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尺度

Ⅰ 建设法治政府对于依法治国的重要意义

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一环。如果我们的政府不够法治，那么将会对整个社会的法治建设产生负面的影响。相反，我们如果我们的政府能够做到带头。守法。那么将会为整个社会树立起积极的榜样作用。

Ⅱ 怎样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城管,顾名思义就是负责城市管理的行政执法活动。随着经济、社会、民主和法治的发展,对执法者的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简单、粗暴、不文明的执法方式已被现代社会管理方式所唾弃,体现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管理方式即依法行政、文明执法已成为现代社会管理的必然选择。在执法工作中如何做到文明执法谈一点个人粗浅的感受。
一、正确处理好严格执法和文明执法的关系
严格执法是文明执法的基础,离开了严格执法,文明执法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同时文明执法反过来也能促进严格执法的实行,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袒,也缺一不可。首先文明执法离不开严格执法。所谓严格执法就是要严格按法律规定的内容、精神和程序执行。执法机关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公正执法,全面收集与当事人违法行为有关的证据,包括对相对人有利的和不利的证据,然后依法作出处罚。执法机关要实现文明执法,提高执法单位的形象,只有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内容、精神和程序执行法律,努力提高执法水平,实现高效率、高质量执法。
二、文明执法必须做到公正公平、廉洁执法
1、要以平和心态待人。以平和心态善待当事人是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必备的素质,绝大多数群众都是明理的,只要多给他们讲道
理,多宣传法律法规,他们都会服从管理,相反粗暴蛮横的态度易使当事人反感,产生抗拒心理从而引发口角,激化矛盾,造成不明真相的群众围观起哄,这样不仅对执法工作带来不利,而且影响队伍形象;
2、要耐心细致办事。在现场执法活动中,执法对象的文化素质、社会背景、个人性格等是千差万别的,城管执法人员要特别注意耐心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说明,善于从中分析当事人的心理想法,了解当事人违章活动的原因,从而根据不同情况依法作出灵活有效的处理。如果当事人不理解法律法规时,要做好耐心细致的说明解释工作,如果当事人有抵触情绪甚至火气很大时,要冷静对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做好诚恳的说服教育工作,及时化解矛盾和纠纷。
3、要公正公平处理。执法人员对各种违章行为的处理要把握得当,既要严格依法办事,又要注意尺度的把握,要做到公平公正、一视同仁、不偏不倚。
4、要廉洁执法。廉洁执法是对城管执法人员的基本要求,是树立良好形象的根本。在执法中,要坚决遏制吃、拿、卡、要等歪风,同时,要不循私情,不办人情案、关系案、态度案,“公生明,廉生威”,只有自觉做到廉洁执法,城管执法队伍良好形象才能在老百姓心中树立起来。
三、文明执法必须做到
1、使用文明得体的语言。在执法过程中要讲文明话,对当事人要用尊称,了解询问案情要“请”字在先,获得配合要表示谢意。声音要宏亮而不凶狠,态度要诚恳而不蛮横,语言要严肃而不粗暴。要
讲法人法语,尽量使用规范的法律术语表达问题,不讲多余的话,不讲与纠正违规工作无关的话。要有的放矢讲话,对于文化素质较低的当事人,说话要简单、明了、浅显易懂。对于初次违规而诚恳表示悔改的当事人,鼓励他们有错必改。对于粗野蛮横型的当事人,既要态度严肃地告知其违法行为的危害和拒不纠正将会承担的法律后果,又要刚正不阿地讲清法规条款,以自身正气压倒对方蛮气。对于屡犯者,要孜孜不倦地对其说服教育,说话切中要害又留有余地,同时尊重违规者的人格和自尊心,以利于做好转化工作,切忌说话时用手指指向当事人。
2、要高姿态包容。城管执法队员是受过教育、具有一定素质的人,要处处体现执法人员高姿态、高素质、守纪律、讲文明,对队员管理要从严,对市民的过激言行要包容,任何时候都要严禁与管理相对人发生打斗现象,也要尽量避免与当事人发生推搡拉扯等身体接触。
3、要改进执法方式。纠正违章行为时要尽量做到“一说服、二教育、三引导、四警告、五处罚”的程序要求,坚持“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原则。
四、文明执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热情服务
实施城市管理执法的最终目的是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文明意识和城市环境意识,因此城管执法者必须紧紧围绕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原则,牢固树立“在执法中管理,在管理中服务”的理念,把“向人民负责、为人民办事、
受人民监督、让人民满意”作为城管执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抓好群众来信来访所反映问题的及时处理和答复工作,确保市民投诉件件件有人办、事事有人帮、项项有落实。对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要主动沉下身去以调查研究解决,定期回访已办理的群众投诉件。对上门反映问题和办事的群众,要一律热情接待,做到问一声好、递一把椅子、倒一杯茶水、说一声再见,树立城管执法部门“门好进、脸好看、话好听、事好办”的形象。
总之,文明执法、规范执法是城管执法的生命线,也是这次“过五关”的核心内容,城管行政执法工作只有在文明执法、规范执法、有效执法方面不断创新,不断深化,才能适应未来城市管理的需要,才能更好地服务广大民众,才能更好的促进城管事业的发展。

