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的立法者

1. 汉朝的皇权与法制之间的联系

第四章 汉朝的刑事法律制度

一、法律思想

1、汉初盛行黄老之术

黄老，是先秦道家的一个派别，“黄”指传说中的黄帝，“老”指春秋末期的老聃。该学派以黄老之言作为自己学派的指导思想，所以称为“黄老”。黄老学派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思想体系的学派，形成于战国中期。在西汉初期的政治法律思想中，黄老思想最为盛行，其自身理论也相应地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黄老思想的核心是“清静无为”，具体到统治上，就是轻徭薄赋、约法省禁。

黄老思想在汉初盛行的原因在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在经过秦的暴政、反抗秦暴政的农民大起义、楚汉战争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经济凋敝，民不聊生。“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史记·平准书》），“人相食，死者过半”（《汉书·食货志》）。与民休息、恢复社会生产是当务之急。同时，汉初的统治者亲历过秦末农民大起义，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的横征暴敛和苛酷刑罚所将导致的严重后果。而黄老思想的贯彻运用可以缓解社会矛盾，于是取之、推广之。

2、西汉中期以后儒术独尊

至汉武帝时，西汉王朝经过六十年的休养生息，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各种社会矛盾也相应的凸显出来。包括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与诸侯割据之间的尾大不掉的矛盾、由于土地兼并盛行所引起的商人、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与匈奴之间的民族矛盾等。而汉初的黄老之术

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统治者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法律思想来解决眼下的各种矛盾并继续推行其统治。而经过改造的新的儒家学说由于极力倡导维护“大一统”和“专制皇权”，得到了汉武帝的首肯。那种原来只是表达一种政治伦理思想的儒家一家之言，通过政治力量的大力扶持，被迅速推崇成为政治、社会乃至家庭生活的最高准则，儒术独尊的局面因而形成。

二、立法概况

汉初六十年，以“约法省禁”为原则的，萧何作律九章、叔孙通修补《傍章律》十八篇；

西汉中后期，立法数量繁多、刑罚严峻。“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汉书·刑法志》）

东汉时期，立法再度由繁至简——由简至繁。

三、刑事法律制度

1、刑名

（1）侵犯皇权与危害国家政权的犯罪

危及政权的犯罪，包括谋反罪及与之相联系的首匿罪、通行饮食罪等；

侵犯皇帝人身安全的犯罪，包括阑入罪（擅自进入皇帝居住的地方）、失阑罪（对阑入者未加制止）、犯跸罪（因过误冲犯皇帝出行的仪仗车骑）等；

侵犯皇帝权威的犯罪，包括违反诏令罪、矫诏罪、逾制罪等等；

侵犯皇帝尊严的犯罪，包括不敬、大不敬、腹诽罪等；

危害中央集权的犯罪，包括阿党罪、附益罪、非正罪（非嫡系正宗继承爵位）等；

（2）危害人身安全犯罪

杀人罪，分为谋杀、贼杀、斗杀、戏杀、误杀、使人杀人、轻侮杀人、复仇杀人、狂易杀人等；

伤害罪，分为斗伤（双方在斗殴中造成一方伤害）、贼伤（采取各种形式故意致人伤害）、盗伤（因抢劫或盗窃致人伤害）；伤害保辜制度，即伤人者在一定期限内即“辜期”对受伤者的伤势负责，如在期限内因伤势恶化而死亡，则伤人者以杀人罪论处。

（3）侵犯官私财产犯罪

强盗罪

窃盗罪

（4）思想言论方面的犯罪

诽谤妖言罪

非所宜言罪

左道罪

（5）经济犯罪

盗铸钱罪

私冶铁煮盐罪

（6）职务犯罪

选举不实罪

贪赃受贿罪

故不直（故意使无罪之人受刑罚或故意使轻罪之人受重罚）与故纵（故意使有罪之人得减免刑罚）

（7）军职犯罪

2、刑罚

（1）制度

分死刑、肉刑、身体刑、耻辱刑、徒刑、流刑、财产刑、赎刑

（2）原则

上请，是汉律中赋予贵族官僚的一项法定特权。凡宗室贵族及六百石以上官犯罪，执法官无权擅自判决，而需“上请”皇帝裁夺，由皇帝根据罪犯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减免刑罚。上请制度源于儒家礼所强调德等级名分，是“尊尊”原则的具体体现。汉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确立上请制度。

