以成为奴役和专横的工具；既可以成为社会利益的妥协，也可以成为压迫的手段，既可以成为秩序的基础，也可以成为空洞的宣言；既可以成为个人权利的可靠支柱，也可以使专制的暴政和无法无天的局面合法化。也许．每一种法学概念的益处和社会意义就在于通过对其他法学概念的薄弱方面的批判来阐明法本身的消极性和危险倾向。4 这是对具体法律制度的作用所作的价值评判。而我们对法律局限性的探讨，是在抽出其具体法律制度的本质属性中的价值内容之后，在一般抽象理论的层面上，将法律仅仅视为治理社会的一种方式的前提下来探讨其利弊的。
法律既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人类主观认识的产物，是人类文化的表现形式，这是法律产生、存在、变化、发展不可缺少的主客观基础。从历史长河来看，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是无限的，只要人类存在一天，这种认识就不会终止。但对历史长河中的特定社会发展阶段来讲，其认识能力和水平又是有限的。正是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这种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矛盾，成为法律局限性产生的认识论根源，法律的局限性来源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只要人类认识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的矛盾及人类社会不断变化发展进步的现实这两大导致法律局限性的主客观根据存在一天，作为它们的反映物——法律的局限性也就存在一天。因此，法律局限性可能是法理学的一个“永恒的”主题。

【注释】1. 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419页。
2. The Statesman,transl.J.B.Skemp(New York,1957),294b.转引自上书第11页。
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68页。
4.[俄]O·3·列依斯特：《三种法律思想》、《外国法译评》1993年第1期，第83页。

