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法学的历史

A. 中国法学与西方法学历史发展路径有何不同

对不起您这里提到的西方有些模糊了，西方法律大致分两种，判例法和成文法版即英美法系，大陆法系—权—大陆法系（civil law system）一词中的“大陆”两字指欧洲大陆，故又有称之欧陆法系，这个法系现时主要由欧洲大陆的国家（例如法国、意大利、德国、荷兰等），
我国属大陆法系，
我想，中国法律与西方国家的区别在于，1，中国没有《行政程序法》，
2，中国的法律是近几年新兴的西方国家对法律有着更悠久的历史，
3，和对人 权问题，民 主……你懂的，
4，中国的法律仍然有着封建社会奴隶社会的阴影，明确为统治阶级服务，

B. 西方法制史上哪几位法学家比较重要

与其说是西方法制史上的法学家，不如说是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的法学家。因为法制上多是实践家，法学家的思想指导了的实践家的实践。法制史是制度发展史，不注重人，而思想史重在讲法学家的思想。 第一个要说是古希腊，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即知识，法律是人们幸福的标准；柏拉图的著作有《理想国》、《政治家》和《法律篇》。 第二个要说古罗马。古罗马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发源地，法学家有西塞罗、盖尤斯、保罗、乌尔比安、帕比尼安等。罗马法在查士丁尼时期空前发展，编纂了国法大全（四类），而其中就包括法学家著作，并明文规定，如遇疑难问题，成文法没有明确规定时，以五大法学家的著作来解决，观点不一致时，以多数法学家观点为准，相同者则遵照帕比尼安的学说。 到了中世纪，主要有阿奎那的自然法观点。由于中世界后期教会与教皇权利的膨胀，出现了马基雅弗利和布丹提出的主权学说。 紧接着就到了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时期思想活跃，法学家众多，格老秀斯、霍布斯主张拥护君主专制政体；洛克杰弗逊则主张主权在民的共和制度，孟德斯鸠则主张君主立宪，介乎二者之间，是改良主义。 19世纪的德国出现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为主导的历史法学派。萨维尼和耶林则对他们的思想进行了发展。 19世纪的英国，出现了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法学，和奥斯丁为代表的分析法学。 之后便进入了20世纪，可以参考相关书籍阅读。

C. 西方法学的近代三大法学

从19世纪初开始，西方国家展开了广泛的立法活动，都在不同程度上建立了较完备的资产阶级法律体制。西方法律的两大传统，即通常所讲的英国法系（或称英美法系或普通法法系）和大陆法系（或称罗马法系或民法法系），也是这一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这些现象意味着资产阶级法治的确立。与此相应，在法学领域中，古典自然法学派衰落了，代之而起的是19世纪的三大法学派别：历史法学派、分析法学派和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的法律思想（在有的法学著作中被称为形而上学法学派或哲理法学派）。
从19世纪末开始，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西方资产阶级法学领域的一个重大特征，是出现了所谓“法的社会化”（亦称“私法的公法化”）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法不应以维护个人权利，而应以维护“社会利益”为基础，社会化的新法律原则代替了个人权利的旧法律原则，于是各种“社会立法”纷纷出现，形成了诸如劳工法、社会保障法(社会福利法)、环境保护法以及经济管制法等新的法律部门。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各自有其特点，有其特点中可以总结出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不同之处。
（一）法律渊源不同。大陆法系以成文法作为法律的主要渊源，包括法典、习惯、判例以及学理等，在这其中法典是大陆法系的主要渊源。英美法系以判例法作为法律的主要渊源，遵循先例约束力原则。
（二）大陆法系重视法律的成文化，法典化和逻辑性，大陆法系的国家大部分法律都以成文的形式颁布。英美法系重视判例法，遵循先例约束力原则。
（三）对法律的分类不同。大陆法系把法律分为公法和私法，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划分，把公法划分为宪法、行政法、刑法等，把私法划分为普通法和衡平法。
（四）在诉讼制度上，大陆法系实行审讯制和合议制，在审讯制中，法官居于主导地位，可以询问当事人，调查取证等，在合议制中由法官、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共同审判案件；而英美法系实行对抗制和陪审制，在对抗制中法官居于中立的地位，只是作为裁判者，当事人处于主导地位。在陪审制中，陪审员单独组成陪审团，最终的判决由法官作出。
（五）在法官的权力上表现不同。大陆法系的法官审理案件以成文法为基础，自己不能做出超出成文法规定的裁判；英美法系的法官运用判例审理案件，可以对案件根据法律进行解释，作出判决。相对来说英美法系的法官的权利相对较大。
（六）法律的表现形式不同。大陆法系以编纂法典为主，英美法系国家主要以判例法为主。
（七）受罗马法的影响程度不同。大陆法系是以罗马法为基础发展而来的，英美法系受其影响较小，但在教会法、商法和衡平法方面仍受其影响。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不同主要是由其历史传统、文化、发展背景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二者都各自有其利弊，例如在法官的权力上，英美法系法官可以“造法”，根据法律对法律进行解释，从而对案件进行审理，这就需要法官能够充分的理解法律的规定，而且需要法官具有较高的水平，可以更好的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但也有可能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大陆法系的法官审理案件需要以成文的法律条文为基础，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就限制了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可能会对案件的审判造成不必要的影响。
随着时代的发展，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区别应经不像以前那么的明显，二者有些方面相互借鉴，相互融合。例如大陆法系中判例的作用也日益明显，法官也更多的借鉴之前的案例；而英美法系中成文条款也不断地增加。二者的相互借鉴，相互融合也有利于二者根和更好的发展。

