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虚无主义

㈠ 如何解决社会公德缺失的问题

社会公德是反映社会文明程度的一面镜子,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公德是一面文明镜还是已经成为了变色镜?上公交车拥挤不排队、不让座,乱扔果皮纸屑,在公共场合高声喧哗,上完厕所不冲水,这些事情每个人天天都能遇到;物欲横流,拜金主义泛滥;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层出不穷;犯罪猖獗,大案要案急剧上升;吸毒贩毒,卖淫嫖娼见惯不怪;见死不救,见利忘义,个体的孤独焦虑、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也不再是个别现象……凡此种种,说明今天的社会公德,已经不是一面凸显人类精神和时代进步的文明镜,而是一面反映社会问题和人的异化的变色镜!所以,我们不能再陶醉在道德大国的虚幻美梦中了,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道德在滑坡,社会公德已经变色,社会公德建设刻不容缓.要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就必须先找出当今我国社会公德缺失的原因,以期对症下药,有的放矢.一、传统文化弊病:私德与公德中国被人称为礼仪之邦,儒家伦理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品德被视为圭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入世情怀更是为世人称道,然而这种天下为公的姿态,很容易让人模糊了儒家伦理思想的缺陷,即先私德后公德.
一、文明镜与变色镜——当今中国社会公德状况
社会公德在今天的中国,是一面文明镜还是已经变成了变色镜?这个问题是与道德“滑坡论”与“爬坡论”的争论密切相关的.“滑坡论”与“爬坡论”曾在改革开放之初产生过激烈的交锋.时至今日,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人们认识程度的深入,结论比较明晰了,那就是：爬坡论者当初振振有辞的“时间观念、效率意识的加强”、“社会政治的开明”之类的论证,虽然言之凿凿,但并不属于道德领域,而更多的是属于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与道德的进步没有绝对的正向相关,经济发展了,但我们的道德状况不但在总体上没有进步,而且在某些方面还出现了明显的滑坡.就社会公德领域来看,上公车拥挤不排队、不让座,乱扔果皮纸屑,在公共场合高声喧哗,上完厕所不冲水,这些事情每个人天天都能遇到,已经成为人们的“必修课”.物欲横流,拜金主义泛滥；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层出不穷；犯罪猖獗,大案要案急骤上升；吸毒贩毒,卖淫嫖娼见惯不怪.见死不救,见利忘义,个体的孤独焦虑、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也不再是个别现象.凡此种种,难以让人产生道德爬坡之感觉.
不久前网上披露的事情则具有更典型的意义：2004年10月11日黑龙江大庆市发生了狗主人威逼人力三轮车夫向小狗下跪磕头的事件；一个月后,11月16日,相同的一幕又在安徽合肥市街头上演：一位出租车司机迫于狗主人的威胁殴打,在瑟瑟寒风中向被撞伤的小狗下跪,直到警察赶来现场才起身,而且合肥市一派出所的处理结果是：向狗下跪的司机赔偿狗主人1000元钱.[1]今天的社会公德,已经不是一面凸显人类精神和时代进步的文明镜,而是一面反映社会问题和人的异化的变色镜!
所以,我们不能再陶醉在道德大国的虚幻美梦中无法自拔了,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道德在滑坡,社会公德已经变色,社会公德建设,刻不容缓.要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就必须先找出当今我国社会公德缺失的原因,以期对症下药,有的放矢.
二、私德与公德——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病
中国被人称为礼仪之邦,儒家伦理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温、良、俭、让等德目被视为圭臬（guīniè [criterion;standard] 指圭表,比喻标准,准则和法度;可以据此作出决定或判断的根据 圭臬星经奥,虫篆丹春广.——杜甫《八哀诗》 适应之说,迄今日学人犹奉为圭臬.——鲁迅《人之历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入世情怀更是为世人称道.这种天下为公的姿态,很容易使人模糊了儒家伦理的缺陷,即先私德后公德.
儒家学说是建立在宗法血缘基础上的学说,在处理私德与公德的关系、建立道德体系时,它是沿着先私后公的路径展开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是排在“国”和“天下”之后的.孔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孟子说：“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孟子?离娄上）对于公德而言,私德是本根性的,是至上性的.公德是以私德为基础,从私德中推延而成的.