【论文标题】法律局限性探讨
【论文来源】《法学天地》
【论文期号】199601
【论文页号】1-5
【论文分类】法理学·法史学
【论文作者】胡水君

法律的局限性是指法律在其创制和实施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弊端和不足。它是法理学中经常被人关注的一
个问题。美国法律哲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在其名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一书中曾从法律的保守倾
向，法律的僵化形式以及法律规范控制的限制等方面分析了法律的弊端；徐国栋教授在其博士论文《民法基本
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则从法律自身属性出发把成文法局限性归结为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
模糊性及滞后性等。尽管二位学者在论述上略有不同，但他们都认为法律并非十全十美，而是有缺陷的则是不
争之事实。本文拟在以上二著的基础上，从法律的创制，法律自身及法律的运行等角度对法律的局限性进行探
讨，以资实践。
一、法律创制过程中表现出的局限性
法律的创制是立法者为分配和协调社会中的各种利益而对人们权利义务进行设定的一种活动。法律的创制
以立法者认识社会中的各种利益关系为前提。在认识论上，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可知的，人能获得关于
无限发展的物质世界的正确认识。但是，它同时也并不否认世界上存在未知之物，也不认为人获得的关于物质
世界的认识是绝对正确的。相反，它认为人的认识活动无不受到认识客体（自然客体、社会客体、精神客体）
，认识中介（认识工具、知识工具、语言工具等）以及认识主体自身的制约。因而，人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只是
对其某些领域、某些事物和某些过程的一定范围的正确把握。人对特定的具体事物也只是对其一定程度，一定
层次的近似正确的反映。这便是认识的非至上性，非终极性。这种认识论同样贯穿于立法者对社会中各种利益
关系的认识活动中。法律作为立法者创制活动的产物，也因立法者认识上的非至上性、非终极性而表现出以下
两种局限性：
1、非全真性。马克思指出：“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
”〔1 〕这句话道出法律之刻的经济根源，但它并不否认，法律是人们自觉、有意识活动的结果。从哲学上讲
，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能动地反映物质世界。因而法律就
是主观能动地参与客观的结果，它必然带有人的主观印迹。认识社会生活中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是法律创制的必
要前提，然而立法者作为认识主体，在认识上是有局限的：其一，作为认识客体的社会关系具有变动性和复杂
性，它们互相交错，杂乱难辨，并在人的需要以及满足需要的各种活动推动下不断变迁。其二，立法者在认识
上还受到其知识、阅历丰富程度、有限的生命、意识中的非理性因素以及技术条件、语言工具等的制约，其认
识能力、预见能力以及表现能力等都是有限的，其三，赋予流变的社会关系以固定的法律形式，对立法者来说
无异于以方画圆，立法者将感到困难重重，棘手无比。其四，立法者作为一定阶级的代表，总表现出一定的阶
级倾向和阶级情感。所有这些都将影响到立法者对客观的“经济关系”的正确反映。总之，法律作为设定的存
在，它不可能完全正确地体现经济关系的要求，它也不可能完全正确的地对各种社会关系施以调整，在此意义
上，法律不是始终完全正确合理的。换言之，法律是非全真的，是为法律的非全真性。
2、不周延性。 所谓法律的不周延性是指应受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没有能够完全被法律所调整。如果说
非全真性是法律在认识论上表现出的质的局限，那么不周延性则是法律在认识论上表现出的量的局限。对法律
是否具有不周延性，历来有两种看法。否定法律具有不周延性的，是为否定说。否定说以自然法学和概念法学
为代表。自然法学认为，在实在法上存在着一个无所不包的自然法体系，因而法律无所谓不周延，人们能够在
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完善的，良好的法律体系。概念法学也认为实在法律制度是“无缺陷”的，法律由
一系列不同层次的概念组成，这些概念经过逻辑演绎推理足以解决一切具体事务。肯定法律具有不周延性的，
是为肯定说。肯定说以利益法学、自由法学和社会法学为代表。他们认为任何认为法律无所不包的观点都是虚
幻的，不切实际的。他们指出，立法者认识能力有限，不可能预见将来的所有事情，即使预见到将来的一些事
情，立法者也可能由于表现手段有限而不能把它们完全纳入法律规范，因而法律必然是不周延的。肯定说与否
定说各持一端，笔者认为否定说是有失中肯的。认为靠理性能制定包容一切的法律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说人
能穷尽对整个世界的认识更是武断。同时，作为法律要素之一的概念本身就存在局限，活生生的物质世界有些
是很难用概念表达的。利益法学运动的发起者赫克就指出，任何一种实在法律制度必然是不完全的，有缺陷的
，而且根据逻辑推理过程，也并不总能从现存法律规范中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2〕历史证明， 任何想要用
法律涵盖一切社会关系的企图都注定要失败的。由于立法者认识能力和预见力的有限，立法者疏忽或出于谨慎
的考虑，人类创造的实在法很难尽善尽美，它必然是不周延的。这就是法律的不周延性，它使得应该受到法律
调整的社会关系得不到法律的调整。
二、法律自身属性上的局限性
马克思指出：“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和普遍的规范。”〔3 〕这是对法律属性的概括。法律自其产生后
，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存在，就具有其自身属性，它们体现着人们对法律的要求。但是，伴随着这些属性，法
律也表现出背离人们愿望的情况，这便是法律自身属性上的局限性。它们具体表现为法律的滞后性、不确定性
和法律形式结构的僵化性。
1、滞后性。 法律是对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的肯定，统治阶级如果不是为自
己的特殊利益是不会轻易容许废除和改变法律的。法律作为肯定现存利益关系的工具，当变更某些利益关系时
，往往遭到现有利益者的反对。这些都构成了法律发展的阻力。同时，作为一种设定人们权利义务的制度，法
律也必须具有稳定性。这是树立法律权威的必然要求。如果法律朝令夕改，极度缺乏稳定性，人们将无所适，也就无法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后果，法律的安全价值也会丧失殆尽。鉴于此，亚里士多德告诫人们宁可忍受不
合理的稳定的法律，也不要随便任意改变法律。法律必须具有稳定性，它意味着法律是一种不可以朝令夕改的
规则体系。然而，法律所调整的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却是不断发展的，而且社会关系的发展往往比法律
的变化快，立法者对此是极难作出敏锐反应的。这样便产生了法律的稳定性和社会发展的矛盾。“法律必须是
稳定的，可是它又不能静止不动。因此所有的法学家都为了协调法律稳定性和法律变迁性而苦思冥想。”〔4
〕法律的发展跟不上现实社会发展要求的这种局限性，我们把它称作法律的滞后性。其实，法律的滞后性产生
的原因还可以追溯到立法者的认识局限上。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受阶级倾向和阶级情感的影响，立法者在立法
时常排斥形式上不符合本阶级意志的东西，以致于犯“连脏水带孩子一起泼掉”的错误。我国过去较长一段时
期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便是如此，这体现到立法上往往会阻滞现实社会关系的发展。法律的滞后性
总体上是不利社会发展的。如果立法者总是只把成熟的东西才制定为法律，那么法律将只能在经验上被动地爬
行，这是不利社会发展的，国家、社会和人民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2、不确定性。法律具有稳定性，同时，法律也必须是明确的， 法律的稳定要求和明确要求共同构成法律
的确定性。“法律的确定性意味着法律规定了一定行为与一定后果之间稳定的因果关系，将人类一定行为模式
固定化，法律化了。”〔5 〕法律的确定旨在使公民的权利义务明确无误，足以让人有所适从，从而正确评价
和预测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指引人们的行为。法律的确定性也常常被人们认为是法律的一大属性，有人还将
列为法治要素之一。然而，法律的确定性的法理基础是岌岌可危的。有人甚至这样说：“人们可以原谅一位外
行关于法律确定性的信念，却不能原谅一位律师所持的这种虚假观念。”〔6 〕为什么法律又不具有确定性呢
？我们可以从法律的语言形式和法律的历史内容来分析法律的不确定性。其一，法律是以语言文字表现出来的
，而作为法律载体的语言文字本身又是有限的，有歧义的，而且其真正意义往往只在使用中才能被理解，即有
人说的“意义即用法”，鉴于此，有人甚至认为语言文字“狡黠如蛇”。既然表现法律的形式——语言文字如
此不确定，其所表现的法律内容当然也就难以确定，有时甚至模棱两可，模糊不清。其二、让我们来看一看美
国现实主义法学代表人物之一弗兰克的看法。弗兰克指出：“在很大程度上，法律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
是模糊和多样化的。”〔7〕为什么？第一， 法律所调整的人类关系变化不定；第二，人们从来没有能够制定
