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发道德主题
『壹』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
1、《山海经》
《山海经》是中国一部记述古代志怪的古籍，大体是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的楚国或巴蜀人所作。也是一部荒诞不经的奇书。
该书作者不详，古人认为该书是“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杂录《庄》、《列》 、《离骚》 、《周书》、《晋乘》以成者” 。现代学者也均认为成书并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
《山海经》全书现存18篇，其余篇章内容早佚。原共22篇约32650字。共藏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5篇、大荒经4篇。《汉书·艺文志》作13篇，未把晚出的大荒经和海内经计算在内。
山海经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不少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
2、《战国策》
《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学著作，又称《国策》。记载了西周、东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各国之事。记事年代起于战国初年，止于秦灭六国，约有240年的历史。
《战国策》分为12策，33卷，共497篇，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游说之士的政治主张和言行策略，也可说是游说之士的实战演习手册。
该书亦展示了东周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战国策》一书的思想倾向，因其与儒家正统思想相悖，受到历代学者的贬斥。
《战国策》曾被斥之为“邪说”、“离经叛道之书”。“《战国策》基本上自成一家。其道德哲学观多取道家，社会政治观接近法家，独与儒家抵牾不合，因而为后世学者所诟病。”
作者并非一人，成书并非一时，书中文章作者大多不知是谁。西汉刘向编定为三十三篇，书名亦为刘向所拟定。宋时已有缺失，由曾巩作了订补。
有东汉高诱注，今残缺。宋鲍彪改变原书次序，作新注。吴师道作《战国策校注》，近代人金正炜有《战国策补释》，今人缪文远有《战国策新校注》。
3、《汉书》
《汉书》，又称《前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东汉史学家班固编撰，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年中基本修成，后唐朝颜师古为之释注。
《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全书共八十万字。
4、《牡丹亭》
《牡丹亭还魂记》（简称《牡丹亭》，也称《还魂梦》或《牡丹亭梦》）是明代剧作家汤显祖创作的传奇（剧本），刊行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
该剧描写了官家千金杜丽娘对梦中书生柳梦梅倾心相爱，竟伤情而死，化为魂魄寻找现实中的爱人，人鬼相恋，最后起死回生，终于与柳梦梅永结同心的故事。该剧文辞典雅，语言秀丽。
该剧是中国戏曲史上杰出的作品之一，与《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感天动地窦娥冤》、 《长生殿》合称中国四大古典戏剧。
5、《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简称《聊斋》，俗名《鬼狐传》）是中国清朝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
全书共有短篇小说491篇（张友鹤《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朱其铠《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为494篇）。
它们或者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或者抨击科举制度的腐朽，或者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具有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
描写爱情主题的作品，在全书中数量最多，它们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礼教的精神。其中一些作品，通过花妖狐魅和人的恋爱，表现了作者理想的爱情。
『贰』 请教高人指点！~~~~
是西汉的枚乘啊。
《七发》的作者枚乘，字叔，江苏淮阴人，是西汉著名的词赋家。其主要活动时期是汉文帝和景帝两代。在吴王刘濞和梁孝王刘武的宫廷里做过文学侍从。他的文笔流畅犀利，思想超凡。但他的作品多已散佚，今仅存《七发》等三篇收在《枚叔集》中，其中就以《七发》最为著名。
枚乘的《七发》是赋体散文，主要内容是假托楚太子与吴客两个人物之间的对话，论述人生的至高哲理。而文中的“吴客”显然是枚乘自己的化身。《七发》的全文共分八段，而文章的开头是：“楚太子有疾，吴客往问之”，接着就从这个“疾”字引发了一连串令人拍案叫绝的议论。吴客在楚太子面前没有说半句奉承献媚的话，而是理直气壮地告诉楚太子：你的病太重了，简直无药可医。其病根就在你天天迷恋于声色犬马，玩乐无度，如此庸俗腐朽的物质刺激，造成了空虚的精神境界：于是病魔就在你这个空虚的精神境界中爆发出来。所以使你的精神陷入萎靡不振而不能自拔，最后才奄奄一息，药石无效。这是文章的首段，提出楚太子的病源何在。接着六段分别从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田猎、观涛等生活的角度描述其中的利与害，启发楚太子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然后在文章的最末一段就正面的向楚太子提出了养生之道，即所谓“要言妙道”。他提醒楚太子要用精力来与有识之士“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要不断的丰富自己的知识，用高度的文化修养来抵制腐朽愚昧的生活方式。这样一说，使楚太子忽然出了一身大汗，“霍然病已”，病全好了。从而证实了《七发》中的“要言妙道”，是治疗楚太子疾病的惟一方法。
《七发》之妙，就妙在用艺术形象论述物质与精神的辨证关系。高度的物质文明，如果没有配合高度的精神文明，这毕竟是一种缺陷，甚至各种“病魔”都会在这个缺陷中滋生繁衍。一个人如此，推而广之，整个国家民族也是如此。如今，我国的经济已经迅速的发展，但是精神文明的建设同样不能忽视。对于有的人伦道德滑坡、贪污犯罪，这种全社会的“公害”，我们不妨也参考一下《七发》中的“要言妙道”。让那些醉生梦死，萎靡不振的大小官僚也出一身大汗！
『叁』 求《七发》与《养生主》的赏析
《七发》的艺术特色是用铺张、夸饰的手法来穷形尽相地描写事物，语汇丰富，词藻华美，结构宏阔，富于气势。刘勰说：“枚乘□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
『肆』 汉代辞赋的发展历程
西汉王朝的建立，使楚文化声势大张。不但是楚地的歌谣，由屈原、宋玉等文人创制的楚辞，也获得了新的地位。它先是在南方诸侯王的爱好和提倡下复兴起来，并通过南方文人之手，逐渐北移，流传和影响到全国范围。
在楚辞的影响下，汉代文人从事着新的创作。这里既有模拟楚辞传统风格和体式的，也有从楚辞中脱胎而出成长起来的新文体。对于楚辞和汉代新兴的辞赋，当时人都通称为“赋”或“辞赋”，并不加以严格的区别。但这两者终究有性质上的不同，所以后人还是注意到必要的分辨。从根本上说，楚辞（或称“骚体”）虽有散文化的因素、但仍旧是一种感情热烈的抒情诗。而典型的汉赋，已经演变为一种介于诗文之间的、以夸张铺陈为特征、以状物为主要功能的特殊文体。这种辞赋，成为汉代文学（尤其是文人文学）的正宗和主流。
西汉前期，在传统的以抒情为主的骚体赋方面取得较高成就的是贾谊。贾谊（前201—前169），洛阳（今属河南）人。
年仅二十二岁，便受到汉文帝赏识，任太中大夫，参与国家事务，为朝廷中年轻有为的政治家。他性格尖锐，敢于说话，好论天下大事，引起朝中元老的不满，被贬谪到楚地任长沙王太傅，因此写下了他的两篇主要赋作：《吊屈原赋》和《鹏鸟赋》。
《吊屈原赋》是贾谊赴长沙途经湘水，感念屈原生平而作，名为吊屈原，实是自吊。其中说：“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彼寻常之污渎兮，岂容吞舟之鱼；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都是用了屈原式的语言，来抒发自己受排挤遭打击的愤慨。此赋前半多用四言句，后半多用楚辞式的长句，可见他在学习楚辞的同时又能有所变化。