诚如有论者所说,“中国人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同”或者“求同”.基本方法论是：求同再求同,贯通再贯通,肯定再肯定.”[2]这固然是对的.但当私德与公德发生了矛盾,而且两者的矛盾不可调和的时候,“求同”无方、“贯通”无路、“肯定”无门而只有“舍鱼而取熊掌”之时,私德就会压倒公德.例如孔子对“其父攘羊,而子证之”的做法提出异议,他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当“其父攘羊”,在父慈子孝与诚实正直之间出现冲突时,一向强调后者的孔子却主张通过“父子相隐”的方式维系父子之间的血缘亲情,从而明确地将家庭私德凌驾于社会公德之上.
再看孟子,孟子本来主张“责善,朋友之道也”（孟子?离娄下）,然而一遇到父子关系,就变了,他说：“父子之间不责善”（孟子?离娄上）,甚至认为：“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孟子?离娄下）.道德生活中的相互批评固然重要,但一旦涉及到至高无上的血缘亲情,就只有让位了.所以,孟子对舜面对其父杀人的局面,“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孟子?尽心上）的做法赞不绝口,在公然地在为徇情枉法、任人唯亲的腐败行为唱赞歌的同时,把公正守法、任人唯贤的社会公德抛诸脑后.这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这种复杂效应的一个集中表现就是：由于儒家伦理在传统文化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在形成高度重视慈孝友悌等家庭私德的伦理传统的同时,往往又流露出相对轻视社会公德的倾向,以致一些基本的公德规范,如诚实守信、公正守法、遵守公共秩序、讲究公共卫生、爱护公共财物等,时常受到漠视.[3]
三、集体的理想与个体的虚无——时代背景的局限
诚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4]道德是时代的产物,它必然要受到时代的制约；同时,道德的发展又有其自身的独特性,社会公德与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这种特点也就相应地体现得更加明显.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经历了令许多老人至今深深怀念的“温暖、和谐、单纯、明净”的五六十年代,社会公德大崩溃的“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进入了向现代化进军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的经济发展是有目共睹甚至“举世瞩目”的,但社会公德的建设却令人不敢恭维.从过去的极端集体主义到今天的极端个人主义,从过去的道德理想主义到今天的道德虚无主义,我们只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这个180度的转弯之后,我们的道德状况却似乎没有太大的进步.——在某些方面,甚至还退步了.例如新中国成立后销声匿迹的黄赌毒,今天又死灰复燃,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现代化是一把双刃剑.钱是个好东西,经济是不可或缺的；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表现出对自由民主的强烈渴求.但是,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道德的进步吗?理性真能给我们带来幸福吗?我们的精神是越来越健全呢,还是相反?卢梭在18世纪提出的对启蒙理性的警惕的质疑日益凸显出他的真知灼见,他那“科学越发展,道德越堕落”的箴言,至今仍回荡在我们耳边,而且还越来越清晰.
所以,奥尔加?希尔的一篇形容今天这个时代背景中的都市人的小文章在网上被广泛转载：“我们不断聚敛财富,却逐渐丧失了自我价值；我们话语太多,真爱太少；我们掌握了谋生手段,却不懂得生活的真谛.我们学会了追赶时间,却没学会耐心等待；我们拥有的财富越来越多,道德品质却日益沦丧.我们生产更多的电脑用于存储更多的信息和制造更多的拷贝,而相互的交流与沟通却越来越少.……”
四、传统体制与现代体制——社会体制的真空
现代人越来越意识到体制的重要性.好的社会体制可以把坏人变成好人,坏的社会体制可以把好人变成坏人,这已经基本上成为了人们的共识.在奔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体制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破坏,但新的合理体制一时有未能建立起来,于是体制上的真空便为道德上的真空大开了方便之门.“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里的胆大胆小的衡量标准就是对社会公德的破坏.“缺德就能发财”,这在体制不健全的社会里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改革开放之初的暴发户,有许多就是这样发家的.今天我们所面对诸多问题,例如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不公加剧,不正当竞争,黑箱操作,等等,它们是导致社会公德缺失的温床.
曾经一度引起社会关注的北京“小偷”偷馒头的事件,充分暴露出现有体制存在的问题.
一个在北京找工作没有结果的青年,好几天没吃东西,饿得实在没办法的,无奈之下偷了小卖部的几个馒头,被发现后仓皇逃跑,但因为没有力气,没跑几步就晕倒在地,被“当场抓获”.有些自豪的北京人以此立论,大放阙词：看看,这些外地人,多么没素质.他们到我们首都来,严重破坏了祖国的大好形象.对他们,就是要排斥、限制,不让他们踏进京城半步!但是,北京不是北京人的北京,北京是中国人的北京.文萃报曾转载了一篇小文章,题目就是《想做北京人,为何这么难》,从生活歧视、职业歧视、子女受教育歧视等诸多方面勾勒出中国现有体制上存在的问题,[5]这些问题聚焦在社会公正问题上,而社会公正本身就是最大的道德,当代思想巨擘罗尔斯在他的划时代巨著《正义论》中开篇就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正如真理是思想的首要美德一样.……法律与制度无论多么有效率和井然有序,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被改造或废除.”[6]不正义的社会制度为社会公德缺失埋下了无尽的隐患.