听赎，适用于各种刑罚，包括死刑。汉律进一步确认了由来已久的以钱、物收赎的原则，同时允许以爵赎罪。

恤刑

亲亲得相首匿，汉宣帝时以“诏”形式确立该项法律制度。

（3）执行

在死刑的执行上，确立秋冬行刑制度

萧伯符主编《中国法制史》学习笔记（4）-汉朝的刑事法律制度

2. 如何看待古代的亲亲相为隐

“亲亲得相首匿”源自《论语·子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中国历代各朝多以孝治天下，在不同程度上对这一思想有所继承。根据亲亲相隐原则亲属之间有罪应当互相隐瞒，不告发和不作证的不论罪。虽然实行这项原则主要是为了维护封建伦常和家族制度，巩固君主专制统治，但亲亲相隐制度对现代社会家庭伦理价值和刑法制度也有其积极的一面，所以亲亲相隐制度仍有去研究、探讨的价值。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一项基本法律原则，在古代司法实践中曾发挥了重要的社会职能。今天，当我们走向法治国家时，如何科学地对待“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应该说是一个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
“亲亲得相首匿”，是指亲属间相互隐瞒罪行可以不负刑事责任。这一思想由来已久。早在周礼中就有“为亲者讳”的说法，春秋末期孔子又将这一传统宗法原则概括为一种司法主张。《论语·子路第十三》中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儿子作了告发，从法治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正直的行为；但在孔子看来这却是一种丧德败行。孔子主张父亲应替儿子隐瞒罪行，儿子也应替父亲隐瞒罪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父慈子孝的道理。由于这一原则顺应了人的亲缘本性，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因而得到统治者的青睐。尤其是到了汉朝儒家思想成为一尊，“亲亲得相首匿”便成为汉律中定罪量刑的一项基本原则正式确立下来。《汉书·宣帝纪》记载，宣帝地节四年下诏：“……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这就是通常所说汉代的“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其大意是说子女帮助父母、妻子帮助丈夫、孙子帮助祖父母掩盖犯罪事实的，一概不追究其刑事责任。父母帮助子女、丈夫帮助妻子、祖父母帮助孙子掩盖犯罪事实的，一般情况下可不负刑事责任，死刑案件则上请廷尉，由其决定是否追究首匿者罪责，这段话也可以简单的概括为“亲亲相隐不为罪”。
“亲亲得相首匿”的思想到了唐朝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时的国家法律不仅使亲属容隐制度的范围更为扩大，而且对其具体内容也作出了比较严密的规定。如《唐律疏议》中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其事及擿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在这里容隐亲属的范围不再局限于汉代的父母子女、夫妻、祖孙，而是进一步扩展到同居的亲属、不同居的同姓大功以上亲属及外祖父母、外孙、孙媳、夫之兄弟、兄弟妻等。除此之外，奴婢或仆人可以为主人隐匿犯罪，这些隐匿行为都不受到处罚。其他不同居的小功以下亲属如果隐匿犯罪，则较之普通人犯罪降低三个等级对其进行减轻处罚。在容隐亲属范围扩大的同时，容隐行为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展。犯罪的亲属，即使是泄露其事或通报消息给罪犯，使之逃匿也不为罪。同时，为使得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更方便操作，唐统治者还在《唐律》和《唐律疏议》中作出了更为详细的规定，这些规定主要体现在十个方面：（1）关于“知情藏匿罪人”。（2）关于“漏泄其罪令得逃亡”。（3）关于禁止逼亲属作证。（4）关于不得告发尊亲属。（5）关于不得告发卑亲属。（6）关于“子孙与金刃”帮助父祖逃脱囚禁及不得复捕回送官。（7）关于犯罪共亡捕首之法不适用于容隐亲属。（8）关于审讯中不得已吐露亲属犯罪。（9）关于奸罪捕告。（10）关于谋反、谋大逆、谋叛等严重国事罪不得容隐。这些具体而翔实的规定，标志着“亲亲得相首匿”思想已经走向成熟。在随后的宋律、元律以及明清律中，容隐范围又扩大到了岳父母、女婿。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刑法将其扩充到包括夫妻、四亲等以内的宗亲、三亲等以内的外亲、二亲等以内的妻亲。1935的《中华民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又进一步将容隐范围扩大至五亲等以内的血亲、三亲等以内的姻亲，且均有亲属拒绝作证权及不得令亲属作证等明确规定。
从“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的确立和传承轨迹不难看出，这一原则不仅贯穿了中国的整个封建社会，同时也对现代社会产生了影响。其之所以被长期沿用并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大体有以下原因：其一，该原则从根本上体现了人的亲缘本性。人的亲情是维系整个社会稳定的先决条件，亲属间的爱是人的本能反映，是一切爱的起点，是人类的感情基础。“亲亲得相首匿”原则规定亲亲相隐不为罪，顺应了人的本能需求，因而得到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其二，“亲亲得相首匿”原则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及统治者的长治久安。