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烟立法标志着

⑴ 公共场所对禁止吸烟有哪些规定

以后烟民进入影剧院看电影、到体育馆看比赛、去商场购物，甚至在等车的时候，都要忍住烟瘾了，因为广州最快会在今年在上述公共场所禁烟，烟民抽烟被抓现行，将有可能最高被罚100元！昨日(23日)，广州市政府举行了《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草案）》（下称《控烟条例（草案）》）座谈会，征询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控烟条例（草案）》规定了影剧院、录像厅、音乐厅、舞厅、音乐茶座、游艺厅、体育馆、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商场、书店、公共交通等候室等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控烟条例（草案）》还规定，禁止或者限制在公共交通工具和公共场所吸烟，劝阻青少年吸烟，禁止中小学生吸烟，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香烟。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禁止播放、刊登烟草制品广告。

广州控烟协会副会长朱顺贤介绍说，广州今年要创建国家卫生城市，而考核标准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控烟工作，出台《控烟条例》势在必行。从去年3月开始，我市就开始摸索控烟立法工作，经过一年多的筹备，目前《控烟条例（草案）》已经修改了三次，现已递交市人大审批。如果能顺利立法，并授权执法部门严格执行，将有可能在今年年底实现全城控烟。

朱顺贤说，参考《广东省爱卫管理条例》的规定可以进行100元以内处罚的规定，广州控烟也有可能把处罚额度最高定在100元。这意味着，在禁烟后，烟民如果在公共场所吸烟，将面临最高100元的处罚。

控烟立法存在四难点

在昨天的讨论会上，来自各行各业、各个部门的人员都对《控烟条例（草案）》各抒己见，有人认为如果只是条文订得很好看，但是执法难度重重，还是一纸空文，形同虚设，倒不如实实在在订立可行性强的条例，宣传到位，百姓自觉遵守。也有人认为单靠一个部门，恐怕有心无力，需要多部门协作联动。在争论中，有几大难点，一直无法取得共识。

1.到底由卫监还是城管来执罚？

负责起草《控烟条例（草案）》的市律师协会律师程跃华介绍说，市爱卫办和控烟协会只能作为领导协调部门，法律出来后，具体执法还是需要进行授权。目前卫监可以对公共场所内进行执法，但是并不包括监督禁烟。而城管部门虽然有综合执法权，但是也只是对封闭场馆之外的公共地方进行执法。所以到底是卫监还是城管来对控烟执法，或者是两者联动，都需要进一步探讨。

有人提议如果公共场合管理者监管不力，就处罚管理者。但是那些管理者又觉得很冤，毕竟他们没有强制的执法权力。

2.如何控制处罚额度？

广州市控烟协会副会长朱顺贤说，目前《行政处罚法》规定，当场处罚要在20元以下。“现场逮到当然现场罚，否则开个罚单，谁会事后去交费？”

代表们纷纷表示20元的处罚太低，威慑力度不够。“香港最高罚5000元！”一代表说。程跃华律师说，根据《广东省爱卫管理条例》中可处以100元以下罚款的条文，《控烟条例（草案）》也可参照执行。

3.如何界定吸烟者？

程跃华律师说，如何界定吸烟者，是个很头痛的问题。“他被抓住后，把烟头扔了，我们就没有证据了。”他说，“他拿在手上不吸，也不是吸烟者。”他说现在香港法规对此的规定是“携带燃烧烟头的人”。

4.如何禁止未成年人买烟？

目前广州市卷烟零售点布局规划规定，儿童娱乐场所内、中小学校园内以及校园门外50米内都禁止设定卷烟零售点。可是不少老师反映在校园附近，就有很多士多店卖香烟，或者一支一支地散卖香烟，而中小学生去买，也没人去查。

有与会代表说，没有身份证的不可购烟，以保证未成年人不能买烟，但有人认为此举侵犯消费者隐私。广州市烟草专卖局的人员表示，现在合法的烟草专卖店都不可以向未成年人售烟，一般有未成年人来买烟，工作人员都会劝谕其归家。但是如果无法判断其是否未成年人，而卖了烟出去，责任也无法追究。

外资便利店香烟专卖许可证多在2008年才到期

7-11仍未停售香烟

根据今年3月7日起施行的新《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外商企业将不得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这意味着，家乐福、百佳、易初莲花、7-11等外资超市、商厦和便利店都将不能销售香烟。不过由于这些企业中的香烟专卖许可证多数都是在2008年才到期，所以还可以在此“缓冲期”内继续销售香烟。