出一整套预料一切，包罗万象的规则。弗兰克的观点虽然带有某些“规则怀疑主义”倾向，但其说法并不是完
全没有道理。总之，尽管人们还在不断朝法律的确定性方向努力，但法律的语方形式和历史内容又使得法律的
确定性只能在有限程度上达到，法律的不确定性在所难免。这无疑会损伤法律的安全价值和法律的权威。
3、僵化性。法律的僵化性是就法律的形式结构而言的， 它由法律的普遍性引起。法律的普遍性是指法律
作为抽象性规范对在其效力范围内的主体都具有约束力。它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指法律规范的抽象性，即法
律只注意对典型的、重要的社会关系作类的调整，而舍弃个别社会关系的特殊性和次要性。二是指法律规范的
一般性，即法律对象的普遍性，法律对其调整范围内的所有人或事具有同等效力。法律的普遍性是法治的要求
，它使每一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到最低限度的自由和权利，它也防止法律变为具体命令而为某些人开专断之门。
但法律的普遍性也带来了其不利的一面。“法律始终是一种一般的陈述”，它只是由一些抽象、概括的术语所
表达的行为规则，这就使得法律在形式结构上表现出僵化性：它只能规定一般的适用条件，行为模式和法律后
果。法律是普遍的，然而法律所解决的却是特殊的、具体的案件，用概括的法律规范去处理解决各种具体的，
千差万别的行为、事件、关系，这可能吗？柏拉图认为不可能，因而他轻视法律而主张人治。法律所规定的是
社会关系的共性问题，法律所要解决的却是各富个性的单一问题，把共性适用于个性，把个性归结为共性，这
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如果说把流变复杂的事实关系上升为法律关系是立法的一大难题，那么把形式结构僵化的
法律适用于具体的单一案件则又是司法操作上的另一大难题，这种概括的、抽象的法律与具体的、特殊的现实
生活脱节的缺陷，我们可归之为法律形式结构的僵化性。
三、法律运行过程中表现出的局限性
法律的运行过程就是法律功能的发挥过程。过程的功能是法律作用于个人和社会的能力。功能与作用从不
同角度表述同一过程，就事物本身而言是指它具有什么能力，就事物与它物关系而言是指它具有什么作用。因
而法律的功能也可以说成是法律对社会生活的作用。事物的功能往往又体现一定的价值要求，法律功能的发挥
也旨在实现法律自身的价值。如果法律达不到既定的价值目标，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那么我们说法律在功能
上是有局限的。法律的功能象其它事物的功能一样，受到其自身要素的性质、数量及其结构体系的决定，从而
也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这也就是法律运行过程中表现出的局限性。下面从法律的规范功能、组织功能、阶级
统治功能上对此逐一加以剖析。
1、法律的行为规范功能上的局限性。 法律的行为规范功能是指法律对社会关系中的个人行为的作用和影
响。它通过评价、指引、预测、保护、强制、思想教育等方法和途径来完成。由于法律自身属性上的局限以及
社会系统结构对法律功能的决定，法律的行为规范功能往往受到限制。具体表现在：其一，法律的不周延性、
不确定性使得法律评价、指引、预测人们行为及其后果的作用难以实现。法律的非全真性、滞后性也使其难以
全面保护人们的权利和自由。这里着重谈一下法律形式结构的僵化性对法律功能正确发挥的影响。如前所述，
法律是普遍的，法律为所有人都设定一个硬性标准，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在这一点上，法律形式上是正义的。
但是，社会生活千差万别，把普遍的硬性标准一律加于不同情况，又难免会丧失法律的正义价值。比如：违反
某规定将受到罚款1000元的处罚，这对某些贫穷的农民来说，无疑过于苛刻，而对某些富裕者而言，1000元的
罚款不过是九牛之一毛，这无异于赋予了那些富裕阶层某些特权。公平、正义要求同等情况同等对待，不同况不同处理，然而“任何权利都是把同一标准运用在不同的人上、运用在事实上各不相同、各不等同的人身上
，因而“平等权利就是不平等、就是不公平”〔8〕。其二，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调整方式， 它是社会调
整系统中的一个构成要素，其功能又受到其它社会调整方式和整个社会调整系统的制约和影响。法律规范必须
与其它社会规范（如道德规范、社团规范、习惯等）相配合、相协调，其功能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比如：法
律是训诫，不是劝说，它通过强制性的外在法律形式规范人们的外在行为，因而，法律只能对人们的外在行为
产生作用和影响，它不能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这就需要道德的辅助与补充。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法律
不是万能的，法律的功能是有限度的，在某些情况下，它还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公正性。
2、法律的社会组织功能上的局限性
法律是由各种性质、对象、效力不同的规范建构起来的有机结构体系，它除了具有规范人们的一般行为功
能外，还担负着巨大的社会组织功能。法律的社会组织功能就是通过法律有计划的社会中各种不同的要素或部
分组合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社会关系客观上需要法律对之施以一定的调整，以摆脱单纯的偶然性和任意性
，在秩序中求进步。但社会关系对法律调整的需要又有质和量上有限度。如果法律对社会关系给予过多或过大
的干预，就会把管理变为限控，束缚社会关系的发展，导致社会系统的超组织性；如果法律对社会关系的干予
过少或不力，又会使法律秩序达不到社会的要求，使社会生活缺乏组织性。无论是超组织性还是缺乏组织性，
都不利于社会发展。现代社会由于社会事务纷繁复杂，法律的社会组织功能大多体现在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中
，因而社会关系对法律调整质和量上的需求限度常集中表现为国家赋予行政机关权力的质和量的限度。行政机
关权力过小，社会秩序将得不到有效维护，人民权利也得不到保障；行政机关权力过大，往往又会侵害公民的
正当权利，影响社会关系的有效发展。这一点在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我国以前的单一
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控制得过多、过死，故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市场主体的积极性，限制了市场的正
常运行，社会经济发展也受到一定限制。当前，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运用法律手段对经济的宏观
调控同样要适度。法律作为上层建筑，始终应为其经济基础服务，应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发挥其组织功能
，然而，人们对社会经济关系的客观需要往往是难以恰当把握的，因而，法律在社会组织功能上也就常表现出
在某些领域的超组织性和缺乏组织性。
3、法律的阶级统治功能上的局限性
法律是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共同意志的体现，当然具有阶级统治的功能。和法律的社会组织功能一样，法
律的阶级统治功能的发挥也应有个限度。它依一国阶级斗争状况而定，否则，超过限度必将产生诸多弊端。一
，法律的社会组织功能和法律的阶级统治功能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应有所侧重。在阶级斗争表现很突出的时
期，法律的阶级统治功能应加强；在和平的大气候下，在阶级斗争表现缓和的时期，则应加强法律的社会组织
功能。如果在任何时期都不合时宜地突出法律的阶级统治功能，这不仅会破坏人类社会的整体文明，而且会阻
滞统治阶级的经济基础的发展。其二，阶级统治的对象是敌人，而非人民，如果在广在的人民内部也实行阶级
统治，这显然又是错误的。其三、法律作为一种制度，应当是相对独立的，在一个法治国家，法律应具有权威
性，任何集团、机关和个人无不处在法律的权威之下。但法律的阶级统治功能又常常会突出法律的政治因素，
有些时候甚至会使法律从属于政治，这对法治是极其有害的。同时，法律作为一定价值的载体，总追求着法律
自身内在的价值，但统治阶级的意志必总与这些价值相一致，当无知、邪恶的阶级利用法律来为少数统治者谋
利益时，人类共同价值又将会丧失殆尽。
注释：
〔1〕《马恩全集》第4卷P122
〔2 〕E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厦出版社1987年版P137
〔3〕《马恩全集》第1卷P71
〔4〕〔美〕罗斯科·庞德《法律史解释》华厦出版社1989年版P1
〔5 〕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之克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P136
〔6〕张乃根《西方法哲史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P291
〔7〕张乃根《西方法哲史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P291
〔8〕《列宁选集》第1卷P250
（作者单位：中南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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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法律专业学生必读书目有哪些