D. 西方法学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法学

在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城邦国家中,相对地说,成文法并不很多，也谈不上有独立的法学。例如法是神授还是人定，法的基础是权力还是自然、正义或理性，是法治还是一人之治，以及法和民主、自由、平等的关系，法和国家的关系，自然法和实在法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思想对后世法学一直有很深的影响。
与古希腊不同，古罗马奴隶制社会的法极为发达。从公元前5世纪的《十二铜表法》到公元6世纪查士丁尼时编纂的法律(12世纪时称《查士丁尼民法大全》)，可谓蔚为大观。罗马法的发展带来了罗马法学的相应发展，反过来，罗马法学又是推动罗马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罗马共和国末期的哲学家、政治家M.T.西塞罗，根据斯多葛派哲学，首先较系统地提出了自然法学说，为罗马法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在西方历史上，正是在罗马帝国前期，第一次形成了职业法学家集团，第一次出现了法律学校和法学派别：拉别奥派(即普罗库卢斯派)和卡尔托派（即萨宾派,见罗马法学）,第一次写下了大批法学著作。罗马五大法学家之一盖尤斯的《法学阶梯》，是一本迄今所知最早的并且完整保存的西方法学著作。罗马法学家以其法律学说、法律解答推动了罗马的立法和司法工作，对当时已相当发展的简单商品生产的法律关系，有比较完整的论述，对其后欧洲民法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E. 在西方，最早出现的法学一词，去原意是指什么

本文对汉语“法学”一词在古代中国、近代日本和近代中国的产生、发展及演变的过回程进行了考察。答作者指出，汉语“法学”一词在中国古代即已出现，但多用为“律学”，且与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一词有着重大区别；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一词原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伴随着日本近代化的过程而产生，并由日本传入中国的。在考察了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一词由日本传入中国的途径之后，作者指出，古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一词与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一词的根本区别在于两者所依据的世界观不同：前者强调的是统治者的权力意识和臣民的义务、责任，将法视为役使臣民的工具；后者强调的是法的平等性、公正性、权威性，将法视为保障公民权利的手段。最后，作者还指出，多年来，我们对“法学”一词仍抱有一种排斥心理，这与我国轻视法学的传统意识有一定联系

