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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请简介一下科索沃战争和科索沃危机的原因. 介绍一下什么是现代法制文明.

科索沃战争是发生在20世纪末的一场重要的高技术局部战争，是美国为了独霸全球、利用北约这个地区组织对南斯拉夫联盟进行的一场非正义、反人道的战争。它的直接导因是科索沃的民族矛盾。

科索沃是南联盟所辖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一个省，面积1.1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20万，90％以上是阿尔巴尼亚族，其余是塞尔维亚族、黑山族等。由于历史原因，科索沃的塞、阿两族长期不和，阿族要求建立“科索沃共和国”，并谋求从南联盟分离出去，最终与阿尔巴尼亚合并。而塞族则将科索沃视为自己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摇篮，不愿放弃那里的一寸土地。阿塞两族针锋相对，互不让步。一些阿族极端分子成立了“科索沃解放军”，号召阿族人起义，并策划了一系列袭击和暗杀事件，使暴力冲突逐步升级。从1998年2月开始，科索沃局势急剧恶化。

科索沃的民族矛盾正好被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所利用。

冷战后，美国希望通过扩大北约的职能范围，使其成为自己独霸全球的工具，在联合国安理会“不听话”的情况下，利用北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波黑战争和科索沃危机正是北约新战略的“试金石”，通过在波黑、马其顿，随后在科索沃驻军，力争将俄罗斯从其传统的势力范围巴尔干地区排挤出去。同时，肢解南联盟或使其屈服。将整个巴尔干地区完全纳入北约战略体系之中，完成东扩和对俄罗斯的战略挤压。

因此，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从一开始就积极卷入科索沃危机，使其逐渐国际化，并着力对南联盟动武。1999年1月，美国以武力强迫科索沃冲突双方依美国的方案到法国的朗布依埃进行谈判。谈判中，南联盟表示其他条款均可接受，只有北约军队进驻科索沃这一涉及南领土主权的条款不能接受。谈判最终破裂，北约于是迫不及待地对南联盟动武。3月24日，北约以“保护人权”之名，对南联盟发动了代号为“盟军”的空袭行动，将南联盟拖入战争的深渊。

北约的空袭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3月24日到27日，共进行了四轮，目标集中在南联盟的防空体系、指挥和控制中心、军工厂和在科索沃的塞族军队。

3月28日，北约开始了第二阶段空袭，目标转为对北纬44度以南的南人民军地面部队和军用物资进行攻击，企图破坏南的战争机器，迫使南屈服。

4月13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对南联盟的空袭进入第三阶段，扩大空袭范围，增加空袭强度。北约对南联盟境内的所有军事目标进行24小时不间断轰炸；另一方面，为了削弱南联盟人民的抵抗意志，北约还对南联盟的民用设施，如桥梁、铁路、公路、工厂、电视台、通讯系统和电力系统等进行狂轰滥炸。此外，美国还向巴尔干派遣地面部队和“阿帕奇”攻击直升机，为地面进攻作准备。

据统计，北约在这次战争中共派遣飞机1000多架，舰艇40多艘（其中美国约730架飞机、24艘舰艇，北约其他国家约325架）。飞机共出动32000架次，投弹13000吨，使用了大量杀伤性能极强的新式武器，造成南联盟1800多名平民丧生，6000多人受伤，近百万人沦为难民，20多家医院被毁，300多所学校遭破坏，还有50多座桥梁、12条铁路、5条公路干线、5个民用机场被炸毁，39％的广播电视传播线路瘫痪，大批工厂、商店、发电厂被毁，直接经济损失达2000多亿美元，这一数字超过了南斯拉夫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的损失。至于军人的损失，北约方面虽然宣称南联盟军队有5000人丧生，万人受伤，但南联盟只承认有462名军人和114名警察部队人员在空袭中死亡（战后核查结果表明，南军的实际损失与北约公布的数字相差很大）。

南联盟军民不畏强暴，英勇抗战，击落了包括美国人自诩“击不落”的F117A隐形战斗机在内的61架北约飞机，以及无人驾驶飞机30架、直升机7架、巡航导弹238枚。

以美国为首的、拥有19个成员国的全球最大军事集团，经过78天的狂轰滥炸，使用了包括B——1B和B——2战略轰炸机在内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付出了约130亿美元的高额战费，竟不能使一个只有10万平方公里的小国屈服，使北约丢尽了脸面。