Ⅲ 依法治国对年轻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依法治国是历史发展的趋势、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依法治国的核心是法治。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从人类社会的历史来看，“法治”和“人治”这两种不同的治国理论。在中外的历史上已经存在几千年。在古希腊，有以柏拉图为代表的人治论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法治论之争。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主张人治，即“贤人政治”。他认为只有哲学家才能把政治权力和聪明才智完善地结合起来，把国家和个人引导。哲学家是智慧理论的化身，掌握着真理性的知识，它比国家机关制定的法律要文明得多。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则反对人治而主张法治。他认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要想使事物合乎正义，必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恰是这样一个合乎中道的权衡。” “法治应当包括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与古希腊几乎是同一年代，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也展开了一场以儒家的人治论与以法家的法治论之争。儒家主张“人治”，强调决定国家命运的是人的作用。“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而法家则强调“法治”。“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明王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韩非提出治国要“以法为本”，“法不阿贵，绳不绕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些思想无疑是精辟的。但在奴隶制和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根本不可能实现。何况，他们所主张的也非现代意义上的民主的法治，而是维护君主统治的法治。

Ⅳ 各国法律文化的差异性的表现

2、关于价值的断想
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切经济、政治、文化、习惯、心理和客观存在的稀缺程度之关系的总和。
世上发生任何事件，最终都会反映到价值上来。价值，也是主观和客观关系的总和。任何单一因素都不能决定价值量。价值只能在各因素（主观和客观的）相互作用的体系中由均衡决定。
3、中西文化的盲点：结构理性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本质是一个结构比重的问题。一切对单一和纯粹的追求都是偏见。人们常常在面对选择时进退维谷，这正是缺乏结构理性的表现。
有三种理性存在：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结构理性。
在中西文化中，只有前两种理性，缺乏第三种理性。
价值理性是人们用来判断是非好坏，应该或不应该的一套价值体系。
工具理性是为实现价值目标的手段体系，如策略、政策、程序、组织、制度、科技手段等。
结构理性是人们在不同情况下构造价值结构的理性。例如，义的价值和利的价值都不能单一地适用任何情况。人有时自利，有时利人，两种价值同时存在于一身，那么在何时何地对待何人讲利或讲义，这就必须用结构理性判断。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持同一价值观。这就是说，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矛盾和价值观应该在结构理性的支配下统一起来，这就使结构理性的含义。
东西文化中为什么有结构理性的盲点呢？就是因为人类有偏执的共性。一旦价值理性形成后，人们就将它固定下来，向一切情况运用。
4、结构理性不是价值观
结构理性是一种方法理性，而不是一种价值理性，它当然与价值相对论和道德相对论扯不上关系。因为结构理性是一种中立于价值判断的方法理性。
结构理性不是一种价值观，而是一种构建价值结构的方法论。它不需要也不可能有一个分析衡量错对好坏的内容准则，按照结构理性的方法理解真理与价值，真理和价值都不是唯一的和绝对的。真理和价值的意义依赖于时空和情势。
5、信仰偏执与人间悲剧
由于人类在理性结构上有盲点，人类常常把信仰的追求推到了极度与偏执的程度。这种对信仰上的偏执，使得人们可以对信仰的追求不顾一切，对信仰的偏执导致了无数的人间悲剧。
人类没有信仰不行，但信仰过度和偏执甚至更加危险。信仰偏执可能是制造人间悲剧的最重要根源。世界上没有哪一种信仰是绝对正确的，也不可能有哪一种信仰是绝对错误的，人们应该有结构的，有条件的，有程度的接受所有相互矛盾的信仰，形成一个比重、多少、条件不同的信仰结构：“不可不信，不可全信”。
6、上帝的公平
贫穷吗？上帝让你知足。富有吗？上帝让你贪婪。劳作吗？上帝给你胃口，让你健康。享受吗？上帝让你乏味，给你肥胖。追求幸福者，上帝让你感觉命短，遭受痛苦者，上帝让你感觉寿长。
人世间有各式各样的公平，都不如上帝公平。例如，机会均等，结果均等，起点均等，贡献均等。然而这每一种均等，都有它不可克服的不公平的一面，并且带有一定的负面效果。机会均等，其结果就不会均等。买彩票，每人赢钱的机会是均等的，但结果只有少数人赢得巨款。市场经济的竞争是机会均等的，但结果却只创造了少数富人。结果均等就绝对公平吗？也不！结果上的均等掩盖了贡献上的不均等，收入上的均等掩盖了成本上的不均等。
7、视角
转化视角看问题，不仅是了解事物的方法论，也是人类行为的道德要求。设身处地，将心比心。不仅以此待人，而且以此待自然、待宇宙、待一切。