所以,对于下岗工人聚众赌博、小摊小贩在路旁摆摊设点这样的事情,我们如果无视制度的缺陷,一味地做道德上的批判,摆出一副道德家的姿态,对他们做“正其义不谋其利”、“饿死事小,失礼事大”之类的说教,不说效果甚微,就是面对自己的良心,也觉得羞愧.认真审视从传统体制向现代体制发展过程中留下的真空,脚踏实地地解决问题,这才是根本.
五、上帝死了与人死了——信仰的缺席
从理论上论证信仰的重要性并不难,难的是让信仰从嘴边落到心中,在现实的生活中扬起信仰的帆.西方人的信仰经历自然神—上帝—理性—无的过程,在西风东渐的背景下,我们中国人则是伴随着对传统儒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轴心的入世信仰的颠覆而陷入了虚无.
80年代中国大陆摇滚之父崔健的《一块红布》说出了中国式信仰的虚幻性：“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诚如鲁迅所形容的,“梦醒了,却无路可走”,孤独、寂寞、苦闷、彷徨、惆怅一股脑儿涌了上来.爱显得越来越少,越来越珍贵,同时也越来越“变味”,神圣而崇高的爱情不见了,“我会爱你／你会爱我／只是因为寂寞”（《因为寂寞》）,歌词虽然残酷,但却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
信仰的缺席导致极端个人主义、极端功利主义的盛行.之所以在前面加上“极端”一词,是为了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相区别.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是西方价值观念的基石,在他们看来,个人权利高于一切,趋利避害、趋乐避苦是人的天性,道德应当顺应它而不是忤逆它.这是西方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最表层的观念,今天的许多中国人,完全认同了者一点,但他们却忽视了它更深层的涵义.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尊严、价值、以至财产的神圣性,是指的每一个人,它具有普世界性；而中国人却把个人仅仅理解为“我”自己.功利主义强调功利,但追求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在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穆勒看来,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幸福和长久利益是功利主义最基本的原则.[7]可见,功利主义包含了对他人的尊重和与他人同生共赢的理念,而今天中国的功利主义,则是作为个人的“我”对他人的掠夺性占有,是有我没你的剥夺与被剥夺、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所以,我把它们称为极端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
这种极端性表现在三个层次,对于一般的市民而言,他们所信奉的是“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第二个层次更深,还要极端一些,它以颠覆价值,游戏人间为依托,所谓“当个小人真快活”,就是这个意思；更有甚者,到了第三个层次,竟然公然喊出了“千万别把我当人”（王朔）.在这样的语境下,谈社会公德无异于痴人说梦.
六、作为主人的“我”与作为奴隶的“我”——主体意识的丧失
人是作为主体而存在的,在认知领域,人是主体,而且无论如何也是主体；但在价值领域,在涉及包括社会公德在内的道德问题的时候,人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丧失了自己的主体地位.其原因,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人处在受奴役的状态,他常常不能发现自己的奴役地位,有时还喜欢这个奴役”,“自由是个困难的东西.处在受奴役的状态是会更轻松的.”[8]
在中国,主体地位的丧失是与公民意识的欠缺密不可分的.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臣民社会而不是公民社会,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有的是臣民意识而不是公民意识.所以,打假英雄王海、状告村长的秋菊,在某些“公仆”眼中就是“不稳定因素”,是“动乱分子”.而他们要付出的代价,也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
我们以前所说的“主人翁精神”与公民意识是一致的.因为有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公民,是国家的主人,所以会把社会的一花一草、一树一木都当作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对社会的公共规则,也会认同和遵守；对国家所倡导的风尚和价值观,也会由衷地赞成并身体力行.这就是建国后我们的社会公德建设令世界瞩目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在今天,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对国家、社会的认同感正在急剧下降,以往那种“小家”“大家”同为一家的观念渐渐地被“小家”与“大家”的矛盾所代替,私德与公德不再是相通的,而更多的成为了一种对立关系.由爱“小家”推广至爱“大家”的道德发展路径被“顾小家忘大家”甚至是“损大家利小家”代替.反正在这个国家中我只是沧海一粟,有没有我无足轻重,国家与我没有什么关系,损之何妨?
