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维摘要

A. 影响法制的因素

重典治国论 评
【摘要】
传统社会以降，“重典治国”在各朝不同时期备受统治者青睐，似乎成为稳定政治经济局面，实现长治久安惯用且重要的政治运行和法制工具。但重典治世在绝大多数的历史时期往往难以完成统治者的决策预期，收效了了，最终难以逃脱成为历史陈迹的命运。在认清辨明重典给传统社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的同时，不应妄自断言仅是法典之严苛性造成了社会动荡，阻碍了社会进步的步伐。反之，应当透过制度体表剥离并审视导致重典失效的权力结构、社会文化氛围、法文化为背景等要素群体，反思而进取，此乃是国人不可偏废的重要任务。
传统社会以降，历代统治者依赖“以刑为主”的东方本土式法制路径，而“重典治国”现象在各朝不同时期也备受青睐，似乎成为稳定政治经济局面，实现长治久安惯用且重要的政治运行和法制工具。而由中国特有的政治、法制土壤所孕育的“重典论”，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具备的意蕴是有差别的，对社会的作用力也趋于殊途。剥离纷繁的表象，抽取各式重典背后承载的法文化，“重典论”思潮似乎也并没有随着中国法律的现代化更新换代而彻底消褪，却成为隐性的法制因素，供给着目的论化的思维方式，深刻影响着国人今日的法治进程。
故而，在不断辩证借鉴、汲取中国传统社会法律思想经验，兼顾吸纳国外优秀法律制度的今天，归纳、总结重典治世所发挥之效用，使之浮于水面，愈加明确化，继而认清利弊，抽取其中的合理性因素，扶正法治化轨道，乃是国人不可偏废、僭越的社会工程。
一、重典治国理论之解构
（一）重典论之源流概要
翻阅中国历史，即可发现“重典治国”理论拥有厚重的人文底蕴。上古伊始，发端于礼、刑之中国法，在刑始于兵，刑、法并无二致的年代，实则反映着一部古人类社会群落逐步发展壮大的演化史。国家产生后，统治者为建立统治，维持秩序，启用所谓“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1]之道：邢之目的即为树立权威，使“民不敢犯”[2]，“禁奸止过”[3]以确保有条不紊。从人类演进学的角度审视法源于刑之事实，也能窥见人类发展史乃至法律制度发展史的诸多共性。
但中国法之流变有其自身的轨迹。重刑亦非万能，当鉴于史上因滥施刑罚适得其反，遭至民众反抗而湮灭统治权的事例，统治者蹒跚般学会，应在可控的范围内掌握权力行使的适当性，提出了以轻刑、仁政为表征的“以德配天”、“德主刑辅”、“一准乎礼”“礼法合一”的施政方针，缓和了阶级矛盾，为国家政治较为安定、经济得以渐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上升创造了有利的成长期，达到盛世。但是“约法省刑”之国策并非彻底游离于重典论设置的框架之外独立生存。于此相反，由于中央国家的形成从始便依靠着集权化的政府万能主义，决定了盛世亦当在此框架项下适度发挥而变形、衍化——其始终不能也不愿摆脱“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4]的行为范式，遵守“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5]之法则。看似重典论在法则中位居下位，然而其在较短时期内针对特定对象或为实现特定目标，从重从快，善于高速营建起“以刑去刑，刑去事成”[6]的初始局面，在稳定秩序方面，拥有毋庸置疑的高效性和合目的性，以至于可作为实施其他后续统治行为的有力保障……这些均是轻、中二典在“运行——收益”坐标系中考察时间占用、整体行为效率上无法比拟的。是故，重典治世绝非单纯仅在“乱国”发生，而有着更广大的作用空间和运行范畴。
（二）传统社会重典治国理论之解构
在对重典治国理论进行实践考察，剥除历代对重典不一的执行理念或表达方式，寻找其中共性时，实则在明确两个概念：重典面向的对象群体和“重典”概念本身。其一，重典面向的对象群体。学者指出，古中国所谓法，“一方面就是刑法，另一方面即官僚统治机构的组织法”[7]，简言之，系由公权力国家行政执法规则和相应治理罚则构成的制度体系。其始终难以超脱“法自君出”、“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模式，生长出如同西方那样弱化集权条件下独立完备的私法系统。造成此种局面，原因应当是多方面的，也自然非本文所研究的对象，但必定成为考察重典治世效用时不可或缺的历史土壤和理论基石。
中国法制结构决定了法制之锋芒为“士制百姓于刑中”[8]：通过对统治者治下的社会下层进行公法为主要形式的法律约束达到治世的目的。但这并不是说，国人不曾受到统治者施加的私法色彩法律准则的控制。自古便存在的“家族法”、民事习惯，为控制国家经济命脉而推行的官办、督办经济法律制度，经济发达时期培育的民事法律大量出现，在推翻有学者认为中国“无私法”论断的同时，确也说明这些法律措施相较刑事公法而言，不太能淋漓尽致的展现古中国法的特点。
故而，“夫法，所以兴功惧暴也”[9]的“典民”结论即定，统治者所关注的刑控社会下层对象，自然为广大的底层人民，以及为其所用的庞大行政官员机构、被皇权所弃不予保护的贵族群体等（在本文考察中可视为微量化特殊对象），而对最为底部百姓的操控，很多时候是在对官员的选拔和任用过程中完成的。易言之，高位统治集团以法治官，打造较为高效的官僚结构便能实现统治目的。若假设统治者单纯要求重典在适用于底部群体时达到“禁暴止奸”之效果，而由于官僚实质上也应归属于统治集团，便在适用法律时会产生与适于民众有别的效果，则对重刑结果的追求也会不再纯粹。
其二，重典之界定。
传统社会末期，统治者对封建法度的意义作有如下总结：“国家刑罚禁令之设，所以诘奸除暴，惩贪黜邪，以端风俗，以肃官方者也”[10]。而其中“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可达到“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 [11]之功效。似乎重典所传达出的意味仅停留于严刑峻法、用刑苛重，能够从刑种的严酷和刑度的不着边际来体会。实际上，要准确给“重典”下一个定义，应当首先建构于整个法律体系层面，顾及其应当具备的下列特征：
1) 其体系严密，适用领域深广，并经过历代不断修正而得到完善发展。以刑事法为例，不论上古，且从先秦战国时代之始奴隶制五刑以降，经历后世各代“轻刑”之改革而达成封建制五刑的确立，再到封建社会中后期部分苛刑的复兴及至滥用、重新入律，形成了体制严谨、“疏而不漏”的宏观体系，甚至甚多行政、民事法律责任都会被施以刑罚制裁，如唐律中有“凡负债违契不偿，一匹以上，违二十日笞二十”的规文。后世欲了解各代法律制度及政治经济环境，大致也可从所立刑罚和具体规文中窥视一二。