同一事物，从不同的视角去看，会呈现不同的形象，得出不同的结论。
在人与人之间，以个人的视角去观察别人，多少会带有感情的、利益的和理性的偏见。所以我们也需要站在别人的角度看别人看自己。设身处地地看问题常能克服人与人之间的偏见。
首先，我们要学会从别人的利益，别人的感受，别人的经验和知识的角度去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只从自己的利益、感受、知识、经验去看他人，看与他人之间的关系。
第二，人类要学会站在自然的角度、站在其它动物和生物的角度看世界。如此，人类与自然、人类与其它动物和生物就会和谐得多。然而我们人类对自然物种的分类全是以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为判别标准的。
第三，作为一般规律，我们对事物所作的判断，所下的结论，都是从某一视角看问题所作出的，视角一改变，这些判断和结论的正确性就动摇了。
8、动机、手段与效果
一个社会的模式，或各个国家的社会区别，大致就是由那个社会和国家队动机、手段、效果的道德和法律约束标准、方式和侧重点决定的。
在动机、手段与效果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依存的逻辑关系。要实现动机，就必须要有手段，有了手段的实行，就一定会带来一定的效果。但社会必须对三者的好与坏、准许与不准许作出界定，也就是说这三者的关系必须受到道德与法律的约束，否则人类社会就会变成丛林世界。
当我们分析道德和法律对这三者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道德可以用来约束全部三者而法律却只能用来约束手段。因为动机无法用事实证明，而效果则有许多为人所不可控的因素。也就是说法治是不管动机与效果如何的，只要手段合法，就不能被治罪，虽然有可能受到道德的谴责，而这正是法治的短处。
道德的约束虽没有法律约束那么硬，却比之约束范围宽广得多，道德不仅约束手段，而且约束动机与效果。
我们能找到一套标准是使三者统一起来吗？回答是不能！因此，任何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不管它强调的是何种标准，总是会存在一定缺陷的。不过上面的分析告诉我们，任何一方面的标准若绝对化而完全不顾及其他标准就一定是不好的。在三者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的中庸之道似乎可以做得到的，所以一个社会应该是法治、德治与情治的有机结合。
9、替代的困扰
每个人几乎每天作出一些类似非经济的替代决策。当你作出这些替代决策的时候，你去追溯过躲在这些决策后面曾经困扰过你的那权衡替代的尺度吗？那就是你最深层的价值观。
例如对不同对象的爱如何替代。对生命、自由、爱之间的替代也是如此。
10、争名与逐利
追名逐利皆为人类行为的根本驱动力。天下熙熙，皆为名利而来，天下攘攘，皆为名利而往。大致而言，人是争名夺利的动物。所以有人把人类社会叫“名利场”。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说人逐利，与鸟无异。“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说人争名，与雁有同。
现代经济学，是用自利与理性解释人们的行为，即认为人类是逐利的理性人，又叫经济人。
按照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说法，以私产为基础的自由市场制度安排，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解，它使得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使社会得益。
现代经济学，尤其是主流经济学，却很少研究人们争名的社会效果。人们争名也会像逐利那样有利于全社会吗？
人类争名，基本上是一类相互抵消的浪费性行为。
人争名的根源是来自人的嫉妒本性。对于整个社会利益而言，逐利优于争名，因此在经济活动中的争名之风不可长。
11、耻的标准和功用
有什么样的荣耻标准，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
东方人以好、坏为标准，西方人以对错为标准。
12、信誉无价
一个人，一家公司都输不起信誉，何况一个国家？
“一个鸡蛋吃不饱，一个名声讲到老。”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从此处得，将从他处失，并且是永远损失下去。
13、信心与价值
假若我们中国的自尊、自信心能增强，同样的出口商品定能换回更多的外汇。信则有，不信则无。这信字若指信心与自信更有哲理。
信心生产价值。
现在中国出口许多产品到国外，有些质量超过日本货，可价钱却低很多。我想这是我们中国人过谦吃的亏。
西方人什么都是先看重自己的。各种优惠、赔偿等，都是自己人先得，然后才考虑外人。
14、常输是游戏规则使然
一个人要赢得竞争依赖于他自己可控的优势与弱点，也依赖于外在于自己不可控的因素。更依赖于竞争的游戏规则和所用的是否符合道德要求。
首先，一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增加自己的优势，减少自己的劣势。这是他自己可控的因素。当然可以增加赢得可能性。然而他是否真能赢，还依赖于外在机会是否存在，是否机会均等。如果机会足够小，威胁足够大，即使自身努力也难以成为赢家，正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其二，如果一个人在竞争中总是输而无机会赢，这决非此人不想赢或他比某人低级愚蠢，而是竞争的游戏规则于他不利。在这种游戏规则下，他的优势不能被评价，而弱势反被评价，游戏规则有利于他的对手。例如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是“价高者得，价低者出”。有生意眼光的人总是赢家，有资本的人也总是赢家，而有些人无论怎样努力，最终还是赤贫，因为这游戏规则对他不利。
其三，一个人赢了，我们须问他是用什么手段赢的，一个人输了，必须问他是如何输得。
其四，任何一个人，总有他不可克服的约束条件。
最后，要问赢得目的是什么。