《鹏鸟赋》作于贾谊谪居长沙时。某日有一只鹏鸟（猫头鹰）飞入贾谊室内，在当时的迷信中，这意味着“主人将去”，大不吉祥。贾谊正处于失意的境地，因此更想到世事无常、人生短促可哀，便作此赋自我宽慰。赋中以万物变化不息、吉凶相倚，不可执著于毁誉得失乃至生死存亡的道家哲学为解脱之方，却在解脱的语言中深藏不可解脱的痛苦。这种表现方法，以此赋为开端，成为中国文学中常见的和典型的表现方法之一。
在文体特征上，《鹏鸟赋》可以说是楚辞体与汉赋之间的一种过渡。由于重视说理，直接抒情的成分已经减少；它的文句，除去语气词“兮”字，基本上都是整齐的四言句，这已经脱离了楚辞的风格；赋的内容，以假设自己与鹏鸟的问答展开，也隐然开汉赋问答体的先河。因此，无论内容还是形式，这篇《鹏鸟赋》在西汉前期辞赋中都是值得重视的。
西汉前期，在诸侯国吴、梁的宫廷中，聚集了许多文人，大都能赋。只是他们的作品传世不多，其中严忌（本姓庄，避明帝讳改），《汉书·艺文志》著录他的赋有二十四篇，在同时的赋家中是多产的一个。但现在可以看到的，仅有《哀时命》一篇，完全模拟屈原的风格。在这些宫廷文人中，最重要的赋家要数枚乘。
枚乘（？—前140）字叔，淮阴（今属江苏）人。先后游于吴、梁。武帝即位后，慕名召他入宫，结果因年老死在途中。《汉书·艺文志》著录他的赋九篇，今存可靠而完整的，仅《七发》一篇，但这却是标志着汉代新体赋正式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在多方面奠定了汉赋的基础。
第一，《七发》是在一个虚构的故事框架中以问答体展开的。它假托楚太子因安居深宫、纵欲享乐而导致卧病不起，“吴客”前往探病，说七事以启发之（《七发》之名即由此而来），最后以“要言妙道”的吸引力使楚太子病愈。这个虚构的故事框架虽然很简单，却摆脱了描述实际事件、抒发由此产生的感想的限制，使作者能够自由地选择和表现自然与社会生活内容。以后的大赋，也多采用这种虚构框架和问答体的形式。当然，相传为屈原作的《渔父》、《卜居》及相传为宋玉作的《风赋》、《登徒子好色赋》等，已经是这样的面貌；
但这些作品真伪尚无法确定，因此也无法推断其写作年代，我们还是应该重视《七发》的这一特点。运用虚构手段，对于汉赋的发展有着极重要的意义。
第二，《七发》脱离了楚辞的抒情特征，转化为以铺陈写物为中心的高度散文化的文体。这篇赋的基本内容，就是以美丽的语言竭力描述音乐、美味、车马、宴游、狩猎、观涛六方面的情状（所谓“七发”，实以此六事为主），最后引申到贤哲的“要言妙道”。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虽然楚辞中也有较多铺陈的成分，而《招魂》尤为突出，但刘勰为赋所下的定义，只有对《七发》以后的赋才是充分适用的。与铺陈的特征相适应，《七发》的文句，也改变了楚辞文句富于变化，多用虚词和语气词的特点，使用排比整齐的句法，使语言本身更具有形式上的美感。
第三，《七发》所铺陈的内容，从多方面开拓了文学的题材，这些题材在后来的赋作中得到进一步发挥。在枚乘以前，《招魂》中对音乐歌舞以及宴游景象已有较多的描写，《七发》继承了《招魂》而表现得更为集中、丰富和细致；对狩猎、观涛、车马的描写，则是前所未有的。以后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中关于游猎和酒宴场面的描写，可以看作是对《七发》第四节（宴游）、第五节（狩猎）的扩充与发展；王褒专写乐器和音乐的《洞箫赋》，可说是对《七发》第一节（音乐）的发展；《七发》中写海涛的第六节，则启迪了后来木华《海赋》、郭璞《江赋》等江河湖海题材的辞赋。
第四，《七发》已经出现道德主题与审美主题的矛盾，出现“劝百讽一”的现象，这也成为后来汉赋的基本特征。《七发》开始一大段，写“吴客”问“楚太子”疾，指出内宫淫糜安逸的生活是致病之由，并提出要以“要言妙道”来治病，带有一定的批判性。但随后铺陈的七件事，却有六件是渲染声色犬马之乐；最终归结到“要言妙道”，仅仅是很空泛又很简短的一小节。事实很明显，《七发》的重点不是说理，也不是批判，而是展示各种令人向往的生活嗜欲，并以语言的形式，将这些素材创造为新鲜的文学美感。在人类文化中，克制欲望的道德要求，与满足欲望的享乐要求，始终是一对深刻的矛盾。两者之间的合理平衡，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七发》在这方面，并不打算作深入的思考，只是以很高尚却很空洞的“要言妙道”作为道德上的立足点，然后展开它的铺陈部分。这个简便的方法，为后来的赋家所利用。只是随着儒学定于一尊，把“要言妙道”改变为“引之节俭”。
《七发》既奠定了典型的汉代大赋的基础，又是辞赋中特殊的一支——“七”体的开创之作。清代平步青统计，自枚乘以后到唐代为止，“七”体辞赋有目可查者四十多家；唐以后仍有仿作，只是其中少见出色者。
西汉前期的辞赋家主要活动于南方的诸侯国。爱好辞赋的武帝即位以后，开始在中央宫廷招集文人，以后的历代皇帝大都学了他的榜样，使辞赋更广泛地流播于全国。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到，武帝时期也是汉赋的极盛期。仅《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这时期的辞赋，就有四百多篇。同时还出现了汉赋最重要的代表作家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前118）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景帝时为武骑常侍。因景帝不好辞赋，无所用，遂免官去梁，从枚乘游于梁孝王门下，孝王死后归蜀。武帝读他的《子虚赋》大加叹赏，把他召到宫廷，他又为武帝作《上林赋》。除了作为宫廷文学侍从，司马相如还曾奉命出使西南，安抚当地人心。晚年因不满于自己在宫廷的地位，常称病闲居。他的赋作，《汉书·艺文志》著录有二十九篇，大都不传。
今存者为《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二世赋》六篇。其中《长门赋》、《美人赋》的真伪尚有争议。
《子虚》、《上林》二赋，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经过贾谊、枚乘，到司马相如，典型的汉代大赋的体制，由这两篇赋（也可视为完整的一篇）得到最后的确立。以后大赋的作者，基本上都是模拟这二篇赋的体式，在题材和语言方面加以变化。
两篇赋的内容，也是在一个虚构框架中以问答体的形式展开的。楚国使者子虚出使齐国，向齐国之臣乌有先生夸耀楚国的云梦泽和楚王在此游猎的盛况，乌有先生不服，夸称齐国山海之宏大以压倒之。代表天子的亡是公又铺陈天子上林苑的壮丽和天子游猎的盛举，表明诸侯不能与天子相提并论。然后“曲终奏雅”，说出一番应当提倡节俭的道德教训。
司马相如早年从枚乘游，他的这两篇赋有明显继承《七发》的地方，但又有很大的发展。赋中的登场人物，冠以“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这样明白表示虚构的名字，作品的虚构性质就更加清楚了。内容的展开，在《七发》中是“吴客”与“楚太子”的一段段对话，是层层推进的序列式。这种对话形式，来自纵横家向君主陈述己见的文字，仍然带有战国文化的痕迹；在《子虚》、《上林》中，变成三个人物各自的独白，是相互比较、逐个压倒的并列式，最终突出了天子的崇高地位与绝对权威，完全是大一统时代的文化。在“讽”的部分，《七发》中作为道德立足点表示精神追求高于物质享受的“要言妙道”，乃是战国各家各派的学说，这也是战国文化的余澜；在《子虚》、《上林》中，变为作为唯一的统治思想的儒家学说，同样显示了大一统时代的文化特征。这些改变，都反映了历史演进的结果，因此对后来的汉代大赋，也就成为不可动摇的规范。
二赋最突出的一点，是极度的铺张扬厉，这也反映着时代的精神。汉武帝的时代，物质财富高度增长，帝国的版图大幅度扩展，统治者的雄心和对世界的占有欲望也随之膨胀。汲黯批评汉武帝“内多欲而外仁义”（《史记·汲黯列传》），司马相如的“劝百讽一”之赋，同样如此。它一方面顺应儒家思想而取得“外仁义”的道德立足点，一方面顺应着统治者膨胀的欲望而成为膨胀的文学。《七发》以二千余字铺陈七事，已经是空前的规模；《子虚》、《上林》则以四千余字的长篇，铺写游猎一事。当然不是只写游猎的场面，而是以此为中心，把山海河泽、宫殿苑囿、林木鸟兽、土地物产、音乐歌舞、服饰器物、骑射酒宴，一一包举在内。似乎客观世界的一切，都在作者的关注中。在这里，多种景物、事项统一为整体。相比之下，《七发》的分列描写竟显得琐细了。作者用夸张的文笔，华丽的辞藻，描绘一个无限延展的巨大空间，对其中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一切，逐一地铺陈排比，呈现过去文学从未有过的广阔丰富的图景和宏伟壮丽的气势。
