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家庭道德教育

A. 道德教育的古代名人古训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行人-----三国·刘备
知耻近乎勇. ——专 孔丘
静以修属身,俭以养德. —— 诸葛亮
君子忧道不忧贫. —— 孔丘
贫而无谄,富而无骄. —— 子贡
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 —— 荀况
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 —— 韩非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 诸葛亮
奢者狼藉俭者安,一凶一吉在眼前. —— 白居易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 —— 李商隐
霸祖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豪华尽出成功后,逸乐安知与祸双? —— 王安石
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念慕富贵,枉道速祸. —— 司马光

B. 古代家庭教育思想道德的重要内容是

一、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二、文行忠信同时并举
三、有志者，事竟成
四、家齐而后国治
五、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望采纳

C. 根据下列材料,分析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中初步道德教育的内容。 孔子说,“人无远

对孔子的思想，我们需要认真的研读，了解他对中国儒家文化的重要贡献。

D. 古代家庭教育对现实有何启发意义

中华民族美好道德的传承与演进,是我国古代无数家庭一代接一代的道德教育回与道德示范的结晶答。在几千年的文明传承过程中,家庭道德教育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并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较强针对性、实用性的思想道德教育方法,为现代德育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与遗产。在正在开展的全民道德建设活动中,进一步了解、借鉴古代家庭道德教育方法,对于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切实加强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努力提高青少年思想道德水平,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E. 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关于家庭伦理和道德修养的家庭教育著作是什么

《颜氏家来训》直接开后自世“家训”的先河，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理论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被陈振孙誉为“古今家训之祖”。《颜氏家训》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部重要典籍，这不仅表现在该书“质而明，详而要，平而不诡”的文章风格上，以及“兼论字画音训，并考证典故，品第文艺”的内容方面，而且还表现在该书“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的现世精神上。

F. 简述古代家庭道德教育的主要原则并进行评价

《古代家庭道德教育》以我国古代的家训、家书、家范以及家规、族规等家庭教育典籍为史回料，对古代家庭（家族答）教育子孙的道德规范及其教育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挖掘、整理和总结。

既对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及其古代家庭教育者在教育、传承美德过程中的积极态度给予了充分肯定，也对封建道德及其教育形式中的糟粕进行了明确的否定，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值得借鉴的参考作品。

