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法治

1. 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法律不能引导中国走向法治

中国古代的法律是围绕着“家族”以及“阶级”这两条主线展开的，所以它散发着浓重的“血缘”和“特权”的味道，因此就决定了它自身具有难以融入当代法制建设的局限性，与当代法制建设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罚不徇私情”等原则格格不入。
中国古代自然法思想肯定国家的绝对合理性，有国家、民众而无个体、有君权无人权，缺乏普遍正义和人民民主思想，国家、家族、男性至上；社会人际关系自家族开始，以血缘纽带贯穿始终，国家自然化，一切立足于治理国家，法律、国家一体，仁义礼法道，人性善恶无不如此；法律决定于国家需要、完全工具化，反之亦然，国家也工具化，成为君主实行统治的手段。

中国自然法的法律观始终是法制、道德合一。如仁法、道法、博爱互利法，都十分强调道德规范的重要性，所谓以家国天下为先，舍生取义，自我牺牲。

一、周公制礼

1、[1]西周初期，相传“周公制礼”，即在周公主持下，对以往的传统习惯进行了补充、整理，制定出一整套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中心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礼节仪式。[2]｛1｝它始终贯穿着这样几个原则，即“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也。”｛2｝“亲亲”，就是必须亲爱自己的亲属，必须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尊”，就是要下级服从上级，必须做到不许犯上，不许违抗。

2、周公认为，统治者应勤政修德，加强自我克制，实行以“亲亲”、“尊尊”为原则的礼治，推行德政。

二、仁论

1、[1]｛1｝孔丘提出，治国执法必须从“修身”开始：“修己以安人”。统治者“身正”即能以身作则，他的政令便可通行无阻；反之，“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政令便无法贯彻。｛2｝孟轲也认为法律关系首先是上行下效的关系，君主的道德维系天下的纲带，“身正而天下归之”，“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2]孔丘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赞扬周公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因此以”克己复礼“为己任。[3]孔丘认为，”仁“是最高尚的道德，最完美的人格。｛1｝君子时时刻刻都不能违背”仁“的要求，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在任何场合都要坚持”仁“。｛2｝仁的基本精神是重视人，仁的基本含义是”爱人“。将”爱人“用之于处理家庭关系，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用之于处理政治关系，就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用之于处理统治者内部关系，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用之于处理君子与小人的关系，即使”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会则足以使人“。｛3｝”爱人“必须从”亲亲“开始，由亲及疏，由己及人。

2、以“爱人”为中心，以孝悌为根本，以“克己”、“忠恕”为手段，以恢复和完善礼治为目的，这就是孔丘“仁”论的实质内容，也是他自然法思想的主要结构。

三、兼相爱，交相利

1、墨子说：“子墨子置立天志，以为法仪”。他认为，天（自然或上帝）最公正无私，他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而没有丝毫偏向，它给人们吩咐的恩泽却不要求感恩戴德，它的权威普及四方经久不衰，所以圣王治理国家应该效法这种“天志”来制定法令和政策。

2、用“天志”作为测定是非善恶的客观依据，作为衡量人们言行的最高标准，是因为，1）“天志”爱人，“天”是为了庶民百姓的利益而造就世界万物得。2）“天”具有主宰人间赏罚的最高权威，君主也必须按照“天志”办事。3）“天”兼有万物，一视同仁，“天志”的公正无私是普遍和永恒的。4）“天”是人类的良知和正确认识的总根源。

3、1）“兼爱”和“交利”是墨家用来消除混乱，改造社会，实现理想的总纲领。2）[1]墨家强调谋求公利、众利，即“百姓之利”、“万民之利”，坚决反对之为一己一身而损害他人的私利，即“亏人自利”。[2]墨子说：“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

四、无为之法，道法自然

1、1）老子认为，最理想的社会是“天下有道”的社会，而判断是否“有道”的关键在于是否合乎“自然”。2）[1]老子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法”是效法，遵从的意思。“自然”就是自然而然，听任万物自由发展，没有任何人为或者强迫的成分。[2]老子把“自然”当作一切事物的起点和归宿，作为支配和决定一切事物发展的规律。

2、老子的自然法观念主要表现：1）道是宇宙的本体，主宰着天地万物。“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正是这无所不生、无所不有的道，化生和主宰着宇宙和人类社会。2）[1]道充满与天地，普遍而且公正无私。[2]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乃久”，“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生而不有，为而不持，长而不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3）道“独立而不改，周兴而不殆”。“反者，道之动”。“其中有精”、“其中有信”。老子认为“道”是客观的。4）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礼”，“大道废，有仁义”，只有道菜是最高的准则。5）老子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燀然而善谋”。因此，“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3、老子说：“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处无为之是，行不言之教”，“孔德之容，唯道是从”，即人类最高的德行，就是真正地按“道”行事。总之，人定法要服从“道”。