毫无疑问，这里渲染了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并把他们的物质享受再造为精神享受。但是应该看到，作者以“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巨大时空意识所作的呆板堆砌而又浑厚雄伟的铺陈描写，正是展示了中华民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之际，那种征服世界、占有世界的自豪、骄傲，展示了那个时代繁荣富强、蓬勃向上的生气。这里弥漫着令后人不断回首惊叹的大汉气象。
在语言方面，《子虚赋》和《上林赋》也表现出高度的修辞意识与修辞技巧。本来，包括骚体赋在内，辞赋在各种文体中属于最注重修辞的一类，而《子虚》、《上林》把这一特点推向了极端。司马相如是位文字学家，他在这两篇赋中，积极收集与罗列脱离日常生活的陌生而又整齐的词汇，对每一字每一句都经过精心选择，完全清除了那些在楚辞里还残留着的简单的用语。它的形式也已经不是六字句的重复了。六字句作为赋的传统句式点缀于赋的重要部分，而为数最多的则是四字句。四字句与三字句、七字句夹杂交错，显示了一种只有完成品才能具有的整齐而复杂的美感。总而言之，无论在词汇方面，还是在句型方面，简单的成分都已被摒除，表现了对文学的修辞效果的前所未有的努力。
对于这一特点，需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高度修辞化的语言不一定是最成功的文学语言，过多堆砌陌生的词汇更难免造成艰涩难懂、呆板滞重的弊病；另一方面，尽管有这样的弊病，作者在修辞方面所作的努力，不但强化了文学作品作为艺术创造的显著特征，而且最终对文学技巧的发展成熟，也有着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子虚赋》、《上林赋》的缺陷也非常明显。把前面已经提及的总结起来，主要就是：夸张失实、文字艰深、罗列过度、呆板滞重。后来的大赋，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毛病，但所谓毛病和长处，却又是不可分割的东西。去掉这些毛病，汉赋的基本特点也就不存在了。
除《子虚赋》和《上林赋》外，司马相如的其他辞赋也颇有特色。如《哀二世赋》描写了旅行途中的自然景象，伤今怀古，开了后来纪行类赋的先河。《大人赋》则描写了幻想性、传奇性的自然景色，上继楚辞的传统，下开游仙文学的先河。《长门赋》虽不能肯定是司马相如所作，但至少是当时宫廷文人圈子中的产物，其中细腻地描写了皇后的孤独与悲哀，开了后世“宫怨”文学的先河。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作品。而且上述几篇，都属于传统的骚体赋，表现了司马相如在辞赋写作方面的多种风格和多样才能。
在武帝的宫廷文人中，枚乘之子枚皋（前156—？）与东方朔（前154—前93）是两个诙谐滑稽之才，身份更接近于宫廷弄臣。枚皋常随武帝出游，“上有所感，辄使赋之”，皋则“曲随其事，皆得其意”（《汉书》本传）。他写作速度很快，数量也多，质量却不高，是一种“诙笑嫚戏”之作，今皆已失传。枚皋常“自悔类倡”，对自己的地位颇感痛苦。东方朔的命运与枚皋相似，但是他的思想远比枚皋深刻。他向往战国那样能够凭藉才能而出人头地的时代，也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结果却只能在宫廷中扮演一个滑稽角色。他看到了自己命运的历史与时代原因。《答客难》一文说到：自己虽有苏秦、张仪之才，但时代却非复战国之旧了。汉武帝逐步削弱了诸侯国，实行彻底的中央集权，这使得原先能够以客的身份在各诸侯国间自由来去的士们只能完全听任专制君主的摆布，而在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下，文人们的命运是“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这不能不使身怀不羁之才的文人们深感痛苦和绝望。唯一的出路，只是顺应这个时代，求得苟且的生存。
《答客难》的出现，说明到了西汉中期，战国时代的袅袅余音已彻底消失，在专制制度的一统天下，文人必须作出新的人生选择。后来，武帝周围的文人大都不能善终，严助被杀，司马迁受刑……，事实完全证实了东方朔的预感。《答客难》的形式来源于战国诸子的驳论之文，而发展为一种新的文体。其后从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直到韩愈的《进学解》、柳宗元的《起废答》等都仿效其体，名作甚多，可见其影响之大。
汉武帝时期文人对于丧失自由的苦恼与悲哀，也表现在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董仲舒的《士不遇赋》等作品中。这些作品，都采用骚体赋这种适于抒发愤懑感情的体裁。司马迁是杰出的历史学家，董仲舒是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但他们在有所作为的同时，都不约而同地感到了与东方朔相似的苦恼，可见这是西汉中期文人由于政治局面与自身地位变化而产生的共同心态。
在武帝时期，除中央宫廷，一些诸侯王的宫廷也仍旧保持着提倡辞赋的传统，只是其作用已远不如西汉前期的诸侯王宫廷那样重要。其中最为兴盛的，是淮南王刘安（？—前著录，刘安本人有赋八十二篇，其群臣有赋四十四篇，数量颇可观。但今存者仅有题为“淮南小山”作的《招隐士》完整而可靠。这是一篇楚辞体的名作，主题是召唤隐士出山，语言清新流丽，有出色的自然景物描写，对后来写两种不同“招隐”——招隐士出山和招士人归隐——的文学作品，有显著的影响。
到了汉宣帝时期，辞赋创作继续繁荣不衰。宣帝模仿武帝，在宫廷里招罗了许多文学侍从之臣，“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汉书·王褒传》）。当时最著名的辞赋家是王褒。王褒（生卒年不详）字子渊，蜀资中（今四川资阳）人。他的辞赋，《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十六篇，今存《洞箫赋》、《九怀》、《甘泉宫颂》、《碧鸡颂》、《僮约》、《责须髯奴辞》等，其中以《洞箫赋》与《僮约》比较出色。《洞箫赋》是第一篇专门描写乐器与音乐的赋，王褒之首创，盖与西汉中期乐府音乐之盛有关，同时，也与宣帝太子（即元帝）喜欢洞箫有关（《文选·三都赋》刘楠林注：“汉元帝能吹洞箫”）。《洞箫赋》的取材深受《七发》第一段的影响，但王褒将之发展为全赋，这无疑扩大了汉赋的题材范围，开了后世的咏物赋和音乐赋的先河。《洞箫赋》中所描写的自然景色，与《七发》第一段的类似描写相比，是更为主观化和浪漫化的，因而也是一个进步。《洞箫赋》虽多用骚体句，但杂以骈偶句，这也是首开其端的。自此以后，辞赋中的骈偶句也像散文中一样，渐渐地多了起来。总之，这篇赋在各个方面都颇有独创性。《僮约》和《责须髯奴辞》都是游戏笔墨，大约都是为了宫廷娱乐的需要而制作的，开了后来蔡邕的《青衣赋》、孔稚珪的《北山移文》等游戏文字的先河。而且，从这两篇作品，也可以想见今已不存的枚皋和东方朔的“嫚戏”赋的大概面貌。
『伍』 中国古代文学史分期及主要样式
（1）上古时期；神话传说
（2）先秦时期：散文（历史散文、诸子散文）
（3）两汉时期：辞赋乐府民歌历史散文
（4）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等
（5）唐代时期：诗
（6）宋代时期：词
（7）元代时期：曲
（8）明清时期：小说
上古时期的神话传说，
（1）所谓神话，是上古时代的人们，对其所接触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所幻想出来的艺术意味的解释和描叙的集体口头创作。
（2）上古神话的主要内容有：
A、解释自然现象的：女娲补天、女娲造人、盘古开天
B、反映人类同自然斗争的：鲧禹治水、后羿射日、精卫填海
C、反映社会斗争的：黄帝战蚩尤
（3）记载上古神话的主要作品：《淮南子》、《山海经》、《庄子》等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1）《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西周到春秋时期的诗歌305篇。
（2）在先秦,《诗经》统称为《诗》或《诗三百》直到汉武帝时期，儒学者将起奉为经典，才名为《诗经》。
（3）《诗经》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形式上以四言为主，表现手法为“赋”“比”“兴”。
（4）《诗经》的名篇有：《硕鼠》、《伐檀》、《关雎》等。
（5）《诗经》奠定了我国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基础。
（6）《诗经》名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一日不见，如三秋兮|靡不有初，鲜克有初
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
（1）屈原，名平，字原，战国时期楚国人，出身贵族。他“博闻强记，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政治上主张修明法度，联齐抗秦，遭保守派反对，先后两次被放逐（前——汉北；后——江南洞庭）。公元前278年夏历5月5日投汨罗江而死.
