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设想

Ⅰ 恶意欠薪罪的立法设想

一些学者认为，“恶意欠薪罪”可以依据情况分别定诈骗罪、侵占罪，没有单独规定“恶意欠薪罪”的必要，这种认识是不科学的。诚然，“恶意欠薪罪”与诈骗罪、侵占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三者在犯罪主体、行为方式上有相同的地方，但是三者又有明显的区别。
恶意欠薪罪与诈骗罪的区别表现在：1.前者的犯罪主体可以是单位；而后者的犯罪主体只能是自然人。2.前者的客体是劳动者的财产权利和市场经济秩序，而后者的客体只是财产权。3.前者犯罪对象是劳动者的薪金，是特定的，而后者的犯罪对象是不特定人的财物等。
恶意欠薪罪与侵占罪的区别在于：1.前者可以由个人或单位构成，而后者只能是个人，没有单位。2.两者在犯罪客体、犯罪对象和犯罪客观方面都有区别。单独设立“恶意欠薪罪”，可以反映该罪的特征，也凸显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因此，刑法应当单独设立“恶意欠薪罪”，放在刑法分则第3章第8节扰乱市场秩序罪内。 1、犯罪客体：是双重客体，既侵犯劳动者的财产权，又侵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2、犯罪主体：用人单位，包括自然人和单位。
3、犯罪主观方面：直接故意，明知自己的行为导致无法发放工资给劳动者，并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4、犯罪客观方面：违反劳动管理法规，拖欠劳动者工资，并且劳动者催收仍不归还或者逃匿，数额较大或情节严重的行为。

Ⅱ 怎样保护环境

当我们头顶的天空不再明净，不再蔚蓝时，我们是否才想起应该保护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当我们脚下的
土地变成黄沙变成荒漠时，我们是否才后悔没有珍惜我们的大自然！面对曾经美丽的一切，我们不禁要大
声问道：谁来保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历史的车轮正轰轰隆隆地驶向21世纪，我们作为一名小学生，一个小公民，必须勇敢地站起来，呼吁大家，呼吁身边的人：保护环境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我们责无旁贷！谁希望看到自古以来辛勤哺育我们人类的地球母亲变成一个遍身鳞伤、欲哭无泪、痛苦难言的黑色地球？不，谁都不愿意看到！
是啊，我们不能忘记那个刻骨铭心的灾难：1998年6月，我国长江、黑龙江一带遭受了百年罕见的洪涝灾害。洪水每到一处，哪里就要面临着家园被毁的危难。有句俗话说得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好在全国人民的热心帮助，积极捐款捐物下，使灾情有得到缓解。但是，在这以后，一个明显的事实摆在眼前：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国内外不少专家指出，由于人类无节制地对森林乱砍滥伐，不注意保护生态平衡，致使多数森林遭到毁坏。小鸟没有家了，再也不会欢歌笑语；大地没有漂亮的绿衣裳了，不再生机勃勃，这一切都是人类自己惹的祸！但是，有些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家园正在慢慢被毁坏着。
一些饭店老板，只为了自己能挣更多的钞票而大量购买一次性筷子，使砍伐树木的商户供不应求，他们又用砍伐下来的优等木材制作成一批批一次性筷子。现在，人类正处于一个高新科技时代，因此，人们的要求也慢慢“提高”。再也不用稿纸写字、练字了，一些昂贵的纸张让人天天捧在手心里，这也给伐木工人带来了一个通向致富的“好渠道”。没有大树的遮掩，我们哪儿来的阴凉？没有大树的阻挡，洪水哪儿敢这样“忘形”？
不光是人类的乱砍滥伐，还有那罪不可赦的白色污染。新学期来临了，我们的书包里又增添了新的课本。塑料书皮也慢慢走进我们的学习生活中，用挂历和牛皮纸包新书的历史即将过去。难道这就意味着生活水平提高了吗？这些无法降解的塑料书皮埋在地底下，土地不但不能吸收它们，反而还给环境带来了许多影响。它们将给垃圾清运增加什么样的负担，给那里的环境带来怎样的危害，书皮的生产、销售商是不考虑的。他们看到的只是一块又大又香的“蛋糕”，并且为即将吃上“大蛋糕”而窃喜。其实，用什么材料包书皮，与生活水平是否提高一点也不相干，况且，用废旧牛皮纸、挂历纸包书皮并没有什么不好。废旧纸张的再利用是爱惜资源、保护环境的举动。另外，我们通过包书皮还可以练习动手能力。为什么非要互相攀比，追求“高档”、“美观”、“造型独特”？