F. 西方历史上哪些著名法学、哲学家是基督徒可以具体点么

耶稣不是哲学家，他甚至没有一点学历，但是许多令人崇敬的大思想家拜倒在他脚下：奥古斯丁、阿奎那、培根、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帕斯卡尔、孟德斯鸠、黑格尔、汤因比等等
他不是科学家，他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但是世上一些最著名的科学家是他的信徒：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波义耳 、拉法第 、焦耳 、门德尔 、巴斯德 、辛普森 、爱迪生,爱因斯坦等等。
他不是艺术家，他淳朴的不能再淳朴，但是一大批出类拔萃的文学艺术家追随他：米开朗基儸、达芬奇、儸丹、巴赫、贝多芬、柏拉姆斯、亨德尔、雨果、托尔斯泰、托斯妥耶夫斯基等。
“对人类来说，圣经的存在，是全人类所经验到的最大好处”——康德
“在目前的社会情况下，没有圣经就不可能教育孩童”——托尔斯泰
培根：“ 只有初习哲学的人，才趋向无神论，造诣稍深者，便能体会真理。浅学之士只能看到万事的次因，以致不能深入。必深思博学的人，始能探本穷源，澈悟主宰万有的真神。从世界历史来看，任何宗教，任何法治，都不能和基督圣道相提并论等量齐观。因为只有圣经，才能使国家社会蒙受最大的福祉。”。
康德：“对人类来说，圣经的存在，是全人类所经验到的最大好处，凡想减少它价值的，不啻是对人类一种犯罪行为。”
司各脱：“在这本令人敬畏的圣经里，蕴藏着奥秘中的奥秘。”
陆克：“圣经是一部永生之道的书，是一部使人得救，只有真理，绝无错误，又是上帝亲自著作的书。”
卢梭：“我必须承认，圣经的辉煌使我惊讶。”
鲁索：“圣经的庄严，令人崇敬，福音之纯洁，使余心折，读了圣经，则一切哲学的著作，便成为卑无高论，不堪比拟。”
苏格拉底：“有一位至高神的存在；至高的神统治万有；神要差遣一位导师，拨开云雾，开通心窍，使人能辨别善恶，认识其道德的责任；灵魂不灭，义人必受善报，恶人必遭恶报。”“如果死后没有生命，人生的价值意义都无从谈起。”符合圣经中的讲述。
耶稣说：“我就是真理，道路，生命，若不藉着我，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法学家：
海尔爵士：“余交游广阔，读书万卷；然从无一书，象圣经那样，能增我智慧，使我得益，使我受用。一般人反对圣经，都是因为不懂圣经。”
甘德博士：“欲求人类脱离粗野，日臻文明；欲谋国民，转离罪恶，道德高尚；欲求整肃纪纲，敦睦邦交；欲民风淳厚，社会进步，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圣经一书，普遍流传，家喻户诵。圣经一书，不仅能满足人类的需要，且能救治人类的病态，圣经乃是一本权威最高，感人最深之书。”
王宠惠博士：是中国最著名的法学家,历任司法部长,外交部长,国务总理等要职,他不但是一个笃信圣经的人,并且亲著「信道七问」,根据圣经阐释救恩要道。

G. 西方历史第一次形成独立发的职业法学者阶层是什么时期

西方历史第一次形成独立发的职业法学者阶层是在古罗马时期。

衍生知识点——古罗马法
古罗马法是法学作为一门独立学问的开始，法学繁荣，盛极一时。主要表现为：
1.第一次形成职业法学家集团。
2.拥有全面的成文法体系，如《国法大全》，包括：《查士丁尼法典》、《学说汇纂》、《法学阶梯》、《查士丁尼新律》。
3.高超的法的分类技术：公法与私法的理论划分首度出现，私法理论体系得到极大发展。
4.西塞罗：古希腊哲学的罗马传人，自然法思想得以系统化。