七、公共形象与自我形象——法制观念、规则意识的淡漠
公民、法制、规则,这些现代社会的核心词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既然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臣民,既然我存在的意义与别人不一样,那么,在主子没有发觉的时候,偶尔犯犯规、打打擦边球,体验一下不按牌理出牌的快感,获取意想不到的巨大好处,何乐而不为呢?臣民的人格是一种分裂人格.主子在场与不在场,表现截然相反.他表现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我”.公民意识的欠缺,必然带来法制观念、规则意识的淡漠.乱扔果皮纸屑、违章驾车、投机倒把、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在澡堂水池小便,等等,都是法制意识、规则意识欠缺的表现,这些现象在我们身边已经是随处可见,见惯不怪了.
更重要的是,法制观念、规则意识的缺失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小事”、我们的“一言一行”中,它还关系到民主国家的建设、民族素质的整体提高.我们所称道的负责任的大国德国,在二战即将结束时,由于资源匮乏,不得不让市民上山砍树取暖.林业人员在茫茫树海中搜寻,找到老弱树或劣质树,在上面划一红圈,“砍伐没有红圈的树,要受到处罚”.问题是,谁来执行处罚?当时德国行政管理名存实亡,公务员尽数抽调到前线去了,市内找不到警察,全国几乎处于政权的真空.但直到战争结束,全德国没有发生过一起居民乱砍滥伐的事,他们全部忠实地执行了规定.事隔五十多年,当时被困德国的季羡林老人提起这事仍感叹不已：德国人“具备了无政府的条件却没有无政府的现象.”[9]至于德国人以及日本人恪守交通规则,即使是路上空无一人,只要红灯亮着,就不会开车或者走道,这些例子中国人早已经耳熟能详了.这就是现代公民的素质,而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发生不知道要等多少年!
总之,诚如有学者指出的：“如果在红灯前面要抢行,要有警察在场才能维持秩序,这样的人群已经习惯于被别人管制,他们缺乏相应的社会责任感.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民主社会可以由这样的人群所组成.”[10]
八、“取法乎上”与“取法乎下”——一点启示
上面所说的六个原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这里所提供的只是审视社会公德缺失的六个不同方位的视角.也可以说,造成今天我国社会公德的丧失,使昔日的文明镜变成了今日的变色镜,这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道德问题.只要把它放在社会背景来考察,才能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和途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道德的建设不能一蹴而就,忽视现实的政治经济条件,试图用心灵革命的方式,在短期内实现人的“脱胎换骨”,这样的愿望只能是空中楼阁,最终的命运也只能是以失败告终.
道德建设不同于经济建设,物质上的投资与精神上的回报并非总是成正比.公正的社会是道德文明的基石,要把变色镜变成文明镜,就必须从社会公正的角度入手,对社会进行改造.而要实现社会公正,首先就是要确立规则意识.今天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把握好公德的度,即不要无限拔高,也不要止于初等水平,即做到“取法乎上”与“取法乎下”的有机结合.
所谓无限拔高,就是把“取法乎上”做过了,就是把社会公德泛化,无时不谈德,无处不谈德.以往我们把大学生谈恋爱也作为道德问题来处理,采取“围追堵截”的方式,举起道德的大棍子棒打鸳鸯,这种行为不仅是可笑的,而且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因为它与人的天性相违背.所以,是公德的就给公德,不属于公德范畴的,不要生拉硬拽地往公德上靠.这是一个基本尺度.在最消极的意义上说,“不干涉别人,对得起自己”,这就是道德的了.
同时要注意的是,由于道德有层次上的差别,人们往往把社会公德与处于最低层次的日常行为规范等同起来,认为社会公德似乎与伦理道德规范和信仰价值追求无关.这种在“取法乎下”的问题上又走了极端.正如前面所说的,社会公德不仅仅是一点一滴的小事而已,它反映的是一个社会的精神状况的公民的整体素质.所谓“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无论是儒家、佛家还是基督教,都看到了道德的整体性.“取法乎下”必然导致道德建设的实效低迷.
针对社会公德缺失的原因,找到实施补救的突破口,这还是第一步.在文章开头所介绍的安徽活人给死狗下跪的案件中,下跪的当事人因害怕狗主人的报复,在警察到来的时候,还不敢把被逼下跪的事情告诉警察,真是应了鲁迅的话：“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所以,启蒙之路漫漫而长远,我辈还需抱定“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信念,鼓足干劲,上下求索.

