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完善我国立法体制

⑴ 完善我国税收立法权限体制应从哪些方面着手

一、国家整体立法体制和税收管理体制的完善是我国税收立法权限体制得以改进和完善的前内提条件容

二、确立"税收法定主义",为改进和完善我国税收立法权限体制的总的指导原则

三、目前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来对我国税收立法权限体制进行改革和完善

⑵ 如何完善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

一、 调整宏观立法模式，合理构架独立董事制度体系

从立法的宏观方面看，目前我国关于独立董事制度比较明显的问题有：一是从法律效力看，这些规定大多为指引、意见、草案性质的法律文件，法律效力的层级较低 ；二是具体规范的内容仍不够完善、细致，即使是《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要求“独立董事的任职条件、选举更换程序、职责等，应符合有关规定”，但由于“有关规定”并不明确或缺乏强制性，在不符合有关规定的情况下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也不甚明确，这种规定实际作用的发挥必然大打折扣。因此，有必要仔细研究，予以完善。

二、 修改微观具体规定，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制度的作用

1. 独立董事的资格应适当降低“能力性”标准，严格“独立性”标准
根据各国关于独立董事资格的规定，我们可以发现大都采取从积极资格和消极资格两个方面进行规定。我国借鉴了这种立法方式。
首先，在独立董事的积极资格方面。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第二条的规定，担任独立董事应当符合下列基本条件：（1）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它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2）具有本《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3）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则；（4）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或者其它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5）公司章程规定的其它条件。
以上规定是对独立董事的基本要求，即：（1）独立董事作为董事会成员首先必须符合我国公司法律制度对董事资格的要求；（2）对地位独立性的要求；（3）由于独立董事所肩负的特殊职责使得它必须具备相应的工作能力，这是积极资格的核心内容。我认为对独立董事的“能力性”要求有两方面值得商榷，这主要是考虑到中国的独立董事首要任务是能坚持自己的独立判断、意见，能力是次要的。
第一，对工作经验的要求不必局限于法律、经济领域。在中国公司治理不成熟的环境下对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特别重视法律、经济工作方面的工作经验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独立董事最重要的功能是以其独立性提高公司行为的诚信度，解决我国上市公司的信用危机。法律、经济领域的专业技术知识、经验固然有助于了解上市公司的运作情况，但独立董事的职能是多方面的，并非每一种都需要专业技术知识，相反，在保证独立董事群体基本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同时如果能够尽量使其结构多元化，更有利于增强独立性，提高上市公司的社会影响力。第二，对工作经验时间的要求可以缩短。该规定中要求是“五年以上”。当今社会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产业的更新换代频繁，诞生很多新兴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每个公司从事生产经营的领域中科技含量大不相同，经营管理的对象各异，要求经营管理者具有的观念、能力、经验和素质也各不相同。已有的思想、观念、经验将对新思想、新观念的形成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五年的工作经验限制似乎稍长，不符合“新产品、新技术的生命周期”理论。[1]因此，可以考虑将此期限要求适当缩短，具体来说可以定为三年。
其次，在独立董事的消极资格——“独立性”标准方面。 根据2001年8月《指导意见》第三条，下列人员不得担任独立董事：⑴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⑵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⑶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⑷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三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⑸为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⑹公司章程规定的其它人员；⑺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它人员。
2002年1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四十九条规定：独立董事应独立于所受聘的公司及其主要股东，独立董事不得在上市公司担任除独立董事外的其它任何职务。
当然，除此以外独立董事的消极资格还应包括《公司法》、《证券法》中已有的关于不得担任董事的相关规定。
这些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的界定属于抽象性标准，吸收了国际上对该问题研究的积极成果，使标准比较明确。其中，对影响“独立性”的雇佣关系、亲属关系、服务性业务关系给予了高度重视。这是值得肯定的。但还有几个方面需要进一步考虑：
第一，“非服务性商业业务关系”应予吸收。从《指导意见》的规定看似乎只要该独立董事不存在⑴-⑸条情况即可，而与上市公司发生非服务性的其它商业活动并不受限制。那么，这样一来，它还能保持独立性吗？一般而言，各国公司法对独立董事的“独立性”要求都是比较严格的，在关联公司中任职都不允许，何况直接与公司交易。美国律师协会规定：独立董事是“与公司或经营者之间没有任何重大业务或专业关系的非执行董事。” 《CalPERS治理原则和指南》规定：独立董事“不附属于该公司主要客户或供货商”、“不附属于接受该公司重大捐助的非营利性组织”、“在近5年与公司之间没有与依据条例S-K应予以披露的业务关系”。 在这一问题上，我国的规定显然过于宽松。仅仅是上市公司及其股东或股东单位独立开来是不够的。因此，可以将“不得有任何重大业务或专业关系”、“不是或不附属于该公司主要供货商或客户”（即可能影响独立董事独立判断的其它商业关系）的内容吸收进来。
第二，一年的限制期太短，可增加至三年。一年的时间不足以使曾经与上市公司发生密切关系的人与上市公司发生较大的分离。中国是特别讲究人情世故的，其市场化程度还不够成熟，不可能做到角色变化后立即立场不同，这也许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可以做到。但即便是在美国类似情况下，对于时间的要求也长得多。《CalPERS治理原则和指南》规定：独立董事必须是“在近5年未在该公司担任执行性职务”。 我国的立法者也许是考虑到我国董事资源的缺乏，如果限制过多可能没有足够的人员以供选择。但如果选用不够独立的独立董事对改善公司治理弊端更大。因为，我国往往不是没有制度，而是制度得不到有效的执行。一旦这些不够独立的独立董事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人们对独立董事制度产生怀疑，中国证监会再用什么来树立投资者的信心呢？所以，应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适当地延长该限制期，具体地可以定为三年比较适中。
2. 促进人力资源市场化