G. 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道德教育方面更是积累了五千年的经验，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安定和谐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之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接受了儒家的观念，切实做到了以下几点：
第一，高度重视道德教育，树立了道德教育的明确目标，并把道德教育视为一个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宗教教育构成的完整体系
早在《礼记·学记》上就有：“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观点。这就是说，建立一个政权和领导一国的老百姓，教育是至关重要的。而“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礼记．学记》），教育的目的是“长善救失”，即使人的过失得以挽救，而使人善良的方面不断增长。可见，道德教育是古代教育的核心内容。道德教育必须从修身，即达到身心和谐开始，进而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乃至国与国之间的伦理关系。因此，只有教育办好了，人心得治了，伦理关系协调了，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人们真正长久的幸福生活。
而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之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它是一个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宗教教育等构成的完整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特别重视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强调家庭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开始，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扩展，社会教育应当秉持孔子提出的“思无邪”的理念。因此中国古代的文艺作品，都遵循着孔老夫子的这一思想，不论音乐、歌舞、戏剧、诗词等等，无不是以宣扬道德、弘扬正气为主要内容，这样才能使社会的正气上升，邪气下降。在科学迅猛发展的今天，网际网络渗透到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因此社会教育对人价值观的影响更是起着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所以我们的文化部门、新闻媒体，网际网络等，更应当承担起弘扬社会正气的责任，为倡导和树立正确的道德观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此外，宗教教育在中国传统道德教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佛教，本质上就是一种教育。佛陀教育教导人“诸恶莫做，众善奉行”与儒家重视道德教育的思想本质上是一致的。自公元67年佛教传到中国后，受到中国朝野的欢迎，成为一种高度艺术化的教育。而这种艺术化的教育，体现在佛教的建筑、雕塑、音乐、绘画之中，成为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形成淳朴向善的民风和达到社会的安定和谐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采取了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强调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作用
《说文解字》把“教”解释为“上所施，下所效”。儒家看到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是身体力行的感化而不是空洞的说教，是开启人的爱心、羞耻心而不是强制灌输一种理念，因此特别了强调“正人先正己”、“身教胜于言教”，强调了作为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者的领导人的道德示范作用。在这方面，孔子多次强调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意思是说，领导人的德行好比风，老百姓的德行好比草。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又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说法。实践证明，“上行则下效”：“上有克让之风，下有不争之俗”，“上清而无欲，则下正而民朴”，“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大臣不廉，小臣必污；小臣不廉，风俗必败。”由此可见，作为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领导者的道德修养对于形成一个社会良好的社会风尚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孟子继承了孔子重视领导者以身作则的道德示范作用，他说：“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上》）只有仁人应处于统治地位。不仁的人处于统治地位，就会把他的罪恶传播给广大的群众。追溯历史，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士大夫阶层实现政治理想的过程中，尤其重视个体品格的高低，重视个体人格的力量，良好的个体道德修养成为为官者首要而基本的条件。包拯清正廉明、不畏强权的为官品格；海瑞为民请命、刚直不阿的风范，都为统治者和平民所敬仰。
第三，把道德建设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通过各种制度建设保证推行道德教育
中国古代对道德教育的重视，并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依靠各种社会制度来加以强化。简单地讲，社会弘扬什么，就要通过制度激励什么；反对什么，就要通过制度约束什么。英国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密尔说的好，“当社会不利于人常常运用高尚的情感时，这种情感就会由于缺乏培养而枯死。”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法律、监督机制的健全、激励机制的完善上保障和推行道德教育，也是十分必要的。中国古人重视道德教育，但绝不意味着因此忽视了制度的完善和健全。在中国古人那里，道德教育与制度建设这两者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
例如，为了落实孔子“举贤才”、“举直措诸枉，能使枉者直”的主张，孟子进一步提出：“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孟子·公孙丑上》）这一观点也为历朝历代的开明统治者所接受，因而注重从官吏的选拔、考核、监察、奖励、培训和管理制度上落实“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汉书》卷6，第167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62年版)的主张，这对于维护传统社会的和谐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四，着重培养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能力
世界所有冲突、不和谐的出现，根源在于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冲突。因此，要化解冲突，每个人都要首先反省自己的不足，而不是去指责对方。孟子对这一点的阐述尤为详尽。他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在《中庸》上也说，“射有似乎君子，失之正鹄，反求诸其身。”意思是说，我们做事如果没有成功，就应当马上反过头来从自己身上发现不足。这正如一个射箭的人，如果他射箭偏离了靶心，他不是去寻找客观的原因，而是回过头来反省自己的技艺不精湛。孔孟所称道的尧舜禹汤等古代的圣人，都是这样“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楷模。商朝的汤王，在自己洗脸的盆子上面刻了一段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时时督促自己要不断进步。汤王遇着大旱祷雨时又提到：“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论语·尧曰》）。意思是说，只要我自身有罪，不要因为我的过失殃及到天下百姓的身上。天下的老百姓有罪，都是我自己没做好，都该由我自身负责。
在中国古人看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社会风气的好坏，与社会中的每个人息息相关，而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对社会风气的好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不仅是每一个领导者，而且每一个普通的人，都应当有这样“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态度。陈寅恪说过：士大夫无耻，是为国耻。而作为读书人，作为知识分子，更应当具有这样的反省能力。应当说，从自己做起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和道德观，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也必须承担的道义责任。
古人说：各相责，天翻地覆；各自责，天清地宁。如今小至家庭夫妇之间的冲突，大至种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从很多的程度上都是由于彼此之间只知道责怪对方，而不能够反躬自省而导致的。只有人人都能做到“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才能最终化解冲突和矛盾，维护社会的和谐和世界的和平。