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和等级制度是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核心与基础。在该制度下，家、国融为一体，家庭的和睦与安定直接决定着国家的稳定。亲亲相隐的思想以人的家庭亲情为基础，强调对家长权的确认保护，不仅有利于家庭和睦，而且有利于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其三，“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维护了封建经济秩序，有利于农业生产。在封建社会中，以家庭为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是社会经济的主体。家庭成员之间团结协作共同致力于农业生产是封建经济发展的前提。如果不允许亲亲相隐则必然会增加家庭矛盾，造成家庭不稳，最终可能是家人离散，田地荒芜。这对维护封建经济秩序是十分不利的。
“亲亲相隐”的历史演变
《唐律》对“亲亲相隐”制度的发展
唐代同居有罪相为容隐的原则起源于《论语•子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之说。所谓“父为子隐”，乃父慈也；所谓“子为父隐”，乃子孝也。儒家这一理论至汉代上升为“亲亲得相首匿”的法律原则，该原则中的“亲亲”的范围包括“大父母”（即祖父母）、父母、己身三代。所谓“首匿”，颜师左注云：“凡首匿者，言为首而藏匿罪人。”西汉所创的“亲亲得相首匿”的原则是礼法合流的重要标志之一。此后这一制度一直作为刑法原则而沿用，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中国的法律。
唐律承其前朝的法制，在《名例律》（总46条）规定了“同居相隐”的原则，其在相隐的范围、相隐的内容和相隐的限制方面比汉以来至隋各朝的规定更系统、完备。
相隐的范围
唐代相隐的范围由汉朝的三代扩大为“同居”。疏文云：“谓同财共居，不限籍（户籍）之同异，虽无服（指”五服”以外）者，并是。”同居的范围据疏文应是大功以上亲。另外，外祖父母、外孙、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服虽轻，论情重”，也在相隐的范围内。最后，部曲奴隶也法定“为主隐”。
相隐原则的保证措施
为实施“同居相为隐”的原则，唐律规定，应相隐的人举告或对簿公堂，依亲等关系论罪。《斗讼律》（总345条）规定：“子孙告祖父母、父母者，绞。”此外，《斗讼律》（总346、349条）对卑幼“告期亲以下缌麻以上尊长”及“部曲奴隶告主”等，皆有定罪科刑的规定。
不遵守“同居相为隐”而告，告发人依规定处刑，被告者，即使确实有罪，也都以“自首”论处。《斗讼律》（总347条）之疏文说：“被告得相容隐者，俱同自首之法。”同时还规定，如属于父祖告子孙、外孙、子孙之妻妾或自己的妾的，无论告得实还是诬告，都不处罚。
对实施相隐的处置
第一、免刑。唐律规定“同居”、“大功以上亲”相隐及“部曲奴隶为主隐”都免罪。相隐即使是“漏露其事及摘语消息”也不惩罚。
第二、减刑。唐律规定小功以下亲属相隐，也可以“减凡人三等”。疏文说：“假有死罪相隐，据凡人唯减一等，小功、缌麻又减凡人三等，总减四等，犹徒二年”。即照犯人之罪减四等处罚。
相隐的限制
唐律中兵不是所有的犯罪都是可以相容隐的，凡犯谋反、谋大逆、谋叛这些直接对抗于统治阶级的大罪不得相隐。律文规定：“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疏文云：“谓谋反、谋大逆、谋叛此等三事，并不得相隐，故而不用相隐之律。各从本科条斩。”《斗讼律》（总345条）之疏文云：“谓谋反、大逆及谋叛以上，皆为不臣，故子孙告亦无罪。”
宋、元、明、清各朝对“亲亲相隐”的沿袭
宋建隆年间的《宋刑统》沿袭了《唐律疏议》的篇目和内容，除了宋朝“内重外轻”的政治理念引起的律法制度微小变化外，其余《唐律》中的根本性原则，均予以了保留。对“亲亲相隐”制度的规定也一如《唐律》，立法明确规定了对同居之人容隐的权利和义务。
元朝是蒙古人入主中原建立起来的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王朝，它的建立把中华法系的影响扩大到蒙古、吐蕃、回疆等少数民族地区。不仅使上述少数民族地区统一融入到中华法系中来，也使中华法系吸收到其他地区立法的精粹，推动中华法系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元朝统治者推行“祖述变通”，“附会汉法”和“因俗而异”，蒙汉异制的立法指导思想。以《至元新格》、《大元通制》为代表的元朝律法，基本沿袭了唐宋立法的内容，同时也确认了刑律中的“亲亲相隐”原则。
明朝立法首推《大明律》（《大明律附例》），虽然体例上与前朝律法相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分为名例、吏、户、礼、兵、刑、工7篇。但源自《唐律疏议》的传统刑法原则并未改变，即“亲亲相隐”原则得以延续，明代律法确认了亲属间容隐的权利和义务。
满清入关以后，修编的《大清律例》体例、内容方面几与《大明律附例》如出一辙。在“亲亲相隐”原则的规制方面也因循前例，所以终清一世，“亲亲相隐”制度都得以继续贯彻。此外，笔者认为《大清律例》所规定的“留养承嗣”亦可视为是对“亲亲相隐”的补充。
清末变法修律对“亲亲相隐”的争议
清自道光朝经历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屡遭外侮，这同时也激起国内有识之士不断探寻救国之道。同时，清政府自身也寄希望于效法列强，变法革新来实现“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的目的。因此在沈家本的主持下，清政府展开了自上而下的修律活动。但是修律本身触犯了封建上层贵族的利益和价值感念，因而招致张之洞等礼学派的强烈反对和抵制。
其中西方法理的引入和中国传统礼制理念的冲突是双方争议的焦点。“亲亲相隐”制度也因其本身违背现代刑法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而遭到了非议。
南京国民政府《三五刑法》中“亲亲相隐”制度的复活