2. 中国古代法制的三大时期

奴隶社会时期
原始社会末期以祭祀祖先仪式为核心的 “ 礼 ” 由习惯逐渐演变为法 。夏朝国家形成伊始，法制尚处草创阶段，奉天罚罪的法制观 《左传》中记载的 “ 禹刑 ” ，大抵是启及其后继者根据氏族晚期习俗陆续积累的习惯法。至商朝，刑法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法已初具规模，所谓“ 刑名从商 ” 。以残害人体为主的五刑(墨、劓、刖、宫、大辟)在商朝已较为通行，但处刑的手段尚未规范化，还没有一套严格的刑罚制度。
春秋初期，各诸侯国基本上沿用西周的法律。到中叶以后，井田制遭到破坏，郡县制逐步取代分封制，王权旁落，政权下移，宗法制日趋衰落，奴隶制瓦解、封建制逐步确立。由于经济基础的变革，阶级关系的变化，从而引起法律制度的变革，最重大的改革莫过于各诸侯国公布了以保护私有财产为中心的成文法。郑国执政子产， “ 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 ” ，这 是我国古代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典。 郑国邓析所作竹刑，便于携带和流传，在法律发展史上又是一大进步。
封建社会初期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中取得了政权的地主阶级，运用政权的力量先后在各国进行旨在发展、巩固封建生产关系，建立封建政治的变法运动。魏国李悝制定《法经》，分为盗、贼、网(或作囚)、捕、杂、具六篇，立法技巧已初步走向成熟 ，可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系统的封建法典，为以后历代法典的滥觞。
后来商鞅入秦国主持变法革新时，携《法经》入秦，并在变法过程中将《法经》改编为秦律，以律字取代法字，突出强调法律的普遍适用性、稳定性、必行性，是稳定而普遍的规则，从此以后，中国古代的法典都以 “ 律 ” 为名。秦朝建立后，继续推行商鞅变法以来的法家思想和政策。其中韩非的以法治为中心 ，法、术 、势相结合的思想，对秦始皇政权和法制活动影响极大，成为其指导思想。秦朝法律令名目繁多，体例和内容已经相当完备，司法机构和诉讼制度逐渐形成。
汉朝建立后，萧何在《法经》六篇的基础上增加了《户律》《兴律》《厩律》三章，制作了《九章律》，就是通常所说的汉律。汉朝董仲舒提出的 “ 德主刑辅 ” ，刚柔相济的治国之道，是汉武帝以后汉王朝法制的指导思想。刑罚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至此中国刑罚制度从野蛮走向文明和进步。在司法制度方面，有中央和地方司法机构，诉讼与审判制度。“春秋决狱 ” 是儒家文化渗透法制的直接体现，其要旨是：必须根据案情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上无恶念者从轻处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颇有建树，魏国的《新律》，东晋的《晋律》(又称《泰始律》)，北魏的《北魏律》和《麟趾格》，西魏的《大统式》，北齐的《北齐律》，北周的《大律》等。这时期的封建法律形式日趋完备，篇章体例的设置日趋科学，刑罚制度日趋规范，礼律日趋融合，其中《北魏律》为隋唐律典的渊源。为维护地主阶级特权， “ 八议 ” “ 官当 ” 入 律。所谓 “ 八议 ” ，是指八类人犯罪，依法享有免刑和减刑的规定。“ 官当 ” 即官员若犯徒罪，允许其依法以官品与爵位抵罪。在诉讼制度方面建立了 “ 登闻鼓 ” 直诉制度。登闻鼓设于朝堂之外，有冤情者可以击鼓直接向皇帝或中央司法长官诉 冤，这种制度经过改革，一直沿用至清朝。
封建社会发展时期
承上启下的是隋朝的《开皇律》，无论在篇章体例和基本内容上， 较以前的封建法典均有显著 改进，是对秦汉律以来的法律的总结，也为唐律奠定了基础。
唐朝以“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 为法制指导思想上，将封建立法推向高峰，有《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及《律疏》、《开元律》及《开元律疏》、《大中刑律统类》、《唐六典》 等。其中《永徽律》及《律疏》合称《永徽律疏》最负盛名，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立法和 注律的经验，不但对主要的法律原则和制度从历史上寻根溯源，说明其沿革，而且尽可能引 证儒家经典，用以作为律文的理论根据。使 “ 疏 ” 与 “ 律 ” 具有同等的 法律效力，从此 “ 天下断狱，皆引疏分析之 ” ，成为统一解释律文的法律依据。 民事、行政、刑事立法空前完备。
宋朝初年制定的《宋刑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刊版印行的封建法典。这一时期的法律特点是：确认封建的租佃关系和田宅典卖制度，加强活动对司法权的控制，刑罚更加野蛮，折杖法、刺配之法、凌迟等酷刑的滥用是刑罚制度的倒退。
元朝的立法有《大札撒》、《至元新格》、《大元通制》、《元典章》。这一时期的法制发展没有显著进步，有几个特点：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把人民划分为高下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残酷镇压农民阶级的反抗；维护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确认蓄养奴婢的合法性；在继承汉族法律的同时又保留了蒙古族的习惯法。
封建社会后期
明律于唐律比较，大为严苛，所谓“轻其轻者，重其重者”。明太祖以“重典治乱国”为指导思想。《大明律》增加、充实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内容，是一部比唐律有所发展的封建法典。明太祖亲自制定《大诰》，汇集了当时用严刑峻法惩治官民犯罪的典型案例，制定了新的法律规范，兼有明太祖对臣民的训诫，直接反映了重典思想。为调整封建国家各机关权力职责更好地集权于中央，制定了行政法典《大明会典》。
《大清律例》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清会典》康熙时仿《明会典》制定《康熙会典》，此后雍正等四朝均加以修订。其详细记载了清朝从开国到光绪朝各级行政机关的执掌、事例和活动原则。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完备的行政法规，也是中国封建时代行政立法的总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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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古代法制意识强的朝代