孝亲观念的现代意义
内容摘要：“孝”是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千百年来一直作为伦理道德之本、行为规范之首而倍受推崇。现代家庭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和追求个人自由、权利意识的蔓延，使得孝亲观念越来越为人们所忽视。从而也出现了很多人伦关系失调、家庭关系紊乱等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是多方面的，重新认识和提倡儒家伦理中重视孝道的思想，对于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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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家庭美德 孝敬 尊老 儒家伦理
对于现代家庭关系问题的讨论，笔墨日益集中于夫妻双方关系的处理和协调，这是否意味着现代家庭中子女越来越少地关注对父母的赡养与孝敬问题？易言之，传统社会中浓厚的孝亲观念在现代家庭中还处于何种地位、起着多大的作用呢？带着这个疑问，笔者对当代家庭中子女对父母的“孝敬”问题进行了访谈调查。
调查是在烟台开发区的一个居民小区中进行的。由于地处开发区，集中了许多年轻的和中年的夫妇，与地处开发区的特点有关，这里聚集的年轻人都具有较高的学历和较好的文化素质。我们的访谈对象集中于那些与儿女生活在一起的老年人，了解他们对儿女的孝亲观念的看法。这些回答似乎反映了某一年龄段（25--35岁）、某一文化层次（大专以上学历）的城市青年（或中年）人对孝亲问题的态度。

在谈及儿女对父母是否“孝敬”的问题时，这些老人的回答大都是肯定的。然而，这些肯定的回答在我们听来，都带有一种“知足常乐”的无奈。在他们看来，能和子女生活在一起，受到儿女的照顾，就很满足了。而这种满足似乎来自于与那些歧视打骂父母、吃父母的、要父母的、拿父母的儿女的对比。从他们的谈话中还得知，对于洗衣、做饭、照看孩子等家务，他们也都心甘情愿地承担了，目的是为了在自己能干活的时候，不要成为子女的包袱。至于象子女不高兴了，说话时不在乎父母的感受、甚至带有训斥的口吻等情况，他们也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心态接受了。他们的精神生活，更多的是来自于与孙子、外孙的感情交流，而来自于儿女的却很少。儿女也没有很好地意识到应该关心父母的精神生活，而把孝仅仅理解为赡养父母。这与中国传统社会对“孝”的理解相距甚远。
“孝”是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千百年来一直作为伦理道德之本、行为规范之首而倍受推崇。如孔子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第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孟子的“仁之实，事亲也者”（《孟子·离娄上》）、《孝经》上的“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都把孝视为仁、义的根本，“人伦之公理”。后世的思想家和历代统治者也把它当作维护社会伦理关系和政治统治的重要手段，并从不同的角度、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孝”的含义、内容以及各种具体要求。

I．
孝道为什么这样为古人所重视呢？
在儒家思想家看来，孝敬是性德，即本性中所具有的品德。儒家讲人性本善。人性的本善体现在人生而具有的恻隐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的基础上。而建立在父子亲情这种自然的伦理关系之上的孝敬，最容易体现出人生而具有的恻隐之心等。因此，讲孝最容易开发本性，使本具的性德昭显。儒家仁的思想正是建立在孝这个根本的基础上的。因此，这个字绝对不能疏忽。理解了这个字，也就理解了儒家思想的精髓。从孝这个字的构成来看，孝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个老字，下面是个子字。孝这个字的含义就是说，上一代与下一代是一体、不是两个。如果有两个这个观念，那就不是孝了。上一代还有上一代，过去无始；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未来无终，无始无终是一体。在外国，中国人还保持着祭祀祖先的传统，外国人不理解，问：几百年、几千年前的祖先，认都不认得，还祭祀他们干什么？但是他们不懂得“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的道理。中国人祭祀祖先，这个情存的深厚！远祖不忘，对眼前的父母哪有不孝敬的道理呢？儒家从纵的方面讲孝的教育，从横的方面，则讲兄弟之间的悌，又把它推广到“四海之内皆兄弟”。可见，孝悌教育做好了，整个社会的人伦关系就自然会井然有序了。
推行孝道责任重大的是老师。因此，孝亲和尊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儒家特别强调尊师重道的重要，强调老师的恩德与父母的恩德是一样的。这在古礼中表现的特别明显。在《礼记》中记载，男子20岁行冠礼。从此以后，他的祖父母、兄弟姐妹等亲戚都不再叫他的名了，而改称他的字，甚至连皇帝也是如此，都称他的字表示对他的尊敬。只有父母一生都可以称他的名，还有就是老师也可以称他的名。可见，老师与父母的恩德是相等的。父母去世，要守丧三年；而老师去世，也要守（不穿孝服的）心丧三年。皇帝接见老师，也要降阶，不能以君臣之礼接见，而必须以宾主之礼接见，即皇帝站在东面，老师站在西面。可见，儒家对师道尊严是何等的重视，把孝道和师道看成是教育的大根大本。