2) 其成文法范式呈现严苛性，同时存在大量特别“法”细胞，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弹性。奴隶制五刑之严苛被逐步改良而更新为封建制五刑，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许多人类蛮荒时代具有的同态复仇、肉刑充斥的现象，代之以较为文明的刑罚，无疑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但其中依旧保留了“罪人以族”、充军、刺字、枷号等罪，明清时代更以凌迟入律，彰显了传统重典的严酷性特征。同时，肉刑残余在一定时期以镇压、整肃、争权为目的被滥用而肆虐兴盛，但往往不存在成文的法律依据，被归为法外酷刑。但因注意到法自君出，大体也可将其视作某种意味上的特别“法”，只是缺失了常规法律制度所应具备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被赋以较大的伸缩性和随意性补充了重典实施的威力。其弹性还表现为，存在大量同罪异罚的情形构成重典体系中较为重要而特殊化的组成环节：按受罚主体待遇的迥异程度可将此环节作一二分：一方面被免除部分乃至全部的法律义务，诸如赎刑之适用；另一方面则可能承担重于律文规定的刑罚，抑或被施以特别“法”所定的极端刑罚。
3) 其类型繁复，具有强烈的合君权目的性，决定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具不同的内涵，并伴有些许理想主义色彩。依据制定和运行重典的统治需要不同，区别出即如学者归纳的几种模式：极端重典主义、重重轻轻主义、相对弱化重典主义及其他特殊化重典主义[12]。极端重典主义以秦朝刑法为典型，以繁于秋荼而著名于史。重重轻轻主义以北宋中期颁行重法地法和 “盗贼重法”、明代相较汉唐法制的“重其重法、轻其轻法”的刑法特点为代表。相对弱化主义则以主张“约法省刑”为代表，刑罚中正，多出现于国家初创或社会经济遭受重大破坏，需要长久时期修养生息之时。至于特殊化的重典推行,不宜归纳为上述任何一列，多是统治者为达到某种目的、由个人好恶及注意力之转移而发生，诸如明太祖时期颁行《大诰》、重典治吏，便具有强烈的政治整肃目的。同时，统治者通过施用重典欲达到社会秩序长治久安，万世为君的目的在史上不乏个别，惩治奸党、屠戮权臣，往往渗透了许多道德衍生的理想主义情调，而大多却事与愿违，此留待后文详述。
故而，由上可以简单描绘出有关传统社会重典的轮廓：即一种为实现统治目的服务，依据具体的政治经济环境和理想化设置而架构的，以统治权治下所有社会群体、机构建筑为施用对象，运用刑事法律为主体并结合特殊化制度工具所形成的全社会严密、灵活而具备相当弹性的法律制度体系。
二、重典治国理论之效用考察与合理性分析
（一）重典论之效用考察
本文给出的重典论之意义界定系以整个传统社会法制结构的发展承继为背景，就某个历史时代为考量目标，由于统治者对重典的理解正如上文中学者给出的诸多分类方式那般所异，其欲施用达成的目的也有不同，从而在后世对重典论的绩效考察过程中，需要略作抽样区别。
从较为狭隘的范畴入手，中国传统社会传承的人治氛围里，历来将开明专制主义奉为经典兴国政策，重典适用也自是以较为低级化的工具姿态非独立性存在于此制度土壤之中。故而，欲对重典制度的绩效得出相较合理与理性的结论，必须首先区分出较为适合开明专制统治生长的政治经济条件。作为既成事实，今日对重典的分类方式便在社会形态的选取中比作相应参照系。亦由此，上述分类中较为明显的，如同有秦一代等典型的极端重刑主义在考量该理论效用时，予以参照似属不妥。
其次，相对弱化重典主义以使国家修养生息为立足点，多为修复脆弱的自然经济而设立。统治者总结历史，普遍考虑到暴刑荼重致使民众反抗、社会动荡，给统治带来的毁灭性打击后适度反省，能够识知“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13]，此环境中，重典用为上层建筑，由其本身性质与较为脆弱的社会资源条件相左，决定了其不宜作为长久制度存在。于是乎当约法恤刑，弱化对广大民众适用的重典因素。此种政策多发于封建国家权力初创但保有较强的统治力，抑或公权力所能调配的社会资源数量尚处于上升趋势中的时期，经济政治制度本身还具有较强的生命力，通过法制变革易于释放被前不合理桎梏所封闭的发展动力。此种重典制度的推行，一方面使得民生得以稳定，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易导致在重典治理对象中，可能对官僚群体的监控力度松散不足而日益滋生并加速此群体的溃烂。在此也应说明的是，在传统社会中盛行的诸如“八议”、官当、请、减、赎、免等制度，并非统归于相对弱化主义，正如上文所提及，是重典制中较特殊的同罪异罚环节的组成部分，它具有对重典制度的较强“离心力”，但囿于皇权权威的维护始终未能游离，但确对重典所达之效用有抵销之反作用。
这样一来，衡量重典治世绩效较为上佳的样本，即剩下区分对象的重重轻轻主义和特殊化重典主义。
重重轻轻主义重典模式有着纵横二向有别的不同意域：从纵向而言，以规范性法律文件传承的角度，指出后世重典较前期规文在适用对象和程度上的区别，这是历史差异的显示，如有明一代较唐律所作出的改进；从横向而言，是对当期使用法制时对象和程度的差别性规定。易言之，即同罪异罚环节中扩大受动主体承担义务的可能性部分，即如宋代“盗贼重法”“重法地法”之推行。
传统社会笃信“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北宋时期，由于立国未经过大规模的土地兼并改革、外患深重、加强中央集权而形成的冗官弊政等因素，客观上塑造了一个阶级对立相对严重的时代，以至于统治中期便较早的开始显现危机，盗贼之患即是表征之一。对此，由北宋仁宗嘉佑6年始历经英宗、神宗、哲宗三代以恶治恶、加重打击贼盗力度而扩大施用的重法地法、盗贼重法等，依据今日传世的大料史料，似乎其从未能有效发挥统治者预期的治理效果。不但如此，还引发了更为严重的社会混乱。如熙宁十年（1077年）二月，“京东、河北盗贼不禁，至白昼杀人于市，攻略镇邑，执缚官吏”[14]；元丰年间（1078-1085年），李常知齐州，“齐多盗，论报无虚日”，在其治下，“盗贼遂清”。而到哲宗末年（1086-1100年），齐地“群盗昼掠涂巷”[15]……即便在京都附近，“ 盗贼充斥，劫掠公行”，作为执法主体的军队、官员多是“势力怯弱，与贼不敌”，“纵能告捕入官，其余徒党辄行仇报，极肆惨毒，不可胜言”[16]。
特殊化重典模式之特异，在于其非但不能彰显统治者所谓“审慎刑罚”，也不是出于如同北宋王朝那样严酷的统治环境，导致统治集团“被迫”推行严酷的法度，整肃社会秩序——决策者在主客观方面都未遭遇“窘境”。客观上，其时常处于较为安定的统治时期，甚至万象更新、盛世之状初见端倪；主观上，决策的制定并非外部因素推动的应激反应，而很大程度上是己身深思熟虑的结果。更确切地说，是依照自己的人格信仰和对自己利益的检讨。此种模式时常被筛选出的例子，即明太祖重典制贪之几十年风云历程。
亲历社会底层疾苦的明太祖，对元末官员贪渎、政治腐败而遭灭亡感触颇深，故严厉法度，重典治贪，对封建官吏的严罚可称空前绝后。最为重要的是，其空前的完成了将久已存在的、体现各代统治者严苛色彩的法外酷刑即特别“法”因素转换为真正意义的制定法模式，使传统社会的重典体制更加完备化，尽管这些成文法实际发生效力的时间极为短暂。但应看到，终洪武之世，其也未能助太祖达成事先所勾勒的清明政治的目标。凡举一例即可：洪武十八年，吏部考核全国布政司及府、州、县来京朝谒官员几千，其中所谓称职者仅435人。对此太祖晚年也认识道：“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17]至成祖永乐初年废建文仁政而沿用《大诰》收效不佳后束之高阁，《大诰》之刑渐渐弃用后数载，贪官污吏已遍布内外，显示了挣脱重典之束缚后强劲的反弹力。