外国部分：
1、[美]约翰·麦·赞恩：《法律的故事》
2、[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必看）
3、[美]博西格诺等著，《法律之门》
中国部分:
4、刘星：《法律是什么》
5、费孝通：《乡土中国》
B:基础性书目（掌握法学范畴，通晓法史演进）
外国部分：
6、[英]哈特著：《法律的概念》
7、[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8、[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9、[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必看）
10、[英]梅因:《古代法》
中国部分：
11、谢晖:《法学范畴的矛盾辨思》
C:拓展性书目（明晰分权学说，把握法治理论）
外国部分：
12、[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必看）
13、[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
14、[英]霍布斯：《利维坦》（必看）
中国部分：
15、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16、谢晖：《法治讲演录》（必看）
D:部门法经典书目推介：
17、[意]贝卡里亚著：《论犯罪与刑罚》
18、周枬：《罗马法原论》（必看）
E:法典推介
19、《法国民法典》（拿破仑民法典）（必看）
20、《唐律疏议》
其他关于法律的经典书目
柏拉图《理想国》
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
伯尔曼《法律与革命》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

⑸ 论述我国审判监督程序的主要内容及改革思路

审判监督在我国现有的司法实践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我国目前审判监督程序中本身存在的矛盾和缺陷严重的制约和影响审判监督职能的充分发挥，使审判监督程序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混乱，其主要表现有：启动机制混乱，再审事由无限制，审级的无限定问题，审理程序及再审范围的无限定性，对审查方式、处理结果、期限等均未加以规定，申请再审的权利义务内容不明确等等。笔者由此而展开改革的必要性，改革势在必行，并对于审判监督程序目前存在混乱的根源进行探讨，认定其根源就是保障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利与维护生效裁判稳定性的矛盾以及申请再审的当事人主义与再审提起的职权主义的矛盾，这两对矛盾如果无法得到解决，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将无法彻底进行。为此笔者探讨了再审程序的价值取向问题，认定程序公正、程序效益和程序安定是再审程序的价值取向。要实现再审程序的价值目标，笔者建议应首先确定权利义务相对应的申请再审权及构建以公正、效率、效益为价值目标的科学的审判监督和诉权保障机制, 改革和完善申请再审程序，完善再审的启动程序，科学构建起再审的事由，实行审级监督，对民事、行政案件实行再审申请预收费制度等。并建立有限的“三审终审制”。
一、现实的困惑
“审判监督程序就是指对判决、裁定或调解协议已经发生效力的案件提起再行审理以及人民法院依法对这些案件进行再行审理的程序。”①审判监督程序作为司法补救程序，是一种特别的审判程序。除少数由检察机关、上级法院或本院依职权提起再审外，审判监督案件多数是由当事人申请再审引起的，因此在事实上包含着两个程序：再审申请复查程序和再审程序。整个审判监督程序过程可以简单的表述为：申请再审――申请再审审查――决定再审(或予以驳回)――再审。可见从申请再审审查到再审，是一个前后衔接的完整过程。申请再审是前置程序，再审程序是后续程序，因此，申请再审程序实质上是审判监督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申请再审工作也是审判监督工作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我国诉讼法上的粗放和简约，造成再审程序立法的真空，导致复查程序存在法律盲区，加上再审程序启动和运作上的问题，造成一方面申请再审难，审查工作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又“终而不终”，无限再审的尴尬局面，以致法院裁判的权威性、法律的严肃性严重受损，并因此损害社会主义国家及法制形象。
二、程序缺陷和弊端的具体体现
再审程序设立以来，在司法公正、实现法律统一、纠正冤假错案、维护司法权威和社会正义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在再审启动上强调了国家干预权，忽视了当事人处分权，在事实认定上追求客观真实，忽视了法律事实；在纠错上，注意实体公正，忽视程序公正，从而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了以下几种弊端。
1. 启动机制混乱
在法律上并没有严格限制再审主体的启动。根据我国现行诉讼法的规定，再审程序除基于当事人申请再审发生外， 还可以基于法院、检察院的职权发生。“这在西方国家仅规定当事人有权提起再审，法院和检察院一般不成为引发再审程序发生的主体。”②但是我国人民法院及相关机关则被赋予了相当大的职权，法院、检察院可以在当事人未提出申请的情况下主动依职权提起再审，而且无时间限制，明显带有国家干预的色彩，将公权利随意介入了私权利之中。这不仅忽视了对当事人是否通过再审以维护自己权益之决定权的尊重，而且也缺乏对当事人放弃上诉权及其产生的法律后果之意思自治的尊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国家更注重个人权利的今天，此等规定是极不科学的，应当尽快予以修正。
2. 再审事由无限制
再审事由过于原则和笼统，司法过程中不便把握。民诉法第179条列举了当事人应当提出抗诉的五种情形，包括出现新的证据、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枉法裁判等。第185条列举了检察院应当提出抗诉的四种情形，仅比前者少了出现新的证据这一情形。第177条规定法院提起再审只要认为裁判“确有错误”，至于是哪方面错误，错误程度如何，均由法院自由裁量。在实践中，只要是生效裁判稍有错误，便被认为是启动再审的理由，甚至只要有点点瑕疵的生效裁判都可能被多次再审。
3. 审级的无限定问题
据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对于已生效的判决可以向原审法院提出再审，也可以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本院的上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都有权发动再审程序，最高人民检察院、上级人民检察院、同级人民检察院也都有权直接或间接的启动再审程序。”①
因此法律对于再审案件应有哪一级法院管辖规定不清楚，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 再审案件级别管辖不明。不仅原审法院可以管辖受理，而且，上级法院以及最高法院可以同时复查甚至再审，这种现象经常发生；（2）再审抗诉管辖不明。特别法检时常发生冲突的法律问题。《民事诉讼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按理说，同抗同审应无异议，受理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直接审理同级检察院提出的抗诉。但由于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皆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所以司法实践中，多数采用了上抗下审的做法，但也不排除同抗同审的可能，这种管辖的极具不明朗性。
4． 审理程序及再审范围的无限定性
现行中的民事诉讼法除了第一百八十四条外，对再审的审理程序和裁判程序并无专门性规定。三大诉讼法对再审案件的审理程序规定了两种：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如果原审是按照一审程序审理则再审也应按照一审程序审理；原审是按照二审程序审理的则再审依二审程序来审理。这一规定，未加考虑再审程序的特殊性，从而使司法实践中的再审审理杂乱无章，既不同于原一审程序，也不同于二审程序。民事诉讼法简单地按照一审或二审程序不可能包罗再审的所有法律问题。例如按一审程序审理的案件，能否追加当事人的问题；原告能否变更诉讼请求，被告能否反诉的问题；原告经合法传唤无不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允许中途退庭能否按撤诉处理的问题；维持或撤消原判如何适用法律问题，按照二审程序提审的案件能否发回重审的问题等等，都无相关法律规定。
5. 对审查方式、处理结果、期限等均未加以规定
申请再审的审查方式主要是法院在受理申请再审后，调取原审卷宗依职权进行调查的方式。申请再审程序是法官背着当事人对案件的调查为主线而展开的活动。其中法官负有案件真相的职责。因此审查方式上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再审法官易先入为主，违背了当事人处分原则，弱化了再审开庭的庭审功能，审判方式不公开，申请再审审查结束后以通知的形式驳回再审申请，体现不了审判机关行使审判权的法律特性，也体现不了法院作为审判机关的权威性与严肃性。