H. 西方主要法学派别介绍

自然法学说的由来

 自然法学说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几乎贯穿西方法律思想史的全过程。从古希腊、古罗马到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无不涉及自然法问题。或者说，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中，自然法学说是西方法学中一脉相承经久不衰的理论。因此，认真研究这一理论，对分析、批判和借鉴资产阶级法学具有重大意义。
 自然法学异源于古希腊哲学。著名的自然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便提到自然法与人为法，并认为法是战争的产物，将法归结为永恒的产物。（公元前六世纪
 ）他甚至初步指出自然法与人为法的区别，但没有作进一步的论证。但后来，诡辩学派代表人物普罗塔哥拉又对此作了阐述，认为法律起源于自然状态，是正义的表现。苏格拉底在此基础上，正式把法律分成两种：一是制定法，一是不成文法。并指出法是市民的行为准则。不成文法是人类行为的准则，是神的立法，而人的立法必须服从神的立法。他的学生柏拉图，尤其是他是徒孙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正式从法学的角度提出和论证了自然法的基本思想，但不系统。
 率先把自然法系统化的是古罗马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法学家西塞罗。他的名作《法律篇》是系统阐述自然法理论的代表作。他不仅给自然法下了定义，而且把它同理性、正义联系起来，并指出理性与正义均源于自然。他认为，自然法永世长存，万古不变，是绝对正确的；而人定法（制定法）则有两种情况：凡符合自然法原则的人定法是正当的法律，否则就不是法律。西塞罗把自然法理论推向其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而是古希腊思想家、法学家集体智慧的结晶。但这一时期的自然法理论有明显的局限性：一是最后把自然法与神联系在一起；二是没有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尽管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在他们对自然法极为重视，而仍然是“空中楼阁”，从而使他们的自然法理论只能成为一种文化遗产。
 中世纪是整个法学的衰落时期，与其它社会科学一样，法学成为神学的“附庸”与“婢女”。但神学家们没有忘记自然法这一概念，经过他们的精心设计，毫不掩饰地把自然法披上了神学的外衣，公开提出自然法从属于他们所讲的上帝创造的永恒法，大大降低了自然法的地位。在他们看来，只有永恒法彩色至高无上的法律，它渊源于神的智慧，就是说，只有神才能使法律、正义、理性统一起来。

 古典自然法学派

 古典自然法学派形成于17-18世纪，创始人为格老秀斯（荷兰）、主要代表人物有：洛克（英国）、孟德斯鸠（法国）、卢梭（法国）、汉弥尔顿（美国）、杰弗逊（美国）等，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家，继承了历史上自然法学说的某些观点，以唯心史观为理论基础，并形成了古典自然法学派。格老秀斯宣称：“法律是理性的体现”，“正义的标准”；他给自然法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自然法是真正理性的命令，是一切行为善恶的标准。”他心目中的理性、正义与古希腊的自然法学说有所不同，他把理性从天上引到了人间，即他讲的理性是指人类的理性，而不归结于神。更可贵的是，古典自然法学派把正义、理性同资产阶级民主、人权、法治联系起来，并成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他们还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的观点：
 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基本观点
 法律理性论。自然法学说的基本原则，就在于认定除国家制定的实在法（行为法）之外，还存在一种凌驾于实在法之上的“超法律”的自然法。他们认为，自然法高于实在法，是实在法的基础，是监督实在法的手段。自然法学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都把自然法与理性联系在一起，但归宿不同。古希腊把理性归宿于自然，中世纪把理性、正义渊源于神，而资产阶级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则归结于人类。他们认为人类理性之中就有自然法，因此，凡是有理性的人类都要自然法的支配。
 天赋人权论。天赋人权论首先是格老秀斯提出来的，洛克把它加以系统化，潘恩等人在《独立宣言》和《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把它加以规范化；其主要内容有：1）人权是天赋的，与生俱来；2）人权的基点是个人；3）人权是抽象的，超阶级的；4）人权主要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平等权和财产权，而财产权是核心。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又增加了新的内容。
 社会契约论。这是古典自然法学派的理论基础，霍布斯、洛克、卢梭都先后系统地论证了这个问题，尽管他们各自讲的理由不同，但结论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在自然状态下，人们订立契约，建立国家，并让出一部分权利赋予国家，由国家来保护每个公民的人权。他们的后继者又把社会契约论扩展到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
 主权在民论。这是“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的引伸和发展。按照卢梭的说法，由于人们把一部分权利转让给国家，并不是奉献给任何个人；他们放弃权利，因此，人民在国家中应该是自由的，国家的主权只能是属于人民，人民可以更换政府。在此基础上，卢梭提出 了“主权在民”或“人民主权”的理论，他指出：“人民主权”应包括如下原则：（1）主权不可转让；（2）主权不可分割；（3）主权不可代表；（4）主权至高无上和不可侵犯。
 法治论。自然法学派主张建立法治国，强调法律至上，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强调依法办事，强调权力制约，并把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和政治体制。
 对古典自然法学派的评价
 古典自然法学派是西方法学中影响最大时间最长的法学流派，特别是 20世纪以来，成为了西方三大派别之一，在世界范围内曾一度广泛传播：
 古典自然法学派的理论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对推翻封建专制和神权政治起了巨大的作用。
 古典自然法学派关于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等理论。既是人类社会进步和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又对社会的发展，对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一定借鉴作用。
 自然法学派的的理论基础是唯心史观，它所谓的“人类理性”、“天赋人权”都有历史的局限性和虚伪性。