（二）适用重典之合理性分析
由上，传统社会无论何种重典治世模式，收效均属了了，呈现整体低效甚至无正效用但却有长久活力的奇怪姿态。对此进行合理性解释的角度可有多个，但欲以单向的、法律制度模型的路径为切入点，应把握法文化、制度建构与发展史及其客观运行评价作为突破关键。
首先，重典发挥的阶段性正效益对维护统治具有强吸引力，统治者可将其作为改变行使统治权不利局面，寻求优化时的博弈行为。中国古来之重典是成系统的，规范严密，且表现为某种封闭性的独立发展结构[18]，立法和策略之行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特征。同时中国自古而来较西方强烈甚多的集权型治理模式，也能将资源集中到足以确保由上而下执行某种制度初始阶段所要求的严格性，甚至严苛、残暴性。故而，重典推行在短期时间确实可如史料所描述的那样“彰善瘅恶，激浊扬清 ”[19]。虽然只是违法者受到重惩造成社会相关主体感到自危后，所受规制的社会反常暂时停滞甚至隐蔽的反应。然重典的最初作用力越强，其受用波及越广，影响便越深，停滞症状维持时间便较长久，虽然不乏孕育着更剧烈反弹的可能。但这不能不给统治者以想象的空间，继续预期所深恶痛绝的受动主体自觉进行良性转变，以至设想能秉承重法之效，最终消弭不安定因素，“以刑去刑”，长治久安。而在传统社会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社会呈现多元化趋势和统治者所欲维护的简单生产基础下社会治理手段产生冲突，更凸现了无法与时俱进的一般法典修正补充技术的落后地位。为摆脱此种不利局面，采用有别于一般法制制约力的重典，不能不说体现了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被迫放手一搏的无奈。
其次，适用重典是统治者认可的，永葆国家机器运转动力所必需赋加的“托宾税”。在传统社会这架巨型机器运转二千余年的过程中，官吏始终作为统治者实现统治效能，控制普通民众不可缺失的组成利器。官吏集团与最高统治者之间本质上存在的是一种特殊雇佣关系：因为高度集权社会中权力之行使，实际亦是建立在地方权力为中央权力直接控制，却也过分集中的情况下。故各级官僚机构在中央之下扮演的角色，即为雇员也为在局部受制的大领主，系一种具有人格化的工具[20]。故“国家之败，由官邪也”[21]是古人对官之于国重要性的认识，于是坚守不放“治国莫大于惩贪”、“治天下首在惩贪治吏”[22]之圭臬。时时用重法剔除国家机器中不合理因素，整肃行政纪律，即如在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经济学家所言为齿轮良好运转而不时放入细沙般效果的课税雷同，治理官员腐败懈怠而致阶级矛盾过分扩大化，促进行政效能的提升、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生产的发展。
再次，适用重典反映了传统社会“礼法合一”条件下泛道德化的“和谐”行为预期。两汉以降，法律道德化色彩逐步加强，隆礼重法成为中华法系一大特色。引礼入法，一方面为统治者鼓吹“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宣扬仁政和统治地位合法性提供理论支撑；另一方面，善用礼中丰富的道德规范培育发达的家法族规，使社会形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金字塔状结构，也有利于减轻维护统治所需耗费的成本，“礼乐者治平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药石”，惟“以德化天下 ”，“明刑制以齐之”[23]，国家可长久矣。应该说，决策者乃至国民均在一定程度上采纳并预设了人性向善的儒学基点，努力以道德化行为范式来改造既定的不合理因子，其中一方通过隆礼以导民向善，减少不必要的统治开支；另一方则企盼上为政以德、匡扶正义——权力义务极不对称两方群体在社会构建中共享着基于不同认识形成的“和谐”雏形表征之向往。但由于传统社会局限性，社会矛盾无法消解，人们注定长久面对大同理想和严酷现实之冲突。于是乎统治者每每“痛下决心”，对人性论稍作一修正，试图以灭除恶之人性的刚猛之法以恶治恶，树立权威，瓦解法制运行不畅的阻碍；国民也时常希冀青天在世，向给自己带来深重苦难的官僚腐败集团表达失望和愤慨情绪之时，事实上也早已偏离了人性善之预期，复燃原始复仇主义之观念，同时却也清楚意识到民众分散力量之孤立弱小，被迫对善治之论尚存遐想，有通过接受由上至下的重典洗礼来达到社会革新，重建“和谐”的心理准备和要求。
作为传统社会法文化的标志之一，尚不能忽略法自君出、权尊于法的事实。重典之存，如果排除社会性因素而单独从研究决策者入手，时常可以发现重典适用的轨迹与君主自身对外部环境的应激及心理状态的描绘极其相符。正是统治者“口含天宪”，不受权力约束，决策之合法性历来没有适格的评价标准，而合理性则可在决策定立时由下而上反馈得以损益，但依旧无法摆脱深烙有统治者自身对历史、社会现状、皇族利益思考和抉择之泥淖，甚至表达了其对以往自身经历“辛酸”面的反思或抵触、逆反情绪，重典的抛出也不外如是。

