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治与法治

㈠ 法治，人治，礼治和德治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

法治与人治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法治是个舶来词。遍考我国现代之经、史、子、集，我们都无从找到"法治"这两个字的组合。
1 根据学术界的通常观点，最早使用"法治"一词的是梁启超。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首次提出了"人治主义"和"法治主义"的概念，并用之来概括中国儒法两家的政治主张。自此，"法治"一词才在中国传播开来。
在一些中国法学家所编写的工具书上，往往认为法治应该包含两层内容：其一为中国古代法家提出的治理国家应该专用 法律 的主张，这些思想家往往认为，一个国家只要有明确而稳定的法律制度，一切行动都依法而行，则国家可治；其二为西方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为反对君主专制和封建特权而提出的依据法律治理国家的政治主张，法治的要素往往包括法律至上、颁布宪法、"三权分立"等，从法律上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
2 这样，我们所说的法治实际上是两个不同含义的词组所组成，且这两种法治的内涵、价值等诸多方面都有着较大的差异乃至是大异其趣。我们当今所言的"法治"一般是指后一层涵义，因此，在这意义上而言，"法治"并非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土壤上产生出的概念，而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而我国先秦所谓的法治一般被称为"中国传统法治"。
3 中国传统法治思想的出现，是作为儒家的"德治"思想、墨家的"兼爱"思想的对立物出现的。在当时诸侯纷争、动荡不安的 时代 ，法家不承认德治、礼治能够实现国家的富强。"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悍马，此不知之患也。
"4"今世皆曰，尊主安国者，必以仁义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国者必以仁义智能也。故有道之主，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誉广而名威，民治而国安。
"5 国内大多数学者所认为的中国传统法治是相对于"礼治"、"德治"而言的，西方法治则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结论从这方面看也是不无道理的。
6 诚然，"人治"的定义及其与"礼治"、"德治"的关系还是学术界尚待廓清的问题。
7谈到"人治"，大多数人会想起儒家的"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8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在政治制度中，无论是人的因素还是法的因素都是不可或缺的，法治中有人的因素，人治中有法的因素，因为"徒法不足以治国、徒善不足以为政"。当然，我们如果把人治国家当成一种 历史 上所存在的政体形式的话，那么它就不是一般地强调人在治理国家的作用，而是表示一个人或者少数人具有改变或者决定国家命运的权利和作用，因此我们也不能够以当今的人的因素在制度中的重要作用而肯定人治国家的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划分法治与人治的最根本的标志，应该是在法律与个人（或少数执政者）的意志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是法律的权威高于个人意志？还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凡是法律权威高于任何个人意志的治国方式都是法治，凡是法律权威臣服于个人意志的治国方式都是人治。
" 9 回归到一个常识性的主题上来，就是要回答法大还是权大的问题。
中国 传统法治思想，确是从实现国富民强，加强君主专制权力的基础出发，来论证法治的合理性的。"尚法不尚贤"并不是对"人治"的否定，把中国传统法治思想概括为人治下的法治或者说本质上的人治主义也是符合事实的。同时，中国的传统法治较多是"刑"的角度去 分析 和把握，"信赏以尽能，必罚以禁邪"，"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
"10更多地带有工具理性的色彩，在排斥"德治"的同时往往采取一种非道德的 政治 学说，把法治与价值判断相分离。
从一定意义上而言，西方政治文明 发展 的过程便是民主与法治两大观念相辅相成不断融合沉淀的过程。
11古希腊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该包含两层含义："已成立的 法律 秩序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12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奠定了西方绵延不绝的法治传统。由此而言，法治包括了两方面的含义：第一，法治的实施要拒绝人治，第二，法治的价值追求至善。亚里士多德通过对人性进行深入分析后，指出"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兽欲，虽最好的人们未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向。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 影响 的神祉和理智的体现。
13在一些西方政治学辞典中，大多数学者对"法治"的解释也大体围绕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阐发。
14 英国著名法治思想家哈灵顿曾经论述到，"共和国是法律的王国，而不是人的王国。"
15 就第二层含义而言，法治中所体现的价值追求在经历了历史的积淀之后现在仍然是西方自然法学派所倡导的一个核心理念。