Ⅲ 民事诉讼法再审时效的规定有哪些

《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版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第一百八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自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第一百九十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法定代理人的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该法定代理终止之日起计算。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计算。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得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Ⅳ 直辖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在我国经济发展、民族政策、一国两制的构想等方面的作用及具有的深远意义

1.直辖市是直属中央政府管理的省级行政单位。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省级行政单位共有以下几种：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这四种行政单位都是省一级的。
中国有四个直辖市分别是上海市,北京市,天津市和重庆市。换句话说，由于直辖市相当于省，那么上海市的市长的地位就跟省长差不多。
直辖市作为行政区域名，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定义。即使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直辖市和台湾的直辖市（称为“院辖市”）也不同。基本的定义是，一个普通行政区（请参考特别行政区），可以小至一条村庄、一个小镇、一个城市，甚至一个政府。但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讲，一个直辖市最基本要有自己的选举机制，选出直辖市的领导人。 中国直辖市为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行政地位与省相同；直辖市与省辖市、地级市管辖区域相同，下辖：区，县，市（县级）等。

2.自治及自治区释义
自治，就是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以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为基础，建立相应的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由少数民族自己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内部地方事务．民族自治区享有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民族自治权,这种制度称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自治区是一种行政区划名称。在我国成立初期对民族自治地方统称为自治区；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分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自治旗）三级。自治区的行政地位相当于省，为中国最高一级行政区——省级行政区。截止到2007年底，中国共计有5个自治区。
自治区的设置是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行使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是我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受中央人民政府管辖，与国家的关系是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不具有独立主权的性质，它们的实施都有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祖国和平统一，有利于巩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3.特别行政区的概念
特别行政区是指根据宪法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域范围内设立的，享有特殊法律地位、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地方行政区域。特别行政区是我国为以和平方式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和台湾问题而设立的特殊的地方行政区域。特别行政区的建立构成了我国单一制的一大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我国具体情况下的创造性运用。 根据1984和1987年中英、中葡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在中国恢复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的同时，分别设立了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特别行政区的设立，有助于维持香港与澳门的繁荣和稳定。
编辑本段相对于地方行政区域的特点
（1）在特别行政区实行不同于祖国内地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我国宪法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实行“一国两制”，即在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大陆主体部分坚持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这一前提下，为解决香港、澳门、台湾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根据宪法的规定建立特别行政区，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
（2）特别行政区行使的权力不同于普通地方机关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特别行政区是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但与其他一般行政区域不同，它实行高度自治，依照法律的规定享有文法权、行政管理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特别行政区通用自己的货币，财政独立、收入全部用于自身需要，不上缴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不在特别行政区征税。
（3）特别行政区的事务由当地人进行管理。即特别行政区的政权机关由当地人组成，中央人民政府不派遣干部到特别行政区担任公职。
编辑本段特别行政区的性质和特点
（一）特别行政区是国家中的一个行政单位，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也不是联邦制国家中的成员国。它和其他行政区一样，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存在从属关系，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特别行政区，特别行政区服从和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管理。特别行政区建立的政府，只能是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地方行政单位，不能作出行使国家主权的行为，特别行政区的一切权力是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
（二）特别行政区实行特殊的社会制度，即不采用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治制度，也不搞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的经济制度。它也不同于经济特区。其高度自治权，无论在权力的内容和行使权力的范围上，都超过省、直辖市、自治区，构成了特别行政区的主要特色。在立法权方面，特别行政区可以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制定法律，既不受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限制，也不受刑法、民法范围的限制。在行政权方面，享有其他行政区所没有的财政、经济贸易、货币金融、海运、航空、文化教育和治安等方面的管理权。在司法权方面，享有司法终审权，无须上诉到国家最高法院解决。在涉外事务方面，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与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同时又可授权特别行政区依法处理有关的对外事务，如可以作为国家代表团成员参加中央人民政府进行的与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谈判，参加与特别行政区有关的适当领域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
（三）特别行政区由当地人组成政府，中央人民政府不派人去担任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职务。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者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担任主要职务的官员由行政长官提名，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法官经独立委员会推荐，由行政长官任命。所以特别行政区的政权是爱国者的政权，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最大特点。此外，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特别行政区的防务，但派驻的军队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地方性事务。特别行政区居民享有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和自由。