三、中西文化断想
文化的杂交有两种结果，一是优势杂交；二是劣势杂交。所以，两种文化交汇的时候，一定要有引导，以防止劣势杂交而保证交汇的文化优秀。
1、人类千年的功过
人类匆匆的脚步，很快又走完了36.5万天，21世纪的脚步，已迎面踏进人类的生活。回首千年，人类既聪明也愚蠢，既有功，更有过。人类的聪明使科学昌明，却使环境恶化；使物质生活改善，却使精神生活空虚；制度的实验一个接一个，几乎每个制度在制造繁荣时，也制造灾难；人类追求和平，却更好战争。人类并没有成熟，她还在人头马的阶段：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
2、治家与治国
西方以治国之法治家；中国以治家之法治国，各有优劣。
中西文化大致是互补关系，是以西补中，以中补西的关系，具体可为宏观西化，微观东化。
西法治国有效，中法治家治企业有效。即以法治与市场的方法治国，以道德秩序治理家庭、企业。
3、东西文化对比随想
东西文化之所以在文化上互相攻击，争论不休，就是因为他们各自都以自己的文化价值为尺度去评判他人的文化。
东方文化的主流是儒佛道，尤其是儒家文化。
文化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可见的行为方式；一是不可见的价值观、道德准则和信仰。东西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两部分，有一些是共通的，如都认为和平和守信是好的。
（1）东西文化的第一个区别，也是最本质的区别，是责任、义务和权利之间的差别。儒家文化强调个人对社会、对他人所承担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却不强调社会对个人权利的界定和保护，不强调人与人之间清楚的权利区分和对权利的互相尊重。西方文化恰恰相反，强调社会对个人人权和产权的界定和保护，却不强调个人对社会人对他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2）东西文化的第二个区别是价值判断的方式不同。西方人重效果判断，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重动机判断。对于西方人而言，什么是动机和出发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效果好不好。对于中国人而言，首先判断人们的出发点和动机好不好，然后才看效果，这两种衡量好坏的不同方法，使得西方人特别重视达到目的的手段体系，达到目的的效率和效果。而东方人则特别强调证明自己是好人，是好的出发点和动机，对于效果和达到目的的手段反而不去尽量努力寻求。其结果是西方文化导致手段体系发达而道德不张，东方人则重道德而手段不张。
（3）东西文化的第三个区别是对人性的假设不同。西方文化假设人性恶；儒家文化假设人性善。故西方文化主张法治，儒家文化主张德治。
（4）东西文化的第四个区别是思维方式。西方人重演绎与分析，中国人重归纳与类比；西方人善于把整体分成部分，然后把每一部分都变成专业化、专门化。并且西方人也善于在纯粹的假设上作理论推演，以发现更为深层的东西。东方人则善于归纳与类比，从类比和归纳中发现一般规律，发现新的东西。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从一般到特殊，而东方人的思维方式是从特殊到一般。
（5）东西文化的第五个区别是世界观上的一元世界和两元世界的区别。儒家文化重视现世，西方文化认为有帝国与王国存在。
（6）东西文化还有很多区别。例如儒家文化主张以治家的方法治国，西方文化主张以治国的方法治家；东方人重内容，西方人重形式；东方人喜欢内斗竞争，西方人喜欢外斗竞争；东方人讲情理法，西方人讲法理情；东方人讲谦虚，西方人讲自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4、东西方的价值判断标准