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已经有成熟的职业经理层，他们具有良好的管理能力、丰富的专业技术经验、严格的职业道德规范。他们除了一般自觉地按照其社会角色履行其社会责任以外，甚至出现了专门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经营绩效进行独立评估的机构。而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时间还相当短，各种人力资源非常缺乏，特别是优秀的企业家，而独立董事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从这些人员当中挑选出来的。因此，我国可供选择的独立董事人选是比较稀缺的。同时，成熟的社会信用体系还远未建立起来，职业经理层行为的自我约束性还较低。所以，培育独立董事首先应从职业经理层及各行业专业人士队伍的培育开始，使人力资源充分市场化 。
3. 保证独立董事在选聘中的“独立性”并有足够的影响力
首先，独立董事的提名方式应限制董事会或控股股东的深度影响。
独立董事的提名是选聘独立董事的第一步，由谁提名对独立董事的独立性有直接的影响。对该问题的设计必须与设立独立董事的主要目的保持一致性。《指导意见》第四条第1款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出独立董事候选人”；第四条第2款规定了提名人的征询、了解义务和被提名人的公开声明义务；第四条第3款规定了董事会对被提名人的异议程序和证监会的审核权。
国外独立董事的提名均有安排地避免受到公司经营管理层或内部董事的直接影响，这样可以使独立董事更好地代表公司总体利益。有鉴于此，从提名制度总体上看，并考虑到公司整体利益和重点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需要，《指导意见》的规定是积极可行的。但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 主要是直接赋予上市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提名权不妥。这与《指导意见》的立法本意相矛盾。因为，按《指导意见》的规定独立董事是由股东大会选举决定的，而在大股东控股的情况下，如果董事会享有直接的独立董事提名权，大股东就完全可以实现控制独立董事选聘的全过程。 对董事会的提名权可以考虑作如下修改：第一，在未设立或不设立提名委员会的上市公司，董事会不应享有独立董事提名权；第二，在设立提名委员会的上市公司，由该委员会行使独立董事提名权，当然，该委员会应具有较高的独立性（如：《指导意见》第五十二条规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
其次，独立董事的选举应向中小股东倾斜。
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五十一条仅仅原则性的规定：“独立董事的任职条件、选举更换程序、职责等，应符合有关规定。”那么，独立董事的选举主要是参考《指导意见》第四条的相关内容。该规定的粗糙性将影响独立董事的“独立性”。我国的主要问题出在“一股独大”导致的权力失衡，大股东有能力通过控制股东大会，进而控制选举结果，如果被提名的独立董事得不到大股东所认同，该候选人就不能在股东大会上通过选举。提名委员会和中小股东的提名权失去实际意义，应对此加以限制；此外也没有明确规定选举通过的比例要求。
有两种方式可供参考：其一，规定大股东投反对票必须有合理的理由或可靠的证据，否则，应同意或视为同意该提名；其二，排除前几位大股东的投票权，因为独立董事主要不是为大股东服务的。在提名和投票的环节，决不能既给大股东（或其代表）提名权又给其投票权，必须进行限制。这样使大股东既能参与选举过程又不至于利用优势地位排挤中小股东的选举利益。此外，由各证券交易所制定规则明确投票的比例要求。
再次，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构成应有利于其作用的发挥。
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需要多少人数能比较有效地发挥作用，目前国外有些相关的研究（包括实证研究），但还未形成有绝对说服力的结论。从代理理论看，独立董事应当比内部董事在监督管理层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因为，独立董事重视自身的名誉和信用，他们要利用占有的董事职位向人力资源市场传递自身价值的信号，表明他们是决策控制专家，了解分散决策控制的重要性，能够在分散的决策控制体制下作用，在关键的必要时候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甚至是撤换公司总经理的决定。Rosenstein和Wyatt在对1981-1985年间的1251次外部董事任命公告的股票价格反应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任命一个外部董事通常对股东财富没有负面的影响。但同时他们也承认：从与外部董事任命相关的正的股票价格收益率效应推论出外部董事就比内部董事要好，“此一推论务必小心谨慎”。也有与此完全相反的研究结果。David Yermack通过研究认为，独立董事越多，公司业绩反而越差。[2]那么，是否存在一个最优大比例呢？目前还没有研究能找到这个比例。但是在美国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大部分公司董事会里保持有独立外部董事约60%。
美国法学会《公司治理原则》建议在大型公开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在其它公开公司董事会中至少要有3名独立董事，并认为3名独立董事是在董事会中形成一个有力的批评群体的最低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安然事件后，美国出台了一些措施来改进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最重要的是2002年6月6日纽约股票交易所及上市标准委员会向交易所董事会提交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对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要求上市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要占多数。[3]欧盟认为，“单层制”管理机关中的非执行成员“应当能够被3整除，而且大于执行成员的人数”[4]。这与美国法学会的建议很相似。实际上在大多数英美法系国家关于独立董事人数的要求一般都规定或建议“多数”或“实质性多数”。 鉴于我国虽然采取“双层制”治理模式但监督缺位严重、监事会被架空的现象，我们应更多地考虑“单层制”国家对独立董事的需求。
第四，保持目前独立董事任期的规定，但要关注任期对“独立性”的影响。《指导意见》第四条第四款规定：“独立董事每届任期与该上市公司其它董事任期相同，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但是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董事任期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由公司章程规定，但每届任期不得超过三年。”
可以说《指导意见》关于独立董事的任期是充分考虑了美国和欧洲立法经验的。一个普遍的认识是任期的长短会影响到“独立性”的保持。因为独立董事与其它董事及经理长期共事，即使利益上没有直接联系，在思想上趋于一致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欧盟对此过于宽松，在欧盟公司法指令中规定：“管理机关非执行成员的任命期限应予确定，但不得超过6年。任命期限届满后，他们可以连选连任。”[5]欧盟甚至没有对连任最长时间没有限制，也就是说，如果某独立董事一直可以被选任的话，他可以一直担任下去。相比之下，美国密西根州的立法就要完善一些，它规定，独立董事在公司任职不得超过三年，满三年后该董事可以作为董事留任，但失去被选聘为独立董事的资格。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因为这样一方面防止独立董事由于利益固化而产生“内部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增强公司领导层的开放性，新的信息、知识、技术通过独立董事的更替而吸纳入公司的决策领域。
对独立董事的任期作出一定限制是正确的，我国关于独立董事任期的规定比较适中。但毕竟6年的总限制期是否能防止“独立性”被侵蚀在我国还没有研究结论，因此应予以关注，一旦不行，及时调整。
4．保障独立董事职权行使，形成既监督又合作的机制
由于独立董事的特殊地位和责任，它应当享有与一般董事所不同的职权，这是发挥独立董事作用的必要条件。通常应具备以下权力：一是监督权；二是审核权；三是否决权。
