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类传统

① 法学学科框架的传统构成包括哪几板块

法学系的分支是根据法学体系的划分来的。法学体系是由法学分支学科构成的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 法学体系是一个由互不相同，但又有联系的分支学科构成的知识系统。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多种多样的，因而研究社会的各种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法学所研究的范围也就十分广泛，从而形成若干分支学科。这些分支学科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知识系统就是法学体系。
由于社会关系的纷繁复杂，不断形成不同的部门法予以调整，相应地也就出现了相应的法学分支学科对其进行研究。
法学作为一门系统的专门的学问，不仅要研究各个部门法，还要以不同的角度、不同方法进行综合的研究，为各个部门法学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相关条件。于是也就出现了诸如法理学、立法学、法社会学、比较法学、法律思想史学、法律制度史学等等具有一般理论（综合）特质的法学分支学科。
详细分类如下：
①理论法学，又称基础法学。研究法的基本概念、原理和规律。中国法律院系为这个学科开设的课程称为法学基础理论（简称法理学）。
②法律史学。可分为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
③国内法学。指一国各部门法学，包括宪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经济法学、劳动法学、环境法学、刑法学、诉讼程序法学以及军事法学等。宪法是一国的根本法，因此，在国内法学体系中，宪法学占有主导地位。
④国际法学。包括国际公法学、国际私法学和国际经济法学等。
⑤立法学。研究立法原则、规划、立法体制、立法风格、立法程序、立法技术以及法律汇编、立法评价等问题。
⑥法律解释学。对法律条文的内容和文字进行阐释，相当于中外历史上所称的注释法学。
⑦法社会学。通常指通过社会现实问题研究法律的社会功能、实行和效果等问题。
⑧比较法学和外国法学。比较法学是对不同国家（或特定地区）法律（包括本国法和外国法之间，外国法之间）的比较研究。因此，比较法学和外国法学密切联系。
⑨法学和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或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一些边缘学科 。如科技法学 、 法医学 、司法鉴定学、司法精神病学、法律统计学等。

② 法律的起源

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对法的起源问题，存在过神创说、暴力说、契约说、发展说等。马克思主义认为，法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

1、私有制和商品经济的产生是法产生的经济根源。从法的最初起源看，正是私有制和商品经济的产生导致了法的产生。法是为了维护某种所有制、调整一定经济关系和秩序的需要而产生的。

2、阶级的产生是法产生的阶级根源。法是为了维护和调整一定阶级关系的需要而产生的，它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

3、社会的发展是法产生的社会根源。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需要新的社会规范来解决社会资源有限与人的欲求无限之间的矛盾，解决社会冲突，分配社会资源，维持社会秩序。适应这种社会结构和社会需要，国家和法这一新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规范就出现了。

(2)法学类传统扩展阅读

法的产生是一个长期的社会历史过程，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法的产生经历了从个别调整到规范性调整、一般规范性调整到法的调整的发展过程。

2．法的产生经历了从习惯到习惯法、再由习惯法到制定法的发展过程。

3．法的产生经历了法与宗教规范、道德规范的浑然一体到法与宗教规范、道德规范的分化、法的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