儒家讲的孝的内容十分丰富，不仅要养父母之身，而且要养父母之心、父母之志，不能让他们常常担心。如果自己常常让父母担忧，那就对不起父母，就是不孝了。例如，到学校读书，功课不好，让母亲担忧，就是不孝；不敬老师，和同学不能相处，让父母担忧，就是不孝；蹋进社会，工作不认真负责、不尽心尽力，让父母担忧，是不孝；对长官不尽忠，是不孝，与同僚不能合作，让父母担忧，也是不孝。因此，《论语》上讲：孝就是能够做到“父母惟其疾是忧”，即父母仅为其疾病担忧，而完全不必为任何其它事情担忧。可见，一个常常怀有孝心的人，就几乎是一个完人了。因此，古代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说法，是不无道理的。
II．
古代关于孝的有些论述和要求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作用，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家庭生活的和谐也仍有可供借鉴的内容。从现代社会与现代文明观念出发，儒家所讲的“孝”，其合理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赡养父母。早在《尚书·酒诰》中就提出了“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意思是说，臣民之所以努力种植各种谷物，是为了事奉他们的父兄。农功既毕，牵着牛车将谷物运到远处去贸易，也是为了奉养他们的父母。这里就提出了赡养父母的道德问题。《诗经》上也有很多篇章，一再强调子女应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如《诗经·小雅》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出我腹我”。意思是说：爹生我，娘养我。抚摸我，爱护我，养大长大教育我，照顾我啊挂念我，出门进门抱着我。因此，子女赡养父母，也是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作为儒家经典的《孝经》，更是把赡养父母作为庶人的主要孝道，指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可见，传统儒家伦理对于赡养父母是十分重视的。有时候，甚至超出了道德范围而以法律形式加以保证，规定不孝在法律上要受到处罚。《孝经·五行章》有：“五行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的说法，规定对不孝者要“斩首枭之”。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而其中不孝罪为“十恶不赦”的罪名之一。唐律规定，骂祖父母与父母的要处以绞刑，殴者处以斩刑，从而对不孝的种种罪行作出了更具体的处罚。

第二，尊敬父母。一般人认为赡养父母就是尽了孝道，针对这种看法，孔子说：“今之孝者，是为能养犬马。皆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就是说，仅仅把“养”作为“孝”的标准，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对于养犬马而言，也是“养”，不敬重父母，就与养犬马无法区别了。《礼记·祭义》上也讲，“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事奉父母，重要的是子女从内心发出对父母的真诚的尊敬之情，保证父母在精神上得到欣慰，使他们心情愉悦。所以孔子说：“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意思是说，事奉父母时保持和颜悦色是最难的。有事情子女去做，有酒食让父兄先吃，这样做就能称得上是孝了吗？对父母和颜悦色，尤其要表现在当父母犯错误的时候，不能发火：“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论语·里仁》）。意思是说，侍奉父母，如果他们有不对的地方，要轻微委婉的劝说，操劳而没有怨言。可见，儒家的孝道把尊敬父母视为孝行的高层次要求。养与敬相比，敬是更根本的。因此曾子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礼记·祭义》），孟子也说：“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