《指导意见》 在独立董事的监督权、审核权及否决权方面立法作出了积极的探索，提出了比较具体的要求。还引入了一些新的制度，如：累积投票权；公开披露制度；费用公司承担制；独立董事责任险等。为了保证独立董事职权的实现，还要求上市公司提供一些必要的条件，如：《指导意见》第七条中规定了独立董事享有以下权利：①知情权；②获得必要工作条件权；③独立行使职权权；④获得报酬权；⑤执业风险保障权等。与以往的规定和指导性文件相比，是很大的进步。
但我们也发现，这里同样存在不如人意之处。第一，偏重于独立董事的监督性职权而忽视了创造性职权； 第二，没有赋予独立董事就特殊事项的实质性否决权。除了关联交易必须经独立董事认可后才能交董事会讨论，其它方面独立董事表示不同意见最有力的方式不过是公开声明意见。对一些特殊事项独立董事没有实质性的否决权是不够的，这种监督非常乏力；第三，在董事会不尊重或不采纳独立董事的请求、提议甚至干扰其发表独立意见时，没有相关的责任。
所以，立法在设计独立董事的职权时应：第一，根据是否设立专门委员会分别规定使独立董事更好地发挥创造性的职权；第二，就一些重大特殊事项赋予独立董事实质性否决权；第三，应增加董事会无正当理由阻碍独立董事行使职权的法律责任的规定。此外，对一些关键概念应明确，如：关联交易。
5．使独立董事的义务更为合理
独立董事的义务可以分为：一般义务和特别义务。一般义务是指独立董事作为董事所必须承担的基本义务，包括：《公司法》规定的忠实义务等。特别义务是指独立董事的独立地位决定的与其它董事所不同的义务，主要包括：①诚信义务，如：代表公司整体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独立地履行职责；②勤勉义务，如：原则上最多在5家上市公司兼任独立董事，并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有效地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③各专门委员会中的责任。诚信义务和勤勉义务都是在吸收了国外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成功经验基础上加以引进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实用性，尤其是在我国整个证券市场面临信用危机的今天，强调诚信和勤勉实际上是反映了道德和法治建设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内在联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法治经济，也是诚信经济。独立董事要发挥作用，最重要的就是其高度的责任感和良心。
但是，第一，忠实、诚信义务缺乏具体标准。英美法系普遍使用的忠实和诚信义务有大量的判例可以参考进行判断，而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没有判例可以遵循，不对这种义务制定一定的判断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必然会造成一定的困难；第二，对勤勉义务的外在标准规定不够合理。首先是没有工作时间的下限，仅仅规定如果独立董事连续3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可以由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 以独立董事是否能按时参加公司会议为考察勤勉的标准未免太低。其次是兼任上市公司的数量上限（5家）过高。我国还没有职业独立董事，大多数独立董事都是兼职的，他们都还有自己的主要工作，同时担任5家上市公司的工作难以保证必要的时间对各公司业务进行了解和研究。
建议：第一，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对忠实、诚信义务的判断标准作出比较明确的规定；第二，增加独立董事为上市公司工作时间的下限要求，并将兼任公司的数量上限减为2至3家。
6．调整独立董事薪酬制度，形成激励机制
独立董事在本质上与上市公司是代理关系，为提高公司效益付出了一定的劳动，获得一定的报酬是应当的。我们不可能期待完全没有任何物质利益能够驱使独立董事自觉地为上市公司尽心尽力地工作。任何独立性都是相对的。不过，为了尽量保持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在确定其薪酬时会遇到难题。一方面，报酬不能没有或太低；另一方面，报酬又不能太高以至于它利益关系太大而尚失独立性。因此，在制定独立董事的薪酬时要充分考虑对对独立性的影响和激励的需要。国外一般比较灵活，有以下几种主要方式：①固定薪酬；②延期支付计划；③股票期权。[6]
我国《指导意见》仅仅规定了津贴一种薪酬形式，这种规定比较保守。 虽然目前我国法律还没有承认延期支付计划或股票期权计划的薪酬支付方式，但如何使独立董事的薪酬不应拘泥于单一的形式，而且，该项选择权应赋予各上市公司经股东大会自行决定，因为它更多的属于私权范围，法律没有必要过多地介入。最突出的问题是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提出和决定方式不够明智，容易降低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大股东既可以通过董事会控制方案的提出，也可以通过股东大会控制投票结果，等于监督者的薪酬完全由被监督者决定，导致独立董事进行行为选择时不得不更多地顾忌与大股东或其利益代表董事保持良好的关系。法律设计的技术违背了立法的宗旨。所以，应该考虑调整方式，可以采取下面的办法：第一，由监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预案交由股东大会审议，未通过的方案经修改后如果大股东多次（比如规定三次为限）反对致使方案仍无法通过，则丧失该投票权，由其它股东决定；第二，在不设薪酬委员会的公司由董事会制定预案交由股东大会审议，但大股东（或前几位大股东）不参加投票。总之，不能让董事会同时拥有制定方案权和决定权，这样才能相互制约、配合，权力配置才能平衡，才能维护独立董事的独立性。
7．以独立董事的民事法律责任为重点，建立合理的约束机制
任何没有监督的权力都是危险的，它可能导致权力的泛滥。独立董事在监督公司董事会和经理层方面拥有较大的权力并不意味着它自己可以不须受到制约，所以，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中也应对独立董事的行为有一定的约束。《指导意见》第七条第六款仅仅提到：“上市公司可以建立必要的独立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以降低独立董事正常履行职责可能引致的风险。”这或许是将独立董事与内部董事一视同仁，想按照一般董事的责任来约束独立董事。但这两者在公司中的地位、作用、职权等方面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以完全同等的法律责任加以要求恐怕并不合适。
明确独立董事特定的法律责任是必要的。潜在的法律责任的威胁，可以促使独立董事投入相应的时间与精力勤勉尽职，更好地履行其经营、监管职能。 公司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但对于广大投资者而言更有效的是获得民事求偿的救济手段，包括对独立董事追偿。目前，我国更多地是采取由证监会行政处罚的方式对严重失职的独立董事进行约束。但笔者认为，过多地采用行政处罚的方式十分不妥。因为：第一，面对数量庞大的上市公司证监会没有足够的能力对所有公司的每一个独立董事的执业行为进行监管，而投资者出于对自己利益的关心更能发挥监督的作用，这可以弥补行政监管力量的不足； 第二，即使是独立董事未能尽职给公司和投资者造成了损失，也并非都需要行政力量的干预，过度干预有“越权”之嫌，是否需要追究责任更主要的是受损失当事人的权力，这是私权自治范围，证监会没有必要主动干预。另外，设立民事法律责任也要考虑到商业活动中始终存在的风险问题。这是经济规律的复杂性决定的。在责任承担方式上有些学者认为独立董事应当和其它董事承担连带责任。这既不符合法理，也不现实。独立董事报酬微薄，一旦发生错误，却要与获利丰厚的其它董事一起承担极其巨大的赔偿，显然不公平。而且，独立董事中许多人并非象其他董事一样是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他没有能力承担连带责任。无法执行的法律是失败的法律。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第一、应缩小独立董事行政法律责任的适用范围，将证券监管部门的处罚权严格限定在该范围之内；第二、明确独立董事的特定民事法律责任，只要独立董事在正常的情况或条件下，按照其忠实、诚信、勤勉的义务行事，即使是决策错误也不应受到追究。