当事人可以依据审判监督程序引起再审，再审裁判生效后，还可以依审判监督程序再再审，如“湖南长沙市某法院发生一起案件诉讼十八年，裁判二十次，法院反复再审多次，最后再审维持原初审判决的事例。①“现行民事诉讼法对申诉的期限未作限制意味着当事人终身的申请权”。②
6. 申请再审的权利义务内容不明确
按照我国三大诉讼法对申请再审之诉的法律规定，只要对于生效判决提出再审申请，就应该必然地引起再审的审查程序，这是再审区别于一般申诉的标志。但在现实中，申请再审提出后，也不必然引起复查程序的立案，或者是立案后并未及时的开展审查工作，使申请再审人的申请再审权利得不到实质上的保障。另一方面，也并未相应地明确与申请再审权利相对应的诉讼义务。对申请再审人怎样行使其诉讼权利，其诉讼权利的行使应受到如何的限制和约束，都未规定，导致再审申请人随意、滥用再审权，甚至无限申诉，违反了程序的安定性与裁判的既判力。
三、困惑或矛盾的根源
申请再审之诉作为诉权得以确立，本是现代诉讼立法的一大进步，而这种诉权的确立，必须要有相应的严格的、科学的制度加以保障，否则，只能使申请再审之诉流于形式。我国现行的再审程序立法，相对于一、二审程序立法而言较为混乱，这种混乱的原因是申请再审权利及其保障程序设置上的缺陷，加上再审启动机制混乱，造成了立法规则上的不和谐和冲突。一方面当事人申请再审难，另一方面又容易引起对生效裁判所谓公正性和稳定性之间把握的平衡，最终导致了司法实践中程序运作混乱和操作困难。“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无疑应当限定较为严格的条件，因为再审毕竟不是一个独立的审级，要稳定生效裁判的效力，就必须防止再审程序通常应当由当事人提起。”可见，现行审判监督制度这种两难困境和难以调和的冲突根本原因，在于保障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利与维护生效裁判稳定性的矛盾以及申请再审的当事人主义与再审提起的职权主义的矛盾，这两对矛盾如果无法得到解决，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将无法彻底进行。
四、重构再审程序的价值取向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诉讼法与实体法的相互关系被经典地界定为‘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在这种认识论的指导下，在理论层面上表现为极端化的‘程序工具主义’。而在司法实践中表现为‘重实体、轻程序’的程序虚无主义。”①
极端地坚持程序虚无主义的观点，其后果往往是承认甚至鼓励裁判者为实现正确结果而不择手段――不考虑法律程序本身的正当性、公正性、合法性。“法律程序既然只是为了实现裁判结果的正确性而存在，那么也同样可以为这一目的而牺牲，这也是从程序工具主义理论中可以得出的一个必然结论。”②
(一) 再审程序的价值取向
“任何值得被称之为法律的制度，必须关注某些超越特定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相对性的基本价值”③对于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的取向，近年来不少学者从程序公正和诉讼效益的角度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并已达成了某些共识，也有学者提出了“程序安定也是民事诉讼价值的取向，甚至提出在法的价值序列中，法的安定性优于正义和其他价值”④
1. 程序公正
“博登海默将正义表述为有着一张普洛透斯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⑤公正在传统法理学中被认为法律的唯一目标或功利价值。关于程序公正的内容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述，他们的回答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程序公正的基本内容。“但是程序公正的观念和标准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它们要与特定时代和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状况相适应，并受制于一个社会的法律传统，人们很难提出一种普遍适用于所有时代和社会的公正理想。”⑥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否认，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民事诉讼程序主体对程序本身的需求具有某种共同性的因素，我们可以归纳为“法官中立原则”、“当事人处分原则”、“当事人平等原则”、“程序参与原则”、“程序公开原则”等。
2．程序效益
效益本身作为一个经济学术语，只涉及纯经济学的内容，其所回答是一个资源有限的社会，应如何进行理性的选择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以来，诉讼立法同社会经济生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以至于无法拒绝受经济功利规则的影响和支配。经济分析原理与诉讼法律关系之间的融合导致了诉讼成本与诉讼效益观的产生。波斯纳将经济学看做是一种理性选择理论，即诉讼所达到的理性选择。就是以最小可能的资源化费来达到预期目的的理性选择，从而将节省下来的资源用于经济系统的其他领域。“程序效益的内涵就仅仅及于其经济价值的体系，从民事诉讼的角度，程序效益所要考究的是尽可能以最小成本投入获得最大的诉讼效益”。①
“司法本身是一种时间和资源有限性的工作，它必须遵循法律的正当程序，而不允许当事人无限制地收集和提交证据，给法院并一遍又一遍地要求法院进行审理。”②
我们应当重新设计再审程序和司法实践中程序效益原则，应当始终注意把握。作为再审，必然要消耗相当的物力、人力、财力以及时间资源。这些资源的消耗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不必要的，也是可以避免的。从公正的角度上来讲，对于错误的裁判应当予以纠正，但从效益的角度来看，“实现公正要以最小的投入来保障，而现行诉讼法忽略了程序的效益，重要的表现在于判决缺乏终局性，启动再审主体过多，时间上的限制也不严格，无休止的诉讼反映了也刺激了对法院决定的不尊重，从而严重削弱了法院体系的效率。”③
3． 程序安定
程序安定的价值往往被归纳为程序公正的范畴，博登海默就在讨论正义与安全时称：“尽管有着秩序无需要的讨论中，我们把安全需求的问题置于中心地位，但是人们却始终只是把安全视为实现正义的价值的一个相关因素而已”。④“程序安定与程序公正的效益有相互重合的部分，但从根本上来说，程序安定是诉讼制度独立的价值取向。”⑤如果法律秩序不表现为一种安全秩序,那么它根本不能算是法律,因此我们认为,如果法律程序不安定,那么它就不是一种程序,当然也就谈不上程序公正和效益,因此程序安定是诉讼制度的首要价值取向。
程序的安定性包含两个层次的安定,即程序规范安定和程序运作的安定,其基本要素包括程序的有序性、程序的不可逆性、程序的终结性、程序的法定性。程序安定要求，终审判决一旦作出，不能随意地重新启动程序，对该案件重新审理或撤销该判决。这不仅能够充分地维护司法的权威和法律的权威，而且也可以确保各方及时地摆脱讼累。“判决一旦做出，法官就不再是法官，既使法官从他处理的争议中摆脱出来”。①当事人也从侵扰中恢复安宁和自由。“如果一种争端解决程序总是因同一事项而被反复启动，它是不能成为程序的”。②
我国再审程序启动具有多主体性及申诉无限性,正是由于启动主体范围过宽,使得再审启动是一种无序的状态。导致再审程序的频繁启动，终审判决没有什么既判力。不仅当事人不对其信服，而且也造成其他人丧失了对法律的信仰。在现代社会里,维护法的安定性和法律和平是法治原则导出的必然结果。这就要求每一纷争都应获得终局的解决,并且为避免统一纷争反复诉诸法院,重复进行诉讼程序及做出相互矛盾的裁判。
(二) 再审程序价值目标的实现
审判监督工作的改革的切入点必须首先确定权利义务相对应的申请再审权。切实保障申请再审权,只有这样才能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功效。法理学理论告诉我们,真正意义上的权利,必然有其相对应的义务,权利和义务不可分离,因此在设定申请再审权,同时必须同时明确与之相对应的诉讼义务,如规定申请再审的范围,提出机关、提出的次数、时限及其它诉讼义务,是申请再审的权利义务完整地有机统一。
其次,构建科学的审判监督和诉权保障机制,须以公正、效率、效益为价值目标,并最大限度保护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益乃至实体效益。要实现诉讼公正,必须从立法上实现程序公正。主要是健全再审的启动和运作机制，构建科学的法定再审事由，以防止再审程序被轻易提起，维护终审裁判的既判力和稳定性。
1． 完善再审的启动程序
（1） 取消法院依职权发动再审的规定。
其理由是一：从理论上讲，法院依职权决定再审违背了“不告不理”的原则。因为法官在诉讼中的中立裁判角色决定其在启动程序方面只能是消极的、被动的。否则，则与一方当事人无异。因为启动再审程序的当事人都是有诉须审的，与对方当事人是成对立关系的，所以法院在启动再审的同时也就丧失了中立裁判的立场，使三角的诉讼结构蜕变成了线形结构。这样做，不仅违反了民事诉讼中的处分原则，也有悖于民事诉讼的目的。其二，就是从国外大多数国家的规定看，很少有法院作为再审主体的规定。法院只能根据当事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和程序才能启动再审程序，才能有效地维护终审裁判的既判力。