第三，“尊老”。儒家把孝不限于父子关系，还扩大到家族亲戚之间，如《礼记·坊记》提出，“睦于父母之党，可谓孝矣”，主张“入则孝，出则悌”，即在家孝敬父母，出外尊敬长者，把家庭敬老观念推广到社会。自汉代以来，儒家的尊老、爱老、养老的伦理观念牢固地扎根于家庭、风行于社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成为人们奉行的行为规范，要求人们不仅要孝敬自己的父母，而且也要用同样的感情去敬爱别人的父母。
在儒家看来，至少要做到以上几点，才能称得上是“孝”，以这种标准来衡量今天的“孝”子，恐怕有很多人就很难名副其实了。一些在古人看来是孝敬父母的起码要求和必备礼节，在现代许多年轻人眼中无异于“天方夜谭”。实地访谈的结果表明，要使儿女总是对父母保持和颜悦色的“愉色婉容”，已经很难做到了。至于子女偶尔不高兴向父母发点脾气，在一些家庭中已成为“家常便饭”。而这些老人却只是默默忍受了，总觉得比起那些“不肖”子孙而言，自己的儿女已经做得不错了。
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子女的孝亲观念尚且如此，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农村子女对待老人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对这一点虽然没有做过专门的调查，但翻开反映老农生活的报刊杂志，亲生儿女（儿媳）打爹骂娘、遗弃侮辱父母、视父母为包袱或保姆等事例随处可见，许多老人凄凉悲苦的生活活生生地展现在眼前，令人目不忍睹。这与中国儒家伦理历来倡导的养亲、尊亲、敬老的传统美德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III．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曾经影响中国人上千年的孝亲观念的衰退呢？
其一，对传统孝道的猛烈批判，忽视了传统孝亲观念中的合理成分。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尤其是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以后的十年文革期间，孝道连同一切封建道德受到了猛烈的批判，人们从不同角度、各个方面揭露了封建孝道的弊端与危害。不可否认，传统孝亲观念是在重视阅历和经验的农耕社会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受到宗法等级制度的深刻影响，“孝”的内容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宗法等级色彩，有许多愚忠愚孝的内容和阻碍现代社会发展的因素。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等等。但是，应当明确的是，这些消极的因素并不能代表儒家孝道思想的主流。同时，对儒家经典中的这些论述，也不能作断章取义的曲解。由于一些人对传统孝道良莠不分的批判，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在当代社会产生了不良社会后果。
其二，西方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淡化了子女养亲敬亲的义务感。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尤其是西方腐朽价值观的侵蚀，一些人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想意识急剧膨胀，自我表现中心，自私自利。例如有些人受到功利主义的影响，认为，老人只有消费，没有生产，是一种累赘、一种负担，敬老观念日渐淡薄，甚至骨肉至亲，也不喜欢家中有随时需要照顾的老人同住。只有极少数需要老妈妈帮忙看家、煮饭、洗衣服、带孩子的，才愿意与老人同住。再就是父母本身有钱，不构成子女的负担，儿女才乐意与他们同住，亲自奉养。这些人心中只有自我，或放大了的自我，即妻子与儿女，没有父母，不尽人子之责，不赡养扶助父母，甚至歧视、虐待父母。这不但破坏了家庭的友爱和睦，给父母在经济上造成极大困难，在精神上造成极大痛苦，而且败坏了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和敬老传统。就这样，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把儒家的“必养且敬”的孝子标准简化为“必养”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社会上出现了大量打爹骂娘、不顾父母之养等“大逆不道”的现象时，那些尚能赡养父母的人就成为“孝子”。这也就不难理解那些能够受到子女赡养照顾的老人们那种“知足常乐”的心情了。

当然，以上这些现象的产生，也是与我们社会生活的变动和教育的脱节是分不开的。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大力弘扬传统孝德尤为重要。弘扬传统孝德，必须首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这是因为，现在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时期，一些持激进观点的人对曾经扮演过封建道德的孝亲观念能否在现代家庭伦理关系的协调上起到积极作用持有怀疑甚至否定态度。
IV．
那么，在当代中国弘扬传统孝亲美德的根据和价值在哪里呢？
从道德的发展来看，社会主义道德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对过去人类一切优秀道德的继承与发展。社会主义道德必须根植于民族的传统道德。社会主义道德并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弃糟取精。尽管传统道德中含有其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的内容，但又有其不可忽视的超越时代的可继承的内容。例如，传统孝道中的养亲、尊亲美德，一方面有利于维系人类的种族繁衍，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有其客观物质的基础；另一方面又有利于和睦亲情，维系人类家庭，是血缘亲情的自然表现，具有主观心理的根据。又如传统孝道中的敬亲、尊老美德，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把孝悌作为仁之本，“爱人”首先从爱父母做起，然后爱其族人、爱其长上、爱其民族、爱其国家。这种推己及人的自然亲情，符合人的认识与情感发展的规律，易于为人们所接受。试想一个连自己的父母都不敬爱的人，怎么可能让他真心实意地去爱他人、爱民族、爱国家呢？可见，弘扬敬亲、尊老美德，有助于维持社会秩序，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因此，孔子有“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作乱者鲜矣”（《论语·学而》）的说法，《孝经》上也有“长幼顺故上下治”的说法。可见，孝亲观念的教育是维持良好的社会伦理秩序的根本。而当代西方国家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法治相对健全的情况下，仍然出现了犯罪率激增、少年犯年龄下降等现象，无疑与夫妻关系失调、家庭崩溃、父子失教的状况有关。