其实中国古代是没有多少个朝代真正讲究法制的，因为法制的最基本就是法律版面前人人平等。
古代颁布的权法律，都是有针对性的，比如刑法，比如税法。总的来说还是为了服务统治阶级。并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也的真正的法律，也就是宪法。
而且貌似秦朝推行法家（最后也很坦然的因为就这么点基本法律的存在就妨碍到了贵族们得利益，最后商鞅被车裂而死），之后历代君王都是推行的儒家思想。因为儒家思想是最符合君主统治制度的思想。

4.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法治”中的“常法”是指______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法治”中的“常法”是指要保持法的稳定性。

法的稳定版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权：

1、法的时间效力自生效起至被废止、修正或替代前一直有效；

2、新 制定的低级规范不具有变更或废止高级规范的效力；

3、非法律规范不具有变更或废止法律规范的效力。

(4)古代的法治扩展阅读：

法的稳定性是相对的是法的基本属性之一形成这一特性有其特定原因法的相对稳定性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是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学研究独立的重要的理论依据因此保持法的相对稳定性极为必要要给法的稳定以制度上的保障建立健全法律效力等级体系确保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提高法律的适应性，从而保持法的相对稳定性。

法具有维护阶级统治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调整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关系，调整统治阶级和同盟者之间的关系，调整统治阶级内部之间的关系。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执行社会公共事务方面的作用。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管理思想源远流长。 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宏观治国的管理思想和微观治生的管理思想。

5. 中国古代历史表现严明法治的事例

明朝君主主张严刑峻法，对贪污受贿、坐下犯乱处以严刑。尤其是在明朝开国初年版表现的最突出，朱元璋十分厌权恶贪污受贿，一旦贪污超过50两被发现就会被杀头。同时，朱元璋对任何威胁其统治者绝不姑息，仅胡惟庸案，朱元璋就下令杀掉了一半的开国元勋。这些是明朝严刑立法的表现

6. 古代关于法治的一些事,(文言文)

亲亲尊尊行五礼,（亲其所亲，尊其所尊；五礼：吉凶礼宾嘉）
质牛剂器贷傅别。（买卖：牛、回奴答隶称为质，器具等称为剂；借贷关系：傅别）
六礼七出三不去，（婚姻六礼；休妻制度）
立嫡以长不以贤。（嫡长子继承制）