编辑本段中央人民政府与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关系
中央人民政府对特别行政区的统一领导。全国人大分别于1990年和1993年通过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两个基本法的第一条规定：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第十二条规定：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这是将我国宪法的规定具体化。可见，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是地方一级行政区域；特别行政区政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级地方政权，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是在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内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但它不享有国家主权；没有外交和国防方面的权力，也不是—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其法律地位相当于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入，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特别行政区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特别行政区留出名额。
编辑本段特别行政区制度
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
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
一、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和行政地位
（一）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
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
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可以根据基本法规定、按既定程序制定法律，但须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政府任命。
特别行政区不能行使国家主权。特别行政区的外交事务，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防务由中央政府负责。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战争状态或香港、澳门进入紧急状态，中央政府可以发布命令在特别行政区实施有关全国性法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如认为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不符合基本法有关条款，可将有关法律发回，但不作修改。发回的法律立即失效。
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二）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
特别行政区可实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除了有关国防、外交，以及其他有关体现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并且不属于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法律外，其他均不在特别行政区实施。
中央政府所属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不得干预特别行政区依法自行管理的事务。
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和政府机构由当地人组成。
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在不与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废除和修改法律。
特别行政区享有司法终审权。
特别行政区的财政收入不上缴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也不在特别行政区征税。
特别行政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单独同各国、各地区以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联系，签订双边和多边经济、文化、科技等协定，参加各种民间国际组织，自行签发出入本特别行政区的旅行证件。
二、特别行政区的政治制度
（一）行政长官
1、行政长官的地位和任职资格
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代表特别行政区。
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对中央政府和特别行政区负责。
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必须由年满40周岁、在特别行政区居住连续20年并在外国无居留权的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担任。
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政府任命。
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任期为5年，可连任一次。
行政长官如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必须辞职：
（1）因严重疾病或其他原因无力履行职务；
（2）两次拒绝签署立法会通过的法案而解散立法会，重选的立法会仍以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所争议的原案，而行政长官仍拒绝签署时；
（3）因立法会拒绝通过财政预算案或其他重要法案而解散立法会，重选的立法会继续拒绝通过所争议的原案时。
行政长官短期不能履行职务时，由各司司长依次临时代理其职务。
2、行政长官的职权
（1）领导特别行政区政府；
（2）负责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执行；
（3）签署立法会通过的法案，公布法律；
（4）签署立法会通过的财政预算案，将财政预算、决算报中央政府备案；
（5）决定政府政策，发布行政命令；
（6）提名并报请中央政府任命各司、局正副司、局长等主要官员；
（7）依照法定程序任免各级法院法官和公职人员；
（8）执行中央政府就基本法规定的有关事务发出的指令；
（9）代表特别行政区处理中央授权的对外事务和其他事务；
（10）批准向立法会提出的有关财政收入或支出的动议；
（11）根据安全和公共利益的考虑，决定政府官员或其他负责政府公务的人员是否向立法会作证和提供证据；
（12）赦免或减轻刑事犯罪的刑罚；
（13）处理请愿、申诉事项。
（二）行政机关
1、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
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是特别行政区政府。
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首长。
特别行政区政府设司、局、厅、处、署等机构。
特别行政区政府的主要官员由在特别行政区通常连续居住满15年的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
2、行政机关的职权
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行使下列职权：
（1）制定并执行政策；
（2）管理各项行政事务；
（3）办理中央政府授权的对外事务；
（4）编制并提出财政预算、决算；拟定并提出法案、议案、附属法规；
（5）委派官员列席立法会，并代表行政机关发言。
行政机关对立法会负责：
（1）行政机关执行立法会通过并已生效的法律；
（2）定期向立法会会议作施政报告；
（3）答复立法会议员的质询；
（4）征税和公共开支必须经立法会批准。
（三）立法会
1、立法会的地位和职权
特别行政区立法会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
立法会行使立法权。
立法会除了行使立法权外，还根据行政机关的提案：
（1）审核通过财政预算；
（2）批准税收和公共开支；
（3）听取行政长官的施政报告并进行辩论；
（4）对行政机关的工作进行质询；
（5）行政长官如有严重违法或渎职行为，可按法定程序提出弹劾；
（6）同意终审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免。
2、立法会的产生和任期
立法会由在外国无居留权的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组成。
非中国籍的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和在外国有居留权的特别行政区的永久性居民也可以担任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其所占比例不得超过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百分之二十。
立法会由选举产生。包括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两种方式。由全体选民直接选举和由功能团体、选举委员会间接选举，共同选举产生立法会议员。
立法会除第一届任期为2年外，每届任期4年。