（2）屈原是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的诗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得伸展抱负的愤懑。名篇有：《离骚》《天问》《九章》《九歌》等。
（3）《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一首不朽的浪漫主义杰作，也是我国古代第一首抒情诗（第一首叙事诗是汉代的《孔雀东南飞》）。诗中的名句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它奠定了我国古典诗歌的浪漫主义基础。
（4）我国诗歌史上常有“风骚”并称。“风”指的是诗经国风，“骚”指的是《离骚》，二者又代表了文学。
我国第二部诗歌总集——《楚辞》
（1）“楚辞”是战国时期以屈原为首的楚国人在本国民歌基础上创造的一种新的诗体。
（2）《楚辞》是汉人刘向将楚国屈原、宋玉以及汉代的东方朔、淮南小山和他自己的诗歌编为一个集子。它是继《诗经》之后的又一部诗歌总集，有诗歌17篇，其中屈原的作品占绝大多数。，
先秦历史散文
（1）《尚书》：上古之书，记言古史，上自唐虞，下到尚周。作者不详。今存。
（2）《春秋》：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内容从鲁隐公到鲁哀公共240多年的历史。孔子编订。记事简单，类似现在的新闻标题。
（3）《左传》：我国第一部记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是为春秋做传的，记事比《春秋》多13年，作者是鲁国的史官左丘明。
（4）《国语》：我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内容从周穆王到周贞定王500多年的历史相传作者为左丘明。
（5）《国策》：又名《战国策》，是战国时期的史料汇编，国别体史书，共12策33篇。西汉刘向编订。
（6）名句：为山九仞，功亏一篑|满招损，谦受益|辅车相依，唇亡齿寒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亡羊补牢,犹为迟也。
先秦诸子散文，
（1）《论语》：儒家经典。孔子弟子编纂。反映孔子思想（礼治），20篇。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儒家创始人。
（2）《孟子》：儒家经典。孟子著，反映孟子思想（仁政），7篇。孟子，名轲，字子舆，鲁国人，儒家重要人物。
（3）《荀子》：儒家著作。荀子著，反映荀子思想（唯物主义），32篇。荀子，名况，后人尊称“荀卿”，赵人，儒家最后的代表人物。
（4）《墨子》：墨家重要著作。墨子及弟子著，反映墨子思想（兼爱），53篇。墨子，名翟，鲁国人，墨家创始人。
（5）《老子》：即《道德经》，道家经典。老子著，反映老思想（无为）81章。老子，名耳，字伯阳，谥曰聃，道家创始人。
（6）《庄子》：即《南华经》，道家经典，反映庄子思想（清净无为），33篇。庄子，名周，宋国人，道家学派重要人物。
（7）《韩非子》法家重要著作。韩非著，反映韩非思想（法治），55篇。韩非，先秦法家集大成者。
（8）《孙子》：即《孙子兵法》，孙子著。我国第一部军事理论著作，13篇。孙子，名武，字长卿，齐国人，我国古代军事家。
（9）《吕览》：即《吕氏春秋》，杂家代表著作。吕不韦集门人编写，160篇。吕不韦，韩国商人，曾为秦的相国。
（10）名句：工欲上其事，必先利其器|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可忍，孰不可|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汉处著名文学家——贾谊
（1）贾谊，西汉初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世称贾生、贾长沙，33岁死。
（2）贾谊的著名散文有：《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贾谊的著名辞赋有：《吊屈原赋》，《鸟赋》
（3）贾谊共有文章58篇，西汉刘向将其编订为《新书》。
汉赋发展的三个阶段及主要作家，
（1）“赋”是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一种文体。属于韵文。
（2）形成期（汉初---汉武帝）多为书写悲愤之情的“骚体赋”，有贾谊的《吊屈原赋》枚乘的《七发》等。
全盛期（汉武帝---顺帝）多为歌功颂德的长篇“大赋”，有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班固的《两都赋》和杨雄的《甘泉赋》等。
转变期（汉顺帝---汉末）多为篇幅较小的抒情“小赋”，有张衡的《二京赋》蔡邕的《述行赋》等。
（3）“汉赋四大家”是：杨雄、司马相如、班固、张衡，
司马迁与《史记》，
（1）司马迁，字子长，西汉著名史学家和文学家。二十岁开始漫游，三十二岁继父职为太始令，四十二岁开始写〈史记〉。后因李陵（李广之孙）降匈奴一事得罪汉武帝受宫刑并下狱。出狱后发愤著书，历经十多年，完成《史记》。
（2）《史记》，又叫《太始公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130篇，52万余字，分为本纪（12）、世家（30）、列传（70）书（8）、表（10）五部分，记载了从传中的黄帝到汉武帝长达三千年的历史。
（3）《史记》既是史学巨著，又是文学巨著，鲁迅赞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4）司马迁还有辞赋8篇和著名的散文《报任安书》
（5）名句：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班固与《汉书》，
（1）班固，字孟坚，东汉史学家、文学家，其父班彪曾撰〈史记后传〉。班固曾被污入狱，其弟班超替其力辩，出狱后任兰台史令，奉诏写史，历经二十余年，完成《汉书》。
（2）《汉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西汉）。全书共100篇，分为帝记（12）、列传（70）、表（8）、
志（10）四部分记载了从汉武帝到王莽共229年历史。
（3）班固还是东汉著名的辞赋家（〈两都赋〉）。
（4）名句：绳锯木断，水滴石穿|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汉乐府民歌，
（1）“乐府”是两汉时期的音乐机构。它的任务有二：一是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制成曲谱并演奏，二是采集民歌。后来，乐府就成了民歌的代名词。
（2）乐府民歌的最大特点是写现实生活，叙事性强。
（3）乐府民歌的佳作：《陌上桑》，《孔雀东南飞》，《长歌行》等。
（4）《孔雀东南飞》是我国第一首长篇叙事诗（第一首长篇抒情诗是〈离骚〉），它与北朝的《木兰诗》合称为“乐府双璧”。
魏晋南北朝文学
1．魏晋南北朝的诗歌和散文
①“三曹”.“三曹”即曹氏父子曹操、 曹丕、 曹植。曹操的《观沧海》，曹丕的《蒿里行》，曹植的《名都篇》《白马篇》《洛神赋》都很有名。
②“建安七子” 。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
③“竹林七贤”。 阮籍、稽康、山涛、刘伶、王戎、向秀、刘咸
④陶渊明,名潜,字元亮，世称靖节先生。 《桃花源记》《归去来辞》《归园田居》《饮酒》是传世之作。
⑤此外, 诸葛亮《出师表》、范晔(yè)《后汉书》、陈寿《三国志》、王羲之《兰亭集序》、刘勰《文心雕龙》、郦道元《水经注》都名垂史册。
2．魏晋南北朝的小说。
①志怪小说以干宝《搜神记》为代表。 《干将莫邪》。
②轶事小说以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周处》。
唐代文学
1．唐诗
①“初唐四杰”：“初唐四杰”是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腾王阁序》脍炙人口。
②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人民诗人白居易。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李白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名作有《将进酒》、《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秋浦歌》《静夜诗》《赠汪伦》等.著《李太白集》。杜甫,字子美，又称杜工部，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名作有“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安吏》)“三别”（《无家别》《垂老别》《新婚别》）《北征》《兵车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双称白香山，白太傅、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名作《长恨歌》《琵琶行》。
③山水诗人王维、孟浩然。王维字摩诘，一位大诗人，著名“画家和音乐家”；人们说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名作有《使至塞上》《山居秋暝》。孟浩然是王维密友,名篇有《过故人庄》。
