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治源自于
Ⅰ 法治始于哪个朝代,代表是什么
在我国依法治来国的主张，最早是由源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家管仲、慎到、商鞅、韩非等人提出的，尤以韩非为代表。韩非著有《韩非子》一本，他主张“霸道”和“以法治国”。秦统一天下后，全面推广法家思想，依法治国。但是过于严峻，忽视了人情和道德因素，摒弃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Ⅱ 法治的起源
法治作为一种法律学说、法律理论和法律实践，是经过漫长的历史积累而逐渐形成的，它来自于世界上各民族，特别是西方各民族在其生存的过程中权利与权力的广泛的持久的张力，来自特定的法律思想与社会实践的频繁的积极的互助共生。
法治始源于西方，最早可追溯自古希腊。古希腊人把尊重法律和自由并论为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城邦生活的和谐（“善”）的两个基本政治准则，主张自由就是人只受法律约束，法律比人还要有权力。
Ⅲ 中国古代法律起源的特点是什么
中国古代法律起源的特点：引礼入法，礼法结合；家庭本文，伦理法制；法为治世之具，缘法断罪；无讼是求，调处息争；法典体例上的“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与法律体系上的“诸法并存，民刑不分”。
基本特征：
立法主体：君主制法，法律以君主意志为转移；
指导原则：以礼教为指导原则和理论基础；
法律的主要内容：诸法合体，以刑为主。法典中既包括实体法，也包括程序法；
在以刑法为主要内容的同时：也有民法、行政法、经济法的相关规定；
司法与行政的关系：司法从属于行政，不同等级的行政官员同时也是不同管辖范围的司法官员。
(3)中法治源自于扩展阅读
历代行政法规
中国古代统治者也用法律作为管理行政机构和官吏的一种手段。历代都制定了一些关于行政机构设置、职掌和官制的行政法规。中国古代虽然把各种律令混合制订在一起，但唐以后也有单行的行政法典。
先秦夏代适应奴隶制的需要，随着权力机构的建立，产生了最初形态的行政法制。商代，“齐之以礼，齐之以刑”，礼法构成商王朝行政法的重要内容。但是，夏、商时期对政府机构的管理基本是以习惯法为主，“以言代法”，以吏代法。
西周时期的《周礼》（亦称《周官》）中载有《六官》、《六典》之篇。《六官》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考工记》6篇。
《六典》即治典、礼典、教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官各掌一典。其中，治、教、礼、事四典实为行政法的内容。从此，奠定了中国古代行政法的基础。
秦汉秦代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加强了对政府机构及官吏的管理。《秦律》中的《置吏律》、《效律》等是关于职官建制、任免、铨选、考核之法；《内吏杂律》是关于京官政务之法规。
《行书律》是有关公文规定的法规；《傅律》、《田律》、《金布律》、《徭律》以及《工律》等，是有关经济、手工业的行政管理法规，内容十分丰富，充分显示了统一封建国家行政管理制度的特色。
Ⅳ 法治一词在我国宪法中首先出现于哪
法治一词民国时期就有，中 共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毛 泽 东、谢觉哉、王稼祥和宋庆龄等都用过。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使用法治一词的 文件可能是《政务院关于加强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一九五○年十一月三日）。 原文“积极提高审案的质量，同时并应广泛进行法治的宣传教育工作，严格纠正违法乱纪现象的发生。”收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
Ⅳ 法治原则的历史由来
现代意义的法治始源于西方，最早可追溯自古希腊。古希腊人把尊重法律和自由并论为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城邦生活的和谐（“善”）的两个基本政治准则，主张自由就是人只受法律约束，法律比人还要有权力。
毕达格拉斯最早提出“人治不如法治”之说。古希腊伟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其代表作《政治学》中明确主张：法律是有道德的文明的生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导致城邦“善”的一个条件。
在此基础上，他认为法治的基本要素在于“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有应该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他认为法治优越于人治，他说：“凡是不凭感情治事的统治者总是比凭感情治事的人们优良，法律正是没有感情的。”
因此，“谁说应该由法律来遂行其统治，这就有如说，惟独神祇和理智可以行使统治；至于谁说应该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是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论对西方法治传统产生过久远深刻的影响。
罗马人的法治观直接导源于希腊文明，他们不善于思辩，但却精于行动，辉煌的罗马法成为罗马人高耸的纪念碑。西塞罗所谓的“我们是法律的仆人，以便我们可以获得自由”成为一句不朽的名言。
(5)中法治源自于扩展阅读
原则的适用
第一，合理借鉴人类在建构和发展法治文明中的优秀成果
从发生学的角度而言，法治固然要体现国别性、时代性和阶级性，但它更应体现人类在追求进步和发展过程中的共同智能，因此对那些后法治化的国家来说，如何充分吸取先法治化的国家的经验与教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