古代法律中体现儒家思想，允许犯罪亲属基于亲情而通过隐匿、放纵罪犯的方式对抗官府的“亲属容隐”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民国刑法所吸收。《三五刑法》第126条规定：“纵放依法逮捕拘禁之人，或便利其逃脱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该条第五项又规定：“配偶、五亲等内之血亲或三亲等内之姻亲犯第一项之便利脱逃罪者，得减轻其刑”。第164条及第165条分别规定了藏匿犯人或使之隐避罪、顶替罪、湮灭刑事证据罪等罪名及相应的处罚。第167条又规定：“配偶、五亲等内之血亲或三亲等内之姻亲图利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脱逃人，而犯第164条或第165条之罪者，减轻或免除其刑。”
“亲亲相隐”制度的价值评析
“亲亲相隐”制度的内在合理性
任何一种社会秩序类型都以对人性的特殊设定和估价为前提, 对人性的不同认识和评价直接关系到选择什么样的社会调整方式去保障社会秩序。在古代社会, 无论是从上下纵向关系即, 国家、宗族、家庭、个人, 还是从平行横向关系即, 政治组织、血缘组织、宗教组织、文教组织, 其实都是以家庭为蓝本的。国家不过是家庭的放大, 家庭又像是国家的缩影。“为子为臣, 唯忠唯孝”、“尊尊, 亲亲” 等观念, 构成中国传统的根本法观念。法律就是以全力维护这样的“ 家国一体”模式为己任。宗法伦理成为古代中国法观念的基石、核心。儒家学说中, 所谓“ 理” 、“ 礼” 、“ 义”等, 不断渗入到法律中, 甚至成为了法上之法, 或者说是法外之法。人们用这种“自发的法律”来评断一个言行非法与否和罪恶轻重。伦理纲要, 三纲五常成为了法律的核心内容, 其中最典型就是“亲亲得相首匿”。古语有云：“ 法者, 缘人情而制, 非设罪以陷人也。”在古人看来, 亲属间互相包庇、隐匿犯罪的行为是人情所共欲的, 是符合三纲五常的, 也是人之常情。可见, 对于中国古代法律而言, 尊重人性秩序是立法者一直所倡导的。
另外, 容隐制度使得法律不强人所难。“徒法不足以自行” , 法律的实现有赖于人们的遵守与服从。因此, 法律在制定设计时必须充分考虑其现实可行性, 依照刑法学理念,即使法律有“期待可能性”。从实践中看, 从古至今, 很少有人愿意真正的大义灭亲, 主动向公安机关告发自己的亲属。这是因为血缘关系是人类最为牢固的一种带生物性的社会关系, 这种无可摆脱的心理动力习惯, 使人类之爱首先必然体现为亲属之爱、血缘之爱。即使在侧重于市民精神的西方伦理看来,“博爱”首先也是出于亲属之爱的。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任一恶行发生在非亲属之间, 人们会看的较轻, 但如果加到父母和近亲身上, 就成为伤天害理的罪恶。期待亲属之间的特殊情感和家庭内部、亲属之间的“荣辱与共”的社会现实使刑法不能期待人们都会主动去揭发和控告近亲属犯罪。与被国家一度所倡导但实质上背离人性的“大义灭亲”的政治说教恰恰相反, 传统法律上绵延几千年的容隐制度, 看似悖谬, 实则包含了深厚的人文底蕴, 表达了古人对人性问题所作的深邃洞察, 其由道德原则逐步演化为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是彰显了古代统治者高超的政治艺术和对人性问题的远见卓识。由此观之, 古人已经谙悉国家所希冀的稳定的社会秩序经由法律形成须以法律暗合人伦关怀为前提。
从儒家传统道德看“亲亲相隐”制度
就浸润我国数千年的儒家礼教传统而言，“亲亲相隐”制度是一种人性关怀的彰显。儒家传统的理念即是家国一体，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皆为一体，一乎准于礼。在这样的儒家思想的背景下，“亲亲相隐”原则体现了家族成员，尤其是五服以内近亲属间彼此容隐、彼此相互关怀的族内关系，并以此扩大到国家层面上，正是封建王朝所提倡的忠与孝的原则。当然亲亲相隐制度涉及到的强制奴隶部曲为主隐及对卑幼告尊长加重定罪科刑的规定则是封建等级制度下的糟粕，也是对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原则”的违背，并不符合儒家“大同”的思想理念，应该遭舍弃。
对“亲亲相隐”的取舍
现实中，法理、人情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良好的法治中的法律在制定之初就应当兼顾到人情。实际上, 只有法理没有人情的法律很难得到自觉遵守。在实践中,即使犯罪嫌疑人、罪犯的亲属明知包庇行为会受到法律制裁, 依然会选择包庇、窝藏犯了罪的亲人,甚至被判刑人狱后对自己的行为也不后悔,对他们而言, 所谓司法秩序是海市屋楼, 被害人虽然冤枉, 但也比不上自己与罪犯的骨肉情深。为了保存风纪, 反而破坏人性, 而人性却是风纪之源泉。事实上,不仅仅是中国历代在立法时都对血缘至亲的人情予以尊重, 当代各国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日本有“期待可能性”的规定,故如果缺乏此种期待可能性, 而成为责任之事由, 不能使该行为人负刑事责任。这里就不仅仅包括对基于血缘亲情而为之行为的认可, 还包括基于对人趋利避害的本性的尊重。英美国家有沉默权的规定, 其中包括证人、被告如果认为法庭所需要之证词会对自己或亲情、夫妻关系造成损害, 有权保持沉默, 来源于人不能自证其罪的理念。这就更加明显的突出了对基本人情的尊重。基于以上分析, 无论是从对人性、对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元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的尊重, 还是基于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借鉴, 亦或是对西方法律的移植,亲亲相隐的原则在当代中国法律体系中都具有现实意义。
“亲亲相隐”制度，从创制之初就彰显了儒家的人文关怀思想，千百年来在历朝编纂的律法中作为一项基本刑法原则得以延续。“亲亲相隐”制度以家族亲属为本位，充分考虑到律法与人情之间的关系，从亲属容隐的角度，对刑法的责罚范围作出限缩，使中国古代刑法制度不断趋于合理，符合礼制。“亲亲相隐”制度的确立和演变是中华法系对世界法律发展的卓越贡献。