㈡ 儒法的礼治与法治之争对当代中国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之争主要是围绕道德教化和法律强制二者的作用而展开。儒家重道德教化而轻法律强制，主张“礼治”、“德治”、“人治”，法家则重法律强制轻道德教化，因而主张“法治”。
儒家虽然强调道德教化作用，但不否认法律强制作用．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法律思想是在“德主刑辅”“明刑弼教”和“出礼入刑”等原则下实行儒法合流的。
在当代中国，法律和道德，作为调节和控制人的行为的两种手段来说，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不能仅重视一个方面而轻视另一方面。

㈢ 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的礼治和现在提倡的法治

传统中国基本上是一个以“礼治”维系的社会,而并非如西方社会主要依靠“法律”来治理.考察与分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内在矛盾,探求适合中国国情的从传统到现代的法治模式转换,这样的考察和探讨对于未来中国的法治建设既有其理论价值,也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本文从中国与西方政治文化基本特征的比较研究入手,对中国传统“礼治”与西方法治两种政治文化观念在历史渊源和现实意义上的差异进行认真对比分析,并通过对中国传统“礼治”一脉相承的反思和对西方法治的普适性价值的理性思考,深入考察与分析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内在紧张与矛盾冲突,揭示了中国重建“法治”和法律秩序的三大文化障碍：即传统政治文化的“权力至上”传统对现代法治“法律至上”原则的排拒；传统“礼治”的特殊性精神与现代法律的平等性和普遍性原则的冲突；以及传统法文化的工具性取向与以保障人权和自由为目的的现代法治理念的冲突.这种冲突与互不相容进一步揭示,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大国从事法治建设,其复杂性和艰巨性也是空前的.在历史的考察中国百年法治进展缓慢及传统“礼治”对法治建设阻碍的现象后,对现代法治模式转换进行了探讨：中国法治建设的成效,关键是取决于我们能否尽快地确立一种机制,以实现传统“礼治”向现代法治模式的转换.具体说来,应从思想观念与法律制度两方面入手,使执政者和全体公民真正接受现代法治的理念,养成尊重法律、自觉守法的习惯；同时通过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继承传统政治文化的优秀成果,实现政治与法律文化的创新,即完备和完善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制度,健全法律体系、确立法律权威、保证司法公正、实现监督有效. 本文旨在说明：现代中国法治建设任重而道远,它既要遵循共性的法治规律, 又要适应个性的国情差异；既要效法西方法治成功经验,又要承受传统“礼治” 根深蒂固的影响；既要吸纳外学,又不能割裂传统.由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承认西方法治文化的价值,从中借鉴和汲取宝贵资源,作 为构筑中国法治文化基础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应对传统“礼治”文化重新予以 定位,对原有的价值观进行重塑,将其激活,更新传统观念,对于欠缺法治成长 的精神根基,必须进行创造性的转换,吸收西方法治精华,对中西文化进行整合, 以实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换,为实现法治国家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㈣ 《乡土中国》中礼治和法治的区别与联系

礼治，被混同抄于旧礼教，在上世袭纪初倡导新文化而同旧礼教决裂时被一并抛弃，差不多已经一个世纪了。在谋求建立近代法治国家时，德治、礼治都曾被当成和法治截然不相容的东西，而遭到全盘否定。

其实，这既是对德治与礼治的误解，也是对法治的误解。要了解礼治的当代意义，必须正确认识礼与礼治的根本性质，礼治与德治、礼治与法治的内在联系，以及礼和礼治在维系当代各伦理性实体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伦理与道德、伦理与法理、法理与道德之间的歧义乃至冲突，现今超过以往任何时代，这就要求礼与礼治必须进行再创造。而革新及再创造，则应当从人们的生活实践中，从各地方、各族群的民间习俗中，吸取丰富的营养。