北约绕过联合国，对一个主权国家大打出手的做法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北约在5月7日出动B2战略轰炸机、用5枚导弹对我驻南使馆进行袭击，造成3名记者死亡、20多位外交人员受伤、馆舍严重毁坏。北约的这一野蛮暴行遭到了中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强烈谴责，北约在外交上越来越孤立。迫于压力，北约不得不重新回到联合国的渠道和政治解决的道路上来，6月10日，联合国安理会以14票赞成、1票弃权（中国）的表决结果通过了由西方7国和俄罗斯提交的科索沃问题决议。表决之前，南联盟开始从科索沃撤军，北约宣布暂停对南的空袭。至此，北约对南联盟的空袭结束。6月20日，北约正式宣布结束对南轰炸。

科索沃战争的规模虽属局部，但影响却十分深远：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受到了粗暴地践踏，联合国的权威大大受损，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开了干涉别国内政的危险先例，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恣意妄为。战争表明，世界多极化和单极化的斗争从幕后走到了前台，诉诸武力，越来越可能成为美国建立单极格局的主要手段，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成为世界动荡不安和局部战争频出的主要根源。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最主要的任务。

现代法制文明
传统的“驭民工具论”与现代法治精神大相径庭。在中国历史上，连以最重视法律而著名的法家学派，也都把法律刑罚当成君主治国安邦、驾驭臣民的利器、私器。《管子？任法篇》就说：“有生法者，有守法者，有法法者。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法者庶民也。”也就是说，法律是君主的意志的体现，由官吏去实施。对于老百姓而言，法律只不过是许许多多应该无条件遵守、服从的规则，根本没有任何选择和置喙的余地。这种狭隘的“工具论”，正是中国传统法律的专制性和落后性的重要表现。遗憾的是，虽然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变迁，在社会各阶层中，包括在理论界、法律实务界，把法律简单地看成是政府施政工具的观念，仍有很深的影响。可以说，这种片面的“工具论”如不能转变，将是实现现代法治的重大障碍。
传统的“泛刑罚主义”、“泛道德主义”与现代法治理念差距甚远。按照传统法律的观念，法律是君主依据“天理”来制定的，作为臣民只能是无条件地遵循。任何违背既定秩序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和违法的，都应同时受道德谴责和国家刑罚的双重惩罚。这种传统观念大大限制了人们对法律的认识，使人们把法律与刑法完全等同，把法律与官府等同，认为“违法”就是犯罪，就要坐牢。而民商事等私法的广泛调节功能却被长期忽视，官府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凌驾于法律之上，法治的真实功能被扭曲，法治的意含被曲解。现代法治精神要求的是一种“全面的法律统治”。如何提升全民的现代法律意识，正确理解和发挥法律的全面功能，将是我们在新世纪面临的重要法律任务。

国际电信联盟(ITU)确定3G通信的三大主流无线接口标准分别是W-CDMA(宽频分码多重存取)、CDMA2000(多载波分复用扩频调制)和TDS-CDMA(时分同步码分多址接入)。其中W-CDMA标准主要起源于欧洲和日本的早期第三代无线研究活动，该系统在现有的GSM网络上进行使用，对于系统提供商而言可以较轻易地过渡，该标准的主要支持者有欧洲、日本、韩国。去年底，美国的AT&T移 动业务分公司也宣布选取WCDMA为自己的第三代业务平台。CDMA2000系统主要是由美国高通北美公司为主导提出的，它的建设成本相对比较低廉，主要支持者包括日本、韩国和北美等地区和国家。TD-SCDMA标准是由中国第一次提出并在此无线传输技术(RTT)的基础上与国际合作，完成了TD-SCDMA标准，成为CDMA TDD标准的一员的，这是中国移 动通信界的一次创举，也是中国对第三代移 动通信发展的贡献。在与欧洲、美国各自提出的3G标准的竞争中，中国提出的TD-SCDMA已正式成为全球3G标准之一，这标志着中国在移 动通信领域已经进入世界领先之列。

⑵ 当前我国法制建设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党和法治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重视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相继颁布了婚姻法、“五四宪法”等一批重要法律法规，为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新生政权的巩固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但后来不太重视法制的作用，甚至出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无法无天的状态，使党的领导也受到严重冲击，党和国家的事业遭到严重挫折。惨痛的教训告诫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必须发挥好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否则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同时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艘航船顺利前行。