B. 自由主义的利弊

洞庭湖

C. 论当代大学生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的必要性可能性和意义

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大学生亟需在学校的正确教育和引导下，不断学习，努力提高和完善自己。

作为祖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栋梁之才，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大学生就应正确掌握思想道德修养的理论和方法，提高道德和法律素质，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业绩。

当代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的主流是积极向上的，我们渴望成才，准备献身事业，报效祖国，积极思考国家的命运和自己的社会角色，其危机感和使命感明显增强。

大学生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律修养。不仅要学习法律知识，掌握法律方法，参与法律实践，培养社会主义法律思维方式，而且要树立法律信仰，宣传法律知识，敢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自觉维护社会主义法律权威。

法律思维方式是一种在法律实践中训练、培养和应用的思维方式。脱离具体的法律生活和法律实践，不可能养成法律思维方式。只有通过参与各种法律活动，在法律实践中运用法律知识和方法思考、分析、解决法律问题，才能养成一种自觉的法律思维习惯。

D. 法学论文研究方法有哪些

法学毕业论文的准备工作

（一）搜集材料
所谓准备，主要就是充分占有资料，研究、参考他人的看法。材料越多越好，材料不够就写不出好文章。读的书看的论文很少，知识贫乏，是没法写论文和提出新的见解来的。
如何搜集资料？可以围绕法学毕业论文的选题方向和具体题目，去图书馆、书店，查找有关的专著、论文集、主要法学期刊以及最近几年的统编教材，也可以在网上搜索、查找法学论文。搜集材料的过程，就是调查研究、思考钻研、形成论点的过程。
（二）提炼材料，确定论证的主题和方法
在提炼材料的过程中，通常有三种情况：
一是同意别人的论点，但自已有独特的感受，可从新的角度补充新的理由，丰富别人的论点。
二是不同意别人的见解，可以展开争论，但必须注意忠实地引用原文，说明自己的理由。
三是受了别人的启发，在别人见解的基础上产生新见解，或者别人没有讲到，自已有见解，只要言之有理，也是创见。
论文的主题，是一篇文章的核心和灵魂。法学毕业论文的主题，就是作者对这个法律问题研究成果的基本观点。主题应力求做到以下五点：
一要正确，符合法理和客观规律。
二要新颖，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不人云亦云。
三要直白，不要隐讳。法学毕业论文的主题越直白明确越好，要让读者一看就知道，一看就懂，不能让读者云山雾罩，看后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四是主题要贯彻始终，在文章中不能改变，应围绕中心和基本观点去写。
五是主题要简明，理论要深厚。
论证方法是说明主题的基本方法。一般来说，法学毕业论文的基本论证方法是立论，即确立文章的基本论点，围绕这个主题，全面阐述它的正确性、必要性和适用性。有时，也适当运用驳论的方法，如针对某个问题学术界有几种不同的观点，对它们进行评析，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从具体的论述方法来看，一般使用归纳法和演绎法。
（三）法学毕业论文提纲
拟写法学毕业论文提纲的主要好处是帮助自己从全局着眼，构建论文的基本骨架，明确层次和重点，简明具体，一目了然。论文定稿后，修正或保留的提纲就变成了目录。提纲可以帮助我们把材料组织成一个理论系统，而不是毫无层次、毫无逻辑联系地罗列和堆砌在一起。