可见，传统孝亲美德在当代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在“孝”的观念和行为中有值得我们去挖掘的诸多合理成分。我们不能因为它存在某种缺点就对它完全否定。对于这一点，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谈到：“一般醉心于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谈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的多”，“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民族主义》第六讲）。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受儒家文化深刻熏陶的东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儒家孝道的积极方面，才在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面对当前中国社会大量出现的不养老、不敬老现象以及新加坡、韩国、日本等东方国家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取得的成就，孙中山先生的话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总之，基于他国的经验和中国的现状，对儒家传统孝亲观念进行全面的剖析和鉴别，吸取其中有价值的合理思想，在家庭中强调“孝”的美德，在全社会提倡养亲、尊亲、敬老的社会风气，对于改善老年人的生活处境、稳定社会秩序和人伦关系、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等都将具有重要意义。

H. 中国传统励志教育及古代德育思想有哪些

中国古代德育思想起源很早，德育的观念在尧舜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育思想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制度下萌芽．并成长发展起来的，而封建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的社会形态。

并且是以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和异常集中的专制统治为主要特色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不但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独到的特色．而且与它相适应的传统德育思想也表现出别具一格的特色。中国古代传统德育思想具有以下特点：

1、内圣外王，修身为本

中国传统德育思想历来十分强调道德的修身功能，即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启发个体的内在道德自觉，督导个体不断进行自我道德品行的修炼．从而成为一个真正有道德良知的人。孔子认为“修己以敬”是成为君子的第一步。

所谓“修己以敬”是指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以诚敬之心来进行自身道德的修炼．只有以诚敬之心进行道德修养，才能忍人所不能忍，才能够做到不被物欲所惑．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

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颜回身居陋巷，身无长物，日常赖以果腹者，惟箪食瓢饮而已，人皆忧戚难安无法忍受．而颜回却怡然不改其乐；有人问如此困境所示何事。他说非乐贫而乐道也。

孔子曾再三赞叹他道：“贤哉回也，贤哉回也”。“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的根本特征。所谓“内圣”就是内以修养自身品格，以期成就圣贤人格；所谓“外王”就是外以平治天下，以期建立不朽功勋，从而造福黎民百姓。儒家经典著作《大学》详细阐述了儒家思想“以修身为本”的德育纲领和步骤。

如“格物”是德育的起点，“格物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意思是说道德修养必须从“格物、知致”，即认识道德规范开始，由认识道德规范逐步转化为形成道德信念．即“诚意、正心”，才能最终达到约束自身行为，即修身的目的。无论是从个体身心发展，还是从德育发展的规律来看，这种观点都是符合个体道德心理发展规律的；同样。

《大学》中提到的“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通过“修身”来达到的。中国传统的德育十分强调道德信念的作用。可以说，强调德育的自律，既是我们民族优良的德育传统，又符合德育发展之规律。

2、知行结合，以行为本

中国传统文化的德育观强调知与行的有机结合，即强调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有机结合，提倡以行为本。子日：“纳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也就是说道德修养不能仅仅停留在言辞上．必须与实际行为相结合。

朱熹指出：“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即是对知行关系形象而生动的表达。王守仁曾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更是强调了知行统一的重要性。王阳明也认为“满街都是圣人”，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途径只有一个——“躬行实践”。

3、立足当前，胸怀大志

《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意思是说．要想把自己的品德昭示于天下的人，首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想治理好国家的人，首先要整治好自己的家庭；要想整治好家庭的人．首先要提高自己的修养；要想提高道德修养，首先要端正自己的内心；要想端正自己的内心。

首先要使自己的意念诚实；要想使自己的意念诚实，首先要获得丰富的知识；而要获得丰富的知识，在于穷究事物的原理。这里就提出了《大学》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有立志做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孔子的学生子夏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孔子明确提出官员要“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在孟子的论述中得到了更深刻的体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诚然。要实现以上的道德理想，就应该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一步一个脚印。