这30多年，我们之所以能创造发展的奇迹，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良好局面，可以说经验有很多条，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正确地处理党的领导和法治的关系，为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怎样完成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怎样应对严峻复杂的矛盾风险挑战？

说到底，一个是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一个是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用法治方式调节社会利益关系、化解各种社会矛盾。

因此，在当代中国，党和法治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所在。要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就要始终正确把握两者的关系，妥善处理两者的关系，确保法治中国建设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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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成果。国因法而治，因法而兴。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定是依法治理的国家；一个先进的政党，必然是依法执政的政党。

对于行进在现代化之路上的中国，法治是繁荣稳定的基石；对于掌舵民族复兴航船的中国共产党，法治是执政兴国的支柱。现在，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面对改革攻坚期和深水区，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

我们党要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是党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要在党的领导下使国家治理能力跟上时代潮流，就必须转变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治国理政。

只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真正做到“三统一”“四善于”，才能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法治是党完成执政任务的可靠保障。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的规矩，规定了每个公民、法人、政党、社团必须遵守的基本行为规范。我们党要实现长期执政，带领人民走好“中国道路”，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必须以法治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

法治为党攻坚克难提供有力武器。今日中国，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可以说前所未有。矛盾凸显期，面对多元利益诉求如何定分止争，促进公平正义？

改革深水区，面对多样实践探索如何划定边界，掌握改革航向？社会深刻变革阶段，面对多变思想观念如何广泛凝聚共识，找到“最大公约数”？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越是在关键时刻，越需要发挥法治的作用，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在实现中国富强振兴的征程中，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社会主义法治的有力保证，瑰丽动人的中国梦想将逐步变为现实。

⑶ 当代大学生如何以实际行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学好当代中国法律；了解西方完善的法律体系，对中国法律修正；个人言行，做守法公民，不宣导法律意识淡薄信息。

⑷ 法治是什么 我来说一说

法治就是在法律的基础上治理国家，
比法制符合社会要求，
具有其先进性和可行性。

⑸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其基本要求是什么

全面推进复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可制用十六个字来概括，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1、有法可依就是制定出完备的法律，使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章可循。

2、有法必依就是法律制定出来后，必须遵守和执行。

3、执法必严就是严格执法，它要求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行使国家行政执法权和司法权。

4、违法必究就是对一切违法犯罪行为都要遵照"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给予惩处。

依法治国是依据法律治理国家，法律就是一个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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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

第一，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第二，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

第三，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客观需要；

第四，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第五，依法治国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

第六，依法治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条件。

⑹ 当代中国法治研究如何避免教条主义思想方法

“左”倾错误与右倾错误是一对政治概念而不是哲学概念。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是一对哲学认识论的概念而不是政治概念。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教条主义者片面夸大书本知识的作用，轻视感性经验，轻视实践，只看到矛盾的普遍性而忽视矛盾的特殊性，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般性结论，当作僵死的教条到处生搬硬套；经验主义者片面夸大感性经验的作用，轻视科学理论的一般指导作用，把局部经验当作普遍真理，处理一切问题都超不出自己狭隘经验的眼光。这两种认识论上的错误都违背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实践与理论、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的原理，因而都会给实际工作带来危害。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在革命和建设工作中经常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教条主义既可以表现为“左”倾，也可以表现为右倾；同样，经验主义既可以表现为右倾，也可以表现为 “左”倾。也就是说，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对哲学认识论概念与“左”倾和右倾这对政治概念之间并没有一成不变的固定关系，并非教条主义者必犯“左”倾错误，经验主义者必犯右倾错误。搞清楚这两对概念之间的基本区别和复杂联系，将大大提高我们识别“左”倾和右倾错误的能力，有助于我们在思想方法上和实际工作中更自觉、更清醒地努力防止和坚决克服各种错误倾向。

⑺ 什么是法治素养

法治素养，不仅是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素养的重要内容，也是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和社会交往的现实需要，更是其面对新时代走上工作岗位必需的核心素质和基本能力。新时代大学生的法治素养应当包括以下方面：

1、坚定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新时代大学生法治素养的关键

党的十七大、十八大都明确提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目标，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了“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丰富和深化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当代大学生应当明确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包含六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一是明确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的基本理念；