④“边塞诗人”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高适《燕歌行》、岑(cén)参(shēn)《白雪歌》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浙》王之涣《登鹳雀楼》都是名篇。
⑤“小李杜”。李商隐，杜牧，著有《樊川文集》。
⑥“诗中三李”毛泽东同志喜欢的名篇有《雁门太守行》“诗中三李”为李白、李商隐、李贺。
2．唐代散文。
①韩愈。韩愈，字退之，自号昌黎，又称韩吏部。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著《昌黎先生集》。
②柳宗元，字子厚，又称柳河东。写了著名的《永洲八记》著有《柳河东集》。
3．唐人传奇。陈鸿的《长恨歌》传，李朝威的《柳毅传》都是较成熟的文言小说。
宋代文学
1．宋词和宋诗
①以苏辛为代表的宋词豪放派。苏轼，字子瞻，东坡居士，其诗、文、字画都有极高成就。与其父苏洵、弟苏辙号称“三苏”。著有《苏东坡集》。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有《稼轩长短句》。
②以柳永、李清照、姜夔等人为代表的宋词婉约派。柳永， 李清照， 姜夔。
③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和伟大的民族英雄文天祥。陆字务观,号放翁，著有《剑南诗稿》。文天祥,字履善又字宋瑞，自号文山，著《文山全集》，名篇有《正气歌》《过伶仃洋》。
2．宋代散文
①著名的“唐宋八大家”。唐宋八大家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曾巩。
②范仲淹，字希文，谥号文正公。 《岳阳楼记》为千古名篇。
3．宋人话本。话本是“说话”艺人的底本.著名话本有《大宋宣和遗事》（内有水浒故事）《三国志平话》（后演进为《三国演义》）。
元代文学
1．元曲四大家
①白朴， 名作有《墙头马上》
②关汉卿，号 已斋叟，名作有《窦娥冤》
③马致远， 名作有《汉宫秋》
④郑光祖 ，代表作是《倩女离魂》
2．十大悲剧占其六
①关汉卿的《空头娥冤》②纪君的《赵氏孤儿》③白朴的《梧桐雨》④马致远的《汉宫秋》 ⑤洪晟的《长生殿》⑥孔尚任的《桃花扇》此外还有⑦冯梦龙的《精忠魂》⑧孟称舜的《娇红记》⑨李玉的《精忠谱》⑩方成培的《雷峰塔》。
3．王实甫和他的《本厢记》。王实甫字德信.《西厢记》的主题是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婚姻爱情幸福
『陆』 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有什么特点
《子虚赋》的特点是张扬大国风采，帝王气象，气势恢弘，篇幅较长，与《上林赋》构成姊妹篇，都是汉代文学正式确立的标志性作品。
《子虚赋》是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早期客游梁孝王时所作。此赋通过楚国之子虚先生讲述随齐王出猎，齐王问及楚国，极力铺排楚国之广大丰饶，以至云梦不过是其后花园之小小一角。乌有先生不服，便以齐之大海名山、异方殊类，傲视子虚。
其主要意义是通过这种夸张声势的描写，表现了汉一代王朝的强大声势和雄伟气魄。此赋极铺张扬厉之能事，词藻丰富，描写工丽，散韵相间，标志着汉大赋的完全成熟。
(6)七发道德主题扩展阅读
《子虚赋》八个自然段，可分为三部分。前三段写云梦泽的地理风貌和自然富有，中间四段写楚王游猎云梦之乐，最后一段写乌有先生对子虚的批判，归结讽谏主题。前两个部分列述奢侈淫游的种种表现，后一部分揭示淫逸奢侈的危害。
子虚以使臣的角色出现，其所陈述的内容，所表达的感受，既是他个人的，同时也与他使臣的身份、使命有直接的关系。他的荣辱之感已同楚国的荣辱紧密联系在一起。作品中的乌有先生是齐人。虽然他没有维护齐或代表齐之利益的使命、职责，但谈话间却无不为齐争辩。
他在夸耀齐之广大以后说：“然齐在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先生又见客，是以王辞不复。何为无以应哉？”这就不是以朋友的或个人的口吻谈话，而是在批评子虚的同时，也于言谈间维护齐的威望。作品中的人物已不是单体的个人，他们承载起了群体的感受与意识。
同时，作品内容的展开和人物对话中的冲突，更深刻地展现出不同时代、不同人群间的思想冲突，通过子虚、乌有二人的对话，表现出两种不同的使命意识。
作品开篇便揭示子虚的身份：他是楚的使臣，出使于齐，受到齐王的热情接待：“悉发境内之士，备车骑之众，与使者出田。”畋猎毕，子虚“过诧乌有先生”。二人思想观念的差异也随之展开。
在诸侯分立的时代，诸侯交际、聘问的历史上确实存在各式各样的明争暗斗，使臣与出使国君臣彬彬有礼的交往中存在着对荣誉、利益的挑战和维护。同时，使臣是否受到尊重及在何等程度上的尊重，则是两个诸侯国间关系的直接表现。晋赵孟出聘郑，受到特殊的礼遇，不取决于晋郑的友好，而在于郑对晋的依附，在于赵孟执掌晋之政柄，加之以他个人的君子风范和人格魅力。
与之相反的，则是诸侯与使臣交往中一些隐藏在温文尔雅外衣下的明争暗斗。前代诸侯间的争斗与不快，正是子虚在出使中显得极为敏感的原因。在《子虚赋》中，大国诸侯恃强凌弱，妄自尊大的强国心理，对使臣的使命意识构成威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这是古代使臣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
而不辱君命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和形式，特别是大国之间，既要完成出使任务，还要在应对间，宣扬国之长或优势，显示其国力，扬威诸侯。这是贯穿于子虚滔滔宏论中的潜台词，也是构成《子虚赋》中第一个波澜的主色调。
乌有先生对子虚的回答中不免有为尊者讳，有维护齐之威望的嫌疑。他认为，齐王“悉发境内之士”的畋猎，完全是出于对使臣的热情，“以娱左右也，何名为夸哉！”否定齐王有炫耀之意。至于说询问楚的情况，在他看来，也是极其友好的表示：“问楚地之有无者，愿闻大国之风烈，先生之余论也。”都是出于好意。反倒是子虚过于敏感，将友好的接待误解为比权量力的明争暗斗。
乌有先生进而指出，子虚的谈话使自己陷入两难的境地：“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恶；无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恶而伤私义，二者无一可。”如果他所说属实，那就玷污了使臣的使命，不仅没能张显楚王的德，反而暴露了楚王贪图淫乐奢侈的缺点。如果他仅仅出于虚荣心而说了谎话，则表明他缺乏诚信，人品操守有亏，作为使臣来说，也是不称职的。
『柒』 《七发》《子虚赋》《上林赋》内容梗概
西汉枚乘的《七发》，假托楚太子有病，吴客探视，以主客问答形式，写了一篇规劝文。其意大体是：出入车辇为瘫痪之兆；深宫幽室是寒热的媒体；妖姬美妾是伤害性命的刀斧；美酒珍肴是伤生的毒药；太子之疾非药石可治。注意饮食、走出深宫，到大自然中去，陶冶情操、锻炼身体才能根治疾病。
《子虚赋》、《上林赋》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也是汉赋中具有开拓意义和典范作用的成果。这两篇作品不作于一时。《子虚赋》作于相如为梁孝王宾客时，《上林赋》作于武帝召见之际，前后相去十年。两赋内容连属，构思一贯，结体谨严，实为一篇完整作品的上下章。
作品虚构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三人，并通过他们讲述齐、楚和天子畋猎的状况，他们对此事的态度，结成作品的基本骨架。
《子虚赋》写楚臣子虚使于齐，齐王盛待子虚，悉发车骑，与使者出猎。畋罢，子虚访问乌有先生，遇亡是公在座。子虚讲述齐王畋猎之盛，而自己则在齐王面前夸耀楚王游猎云梦的盛况。在子虚看来，齐王对他的盛情接待中流露出大国君主的自豪、自炫，这无异于表明其他诸侯国都不如自己。他作为楚国使臣，感到这是对自己国家和君主的轻慢。使臣的首要任务是不辰君命，于是，他以维护国家和君主尊严的态度讲述了楚国的辽阔和云梦游猎的盛大规模。赋的后半部分是乌有先生对子虚的批评。他指出，子虚“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这种作法是错误的。在他看来，地域的辽远、物产的繁富和对于物质享乐的追求，同君主的道德修养无法相比，是不值得称道的。从他对子虚的批评中可以看出，他把使臣的责任定位在传播自己国家的强盛和君主的道德、声誉上。而子虚在齐王面前的所作所为，恰恰是诸侯之间的比强斗富，是已经过时的思想观念所支配。因此他说，“必若所言，固非楚国之美也”。作品通过乌有先生对子虚的批评，表现出作者对诸侯及其使臣竞相侈靡、不崇德义的思想、行为的否定。“彰君恶”诸语表现出较鲜明的讽喻意图。
《上林赋》紧承上篇乌有先生的言论展开，写出亡是公对子虚、乌有乃至齐、楚诸侯的批评，并通过渲染上林苑游猎之盛及天子对奢侈生活的反省，艺术地展现了汉代盛世景象，表明作者对游猎活动的态度、对人民的关心。
在《上林赋》中，亡是公以“楚则失矣，而齐亦未为得”一语起势，将全篇的意蕴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作者看来，子虚自炫物资繁富、奢侈逾度的思想最为浅陋；乌有先生重精神、尚道义，从较高的基点上对它进行了否定。然而，乌有先生谈话的思想基点，乃是诸侯国中较有识见的贤臣思想，它与大一统的盛世强国的精神，尚有明显的高下之别。他明确地指出：
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
针对他们二人共同的失误给予总体批评，然后笔锋一转，以上林的巨丽之美否定了齐、楚的辽远盛大，使诸侯国相形见绌。作者极写上林苑囿的广阔，天子畋猎声势的浩大，离宫别馆声色的淫乐。描写上林苑的文学占据了作品的绝大部分篇幅，它以浓墨重彩，生动地描绘出庞大帝国统治中心前所未有的富庶、繁荣，气势充溢，信心十足；通过畋猎这一侧面，写出汉帝国中央王朝在享乐生活方面也独具坚实丰厚的物质基础。