3. 中国传统立法指导思想儒家思想在中国法制史中的发展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是一套以“天道”观念和阴阳学说为哲学基础、以儒家学派的主流思想为理论根据、以农业生产方式和血缘家庭家族为社会土壤、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完整而圆熟的法律传统和法律体制。法律的儒家化实际上是儒家思想的法律化。在制定法律时，以“礼”作为立法根据和指导思想；以“礼”的基本原则作为定罪量刑的基本标准；并且以“礼”来注释法律。

中国古代法制强调法律、刑罚与道德教化的相互为用。“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对道德教化与法律刑罚之间关系的典型概括。儒家的政治学说是以人性性善论为基础的。孔子曾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所以只要通过适当的礼义教化，则“人皆可为尧舜”、“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就不难实现。法律刑罚的功能是相对有限的，所谓“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仁，能杀人而不能使人廉”，所以“刑罚为盛世所不能废”，亦“为盛世所不尚”。因此，治理国家应该是“导之以礼，齐之以刑”，应该“德主刑辅”。意思是治理国家、统治民众应以发扬德政、宣传教化为主要的手段和根本目的，而不能像法家主张的那样本末倒置。同时，制定法律、实施刑罚也应反映、适应礼义教化的要求，使法律成为道德仁义、纲常名教的最好载体。所以，儒家不仅主张实行“仁政”，也强调执法要“仁恕”，要审慎，要“恤刑”。过于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在实践当然容易导致泛道德主义泛滥，容易使法律沦为政治和道德的附庸和工具，这是其消极的一面。但这种理论注意到从更宽泛的角度，多方面看待和处理社会问题，无疑又有其值得参考借鉴价值。
注重家族伦理，注重维护家庭的和睦和亲情。我们的祖先认为，家庭的生命是一脉相承的整体，个人的生命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子女的生命又是个人生命的延续。所以我们把家庭亲情称为“骨肉之亲”，兄弟关系称为“手足之情”。在这种情形之下，一遇到与亲情伦理有关的问题，考虑的、注重的东西，就和常人大不相同了。传统法律制度，很自然地被深深地烙上了这种印痕，“依伦理而轻重其刑”的伦理特性也就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最为鲜明的特征。在各朝法律特别儒家化以后的法律中，有关处理亲属、家族成员间杀伤、侵犯、奸盗、婚姻、田宅及子孙不孝、违反教令等伦理性条款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处理这些亲属间纠纷的原则，向来是儒家所宣扬的尊卑、亲疏观念，完全是一套不同于常人的评判标准。这些伦理性规则中，充斥着相当浓厚的尊卑、亲疏、名分等色彩，含有明显的父子、夫妻、尊卑长幼间不平等的成分，但是其中也包含有维护家庭和睦、强调家庭成员间相互扶助，特别子孙对父祖、卑幼对尊长的尊敬、抚养的义务。这些正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表现。
注重调解、调处，强调息讼、和息纷争。“和谐”是中国社会的悠久而珍贵的思想传统和价值追求，对传统社会司法诉讼、解决纷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孔子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直接提出“无讼”的理想，就是主张每个人都应该尽量克制自己的欲望，大家相互忍让、体谅，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去过自己应该过的生活，就不会发生争讼；即使有了争讼，也可以相互妥协，和睦相处。在漫长的传统社会里，“无讼”被士大夫阶层视为一种终极的理想和目标，逐渐设计和形成了一套关于“贱讼”、“息讼”、调解和调处的特殊制度。这些制度的消极面在于过于强调“息讼”而忽视了当事人的权利和利益，但对缓和社会矛盾、降低社会成本、消除滥讼现象、达成社会的整体和谐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礼法合治”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真谛与特色。在战国时期“礼治”与“法治”开始进行交锋，交锋的结果之一是“礼治”东山再起，“法治”隐退，另一方面也是“礼治”与“法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融合。“礼法合治”实质是自然经济、宗法结构与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体相溶合的结果，相应地法文化型态也妥协成“混合型”法文化，表现在法律上就是“习惯法”与“成文法”结合的“混合法”样式。这种样式从西汉至清末的两千年间，“伴随着秦汉封建专制一体化的形成和发展，儒法合流，珠联璧合，形成中国正统的法观念，并且逐渐积淀于民族心理之中”，因此礼法交锋促成了“礼法合一，德刑兼治”，促成了儒家正统法律思想在封建社会的“大一统”地位，并且这种“内外混合”型法文化逐步向法律实践领域扩张，西汉儒学们发动“以经决狱”将经义凌驾于法律之上，实践于审判活动之中，吹响了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号角，东汉儒臣掀起“以经注律”的热潮，几乎把法家制度的律文打上儒家烙印；而后“以经立法”的唐律结出“一准乎礼”的硕果，“礼法合流”即大功告成，“这样，中华帝国的法律就成了法家和儒家学说的混合物”。礼与法的关系是“礼为本，法为用；礼为主，法为从，礼为先，法为随；寓礼于法，明法彰礼”；在法律规范上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习惯法与成文法并举的“混合法”状态。

在中国传统法文化中，法律以德教为主，道德是社会调整的主要手段，而法律只是次要手段，是道德的辅助手段；刑是工具，而道德教化则是目的；刑罚的适用必须建立在德教的基础上，而实施刑罚的目的则是实现道德教化的要求。道德几乎成为法律的化身。道德规范对法律世界的介入非常广泛，以致于很难截然划分道德与法律的界限。不仅道德上的要求与法律精神相契合，触犯法律的行为不道德，有悖道德的行为也是非法的。在德刑关系上，德教的地位高于刑罚，即所谓“德主刑辅”，所谓“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罚为之佐肋焉”。传统法文化主张“为政以德”。“为政以德”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提倡仁政，反对暴政；二是重视道德教化，主张“以德化民”。德与刑相比，是以德为主，以刑为辅，这就叫做德主刑辅，所谓“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也就是说，刑罚必须以礼乐为依据，否则就不会得当。从使用效果来说，儒家认为，刑罚只能惩罚犯罪之后，而德教却能“止邪于未形”，防患于未然。从使用顺序来说，儒家主张先教后诛，反对不教而诛。这套主张，由儒家所倡导，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尚未被统治者采纳。后来，由于秦王朝不施仁义，专任刑罚，导致二世而亡，“德主刑辅”说才逐渐引起封建统治者的重视。经贾谊、董仲舒等人加工、改造，“德主刑辅”被奉为正统，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基本方法，对中国法律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德主刑辅”思想的指导下，法律自我发展张力极其衰微，法律成为伦理道德体系和行政命令的附庸。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行政命令之间没有明确界线，法律缺乏独立性和自治性，从而丧失了自身作为法律的独特个性和功能。

4. 世界最早的立法者是谁

在20世纪初，人们一直以为古巴比伦汉谟拉比所编纂的法典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典，因此，常常把他称为世界上最早的立法者。但是，从20世纪50～60年代起，人们发现还有许多比汉谟拉比更早的立法家。其中最早的一位便是乌尔第三王朝的创立者乌尔纳姆(前～2096年在位)。