一个理想的社会价值判断标准，应根据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来决定效果判断与动机判断的双重标准的比重，并且配合以完善的法治。
一个好的价值判断标准应是效果判断与动机判断二者的结合，而取一个适当的比重来判断好坏。一般来说，如果一个社会以效果判断为主，以动机判断为辅，并有严格的法治，其社会效果就会比较好，这是因为在法治的约束下，人们追求目的不能不择手段。
5、中国文化四论
要探讨中国落后之原因，改造之途径，未来之发展，不能不讨论中国文化问题。
中国的今日落伍问题是制度问题，也是文化问题。中国的制度是中国人的选择，而文化影响选择的价值标准。
（1）儒家文化与市场经济制度
儒家的治国文化，不利于甚至阻碍市场制度的产生，但给定市场经济制度，儒家文化则必西方文化更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更具竞争力。
儒家治国文化，可归结为一句话，叫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曰以治家的方法治国。治家的法则主要是道德规范即人治，分等差而治之，家长治家，家人治于家长。
治家的方法，推广于微观组织例如公司的管理，是有效的，甚至是优越的。因为具有儒家文化的中国人家庭内部没有利益之间的相互算计、计较，但并不影响家庭成员尽力为家庭奉献。如果把这种文化和道德准则带入公司等微观经济组织中，使职员、工人感到公司就是家，那么公司的管理成本就会大大节省，而工人的激励程度与合作程度并不下降。
（2）工具道德与目标道德
中国是一个讲道德的国度，几千年前就鼓吹以道德治国，但中国人为什么缺乏公德呢？
因为中国人把道德当手段，甚至当作治国的手段，这就使道德带有极强的功利目的。在人治的中国，人们讲道德、讲礼貌、讲敬老敬上，这是因为这样可带来功利，不这样做就要损失功利。在公共场所讲道德不增加功利，不讲公德也不失去功利使然。中国是一个讲工具道德的国家，人们的礼貌、笑脸相迎、点头哈腰、道貌岸然后面，总是带有某种目的的。
在法治国度，道德是作为目的本身即目的道德的。不守法就会失去功利，但不讲道德并不损失功利，讲道德也不增加功利，在此种情况下，人们仍彬彬有礼，这说明人们讲道德的后面并不带有功利的目的。就是说，人们把讲道德当作目的本身去享受。
要使国人讲公德，根本之法不是教育，而是实行法治。
（3）价值的理性与工具的非理性
中国人只管价值理性或曰情感价值理性常导致中国人忽视对工具理性的探求。工具理性（制度、法律、政策程序）不发达，科学和工具落后导致发展落后。
（4）人权自由平等
中国儒家文化缺乏人权、平等和自由精神，因为它是一种信仰等级特权的文化。
6、平等待己的功效
如果你不尊重本族，劣待本族，别族也就不会尊重你，更不会善待包括你自己在内的本族；如果你不尊重自己的家人，别人就不会尊重你和你的家人；如果你不尊重自己的老百姓，别人就不会尊重你的老百姓，也不会尊重你。这就是平等对待本族的功效。
我一直梦想有一天中国人能像对待外国人那样平等地对待中国人自己，我也一直梦想有一天政府能向上待外国人那样平等地对待自己的老百姓。否则，做一个中国人就太可悲了，到了外国受外国人的歧视，回到中国人的圈子中受中国人的歧视，到处不是人。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如此不自尊，如此劣待自己人，如此没有自信，如此崇洋媚外，悲哉！
7、尺度与公正
世间的公正要以一个适当的或最佳的尺度结构来界定。人类之所以把公正用一把尺度界定，是人类理性的盲点造成的。
任何单一尺度面前的人人平等都不是真正的公正。一个最佳的界定公正的尺度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第一、社会中每个人，至少是每个利益集团的不同能力、优势和对社会的贡献要与他们从这个社会所获取的回报所适应。
第二、一个最佳的尺度结构必须正好消除每一个利益集团用非生产性活动破坏尺度本身的动机。
8、英雄与明星