昨日，广州市烟草专卖局专卖管理办公室的负责人介绍说，对于外资便利店不得销售香烟的问题，会严格执行新规定，等它们的专卖许可证到期，烟草局将不再给到期的外资企业办理许可证的延续。目前外资新开的便利店将不再发放烟草专卖许可证。而如百佳、家乐福等超市，如果把柜台租赁给有专卖资质的商家售卖香烟，也是不允许的，这属于变相销售香烟。

昨日记者走访这些便利店，香烟都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而店员均对“禁烟”一问三不知。客村地铁站内的7-11店员还指着那个“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的牌子，对记者说：“我们都是有证的。怎么可能不卖？”

露天公共场所“吞云吐雾”者多，市民担忧——

监督力度不够控烟成一纸空文？

昨日，记者走访天河、越秀、海珠等区各大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了解目前广州公共场所禁烟情况。在大型医院、地铁、火车站、电影院，都有禁止抽烟的标志，市民在这些场所吸烟的行为比较鲜见，工作人员也会提醒抽烟者注意，他们也相当配合。不过在公交车候车亭等一些没有明确标明禁烟的露天公共场所，几乎都能见到公然吞云吐雾的市民。

记者在岗顶、天河南等处的公交车站看到，该车站周边的道路上，被丢弃的烟头有好几个。在岗顶公交车站，三名等车的烟民毫不顾忌地抽着烟，一人随手将烟蒂扔到地上，另一人则带着未吸完的香烟上车。

听到广州控烟的消息，不少公司里饱受二手烟侵害的女市民拍手称快，不过她们也担心监督力度不够，使得控烟成为一纸空文。而烟民则希望控烟不要一下子全禁，或者在无烟区能建立一个小小的吸烟区作为“缓冲地带”，以解烟瘾。

在外企工作的刘先生说，现在公司都是在茶水间可以吸烟，其他工作地点不可以吸烟。“既不会让别人吸二手烟，自己又能过过烟瘾。”刘说，“不是我不想戒烟，而是工作压力大，我希望通过抽烟能得到减压，但是我也不希望我的私人行为影响了他人。”

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书记杜琳说，根据2004年的一份慢性病调查显示，我市15岁以上吸烟人群达到20.5％，其中男性40.2％，女性1.5％。而2002年我市已有烟民168万。“这么庞大的人群需要监管，我们需要很多人手。”

广州市红十字会会长欧阳炳惠也说，控烟单靠立法还不够，需要多部门协同合作，先易后难地管理，通过试行总结经验，一步步达到最后的控烟效果。他提出公共场所可以先禁一部分区域，试行无烟区和吸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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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无烟中国”项目启动

广州、江门试点公共场所禁烟

中国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4月6日在京宣布，启动旨在降低被动吸烟危害大型控烟项目“迈向无烟中国”，以促进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相关政策出台实施，建立国家控烟网络，预防被动吸烟为目标；力争在两年内将我国二手烟民比率由现在的53％降至30％。

广东省广州、江门两市列入了首批试点城市中，将试点全市公共场所禁烟，减少二手烟民的数量，这些公共场所包括食肆、娱乐场所、学校、商场、政府办公区等。省健康教育所有关负责人表示，一项针对广州二手烟民的监测调查也同时开始。

⑵ 中国什么时候开始为公共场所控烟立法

我国于2003年11月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并于2006年1月正式生效。2011年5月1日起,公共场所禁烟规定开始全面实施。

⑶ 景区推行禁烟的意义是什么

五年，全面控烟？

《中国经济周刊》实习记者 李妍|北京报道

“五年，在省一级城市实现100%的公共场所无烟。五年，在公共场所看不到任何形式的烟草广告。五年，把中国从世界最大的烟草消费国转变为世界最积极有效的控烟国……”这份五年控烟蓝图，诞生于3月24日中国疾控中心的控烟研讨会上。

当很多人用“理想化”、“形式主义”、“口号”来形容这张蓝图时，卫生部出台了《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下称《细则》），规定从5月1日起，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

专家说：“这是一个信号，意味着中国控烟开始了新一轮的战斗！”某烟草企业品牌战略部经理说：“有用吗？又不是没管过。”正在广场上吸烟的市民说：“不知道，没人管。”

难道这张蓝图又是一次纸上谈兵？

控烟失败催生新“禁烟令”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国家控烟办主任杨功焕表示，《细则》的出台缘于“中国式控烟”的失败和“十二五”控烟新规划的实施。