三、 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制度及解决的问题
1． 使信息披露制度更好地服务于独立董事制度
信息披露制度是证券市场的基石，也是独立董事行使职权的前提条件。在与独立董事制度的协调上主要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必须严格落实公司的经营管理层的信息披露义务，确保独立董事的知情权。其中尤其要注意信息披露必须及时，不及时的信息没有市场价值；有必要进一步扩大信息披露的范围；还应强化信息披露不合法或违规行为的法律责任。
第二，完善中介服务机构的信息披露义务，强化其法律责任，提高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使独立董事能够在信赖其披露的基础上作出正确的判断。在整个信息披露机制中，中介服务机构的服务是一个核心环节，因为社会分工决定了人们不可能完成工作的每一个环节，我们必须依赖其它专业机构作出的专业意见，一旦中介服务机构不能真实地报告信息，在整个市场中必然引起不良的连锁反应。必须从政策、法律上不断提高中介机构在信息披露方面的透明度、公开化，严格规范其服务质量。
第三， 一些机构投资者或者公司经营管理层操纵股市、散布虚假信息等扰乱市场秩序的投机行为，应加大打击力度，同时可以允许独立董事更多地就一些非正常的信息披露发表独立意见。
2． 逐步调整股权结构，推进独立董事制度的发展
合理的股权结构是优化法人治理结构的基础，英美国家引入独立董事制度都是在公司经历了股权革命以后发生的。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是产生“内部人控制”、中小股东利益被侵犯的根本原因，也是引入独立董事的制度性障碍。虽然这一格局在短期内难以彻底改变，但作为一项战略性任务，必须高度重视并逐步加以解决。
3. 培育公司治理文化和诚实信用的基础环境