在作者的笔下，居于这个庞大帝国统治中心的天子是个既懂得享乐奢侈、又勤政爱民、为国家计之久远的英明君主。他在酒足乐酣之时，茫然而思，似若有失，曰：“嗟乎，此太奢侈！”尽管如此，这位英主认为自己是以勤于政事的闲暇率众出猎，奢侈而不废政务。他担心后嗣陷于“靡丽”歧途，“往往而不返”，“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他不想对后世产生误导，遂发布了一个同以往设立上林苑迥然不同的命令：
于是乎乃解酒罢猎，而命有司，曰：“地可垦辟，悉为农郊，以赡萌隶；颓墙填堑，使山泽之人得至焉；实陂池而勿禁，虚宫馆而勿仞。发仓廪以救贫穷，补不足，恤鳏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与天下为更始。”
这个命令否定上林的巨丽之美，而代之以天下之治。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尚德崇义，按照儒家理想和经典以治天下。作品描绘出一幅天下大治的盛世景象：“于斯之时，天下大说，向风而听，随流而化。卉然兴道而迁义，刑错而不用。德隆于三皇，而功羡于五帝。”此处所展现的景象同前面所描绘的上林巨丽之美有着本质的差别。这里不渲染地域的辽阔、物质的饶富、气势的充溢，而是突出了道德的、政治的潜在力量和功效。于是，天下大治的理想社会又成为对上林巨丽之美的否定。
在《上林赋》中，作品的宗旨得到进一步升华。亡是公所描绘的盛世景象成为“猎乃可喜”的前提条件。他不再停止于乌有先生所力主的对道义的追求，而是从天子对后世子孙的垂范作用，从天子对人民、对社稷所负使命的角度，看待畋猎之事。他要以自己构想出的盛世蓝图及对畋猎的态度诱导君主，以达到讽谏的目的。
『捌』 东汉时期有个人叫枚乘.写了一篇叫《七发》的文章。请问内容是什么
是西汉的枚乘啊。
《七发》的作者枚乘，字叔，江苏淮阴人，是西汉著名的词赋家。其主要活动时期是汉文帝和景帝两代。在吴王刘濞和梁孝王刘武的宫廷里做过文学侍从。他的文笔流畅犀利，思想超凡。但他的作品多已散佚，今仅存《七发》等三篇收在《枚叔集》中，其中就以《七发》最为著名。
枚乘的《七发》是赋体散文，主要内容是假托楚太子与吴客两个人物之间的对话，论述人生的至高哲理。而文中的“吴客”显然是枚乘自己的化身。《七发》的全文共分八段，而文章的开头是：“楚太子有疾，吴客往问之”，接着就从这个“疾”字引发了一连串令人拍案叫绝的议论。吴客在楚太子面前没有说半句奉承献媚的话，而是理直气壮地告诉楚太子：你的病太重了，简直无药可医。其病根就在你天天迷恋于声色犬马，玩乐无度，如此庸俗腐朽的物质刺激，造成了空虚的精神境界：于是病魔就在你这个空虚的精神境界中爆发出来。所以使你的精神陷入萎靡不振而不能自拔，最后才奄奄一息，药石无效。这是文章的首段，提出楚太子的病源何在。接着六段分别从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田猎、观涛等生活的角度描述其中的利与害，启发楚太子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然后在文章的最末一段就正面的向楚太子提出了养生之道，即所谓“要言妙道”。他提醒楚太子要用精力来与有识之士“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要不断的丰富自己的知识，用高度的文化修养来抵制腐朽愚昧的生活方式。这样一说，使楚太子忽然出了一身大汗，“霍然病已”，病全好了。从而证实了《七发》中的“要言妙道”，是治疗楚太子疾病的惟一方法。
《七发》之妙，就妙在用艺术形象论述物质与精神的辨证关系。高度的物质文明，如果没有配合高度的精神文明，这毕竟是一种缺陷，甚至各种“病魔”都会在这个缺陷中滋生繁衍。一个人如此，推而广之，整个国家民族也是如此。如今，我国的经济已经迅速的发展，但是精神文明的建设同样不能忽视。对于有的人伦道德滑坡、贪污犯罪，这种全社会的“公害”，我们不妨也参考一下《七发》中的“要言妙道”。让那些醉生梦死，萎靡不振的大小官僚也出一身大汗！
『玖』 古诗十九首 名词解释
汉代一些文人五言诗，作者已无可考查，后人便把这些无名氏的五言诗称作“古诗”。内梁昭明太子萧统容在编《文选》时，收录了其中十九首，并题作《古诗十九首》。
从此，《古诗十九首》就成了这组无名氏的五言古诗的专有名称。《古诗十九首》绝大多数是中下层文人的抒情之作，其产生年代约在东汉末期。这些诗虽不是一人所写，但风格大致相同。
《古诗十九首》，组诗名，最早见于《文选》，非一人一时一地所作，为南朝梁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
(9)七发道德主题扩展阅读
（1）内容上：羁旅行役，相思怀人之苦，是其一大主题。反映了游子思妇的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巨大痛苦。同时，也描写士人的彷徨失意，有些作品表现出追求富贵和及时行乐的思想。如《涉江采芙蓉》。它在揭露现实社会黑暗的同时，也隐含了诗人对失去的道德原则的追恋。
（2）艺术特色：其具有天然浑成的艺术风格。融情于景，寓景于情，是其一大抒情特色。语言浅近自然，意蕴丰富，即善于锤炼语言，熔铸典故，把丰富的内涵，纳入最简约的语言之中。
（3）影响：《古诗十九首》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它的题材内容，表现手法及艺术风格，都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勰称之为"五言之冠冕"。
『拾』 “赋”的文学形式有什么特点可以成为“赋”的文学作品有哪些
赋，中国古典文学的一种重要文体，虽然对于现代人来说，其远不及诗词、散文、小说那样脍炙人口。但在古代，特别在汉唐时诗与赋往往并举连称，从曹丕的“诗赋欲丽”和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可窥端倪。赋萌生于战国，兴盛于汉唐，衰于宋元明清。在汉唐时期，有只作赋而不写诗的文人，却几乎没有只作诗而不写赋的才子。建安以后乃至整个六朝时期，对赋的推崇甚至于诗。《史记》中称屈原的作品为赋，《汉书》也称屈原等人的作品为赋。后人因推尊《史》、《汉》，所以便把屈原等人作品称为之赋。赋是汉代最具代表性，最能彰显其时代精神的一种文学样式。它是在远承《诗经》赋颂传统，近《楚辞》的基础上，兼收战国纵横之文的铺张恣意之风和先秦诸子作品的相关因素，最后综合而成的一种新文体。它与汉代的诗文一起，成就了汉代文学的灿烂与辉煌。
赋的来源
“赋”字用为文体的第一人应推司马迁。在汉文帝时“诗”已设立博士，成为经学。在这种背景下，称屈原的作品为诗是极不合适的。但屈原的作品又往往只可诵读而不能歌唱，若用“歌”称也名不正言不顺。于是，司马迁就选择“辞”与“赋”这两个名称。不过，他还是倾向于把屈原的作品以“辞”来命名，这是由于屈原的作品富于文采之故。而把宋玉、唐勒、景差等人作品称为“赋”。真 正把自己作品称为赋的作家第一人是司马相如。而后，到西汉末年，文人们就常以“赋”名篇自己的作品了。 “赋”的名称最早见于战国后期荀况的《赋片》。最初的诗词曲都能歌唱，而赋却不能歌唱，只能朗诵。它外形似散文，内部又有诗的韵律，是一种介于诗歌和散斆之间的文体。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擒文”；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汉赋的内容可分为5类：一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兽草木。而以前二者为汉赋之代表。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
[编辑本段]汉赋的结构
汉赋在结构上，一般都有三部分，即序、本文和被称作“乱”或“讯”的结尾。汉赋写法上大多以丰辞缛藻、穷极声貌来大肆铺陈，为汉帝国的强大或统治者的文治武功高唱赞歌，只在结尾处略带几笔，微露讽谏之意。
[编辑本段]汉赋的类别
汉赋分为大赋和小赋。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
[编辑本段]赋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汉代文体。作为文体名称，它渊源于 荀子 的《赋》；作为文学体制，它直接受到屈宋楚辞和战国恣肆之风的极大影响。由于汉帝国经济发达，国力强盛，为汉赋的新兴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统治者对赋的喜爱和提倡，使文人士大夫争相以写赋为能事，汉赋遂成为汉代400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
赋作为一种文体，早在战国时代后期便已经产生了。最早写作赋体作品并以赋名篇的可能是荀子。据《汉书•艺文志》载，荀子有赋10篇（现存《礼》、《知》、《云》、《蚕》、《箴》5篇）,是用通俗“隐语”铺写五种事物。旧传楚国宋玉也有赋体作品，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等，辞藻华美，且有讽谏用意，较之荀赋,似与汉赋更为接近,但或疑为后人伪托，尚无定论。从现存荀赋来看，这时赋体还属萌芽状态。赋体的进一步发展，当受到战国后期纵横家的散文和新兴文体楚辞的巨大影响。赋体的主要特点，是铺陈写物，“不歌而诵”，接近于散文，但在发展中它吸收了楚辞的某些特点——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因而丰富了自己的体制。正由于赋体的发展与楚辞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汉代往往把辞赋连称，西汉初年的所谓“骚体赋”，确实与楚辞相当接近，颇难加以明显的区分。