（2） 限制人民检察院抗诉案件的范围
关于人民检察院对民事案件的抗诉权，理论界争议很大。有人主张取消检察机关的抗诉权，其主要理由就是检察机关对民事案件进行抗诉“师出无名”，违反了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处分之原则。对此，笔者虽有同感，但也不完全赞同。
检察机关仅仅基于一方当事人的一面之词而提出抗诉的话，不仅有悖于程序公正的要求而且从深层次上讲还损害了民事诉讼当事人双方诉讼地位平等和诉讼权力平等的基本准则。检察机关针对一般民事案件的提起抗诉违背了民事诉讼中的处分权原则。其次，检察机关对一般民事案件提起抗诉容易打破当事人双方平等对抗的格局。所以笔者认为应当取消检察机关对一般民事案件的抗诉权。但检察机关毕竟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并负有法律监督职责。因此检察机关不应过多介入私法领域的民商事审判，除非案件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或者发现法官有枉法裁判行为。
（3） 取消申诉制度，开放再审程序，强化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利。
申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民主权利，无时效限制。申请再审是一项诉讼权利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如不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再审申请，以后将无权请求再审。目前申诉已经被很多人无休止地用到法律领域，且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所以笔者建议取消申诉制度。同时，长期以来，民事当事人的民事申请再审权一直得不到应有的对待，甚至受到轻视，所以要加强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程序保障，开放再审程序，即凡是当事人认为生效判决有误并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了再审申请，只要该申请符合法定情形，人民法院就应当立案受理。
2． 科学构建起再审的事由
程序正义是立法者在程序设置、司法者在程序操作过程中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而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再审理由规定的一个缺陷就是忽视了程序正义的独立性。目前法律界对于如何稳定裁判的既判力，防止再审提起的随意性，维护司法的权威问题各抒己见，见仁见智，但对再审法定事由质疑最多。有专家指出，我国诉讼法虽然规定了几种当事人申诉或申请再审的情形，但这几种情形涉及到证据的事实、法律、程序等各个方向，几乎囊括了与案件相关所有问题。而且表述笼统，不具有可操作性，无法达到规范再审标准和再审标准和限制再审的目的。
审判监督阶段的事实审查，并不是审查这些证据能否成一定的法律事实，而是对已认定的案件事实是否符合证据规则进行判断，即以原裁判作出时所收集到并经质证的证据为限，对原裁判的事实认定的准确性进行评判。显然比一、二审程序来对证据的标准的要求应进一步降低，即原判所认定的法律事实主要证据不足的，才能应申请再审人的申请予以再审，而把那些事实难以查清，尚存争议的案件排除在再审之外，避免随意再审改判；另外原终审结束后出现所谓“新证据”，当然不能成为再审事由。这不但是对二审终审的直接违反，也与举证时效制度相抵触，对这种新出现的证据，可引导当事人以新出现的事实另行起诉。当然认定是事实也有怎样适用程序法的问题，但比使用实体法的要规范的多。对原裁判的事实认定，存在着一个是非对错的判断标准问题。当然也就要求建立相当健全的证据法律制度，从立法上确保程序公正的法律基础，故应当把提起再审的事限定在对原判的认定事实和程序的问题上，这样就把再审的法定事由建立在具有较为明确的标准的基础上，使之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以便于司法实践中准确地把握应用。笔者以为，再审的法定事由一般可归纳为再审的程序事由和实体事由。有关程序方面的法定事由有依法应公开审理的案件未公开审理、未经开庭审理而作出判决、审理本案的审判人员、书记员应当回避而未回避、审判组织不合法、当事人未经合法代理、违反管辖规定的等。实体事由主要有作为裁判基础的主要证据是虚假的或不真实的、作为裁判依据的另一裁判或行政机关的决定已被撤消、本案裁判与另一在其前生效的判决、裁定相抵触、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且足以影响裁判公正的等等。
3． 审判监督程序必须实行审级监督，改变目前实行的内部监督的模式。
审判监督程序的根本性能在于纠错。但是目前所实行的由内部的审判监督机构对本院已生效的判决进行审判监督的内部监督机制是难以实现这一功能的。现行再审程序下，再审案件的管辖是不清晰的。就申请再审而言，上下级法院就同一案件同时进行再审的情形，并不鲜见。就抗诉再审而言，是同抗同诉还是上抗下审，也都一直存在争议。所以，我们必须对再审案件的管辖作一统一规定。“审判独立的根本就是保证法官在不受外界限制、影响、压力的情况下，根据庭审认定的事实和其对法律的理解自由做出裁判，如果允许乃至对法院裁判是否正确进行法律效果的评判，必然导致法官产生担扰、畏惧乃至服从，依附心理危机审判独立。”①这种内部机构监督是法官也放不开手脚，所以这种监督的结果也缺乏司法的权威性，不复合诉讼的本质规律，只有审级监督才能体现权威性、严肃性、公正性，况且如前所说，对从事审判监督工作的法官来说，改判本院的案件就意味着压力，情感上也不愿改判案件。所以，笔者以为，再审案件由作出生效裁判的上一级法院管辖并审理较为合适。这样从审判监督角度上，还是从心理学讲都是比较科学的。
4． 民事、行政案件实行再审申请预收费制度，这是遏制申请再审无序状态的有效途径。
所谓收受理费，待案件处理后，如果结果是驳回再审申请的，则费用不予退还，以惩戒其滥用申请再审权的行为；如果结果是申请再审有理，案件被改判的则法院会把这项费用如数退还给申请再审人，把申请再审收费作为申请再审人的一种诉讼义务。加以制度化规定下来，对于当事人而言，申请再审之诉是自己的诉讼权利，而且还必须承担相应的诉讼义务，从而使起更珍惜自己拥有的权利，切实有效地减少无理缠讼和滥用申请再审权利的现象。况且在司法实践中，90%左右的申请再审案件经审查后确认原裁判正确，驳回再审申请，办理这类案件也要花费人力、物力、财力对申请人收取一定的费用是合理的、应该的，也可以增强办案人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五、结语
通过对我国现行审判监督程序的现实和理论的检讨以及重构再审程序的价值取向的分析，我们在重构时应充分考虑在再审设计与运行中注入程序公正、效益、安定的程序价值。同时应考虑到“中国需要又在一系列基本原则、概念和形式上能够与现代世界各国法律衔接的而又具有自己的法理的法律。这种法律能够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下，在适应发展的前提下处理的一般与本土的关系。”①
但是，审判监督程序既是一“人为制度”，就难以摆脱人类制度固有的局限性。完善再审程序应当比较完美地实现法的安定性与法的真实性之间的统一。再审是对既判力的挑战，也是对诉讼中不诚实信用行为的惩罚。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相信在公正阳光的照耀下，秩序雨露的滋润下，效益春风的吹拂下成长。相信不久的将来，审判监督程序必定会是一个合理有序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张卫平主编《民事诉讼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2、陈桂明著《诉讼公正与程序保障》，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4、高洪宾著《审判监督与司法权威》载《人民司法》2001年第一期
5、马庆文著《诉讼十八年，裁判二十次》，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
6、田平安主编《民事诉讼改革热点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
7、陈瑞华著《程序正义论纲》转载陈光中主编《诉讼法论丛》（第十卷）法律出版社1998版
8、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9、陈桂明著《程序理念与程序规则》，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10、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1、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2、沈达明著《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上册）中信出版社1991年版，
13、陈瑞华《通过法律实现正义》载《北大法律评论》第一卷，第一期，
14、常怡《审判监督与审判独立》载《诉讼法学新探》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15、宋冰《程序、正义、现代化---外国法学家在华讲演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⑹ 王立峰的学术成果