法学毕业论文的初稿
（一）运用逻辑思维写学术论文，逻辑上有两种科学方法，一个是演绎，一个是归纳。所谓演绎，就是从一般到特殊（个别）；所谓归纳，就是从特殊（个别）到一般。依靠逻辑思维所产生的分析能力，对他人的观点作出补充、发挥、纠正、批驳，就自然会形成自已的新观点，写出自己的法学毕业论文，就不会只是停留于抄录他人现成的观点和材料。
（二）主题突出，论点鲜明
（三）结构严谨，层次分明
（四）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五）文字表述清楚准确、简练流畅

法学毕业论文格式和规范要求
（一）法学毕业论文格式
打印使用B5纸，便于存档，装订线在左面。法学毕业论文打印一般用宋体。文章题目用3号黑体，题名应简明、具体、恰当，能概括文章的特定内容，一般不超过20个字。正文内标题末不用标点符号。
一级题序及标题用“一、二、三……”序号和小3黑体。
二级题序及标题用“（一）（二）（三）……”序号和4号黑体。
三级题序及标题用“1、2、3……”序号和小4黑体。
四级题序及标题用“(1)、(2)、(3)……”序号，不用黑体。
正文用小4号宋体。这样，文章就眉清目透，井井有条。
当然，这种分题也不是绝对的，要结合实际，该怎样分，就怎样分，但要遵循分题的规则。此外，分成几级题目也是可以变通的，例如不用“1、2、3……”，改用“一是、二是、三是”或“第一，第二，第三”、“其一，其二，其三”也是可以的，但是，无论用什么，都要层次清楚。
法学毕业论文格式为：封面；题目；摘要；关键词；目录；引言；正文；结论；注释和参考文献。
封面的作用在于使别人知道这是一篇法学本科毕业论文。
摘要是指摘录下来的要点，主要是表述本文的主要观点，一般为100—200字。摘要的写作方法，我认为包括两部分：一是用一两句话简要概括论题的意义，二是将法学毕业论文几部分内容表述为阐述论文观点的一段话。关键词是反映论文主题概念的词或词组，一般应选3—8个。
（二）法学毕业论文注释
现代学术视注释为学术规范与纪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术论著和文章中，注释不是装饰品，它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引用他人成说，注示出处，既表示相关论说非作者独造，并对他人成果给予应有之尊重，又可为读者提供该领域的文献信息，以便利后来之研究。
二是反映了作者观点与其他学者观点的联系与区别，或者是对作者自己观点的进一步说明，因而，也是正文不可缺少的补充部分。三是大量的引文意味着作者的研究的确是在前人和他人的研究成果及所积累的资料基础上进行的，不是凭空捏造的。
注释要写得规范。最规范的，就是《法学研究》的注释方法：分为著作类、论文类、文集类、译作类、报纸类、古籍类、辞书类、港台著作、外文类等九个类别，并有注释例；非引用原文者，注释前加“参见”；引用资料非来自原始出处者，注明“转引自”；等等。详细的内容请看《法学研究》上的注释体例和文章的注释方法。
为提高刊物质量和文献信息计量、评价与研究的水平，促进学术成果在网络化、数字化条件下的交流与传播，教育部2000年1月颁发了《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其中注释主要用于以文章篇名、作者等及文内某一特定内容的解释和补充说明，注释序号用带圆括号的阿拉伯数字表示；参考文献置于文本，采用顺序编码制，在引文处按引用文献在论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码，序号置于方括号内，并列举了其格式，详情请看《河北大学学报》（社科版）或其它中文社科学术期刊。
写法学毕业论文，上述两种注释方法，可选择一种使用，但不能交叉使用。

法学毕业论文的修改定稿、答辩
法学毕业论文初稿完成以后，应再三修改，审查是否符合要求。大到问题是否提得鲜明中肯，论点和论据有无说服力，结构层次是否严密合理，小至文字的修饰加工，有无废话，语言表述是否简洁准确，通顺流畅，符号使用是否恰当，等等。自己修改后，再交给指导教师进行修改，然后定稿。
为了使法学毕业论文能真实地反映学生的理论水平和科研能力，建立论文答辩制度是一种积极有效的措施。答辩是毕业论文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对毕业论文的全面检查。
答辩首先由学生本人简要介绍论文的写作目的和思路、主要观点，然后由答辩委员会向答辩人提问，让作者略作准备做出回答，从而进一步考查作者对所论述的问题是否有深广的知识基础，创造性的见解和充分扎实的理由。答辩提出的问题，不管作者当场是否能作出完善的回答，都是对于作者一次很好的帮助和指导。