如果一个人连“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的小事都不愿干．又何以谈论治理国家呢？因此，我们的德育必须启发受教育者形成“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道德之心，胸怀天下的道德理想，从而达到“内圣外王”的道德目的。

I. 学前教育史简答题我国古代儿童道德教育的内容有哪些

①培养志向
②教以孝悌
③勤俭耐劳
④诚实无欺
⑤行善积德
⑥礼貌谦让

J. 古代学前家庭教育注重培养幼儿的哪些良好品质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一 家庭道德教育在中国古代德育中的特殊地位

在中国古代自然经济的社会结构及其运作机制中，“家”既是社会生产的基本单元，也是社会生活的细胞 。“家”本初含义是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家庭”，其延伸为网络结构的社会关系——“家族”，进而拓展为 整个社会关系——“国家”。在中国文化的主干——儒家文化的视野里，“家”即“小国”，“国”即“大家 ”，“家”“国”一体。这种由家——家族——国家所构成的社会结构形式，是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因而“ 家”不仅是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秩序的基础，也构成了社会精神文化的堡垒，成了人们道德生活的价值源泉。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伦理道德的根基是家族本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国一体”的社会关系， 是中国传统道德关系及道德规范形成的根源。它在社会的显层文化中便表现为血缘——宗法——等级三位一体 的政治伦理和伦理政治。在四书五经中，“齐家”和“治国”紧密相联，“私德”和“公德”融合为一。在中 国古代伦理道德规范的建构中，逐渐形成了以“五伦”“三纲”为核心的道德价值体系和伦理秩序，并被儒家 称为“天经地义”的纲常名教的核心。

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不仅在“家国一体”的宗法等级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伦理道德规范，而 且形成了一整套以“家国一体”为基础的道德教育模式及方法。儒家非常重视家庭、家族在道德教育中的特殊 地位和重要作用，并把家庭、家族道德教育和社会、国家的道德教育以及学校道德教育（“师教”）紧密地结 合起来。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亲情感化为纽带、“家”“国”结合、政教合一，构成了儒家道德教育理论和 实践的基本特点之一。

儒家强调人生在世，要以“立德”为本，而“立德”要以“孝”为本。在家为“孝”，在国为“忠”。以 “孝”促“忠”，以血缘关系促等级秩序，以“齐家”作为“治国”“平天下”的重要环节。在儒家看来，在 家能孝悌者，在外必能忠义。人人若能在家知孝悌，在外知忠义，则“家齐”“国治”“天下平”了。《论语 》中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 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注：《论语·学而》）孟子也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注：《孟子·告 子下》）孟子还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 无他，达之天下也。”（注：《孟子·尽心上》）孟子还明确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注： 《孟子·离篓上》）这便是由血缘亲情而广推天下，从孩子的亲亲本能，到长大知敬其兄长，这便是“孝悌” ，有这二者，便有了仁义，推而广之，就可以处理好其他所有伦理关系了。《礼记》中讲：“一家仁，一国兴 仁；一家让，一国兴让。”（注：《礼记·大学》）把家庭道德教育提高到关乎国家兴衰存亡的高度。《吕氏 春秋》中也说：“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注：《吕氏春秋·孝行》）《孝经》则进一步把“ 孝”当作道德规范的核心，认为“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注：《孝经·开宗明义章》）汉代以 后，统治者充分认识到“孝”对维护封建等级伦理秩序的重要性，纷纷倡导“以孝治天下”，并举行了“举孝 廉”、“彰孝子”、“九品中正”等各种提倡“孝”的活动。还值得一提的是宋明理学家张载，他把“孝”看 作是宇宙根本原则的体现，带有本体论的特征，并认为奉行“孝道”是道德的根本。他说：“乾称父，坤称母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注：张载《正蒙·西铭 》）意思是说，天下所有人皆为天地之子女，天为人父，地为人母，大家都是同胞兄弟，万物是人的朋友，帝 王是父母的长子，大臣是其管家。因而，人要“孝”天地父母，就要尊敬其长子，尊重其管家。这便在美好温 馨的“亲情”中为封建统治秩序及统治者作了最好的辩护，为封建等级道德寻得了本体论的基础。谁要是不服 从帝王及其群臣，就是叛经背道，是天地父母的“逆子”。