乌尔的军旗(约公元前2600年前，由贝壳和青金石镶嵌而成)上部为乌尔士兵作战、献俘图，下部为王家宴会及平民交纳贡赋图。出自乌尔王墓中的两件银制器具。左为一卵形钵，长边上有两个凸出物，其中一个刻有公牛的蹄，显然原是田王使用的器具。右为一银钵或灯具，以纵向沟为饰，底部饰有八瓣蔷薇花。乌尔第三王朝是古代苏美尔人最后一个强大的王朝，也是苏美尔的黄金时代。乌尔成为当时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乌尔的港口停满了外国的商船，街道上挤满了印度、埃兰、阿拉伯和巴勒斯坦等地来的商人。乌尔纳姆修建的月神庙寺塔，底边长达200英尺，宽达140英尺，高达70英尺。它是当时亚洲最高、全世界第二高的建筑，仅次于埃及的金字塔。公元前22世纪由乌尔纳姆所建，它是当时仅次于金字塔的宏伟建筑。不过，最使乌尔纳姆名扬千古的，并不是他的武功或月神庙寺塔，而是他所制定的法典。这部法典用楔形文字写在泥板上，分为序言、正文两部分。法典序言和乌鲁依尼姆基那改革铭文在精神、用词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其正文共有29条，除少数条款文字残缺、语意不明外，多数条款意义明确。其中，涉及婚姻关系的7条，涉及女奴隶的4条，涉及伤害罪的5条，涉及农业生产的3条，涉及司法诉讼的3条。

法典在处理男女婚姻问题上，明显地歧视妇女，偏袒男人。

同时，法典还体现了阶级分明的立场，千方百计保护奴隶主的利益。

乌尔的军旗

5. 电大中国法制史形成性考核册答案

中国法制史形成性考核作业题

作业一

一、名词解释

1.刑名从商:指后世历朝历代的刑名皆沿袭商朝的，这说明商朝的刑罚种类繁多，而且残酷，主要是针对广大的奴隶和平民的。

2.九刑 ：有两种说，一是指西周成文刑书，共分九篇；一是指西周里九种刑罚，即墨、劓、刖、宫、大辟、赎、鞭、流、扑。

3.质剂 ：西周时期的买卖契约，内容相同，长短不一，双方各执一份。

4.田里不鬻：西周时期，周天子对土地和依附在土地上的奴隶有最高所有权，周天子有权把土地和奴隶封赏给诸侯和臣属。诸侯和臣属对土地只有占有、使用权而无处分权，不许买卖。

5.六礼：指西周时期婚姻缔结的六道程序：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

二、问答题

1.简述战国时期立法指导思想

a.刑无等级，即“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除国君之外，不论是谁，只要违法犯罪，都要按法律论罪处罚。这样开始打破刑不上大夫的壁垒。b.法布于从，即“法者，编著之图籍，设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制定了成文法，就要向百姓公布，使人人知法又有法可依。从而否定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c.重刑主义，即“行刑，重其轻者”。在定罪量刑的时候，加重对轻罪的刑罚，这样就可以使民众不敢轻易犯罪轻罪，重罪就更不用说了。这三个方面的立法指导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在这种立法思想的指导下，春秋时期我国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同时，各国纷纷变法，以确认新兴地方阶级的权利，取消没落奴隶贵族的特权，使得封建的法制有了一个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并促进了新兴封建经济的发展。

2.简述《法经》的内容和历史意义

《法经》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比较完善的封建成文法典，它的内容包括盗、贼、囚、捕、杂、具六篇。盗法是针对危害财产安全的犯罪行为的法律；贼法是规定危害人身安全的犯罪行为的法律；囚法和捕法主要是规定抓捕、审判、囚禁犯罪人的法律；杂法是规定其他危害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六禁；具法是规定刑罚的加减方面的法律。

历史意义：a.《法经》初步确立了封建法制的基本原则和体系。六篇的内容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包括总则性的规定和分则性的规定，初步确立了封建法制的一些基本原则以及法典的体系，此后秦朝和汉朝等封建王朝的法律无不受其影响。所以《法经》是封建律典的蓝本。b.《法经》对当时封建经济的形成和巩固，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思考题

1.请分析奴隶制时期立法指导思想的演变

夏商时代的神权法思想，西周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和“亲亲、尊尊”立法指导思想，到春秋时期的“刑无等级、法布于从、重刑主义”思想。

2.结合法治建设，谈谈如何理解春秋公布成文法的历史意义

法治是一种依法治国的方略，法治建设要求有明确、公开的法律，公布成文法使得法律具有明确性和公开性，法律能够成为普遍的社会调规范。公布法律是一种初级形态的法治建设。春秋时期公布成文法的活动，打破了奴隶制法秘密法的状态，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垄断法律的局面，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也为封建法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这也是战国法家形成“法治”思想的基础。

作业二

一、问答题

1.简述《宋刑统》和“编敕”

（1）《宋刑统》。全称是《宋建隆详定刑统》，是历史上第一部刊印颁行的法典。该法典于963年撰成。编撰体例沿用《大周刑统》。它形成了律令合编的法典结构。

（2）编敕。敕，原为皇帝诏令一种，宋代的敕成为皇帝对特定人或事所做的随时决定，成为断案依据。编敕是将一个个单行的敕令整理成册，上升为一般法律形式的一种立法过程。其特点是：仁宗前，敕律并行；神宗时，敕的地位提高，达到了破律、代律的地位。

南宋在敕令、格、式并行和编敕基础上，将敕令格式以“事”分类加以编纂，形成《条法事类》，形成新的法典编纂体例。南宋时还有编例，即对皇帝与中央司法机关发布的单行条例或审判的典型判例加以汇编，以补充律敕。敕、例广泛应用是导致宋代法制混乱的重要原因，并影响至明、清。