二是明确“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基本目标和战略内容；

三是明确“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前提；

四是明确坚持“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坚持依法维护人民权益”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使命；

五是明确“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六是明确“五个坚持”是确保实现“法治中国建设的根本保证”。

这五个坚持是“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为根本遵循，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推进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依法维护国家安全稳定”。

2、完善的社会主义法治知识，是新时代大学生法治素养的重要内容

法治知识概念比法律知识概念的内涵更深刻、外延更广泛。因此，要培育和养成新时代大学生核心法治素养，就要对大学生进行普法和法治宣传教育，使大学生的法律知识不断更新，还要扩展其法治知识储备、丰富其法治知识结构。

一要认识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理论体系、发展规律和实践经验；

二要了解和掌握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宪法法律等方面的基本知识；

三要熟悉和掌握大学生应当遵循的有关教育方面的基本知识，特别是与自身专业和未来职业实践需要相关的法律知识，要把有关的法治知识与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知识有机融合，内化为专业能力与职业素养，以适应未来法治建设的实际需要。

3、健全的法治意识，是新时代大学生法治素养的精神要素

对新时代大学生而言，健全法治意识的基本要求是：

一要增强尊崇宪法、尊崇法律的法治意识，树立宪法至上的法治观念；

二要增强规则意识，明确守法守规是每一个法治国家中公民的基本意识，坚持依法办事，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当代大学生应当做到懂规矩、守规则、依规范，坚守规则红线、明确法律底线；

三要增强程序意识，明确“程序是法律的生命”，学会依靠程序办事，遵循程序要求，形成程序观念；

四要增强平等意识，自觉维护和遵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之上没有特权”，坚持公平正义；

五要增强权利意识，依法维权、护权，尊重和保障他人的权利，自觉维护自身的权利，以法律为武器自觉与任何侵权和不法行为做斗争。

4、严谨的法治思维，是新时代大学生法治素养的思维能力要求

法治思维是现代国家治理应当确立的基本思维模式。大学生是新时代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学会和运用法治思维是当代大学生必须具备的思维能力。法治思维模式，就是运用法律的思维，是依靠法治本身固有的运行特性和对法治的信念来认识事物、判断是非、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

法治思维与道德思维、政治思维、经济思维、行政思维等思维模式的本质区别是，在治国理政、社会治理和行为方式上，它更侧重于对法律规则和法律手段的运用和重视，强调法律的权威、依法行动和依法办事。

大学生树立法治思维，就是要树立权力服从于法律的权力思维、理性平等的权利思维、依法办事程序思维、自觉主动的法律责任思维，提高对法治的践行能力和运用能力。

5、自觉维护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当代大学生法治素养的行为要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要义之一就是法治，而社会主义法治的精神要义之一，就是要在树立法律权威的基础上，形成人们对法治的内在需求和内心拥护，使法治成为人们的精神认同与行动遵循，这也是对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

大学生要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和信仰法治的表率，要带头树立起崇高的法治信仰、坚定的法治信念、饱满的法治信心、良好的法治风范，成为在未来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良好的依法执政、依法行事、依法办事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和坚定捍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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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当代大学生要培养法治素养，就要不断加强法治知识的学习，包括关于法治和法律规定方面的知识和法治原理方面的知识。除了在大学课堂获得相应的法治知识之外，收听收看法治方面的广播电视节目、阅读法律类的报纸杂志等都是较好的获取法治知识的途径。

并通过加强法治方法的训练，养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处理日常生活中各种问题的习惯，养成遵循法律要求、依据法律规定、按照法律程序办事的行为习惯，牢固树立规则意识和责任观念，并在日常的专业学习中加强法治知识和思维方法的运用。