③ 现实生活中的法律传统

法律和道德是维护社会和谐秩序不可缺少的，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正好手头有一篇文章，发给你，仅作参考。 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张世珊 法律与道德都是人类社会特定经济关系的产物，法律属于社会制 度范畴，道德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两者都是调控社会关系和人们行为 的重要机制。法律是由国家制定并强制实施的行为规范，道德是依靠 人们的内心信念、传统习惯和思想教育调整行为的规范。两者既相互 区别，又相互渗透、互相支持、互相转化、相辅相成。法律与道德的 有机结合、协同发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法德并举：历史的借鉴 法律与道德关系为中国历代统治者所重视。早在西周时统治者就 提出“明德慎罚”的思想。它标志着奴隶主阶级对法德之间的关系有 了自觉的意识。孔子是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创立者，他意识到法律和 道德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手段，认为善德观念只能以道德教育来引导， 仅靠刑罚是不行的。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 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秦用严法和酷刑 排斥道德而短命，西汉统治者总结了秦亡的教训，提出“礼法并重”， 继而董仲舒论证了“德主刑辅”的思想，认为“刑者德之辅，阴者阳 之助也”（《春秋繁露·天辨在人》）。无论是“明德慎罚”、“礼 法并重”，还是“德主刑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的伦理纲常。封建 的“法治”是人治下的“法治”，是泛道德主义，是把法律作为手段 来配合推行封建的伦理道德。数千年来，历代统治者把伦理道德与政 治相结合，礼与刑融为一体，使僵硬的法律规范借助于道德提升为人 们自觉的内心信念和行为标准。 西方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探讨也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古 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就认为，法律是维护正义的手段，正义就是以善待 友，以恶对敌。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主张守法是人的道德责任，法 律的制定必须着眼于德和善。亚氏曾说，法律的实际意义应该是促成 全邦人民都能进行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他认为，法律应当是实现 正义、美德和幸福的各项原则。西方许多著名法学家都认为，人对社 会道德理想的追求是通过法治体现出来的。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多哥学 派的自然法，它对罗马法和罗马法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自然法的核心 就是认为法律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自然法构建了自然、理性、正义、 平等的价值体系。17、18世纪以后，自然法思想又被资产阶级法学家 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的武器。自然法学派最突出特征是认为符合道德的 法才有效力，与道德冲突的法则是恶法。在西方传统中，有许多值得 我们借鉴的关于“守法”的道德观，如柏拉图的“人们必须有法律并 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的名言；近代 的“爱法律”作为“国民公德”的核心等等。这些道德观强调守法是 公民的道德责任，自律就是对法治的强有力的支持。 从中西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发展脉络中可以看出：东方伦理法与 西方自然法都主张把外在的法律内化为人们自觉的意识，法律只有成 人们的心理、情感需要才能得到普遍自觉的遵守。法律与道德是互相 渗透、互相融合、相互转化的。法律总是代表着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追 求，如勿偷盗、勿杀人就是社会最基本的道德。 法德并举：理论的剖析 法律与道德虽然属于不同范畴，调整着不同领域的社会关系，但 它们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具有共同的基础和目的。它们都以权利和义 务为调整内容，存在着相互渗透、互相转化、相辅相成的关系。 社会主义的法律和道德都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它们一 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能动作 用。社会主义的法德目的和方向都是一致的，它们都是为维护社会主 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 社会主义的法律道德有着相同的价值导向和功能。人对生命意义 的价值追求和信仰，对是非、善恶、美丑价值的选择和评价是人类社 会独有的。这种价值追求和信仰存在于每个时代、每种社会形态中。 同样，社会主义绝不仅仅指它的国家形式，其核心是具有社会主义信 仰并具有共同的衡量善恶、美丑、是非价值标准的共同体，是为振兴 中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共同奋斗的群体。这种具有共同理想、共 同目标、共同价值标准和追求的民族精神，才是当代社会主义中国得 以存在发展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支柱。 社会主义法律与道德是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的。一方面，社会主 义道德建设需要法律的保障。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成 员有先进与后进之区分。道德是多层次的，而且是多元的，不可能用 同一标准去要求所有的人，况且社会上还总有些置基本道德于不顾的 极端个人主义者。为了保护人民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必须有法律强 制力，这种强制力就是对违反基本道德的威慑。法律一旦形成，对社 会主义道德起着增补、强化和保障的作用。尽管没有一个国家完全靠 强制力来维持，但如果没有强制力的保障，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保持 长治久安。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法律的实施和遵守，必须依赖于道德 的支持。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法律，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的道德，体 现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和价值观。 如果法律违背了社会主义最基本的道德标准，不仅得不到公众的承认， 而且会破坏生产力，阻碍社会的发展。 法德并举：时代的要求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只有大力加强法制建设，才 能最终保障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确立。当代世界各国出现了道德法律 化的趋势，大部分公众道德被纳入法律框架之中，但要真正得以实施， 还必须把外在的他律变为人们内心的自律。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 法律与道德之间存在着互为条件、彼消此长、相互转化的动态互 动补机制。即是说道德向法律转化，称之为道德法律化；法律向道德 转化，称之为法律道德化。这种互动互补机制的建立，会使社会成本 消耗减少，效益增大，从而成为调控社会关系和行为的有效杠杆。这 是因为法律和道德各有优长，也各有局限。特别是在经济活动中，由 于利益的驱动和市场的扩大，多元经济主体之间的活动虽然需要道德 的支持，但必须有强有力的法律制度进行规范，才能使有不同动机、 不同目的的多元主体有秩序地合作。如“诚实守信”原本是道德原则， 但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诚实守信”已进入西方许多国家的民法典和 我国的民法通则。目前无论东西方都有道德法律化加强的趋势，特别 是对环境、生态的保护方面强化了道德的法律化。尤其是高科技的飞 速发展，对社会伦理带来一系列困惑和危机，更需要法制的强制力， 因为，在强制方面法律优于道德的自律。 法律与道德互动机制的另一方面还有法律的道德化。因为法律也 不是万能的，它有自身的局限性。一是法律所适用的范围与道德相比 狭窄得多，而且法的稳定性往往也就是它的滞后性；二是在现实生活 中，人们的行为变化万千，丰富多彩，用僵硬的、机械的规则，难以 取代充满个性色彩的现实生活的“个案”。这就需要道德的补充，无 论立法、执法全过程中都离不开道德的支撑。可见，法律与道德是不 可分离的有机整体。因此，科学地评价法德之间的关系，并合理地开 发利用这两种资源，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具有现实而深 远的意义。