2.唐律的主要内容

狭义的唐律是指《唐律疏议》，唐的主要内容，集中反映在《唐律疏议》上，《唐律疏议》共十二篇，500条，其篇目依次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篇目的排列有内在的规律，体现了立法者对各项内容及其关系的认识。
《唐律疏议》中，名例律例于全律之首，相当于现代刑法中的总则，是统率其他各篇的大纲、贯彻全律始终的核心，在十篇中居于首要地位。它集中规定了唐律的立法宗旨和五刑、十恶、八议等各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刑罚制度及适用于各分则的刑法原则等，是唐律基本精神、原则和特点的集中体现。其后九篇为分则，规定了各种具体的犯罪及其相应的刑罚。最后两篇规定有关追捕逃犯和审判、执行方面的内容，在现代法律中多属于程序法的范围。
十二篇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篇名例律57条"名者，五刑之罪名；例者，五刑之体例"，规定了唐朝的刑法和刑罚原则，相当于现代刑法的总则部分，集中体现了唐律的立法精神和基本原则。具体包括：五刑、十恶、八议、请章、减章、赎章、官当、划分公罪与私罪、犯罪自首的要件、对老幼废疾者犯罪的减免等等。
第二篇 卫禁律33条是有关警卫宫殿和关津要塞的规定。
第三篇 职制律59条是关于惩治官吏违法失职的法律。唐
第四篇 户婚律46条"户口、婚姻"。唐朝的土地分配、赋税征收及徭役摊派，均以户籍为依据。
第五篇 厩库律28条是有关公私牧畜饲养、管理和官府仓库管理方面的规定。
第六篇 擅兴律24条，擅为擅发兵，兴为兴造。擅兴律是对违法兴造工程、差遣丁夫等行为进行处罚的规定。
第七篇 贼盗律54条是关于惩治侵犯封建政权和人身、财产等方面犯罪的法律规定。
第八篇 斗讼律60条，是关于殴斗伤人和控告申诉方面的法律。
第九篇 诈伪篇27条，伪即伪造，诈即诈骗，是关于惩治伪造和诈骗的法律。
第十篇 杂律62条杂律所包含的内容，涉及面较宽。主要包括涉及市场管理、债权债务、犯奸失火的以及其他一些轻微危害杜会秩序和经济关系的行为规范。
第十一篇 捕亡律18条是有关捕捉逃亡罪犯和其他逃亡者的规定。
第十二篇 断狱律34条是关于司法审判和狱政方面的法律。包括审判原则、法官责任、拷讯囚犯、刑罚执行以及监狱管理等方面的确定。

3.中国封建司法机关的发展演变

提示：这道题要求把中国法制史上从秦朝开始一直到清朝，把司法机关的发展演变做一个说明。
秦朝：中央司法机关是廷尉，长官名称也是廷尉，是九卿之一。 是最高司法审判机关它的主要任务是：a负责皇帝诏令审理的案件，b审理地方送来的疑难案例以及重大案例的复审。这部分内容在教材的第110页。
汉朝：a.中央有廷尉，在东汉时曾改名为大理寺；职责：诏狱、上报的疑难案件。属官：廷尉正、左右监、左右平等；丞相有诛罚大权，尚书也在汉武帝之后有司法审判权。御史台是监察机关，职责是监察百官，参与重大案件的审判。b.地方：郡县两级，郡守、县令下也设有专职的司法官吏，如贼曹、辞曹等。乡有有秩、啬夫、游缴等，调解处理轻微刑民案件。这部分内容可参考教材第157到158页。
魏晋南北朝：中央仍为廷尉或大理寺，只有北周称为秋官大司寇。东汉以后中央三省制逐渐形成，尚书台成为是高行政机关，尚书台下属都设有掌管司法行政和兼理刑狱的机构，如三公曹、二千石曹。地方上，形成了州、郡、县三级，由县令、郡太守、州刺史掌握地方司法审判。这部分内容参见教材第180页。
隋唐：大理寺是最高的审判机关，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机关，御史台是最高监察机关。注意说明这三大机关的各自的职责。地方上，形成州县两级，州设有司户参军事和司法参军事。参见教材第227页。
宋元：元朝，元初中央审判机关是大宗正府，后还权于刑部和地方政府。此外，内史府、枢密院、奥赛、宣政院等部门也有一定的司法审判权。地方上，有路、府、县的达鲁花赤掌握地方司法。还有监察机关，具体说明中央的御史台，地方的行御史台以及提刑按察使（肃政廉访司）。注意元朝司法机关的特点，这些在教材第 249页都有。
明清：中央司法机关：大理寺、刑部和都察院，注意大理寺和刑部之间职责的变化。地方上，县、州、府、省四级，有关审级的规定，会审制度也应该稍加说明。这些在教材的第276页。
清末：司法机关，刑部改为法部，专门负责司法行政；大理寺改大理院，是最高审判机关；设总检察厅。四级三审制。清末是司法机关近代化的时期，封建时代的司法机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应该说明的。参见教材第323页。

二、小论文

1.试述中国封建法律对贵族特权的规定

提示：这道题倒不用对有关贵族特权的规定的发展演变作出说明，但也要求总结出各个朝代的有关贵族特权的规定。这里重点要说明汉朝的先请、魏晋南北朝所形成和发展出来的八议（其实早在周朝就已有，只是到了这个时期才制度化了）、官当、杂抵、例减、赎等方面的规定。隋唐的议、减、赎、当制度。
首先，说明以上各种制度的含义。其次要说明它们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一些前后相沿的制度，比如晋朝的杂抵，其实是此后北魏和陈律里规定的官当的初形。赎刑的规定可以追溯到夏商（商朝的《吕刑》把赎刑制度化了）。最后还要说明它们的意义（当然主要就是要保护贵族官僚的特权）。
这些方面可以参见教材第132页、第157页（汉律里的官员有罪先请原则）、第168页（八议）、第170页（杂抵）、第175页（官当）、第187页（隋律里的议、减、赎、当）、第204页（唐律里的议、请、减、赎、官当、免官）、第268页（清朝的有关规定）。此外，还可以说明秦朝在官吏的选任上的任子制度（第92页）和汉朝的沿用（第129页）。这也是对贵族官员的特权规定。