第二，重视习惯规则。
现代法治发展所面临的共同环境是：国家与社会日益混同，传统意义上的公法与私法界限
法治原则逐渐模糊，与条文法相对应的“活法”（living law）和"内部规则"（inner law）逐渐复活。这就使我们有必要重新反思和审视立法者的"制法"理性。
马克思认为：立法者不是在创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则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真正的法律规则只能在特定的情景中发现，系统地创造一整套法律规则的任务超出了人类的理性能力。
第三，正确处理民主和法治的关系。
现代国家在法治化建设的过程中，通常也把民主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发展目标。这是因为民主在满足社会的合法性诉求，体现正义和公平，制约国家权力和促进公民参与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民主本身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她既可指一种制度形态和政体形态，又可表征公民享受的权利和自由，还可指一种多数表决为基础的程序操作机制。从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民主并不代表一种绝对的善，她既可发挥正向度的作用，也可发挥副向度的作用。
Ⅵ 依法治国中法字的由来及意义
依法治国中法字的由来：古罗马时期皇帝的各种建制和皇帝所颁布的诏令、喻旨。
依法治国中法字的意义：宪法（constitution）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适用于国家全体公民，是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条件综合作用的产物，集中反映各种政治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确认革命胜利成果和现实的民主政治，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和根本制度，即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的原则和国家政权的组织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等内容。
监督和保障宪法实施的意义是：
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国家的根本制度
有利于健全法制
有利于真正发挥宪法的作
Ⅶ 中国的法治发展的历史
1949年新中国成立，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该纲领提出：“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国民党旧法统的灭亡。国民党旧法统的废除，宣告了国民政府政权的彻底终结，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排除了障碍、奠定了基础。 为了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治，我国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规。
1954年，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1954年宪法》诞生，奠定了新中国立国、治国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础，也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中国的法治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也历经曲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确立法律的地位和权威。1982年宪法作出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法律的地位和权威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确认与保障，并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指导下，我国现行基本法律相继出台。同时，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还制定颁布了涉外经济法律法规。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报告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上升为国家意志，使其具有了法律效力。一批民商、经济、行政、社会领域的法律法规相继制定。这一时期，我国共制定、修改法律190条，行政法规353条，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个法律部门已经齐全，以宪法为统帅，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从此，我国法治建设进入以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主要内容、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奋斗目标的新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把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篇章。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所取得的一项极其重大的成就。一个以宪法为统帅和根本依据，部门齐全、数量适度、体例科学、质量较高、内在统一、外在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与此同时，我国公民法律素质明显提高。