E. 论大学生法治思维的培养的1000多字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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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高等学校是人才荟萃、知识集中的地方，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生力军和重要基地。构建和谐的大学校园，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把思想活跃、多元文化交融的高校建设成为和谐的“高地”，成为和谐社会中的“首善之区”，是一个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新课题。
[关键词] 创建和谐校园 依法治校，校园环境 安全稳定
党的第十六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纲领性文件，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高等学校是人才荟萃、知识集中的地方，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生力军和重要基地。构建和谐的大学校园，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教育实现了快速、持续、健康的发展，面对着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利益格局急剧调整、社会矛盾日趋复杂的新形势，如何把思想活跃、多元文化交融的高校建设成为和谐的“高地”，成为和谐社会中的“首善之区”，是一个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新课题。
一、科学发展是建设和谐校园的根本。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步伐，前进中的各种困难，必须通过发展来解决。要牢牢把握以人为本这个核心。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学生的发展，一切为了学生的健康成长。在确定思路、做出决策、安排工作等各个环节，都要以师生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教师的发展上，树立教师是学校第一资源的观念，充分发挥教师的主体作用，为他们创造施展才能的舞台。在学生的培养上，既要有精英教育的质量观，给少数智商发展水平高的学生提供发展的空间；也要树立大众化的质量观，给大多数学生提供成长成才的空间。
二、法律和制度是建设和谐校园的基础。只有依法治校，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协调、平衡各种关系，促进校园和谐。要按照《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规范办学行为，避免侵权行为的发生；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规范学生管理，服务学生成才；修订和完善校内各项规章制度，使之与法律法规相衔接，尊重学生的独立人格和个性发展，从而在校园营造一个民主法治、管理有序、校园安定的和谐环境。要健全沟通机制，如建立学生议事会制度、校长信箱、校领导接待日、党员接待日、学生事务申诉中心等；充分发挥共青团、学生会等的作用，使学生社团组织在构建和谐校园中发挥独特的作用。要把提高青年学生的法律素质，作为人才培养的基本目标，纳入教育的整体规划，使学生在潜移默化间受到法治的熏陶。以抓“学风”、“考风”为突破口，加强诚信教育，规范学生行为。广大教师要言传身教，在教育教学活动中自觉贯彻法治精神，促进自身法律素质的提高。要通过法制教育，使广大师生遵纪守法，自觉维护校园和谐与稳定。
三、浓厚的学术空气是和谐校园不可缺少的条件。当前，宿舍文化、课桌文化、服饰文化、网络文化、短信文化、卡通文化、新新人类语言文化等非主流文化的传播中，消极因素的影响成为校园中不和谐的音符。学校要加大投入，把学生文化建设纳入学校发展的总体规划，在人、财、物等方面加大投入，完善文化设施，美化校园景观，充实文化标志，改善公寓环境建设，增强艺术感，提升文化品位；办好学生公寓文化宣传主题板报、报纸和主题网站，形成公寓文化的系统化、主题化，如文化月、艺术月、卫生月、安全月、读书月、节约月等。在公寓社区内设置“文化墙”或开辟“文化走廊”，增添文化氛围。通过公寓文化建设，必将增强学生自我控制的"“软约束"”，树立集体和"“家园”"意识，加强宣传文化阵地建设，增强学校文化竞争力，坚决抵制各种有害文化和腐朽生活方式对学生的侵蚀和影响。
四、校园平安是和谐校园的保障。维护校园安全稳定，是建设和谐校园的基础性工作。在学校周边，网吧多、出租房多、无证摊点多、娱乐场所多、交通隐患多。如果校园周边矛盾激化、秩序混乱，师生就难以安心教书和勤奋学习。所以，学校要始终把确保校园稳定作为头等大事。定期开展创建"“平安校园"”的活动，加强学校及周边环境综合治理工作。选配好高素质的学生辅导员队伍、建立辅导员日查寝制度、辅导员谈话制度、思想政治工作进网络、建立辅导员工作室、党团活动室、社团活动室、心理咨询室、校领导值班制度、校园110报警求助系统等。都是为和谐校园的建设、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条件。都是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条件。
五、做好贫困生的助学帮困和毕业生就业及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通过设立奖助学金、建立经济困难大学生认定制度、设立助学基金、做好助学贷款等工作，建立多渠道资助体系；通过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把就业指导课纳入教学计划，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招聘月活动，优化就业服务环境，提升就业服务水平；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指导，建立大学生心理档案，确保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六、良好的校园环境，是建设和谐校园的前提。我校处在城郊结合部，相关设施没有完全配套，部分教师工作、学习、生活还存在诸多不便。所以，就要提升服务质量，努力使校园成为师生温馨的家园。要从师生最急、最盼、最忧、最怨的问题入手，把师生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急师生之所急、想师生之所想、办师生之所盼、解师生之所怨，认真研究解决事关师生切身利益的问题。
《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性质和定位，强调我们构建的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指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原则和重大部署。继承、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境界。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贯彻《决定》精神，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建湖南女大和谐校园扎实工作，努力奋斗.
和谐校园建设视野下高校团建工作探析
[内容提要] 和谐校园建设是时代进步和高校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高校共青团组织应从团学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出发，紧紧围绕和谐校园建设的实践，积极围绕学校改革发展的中心工作，始终以科学发展观和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注重分析市场经济的发展、扩招和高等教育大众化、学生群体利益诉求多样化、缴费上学和就业压力增大、学制和学分制的改革、网络媒体的快速崛起等方面给高校共青团工作提出的挑战和机遇，进一步扎实推进共青团的各项工作，使高校团建工作上层次，上水平，努力消除校园建设中的不稳定、不和谐因素。高校团组织必须正视当前变化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站在和谐校园建设的高度努力解决高校团建工作中面临这些矛盾，在工作中积极创新理念、准确定位、创新模式、深化提高、突出特色、打造精品、营造氛围、拓宽渠道、规范管理、提升层次，不断增强高校共青团组织和共青团工作在和谐校园建设实践中的影响力、创造力和凝聚力。
[关键词] 团组织；共青团工作；和谐校园建设
大学校园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直接向和谐社会建设培养输送高素质人才的基地，是引领社会文明与发展的机构，理应担负起构建和谐社会的重任，建设和谐校园。高校团组织紧紧围绕和谐校园建设，始终以科学发展观和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围绕中心工作，进一步扎实推进共青团的各项工作，使高校团建工作呈现出了上层次，团干能力有提高的大好局面。但也不可否认，在建设和谐校园的过程中，高校共青团工作中也存在和出现了一些不和谐因素。
一、和谐校园建设中高校共青团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1．处于转型期，市场经济的发展给高校共青团工作提出新课题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市场经济运作模式的逐步成熟，校园中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人生追求也随之产生了许多新的变化。现在大学生大多是上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伴随着中国20年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他们，和以往的大学生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们中存在着集体主义精神和团队意识不够、诚信意识和人际关系紧张、心理承受能力较差、价值取向物质化、缺乏艰苦奋斗意识、贪图安逸、对人生和工作过于现实、急功近利等特点，使得他们潜意识中的理想与现实、奉献与索取的矛盾冲突越来越激烈。如何引导他们在开放务实的现实中更好地实现其自身的价值，使其走好自己的成长成才之路，是高校共青组织和共青团工作面临的新课题。
2．受扩招的影响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趋势，高校共青团工作的对象进一步多元化近年来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民办高等教育的异军突起，高等教育在经历了1999年以来扩招之后，大众化的趋势更加明显。高校校园内学生的数量骤然增加，学生及学生家庭的成分日益复杂，而高校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途径却没有太大和有效的变革。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僵化、针对性不够强、保证监督措施不力等等，使得高校共青团工作对象呈现出多层次、多元化的复杂特点。无形中使高校共青团工作走入了误区，出现了偏差，不利于引导青年大学生在和谐校园建设中尽快成长成才。
3．各学生群体利益诉求多样化，已成为高校共青团工作面临的重要而急迫问题
和谐人际关系是和谐校园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际和谐的根本是利益诉求的和谐。虽然在校园内，各学生群体的根本利益和根本目标与学校是一致的，但在共青团工作中各学生群体的具体利益诉求关系确实不尽相同。如在某些具体的利益诉求中出现的个别利益“对立”。因此，作为高校的共青团组织，如何通过开展主题鲜明、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高雅文娱活动引导学生各群体利益诉求与学校建设发展趋于一致，建立健全各学生群体利益诉求机制，协调兼顾各学生群体之间的利益，让每个群体都感到自己是学校发展的重要分子，自己的劳动得到尊重和回报，从而积极主动地为和谐校园建设而努力奋斗是摆在高校团组织面前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新问题，也是对其工作能力、工作方法和工作水平的考验。
4．缴费上学和就业压力的影响，对高校共青团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随着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缴费上学”、“自主择业”、“双向选择”的概念已逐渐被社会、家庭和学生接受。而每年数百万的高校毕业生确实是一个令社会和政府头痛的问题。近几年来就业压力的也逐渐增大。仅2007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达到495万人，比2006年增加82万人，毕业生人数再创新高（《大学生就业：期待社会共同推进》，《中国教育报》2007年3月5日）。如何应对就业压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如何有效引导在校生，疏导因“交费上学”和“就业压力”而产生的矛盾、恐惧、失落心理，使其能更好地面对求学和就业的严峻考验，进一步转变大学生就业思想，做好人生的职业规划，深入推进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及每个家庭和个人在考虑教育投入与回报关系时也开始对学校的生活、学习和发展环境提出了新的要求。学生作为消费者，只会以是否有利于自身素质的提升，是否有利于将来的就业，是否有利于以后的成长成才等来衡量高校团组织开展一系列活动的含金量，衡量学校的教学、管理，以此来确定是否参与各种活动。