现代传媒正把人类推向一个浅俗而缺乏理想的世界。因为理想、高深的思想和精神的极致没有足够的市场价值。这就使物质的富有与精神的贫困同步而行，“交相辉映”。
比较一下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20世纪末乃至21世纪初，我们会发现前者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后者则是明星辈出的时代，前者是英雄领导时代，后者是明星引导潮流。何因也？通讯交通传媒的发达与商业价值碰撞使然。
9、公德与私德
要取得公德与私德上的一种均衡关系，必须找到法治与人治的最佳结构，必须在重视义务与责任的同时，也要重视人的权利的界定。
10、负面的真谛
有负面的存在，追求正面才显出意义来。完全消灭了负面，人生就会变得索然无味，意义全无。一切东西的珍贵都在于它们的稀缺，而稀缺正是负面的东西。
11、观念比知识更重要
所谓观念，就是人们对事物对世界的看法，对好坏对错的认知标准，对行为方式、社会规范的概念。两个观念格格不入的人合作，其克服观念矛盾的合作成本会很高。
市场经济的存在与发展，要求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观念。比方遵守合同的观念，公平竞争的观念，交换、贸易相互得益的观念，讲信誉不欺诈的观念，别人正当致富发财不眼红的观念等。
12、宗教的经济效果
每一种宗教，都是一种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都对信仰者产生强大的约束力。正是宗教的这种抑恶扬善的功能，对社会产生正面的经济效果。
13、领导风格
现代管理关于领导的理论的一般结论是有效的领导者，是由有效的领导风格所决定的。然而哪一种领导风格最有效却存在各种学说。
领导与管理是不同的，管理是管理事，领导是激励和鼓舞人。所以好的管理者不一定是好领导，反之亦然。领导有两种职能，一是维系和凝聚团队；二是领导团队完成一切任务。与此相应，也有两类领导风格：一是关心人，以人为导向的领导风格；一是关心任务，以完成任务为导向的领导风格。两种风格不同程度组合，又可派生出多种中间风格来，典型的风格有四种：一是重关心人，轻关心任务；二是重关心任务，轻关心人；三是关心人也关心任务；四是轻关心人也轻关心任务。
到底哪一种领导风格更有效呢？按目前流行的情境领导理论，任何一种风格可能有效，也可能无效，依赖于三方面情况组合：一是领导者的价值观、背景与能力；二是被领导者的价值观、背景与能力；三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所处的环境与阶段，按照这种变化不断调整领导风格才能有效。
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的发展要经历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要求有不同的领导风格。在初始阶段，要重关心任务，轻关心人的关系。领导者必须以条规对下属严格管理，保证任务的完成。因为下属还不熟悉情况，缺乏自治能力。在第二阶段，随领导对下属的信任和支持增加，领导必须既高度关心任务，也高度关心人的关系。在第三阶段，下属有了更强的能力、成就感和责任心，因此领导的直接指导不再需要，但领导仍需支持与小心谨慎。在第四阶段，下属有了更多的自信、自我指导和经验，领导的支持与鼓励已不再那么重要了，因此，领导应该放手让下属自治，采用低度关心人的关系，也低度关心任务的态度。
14、情理法与法理情
在情理法的中国，人情味重，什么事都可以想想办法，托托人情，走走关系。这是一种自然保险系统，人们容易在艰苦的环境下度过难关。因此在中国人事关系极为重要。
在法理情的西方国家，人情似纸，相互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有什么矛盾，先讲理，后上法庭，简单明了。西方虽淡薄人情，却十分讲公正、平等；中国人情味重，却易产生不公正。