 自然法学说的复兴

 19世纪，随着资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和阶级斗争的新的要求，自然法学派逐渐被历史法学派所取代，分析法学派也随之兴起。
 但到20世纪，自然法学派又出现“复兴”的局面，德国法理学家斯塔姆勒提出“内容可变的自然法”学说。他认为法律在逻辑上应先与社会和经济现象而存在，不是经济决定法，而是法决定经济。他把法区分“正当的法”与“不正当的法”，并认为“正当的法”是由“不正当的法”演变与发展而成。他所谓“正当”与“不正当”，不在于法的内容，而在于法的形式。只要法的形式与所定的标准相适当即为“正当的法”。
 “复兴自然法学派”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法学家信奉天主教义，亦称新经院主义法学派，其代表人物是法国的马里旦，他认为私人占有财富属于自然法，而“自然法之为法，是因为它是对于永恒法的分有。”另一部分法学家虽不公开站在宗教立场上，但提倡理性服从信仰，把自然法解释为一种理想的永恒的正义，如意大利法学家迭尔维寇。
 二次世界大战，自然法学派的观点进一步被重视，尤其通过几次大论战：如富勒与哈克，哈克与德沃金，使自然法学派威信大增。
 自然法学在其发展的历史中，大致经历了自然主义自然法学、神学自然法学、理性自然法学和新自然法学四个发展阶段。
 新自然法学的特点
 自然法学的复兴严格地讲，应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有下列特点：
 强调人权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新自然法学派有两个支派或者说有两个发展方向，即世俗的与神学的，但他们都强调人权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如威玛政府的司法部长拉德勃鲁赫认为，法律必须有绝对的价值准则，否认人权的法律是“绝对错误的法律”。他指出实证主义有利于法西斯政权对权力的滥用。他这些法律观点，德国战后审判法西斯分子起了重大作用。但拉德勃鲁赫毕竟是一个相对主义者，是一个典型的不可论者，这当然应予以否定。马里旦是新自然法学神学派代表，提倡以基督教教义改造社会。他们突出特点是强调人权，并专门写了一本《人权与自然法》的名著，认为应用人权制约国家的权力。
 强调当代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新自然法学派不是简单重复自然状态、自然法、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等说教，而是保留旧的形式，赋予新内容，或者干脆放弃一切虚构，直接强调法律对道德的依赖性。这方面的突出代表是罗尔斯的正义论和德沃金的权利说。德沃金认为，个人具有不可侵犯的权利，这些权利不仅是法律规定而且是不限法律规定而存在的。
 新实证分析学派的影响。新自然法学派开始重视法的形式因素，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富勒。他提出了“程序法自然法”理论，认为，一个真正的法律制度包含着固有的道德性，即法的内在道德，亦称法制原则，是一种特殊的、扩大意义上的程序道德，包括：（1）法律的一般性；（2）公开性（3）非溯及既往；（4）法律的明确性；（5）避免法律中的矛盾；（6）法律不应要求不可能实现是事情；（7）法律稳定性；（8）官方行为与法的一致性。
 新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观点
 新自然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的拉德勃鲁赫(RadBruch),法国的马里旦美国的富勒、德沃金和罗尔斯。
 对自然法学派的评价
 自然法学派在西方法学中一脉相承，流传至今，是当今西方三大派别之一。在西方法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 古典自然法学派的理论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对推翻封建专制和神权政治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 自然法学派，关于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等理念的提出既是人类进步和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又推动社会的发展。对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一定借鉴作用，
 自然法学派的理论基础的唯心史观，它所谓“人类理性”“天赋人权”都有历史的局限性和虚伪性。