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汉初的赋家，继承楚辞的余绪,这时流行的主要是所谓“骚体赋”,其后则逐渐演变为有独立特征的所谓散体大赋，这是汉赋的主体，也是汉赋最兴盛的阶段；东汉中叶以后，散体大赋逐渐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赋开始兴起。汉赋的这种发展变化过程，与汉代社会状况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时期 自汉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当时所谓“大汉初定，日不暇给”,封建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锢不严，儒家思想尚未占据统治地位。当时诸王纳士，著书立说，文化思想还比较活跃。这一时期的辞赋，主要仍是继承《楚辞》的传统，内容多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之作，在形式上初步有所转变。这时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作家是贾谊，此外还有淮南小山和枚乘等人。
贾谊的《吊屈原赋》是借悼念屈原抒发愤慨，虽吊逝者，实为自喻。此篇的形式与风格,是骚体的继承,但由于作品倾诉的是作者的真情实感，因而和后来那种纯然出于模拟《楚辞》而为文造情的作品明显不同。贾谊的《鵩鸟赋》是一篇寓志遣怀之作，假设与鵩鸟对话而敷衍出一篇文字。这篇赋一方面使用了主客问答体，同时也比较多地倾向于使用铺陈的手法，散文的气味浓厚预示了新的赋体正在孕育形成。
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写作者以急切的心情召唤隐居山林的隐士早日归来。赋中描写山中景物，使用铺叙和夸张的手法，充满丰富的想象，是汉初骚体赋的优异之作。
贾谊和淮南小山的赋作都还距骚体不远，仅在某些方面开始有所转变，而标志着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个作家和作品，是枚乘和他的《七发》。
枚乘主要生活于汉文帝、景帝时期，死于武帝初年。他的《七发》写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问候，通过主客的问答，批判了统治阶级腐化享乐生活，说明贵族子弟的这种痼疾，根源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思想，一切药石针灸都无能为力，唯有用“要言妙道”从思想上治疗。赋中用了七大段文字，铺陈了音乐的美妙,饮食的甘美,车马的名贵,漫游的欢乐,田猎的盛况和江涛的壮观。《七发》虽未以赋名篇，却已形成了汉大赋的体制。它通篇是散文，偶然杂有楚辞式的诗句，且用设问的形式构成章句，结构宏阔，辞藻富丽，刘勰称：“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从汉初的所谓骚体赋到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汉大赋，《七发》是一篇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
第二时期 西汉武帝初年至东汉中叶,共约200多年时间,从武帝至宣帝的90年间,是汉赋发展的鼎盛期。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汉赋900余篇，作者60余人,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从流传下来的作品看，内容大部分是描写汉帝国威震四邦的国势，新兴都邑的繁荣，水陆产品的丰饶，宫室苑囿的富丽以及皇室贵族田猎、歌舞时的壮丽场面等等。
自汉武帝刘彻到宣帝刘询的时代，即所谓西汉中叶，这是汉帝国经济大发展和国势最强盛的时期。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上承“文景之治”,为了进一步保卫国家和巩固政权,他又北向出击匈奴,弭除了历年的边患；用兵南方，结束了南方一些部族纷争的局面。这在一般封建文人眼里，无疑是一个值得颂扬的“盛世”。又加上武帝好大喜功，雅好文艺，招纳了许多文学侍从之臣在自己身边，提倡辞赋，诱以利禄，因而大量歌功颂德的作品，就在所谓“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借口下产生了。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
这一时期的赋作基本上同《诗经》的雅颂一样，是一种宫廷文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润色鸿业”服务的。有一些作家，作为皇帝的侍从，对皇帝歌功颂德，但他们又对自己类似俳优的地位时时感到不满，因而也写作了一些感慨身世和以讽谕为主的作品。也有一些作家对当时汉帝国空前繁荣强盛的局面，感到鼓舞和喜悦，但对皇室大量挥霍资财和迷于奢侈享乐的生活，无论从历史教训出发,还是从当时的民生出发,也曾感到担忧。这就构成了当时一些鸿篇巨制的大赋在思想内容方面的普遍特点，它们往往既歌颂夸耀于前,又讽谕劝戒于后,而这两者统一在一篇作品中，因而造成了这些汉代大赋思想内容的复杂性。
司马相如是汉代大赋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文选》所载《子虚》、《上林》两赋是他的著名的代表作。近人据《史记》、《汉书》本传，考定二赋或本是一篇，即《天子游猎赋》。这两篇以游猎为题材，对诸侯、天子的游猎盛况和宫苑的豪华壮丽，作了极其夸张的描写，而后归结到歌颂大一统汉帝国的权势和汉天子的尊严。在赋的末尾，作者采用了让汉天子享乐之后反躬自省的方式，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惩奢劝俭的用意。司马相如的这两篇赋在汉赋发展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它以华丽的词藻，夸饰的手法，韵散结合的语言和设为问答的形式,大肆铺陈宫苑的壮丽和帝王生活的豪华,充分表现出汉大赋的典型特点，从而确定了一种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和所谓“劝百讽一”的传统。后来一些描写京都宫苑、田猎、巡游的大赋都规抚它，但在规模气势上又始终难以超越它。所以扬雄说：“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法言•吾子》）
汉武帝、宣帝年间著名的赋作家还有东方朔、枚皋、王褒等人。《汉书•艺文志》著录他们的赋作颇多，但传世颇少。如枚皋，据记载有赋 120篇，现已一篇无存。东方朔流传下来的《七谏》，是一篇因袭楚辞的骚体赋，并无新意。但他的《答客难》、《非有先生论》，虽未以赋名，却是两篇散体赋，对以后述志赋的发展有一定影响。王褒是宣帝时重要赋家，今存《洞箫赋》和骚体赋《九怀》。《洞箫赋》是现存描写音乐赋作较早的一篇，对后世的咏物赋和描写音乐题材的作品有过影响。
西汉末年至东汉中叶 100多年间，《子虚》、《上林》两赋成为这一时期众多作家创作的共同模式，他们的作品都不能越出其范围,完全失去了新鲜的创造力,只有扬雄和班固,由于他们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和才能,他们赋作尚有自己的特点，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
扬雄是西汉末年最著名的赋家。《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赋在思想、题材和写法上，都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相似，不过赋中的讽谏成分明显增加，而在艺术水平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部分段落的描写和铺陈相当精彩，在模拟中有自己的特色。后世常以“扬、马”并称，原因即在于此。他的《解嘲》,是一篇散体赋,写他不愿趋附权贵，而自甘淡泊的生活志趣,纵横论辩，善为排比,可以看出有东方朔《答客难》的影响。但在思想和艺术上仍有自己的特点，对后世述志赋颇有影响。《逐贫赋》和《酒赋》,或表达自己甘于贫困,鄙视“贫富苟得”的志趣，或对皇帝、贵族有所讽谏，思想和写法也都各具特色。
班固是东汉前期的著名赋家。他的代表作《两都赋》，由于萧统编纂《文选》列于卷首，而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两都赋》在体例和手法上都是模仿司马相如的，是西汉大赋的继续，但他把描写对象，由贵族帝王的宫苑、游猎扩展为整个帝都的形势、布局和气象，并较多地运用了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因而较之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作，有更为实在的现实内容。张衡以至左思的所谓“京都大赋”的出现，都明显地受到《两都赋》的影响。