㈡ 尼采的道德虚无主义的现代意义是什么

就是指中国，现在的中国。你要知道九州已经辉煌不再，一再沉沦。很多愤青的话就是骂，骂不出价值。很多官僚就是贪，上下齐心一条狗。很多不法商贩就是贱，为了拉上钱这个亲戚，把穷光蛋的道德底线给抛弃了。很多国民的素质差得让人匪夷所思，很多所谓明星学者内心的黑暗深不可测。为什么，这就是尼采的道德虚无主义。即失去信仰，沦为禽兽。色、命、贪、便宜满天飞，整个国家连落日都没有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黑暗的日子)迷惘、搓麻将、闲逛、不务正业，偷鸡摸狗。所以有识之士急忙弹出孔子这扇文明的窗户，让世界了解中国。但却更加让人歧视。因为现在的九州和明清帝国时代已经是大巫见小巫，班门弄斧。什么太平盛世，什么和谐全是自欺欺人，叫文化自大。端木在中国曾经说过五十年后也许我们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强国。但之后呢就是粉饰太平，用什么粉饰太平，文明。看如今沧海横流，阡陌变水泥，河流阻塞，大气污染、环境破坏这是自然的。还有诚信安全这中最基本的 社会保障都漏洞百出。食品、物价、房子、墓地成为老百姓的生而忧之，我们拿什么来拯救自己。这就是中国的道德虚无主义。他的现代意义不大，因为尼采的哲学在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信仰的社会环境下可以成就世界哲学第三。但在中国如果真的把尼采的精髓、经验搬到中国来，就有不知道要出多少左翼激进分子，这对和谐社会是一种危害啊。所以老师叫我少读尼采的书。尼采的书是叫你怎么做一个真正的人，而不像孔子什么谦谦君子，实则衣冠禽兽。要成为君子在现实这个金钱泛滥的九州几乎是不可能的啦

㈢ 什么是道德怎样产生的

萌芽的比喻：先验的还是发生的
任何生命的萌芽，不仅需要一定的条件，而且需要这些条件之间“发生关系”。道德问题的要害无非是怎样看待他人、他物的问题。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他的所作所为就无所谓道德与不道德的问题；或者地球上有很多人，但彼此隔绝，也不会产生道德问题。所以道德不是先验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人与人的“交往”（交换、交流、交谈、交通、交涉）过程中发生了的，而且不断发生着的意识形态，是可以被改造、被建设的对象。
社会发展的进程表明，人和自然的“交往”、“交涉”越频繁，人对自然越了解（科学技术越发达），环境保护的意识越强烈、环境保护的措施越得力；同样，人和人的交往、交流越充分、越便利（市场经济越发达），人们的道德水平越高、社会风气越好。超越以拥有为前提，成熟以生长为前提。我们很难设想从一个抽象的道德概念演绎出美好的社会生活，但我们可以期待从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开始建设健全的道德体系。所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终是切切实实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换言之，“赛先生”（科学）和“麻先生”（市场）的发展、成熟的过程也就是道德观念不断受到挑战、作出调整、得到实现的过程。如果以固定的、僵化的道德观念去限制、压制新的社会生产力，不仅会延误发展，这些观念本身最终也会被抛弃。
同时，具体的道德观念形成以后，就会作为文化基因传承下去，成为决定性的力量。我们一出生所面对的道德体系，都是有根源，有“来头”的，是大于个体的力量、背景，或者场域，连庄子也慨叹“君臣父子，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故而，对于传统的道德学说，最可取的恐怕还是温古而知新。
根系的比喻：固本培基还是剪裁个性
道德作为公民内在的观念系统，无疑是个体选择行为和判断是非的标准。而作为公共的舆论，则是个体活动的场域和环境。每个人成年之后，都必须为自己的言行负责，而作为“别人”的“他者”———无论是家人、朋友还是同事、邻居，对他人的求全责备、说三道四，会造成一种苛刻压抑的道德氛围，隐私得不到尊重、个性得不到伸张，靠窥视、打听、推测传播信息而不是靠交流、交谈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很多问题被埋藏了、被掩盖了、被扭曲了，一旦爆发，贻害无穷。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在培育自觉和负责任的道德主体的同时，需要营造宽容、宽松的道德氛围。用种树来比喻，教育者的任务是浇水、施肥，而社会舆论则是阳光、空气和水，制度和法律则是藩篱和剪刀———一切以维护生命的尊严和价值为出发点，最终要依靠道德主体自己在健康的道德根系上开花结果。批评是为了建设，谴责是为了引导。而“整人”的道德环境则是社会发展的沉重包袱。
目前的社会心态之中，被批评者，特别是被批评的既得利益者，缺乏“闻过则喜”的态度，而有便利条件的批评者又缺乏负责任的态度。
出路的比喻：以通为目的还是以塞为目的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十字路口没有了红灯，大家都会无路可走。道德正如人生道路上的红灯，当置身于社会这个庞大的“交通”体系之中，和别人的去向发生了冲突或碰撞时，“损己利人”，放弃一些权利，“礼让三先”，于是你来我往，天下太平。然而，不管是出于道德自觉，还是出于被迫接受，公民接受了红灯，并不意味着他应该甚至是必须永远等待下去、永远放弃下去。红灯太多的地方交通必然堵塞，只有红灯的路口难以想象。
所以，一切以“公共”为名义的舆论、机构、设施，不管是软件，还是硬件，最终的目的都必须是保障“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最不道德的行为就是假公济私———在公共的名义下谋求一部分人、一小撮人、甚至是个别人的利益。如果片面强调公民对社会的责任，而忽视社会对公民的义务，就会造成道德观念的扭曲和道德心态的失衡。道德建设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使大家各有出路”。
镜鉴的比喻：正人言行还是招摇过市
很多人习惯于以兑换式的、实用主义的思维来追问道德理想究竟有什么用，有公平吗？有正义吗？有幸福吗？如果看得见、摸得着才算做“有”，道德理想确实是“没有的”，道德虚无主义由此产生。但我们为什么或者凭什么能知道什么是不公、什么是不义、什么是不幸？不就是因为有一个理想在那里吗！理想永远是超越现实的，就像平、静、公、正的镜鉴一样。镜鉴的作用，吃不得、喝不得，无非使我们看得见自己而已。我们在道德理想的面前可以反观自己和他人的言行，知道什么是真、善、美，“看见”什么是假、恶、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理想为镜，可以正言行。所以说，道德榜样和道德楷模不能和道德理想本身划等号，在公众当中自发形成以后，可以去褒扬、去纪念，但尽量不要去制造，以杜绝弄虚作假、欺世盗名，要知道，道德典型中的泡沫一旦破灭之后，受损害的是人的心灵。正所谓“不尚贤，使民不争”。