1.唯一作者：《中国传统法政文化的演变：以儒法思想的互动为研究路径》，《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2.唯一作者：《高校跨学科专业存在的问题及一般对策》，《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1年第3期。
3.唯一作者：《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模式：自主、嵌入抑或交叉？——评马罗·赞姆伯尼的<法律与政治：当代法学理论的困局>》，《国外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4.唯一作者：《司法正义理念的溯源及证成》，《齐鲁学刊》，2011年第2期。
5.唯一作者：《行政自制理论视阙下的“行政三分制”：以深圳市行政体制改革为例》，《中州学刊》，2010年第1期。
6.唯一作者：《大部制改革背景下行政三分制改革实践：以深圳市综合改革为视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研讨会暨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第20届年会论文集》，2010年2月。
7.唯一作者：《教育公平与政府责任的反思：以责任法治化为路径》，《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3期。《人大期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2010年第6期。
8.唯一作者：《法律正义：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石》，《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4期。
9.唯一作者：《司法正义的理念与实现》，《科学·经济·社会》，2010年第2期。
10.唯一作者：《行政三分制的行政法治契合》，《长白学刊》，2009年第6期。
11.第二作者：《行政法治视域下的教育公平与政府责任》，《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5期。
12.唯一作者：《论和谐社会与法治政府的构建》，载于张文显、徐显明主编：《全球化背景下东亚的法治与和谐——第七届东亚法哲学大会学术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版。
13.唯一作者：《和谐社会视阈下的法治政府》，《当代法学》，2008年第4期。
14.唯一作者：《行政强制法的制度博弈和价值定位——基于“平衡论”的视角》，《长白学刊》，2008年第3期。
15.唯一作者：《论法治型政府的构建》，《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16.第一作者：《法律合法性的批判与超越——韦伯与哈贝马斯的法政治学思想比较》，《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3期。
17.专著：《高校法治的理论证成》，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8.唯一作者：《高校公共安全的法律维度——来自法哲学视域的观照》，《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教版）》，2008年第2期。
19.唯一作者：《高校法治建设研究》，中山大学法学院编：《中山大学法律评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20.唯一作者：《解读高校法治,保障高校和谐与稳定》，《行政与法》，2007年第9期。
21.唯一作者：《高校公共安全法律机制的理论证成——以公共安全的内涵为视角》，《西南科技大学（高教研究）》，2007年第3期。
22.唯一作者：《高校教师权利与义务的法治新解读》，《行政与法》，2006年第4期。
23.唯一作者：《高校权力的法治观照》，《复旦教育论坛》，2006年第1期。
24.唯一作者：《法治型政府论纲》，服务型、责任型、法制型政府建设论文集（《吉林政报》2006·理论专刊），2006年10月。
25. 唯一作者：《权力的权利化—建构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一种视角》，载邓正来主编：《法律与中国》，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6.唯一作者：《教育公平与政府责任的法学审视》，载《“社会公正与政府责任”国际学术研究会论文集》，2006年9月。
27.唯一作者：《高校教师权利与义务的法哲学观照》，《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教版）》，2006年第1期。
28.唯一作者：《排除犯罪之职务行为研究》，《重庆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29.第二作者：《论“严打”与我国基本刑事政策》，《行政与法》，2002年第2期。
30.第一作者：《“事实婚姻”的重新认定》，《当代法学》，2002年第2期。
31.参编：《高校公共安全的法制建设》，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32.参编：《高校公共安全法律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3.参编：《新时期维护高校稳定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4.参编：《公务员必读》，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
35.参编：《高校法治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⑺ 哲学与法学的关系探析