Ⅳ 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实现法制的基本尺度是

第一，在构成要件和价值取向上，法制注重法律的形式特征，即统一性、普遍性、强制性和可操作性等，与法律的内容和价值取向无必然联系，而法治不仅注重法律的形式特征，更加强调法律的实质内容和价值取向，要要求明确区分好法与劣法、善法与恶法，为此，推行法治要求遵循以下原则：法律至上、尊重及保障人权、以权利为本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治权力相互制衡、司法独立；

第二，在社会基础上，任何社会均可推行法制，不管是健全的还是不健全的，也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而真正的法治则必须要求以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市民人本主义三位一体构成的社会结构为其基础；

第三，在实现条件上，法制仅仅体现为一系列的法律条文和保证其实施的制度实施，只要存在立法者、执法者和司法者即可，而法治所要求的实现条件则要高得多，如：民主公正的立法体制，灵活创新的法律实施机制，独立完善的法律监督体系，高素质的法律职业队伍，广泛深入的守法护法意识，等等。

法制与法治固然有诸多区别，但二者并非是绝然分离的，有着密切联系，不能简单地将法制与法治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法制作为法律制度的简称，相对于法治是较低层次的，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要解决的是有法可依的问题；法治则包括立法、执法、守法 、法律实施和法律监督全过程，是一个相互配合全面治理的系统工程，相对法制处于较高层次，是一个由许多运动中的状态联系成的一个使法律从观念走向现实、从精神走向物质的过程，无非是对法律制度的运用和实施，要解决的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问题。因而，完全可以这样说，法制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法治是法制的立足点和归宿。法制规定得好坏，关系到法治能否真正实现，统治是否实现，也关系到法制是否可以进一步得到发展和完备。