Ⅳ 根据民事诉讼立法理论和实践,论述对举证责任倒置的认识

举证责任倒置立法完善的构想

我国对举证责任倒置规定的含糊不清所引发的问题在理论与实践中的误区与误导表明：目前我国在举证责任倒置的立法上并不理想，存在许多法律中的缺陷及漏洞并由此引发了实务过程中的种种与法律的基本价值追求背道而驰的现象，如何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完善举证责任分配体系，成为近些年来学者们竟相研究及探讨的热点问题，正在起草的《民事证据法》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这一制度的立法走向。

举证责任倒置将何去何从，正如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将所谓的举证责任倒置的说法彻底地正本清源，还其本来面目，建立一套与长期以来理论及实践中均被普遍认同的举证责任倒置相异的，不再有所谓“举证责任倒置”概念的举证责任分配体系；还是保留现有的对举证责任倒置的观点，进一步在理论上予以完善，明析原本含糊的概念的界定，结合本土法律文化的特点让举证责任倒置制度获得重生？笔者认为，尽管当前举证责任倒置的内涵及适用的范畴仍然含糊不清，既然它已经在司法实践中成为普遍运用的一项举证责任分配规则，那么理性的及与现行法律实践具有连续性的选择不是全盘否定举证责任倒置存在的合理性，而是在理论上探讨如何在既定的对举证责任倒置认识的基础上完善我国举证责任倒置的法律规定，使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更为科学。如前所述，对举证责任倒置的立法走向众说纷纭观点不一，我想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论述完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对策。

一、设置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法律选择

举证责任倒置如何在法律上予以完善可以有不同的途径，在证据法草案展开讨论的过程中，对举证责任倒置的争论也层出不穷，杨立新所总结的《中国民事证据法研讨会讨论意见综述（三）》中关于举证责任倒置讨论意见综述部分大致总结了如下五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意见认为，本草案中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抓住了主要的问题，总结了司法实践和理论讨论中的好的意见，提出了很好的办法。举证责任倒置，就是在一般情况下的正常的举证责任，在有特别规定的时候，将举证的责任反过来规定。这就是，正置的举证责任是从主张的事实上来的，即证明权利成立的要件，由主张的权利人承担；倒置的时候，只能是部分事实的证明，是对某些事实的证明实行倒置。在这个问题上，草案说的还不够清楚。

第二种意见认为，举证责任倒置，倒置的是什么，可以用概括的方法规定，不一定要规定得那么清楚，也不用规定得那么细，只要说明了倒置的后果责任就可以了。要明确规定侵权的领域、合同的领域、医疗事故的领域中，可以举证责任倒置，再加上一条弹性的条款，就可以了。