哲学与法学的关系探析

哲学与法学的演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变化过程。下文是对哲学与法学的关系探讨论文。

摘要 ：随着高中学习的不断深入，我对哲学和法学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首先，在早期的法学发展中，它是哲学理念的一部分。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法学是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直到18世纪末，法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并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理论。客观来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二者处于互相影响，相互促进的状态，它们对高中的学习都起到了指导性作用。因此，本文针对哲学与法学的关系演变，对二者的关系进行研究。

关键词：哲学;法学;关系

前言

哲学这个词语最初源自于古希腊，代表人物有亚里士多德等人。在古希腊的最终释义中，它是由“智慧”以及“追求”两个词拼凑而来。从其词语的发展过程中也可以看出，哲学是一门充满智慧并且抽象的学科。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社会，哲学对人的影响都非常深刻。它能够指引我们建立正确的人生观、社会观以及价值观，并且形成社会的最高意识。

一、哲学与法学的关系演变

(一)国外哲学与法学的演变

哲学与法学的演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变化过程。最初的哲学是“各类学科的起源”，它被看成是神一样的存在，能够在各方面对人类观念进行指导。哲学包罗万象，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理论体系。哲学家们在各个领域进行学习和探索，而法学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亚里士多德曾经从法学的基本问题出发，以期用哲学的角度进行全方面的解释。例如：在实证法学当中，就有很多问题都体现了哲学的理念，并且在二者糅合的基础上进行转变，形成一门独特的理论。哲学家又以“分析内部语义”为主，将分析方法进行划分。学习者可以从法学方面进行探讨，也可以在其中融合自己的哲学观点。这也说明了法学和哲学的渗透性。此后，黑格尔主义法学、存在法学分析论都为法学的独立奠定了基础[1]。

(二)国内哲学与法学的演变

在中国，哲学与法学的演变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封建时期，我国哲学是法学的全部支撑。哲学家也将法学融合进去，在讨论的基础加入自己的一些政治观、伦理观。例如：以儒学的发展以主，儒学家经常用哲学的一些理论去诠释封建法治社会。“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是一个比较深刻的体现。哲学家在倡导制度确立的同时，也讲出了社会发展的常态问题，体现了哲学与法学的合并。法学从哲学中脱离出来的标志是京师大学堂的设立。为了能够使学生更加全面的学习知识文化，使社会得到进步[2]。法学成为了与哲学、政治学等学科并列的科目。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才标志着我国哲学体系走入正轨，法学也逐渐进步。

二、哲学与法学的关系

(一)哲学为法学搭建了发展的桥梁

从本质上来讲，我们可以说哲学是法学发展的桥梁。人类在用哲学观点思考世界时，也糅合了一些法学方面的观念。二者在不断影响的基础上形成了“法哲学”。这也是一门综合性的研究理论。学习者可以用法学的角度来解释哲学，也可以用哲学的`语言来看待法学。从哲学的角度来讲，它为法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扇大门，是法学通向科学之路的主要途径。二者之间既有交叉点，又有融合点。当然，融合点要远远大于交叉点。法哲学研究的法学问题主要是一些法律的先进化方式在社会中的体现，也有一些基本的实践问题。它是对社会法律的思考，也是实践的具体化总结。从法学的角度来讲，它需要一些实际性的理论进行支撑，也应该有抽象概括的总结性语言。而哲学恰恰能够满足这一要求，使得人们的法律理论更加具体，思想更加优化[3]。

(二)哲学与法学相辅相成

作为一门高深的学科，哲学有着其发展的基本特点。而法学作为其中的一个分支，也在不断用自身的语言去阐述哲学，使二者能够得到更加系统化、规范化。例如：在《牛津法律指南》中写到，在法律的世界中，哲学的观点更加适用。通过哲学，我们能够将一些具有深刻实践意义的法律清晰的表达出来，并指导人们更好的进行生活与学习。从此内容中我们也可以验证，法学与哲学是相辅相成、紧密联系的。从哲学的定义上来讲，它是指导世界观的方法论。在法律的世界里，哲学能够给予执法者一定的启发。只有将掌握了正确的世界观，才能够不断的提升执法理念，促进法律制度的协调与发展。例如：在执法人员进行办案时，通常会找出一些相似的案例寻找蛛丝马迹。这也是利用哲学观念中的矛盾原理进行解答的。我们应该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4]。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针对哲学与法学的关系演变，对二者关系进行研究。从而得出：哲学为法学搭建了发展的桥梁，法学也促进了哲学的进步，二者相辅相成。作为高中生的我们，应该在学好哲学的基础进行法学研究，为我国法制建设创造有利条件。

参考文献：

[1]邓正来,孙国东.全球化、文化政治与法律哲学——与邓正来先生谈中国法学的“全球化论辩”[J].东方法学,2008,01:31-40.

[2]高鸿钧.走向交往理性的政治哲学和法学理论(上)——哈贝马斯的民主法治思想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J].政法论坛,2008,05:3-21.

[3]沈仲衡.西方法哲学利益观述评——兼论利益在法学理论研究中的意义[J].当代法学,2003,05:100-105.

[4]张中秋.中华法系与罗马法的原理及其哲学比较——以《唐律疏议》与《法学阶梯》为对象的探索[J].政法论坛,2010,03:4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