Ⅵ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是什么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体现社会主义法治内在要求的一系列观念、信念、理想和价值的集合体，是指导和调整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方针和原则。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从中国社会主义国体和政体出发，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时代要求，以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为指导，深刻地认识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精神实质和基本规律，系统地反映符合中国国情和人类法治文明发展方向的核心观念、基本信念和价值取向。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核心和精髓
胡锦涛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宪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是我们党在总结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验，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法制建设的经验，借鉴现代法治理论合理成份的基础上形成的基本理念。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国体和政体的特点和要求。我们只有全面把握这一核心理念，才能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内涵。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价值取向
法治有两项最基本的要求，一是要有制订得良好的法律，二是这种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所谓“良好的法律”，就是体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法律。所谓“普遍的服从”，就是法律的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都得到全面的实现。现代法治既是公平正义的重要载体，也是保障公平正义的重要机制。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动，利益关系的多元化，社会公平问题日益凸显出来。高度重视、科学分析、正确解决这些问题，对于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减少社会风险和动荡，至关重要。解决公正问题要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坚持依法、及时、合理解决的原则，采用教育、协商、调解、司法等方法。最重要的是要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逐步建立并从法律上保障公平的机制、公平的规则、公平的环境、公平的条件和公平发展的机会。社会主义立法要体现全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要求和愿望，使正义的要求法律化、制度化，使实现正义的途径程序化、公开化。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由于我国封建传统的影响，人们在思想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实体公正、轻程序公正的观念，特别是在执法环节，一些执法人员片面追求事实真相，重口供、轻证据，违反法定程序，甚至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因此，我们必须大力提倡和强调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全面的公正观念。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
人权是人之作为人都应该享有的权利，是现代社会的道德和法律对人的主体地位、尊严、自由和利益的最低限度的确认。人权来源于人的理性、尊严和价值。基本人权则是当代国际社会所确认的一切人所应当共同具备的权利。人的主体地位、尊严、自由和利益之所以被宣布或确认为权利，不仅是因为它们经常面临着被侵犯、被否定的危险，需要社会道德的支持和国家强制力量的保护，而且是因为人权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尺和动力。现代法律就是保护人权的一种制度安排和强制力量。正是人权体现了现代法律的精神，正是人权保障奠定了现代法律的合理性基础。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就是为了争取和实现人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开放的时代，随着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不断完善，社会利益多元化和社会矛盾复杂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党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突破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理论，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观念，高度重视和维护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高度重视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面临的困难问题，把工作重点从调整对立的阶级关系转移到承认和保护社会利益多元化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等权利义务关系上来，转变重政权轻民权的观念，提高人权保障意识和依法执政的能力。当前，在刑事司法领域，一些执法人员还存在着重打击犯罪、轻人权保障的观念，习惯于有罪推定，忽视刑事司法的人权保障功能。因此，我们必须着力提倡打击与保护并重的观念，增强以人为本、文明执法的意识。
法律权威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
任何社会的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都要求有一定的权威，而法治社会的政府权威是置于法律权威之下的权威。宪法和法律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是否真正享有最高权威则是一个国家是否实现法治的关键。在现代法治国家，有的宣布宪法和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有的宣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都把树立法律权威作为实现法治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法律权威要通过立法建立具有客观性、确定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的法律制度。如果法律可以随时随需而改，因人因地而异，那就根本没有法治可言。另一方面，法律权威要通过执法、司法和守法保证任何个人、组织和国家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特别是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严格依法办事，违法必究，有效地防止任何人或组织享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原则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实质内涵就是要使社会主义法律具有极大的权威。我国宪法第五条对法律权威的基本要求做了明确的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当前，树立法律权威的观念，要特别强调维护法制统一、反对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反对把个人或组织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法律工具主义。
监督制约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机制
法治的意义就在于，既能充分地利用国家权力促进和保障公民权利，又能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和腐败，保证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正确行使权力，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社会主义法治防止权力滥用和保证权力正确行使的基本措施就是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把决策、执行等环节的权力全部纳入监督制约机制之中，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运行。任何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滥用和腐败。实行法治就是要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防止国家权力的异化。在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并接受人民的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其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其监督。我们还要努力拓宽民主监督的渠道，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把民主监督、党组织监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监督体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的方法和途径是多样的，最重要的是保证各个监督系统的整体协调和依法进行，必须实现监督工作的法制化，健全监督法制。要树立权力接受监督制约的观念，必须全面贯彻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宪法原则，反对重配合、轻制约的做法，反对排斥监督的司法专横主义。
自由平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理想和尺度
自由是人从自然力和社会关系的束缚下获得解放，人的内在尺度与客体的外在尺度相互转化、相互统一的进步状态。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创造实现和保障人类自由的社会前提。社会主义法治就是创造和保障这种不断发展着的自由的社会控制系统。只有坚持以人为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才能保证人的尊严、价值和主体性得到尊重，保证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才能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古代法治的根本缺陷在于，普通公民没有成为法治的主体，法治只是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工具，“依法治国”演变为“依法治民”，难以跳出人治的范畴。现代法治的优势和成功之处在于，国家不仅要依靠法律的强制力、规定性来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更重要的是用法律来限制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权力，以平等地保障公民的权利，使普通公民成为法治的主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我们必须把公民权利（个人自由的法律表达）作为构成社会关系和法律秩序的本位性要素。公民权利的平等保护不仅是社会主义法治优越性的体现，而且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近二十多年来，每一项重大制度的改革实质上都可以归结为重新认识和调整权利义务关系、加大平等保护公民自由和权利的力度。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法治发展的进程就是公民权利要求和权利意识不断增长的过程，是公民权利平等保护机制逐步健全和完善的过程。因此，我们应当树立权利本位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增强平等地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的意识，摆正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反对官本位和长官意志。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反映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现代法治理念。它既有包容一切先进的法治理念的进步性，又有立足现实、强调历史发展阶段的具体性。忽略其进步性，容易导致迁就人治的现实倾向；忽略其具体性，则容易导致超越现实可能性的空想或思想混乱。
来源：学习时报

Ⅶ 法治社会要求政府依法行政，简述依法行政的尺度包括哪些方面

第一，政府的一切活动有法律条文的依据；
第二，民众对政府的不法行为有权抵制；
第三专，政属府因不法行为给民众造成损失，应予以救济，包括行政救济、司法救济和赔偿等形式；
第四，政府官员要对自己的违法行为负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