2003年，中国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公约于2006年1月正式生效。2010年1月，禁烟工作阶段性报告——《控烟与中国未来中外专家中国烟草使用与烟草控制联合评估报告》发布，中国关键政策的执行平均得分仅为37.3分，中国总吸烟人数为3.56亿，与2002年比几乎没有变化。

中国控烟协会专家、北京控烟协会副秘书长崔小波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全国公共场所禁烟规定下得越晚，对国民健康的损害就会越大。所以根据我国履约工作的时间表，2011年必须出台全国性的室内公共场所禁烟的法律法规。”

而“全面推行公共场所禁烟”纳入“十二五”规划纲要，在杨功焕看来，为我国控烟工作确立了“路线图”和“时间表”，是里程碑式的进步。

杨功焕认为，我国控烟工作应该明确路线。“全面推动支持公共场所禁烟的国家立法，各地政府建立保障机制、开展控烟项目活动，包括实际控烟成效的跟踪监督评估机制”。

目前，我国控烟工作已经迈出了第一步，2010年5月，中国控烟法律专家工作组正式成立，这标志着法律专家整体介入烟草控制立法工作，呼吁了多年的“控烟立法”终于有了眉目。

而“时间表”，在杨功焕看来，是指今年应该有一半的省级城市，特别是已颁布地方控烟法规的城市，达到公共场所完全无烟的目标。在“十二五”收官之年，理想的状态是在省一级城市，实现100%的公共场所无烟。五至十年后，我国应该达到“在室内公共场所看不到有人吸烟、闻不到烟味，所有公共场所看不到和听不到任何形式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不再有向青少年销售香烟或由青少年销售烟草制品的现象。”杨功焕说。

禁烟令的“三大疑惑”

据统计，我国出台公共场所禁烟地方性法规的城市有154个，占地市级城市的一半，可是论起收效，却不免都让人失望。同样，《细则》刚刚颁布，就有人质疑，“这是不是又一次雷声大雨点小的开始？”

首先，对于“公共场所”的范围没有明确界定。

杨功焕称，根据《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要求，公共场所应该是指所有的社会活动场所，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宾馆、饭店、影院等经营性的室内公共场所，也包括办公室、生产车间等工作场所，公交车、出租车、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以及医院、校园、公园等公益性、社会性的公共场所。

但是，《细则》中并没有对“公共场所”做任何注解，尤其是公众关心的“公共场所是否包含办公室”没有明确示意。

崔小波认为：“要执行好这个规定，还需要各省市针对公共场所制定本地的无烟环境立法措施，具体落实减少烟草危害的具体目标。”

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回复说，卫生部正在对《细则》进行修订，修订后将增加“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及其他有关控烟的规定，这表明了我国政府积极履约控烟的决心和努力。

另外，对违规者将如何约束和惩罚也是《细则》中极其模糊的一点。在《细则》的“法律责任”章节中，并没有任何有关禁烟内容的追责和惩戒条文，很多人认为，“禁烟”成了“无力的枷锁”。

崔小波则解释说，禁烟需要一个过程，罚款并非是唯一的办法。“根据我国的禁烟情况可以发现，对禁烟法规宣传得好的地方，执法的阻力就小，反之执法的阻力就很大。所以，在法规执行前几个月的时间里，各省市都要加大烟草危害的宣传教育工作，利用一切机会和公益广告时间宣传卫生部的禁烟令。”因此，与公众“重罚”的思路不同，新“禁烟令”将以劝解和宣传为主要执行方法。

第三个疑惑在于，“禁烟令”的实施需要调配大量的人力做监督劝解工作，动用物力修建在公共场所配置的吸烟室，动用财力做宣传工作。那么，谁来买单呢？

“室内公共场所禁烟工作是以各经营单位为主体的自律性工作，一般来讲，主要有建立场所禁烟制度，在醒目的地方张贴禁烟标识和警语，去除烟灰缸，培训工作人员，安排劝阻吸烟专职公共卫生检查人员等。这些工作产生的费用一般由经营单位自己承担。”崔小波介绍说，“对于执法检查，公众宣传、举报电话和法庭听证等费用由当地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支付。”

落地仍有难度

西安市解放路的某写字楼内，十几家国内知名烟草企业的广告公司正在疯狂地跑马圈地，因为初春时节正是烟草销售的“小旺季”。“我们正在抓紧铺货，一天至少要给100家商店换上我们冠名的招牌，大家都在抢地盘。”某烟草企业品牌战略部经理说。