第三种意见认为，举证责任涉及到当事人的根本的诉讼利益问题，不能含含糊糊，不清不楚，一定要规定好。在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若干意见中，对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就是不清楚的，没有体现法律规定举证责任倒置的基本精神，在实践中引起举证责任适用中的混乱，很多审判员在审判中滥用举证责任倒置，造成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因此，对在什么情况下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必须明确规定。但是，也不能对每一种情况都作具体的规定。按照民法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就是要明确规定这样几条：一是在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归责的侵权行为案件中，对推翻加害人过错推定的证明，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加害人证明；二是在因果关系推定的侵权案件中，对于推翻因果关系推定的证明，由加害人承担；三是在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归责的时候，对于损害是由受害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引起的证明，举证责任倒置，由加害人证明；四是在合同责任中，对于合同责任的过错，因为合同责任中的过错是推定过错，所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加害人证明推翻过错推定的责任；此外，再规定一个弹性的条款，概括上述这些规定没有规定的应当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内容即可。

第四种意见认为，举证责任倒置的问题，不是诉讼法规定的内容，而是实体法规定的内容。世界上，只有印度、匈牙利和我国台湾的立法在程序法中规定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其他国家都是规定在实体法中，因此，不应当在证据法这种程序法中规定举证责任倒置的问题。对此，有的同志针锋相对地提出，我们制订的证据法，就是要对有关证据的问题进行完整的规定，要有所突破，不管是实体法的证据问题，还是程序法的证据问题，都要规定进来。对举证责任倒置的有关情况，就是要在实体法的规定中抽象出来，整理出条文，规定在证据法中。

第五种意见认为，举证责任倒置的概念不明确，就应当直接叫做被告举证，清楚明白。再具体规定被告举证的情形。一定要详细，不能概括，以便于操作。

以上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立法的争论，体现了举证责任倒置立法取向上的分歧。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设置的法律选择应遵循规律，举证责任倒置的规范属于诉讼法及相关的实体法领域，不是纯粹的诉讼法规范或实体法规范，认清了这一点，才能认识到那种将举证责任倒置规范完整无缺地规定于民事证据法中的构想太过理想化，严格的法定主义对举证责任倒置规范的设置而言，无论如何完善总免不了会挂一漏万，因为举证责任倒置会随着新类型案件的出现及现有法律规范的缺失而难以援引明确的法律条文来判案，而法谚言：“法官不能因没有法律而不判案”，所以，在举证责任倒置法律规范的设置中应贯彻法律明确规定为主法官自由裁量为辅的基本精神，同时，自由裁量赋予法官相机行事的一定权力，而这种权力类似于英美法上的“衡平”，正如丹宁勋爵在其著作《法律的界碑》中写道的：“衡平法是一种不好把握的东西，对法律来说，我们有一个标准，知道应该相信什么。衡平法与一个人的良心是一致的，这个人就是大法官：它有多宽，衡平法就有多宽，它有多窄，衡平法就有多窄。即使他们确定了衡量标准，也只有这么一种，我们称其为‘大法官的脚’”为避免法官过分滥用自由裁量权，是否可以在我国推行判例法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国法律传统和法律制度虽不是判例法制度，但在当今两大法系日趋融合的发展趋势下，判例法的适用可能性及其作用也正日趋扩大①，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里，无论是法官判案，还是律师代理业务，很多情况下也都把过去的案例当成参考。判例法是法官的法，法官通过审理案件创立法律原则，判例就成为法律。因此，法官要有很高的法理素质才能搞判例法。基于法官目前的素质，我国搞判例法还不合适，一旦时机成熟，我国也不是完全不能搞判例法，所以在举证责任倒置规范设置的法律选择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判例的指导意义考虑在内，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还可以确定判例法的一席之地，以此来弥补立法中的滞后与缺失，但在目前的立法状况下举证责任倒置规范设置的立法选择还不能将判例法纳入在内，所以只能以法律的明确规定为基础以法官的自由裁量为辅助的模式。