 社会法学派

 概说

 社会法学派亦称社会学法学。这一学派的含义相当混乱，大体上有两种解释：一是用社会学的观点与方法研究法律，研究法律同其他社会现象的相互关系，特别是研究法律的社会效果与目的；一是指法律强调社会利益，提倡“法律社会化”。
 在20世纪初，这两种解释还是有意义的，因为第一种说法尽管主张用社会学的观点与方法研究法律，但他们仍然强调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法律社会化”已占绝对优势，上述两种解释实际上已经趋向一致。
 本来，社会学法学、社会法学和法律社会学三个概念是一致的。当然，由于研究者本人是法学家还社会学家，其研究的重点和角度是不同的。一般讲，法律社会学是“陈述性的”而社会学法学是“规定性的”，意思是说法学家着重于法律规定，社会学家侧重于陈述有关事实。
 从社会学法学的发展历史来看 ，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
 早期社会学法学。它产生于19世纪的后期，其创始人是法国的孔德。孔德又是实证主义的创始人。早期社会学法学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法律，诸如生物学、人种学或心理学等等。如英国的社会学家斯宾塞(Spencer)便以生物学为依据，认为社会与国家如同生物一样，是一个有机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生存竞争和强存劣汰，法律的任务在于保护个人自由，一个人只要不妨害他人同样的自由，就可以从事他所愿意的任何活动。奥地利社会学家普洛维奇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种族斗争，国家起源于较强的原始民族，对较弱的原始民族的征服，随着国家的出现就形成了国内的阶级之间的斗争以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法律是统治集团通过国家权力对被统治集团进行统治的工具。还有法国的社会学家塔尔德和美国的社会学家沃德，将法律解释为心理现象，从而创立早期社会学法学中的心理学法学。
 现代社会学法学。它又分为两大派，即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法国学派又称欧洲学派，其代表人物是奥地利的社会学家埃利希，他认为法律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和判决，而社会本身，应该是“活的法律”，他不同于制定法，而是社会组织的内在秩序。美国现代社会学法学的创始人是著名法学家庞德（以后专节论述）
 早期社会学法学与现代社会学法学的重大区别有：（1）现代社会学法学不仅主张用社会学的观点与方法研究法律，而且特别强调法律是社会效果与社会目的；（2）早期社会学法学强调个人利益个人权利，现代社会学法学强调社会利益；（3）在解释法律方面现代社会学法学不是从生物、人种、心理某一角度而是综合各门学科加以解释。
 此外，还有一些现代西方法学派别与庞德的社会学法学有一定差别，一般不称之为社会学法学，但从其基本趋向来看，仍属于社会学法学的范围，可列为社会学法学的支派。如法国的法学家狄骥创立的社会连带主义法学，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德国的利益法学等等。

 分析法学派

 分析法学派的由来与发展

 分析法学派是19世纪西方法学三大派别之一，曾长期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现在，它仍然被认为是西方法学“三足鼎立”的一家。
 分析法学派大致历经两个大的历史阶段，即以奥斯丁为创始人的早期分析法学派阶段和以哈特为代表的新分析法学派阶段。
 分析法学派产生于英国，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妥协性在法律方面的直接后果。奥斯丁的主要观点有：
 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并以此引伸出“义务、制裁”为法学的基本范畴。在他看来，法律只有是一种命令，才能得到实行；如果仅仅是“告知”、“希望”，实际上是很难得到遵守。他认为，法律作为一种命令，只有来自主权者才有实际意义，才可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
 法律与道德没有联系，即划分实在法与理想法。在他看来。法学就是研究法，“恶法亦法”，也属于研究范围。
 他认为法律有两种，应当法和实在法，法理学的任务在于研究实在法，从而开创法学领域实证研究和形式主义风气。
 毫无疑问，奥斯丁的观点与自然法学派的观点是矛盾的；同时，他将法律与道德分离是荒谬的；但他提出法学应研究实在法有一定价值，在客观上促进法学的发展。