听讼断狱表刑礼，（民刑区分；德主刑辅，出礼入刑，相为表里）
辞色气耳目真伪。（五听）
官来伙反内惟过，（五过）
群臣官吏刺国人。（司法三刺）

7. 中国古代和现代“依法治国”有何不同

尽管从实质上说，中国古代法治实为人治，法律只是统治阶级统治工具。但从形式上看，中国古代法治的推行对于促进中国封建社会进步，推动中国古代文明，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中国古代法治切切的说是启蒙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一时期也是社会由奴隶制社会转型于封建社会的大转变时期。从此中华大地进入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儒、道、法等学派也相继产生，
首先战国时，韩国国相申不害教韩昭侯“术治”，其时的“术治”即“法治”。韩非解说：“术者，因任而受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展示了“法治”实质为君主个人的集权统治，要求君主们要不择手段，以法律的威严镇压群臣百姓，以达到巩固王权统治，建立高度集中的封建集权国家的目的。
但是面对“法治”总是逃脱不了“人治”“德治”和“术治”的思想这一不变的规律，总有一股思潮敢于突破禁忌，往前迈上一大步。在秦孝公时，商鞅携《法经》入秦，受到秦王的重视，先后两次在秦国主持变法。商鞅以《法经》为蓝本，结合秦国的具体实际情况加以修订、扩充、制定了秦律。商鞅着重强调法治及其威严，要求相对意义上的人人平等，以至于商鞅自受其法。如果这一治国之法维持下去也罢，可在中国很容易走偏，可是在秦国统一，秦始皇以法家思想为主导，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中央集权；一方面大力排挤其他各大学派，焚书坑儒，残杀儒生。此时法家思想达到顶峰。“法治”达到登峰造极的地位，同时也为中国古代法治埋下了一粒生机勃勃的种子。此后的漫漫封建社会长夜里，“法治”从来就没有真正地退出过历史的舞台，不过已然变味，不是孝公时所要的依法治国之思想。

虽然“法治”的生命力旺盛，但是封建法治始终是受到其本身具有的局限性的羁绊。封建法治顾名思义地只能存在于与其适应的封建社会。因此，必然要结束于封建社会末期即晚清时期。早在明清之际，就有著名的法家王夫之、顾元武、黄宗羲等对封建法治提出疑义。他们反对君主集权，主张真正的“法治”，即法律高于一切。此后，由于外国入侵，中国古代法治也逐渐遭到西方法治思想的冲击，慢慢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渐渐进入现代，我们对“法治”的深刻认识，是在党的十五大报告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方略之后。
依根溯源之后，我们可得出一个结论，即中国古代“法治”思想有其积极的一面，特别是在反奴隶社会的斗争中，是极其先进的，但由于其先天不足，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它的最大局限性就在于没有提出民主要求，也根本无法要求民主，反而主张把包括立法权在内的一切最高权力完全交给君主，所推行的中央集权实质就是君主集权。“法治”主要是靠君主的权戚自上而下推行，即法家所称的“势”，虽然提倡“刑无等级”，但在实践中根本就行不通。另外，中国古代“法治”思想消极的一面还表现在走了“法治”的极端，过分迷信和依赖严刑竣法来治理国家。在这种思想支配下，统治者往往对基力情有独钟，不计后果加重刑罚，横征暴敛，滥杀无辜，极易引起反抗。
以史为鉴，我们今天实施依法治国签本方略，必须坚持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墓本经济制度，以民为本，坚决落重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在依法治国中的主体地位，充分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才能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8. 中国古代最早提出法治思想的人是谁

韩非子是中国战国时期（前475年—前221年）著名的哲学家、法家学说集大成者、散专文家。他创立的属法家学说，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9. 古代中国是个法治社会吗

从理念上来说，古代的中国也不是一个法治社会，荀子曰：“有治人，无治法。”真正的关键还是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孟子也会说：“徒法不能以自行。”
而且在中国古代你会发现有很多有趣的故事，里面彰显的、强调的不都是法律，因为乡土社会，是一个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社会，大家不是亲戚便是邻居，这样的一些人之间如果被允许、鼓励去打官司，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比较紧张，矛盾反而更多，不利于建构一个和谐的社会秩序。所以有些时候往往会把法律放在一边，考虑所谓的人情、感情、长远的利益关系，当然还要考虑打官司的司法成本。
中国古代法官做出的一个理想判决应该是天理、人情、国法三者兼顾，这才是一个圆满的格局。所以，要理解中国是不是一个法治的社会，是不是一个法治的文明，要考虑到制度的结构，也要考虑到规范的系统、规范的特征。法律不自足，但有天理、人情来平衡它，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情理都很重要。
刑事案件的话，比如那些命案、疑难案件，尤其是疑难案件。疑难案件中国古代有两种，一种是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另一种是没有相应法律条文的。凡是疑难案件都必须要走程序，从地方一直报到北京刑部，甚至要报皇帝来裁决。而皇帝在做这样的权衡时，因为没有法律依据，他必须凭他所体会到的、所理解到的天理和人情，而天理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存在，所以更多的是考量案件的事实、情节、社会性、政治性，以及皇帝自己在情感上对这个案件的态度，做出一个综合性的平衡。所以，古代法律跟我们现在的法律是不大一样的。而这种综合性的平衡在古代比现在要多，这又是古代的立法技术跟今天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理解中国传统的法治文明，要看到官僚体制的系统、社会的结构，还有就是规则系统。从这三个角度去考量，会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