民事证据法草案涉及举证责任倒置的内容为第七章当事人举证由李浩、汤维建拟，具体为民事证据法草案“第240条（举证责任的倒置）下列民事诉讼实行举证责任倒置：1、因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由被告就其未使用原告的专利方法制造产品负举证的责任。2、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被告就污染行为与损害事实不存在因果关系负举证责任。3、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被告就自己无过错负举证，责任。4、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侵权诉讼，由被告就产品不存在因果关系负举证责任；5、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被告就自己行为与损害结果不存在因果关系负举证责任。6、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诉讼中，由被告就医疗得为与损害结果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失负举证责；7、有关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可见民事证据法草案并未将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所有类型的案件涵盖在内，仅罗列了现实生活中较为典型的几类，并以一弹性条款“有关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应被告承担举责任的”作高度概括的灵活性规定，而这一草案的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没有对长期以来不明析的举证责任倒置内涵在法律上予以明析，仍然避免不了举证责任倒置范畴含糊不清的局面，其次，从该草案对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来看，难免会让人误以为举证责任倒置仅适用于某些特殊侵权行为的情形，而不包括合同领域中的某些违约行为，再次，在立法技术上存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体现，草拟者既想将举证责任倒置适用的案件予以罗列，但显然草案中的罗列并不理想，从正统的德国式的举证责任倒置的学说来评价，这一条款既不是法律要件说也不是危险领域说的体现，而是两者的混合物，并且从该草案有关举证责任倒置的条款判断，草拟者并不想依赖证据法中的规定将举证责任倒置适用的范畴总结完全，还得结合其他法律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才能在司法实践中形成完整的体系。此外，该条款基本上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的演变。

二、举证责任倒置的立法原则与立法构想

举证责任倒置的立法完善与其它法律一样，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并以此原则为立法的指导思想，从对举证责任倒置的功能等各方面的论述中大致可以总结出将举证责任倒置在立法中应遵循的原则主要有如下几个：

1、程序法与实体法相结合原则；正因为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并不能纯粹地归属于实体法或程序法，所以对举证责任倒置规范的立法应贯彻程序法与实体法相结合的原则，纵观各国的司法实践及立法经验，正如一些证据立法的专家学者所说的对于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多见之于实体法，只有少数国家将之规定在程序法中，基于我国立法的特殊的法律传统，对举证责任倒置可以采取法定主义的方法，在程序法中作原则性与概括性的规定，毕竟在法官判案的过程中程序法的规定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案件的是非曲直还须在实体法中寻找根据，通常实体法对责任承担的法律要件的规定，从根本上便确定了举证责任的分担，所以在举证责任倒置的立法过程中应理智地认识到不可能靠证据法解决所有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的设置，完成举证责任倒置的立法任务。

2、公平原则；公平是法律的内在价值追求，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设置同样须以公平原则为指导，在诉讼中法律应均衡地保护当事人各方，自从1991年我国经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公布以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就民法无明文规定的医疗损害、交通事故之损害、商品瑕疵之损害以及环境公害等事件，在适用一般侵权行为规定来确定举证责任分配的同时，大都另以各种特殊情况的事实存在，作为解释法律适用法律的方法，从而将上述类型的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就加害人故意过失的要件事实及因果关系的事实，由加害人负举证责任②，这些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确保法律公平目标的实现。

3、诉讼经济原则；诉讼中对成本与效益的比较，直接或间接地会影响到对诉讼制度的选择，诉讼经济原则就是要以最小可能的资源花费来达就预期目标的理性选择，从而将省下的资源花费用于这一系统的其他领域，合理的举证方式的配置可以实现以更少的诉讼资源获取同样的诉讼目标，对举证责任倒置的合理设置，可使举证资源得以在当事人之间能有效地均衡分配，不至于使当事人中的某一方的举证负担过重，导致诉讼中的不公正，不合理地降低当事人的胜诉机会，正如丹宁勋爵所说的“一次不公的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犹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③，同时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法院也可以自行收集证据④使法院在判案的过程中大大减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的耗费，法官不是侦探，他的主要作用不在于探清争议的事实，而在于对当事人所提出的诉讼请求及相关的证据作出判断，这又是建立在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设置上的，其中举证责任倒置这一举证责任中的例外情形的设置是重中之重。