还可以参考网站上有关的论述。

作业三

课堂发言

1.试比较《钦定宪法大纲》和《十九信条》

提示：A.从制定的背景和宗旨上来比较：前者在1908年制订和颁布，当时革命处于萌发时期，民权思想也不兴盛，所以它的宗旨是“君主专权，人民无权”；而后者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全国革命形势紧张，各地纷纷发电要求变革宪政，民权思想也十分兴盛，故它的宗旨是贬君权，伸民权。B.从内容和体例上来比较：前者基本上来自于1898年日本帝国宪法，包括正文和附录两部分，正文为君上大权，附录为臣民权利义务。后者在内容各体例上有所变化，一是采用英国式的虚君共和制，二是形式上限制了皇权，三是由资政院经过法定程序制定，属于临时宪法。C.从意义和性质上来比较，两者基本上维持了“大清帝国万世不易”“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精神。前者作为第一部近代意义的宪法性文件，客观上对当时人们的思想起了比较大的冲击作用，打破了传统中华法系的法律体系，结构也比较完整。后者则是为了缓和革命，属于临时宪法。

2.清末修订法律馆主持制定的法律有哪些，主要内容是什么

提示：A.《大清现行刑律》，作为过渡性的刑法典，P309。主要内容：改律名、取消六部名称的篇名，重回唐宋律的体例。改革刑罚制度、取消过时法条，增加新罪名。B.《大清新刑律》，主要内容：分总则、分则，仿资产阶级刑体例；罪刑法定原则；删去 “八议”、十恶之类的内容；P311。C.《大清商律草案》P305。《交易行律草案》、《破产律》。D.民律中的总则、债权、物权三编。具体内容教材 P319。E.刑事诉讼律草案、民事诉讼律草案，具体内容见教材P322。

3.清末司法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

提示：主要是说明A.领事裁判权：凡是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其在中国的侨民不受中国法律和司法机关的管辖。他们如成为民、刑事诉讼的被告时，中国法庭无权审理，只能由各该国的领事按其本国的法律裁判。和B.会审公廨：在租界内设立的中外法官共同审案的法院。名义上是中国的司法机关，实际上完全被外国领事所把持。是帝国主义进一步干涉中国司法权的半殖民地化的司法制度。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取得领事裁判权，始于1843年7月签定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领事裁判权的确立是清末司法制度半殖民地化的重要标志，领事裁判权是指外国在中国的侨民成为民刑被告时，如其本国与中国订有不平等条约，则中国法庭无权裁判，只能由其本国领事按其本国法律裁判。领事裁判权在中国持续了一百年，直到1943年才正式废除。1864年清政府与英、美、法三国驻上海的领事协议在租界内设立法院，从此公审会廨在上海组成，以后又扩大到厦门等地。会审公廨管理各国租界内各等案件。凡牵涉有约国洋人必须到案的洋华诉讼，无约国洋人与华人的互相诉讼及被外国人雇佣和延请的中国人的诉讼，外国领事均有权参加会审。会审公廨名义上是中国的司法机关，但实际上完全被外国领事所把持。这两个制度对清末司法权的侵犯，清廷也从国内立法上对之确认，同时，司法权也保留了封建的传统，说明了司法权的半殖民地化半封建化。领事裁判权的确立是清末司法制度半殖民地化的重要标志。它和会审公廨是此时期司法制度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主要表现。

4.《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提示：《临时约法》是中国历史上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文件，共7章56条。包括：《总纲》、《人民》、《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法院》、《附则》。它以孙中山民权主义为理论基础，吸收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三国分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平等自由”等宪法原则而制定，集体中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精神。主要内容包括：

1、确认中华民国是民主共和国

2、仿效欧美建立“三权分立”政治制度

3、具体规定了人民权利义务和保有财产及营业的自由

5.国民党政府的司法机构：参见教材P387。

6.六法全书

参见教材P375。

7.《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参见教材P397。

8.试述《中国土地法大纲》的主要内容及其历史意义

参见教材P427。

作业四

一、名词解释

1.刖刑 ：商朝的一种肉刑，具体见教材P28。2.非所宜言罪：秦朝的一个罪名，P101。 3.劓殄：商朝的一种死刑方法，P28。 4.官当：《北魏律》和南陈律里规定的贵族官僚的特权，见P175。

二、简答题

1.简述《法经》在中国法制发展史上的主要意义：P74。

2.简述唐朝的法律形式：P195。

3.简述太平天国处决死刑的主要方法：P341。

4.元律如何严禁臣下结党和内外官交接的：应该是明律规定的内容，这里元律是错的。P260。

5.国民党的特种刑事法庭：P388。

三、论述题

1.八议

提示：论述题应该先说明八议的概念，八议的起源和发展（从周礼到三国时魏入律），具体内容以及它的意义和性质。

2.十恶：同上题也应该说明十恶的概念，起源和发展（北齐律中重罪十条，经隋唐发展而成为十恶），具体内容以及意义和性质。

3.试述《中国土地法大纲》：它的制定、主要内容和意义都应该说明。P427。

6. 中国法律传统的特点是什么

民刑有分复、重刑轻民，以礼制代法和行政监理。

礼法合一，礼法并重因历史时期不同而不一样，强调天赋神权，重刑轻民。

拓展资料：

古代汉语中的 “法”、“律”、“刑”等词语之间彼此有关联。传说，商鞅变法，“改法为律”，最早将“法”“律”二字合而为“法律”一词以指称一种规范体系的人，是春秋时代的管仲。但无论是“刑律”还是“法律”，都没有现代法律具有的丰富内涵。

这是商鞅变法之前的常用法律形式，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变法时都以法为名称，如魏国的《法经》，晋国的《被庐之法》。到商鞅变法将法改为律后，法仅仅在广义上使用。

这是商鞅变法后中国古代常用的法律形式，应用广泛，如秦的《田律》，汉朝《九章律》，魏晋之后，有《魏律》、《晋律》、《北齐律》、《隋律》、《唐律》、《大明律》、《大清律》。

参考资料：网络-中国古代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