 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

 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创始人是英国的法理学家哈特（Hort）,原为出庭律师，1952年由牛津大学教师升为该校法理学讲座教授，1978年退休。主要著作有《法律的概念》（1961年），《法律、自由和道德》（1968年）、《法理学和哲学论文集》（1983年）。
 新实证主义法学是在论战中形成与发展的。战后哈特与新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进行了三次大论战：第一次是哈特与美国法理学家富勒长达数年的论战；第二次的哈特与英国法官德夫林的论战；第三次的哈特同美国法理学家德沃金的论战。
 1957年4月，哈特在哈佛大学演讲时，作了一个《实证主义和法律与道德之分》的报告，为法律实证主义进行了辩护，并对富勒等人进行了攻击，从而揭开了第一次论战的畜牧。富勒当即发表了《实证主义和忠于法律—答哈特教授》予以反驳。60年代，两人又各自出版自己的代表作---哈特的《法律的概念》和富勒的《法律的道德性》，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进一步批驳对方。这次论战实际上是西方法理学中传统的自然法学和法律实证主义两大派之争。分析法学认为，自然法学是一种形而上学，它研究的是理想的或正义的，而非实在的法律。自然法学则认为，实在法，通常指国家制定的法律，应符合代表某种正义、道德的自然法。
 第二次论战的焦点仍然是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具体问题是：法律是否禁止成年人同性恋的问题。法官德夫林主张禁止，而哈特根据自由派道德观点，认为不应该禁止。在争论中，有人支持德夫林，也有人支持哈特。
 第三次论战是哈特与德沃金。德沃金对哈特的主要规则与次要规则提出异议，并阐明了原则、规则和政策的关系。


I. 西方法学的二战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法西斯政权的崩溃，一时盛行于德、意等国的新黑格尔版主义和新康德主义法学已趋权衰落，新自然法学复兴。在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其他各国，新自然法学更为得势。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所谓第三次技术大革命的刺激，西方各国的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国家的法制又有发展。目前，社会学法学、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和新自然法学呈现三足鼎立之势，但彼此观点又日益靠拢。与此同时,由于国际交往的剧增,国际法学和比较法学的研究也迅速发展。这为法学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的课题。

J. 比中西方法学的历史发展路径有何差异

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西方法律文化及其所处历史社会背景的比较研究，主要探讨了中国的法律文化与西方的法律文化在形成、本位、属性、伦理、体系、学术、精神，价值等八个方面的差异，细致的描述了法律渊源、价值精神以及文化属性、学术体系的基本形成以及内容，揭示了法律文化的差异，冲突及其协调的理论和制度性安排，对这些差异的形成的过程作了详细的阐述，在每个差异的背后都细致的介绍了差异的来龙去脉和深层次的原因。最后在第九章又重新回溯到了人，人乃文化的原点和轴心，无论多么复杂的文化现象都是从人这个原点发散出去的。张中秋先生在本书中不仅系统的论述了两种文化的差异及背后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给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理论：一切法律关系都可以而且应当还原为人的关系。不论这些关系表现为何种形态，人最终都是主体和原点。中西方在协调人与神、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但归根到底仍是以人为主体和原点，即便是上帝也是人格化的神。①从本书中我体会到了，要想深刻了解某种文化，不能舍本逐末，而应追根溯源，以人为出发点，才能看到本质，任何忽视人的存在的文化、制度的研究都是肤浅的。 我最感兴趣的是第七章，也是与当今发展联系最为密切的一章。本文就以第七章为切入点，来谈谈中西方的法文化传统与法治的关系。在第七章“法的精神：人治与法治”中作者认为中国法的传统精神是“人治”，而西方法的传统精神是“法治”。“法治”之法是指具有民主政治背景体现大众意志的法。传统中