要对现今既有的各种礼仪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和总结，在已有的基础上加以提升，并使之更加系统化、完善化。让礼和礼治成为现代国家德治与法治的得力辅弼，是当代中国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㈤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是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和“礼”，即“仁者爱人”和“克
己复礼”，仁礼之道具体派生出家族主义，而家族又是中国法律所着重维护的秩序。

1、“仁”对我国古代法制的作用

孔子的“仁”，贯彻给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恕”字。

我国古代历代王君也正是意识到了仁义和宽恕的贡献，才使得当时的法制不断从野蛮走向文明，西周的“有德”就是得民心，针对商纣王乱刑无辜，周朝的法制思想转变为“明德慎罚”以达到保护臣民的目的。

历史的见证无不体现了儒家思想的仁义道德对中国法制发展的巨大贡献，这里的仁德思想与我们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所贯彻的以人为本理念也是一脉相承的，真正做到以史为鉴，才能更好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礼”对我国古代法制的作用

“礼”亦是孔子的儒家学说中极为重要的思想。

义在其中，义体现为礼，礼是人内心的义的具体实现形式。一方面，礼是统治者根据人民面临的实际生活状况也就是“中”的原则制定出来的，因此，礼就是“中”的哲学思想的体现。另一方面，礼，尤其是周礼，是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

在中国法律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法”的内涵不断丰富 ，而且许多“礼”的内容也逐渐融入其中。西周时期， 周公制礼， 吕侯制刑， 礼与刑成为当时两大部门法。礼是调整行政、经济、军事、民事、诉讼各方面的综合大法， 刑是定罪量刑的法律。

(5)礼治与法治扩展阅读

儒家文化思想的核心内容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1、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2、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

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3、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4、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

㈥ 法治、人治、礼治和德治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

区别：

1、概念不同

法治，谓根据法律治理国家，与“人治”相对。

人治是“法治”的对称。又称“贤人政治”，是关于依靠执政者个人的贤明治理国家的治国方式和理论主张。

德治是中国古代的治国理论，是儒家学说倡导的一种道德规范，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礼治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主张以礼治国的思想学说。荀子认为，礼使社会上的人在贵贱、长幼、贫富等封建等级制中都有恰当的地位

2、理念不同

法治是依法治理国家，社会主要法制思想邓小平所提出的观点。

人治以人来治理国家，是封建主义社会的弊端，封建社会已经灭亡是不可行的。

礼治和德治是阐述的是同一个观点，礼仪道德是衡量一个国家的基本准则，但是用礼仪和道德治理国家，那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法律没有强制性了，如半夜睡觉不关门，人人如己。

3、来源不同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法治、人治是个舶来词。遍考我国现代之经、史、子、集，我们都无从找到"法治"这两个字的组合。

如德治、礼治则是在我国传统的著作如《礼记》等等中可以找到、证其渊源的。

联系：

1、就中国政治思想发展本身而言，在中国近代以前专制、人治思想是政治思想的主流，而从中国近代鸦片战争开始则逐渐向民主、法治思想转变，而德治贯穿社会生活。

2、法治社会是基于人、礼、德演变过来的，如果没有了人文、缺少了礼仪更别说道德那也就是说法治不健全没有了说服力只有强制性，可见法治是社会进步所产生的。

3、都是根据当时社会需要而产生的。

㈦ 道家是怎样批判礼治和法治的

道家是不会去批判礼治和法治。有这个空闲，还不如多多打磨自己专的心性。至于道属德经上讲，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是讲人心受后天的污染，慢慢失去道心，为了自己的私欲，而乱来。这说的只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告诉你只有修心炼己才能从泥沼中解脱出来。

㈧ 古代的“礼治”和现代的“法治”有什么不同

礼制是现代政治的制度，也就是制度要比法律更重要。因为法治也必须有人和制度的回保障才能实施，如答果领导者自私自利，贪赃枉法怎么实现法治？如果制度不完善，让邪恶的人担任了领导有怎么办？这就需要规定不同的层级要有不同的道德要求和物质要求，也就是以礼治国。

㈨ 道家是怎样批判礼治和法治的

道家精神的核心是：清静无为，顺其自然。所以道家根本不会多管闲事去批判礼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