4、保护弱者原则；在设置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时保护弱者原则应为其题中应有之义，在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在较大程度上与归责任原则相关，而归责原则的演变又是与保护弱者的精神相关，如前所述在古罗马时代建立起来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为“原告应负举证义务”，其二为“举证义务存在于主张之人，不存在于否认之人”⑤，后来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依此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受害人获得赔偿的机率越来越低，为保护这些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设置举证责任倒置成为法律公义追求的必然，据此，增加对处于不利地位的受害人的保护，当然从世界范围来看，举证责任倒置是实行法律要件分类说下的特定现象，并有其局限性，但对弱者的保护是举证责任分配体系中不可忽略的基本精神与原则。

除了以上几个原则外，在举证责任倒置的设置的过程中还应遵循其它一些原则诸如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法官依诚实信用原则设置举证责任倒置，立法时还可依盖然性原则、危险领域说、经验法则等为参考，完善举证责任倒置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的不足与纰漏。基于以上几个原则，在具体的立法过程中（不仅仅指《民事证据法》）证据距离的远近、举证难易的程度、是否有利于损害的预防和救济作为举证责任倒置适用范围的基本思路，从民事证据法草案中有关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可知，在该草案中试图将司法实践总结出的更具操作性及指导性的司法解释也纳入确定举证责任倒置法律规范的范畴，以增强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在适用上的灵活性，但这一选择应以诚信原则为指导，因为举证责任倒置问题在相当大程度上会直接影响到案件胜败结果，这对当事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司法解释不应超出实体法及和程序法所确定的基本立场与方向，只有在立法出现缺失的情况下司法解释才能依法律解释的基本原则对缺失的部分进行补充，并且不得违背立法精神，对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设定也应遵循这些限制，从诸多的立法实例来看，我认为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完善存在于以下几方面：

其一在于立法明确举证责任倒置，赋予其法定内涵及意义，此举的主要目的是定分止争，避免在是否应该称之为“倒置”的问题上的纠缠不休。

其二在民事证据法中纲要性地规定常见的举证责任倒置的案件类型，并通过立法技术的利用增强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的灵活性及法律弥补的即时性，因为举证责任倒置适用的案件类型远远不限于如民事证据法中所罗列的几种案件类型，而且必然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会产生更多新型的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案件。

其三对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设置应在实体法的立法过程中予以充分的重视，毕竟诉讼法对举证负担的规定通常较为原则，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均在实体法中对举证责任作出规定，如19世纪初《拿破仑法典》、此后的《德国民法典》、《美国统一商法典》等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存在这种立法模式⑥，我国《民法通则》尽管许多条文条款较为原则，但仍然注意到举证责任分配事项，而且主要集中于举证责任倒置的例外情形，如《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等特殊侵权的民事责任的规定，此外《专利法》、《海商法》，《合同法》均存在对举证责任分配的部分规定，这些实体法的内容不可能在程序法中面面俱到地予以详尽规定，所以对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还应依赖于实体法，所以在我国学者中就有人（如毕玉谦）主张对举证责任倒置的确定不宜事无具细地规定于法律中而应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载量权以克服成文法的局限性⑦。

