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贡献者
① 十大法治人物
2012年十大法治人物包括：
跨国司法的国家护航——湄公河案专案组
公益律回师——佟丽华答
舍身救人的“最美学警”——李博亚
“三农”代言人——毛丰美
“嫣然天使”负责人——李亚鹏
年度致敬媒体——《人民日报》微博
寻亲志愿者（代表）——小梅、吕顺芳、张志伟
刑诉法专家——陈卫东
候鸟守望者（代表）——李锋、张厚义、吕忠民
年度特别贡献——金淑萍（已故）、翟树全、李培斌
② 2008十大法治人物
12月4日晚8点，中央电视台将推出“12·4”全国法制宣传日特别节目《法治的力量——2008》。特别节目将评选产生2008年年度十大法治人物。经各方推荐，年度十大法治人物候选人现已产生，法制网今天简要介绍这些候选人的事迹。
(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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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 男，51岁，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公安局郊区分局某派出所民警。王江是佳木斯市松木河乡7个自然屯、3个农场、方圆133平方公里区域内惟一的警察。为了山区百姓的安宁，他把家搬到这里，一干就是13年。他结合农村警务工作实际，创造了王江农村警务工作“十法”。他曾荣立一等功、三等功各一次，2008年7月，被公安部、人事部授予“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荣誉称号。
郑太顺 男，45岁，福建省长乐市人。纸牌、麻将，有人用它赌博，郑太顺却用它们来劝赌。多年前，嫂子赌博输掉100多万元，这件事深深触动了他。为了让像嫂子那样的人尽快远离赌博，他大胆地将赌局中潜藏的种种玄机公之于众。并开设专门反赌公益热线，24小时义务为饱受赌博之苦的家庭服务。2008年9月8日，郑太顺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反赌研究会”，潜心研究劝人戒赌的方法以及赌局中的种种骗术，并将出版专著。
马未都 男，52岁，北京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馆长。
1996年，马未都作为惟一一名群众代表，参与文物保护法的起草制定，提出“允许私人收藏文物”的建议，2002年文物保护法进行修订时被采纳。马未都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私人博物馆，不仅填补了建国以来私立博物馆的空白，而且定期策划组织专题展览，宣传国家文物保护方面的政策法规。2008年，他历经艰辛，从法国将流失国外的两件圆明园瓷瓶追回，又从英国追回国宝级文物紫檀塔。2008年9月，新的观复博物馆落成，成为我国目前最大的公益性私人博物馆。
戴元龙 男，37岁，福建省莆田公路稽征处工作人员。2002年，戴元龙起诉电信公司，索要固定电话市内话费清单；2003年、2004年他起诉移动、联通两公司收取“来电显示费”；2005年7月，起诉移动公司收取“国内漫游费”。2005年11月，他起诉移动公司收取“短信息代收费”，该案二审胜诉，是同类案件国内首例终审胜诉。
郑广宇 男，55岁，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局长。河北省第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厅级领导干部受贿案、在河北省犯罪金额最大的豪门集团总经理贪污案等大要案成功侦办的背后，人们记住了郑广宇的名字。郑广宇，从事检察工作近30年，直接办理和组织指挥查处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大要案。在繁忙的办案之余，郑广宇还热心应用法学和检察实务研究，出版了大量在全国检察系统颇有影响的专著，并因此成为中国法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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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长安 男，41岁，山西潞宝集团董事长，全国人大代表。作为民营企业的董事长，韩长安一直被当地群众称为“编外普法人”。截至目前，潞宝集团向潞城市中小学生赠送法律教材6万余册，价值近50万元，向农民赠送法律读本8万余册，价值56万余元。潞宝集团在企业建立了民间第一家普法中心，大力推进依法治企工作。韩长安还积极投身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主动安排刑释解教人员到企业就业。潞宝集团被长治市命名为“安置教育帮教示范基地”和“五五普法农民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教育基地”。