㈣ 关于道德的作用我们要反对哪些错误的观点

关于道德的作用，我们应该强调文化对个人的反作用反对。道德虚无主义的论点。

㈤ 什么是道德绑架

所谓的“道德绑架”，只可能是在用圣人的标准要求普通人，用美德来要求道德义务，或混淆政治义务和道德义务的情况下才成立。 比如，要求一个人舍身救人，否则就要谴责，这就是道德绑架；要求一个人掏钱支持希望工程，这尽管是一件好事，但如果一个人不掏就要谴责，这也是道德绑架，因为这并非他的道德义务。“道德绑架”之所以发生，除去人的精神结构不谈，根源就是道德判断逻辑的混乱。
对于“道德绑架”的理解，社会观点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种，分别代表了“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
观点一（保守主义）：但是，如果一个人连道德底线都没达到，连道德义务都没尽到，用道德底线的标准、尽道德义务的要求对他进行道德判断就不仅不是道德绑架，相反是在捍卫作为一种“公共善”的道德。那些把什么都称之为“道德绑架”的人，等于连这样的道德底线和道德义务都要取消。
观点二（自由主义）：“道德”一词的存在目的在于个人的修身养性与精神发展，并进而形成群体性的“宽容”、“理解”、以及“尊重”。其存在不同于并高于法律，没有任何强制性和规范性，是一种对模糊的“善”与“美”的渴望与追求，扎根于人的本性之中。且不论社会对“道德底线”和“道德临界点”的所在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定性——“道德底线” 一词本身概念极其模糊，哪怕一个人跨越了“道德底线”，但凡他的行为还在法律范畴允许之内，其行为就可以被接纳和理解。仅有对逾越法律底线的行为，社会才能够比较客观地评价其行为为“错误”。但在一般情况下用“个人道德标准”或是毫无明确定性的所谓的“社会道德标准（公共善）”，即“道德底线论”对没有违背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的道德批判(例如对“不给老弱病残让座”进行批判），从根本上即是“道德绑架”。所以，正因为“道德”本身并不存在“义务”属性，“道德义务”一词犯了逻辑上的错误，本身不应存在。
伪道德主义由于把政治义务与道德义务、不同的道德标准混在一起，难以在国家与社会间划出一条边界。而道德虚无主义则拒斥公民社会的道德基础。在当下中国，它们实际上可以推杯换盏，称兄道弟。

㈥ 什么是“道德虚无主义”

“道德虚无主义”即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本质上是道德或不道德的，其主张认为道版德来自于构建。
道德虚无主权义是小于道德虚无主义者的，道德虚无主义者因为自己在生命过程中间受到某些创伤而产生一个启发性的信仰——世界是没有什么拯救的，然后进而将被造的相对的绝对性绝对化这个信念后就产生一个道德虚无主义的理论系统。这种系统常常找不到道德的真正支持性力量，但因为信念与系统的独特，所以常常自己在很可怜的状况中间也常常很骄傲。