5．学制和学分制的改革，使高校共青团工作组织模式不适应，工作难度进一步增大在弹性学制和学分制下，以班为单位、以宿舍为单位的建制都将受到影响，班级、宿舍的概念会进一步弱化。同时，《高等教育学校管理规定》对在校学生实行本科不超过8年，专科不超过6年的弹性规定，使学生个人的自主性得到了体现、而集体主义意识和集体参与意识将会更加淡漠。这都使得高校共青团原有的组织形式与长期形成的院系、班级或宿舍为单位开展活动的传统组织体系不相适应，使团组织的影响力和覆盖面受到极大影响，也进一步增强了团组织在实践中有针对性开展各种活动的难度。
6．网络媒体的快速崛起对高校共青团工作信息化提出了新的挑战
最近十年来，随着电子产品和通讯网络的迅速发展，互联网作为继报刊、广播和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迅速崛起，其渗透力与影响力与日俱增，尤其是对伴随着手机媒体出现的新生代来讲，其表现形式和作用方式已经对具有较高文化层次的特殊群体——在校大学生和高校共青团组织产生深远而特殊的影响。但是，网络上的信息的鱼龙混杂，不良信息如色情、暴力及宗教仇视、种族歧视等文化垃圾，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个性心理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严重危害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同时，网络的虚拟性、封闭型也大大增强了人们之间感情的隔阂，使得一些青年的政治意识、阶级意识、甚至国家民族大局意识淡化。这就要求高校的共青团组织必须建立信息化工作机制，牢固占领网络工作阵地，主动推进团组织的信息化建设，才能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以适应青年学生发展的需求（陈卓武：《高校团工作信息化建设》，《中国青年研究》2006年第4期，第45页）。
二、和谐校园建设视野下高校共青团工作的思考与实践
高校是全社会的晴雨表，在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存在一些影响校园稳定建设的不和谐因素（马德秀：《和谐校园与高校党建》，《光明日报》，2007年1月31日）。高校团组织必须正视它们，把围绕和谐校园建设作为战略任务纳入到学校的建设发展规划中去的工作中心，努力解决高校团建工作中面临的不断提升高校共青团组织自身的战斗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问题。
1．高校共青团的工作要创新理念，准确定位，树立共青团工作的价值取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团组织要主动去适应市场经济的开放性、竞争性、创造性、盲目性、自发性、投机性、逐利性的特点，将其纳入到时代与社会不断前进和学校改革发展的大背景下去研究探讨，要深刻认识和谐校园建设的目的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的现代化，全面培养德、智、体、美、劳同发展的人才。和谐校园建设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关键在于“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这就要求校园建设必须有必要的张力，而不是绝对的无排斥的整合。高校共青团组织要紧密结合教书育人这一中心任务，创新理念，准确定位。以育人为本，树立高校共青团工作普遍认同的基本价值取向，培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高校共青团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公民道德实施纲要》和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原则，按照党对青年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培养和谐校园的精神支柱，不断在正确的价值理念上取得共识，竭诚服务于青年学生成长成才。新形势下，实现和谐校园建设，要求高校共青团组织把维护学生的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结合起来。满足学生：在知识方面，坚持追求真理，崇尚科学而成长成才；在行为上，致力于奉献社会，服务社会办学理念的实现；在精神上，提倡学术自由，思想解放，追求理想；在校园文化活动上，从实践中全面提升能力，增长才干，培养高素质人才。同时，团组织还要按照“三贴近”原则，理解学生、尊重学生、引导学生，尽可能在思想、学习、生活、择业等具体方面，帮助他们解决具体困难和实际问题。因此，有了这样的共识，我们创新了工作理念，树立新了新价值取向，才能使高校共青团工作更好地服务于和谐校园建设。
2．高校共青团的工作要创新模式，深化提高，加强共青团的自身建设
胡锦涛同志指出，共青团工作要在工作思路上创新，工作方式上创新，自身建设上创新。这为新世纪新阶段共青团工作指明了方向（廖飞：《新团务管理的科学内涵与主要任务》，《中国青年研究》2007年第2期，第22页）。高校共青团自身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自身管理机制建设、自身组织建设和自身作风建设。团的自身管理机制建设是前提，自身组织建设是保障，自身作风建设是关键。（1）共青团自身管理机制的和谐建设。建设和谐校园，必然对高校的共青团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近年来，我们也一直在反思共青团事务的管理机制问题，深入研究共青团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共青团建设发展的规律，不断提高管理意识、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始终把团自身管理机制的和谐建设作为重要内容，放在重要位置上来抓，大力推进共青团在工作思路、工作方式、自身管理机制上创新，开创共青团工作的新局面。为此，首先就要抓好团组织自身建设理念的树立；其次是抓团组织自身的管理机制运作；再者是提高团组织自身的管理效率和降低自身的管理成本；第四是抓团组织管理人员的素质，力求通过管理突破瓶颈，寻求共青团自身管理机制的创新和和谐校园建设核心竞争力的突破。（2）共青团自身组织的和谐建设。一所大学，院（系）、班级是共青团的基层组织。建设和谐校园实现共青团自身组织的和谐建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院（系）、班级的基层团组织的协调共处、协调配合。实现共青团自身组织建设的和谐，关键存在于严格按照团的章程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充分相信学生，充分依赖学生，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宗旨，强化团的目标考核和项目运作机制，不断增强团的工作覆盖面，提高团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和谐校园建设营造良好氛围。（3）共青团自身作风的和谐建设。作风是校风的导向，渗透于师生员工日常学习、工作、生活的各个方面，其行为往往容易成为教师与学生的效仿、评论的对象，自觉不自觉地对教师与学生的行为产生导向作用。作风能滋养好的学风，培养出好的教风。团组织自身作风建设主要通过各级团组织的团干部来体现。目前团干部教育、培养的内容和方式都迫切要求在实践中得以提高，以改善团干部的知识和能力结构。团务管理重在提高把知识运用于新的环境和情景的职业操作能力，目的使团干部迅速适应新的工作，拓展自身的知识和能力结构，不断加强和改进团组织机关和服务部门的工作作风，切实提高工作效率。要在牢固树立“宗旨”意识上狠下功夫，努力改进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赛云秀：《加强“三风”建设提高育人质量》，《光明日报》2007年4月9日）。要不求“过得去”，力求“过得硬”为广大师生办实事、办好事、解难事，使高校团组织的管理和服务保障工作更好的适应和谐校园建设的需要，丰富校园里的团学活动。
3．高校共青团的工作要突出特色，打造精品，抓好学生会、学生社团等各学生组织建设高校共青团工作基本上是“一体两翼”的工作局面，即以共青团组织为主体，以学生会、学生社团为两翼，围绕学校的中心任务来开展工作（李忠伟、姚远、孙德刚：《新形势下做好高校共青团工作的思考》，《中国青年研究》2007年第1期，第52页）。学生会、学生社团是学生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学生组织，是共青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职能上的延伸，其作用是无以替代的。充分发挥各级团组织的优势，根据各级团组织自身特点和活动规律进行引导和管理，指导他们独立自主地按照各自地章程开展工作，从人力、财力、物力上给与提供充足的保障，以保证活动开展的丰富而有教育意义。
除此之外，切实加强团学干部的培训力度。要积极探索团学干部培训的新体制，更新培训理念，丰富培训方法，将团学干部的能力本位培训和实践操作技能培训相结合，用先进理论武装团学干部头脑，以增强团组织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包括党建带团建工程、在学生社团中设团支部等，逐步形成团组织工作的长效机制。
加强团学干部理论武装。基层团学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构筑强大精神支柱。要持之以恒地学习理论，在系统上下功夫，坚持理论学习与把握青年工作规律相结合、与指导工作实践相结合、与提高工作能力相结合，自觉把学习成果运用于工作时间，要加大对团学干部学习的检查、考核工作能力，抓好时间、内容、人员和效果的“四落实”。
增强团学干部服务意识。基层团学干部要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牢固树立服务大局、服务同学、服务集体的意识。按照“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精干高效”的要求，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把同学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
4．高校共青团的工作要营造氛围，拓宽渠道，加强共青团的信息化建设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全面加强校园网的建设，使网络成为弘扬主旋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中央16号文件，2004年8月26日）这是推进团学工作信息化进程的重要指导思想。共青团工作信息化就是为了充分利用、组织网络系统和信息网络系统，进一步促进和丰富共青团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手段，更好地在思想政治工作、校园文化建设、社会实践活动、科技创新等方面对学生开展教育，提供有效服务。巩固共青团网络宣传阵地。高校共青团组织要在以往团刊、广播、橱窗等传统的宣传阵地基础上，拓展新形势下共青团工作的新空间、新渠道。要充分利用信息化的网络资源，开展和建立高校共青团工作的网络信息平台，实践以组织建设上网、校园文化上网、社会实践上网、志愿服务行动上网等主要内容的共青团思想政治工作进网络工程。要建立共青团组织的专业网站，加强基层团组织的思想建设与组织建设，促进组织创新与教育创新。
利用网络信息化的开放性，使团的活动不再受校园和人数的限制，将活动在不同地点同时展开，提高活动的覆盖面和学生的参与面。共青团的网络信息化资源，将共青团的工作从流水作业变为分布式作业，使分工合作得到更好的协调统一，提高工作效率。利用网络的及时性，明晰团的工作思路，使团的工作与广大团员青年及时交流、反馈，促进学生对团组织及学校有关部门工作的了解和支持。主要包括：一是建设网上团干部队伍，加强其理论学习、计算机技能、人文修养的多方面培训，发挥团组织在网络建设中的思想优势。二是积极开设网上校园，尝试建立网上团支部，采用在线交流来开拓工作思路，采用自定义的工作方式来丰富工作内容，采用整体协作来提高工作效率，逐渐形成完善开放的工作体系。三是营造大学生情感归属的网络空间。要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深入分析研究，因势利导，建设有特色、有内容、有教育意义的网络来引导潮流，将青年学生牢牢团结在团组织周围。
5．高校共青团的工作要规范管理，提升层次，倡导开展主题鲜明、内涵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校园文化是拓展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也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可缺少的一种手段。校园文化建设是高校共青团工作和和谐校园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注重活动的科技性、内涵性，多注重不同层次学生对文化生活的需要，多注重活动中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渗透，积极引导学生树立高尚的审美情趣，提升和谐校园的文化品位。（1）以社会实践和青年志愿服务为内容，坚持服务社会，提升能力，培养青年学生在实践中的服务意识和奉献精神。实践是育人的重要手段，也是青年学生成长的大课堂，是建设新时期和谐校园的有效途径。深入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引导青年学生在社会实践中成长成才。