参考资料：http://www.bcu.e.cn/truekxyj/journal/74/new_page_14.htm

⑶ 如何完善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

一、违宪审查制度相关理论
（一）违宪审查的定义
违宪审查，又称合宪性审查，是指由专门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审查并裁决一切规范性法律文件是否符合宪法，并对违宪行为予以制裁的一种法律制度。其实，违宪审查是宪法运行过程中的一项纠错机制，现实生活中法律正常运行的一项重要保障。它不仅有权对审查客体进行审查，而且有权对违宪行为做进一步的处罚。
（二）违宪审查的模式
目前世界上的的违宪审查模式一共有四种：立法机关审查制（英）、司法机关审查制（美）、宪法委员会审查制度（德）以及宪法法院审查制（德）。四种制度产生于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历史和时代背景，并且与产生时所在国的国家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不能盲目的对其进行评价，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分析。可以说，四种不同的审查制度各有利弊，在其产生和成长的国家法治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立法机关审查制
即由国家民意代表机关的立法机关负责审查宪法行为是否违反宪法的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表现为立法机关的审查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则表现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审查制度。该项审查制度起源于英国，以英国为代表。应当指出的是，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该制度的审查对象不是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而是法律以下的规范性文件。
2、司法机关审查制
指普通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附带的就适用该案的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的制度。它首创于美国,其产生并非来源于美国宪法的明文规定,而是1803年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马歇尔通过对“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的判决而确立的。目前世界上运用司法机关审查制的国家均属于英美法系国家。此种违宪审查模式可以平衡国家权力和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具有经常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的优点，但是基于其涉及到的都是具体个案，想要凭此撤销违宪的法律和法律性文件是不太可能的，此种特点也致使法官的裁决效力具有不确定性和有限性。
3、宪法法院审查制
即专门设立，但不是司法独立机构，不行使司法权。其主要职能就是进行违宪审查、宪法解释、权限争议裁决等等，该项审查模式的代表国家是德国。宪法法院以抽象的原则审查为主，适用一审终审制，可以在判决中撤销违宪的法律和法律性文件或是相关行政命令，使其丧失法律效力。宪法法院审查制的地位超脱，权限广泛、程序灵活、审判方式多样，并且具有终极效力，但是此种审查模式也会致使法院案件堆积如山，人手和精力不足，难以应付。
4、宪法委员会制
同宪法法院审查制一样，都是设立的专门机关，具有政治性的特点。代表国家同样是德国。
（三）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现状
实事求是地说，我国并没有建立起完善的违宪审查制度。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专门规定违宪审查制度的条文。规定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法律条文主要是《宪法》第62条和第67条，以及《立法法》第88条、第90条和第91条。这些法律条文对违宪审查的主体、违宪审查的对象以及违宪审查的程序等方面并未做具体的规定，其规定过于抽象和宽泛，可操作性不强。
二、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不足之处
我国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是立法机关审查制。即我国目前的违宪审查机构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但是对该种违宪审查制度的审查机关的设置和规定，无论是在法律基础还是在执行可行性和有效性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违宪审查主体存在相关问题
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是我国的法定的违宪审查机关，其主要存在一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缺乏专门机构，违宪审查不能经常化
我国《宪法》第62条和第67条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宪法监督权，但是却没有明确规定其违宪审查机构的法律地位，使得宪法规定不具有切实的执行力度。实践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也并没有充分的行使违宪审查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开会的定期性和违宪法律或法律条文出现的不定期性的矛盾。基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开会的定期性，使得人民法院对适用法律或是法律文件是否违宪得不到及时审查，即影响法院正常的审理和判决工作。与此相反，若是想要案件得到及时解决，违宪审查的法定机关就有理由对提交的违宪建议进行及时的审查和判定，所以说，我国有必要对现有的法定违宪审查机关进行完善和改进。
2、行使违宪审查权主体制度设计存在漏洞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是我国的法定违宪审查机关，但是现实生活中其审查的对象是除法律以外的法规，因为我国法律的制定机关就是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从理论角度或是现实角度而言，宪法审查制度的对象都不应该或是不可能包括国家法律。即使有此种情况，也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避免和改进，避免违宪审查机关自己审查自己的嫌疑，这样也有失公平公正的原则，有违正常合理的法制建设。
3、提请违宪审查的主体范围过窄
提起违宪审查的主体规定过窄。根据我过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权提起违宪审查问题的主体是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很明显作为法律法规最广泛的调整对象的公民、法人或是其他各种组织对于其所涉及的法律法规的合法性并没有权利提起违宪审查的权利，这样的权利赋予现状是不符合我国法制建设追求目标的，也是不符合我国宪法的设立宗旨。
4、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缺乏专业化
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政治性很浓，违宪审查机关的组成人员往往采用任命制，使其有相当的“政治背景”而无“法律背景”，这使得我国违宪审查的法律理论水平较低，难以从法理上做出正确的判定，限制了违宪审查制度作用的发挥。
（二）违宪审查的范围过窄
根据法制宗旨和法学理念，违宪审查的客体应该包括立法行为和法律本身。既包括法律法规和规章，还包括国家机关的行为，甚至在有些国家还包括正当的行为。
但是在我国宪法中，对违宪审查范围过窄，只规定了对立法的违宪审查，却没有规定对其它违宪行为的审查。除此之外，也未将司法解释以及有关国家机关的活动、政治团体和其他社会团体的活动包括进去。立法法规定的违宪审查的范围只是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宪法等法律对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否可以对自己的立法进行违宪审查也没有明确规定。
（三）缺少健全的程序性保障
我国宪法规定的违宪审查权实际上因没有程序约束和保障而缺乏操作性”。[①]各种诉讼法都被称为程序性法规，其重要的职能就是为其相对应的实体性法律提供保证。此外，许多制度措施的执行完善也需要的相关程序保证才得以实施。当前，我国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要维护社会公正，就要切实维护好司法公正，在司法活动中，我们不仅要遵守实体法上的公正，而且要注重程序法上的公正，只有维护了实体和程序两者的公正，才能实现真正的司法公正当违宪审查的主体提出违宪审查时，都是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具体应该是常委会的办公厅，由办公厅转交常委会讨论)。如果是关于法律违宪的审查，全国人大常委会如果认定法律违宪的话，程序便到此为止。此种违宪审查制度是不难看出是有失公允的。对与提起违宪审查的主体来说，就算是判定危险结果后，其也只不是一个认定上的结论而已，并没有进一步的措施采取，是没有现实意义的。
（四）我国违宪审查缺乏严惩性，仅对相关的责任人进行处罚，这种力度过轻
我国《宪法》对违宪行为没有具体惩罚性，此外，也只有很少的禁止性规范，只是在宪法的总纲中提到而已。如第1、4、9、10条等，但其本身亦不作具体的制裁性规定。我国宪法除规定凡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和其他法规应由有关机关予以撤销外，没有具体的的惩罚性规定。我国现行宪法第28条虽规定镇压判国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制裁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其他犯罪的活动，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亦只是宣布镇压、制裁和惩办为限，宪法规范本身没有明确规定具体地应当怎样处罚。这个特点同宪法规范的最高权威性不相矛盾，因为宪法可以借助其他法律和法规来进行制裁。总之，这种惩罚力度过轻，不利于树立宪法的威严，不利于宪法秩序的建立。
三、有关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完善我国宪法审查制度的构建——实现宪法委员会和宪法法庭的相结合的模式
1、建立复合的违宪审查模式——建立宪法委员会的构想
在全国人大之下建立宪法委员会，宪法委员会的地位在全国人大之下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并列。这既符合宪法作为根本大法的性质，有利于保障宪法的至上权威，同时可以保障国家机关体系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在不改变我国行体制的前提下，建立从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宪法委员会，独开展工作，不受其他任何组织、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关于宪法委员会的地位和具体职能设计如下:宪法委员会的地位在全国人大之下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并列，宪法委员会的职能是负责处理法律的违宪，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违宪审查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承担。对于法律是否违宪的决定，如果是全国人大开会期间的，宪法委员会有权向全国人大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最后结果还是由全国人大决定。如果是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宪法委员会就要作出最后决定。建立这样一种复合违宪审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不仅避免了自己监督自己的嫌疑，减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压力。而且也解决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开会的定期性和违宪法律或法律条文出现的不定期性之间的矛盾。
笔者认为，设立宪法委员会是符合我国国情的。首先，这种模式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司法性与行政性的结合，实现了代议机关审查制度和普通法院审查制的结合，能够有效的实现两种制度的结合，实现两种制度价值上的最大发挥。其次，此种制度也与我国的国情相适应，与我国的政治体制保持了一致。最后，建立专门的违宪审查机制是当今世界之趋势。
2、在普通法院内部设立宪法法庭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并且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所以单一的宪法委员会的建立还是不足以完善我国现有的违宪审查制的。建议在我国高级法院内部设立专门的宪法法庭，一是凭借我国原有自上而下的法院系统进行自我完善，二是各地区公民宪法意识不强，违宪行为也是时有发生，高级法院自身地位、专业水平较高，能够充分履行违宪审查的职责，在高级法院内部设立宪法法庭，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弥补抽象性审查的不足，有利于及时的审理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各种违宪行为，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职务行为。
3、扩大提起违宪审查资格的主体——赋予广大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提起违宪审查的权利
我国具有违宪审查提起资格的法定主体仅仅限于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笔者认为，首先，要必要提高相关机关法定人员的法学专业素质，违宪审查的人员只有具备了相关的法学素质和修养，才能更好的发挥其职能所在，更好的为人民和社会服务。其次，应当扩大违宪审查的主体，以法定的形式将违宪审查的资格赋予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允许其提起违宪审查的权利。
（二）扩大违宪审查的客体和对象
违宪审查的客体应该包括立法行为和法律本身。我国现有的违宪审查制仅仅偏向于对立法的违宪审查，却没有规定对其它违宪行为的审查。扩大违宪审查的范围就是指在我国违宪审查的现有范围之上，增加对司法机关制定的司法解释以及有关国家机关、政治团体和其他社会团体的活动的违宪审查。与此同时，也要增加审查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公民对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公民的宪法权利的侵犯，而无普通法律、法规救济途径的情况。