④ 中国传统文化与法学

中国传统与法学的关系，主要表现中国法律思想史。与法学的其他学科不同，中国法律思想史是一门土生土长的与中国传统文化血肉相连的理论法学学科。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内容和特质无不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其原型。

从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特质来看。由于社会、历史、文化等原因，中国古代的法律思想不具有明显的质的独立性或排他性。这表现在法律思想与诸如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等常常是密如凝脂般交融在一起的。站在古代思想宝库的庐山面前，正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这一特征也许和古代法律、法学发展得不充分相关。中国古代法律、法学没有获得古希腊、罗马那样充分发展的机会和条件。中国古代文明走着与西方恰恰相反的道路。因此，在中国古代，一种较为精湛的思想观点，常常是贤智者在纵观整个社会生活场景并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创造出来的。比如《论语·为政》有一段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大意是，作为统治者，如果用政令和刑罚来治理人民，人民可以循规蹈矩不去违法犯罪，但内心深处仍存有违法犯罪的念头，因为他们不知道违法犯罪是可耻的、应当远离的;如果对人民施以宽容的德政，让人民富足起来，再进行忠孝仁爱的道德教育，使人民从内心里树立道德信念，这样，自然会做到自我约束。这段话的内涵应当说兼涉政治思想、经济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法律思想的。而这些思想都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一个反映，是中国传统文化园地上的树木花草，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成果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思想者的品格来看。古代的法律思想是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思想家、社会集团、学术派别等思维主体的思维成果。一定的法律观点和理论是一定社会集团的政治经济地位所决定的。在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常常是身兼多种社会角色。比如，周公是西周初的摄政王，是政治家兼思想家。他提出“以德配天”的神权思想解决了当时的信仰危机和政治危机(新政权的合法性)。他还提出区别对待的刑法政策和区别犯罪行为人主观状态(故意、过失、累犯、偶犯)的思想。但是他很难称得上是一位确切意义的法律思想家。比如，孔子是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做过三个月的鲁国司寇(主掌司法)。他的“德主刑辅”、“亲属相隐”主张对封建法制影响极大。但他也不是确切意义上的法律思想家。战国时期的法家人物，大多参与变法实践并身居要职。他们重视法制，对法律的研究亦颇深入。他们在诸如法律的起源、特征、职能以及立法、司法政策方面所达到的深度，常常使其他学术派别相形见绌。但是，由于他们作出了与传统文化决裂的姿态，故而当秦朝灭亡之后，法家学说便遭到冷遇，连他们重视法制、研究法律的优点也被当做瘟疫一般抛弃掉了。在整个封建社会，著名的思想家大都因通经而入仕，因入仕而有功，因有功而成名。他们既是国家的官吏，又是民众的教师。他们也涉足司法事务，但那只不过是行政和教化的辅助手段。当儒家经典成为钦定教材和通往官府的敲门砖之际，研究法律便成了左道旁门，而讼师们便被斥为“讼棍”。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法律思想便失去了自己独立的形象和价值，成为官方御用学术的婢女。在中国古代，没有也不可能形成欧洲工业国家的那种“职业法学者阶层”。在中国古代社会，法律思想的生产传播者本身就是传统式的人们。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用传统的价值观和方法来审视法律问题，并付诸实施。这就使法律思想与传统文化密不可分。

从法律实践的风格来看。法律思想作为法律实践的表现形式是以实际的立法、司法活动为对象的。因此，立法、司法活动的发展水平从总体上决定着法律思想的发展水平。当然，一定的法律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立法、司法活动的发展方向，特别是在社会大变革时代尤为明显。