使自身所学的专业知识和法治知识结合起来，为适应新时代发展所需要的综合素养奠定基础，全面提升自身的综合素养和能力。

⑻ 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特点

中国特色法制现代化道路浅议
实现现代法治是中国有识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梦想。但是，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难以与自然经济相嫁接，更与集权政体和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观念相抵晤，追求现代法治的努力几经磨难，屡遭挫折。党的十一届三全会开始以理性的眼光审视历史与现实，并将法治植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层次地建构现代法治的制度结构与观念体系。认真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和特征，有助于认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建设道路问题。
一、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背景
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国内外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它决定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方向和特征。
1．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基础性变革
中国是一个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一个时间不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后的近20年的时间内，我们在理论上认为可以跨越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而直接实行产品经济，在实践上则建立了一套权力过分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从而窒息了人们为追求自身利益而焕发出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遏制了现代社会建立的基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此时的西方国家，则在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稳步发展。与我国相邻的周边国家或地区也进入了经济腾飞的阶段，从而对我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改变经济落后状况，不仅是当时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华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经济的落后和非市场化，必然影响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现代法治的内核是民主政治，而现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现代商品经济的产物。因为经济上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派生平等观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正如马克思所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产生的现实基础。”⑴以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压抑了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同时，以行政指令连接起来的社会生产活动也缺乏对现代法治的社会需求。因此，通过改革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既是中华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基础性条件。
2．改革传统的人治型政治体制的迫切要求。中国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父为家君，君为国父”、“皇权至上”、“法随君出”等已经形成了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会的政治理论和法制理论，无论是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还是主张以“礼”治国的儒家，无一例外都主张君权至上，其理论的中心就是论证如何治民，维护封建统治，巩固君主万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国建立后，经过了七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短暂时期后，就长期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理论，指导国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体制和法制建设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论和制度，而对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思想始终未进行有效的清算，使个人专制、权力集中、法外特权等封建残余，在战争年代形成并沿用下来的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长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极浓的政治体制。
这种人治型政治体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导致了二十多年来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诚如邓小平所言：“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现代化是一种新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观要求。
3．发展与稳定的两难选择。秩序和稳定是任何一个社会实现宏观管理的基础性条件。虽然发展和改革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这两项任务的实现也都要求有一个安定团结、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但是，改革是一个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体制的转换导致了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在原有旧体制下长期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随而来的是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复杂化，从而引起各种局部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得不到及时、正确、合理的调节和处理，在一些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导致激化，破坏社会的稳定。
法制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则下去思考和行为的社会秩序状态，同时，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也是从制度层面上对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重新设计和整合的过程，它既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又促进和保障改革的发展，并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选择什么样的价值目标，既促进改革，又保持社会的稳定，这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重要课题。
4．浓厚的封建人治法律传统和和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建制设。中国封建社会有着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国一体化的集权体制，“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构成了封建社会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它给我们留下的是各种各样的封建主义文化遗产。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为核心的“德主刑辅”的治国理论，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专制体制，刑民不分的法律体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罚制度，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观念，惧讼、厌讼的民众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响下，中国也曾出现过呼唤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和社会变革的支持，在中国始终未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法律制度。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向法制现代化迈开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随着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规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了对“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谓“资产阶级法治观”的批判，导致了法律虚无主义思潮泛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所面临的是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法律规范体系不仅数量少而且残缺不全，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充斥着左倾思想的陈词滥调，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一个国家正常运转的基本法律付诸阙如；司法体制遭到破坏，检察机关被撤销，辩护制度、律师制度被废除。司法机关的职能被简单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现代法治观念十分淡薄。人们不仅缺乏现代社会应有的公民权利观念和守法意识，甚至对法律的权威性都丧失了信心。
二、法制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
中国法制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特征，认识这些特征是把握其发展规律的关键。
1．发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一个国家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与这个国家整个现代化过程分不开的。当代发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社会生活领域推动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而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发生于20世纪最后20年，这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对民主法治意识的启蒙，更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法制飞速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国内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决定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任务极为艰巨。这就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国家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发展的时代责任，从而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在发展方式上带有政府主导性。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在法治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治观念，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法治现代化任务；面对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领导制定了法制现代化纲领和宏大的立法规划，并在短短20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领导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有规划有组织地传播法律知识，肃清封建法制观念，培育现代法治意识。总之，在当代国内外背景下，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希望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市民社会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实现现代法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政府主导性，客观上要求维护政府的权威，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改变党和国家运行机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实现民主政治。因此，维护政府权威不能走集权、扩大权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过建立一个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权力的运行合法化、合理化来实现。因此，党和政府行为法治化，领导行为法治化，当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前提。