⑷ 如何完善立法体制

（一）发挥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
立法是宪法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是新形势下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的应有之义。立法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人大的主导作用应当体现在法律法规的立项、起草、审议、修改、表决等各个环节。《决定》要求，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一是，通过每届任期的立法规划、年度立法计划，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统筹安排。人大常委会在编制立法规划和立法工作计划时，应当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着力通过立法推动落实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加强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领域立法，广泛征求意见，科学论证评估，对各方面提出的立法需求进行通盘考虑、总体设计，增强立法的针对性、及时性和系统性。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应当积极督促、推动有关方面落实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工作计划。二是，加强和改进法律起草机制。《决定》指出，对涉及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等重要法律草案的起草，由全国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组织有关部门参与起草，并建立相应的机制。探索和逐步形成立法机关主导，有关部门参加，专家学者、企事业单位、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共同参与起草法律法规草案的工作机制，有利于使各方面的意见和关切得到充分表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泛凝聚社会共识，防止部门利益，也有利于加快立法进度、提高立法质量。同时，由有关部门起草的法律草案，全国人大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可以提前参与法律草案的起草工作。对专业性较强的法律，还可以探索委托有关专业单位研究提出方案。三是，努力建设一支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的立法工作队伍。《决定》对建设高素质法治专门队伍，包括立法工作队伍建设提出了要求。立法是一项政治性、实践性、专业性都很强的工作，高素质的立法工作队伍是党领导人民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力量。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要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高度，切实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下大气力在思想政治素质、业务工作能力、职业道德水准等方面加强立法工作队伍建设，完善立法工作人才选拔任用、激励保障等机制，积极推进干部交流，为优秀立法工作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有利制度环境。
《决定》提出，增加有法治实践经验的专职常委比例。这是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履职能力建设的重要组织举措，也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的客观要求。《决定》还提出，依法建立健全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立法专家顾问制度。这也是加强立法队伍建设、增强立法能力的重要措施，全国人大组织法对此作了专门规定，第六届、第七届和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曾任命了若干专门委员会的顾问，对专门委员会更好地履行职责发挥了重要作用。发挥人大在立法中的作用，还要增加代表大会审议法律案的次数，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职能，要创新和完善各级人大代表参与立法工作的机制，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
（二）加强和改进政府立法制度建设
一是，完善行政法规、规章制定程序，完善公民参与政府立法机制。行政法规、规章是保证法律正确实施的重要方面。我国立法法对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权限和程序作了原则性规定，国务院制定了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要按照《决定》要求，不断完善有关程序。要完善公众参与政府立法的制度和机制，增强政府立法的公开性、透明性，行政法规和规章草案一般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以适当方式反馈意见采纳情况。加强政府法制机构在政府立法中的主导和协调作用，涉及重大意见分歧、达不成一致意见的，要及时报请本级人民政府决定。积极探索开展政府立法成本效益分析、社会风险评估、实施情况后评估工作。二是，建立由专门的法制机构组织起草法律法规的工作机制。《决定》提出，重要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由政府法制机构组织起草。起草过程中，应当把握和处理好权力与权利、权力与责任的关系，既要注意赋予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必要的权力和手段，又要明晰法定责任，防止部门争权推责，加强对行政权力的规范、制约和监督，促使行政机关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正确行使权力，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
（三）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
为了防止立法工作中存在的部门利益法制化、地方保护法律化的问题，《决定》提出要明确立法权力边界。法律法规以及规章的起草制定，要严格依照立法法规定的立法原则和立法权限进行，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科学合理地规定国家机关的权力和责任。下一步，还要通过立法法的修改。进一步明确不同立法主体的立法权限。国务院部门制定规章，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不得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不得扩大本部门的权力、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还要完善授权立法制度，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事项、范围、期限、被授权机关实施授权决定的方式和应当遵循的原则。
（四）完善立法协调沟通机制
立法涉及权利利益关系的调整，立法过程也是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博弈过程，不同部门、行业、群体都会以不同方式参与和影响立法。因此，必须加强立法协调沟通，理顺各部门、各工作环节之间的关系，及时解决立法中的重大分歧。在法律的立项、起草和审议的各环节，起草单位和立法机关要广泛听取并认真研究各方面的意见。对于立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和部门间分歧意见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牵头起草单位要在深人研究、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加强与有关方面的协商沟通，共同研究解决，努力取得共识；必要时，由决策机关邀请有关专家或者委托社会机构对有关问题进行第三方评估，也可以对一些有重大分歧意见的问题，提出若干解决方案，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及时作出决定，不能为部门之间的分歧所掣肘而久拖不决。
（五）加强法律解释工作
《决定》要求，加强法律解释工作，及时明确法律规定含义和适用法律依据。解释法律是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要职权，也是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保证法律有效实施的重要内容。制定、修改、解释、废止法律，是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的不同形式。法律解释具有针对性强、反应及时、便于操作的特点，可以根据改革要求和法律实施的实际情况，及时对法律规定的含义和适用予以明确，保证重大改革依法有序进行。例如，2014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司法实践中的情况和改革的需要，通过了关于刑法、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的7个法律解释，对有关法律适用问题予以明确。法律解释出台后，各方面普遍给予好评，取得了良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
（六）明确地方立法权限和范围
立法权限划分是立法体制的核心内容。对立法权限进行划分，明确立法权力边界，目的是为了科学合理地确定立法事项的范围及不同归属，明确各立法主体在立法体制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以及各自制定的法律文件的效力等级。我国宪法、地方组织法和立法法规定，有关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具体包括：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出具体规定的事项；属于地方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国家专属立法权之外的事项，在法律、行政法规尚未制定的情况下，可以先行制定地方性法规。同时，我国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强制法对地方立法的相关设定权也作了规定。近年来，一些地方提出赋予地方更大的立法权。对此，要总结经验，认真研究。总的精神是，要进一步明确地方立法权限，地方立法要确保中央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在本地区的有效实施，加强对本地区事务的统筹协调，强化执行和执法监管职责，做好面向基层和群众的服务管理，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安定，促进本地区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
（七）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
随着各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推进，设区的市在城市建设、市容卫生、环境保护等方面普遍有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客观需求。近年来，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多次提出议案、建议，要求增加具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的数量。一些设区的市向国务院提出申请，要求批准为较大的市，享有地方性法规制定权。实际情况是，目前我国除了立法法规定的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己经批准的较大的市以外，还有233个其他设区的市没有地方立法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增加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数量。《决定》进一步明确提出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这就要求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原则，通过修改立法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同时，这项工作政治性强，涉及面广，需要积极稳妥推进。可以考虑在界定地方立法权限和范围、加强立法监督的前提下，有步骤地实施。具体步骤和时间可由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根据所辖设区的市的人口数量、地域面积、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其立法工作机构能力等因素确定。