为了贯彻“家国一体”的血缘等级道德规范，历代思想家还编制了一系列以“孝”促“忠”的各种“家训 ”典籍。如：《韩诗外传》中记有周公诫子伯禽的典故，《国语》中有父文伯母诫子的《母训》，《论语》中 孔子教子鲤的记载，汉代有马援的《戒先兄子严敦书》、郑玄的《戒子书》、班昭的《女诫》、蔡邕的《女训 》等，三国时有诸葛亮、刘备的《戒子书》，魏晋时有稽康的《家诫》、陶渊明的《与子俨等疏》，南北朝时 有著名的《颜氏家训》，唐代有柳＠①的《家训》，宋代有司马光的《家仪》、《家范》、陆游的《放翁家训 》、朱熹的《朱子家训》、《家礼》，元末明初有郑涛的《郑氏规范》，明代有曹端的《家规辑略》、袁了凡 的《训子言》、朱伯庐的《治家格言》，清代有陈确的《新妇谱补》、曾国藩的《家书》等。至于《三字经》 中“孟母教子”和《增广贤文》中的治家格言，更可谓是家喻户晓了。《三字经》讲“子不教，父之过”，《 增广贤文》讲“训子须从胎教始，端蒙必自《小学》初。养子不教如养驴，养女不教如养猪”。上述“家训” 类书在宋元明清时期刻版成书，广传于世，影响甚大。

二 中国古代家庭道德教育的内容和方法

简单地说，中国古代家庭道德教育的内容是以“家国一体”为基础的封建宗法等级道德规范。择其要者， 包括：

1.在父母子女关系上，要求父母“慈”，子女“孝”。《颜氏家训》中说：“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 慎而生孝矣。”在“慈”与“孝”的关系上，中国传统道德更强调的是“孝”。“三纲”中“父为子纲”，权 利向“父”倾斜，以至于被极端化为“父叫子亡，子不能不亡”。关于“孝”的内涵，中国传统道德有详尽的 界说。孔子认为孝子应该“无违”于父母，应该“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注：《论语 ·为政》）孔子还指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注：《论语·里仁》）《礼记》中说：“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注：《礼记·祭义》）又 说：“从命不忿，微谏不倦，劳而无怨，可谓孝矣。”（注：《礼记·坊记》）《孝经》中说：“孝子之事亲 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注：《 孝经·纪孝行章》）等等。

2.在夫妻关系上，要求“夫义妻顺”。《左传》中说：“夫和而义，妻柔而正。”（注：《左传·昭公二 十六年》）管子说：“为人夫者，敦＠②以固；为人妻者，劝勉以贞。”（注：《管子·五辅》）但在“夫义 妻顺”中，中国传统道德更强调的是“妻顺”。孔子在《论语》中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礼记》中把 “男帅女、女从男”当作“夫妇之义”。“三纲”中“夫为妻纲”，权利向“夫”倾斜，中国传统道德中对妇 女提出了“三从”（在家从父，及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要求。男子特 别是显贵男子可以妻妾成群，妇女则必须“从一而终”；男子可以随意“休妻”，妻子却不能提出离异，更不 得改嫁。《大戴礼记》规定“妇有七去”，即丈夫在以下七种情况下可以“休妻”：“不顺父母，去；无子， 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连多说话都“去”。中国古代社会给妇女规定了 很多道德诫条，包括“缠足”这一残无人道的要求。董仲舒等还从夫为阳、妻为阴，阴应奉阳来为“夫为妻纲 ”作本体论上的论证。重男轻女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价值观念之一。

3.在兄弟姊妹关系上，要求“兄友弟恭”。兄要对弟友善，弟要对兄悌恭。但在中国古代社会实行的是长 子继承制，在“兄友弟恭”上权利向兄长倾斜。父若不在了，弟要视兄为“父”。中国传统道德强调“长幼有 序”，内含着“幼”对“长”的服从，这是宗法等级制的伦理秩序之一。中国古代思想家把“孝”“悌”并列 ，当作诸德之要，以此推治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