当记者提及新“禁烟令”时，这位经理说：“我们铺都来不及了，还禁什么呀，这‘禁烟令’也不是第一回了吧，我们铺了那么多年，从来没人管。”据他介绍，最近电视广告总吃官司，管得严了，烟草广告就以户外为主，尤其是大型展板和商铺冠名的方式。“商铺冠名最好，商店老板帮我们保护着，又省钱又高效。”

“公共场所是烟草企业品牌宣传的好场所，‘禁烟令’必然使烟草企业失去了一个宣传自身品牌的阵地。”中投顾问食品行业研究员周思然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但是，能否有成效还得取决于‘禁烟令’的执行情况。此外，在吸烟习惯根深蒂固的烟民面前，这种缺乏强有力监督的‘禁烟令’所能起到的作用令人怀疑。”

“我国公共场所禁烟，只有正视烟草和‘二手烟’的危害，制定全面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法规才是可行之举。”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晨光认为，应该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为标尺，借鉴国外和我国港台地区的成功立法经验，选择科学可行的执法模式，推动我国公共场所禁烟法治运动。“否则，‘禁烟令’的结果就是屡禁不止。”

⑷ 公务员申论热点：控烟，如何不只是"纸上最严”

“带顶儿”的地儿不能吸，“露天人密”也不能吸。6月1日，在第二十八个世界无烟日的第二天，号称“史上最严”的控烟条例在北京正式实施。世界卫生组织评价：北京控烟条例在无烟环境方面，是“最符合《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精神的立法”。
公共场所禁烟，民之所愿。调查显示，当前北京成人吸烟率为23.4%，成人吸烟者约419万，深受二手烟毒害的有1000多万人。全国现有吸烟人数超过3亿，占世界吸烟总人数近30%，约有7.4亿非吸烟者遭受二手烟危害。为此，国务院法制办2014年11月公布《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可谓中国控烟工作的巨大进步，也是中国控烟迎来“最好时代”的重要标志。
《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的出台，在某种程度上是为全国性无烟法规实施探路。近年来，“史上最严”的禁令并不罕有，各地陆续出台地方控烟条例，可是在实际执行中却变成了仅仅是“纸上最严”。人们关心的是，北京的“最严”模式能否执行到实处，复制到全国?
公共场所能否有效禁烟，立法、执法、守法一个环节也不能少。无烟立法本是公共场所禁烟的一记“重拳”，但过去由于立法与执法上的双重缺陷，结果往往变成“空拳”：在立法上，法律规定刚性不足，原则性与宣传性内容较多，实际可操作性不足;在执法上，执法主体不明确，无法有效执行，执法手段太软，最后的结果就是“十几个部门掐不灭一支烟”。而且公共场所吞云吐雾的“瘾君子”到处流动，等到执法人员赶到，早已是“灰飞烟灭”了。
北京此次控烟，实行“政府管理、单位负责、个人守法、社会监督”的原则。其中，“单位负责”有望成为一大利器，从监督流动的烟民改为监督固定的单位，强化法人的主体责任地位，控烟不力的单位将被惩戒。另一方面，控烟不能光靠传统“盯”“管”“跟”。条例提出，管理者可以利用烟雾报警、浓度监测、视频图像采集等技术手段，加强对禁烟场所的管理。而条例引起各方关注，也正可让更多人认识到吸烟和吸二手烟的危害，是转变中国“烟文化”的好契机。
牵一“法”而动全身。控烟立法是一项系统工程，单靠一个条例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六项控烟措施包括：监测烟草使用与预防政策;保护人们免受烟草烟雾危害;提供戒烟帮助;警示烟草危害;确保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提高烟税。其中任何一项成为短板，都会影响整个控烟工作的进程。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在我国，控烟老大难的局面正在慢慢改变：20年首次修订广告法，禁止烟草广告;6年来首度调整烟草消费税，实现税价联动……不过，让各项控烟举措真正落到实处，依然任重道远。
“点燃卷烟的一刹那，你也点燃了死亡的导火索。”据研究，吸烟者人均期望寿命也要比总人群平均期望寿命短15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健康中国”概念，而烟草已成为威胁中国人健康的最大“杀手”之一。由世界上最大烟草生产、消费国，转变为世界上最积极控烟国，才能助力打造健康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