⑸ 我国立法体制是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法权限、立法权运行和立法主体诸方面制度构成的有机整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几经变化，逐步形成了现在的立法体制：（1）1954年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实行相当分权的立法体制。在中央，根据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当时行使中央立法权的主要是中央人民政府，它享有制定和解释法律、颁布法令的权力，批准许多规范性法律文件。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没有规定政务院享有立法权，但实际上政务院也制定和颁布规范性法律文件，它还批准许多地方性法令、条例和法规。在地方，根据各地方政府组织通则，大行政区、省、市、县的政府可拟定法令、条例或单行法规；根据1952年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从最基层的民族自治乡往上，各级民族自治机关都有权制定单行法规。（2）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后，中国立法体制，变为实行中央相当集权的体制。根据1954年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有权修改宪法，制定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解释法律，制定法令；国家主席公布法律和法令。宪法除规定国务院有权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议案外，没有规定国务院有其他立法职权，但事实上国务院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议和命令，被视为国家法规，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律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法令一起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中。1954年宪法取消了一般地方享有法令、条例或单行法规的拟定权，仅规定民族自治地方有权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立法体制上相对的分权与集权，在当时都有其原因并都发挥过有益的作用。但开始时连县政府都有拟定法令、条例的权力，未免分权过甚；以后又取消民族自治地方以外的所有地方的立法权，未免集权过甚。（3）1979年后，中国立法体制在朝着完善化的方向发展的过程中有多次改革。首先是1979年地方组织法揭开中国立法体制改革的序幕，规定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享有地方性法规制定权。之后1982年宪法从多方面推进了这一改革，确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共同行使国家立法权，国务院行使行政法规制定权，并确定了国家立法权、行政法规制定权、地方性法规制定权、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制定权的划分、归属及其基本关系。接着1982年和1986年两次修改地方组织法，把地方性法规制定权逐渐扩大到省级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这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还多次授权国务院和有关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单行法规，形成了一个主要由国家立法权、行政法规创制权、地方性法规创制权、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创制权、授权立法权所构成的新的立法体制。同当代媒界普遍存在的单一的立法体制、复合的立法体制、制衡的立法体制相比，中国立法体制是独具特色的立法体制：（1）它实行中央统一领导，强调国家立法权属于中央并在整个立法体制中处于领导地位。国家立法权只能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行使，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要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不得与之相抵触。（2）它实行多级（多层次）并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一般地方，在立法职权上以及在它们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上有级别之差，它们并存于中国立法体制中。（3）它实行多类结合，即上述立法权同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和有关方面享有授权立法权，有类别之差。中国立法体制中的各种立法权不是都可用“级”的概念表明它们的关系：其一，制定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与一般地方制定地方性法规不同，后者以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为前提，前者无此前提但须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或备案；只有省、直辖市和国家确认的重大的市的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构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但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都可以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其二，行政法规一般能在全国有效，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不能在全国有效，因此行政法规比后者高一级；但后者不象一般地方性法规那样必须以行政法规为依据，有的还是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在这点上又不能说比行政法规低一级；把两者看成平级更不妥。其三，根据授权而行使的立法权更不可能以“级”或“层次”来表明它们在中国立法体制中的地位及其与别的立法权的关系。当代中国这种立法体制，是中央统一领导和适当分权，多级并存、多类结合，相当灵活的民主集中制的立法体制。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宪法法律，统率全局、国务院有重大的规范创制权，但不得与宪法、法律相抵触；地方也享有相当大的规范创制权，但不得予宪法、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相抵触

⑹ 如何从立法方面完善我国生态文明法律保障体系

要从立法方面完善我国生态文明法律保障体系，需着力完善环境保护法规体系，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依法治理轨道。
一、要进一步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与法律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依法治理轨道，运用法律手段规范治理生态环境。贯彻十七大提出的“要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的基本方略，积极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环境法规体系，充分发挥环境和资源立法在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约束作用，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有力保障。
二、在法律制度上，应当逐步建立起由政府调控、市场引导、公众参与等构成的较完整的法律制度框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要抓紧有关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工作，制定生态功能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健全、完善地方生态环境保护法规和监管制度，建立科学、合理、有效的执法机制。
三、坚持依法行政，规范执法行为，严格执行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的犯罪行为。加大执法力度，提高执法效果，实行重大环境事故责任追究制度，坚决改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克服并纠正环境执法中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遏制行政干预执法的现象，打击权法交易、钱法交易行为，维护环境法治的统一和尊严。

⑺ 什么是复合立法体制

复合立法体制是关于一国立法机关设置及其立法权限划分的体系和制度 ，即有关法的创制的权限划分所形成的制度和结构，它既包括中央和地方关于法的创制权限的划分制度和结构，也包括中央各国家机关之间及地方各国家机关之间关于法的创制权限的划分制度和结构。
基本特征
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核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统一的单一制国家是历史形成的传统，这些因素决定中国的立法权限必须相对集中，不能过于分散，以利于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国家的统一。同时，由于中国地域广阔，各地情况很不相同，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中国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各项改革，需要不断完善法制，等等，这些因素又决定中国的立法权限不能过于集中，必须适应各种不同情况，有利于充分调动各方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利于促进改革发展稳定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根据这些实际情况，宪法、立法法和有关法律确立的立法体制既是统一的，又是分层次的。所谓统一，一是所有立法都必须以宪法为依据，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下位法不得同上位法相抵触。二是国家立法权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统一行使，法律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所谓分层次，就是在保证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国务院、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较大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自治地方人大、国务院各部委、省级人民政府和较大的市人民政府，分别可以制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实践证明，这样一个立法体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⑻ 如何建立健全我国的转移转移支付立法