㈦ 你对道德虚无主义的认识是怎样的

道德虚无主义是—种否定一切社会道德价值的理论和态度。在历史回上，道德虚无主答义有各种理论形态。中国战国时期庄子从相对主义出发，否定社会的善恶、是非、君子小人之别。魏晋时期出现的《杨朱篇》则以否定善恶之别为其享乐主义作辩。在西方，根据《大不列颠网络辞典》对“虚无主义”的解释，特指产生于19世纪俄国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一种怀疑主义竹学。事实上，德国哲学家尼采在道德上蔑视一切传统，主张为了生活获得自由，就要消灭道德和一切道德传统，也是，种道德虚无主义。道德虚无主义往往是社会变革和动荡时期的产物，是在否定传统道德时出现的一种极端趋向。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意义上，它对否定旧道德可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否定人类一切道德价值则是根本错误的。

㈧ 求道德相对主义、非道德主义、道德虚无主义的书籍有哪些或者是论述道德的专著

尼采的书都是反道德主义的非道德主义，道德主义请看康德的吧，道德虚无主义饿。。。。。。。

㈨ 伏尔泰有哪些哲学思想呢

对普世道德原则的放弃发展下去就成了道德虚无主义，那是一种根本否定道德的主张。在这种主张看来，既然自然界是无情的，世界是没有意义的，那么善恶的区分也没有意义，因为世界不会对此做出回应，伦理观念不过是人们制造出来的虚幻之物，是人们的权宜之计，没有客观存在的道德原则。这种观念正视了世界无情无序的一面，是人们道德努力无效后的产物。人们无法理解既然人的善行或恶行都不能得到应有的回应，那么人们道德努力的意义何在呢?在《老实人》中有这样一个片段，老实人和他的同伴在海上遭遇了一场海战，战败沉船者有拐骗老实人财物的荷兰骗子，公正仿佛得到了实现，此时，老实人对悲观主义者玛丁说:“你瞧，天理昭彰，罪恶有时会受到惩罚的，这也是荷兰流氓的报应。”玛丁的回答是:“对，可是船上的搭客，难道应当和他同归于尽吗?上帝惩罚了恶棍，魔鬼淹死了无辜。这等于是说，所谓公正根本不存在，至少在现世，公正无法得到充分的彰显。在《老实人》的最后一章，邦葛罗斯和老实人去请教土耳其最有智慧的哲学家，问他为何世间到处都是灾祸，得到的回答是:“福也罢，祸也罢，有什么关系?咱们的苏丹打发一条船到埃及去，可曾关心船上的耗子舒服不舒服? “这句颇带存在主义意味的话完全粉碎了人类的意义，人类尽可以编造出各种各样的伦理观念，但这不关世界的事，我们无法指望这个世界来保障这些伦理观念的实现。
伏尔泰之所以会表现出道德相对主义的观点，和他的文化史研究密切相关。我们知道，伏尔泰对各地的风俗习惯以及体制都很有研究，专门有《风俗论》1756年探讨这些问题，其中就论述了波斯、阿拉伯、印度、埃及、中国等民族的风俗习惯，并对这些民族的习俗表示了尊重。而道德相对主义主要是立足于文化相对主义，伏尔泰对文化的多样性的充分认识为他的道德相对主义提供了经验基础。文化既然是多元的，各自都有着独立而充分的价值，那么伦理也相应的是多元化的，因为伦理和风俗习惯紧密相连，亚里士多德就说:“伦理德性则是由风俗习惯沿袭而来，因此把‘习惯’(ethos)一词的拼写方法略加改动，就有了‘伦理’(ethikee)这个名称。
进一步而言，道德相对主义在此时出现有着时代的原因。当时的思想家们普遍关注道德问题，“整个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知识分子力图解答无法回避的道德知识和道德行为问题。人们想知道，世间是否真有善恶之分，或者说，善恶之分是否属于随环境变化而变化的主观价值标准’。他们注意到了道德的多样性，而且对这种多样性大都是认同的:“早在文艺复兴时代，哲学家蒙田就根据人们在征服新大陆时所获得的有关材料提出了道德相对性的观点”“孟德斯鸡在他的《论法的精神》中也强调宗教法律和道德在气候等自然环境影响下产生的多样性，并承认这种多样性有自己存在的理由。”啼另一方面，主张普世价值的基督教此时受到了启蒙运动的极大打击，而基督教原本是普世伦理最重要的支撑，能为普世伦理提供毋容置疑的权威。