2 国的法是用以维护封建国家的统治秩序，是以集团为本位，“人治”的色彩越来越浓厚，加之等级和尊卑的分明划分，使得人民对权威产生恐惧以及对权力开始崇拜，而忽略了对个体权利的追求。而在西方，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日益开拓的眼界，依附着上帝的宗教法就被瓦解了，随之催生了民主、自由、平等这些具有现代性的精神，总体上说更倾向于个人本位。从法的文化属性来看，传统中国的法律文化实质上一种刑事性或者是国家性的法律体系，而西方的法律文化则是具有民事性或者个人性的法律体系。② 作者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形成法治传统，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即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官僚体制化。商品经济是法治的物质根基，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法律制度予以规范化。同时商品经济孕育了社会契约观念、政治市场观念、思想市场观念、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平等和自由观念等文化传统。但是西方法治的形成绝对不是一个纯粹的商品经济问题，还存在一个不同于商品经济的文化问题，即人性恶论。古希腊文化中以柏拉图为代表的人性恶论的思想，在西方文化中始终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在西方国家广泛流传这一句名言：“权力必致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③在西方文化中，相对于人治，法制要更可靠。然而在中国文化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更倾向人性善，强调用“礼”来引导和节制人性，由具备“德性”的人进行统治。最后一个方面是西方较早的官僚体制化是法治制度化的另一个前提。西方早在罗马帝国时就形成了一套庞大完整的官僚系统，到中世纪晚期民族国家的形成，官僚体制的确立有力的支撑了近代法治的建立。 然而，作者花了大量笔墨去证明中国历史没有出现过“法治”，中国的传统法的精神为“人治”，却没有系统论证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作者认为中国法的人治精神与中国古代法（以刑法为中心）是同时产生的，即中国法的人治精神的起源是伴随着刑法的产生而产生的。又论证了人治精神的哲学基础为人性善论和人性恶论。进而总结出人治在中国是逐渐强化的，而且也没有其他限制其发展的因素。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没有形成与西方社会一样优越的法治传统,是有其极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作者通过比较中西方两个社会在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差异,侧面介绍了造成中国社会在法治传统方面表现出与西方社会诸多不同

3 的根本原因。由于中国社会与西方不同的历史文化发展路径,才造就和催生了中国社会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但是作者没有系统论证产生这些差异进而导致“人治”和“法治”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法传统的原因。 笔者认为，中国的法传统之所以为“人治”，除了作者提到了中国的“律学”传统（以刑法为中心）和儒家文化中人性善论和人性恶论，笔者认为还应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即自然条件、经济和宗教。 首先，自然条件的差异。中国古代没有出现“法治”，而西方却出现了“法治”，跟中国的自然条件有关。然而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导致在西方普遍存在着城邦社会。古代中国疆域辽阔，加之山川江河阻隔，人们之间不可能有紧密的政治生活，不可能实施主权在民的“直接民主”制度。西方城邦国家地小人少，左右为邻，相互熟悉，易于实行议会制度，利于直接民主。“直接民主”就是城邦的政治主权属于全城邦的公民，公民们直接参与城邦的治理。为了保障直接民主，即保障有关城邦公民资格的确定，权利与义务的划分，行政机构的设立，法庭的选任与权限，继而产生了宪法。④既然城邦是公民的团体，也必然是民主的集体，人们也必然信奉保护民主的法律制度。希腊城邦公共政治文化空间背景中发展起来的法治理念，表现为自由、平等、正义等理性精神，是城邦公民政治文化的核心与精髓，而在法治理念与精神的熏陶下，城邦公民表现出坚定的法治信仰。⑤简而言之，城邦的民主政体是法治萌生的体制前提。然而中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风俗习惯、民族文化、语言等各个地区差别巨大，难以形成希腊城邦那样的公民集团。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散居在全国各地，加上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很少有经济往来或文化交流。在如此庞大的国家之内难以形成像希腊城邦那样的“直接民主”。反之，中国古代的地缘、经济环境更像是培育专制政治的温床。为了维持这个庞大国家的运转，自然而然的选择了专制政治，等级森严的专制主义政治格局从此长期成为中国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础。如此文化传统中其对于法治的需求是极其微弱的,因为政治就完全可以为其民众提供一切之所需,只是在另一个价值层面上。即使有那么一点对于法治价值的呼唤也为强大的政治公权力的压制所湮灭。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法治传统的形成是遥遥无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