由上可知，我国法治建设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走过了辉煌历程，取得了伟大成就。但同时毋庸讳言的是，我国法治建设也历经曲折和磨难，在立法、执法、司法、普法等各个环节也的确程度不同地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我国法治建设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存在的不足。只有这样，才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奋斗目标的指引下，不断把我国法治建设胜利地推向前进。
Ⅷ 梁启超说法治起源于中国的法家对吗
法治思想的起源不在中国法家。
法家的“法治”其核心思想其实不是“法制”，而是“权治”。法家思想成熟的很晚但其诞生得很早，法家的创始人是管仲，他依靠“霸道”帮助齐桓公称霸，具体做法就是查户口、定编制，是把人民分成四种人：士农工商，分居不同的地方，永世不得改行或串门，然后建立十五个士人之乡，再从里面征兵。其实是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兵营，保证君主的最高权力。由此可见，法家的是通过法规律令和行政手段治国的学派，因此西方把法家称为“行政管理学派”或者“司法与行政管理学派”。
Ⅸ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思想来源于什么时期
1、制定法律：“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法的作用是约束百姓的行为。而君王拥有权势可以惩罚违法之人，可以奖赏顺服王法的人。通过赏罚来督促百姓的理论依据是人性趋利避害。同时韩非子不补充道：“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圣人治国，不是要人人为善，而使人人不作恶，国家便能太平。君王治国，应着眼于大多数，而少数人无关宏旨。所以着力于执法，非立德。据此推论，君王只需掌握法律和威势，不需要特殊德才能和品德，以法治民，非以德感化民众，这是徒劳的。
2、循名而责实：这是法家对“正名”的解释。君王需要有一套驾驭臣子的权术。而担任一定职务的官吏有责任去完成其职务所要求的各项工作。君王的职责是把某项名义的职务授给某人，这项职务所要求的工作已经在相关法律中明确规定，君王只关心某个官吏是否恪尽职守，至于怎样完成工作要求，是臣子本身的事，不需要君王指导。君王要做的只是：完成任务有赏，完不成任务受罚。关键是君王如何选择合适人去担任某项职务。“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这样，能者居上位，无能者淘汰。
3、因此，总的说来，法家并不寄希望于通过教育将大众改造成新人。而是通过从实际出发，制定法律，配以君王的权术与威势，统治臣民。那为何韩非子对“立德”的文化教育如此不屑呢？其根源在于韩非子深信人性恶。因为他是荀子的学生
Ⅹ 中国历史上依法治理的思想源于先秦儒家
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是早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主张:“治国使众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
张晋藩先生曾撰书称，管仲是提出以法治国的第一人。
《管子校注·明法解第四十六》说:“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
以法治国，是国家管理经验的高度概括，也是法家法治思想的升华。
管仲对以法治国的作用表现出了极大的信心，认为实行以法治国可以有效地统一政令，无论施政、威下，都不过是“举措而已”。
管仲以法治国方案的提出，是春秋大变动的时代产物，也是法家在总结治国理政经验基础上的新思路、新方案的集中体现。
春秋时期，由于生产工具的进步，带动了生产关系的变化，原有的土地国有制度逐渐为新开垦的私田所取代。生产关系的变化也使得整个上层建筑都发生了剧变，曾经天下共主的周王室衰微了，“诸侯不朝，王命不行”，列国之间纂弑不绝。
孟子曰:“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周初设计的维护等级秩序的礼制受到破坏，诸侯之间僭号称王、僭号称公层出不穷。
在不断发生的大侵小、众暴寡的战争中，一些国家被兼并了。如，周初分封时，姬姓之国五十有五，至春秋末年，见于年表者仅鲁、蔡、曹、卫、晋、郑、齐、楚、宋、杞、陈、吴、邾、莒、许、小邾等十余国而已。
拥有实力的诸侯国纷起争雄称霸，先是齐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其后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相继称霸。在礼乐失序的社会剧烈变动面前，儒、墨、道、法各派的思想家都在思考着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如何控制局面，重新营造理想的国家治理环境。
儒家创始人孔子怀念周初的礼乐文化，提出“克己复礼为仁”。而此时的“仁”，已经由“仁者爱人”发展为仁政、徳政的政治理想，通过“为政以德”，达到“天下归仁”的终极目标。
与儒学并称“显学”的法家学派提出法治理论，其主要内容是:建立以法为治的国家制度，由国家制定成文法，设置于官府，公之于百姓；君主以法作为管理国家、控驭臣僚百姓的手段；实行重刑主义，以刑辅政，以刑去刑；通过贵贱上下皆从法，实现立公废私的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