促使文化的道德相对主义极端化为主观的道德相对主义的原因在于文艺复兴以来个人价值的发现和扩展。每个个体都自认为独一无二，具有充分价值，加上启蒙时代对个人利益的肯定和重视，以自我为中心的主观的道德相对主义便发展起来了。主观的道德相对主义主张道德不是依赖于文化的，而是依赖于个人，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道德原则。像《老实人》中的那个水手，他就根本不理会他人对他的道德要求，完全根据自己的原则行事。这样一来，其实也就没有伦理可言了，因为伦理原则即使不是普世的，至少也是群体的，必须得到相当数量的人的共同遵守才有意义。于是道德相对主义发展到后面就会成为道德虚无主义。
伏尔泰虽然在小说中表现出了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但并不表示他赞同这样的观点。他一方面承认道德的多元化有其合理性，但另一方面，他认为有些道德观念却应该具有普世的价值。在《查第格》中，伏尔泰写到阿拉伯有个风俗，就是一个男人死去后，他的妻子若想成为圣女，就要和丈夫的遗体一同被烧死，哪个部落这样的节妇越多就越受尊敬。伏尔泰并没有因为这是其它文化的一种风俗而承认它合乎道德，他通过查第格指出，这个残酷的风俗与人类的利益完全不合。在查第格的努力下，这个风俗终被取消。《老实人》中，里斯本教会要烧死几个人来阻止地震，抓了两个葡萄牙人，罪名竟然是“吃鸡的时候把同煮的火腿扔掉”。伏尔泰对此虽未直接加以评论，但行文中可以看出，他对此是持嘲笑和谴责态度的。
可见，伏尔泰在尊重各文化伦理原则的同时，对那些显然违背道德底线的行为是坚决反对的，对一些道德观念的普世性还是认同的。在《风俗论》中，他提到高卢杀人祭祀的风俗时就说:“我们不要去理睬这些野蛮时代的风俗，因为这是人性的耻辱。伏尔泰认为无论是哪个文化、哪个时代的道德，都不能支持血腥、残暴，都应该有底线，人性就是一个准则。所以有的时候伏尔泰倾向于认为有某种普遍的自然人性可以作为道德的基础，他在《风俗论》中列举了波斯《百章经》的一些内容后说:“这些教条几乎全部与世界各民族合乎自然天性的宗教相一致。礼拜仪式因地而异，但道德则到处皆同。在《形而上学论》的第九章《论美德与过恶》中，他更明确地表示了对极端的道德相对主义的反对，他说:“尽管在一个地方被称为美德的在另一个地方正好被称为过恶，尽管大多数善与恶的规范的不同有如语言和服装的分歧，然而我觉得确实有一些自然的法则，普天下的人都不能不承认。”这里就表现出了道德普世主义的主张。但要注意伏尔泰在其中还是指出这种普世道德存在的前提是“合乎自然天性”、是“一些自然的法则”。
但对于这种普遍人性是否足够纯良，是否可以作为世俗伦理体系的根基，伏尔泰并没有多少信心。他对人性的复杂有着充分认识。在《如此世界》中，受天神委托负责勘察人性的巴蒲克就看到了人性的善恶交织，到了要向天神汇报时，他让工匠用“各种金属、泥土，最名贵和最粗劣的石子混合起来”，做了一个人像，以此象征人性之复杂。《风俗论》中，伏尔泰在谈到古墨西哥的各种习俗后也谈到了人性之复杂，他说:“如果不是因为人性本来便有最好的一面和最坏的一面，就很难理解这种道德怎么会跟人祭的行为并行不悖。
这也就是为什么伏尔泰会说出那句和启蒙运动主流精神相背离的名言:“如果上帝不存在，就应该创造出一个。”因为他对诸如理性、人性都没有足够的信心，不认为它们可以独立支撑起道德的大厦。他意识到宗教对于人类道德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当他对人类的情欲有了较多的体验之后，他便承认没有一条道德律令能够成功地抵御个人本能的原始冲动，除非人们相信它出于一个全知全能，并在施行赏罚的上帝”。当然，伏尔泰的上帝不再是天主教的上帝，天主教的上帝极度排外，容不下其他民族的神灵，在伏尔泰看来，各民族的神灵不过是名字不同，在本质上却一致。在《查第格》第十二章《晚餐》中，他就描写了各民族关于神灵的争执，他们有的崇拜圣牛，有的敬仰圣鱼，还有的崇敬寄生树，大家各执一词。查第格则说，无论他们各自信仰什么，都是在敬重一个最高主宰。这个公正的最高主宰才是伏尔泰所承认的上帝。

㈩ 我这个道德相对主义者有个难题:如果有道德虚无主义人用这个问题来难为我:【如果有两个为自己的道德各执

我代表混乱善良阵营表示：老子就是要干死那个傻屌的道德虚无主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