借鉴国际经验，对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立法的构想
（一）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取向
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都有健全的法律体系作为保障。目前，中国不仅在形式上难以满足财政转移支付必须由立法机关以法律规定的要求，而且在转移支付的法治实体价值上，如正义、公正、民主、自由，也同样存在很大的差距。同时由于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立法层次太低，制度的稳定性较差，法律规定缺乏权威性，立法的科学性和民主性难以保证等，严重制约着中国财政转移支付立法的完善以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强财政法制建设是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举措。要推进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就必须在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的基础上健全转移支付立法。
（二）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立法的原则
1 转移支付立法的指导思想应强调公平。因为财政转移支付的目标是提供均等化服务，追求的是公平；转移支付的主体是政府，其主要职责就是创造有利于“市场创造竞争、企业创造效率、人民创造财富”的公平的环境；转移支付的作用就在于加强宏观调控，调节不同阶层与区域收入的再分配，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的支持，保障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繁荣与社会文明的协调发展，这本身需要公平；转移支付立法的指导思想是“三个代表”思想，其重要归宿就是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缺乏公平的立法是无法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
2 坚持“两个结合”的立法原则。“两个结合”是指转移支付立法要与我国现阶段不同区域、不同群体间不平衡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与我国公共财政体制和财政法律体系的完善相结合。前者要解决立法的针对性，以增强转移支付立法的整体效益；后者要解决立法的协调性，使转移支付立法在我国财政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与预算法等法律法规有机结合，共同发挥其积极作用。在转移支付立法的制度设计中，只有坚持“两个结合”的立法原则，才能有效提高财政转移支付立法的质量水平。
3 转移支付立法要具有开放性和前瞻性。财政转移支付立法既要立足现在，又要着眼未来；既要有微观的考虑，又要有宏观的把握；既要借鉴国外财政转移支付的成功经验，又要与世界贸易组织基本规则的要求相结合。实行开门立法、民主立法，增强转移支付立法的开放性、民主性与前瞻性，体现立法的导向性。
（三）健全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构想
1 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我国目前政府间职责存在“越位”与“缺位”的现象，导致各级政府的事权范围模糊不清，影响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与实施，对此必须以法律形式明确各级政府职责范围。通常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央政府的事权主要是履行中央政府职责，包括维护国家主权以及政权稳定，大型的、跨区域性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央政府运转的一般性社会公共服务，调整国民经济结构，促进经济稳定发展，实施宏观调控以及由中央直接管理的事业发展支出等。地方政府的事权主要是履行地方政府职能和满足地区事业发展的资金需要，主要包括地方政府机构运转的资金需要，发展地方教科文卫事业、社会保障事业以及其他不属于中央政府管理体制的事权。据此，对原由中央政府委托地方政府代管的事权支出应上划中央本级支出，对应由地方政府支出事权，中央政府不再安排专项拨款， 为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创造条件。对于财权的划分，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原则，即凡是对流动性生产要素的课税，具有再分配和经济稳定功能的税收归入中央税；对流动性弱的生产要素的课税，其较稳定的税收可归为地方税，受益税和使用费则可根据受益范围分属于各级政府。
2 逐步以“因素法”取代“基数法”。首先，鉴于我国事权尚未真正分开，基础数据建立不足，我们应在现有基础上，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有限的收入支出型”公式。“有限”是指与均衡目标层次性相对应的对标准支出需求实行有限的测算，其均衡项目只能包括那些最基本的、最必要的服务项目，以后逐步扩大其均衡范围。其次，摒弃传统的基数法，选择更客观科学的因素法为计算基础。“因素法”有利于提高财政转移支付的透明度、可预见性和客观公正性，提高财政管理的科学化程度。这些因素应包括：人口因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财政收入、自然因素（包括土地面积、地理位置气候、资源、交通运输等）、特殊因素（包括少数民族人口、贫困县和贫困人口等）等。要注意区分主要因素与次要因素，保证通过因素法的公式具有科学性。
3 归并现行种类繁多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调整转移支付结构。依法简化与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重新归并现有的几种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建议在条件成熟时，依法取消体制补助、决算补助等非规范化的转移支付形式，使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专项转移支付为辅来实现。同时依法规范专项补助，改进专项拨款的分配办法，保证专项拨款的程序法定化，以提高专项拨款的科学性、公正性和效益性，从而建立科学、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四）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法律体系
1 提高立法位阶，增强法律效力。首先，为提高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的权威性，应该考虑在适当的时机修宪，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确认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的宪法地位。其次，建议由全国人大牵头，在争取政府支持的条件下，协调财政和各部门的关系，形成对政府转移的集中反映机制并以此为基础形成管理机制，借此次《预算法》修改之机，将其写入《预算法》或《财政基本法》，待时机成熟时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单项法律。尽可能以法律的形式确立财政转移支付的目标、基本原则、资金来源、法定形式、核算标准、分配方法及转移支付的监督及法律责任等，确保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在预算法中得到完整、准确的体现，同时也要对专项转移支付的总体数额和大致分配方向进行初步限定，以此将财政转移支付全程纳入法制化轨道，进一步增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法律效力，规范对省以下地方各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行为的规范。
2 明确财政转移支付主体及其相互间的权利和义务。关于财政转移支付主体及其权利和义务，应当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第一，坚持决策协调主体一元化。即将财政转移支付的决策协调主体限定在上级政府的财政部门，其他任何单位包括财政部的各个司都无权单独对财政转移支付的资金拨付做出决策。决策主体的一元化有利于实现财政转移支付的权责一体化。第二，建立财政转移支付的专门审批机构，专门负责对财政转移支付进行申请和决策的审批，并监督转移支付资金的流向和使用情况。审批主体与决策协调主体的分离，有利于财政转移支付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第三，明确规定财政转移支付的接受方。规定财政转移支付的接受主体必须是为正当履行其公共服务职能而依法接受和使用转移支付资金的地方各级政府，它们有义务严格依据法律规定或审批机关确定的用途使用转移支付资金，并在使用中随时接受法定机构的监督检查。
3 尽快建立财政转移支付的配套法律和程序。首先，尽快整合现行法律制度，修改现行法中有关财政转移支付的不适当内容，尽快修订《预算法》，或通过制定《政府事权划分法》、《财政收支划分法》、《税收基本法》等法律规范，以构成完整协调的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的框架体系，通过配套法律建设，提高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的权威性和实效性。其次，进一步明确规定财政转移支付工作的程序，包括决策程序、预算程序、审批程序、监督程序、权利救济程序和责任追究程序。坚持决策程序的民主性和科学性，确保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来源和投向以及测算标准和依据的公开、公平、公正；坚持审批程序公开透明，将审批作为实现和确保财政转移支付目标实现的手段，实现审批程序的科学化和效率化；通过立法确认监督程序、权利救济程序和责任追究程序，实行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的科学化和规范化。

⑼ 我国的立法体制是( )。

选择D

我国是统一的、单一制的国家，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又很不平衡。与这一国情相适应，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集中行使立法权的前提下，为了使我们的法律既能通行全国，又能适应各地方千差万别的不同情况的需要，在实践中能行得通，宪法和立法法根据宪法确定的“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确立了我国的统一而又分层次的立法体制！！！！：

(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二)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

(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较大的市(包括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施行。

(四)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全国人大的授权决定，还可以制定法规，在经济特区范围内实施。

(五)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大还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对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 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

(六)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