2．目标的阶段性。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国内相对落后的经济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来自国外的压力和挑战，其目标的选择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带有阶段性。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制国家，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规定，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环节：人不是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为国家而存在，而是国家为人民而存在。“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⑶可见，充分实现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是法制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为此，首先要运用法律机制，确认和实现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落到实处。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机制，务使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根据法律的要求来行使，把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纳入法制轨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权力的法律制约机制，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止一切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这样一种法治状况，是法制现代化的理想目标。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为此而作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冲动和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无可选择地将社会政治稳定前提下的经济快速发展确定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阶段性目标。首先，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发展经济，解决几亿人“吃饭”和“温饱问题。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能否迅速地将经济发展起来，使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综合国力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已经成为国家政权最终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其次，公民权尤其是公民政治参与权的全面实现和公民权利观念的形成，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因为，“作为商品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它对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权利保障”。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足温饱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治的强烈需求，不可能产生更多的政治参与要求，“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⑸第三，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经济的发展，利益阶层的分化、价值观念的冲突、民众政治参与期望的提高，对政府的凝聚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始终面临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影响与渗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着“民主”与“人权”的旗号，瓦解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如果一开始就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全面实现包括政治参与权在内的公民权，则会超出现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权威分崩离析，经济的赶超计划也会毁于一旦。因此，分阶段实现法制现代化目标，是中国在当今国际国内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即首先围绕政治稳定和市场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进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
3．价值取向的双重性。事物的价值是事物作为客体对主体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肯定关系或否定关系。凡是对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有助于实现目标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的。法制现代化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也有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一般说来，法制现代化的价值是多重的，包括正义、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权利等等。在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选择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其基本国情基础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现为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合理解决。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法制现代化价值取向。
首先，中国的法制化应当把尽快发展经济，提高效率作为其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应成为评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标准。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坚持“两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设服务于经济：一方面，抓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市场主体在经济生活中拥有广泛的选择自由，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利益，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秩序，为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次，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另一个价值取向乃是实现社会正义。人类社会的法律从其诞生时起，就同正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正义所蕴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权利等价值内涵，成为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社会正义也就自然构成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理想。在当代中国，社会正义具体表现为：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⑺因此，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将关注和解决社会公平或社会正义问题作为自己的根本的价值取向。为此，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方面通过立法确认和保护社会主体在机会和手段选择过程中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公民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法律法规和保护弱者群体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工会法、残疾人保护法、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社会保险法和最低工资制度等法律法规，强化法律的利益调控职能，促进社会利益需求与实现的平衡发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在目前经济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
当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实现有赖于社会资源的极大丰富，在普遍贫穷的社会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与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因此，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在发展经济成为核心任务的当代中国，公正会带来民心的归附和政治的稳定，但是发展会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反映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因而也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价值选择。
4．过程的非协调性。法制的现代化应该是一个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协调发展的过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一方面带有政府主导性，另一方面，它是作为最强音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回应——为改革和发展服务，其目标的选择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因而，其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非协调性的特点。在立法上，表现为立法速度快、数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内，我国的立法已走过了西方上百年的历程。但质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术不科学，部门法之间畸轻畸重现象严重。在立法与执法和司法的关系上，集中表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贪赃枉法现象严重，使立法与法律的实施之间出现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实施的基础和手段的关系上，表现为立法超前，基础和手段不足。许多法律制定出来，却没有或缺乏实施法律的人员和物质条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没有建立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产法》），因而使这些法律处于虚置半虚置状态。在法治观念上，不同层次的公民对于法治的理解存在严重不协调状态：国家领导人谈的“法治”是“治国方略”；法学专家谈的法治是指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统治，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些执法和司法人员认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认为“法治”就是规规矩矩的守法，不犯法。这样一种复杂的观念状态表明，中国当代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尚不像经济现代化目标那样，为全国人民所明了和认同。
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的非协调性，是当代不发达国家在急速推进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规律性特征。它是经济上的不成熟（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现，同时也表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观念的变革，已经成为推动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展开的中国社会变革，实际上是要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当代中国法制建设也呈现出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由于文化传统和所处的历史方位，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必然带有自己的特征。认识这些特征的目的，在于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置于现实可行的基础上，客观地看待其进程中的成绩与不足，既克服不顾国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义，又可以唤起由人治走向法治这一艰难进程中消极主义者的信心。

注释：
*杨亚佳，1955年――,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政法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宪法、行政法。
陈晓玉，1955年――,河北师范大学德育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党的建设。
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97页
⑵《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3页
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1页
⑷孙笑侠：《法的现象与观念》，第135页，群众出版社，1995年
⑸《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⑺同上，第110——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