在中国古代社会，立法、司法活动的价值目标常常是为着维系社会整体利益的。这种社会整体可以表现为家族、贵族、阶级和国家。法律正是在维系整体利益的大前提之下来塑造个人的义务。当家族首长、国王、皇帝成为家族和国家利益的代表时，法律自然要求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承担一系列义务，并把这些义务道德伦理化。因此，社会的统治集团一方面运用法律的强制性，同时更多的是运用宽惠的仁政和道德教化来实现其政治目标。于是，立法司法成为国家施政的一个帮手，一个失去独立品格的配角。朝廷不急于亦不便于把一切行为规范尽可能地加工上升为法律规范，因为大量的风俗习惯礼仪早已悄悄地拱卫着天子和族长的权威。在司法活动中，地方行政首长与其说是充当法官的职能，勿宁说是担任着社会教师和平民父母的职能。在法无明文规定或虽有条文却有悖情理之际，法官们便毫不犹豫地援引天理人情来修补法条，用创制和适用判例的方法拯救成文法的锈蚀和僵化。而天理人情就在儒家的子曰诗云里面，他们在十年寒窗之际早已谙熟在脑且刻骨铭心了。一个有学问的大儒常常不屑于背诵法律条文，且更藐视只谙条文不明法理的俗吏。他们在疑难案件面前表现得沉着自信，他们的判决书写得既有鲜明的个性又有深厚的理性，既不悖乖国法又符合人情，足以为后人欣赏、仿效和援引。面对亲戚之间的争财争地之讼，他们便摇身一变成为循循善诱的教师，屈尊于农舍，对他们诵读《孝经》、《论语》，最终使他们幡然醒悟，捐弃前嫌，抱头痛哭，从而实践着孔子“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的教导。

在立法、司法实践中，一方面，传统的风俗习惯(礼)通过判例被加工抽象成为法律条文，宣示着凛然不可犯的权威;另一方面，大量的传统风俗习惯(礼)仍保存在社会生活中，等待法官们去寻找和发掘。事实上法官们在读书时就已经完成了寻找和发掘的工作，因为儒家经典不仅仅是敲门砖，学子们在举起砖头之前早已把它们的精神牢记心中了。而在中央政权鞭长莫及的广大农村，传统的风俗习惯(礼)，通过家族长辈和地方贤达们主持的调解活动，成为解决民间纠纷的重要依据。

以上从法律思想的特质、思想者(思维主体)的品格、法律实践的风格来看，中国法律思想不仅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⑤ 从传统法学的观点看,国家权力通常划分为几类它们之间有何差别

从传统法学的观点看，国家权利通常划分为几类，它们之间有何差别？这个一般人很难有确定的答复，你要查一下国家法律网这方面的权威机构，去咨询一下

⑥ 法律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专业

法制史更靠近一点。其他的很少，但都会涉及到中国的法律传统。

⑦ 中国传统法学思想有哪些不好之处

中国古代对法家的评价，多认为其将人性的灰暗面描述的太过刻薄，而忽略人性内的光辉面。
荀子乃容战国时期赵国人，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提倡性恶论，荀子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想满足欲望，若欲望得不到满足便会发生争执，因此主张人性生来是“恶”的，“其善者伪也”（伪，人为），须要“师化之法，礼义之道”，通过“注错习俗”、“化性起伪”对人的影响，才可以为善。
荀子弟子韩非与李斯，变为法家重要人物，他们将儒家荀子重视的“礼”推进为“法”，以法制来威镇士大夫与庶民。韩非同时也吸取了道家黄老之术，归本于老子，讲究无为，理想为“君无为，法无不为”。
朱熹对法家之批判有二：
一是只见刑名，“盖老氏之学浅于佛而其失亦浅，正如申韩之学浅于杨墨而其害亦浅”；“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老之害甚于杨墨，杨氏为我疑于仁，墨氏兼爱疑于义，申韩则浅陋”。
二是惨核少恩，“后世之论刑者不知出此，其于申商之刻薄者，既无足论矣”。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许多学者逐渐认识到，法家思想中充斥着钳制言论自由、愚民弱民、极力维护君主独裁、重农抑商、限制人口流动、对外侵略等一系列与法西斯主义相通的因子。

⑧ 中国法律传统的特点是什么

民刑有分复、重刑轻民，以礼制代法和行政监理。

礼法合一，礼法并重因历史时期不同而不一样，强调天赋神权，重刑轻民。

拓展资料：

古代汉语中的 “法”、“律”、“刑”等词语之间彼此有关联。传说，商鞅变法，“改法为律”，最早将“法”“律”二字合而为“法律”一词以指称一种规范体系的人，是春秋时代的管仲。但无论是“刑律”还是“法律”，都没有现代法律具有的丰富内涵。

这是商鞅变法之前的常用法律形式，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变法时都以法为名称，如魏国的《法经》，晋国的《被庐之法》。到商鞅变法将法改为律后，法仅仅在广义上使用。

这是商鞅变法后中国古代常用的法律形式，应用广泛，如秦的《田律》，汉朝《九章律》，魏晋之后，有《魏律》、《晋律》、《北齐律》、《隋律》、《唐律》、《大明律》、《大清律》。

参考资料：网络-中国古代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