第三时期 东汉中叶至东汉末年，这一时期汉赋的思想内容、体制和风格都开始有所转变，歌颂国势声威、美化皇帝功业,专以铺采摛文为能事的大赋逐渐减少,而反映社会黑暗现实，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开始兴起。东汉中叶以后，宦官外戚争权，政治日趋腐败，加以帝王贵族奢侈成风，横征暴敛，社会动乱频仍，民生凋敝。文人们失去了奋发扬厉的精神,失望、悲愤,乃至忧国忧民的情绪成为他们思想的基调，这就促使赋的题材有所扩大，赋的风格有所转变。这种情况的出现始于张衡。
张衡具有代表性的赋作是《二京赋》和《归田赋》。《二京赋》是他早年有感于“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而创作的，基本上是模拟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和班固的《两都赋》。但他对统治阶级荒淫享乐生活的指责比较强烈和真切，他警告统治者天险不可恃而民怨实可畏，要统治者懂得荀子所说的“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这是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对作者的启发，表现了当时文人对封建统治的危机感。《二京赋》除了像《两都赋》一样，铺写了帝都的形势、宫室、物产以外,还写了许多当时的民情风俗,容纳了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的《归田赋》。作者以清新的语言，描写了自然风光，抒发了自己的情志,表现了作者在宦官当政,朝政日非的情况下，不肯同流合污，自甘淡泊的品格。这在汉赋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转机。他把专门供帝王贵族阅读欣赏的“体物”大赋，转变为个人言志抒情的小赋，使作品有了作者的个性,风格也由雕琢堆砌趋于平易流畅。在张衡之前,已出现过一些言志述行的赋，如班彪所作《北征赋》，通过记述行旅的见闻，抒发了自己的身世之感，显示了赋风转变的征兆，张衡在前人的基础上，使汉赋的发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继张衡而起的是赵壹和蔡邕，赵壹的《刺世嫉邪赋》对东汉末年是非颠倒“情伪万方”的黑暗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表现了作者疾恶如仇的反抗精神。这篇赋语言犀利，情绪悲愤，揭露颇有深度，与前一阶段那种歌功颂德，夸美逞能的大赋，已经是完全殊途了。蔡邕的《述行赋》是他在桓帝时被当权宦官强征赴都，在途中有感而作。在赋中作者不仅揭露和批判了当时宦官专权、政治黑暗、贵族们荒淫无耻的现实，而且还满怀同情地写出了当时的民间疾苦，表现了作者的爱憎感情，语言平实，格调冷峻，颇具感染力。稍后祢衡的《鹦鹉赋》是一篇寓意深刻的咏物赋，作者借写鹦鹉，抒发了自己生于末世屡遭迫害的感慨。这些作品完全突破了旧的赋颂传统，尽管数量不多，却为建安以至南北朝抒情言志、写景咏物赋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编辑本段]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赋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在汉末文人五言诗出现之前，它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封建时代的词章家非常推崇汉赋，但他们奉为汉赋正宗的却是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及班固、张衡等人的大赋，但也正是这些大赋，在思想和艺术形式上表现了较多的局限性。西晋的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批评说：“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他所谓“今之赋”就是指汉代兴起的大赋。他认为它们“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词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挚虞对汉赋的社会作用以及艺术上的某些根本缺陷所作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
汉赋，特别是那些大赋，尽管有着如上所述的缺点，在文学史上仍然有其一定的地位。
首先，即以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来说，大都是对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帝国的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这在当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赋中对封建统治者的劝谕之词，也反映了这些赋作者反对帝王过分华奢淫靡的思想，表现了这些作者并非是对帝王贵族们毫无是非原则的奉承者和阿谀者。尽管这方面的思想往往表现得很委婉，收效甚微，但仍然是不应抹杀的。
其次,汉大赋虽然炫博耀奇,堆垛词藻，以至好用生词僻字，但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辞句、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往往在语言、辞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方面，从汉赋得到不少启发。
最后，从文学发展史上看,两汉辞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中国的韵文从《诗经》、《楚辞》开始,中经西汉以来辞赋的发展,到东汉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汉书•艺文志》中除《诸子略》以外,还专设立了《诗赋略》,除了所谓儒术、经学以外,又出现了“文章”的概念。至魏晋则出现了“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等对文学基本特征的探讨和认识，文学观念由此日益走向明晰化。》
汉赋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现存作品包括某些残篇在内，共约二百多篇，分别收录在《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等书中。
[编辑本段]汉赋的主要代表
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哀二世赋》《长门赋》《美人赋》
枚乘：《七发》（楚辞体）《柳赋》《梁王菟园赋》
贾谊：《鵩鸟赋》
扬雄：《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
王褒：《洞箫赋》
班婕妤：《自悼赋》
刘向：《九叹》
刘歆：《遂初赋》
班固：《两都赋》
班彪：《北征赋》
赋是介于诗、文之间的边缘文体
在两者之间，赋又更近于诗体。从汉至唐初这段时期，赋近于诗而远于文，从主题上看，楚辞体作品主题较为单一，多为“悲士不遇”。而其形式也比较固定，都是仿效屈原作品体式，象屈原那样书写自己的不幸与愁思。 屈原的《招魂》全篇的铺张夸饰，对汉大赋的影响不言而喻。赋自诞生之日便 带有浓厚的文人气息，这就是受楚辞影响极深的原因。骚体赋，多采用楚辞的“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也常继用了楚辞的“引类譬喻” 手法。
赋与诗的盘根错节，互相影响从“赋”字的形成就已开始。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更出现了诗、赋合流的现象。但诗与赋必竟是两种文体，一般来说，诗大多为情而造文，而赋却常常为文而造情。诗以抒发情感为重，赋则以叙事状物为主。清人刘熙载说：“赋别于诗者，诗辞情少而声情多，赋声情少而辞情多。”
汉赋的体式
即骚体赋、四言诗体赋和散体赋（或称大赋）。从赋的结构、语言方面看，散体、七体、设论体、及唐代文体赋又都比较接近于散文，有的完全可归于散文的范畴。赋的似诗似文的特征，与现代文学中的散文诗有些相像。
特点
：一、语句上以四、六字句为主，并追求骈偶；二、语音上要求声律谐协；三、文辞上讲究藻饰和用典。 排偶和藻饰是汉赋的一大特征。经历长期的演变过程，发展到中唐，在古文运动的影响下，又出现了散文化的趋势，不讲骈偶、音律，句式参差，压韵也比较自由形成散文式的清新流畅的气势，叫做“文赋”。
骈文受赋的影响很大，骈比起于东汉，成熟于南北朝。在文章中广泛用赋的骈比形式，是汉代文人的常习。以至于有些以赋名篇的文章都被人视作骈文。象南朝刘宋的鲍照的《芜城赋》、谢惠连的《雪赋》及谢庄的《月赋》等。
诗和赋的区别
赋，是由楚辞衍化出来的，也继承了《诗经》讽刺的传统。关于诗和赋的区别，晋代文学家陆机在《文赋》里曾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也就是说，诗是用来抒发主观感情的，要写得华丽而细腻；赋是用来描绘客观事物的，要写得爽朗而通畅。陆机是晋代人，他的话说出了晋代以前的诗和赋的主要特点，但不能作机械的理解，诗也要描写事物，赋也有抒发感情的成分，特别是到南北朝时代抒情小赋发达起来，赋从内容到形式都起了变化。
阶段
赋，除了它的源头楚辞阶段外，经历了骚赋、汉赋、骈赋、律赋、文赋几个阶段。
汉赋四大家
司马相如、杨雄、班固、张衡四人被后世誉为汉赋四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