最后举证责任倒置的设置，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可根据举证的难易程度、证据的远近距离或是否有助于损害的预防与救济等价值因素、合理地在当事人之间配置举证资源，并可以适当地确立判例的指导地位，以弥补现行法滞后的不足。例如，我国目前尚未制定《新闻法》，在新闻侵权案件中存在的一个非常明显的难点乃是举证责任问题。按港台诽谤法，在实体法中即已规定了举证责任：新闻真实应由被告证明，如果不能证实即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大陆新闻侵权法既然在实体法中将新闻虚假和失实列为诽谤或侵权之构成要件，那么按相应的程序法原则原告就负有证明新闻虚假、失实从而构成诽谤或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如果不能证明虚假或失实，就不能认定诽谤或侵权。然而对此在学术上和实务中均存在强烈争议。在学术上，上海资深新闻工作者贾安坤教授著文认为，在新闻侵权诉讼中应当严格按民事诉讼法一般的举证原则办理，即原告举证，有些地方实行“谁报道、谁举证”于法无据，而且有些目击性新闻报道要新闻记者举证也是十分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而北京李大元大法官则明确主张对新闻失实的证明应当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由被告履行证明新闻属实的责任，否则即由被告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其理由也很实在，因为原告是无法证明某一事实不存在的，他将因此而丧失保护自己名誉权之可能。在实务中，如北京市高级法院规定，对于起诉报刊侵害名誉权的，应由原告举证，经审查确有证据方予立案。上海市高级法院规定，起诉侵害名誉权应提供认为侵权的报刊所登内容不是事实的证据。也有以原告举证不足以推翻新闻事实而判决原告败诉的。但更多的情况是要求新闻媒介或作者履行证明新闻真实的责任。如有一件揭露某税务专管员敲榨商贩的新闻涉讼，法院即以记者提供的采访笔记和录音不能作为证据故不能证明新闻真实为由而判决记者败诉⑧。如何纠正这种实体法与程序法相抵牾的情况以及如何解决在诉讼中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负担也是理论与实践急需探讨的问题，但由于我国并不是一个承认判例法的国家，所以判例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指导意义并不是那么名正言顺，尽管如此，为保障法院及法律实现的权威性，法院判决的一致性在法律明文规定缺位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考虑判例在司法实践中的意义，如前文所述的新闻侵权的情形，在诉讼过程中就可以以判例来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明析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举证负担，当然，这判例作用一问题还有且留作他论。

参考文献：

①《试论判例法的适用方法》刘静，国家法官学院，载于《法律适用》2000年第四期更复杂的争议与分歧。

②《民事证据研究》叶自强著，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第169页。

③[英]丹宁勋爵《法律的界碑》。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2款：“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⑤《民事证据法判例实务研究》毕玉谦著，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第489页。

⑥《民事证据研究》叶自强著，第179页，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⑦《民事证据法判例实务研究》毕玉谦著，第510页。

⑧参阅魏永征著：《祖国大陆新闻侵权法的发展与台港诽谤法之比较》。

Ⅵ 电子行政法的立法设想 什么是电子行政 什么是电子行政法

电子政务：运用计算机、网络和通信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实现政府组织内结构和工作流程的优化重组容，超越时间、空间和部门分隔的限制，建成一个精简、高效、廉洁、公平的政府运作模式，以便全方位地向社会提供优质、规范、透明、符合国际水准的管理与服务。

Ⅶ 欧盟和北约是什么关系呢

北约，全称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英文简称NATO），是美国为对抗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于1949年组织成立的跨大西洋政府间国际组织，起初是军事同盟性质的组织，奉行集体防御政策，成员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意在遏制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从军事安全角度抵御苏联可能发动的军事进攻，以“保卫自由世界的和平与安宁”。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与北约对抗而形成的华约宣告解散，两极对抗的国际格局发生重大转变，北约亦从原来的军事政治同盟性质转变为政治军事组织，除关注本组织区域内部的安全问题外还将触角伸向他处，奉行全球干预的政策，努力扩大本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截止到2007年底，北约共有26个成员国。欧盟，全程为“欧洲联盟”（英文简称EU），其前身是1950年代法德共同组建的煤钢联营，以联合自强为目的，后逐步发展成为初步具有全欧性质的政府间国家组织“欧共体”，1992年，原欧共体成员国签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宣告欧盟即欧洲联盟的成立，这标志着全球范围内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宣告诞生，随着欧洲单一货币欧元的发行，欧盟快速反应部队的逐步组建，欧盟已成为世界格局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在全球多极化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