F. 近代自然法的特征

张佩钰:浅析自然法及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迪

来源：主站 发布时间：2006-05-26 10:31 阅读次数：

张佩钰
《当代法学论坛》2006年第一期
“这个理论在哲学上虽然有缺陷，我们却不能因此忽视其对于人类的重要性。真的，如果自然法没有成为古代世界中一种普遮的信念，就很难说思怒的历史也就是人类的历史，究竞会朝哪个方向发展了”
――梅因
内容摘要：纵观西方法治的历程，无论是萌芽于古代的自然主义法治观，亦或是停滞于中世纪的神学法治观，还是确立于近代的理性主义法治观，都蕴含着自然法的思想理论。自然法是西方最早的法观念，也是最持久，最富有生命力的西方法理学的一个范畴。本文，笔者通过回顾自然法的起源及其四个阶段的发展，揭示了自然法所蕴含的公平、理性和人权三方面的精神内涵；然后进一步分析了中国传统法学对自然法观念的缺失，并最终阐述了自然法思想对我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启迪。
关键词：自然法 公平 理性 人权 传统法学 法治
Analyzing the Natural Law and the Enlightenment to Chinese Constructing of Rule by Law
Zhang Peiyu
Abstract：Surveying the course of the rule by law of western，it continuously contains the theory of Natural Law no matter in the conception of natural rule of law of ancient times，theological rule of law of Middle Ages or rational rule of law of Modern times. Natural Law is the earliest sense of law in western. It is full of vitality and it is also the most lasting category of jurisprudence. In this essay, the author looks back the origin and the four stages of Natural Law, and reveals the three aspects of its connotation first. Then,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lack of the sense of Natural Law in traditional Chinese law, and finally sets forth the enlightment of it in constructing Chinese modern rule by law.
Key Words:Natural Law just reason human right traditional law rule by law
一、然法的起源及发展
自然法（Law of Nature），就一般意义来说，是指在人为制定的法之外永久存在、普遍适用的法，也即人类所共同维护的一整套权利或正义。作为普遍承认的正当行为的原则来说，它通常是“实在法”即经国家正式颁布并利用一定的制裁来强制执行的法的对称。1
在古希腊哲人眼里，自然法被理解为客观地内涵于现象世界背后的一种规范性秩序，并认为这种客观规范化秩序的本质就是正义。受其历史、文化、时空的制约，无论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把社会等级制视为正义的本质；而在新的历史文化环境中，以平等和“与自然相一致”为核心内涵的正义观得到了论证和提倡；最后，当西塞罗运用自然法的概念来概括“自然”或“正义”，并阐发了自然法的内涵，就完成了使“自然”或“正义”在古罗马文化整合之路中获得“自然法”概念外壳的任务。
回顾自然法地发展历程，其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古代自然法
自然法作为一个比较明确的概念以及以此建构的学说，肇始于斯多葛学派。他们认为，理性支配宇宙，人做为宇宙的一部分也受理性的支配。自然法在整个宇宙中都是普遍有效的，是适用于所有的人并使所有的人能够平等地、协调地生活在一起的支配原则。2罗马法学家用自然法观念批判万民法。西塞罗进而以自然法作为检验实在法效力的高级法，认为自然法是最高的天理，是各种形式的成文法所以能存在的依据。国家机关所制定的一切法律和法令，应该只是自然法的体现和运用，否则就不配称为法律，不过是“一帮匪徒的规则”3而已。
（二）中世纪自然法
到中世纪，由于基督教对社会生活的广泛影响和渗透，自然法观念中出现了明显的神学主义倾向。其代表人物托马斯・阿奎那把法分为永恒法、神法、自然法、和人法四种。永恒法代表上帝的理性，是一切法的渊源；神法即《圣经》是对抽象的自然法的具体化和补充；自然法是上帝统治理性动物即人类，指引人类达到至善的理性命令；人法是君主制定的法，人法不得违背永恒法、神法和自然法。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主义自然法学说虽与非神学的自然法哲学水火不容，但他以自然法戒规（或原则）形式来表达自然法内容的做法为近代自然法学家普遍吸取。
（三）近代自然法
近代自然法，又称为古典自然法。中世纪后期，随着促使欧洲封建社会解体的社会力量的出现，伴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法成为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政治革命的理论武器。“近代自然法的最根本的特征，就在于它是理性主义的，它汲取古代自然法和中世纪自然法，尤其是亚里斯多德和阿奎那自然法学说中的理性主义因素，并排除其朴素直观的自然主义和蒙昧的神学主义，逐步发展起来的”。4近代自然法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格老秀斯、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鸿、卢梭等，他们的主张大体上是:
1、天赋人权论：人的自然权利包括自由、平等、博爱、财产、安全、反抗等权利。自然权利是每一个人生而有之、不可或缺、不容剥夺的，这些权利具有超越政治领域和法律领域的本性。他们还主张，个人本质上是他自己或其能力的私有者，不欠社会任何东西。未经个人同意不能受制于人，社会没有剥夺个人自由和财产的任何权利，国家对个人的干预必须是最低限度的。
2、社会契约论：他们首先设想了一个没有国家、没有政府、也没有文明法律的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里每个人都是孤立存在的，人们只受自然法的支配。为了实现和保存自然法赋予人们的自然权利，人们订立契约组成国家。政府是社会契约的产物，是为公众的幸福而存在的，其权力来自契约（法律）。人们是契约的当事人，有遵守法律（契约）的义务。人们加入国家时，让渡了自己的权利，但始终保留收回让渡出去的权利，当政府严重损害公众利益时，对它进行革命是正当的。
3、分权主义：古典自然法学家，尤其是洛克和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无限制的权力必然导致政府腐败，比如摧毁人民的自由和权利。为保护个人的天赋权利，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对这些权利进行不正当的侵犯，必须将权力依其职能划分为相对独立的各个部分，分别由不同的机关行使，以法（权）制约权力，而且还必须是大众意志的法律化。启蒙思想家所设计的三权分立便是法律民主化的保障。
古典自然法学说在十七、十八世纪的西方社会中占统治地位，但十九世纪以来，由于资产阶级从自由走向垄断，无论从经济上、政治上还是法律领域本身，自然法学都不适应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遭受了来自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历史法学的抨击，面临着“从思考方式上被根本否定”5的险境。因而，曾盛极一时的近代自然法陷入衰微。
（四）新自然法学说: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度沉寂的自然法学说重新兴起。新自然法学分为两派：一派是以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神学为思想渊源的神学自然法学，其代表人物是法国的马利旦等人。他们在对托马斯・阿奎那的自然法思想做总结时，加进了“人权”、“权利与义务的统一”等内容，从而使作为西方世界精神支柱之一的天主教教义和自然法的理性主义结合起来；另一派是世俗的新自然法学，以美国的朗・富勒和后来的约翰・罗尔斯为代表，他们认为道德与法律不可分，实在法必须服从某种道德准则。外在道德即传统的正义、公平等实体自然法，它是法律的实体目标；内在道德有一系列标准，如法律的公开性、普遍性、明确性、一致性、可行性、稳定性、法律的溯及力以及官方行动与颁布法律之间的一致性。这八项标准，称为法律的合法性原则。
二、 自然法的精神内涵
不难看出，人们虽然对自然法有着不同的立足点，不同角度的诠释，但关于自然法精神还是取得了共识。自然法精神大体包括：公平、理性、人权三方面。
1、 公平。自然法之所以高于人定法，是因为自然法体现了公平，而人定法却不可能做到对所有人实现公平，虽然它应该尽可能实现。海希思德认为，法律乃是建立在公平之上的一种和平秩序，它迫使人们戒除暴力，并把争议提交给仲裁者裁断。因为法平如水，它能公正地对待双方当事人，做到定分，所以人们才需要法律。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正义规则在任何地方都具有同等效力，而不取决于我们是否接受它。
2、 理性。斯多葛派代表人物芝诺认为；自然法就是理性法。人作为宇宙自然一部分，本质上是一种理性动物，在服从理性的过程中就是服从自然法，尊重自然法也就是尊重人自身的理性。真正的法律是一种与自然相符的正当理性。正因自然法具有理性，所以它才具有永恒的生命。因为理性的法充分体现了公平、正义，得到所有人的认同，它的生命历程才得以延续。
3、人权 。西塞罗认为，国家根本任务就在于保障人权、发展人权，这是国家存在的正当性根据。人们之所以让渡一部分权力给国家，就在于需要国家保护每一个个体的人权和集体人权，它不仅要保护多数人的人权，少数人的人权也同样需要保护。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认为"就市民法来说，奴隶不被认为是人，但根据自然法就不同了，因为自然法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平等"。
三、中国传统法学对于自然法观念的缺失
“在任何一项事业背后都存在某种决定该项事业发展方向和命运的精神力量。”6自然法是影响或制约西方法治的发展方向和命运、赋予其意义、决定其内容的精神力量，它造就了西方的法治理念。而在有关我国古代法律思想研究的论著中，道家儒家理论被标上了“中国自然法”的标签，好象自然法思想在中国就如在西方法学中一样源远流长。而事实上，老子所说的“道法自然”是“自然无为”，按照“道”的要求，不作人为的努力。道家的“自然无为”实质不过是针对先秦法家所推崇和实践的法制，从无为而治的角度对法家主张“有为”的实在法予以根本性的否定，是要完全抛弃实在法，以其所谓的“道”、“自然”等抽象标准完全取代实在法。而儒家法思想虽然和自然法都是对理想法和理想生存状态的追求，但这种追求在法哲学基础和法律思维方式上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它强调人对自然的参与，认为人通过悟性，而不是通过理性就可以直感地把握天道，认为不论是“天道”，“天理”，还是“仁”，“德”，“礼”，“法”，都是圣人先王，“参天地”，“赞化育”的结果，都是人间的先知先觉者们躬身体验的经验凝聚，把一种本应属于永恒普遍的抽象价值模式嬗变为具体切实的道德法，直接将法律理想和法律价值完全现实法律化、刑罚化，从而形成一元论的法价值形式。这就与西方自然法思想的先验性、思辨性、神理性以及形而上理想法特点相矛盾了。
法律思想史上不曾出现过自然法理论的中国则在儒家正统法律思想的支配下，形成了独特的传统法观念。法文化的重心是人治而非法治，德主刑辅的人治观、由于权利观念的淡薄所形成的义务本位观、神权政治论的基础上所谓“君主受命于天”所导致的政法一体，以及重礼轻法的指导思想下所形成的狭隘的贬诉心理等，都给中国的法治进程增添了障碍。
综上所述，尽管中国传统法学具有与西方自然法哲学一样悠久的历史，积层深厚，但与西方自然法思想相比较，中国传统法学根本缺少法治基因文化，而且在政治权力的来源、性质、地位等方面均未能形成自己的理论。
四、自然法精神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迪
1、从立法的角度看，我国法律制定必须体现良法之治，多数人利益和少数人的利益都应得到合理的保护, 所立之法必须反映自然规则、社会规则、人与自然共同规则。特别应为政治家在和平气氛中解决争端提供一种机制，以此避免强权者的姿意而导致社会无序。
2、从司法层面看：公平是司法第一要义，所以法官在适用法律过程中，如果发现所适用的法律有违公平、理性、人权、有权拒绝适用，法官可以自由地参照自然法精神去裁判案件。
3、从守法的角度看，人们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必须守法，守法能为人们的生活创造一种和谐的秩序，而和谐秩序是自然界一种基本规律和要求，和谐的秩序为人们人能力的发展，财富的积累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现代社会的平等主要是发展机会上的平等，和谐的秩序正是渗透了自然法中的公平精神。
4、从法治观念的培育上看，我们必须彻底改变重刑轻民的法律、法规教育，强化权力意识、树立权利本位观念，深化公民对现实法律时间的实际体验，使人们真正形成法律至上的信念。
中国的历史已走进了二十一世纪，这不仅是时空的转换。更意味着中国的法治进程向制度文明的变迁。一个国家法治现代化的进程需要理论体系的定位和民众法文化素养的支撑，这也正是西方自然法思想作为现代法律乃至宪政之源对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价值实在。
参考文献：
［1］ 参见张文显著:《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38页。
［2］参见博登海默著:《法理学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3］ 西赛罗著:《论共和国 论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板，第120页。
［4］吕世伦：《西方自然法学史》（会议论文）
［5］ 梁治平著：《法辨》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1页。
［6］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译者序言”第3页。
作者：张佩钰，贵州师范大学法学院2003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