梅景田 男，63岁，北京市延庆县农民。自幼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梅景田，30年用自己的行动守护着长城。作为长城防踏踩小组中年龄最大的成员，他大力宣讲长城知识，收集相关文物，制止破坏和污染长城的不良行为，义务保护北京延庆石峡村周边20多里的长城。2008年，梅景田被国家文物局授予“文物保护特别奖”，同时荣获了“长城优秀保护员”的光荣称号。
王百姓 男，56岁，河南省公安厅治安总队民警。在排爆这一特殊警种里，王百姓先后参加了国内数起特大爆炸案件的侦破和重大事故的查处工作，为侦破案件及处理事故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他被人们称作“和死神打交道的人”。2008年7月，王百姓被公安部、人事部授予“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光荣称号。
王子英 男，49岁，北京市一名消费者。2008年9月
13日，王子英在酒楼就餐时，因自带酒水而被强行收取了100元的开瓶费。王子英认为酒楼的行为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知情权、公平交易权及自主选择权，遂将酒楼告上法庭。经一审、二审，王子英胜诉。王子英“开瓶费”官司的胜诉，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一些地方消费者协会联合发布声明，称餐饮企业设置“禁止消费者自带酒水”的规定，或对消费者自带的酒水收取“开瓶费”属不公平交易。有的地方还以地方立法的形式对“开瓶费”说不。
林文 女，19岁，福建人，大学生。10年前，林文刚刚8岁，便开始和妈妈一起用爱心关怀、帮助戒毒者。10年里，林文坚持通过写信、打电话、探望、上网等方式，与全国十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9名染毒青少年建立了帮教关系，其中有17人达到联合国规定的3年半没有复吸的戒毒标准，戒毒时间最长的已近十年。林文曾经是我国年龄最小的注册禁毒防艾志愿者，被团中央授予“中国百优青少年志愿者”称号，当选联合国“携手儿童青少年抗击艾滋病”爱心大使。林文现在是一名医科大学的学生，她有一个梦想就是去联合国做禁毒防艾大使，以便更好地帮助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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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云龙 男，52岁，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法官。他用自己对事业的热爱创造了当法官13年，审结各类民事案1100余件，无一错案，无一发回重审或改判，无一超审限，无一引发上访、缠诉的卓著成绩。2000年至2003年，在身患膀胱癌的情况下，他仍坚持工作在审判岗位，审理刑事案件327件。其中，在他病情最重的2002年审理了133件刑事案件，创造了年审结刑事一审案件的全州最高纪录。2008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授予费云龙“全国模范法官”荣誉称号。
王利明 男，47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2008年，物权法颁布实施。这一法律凝聚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也凝聚了一大批法律工作者和法学专家的辛勤劳动，王利明正是他们的优秀代表。王利明是新中国第一位民法学博士，曾被评为第一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他先后参与了经济合同法、合同法、专利法、产品质量法、物权法等多部重要法律的起草和修订工作，完成了《民法总则》、《物权法研究》、《侵权行为法研究》、《人格权法研究》、《合同法研究》等一系列著作，为推进我国法制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京城胡同“拍记队”群体 在北京现存为数不多的胡同内，活跃着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用镜头捕捉着北京的胡同、四合院的点滴影像，用一张张鲜活而真实的照片向世人诉说着胡同的“美”以及四合院的“雅”。他们对北京胡同进行抢救性的民间发掘工作，用行动唤起人们对老北京传统文化的珍惜和保护，用影像记录着北京胡同的印记，呼吁更多的人来保护这独特的文化遗产。
武秀君 女，46岁，辽宁省本溪市本溪满族自治县村民。5年前，武秀君的丈夫因车祸去世，留下270多万元的债务。面对如山重债、年迈的公婆和两个尚未成年的儿子，她毅然走上了养家糊口、替夫还债的道路。丈夫去世未到百日，武秀君开始拿着欠条和账本挨家走，重新以自己的名义给人家打欠条。经过5年艰辛努力，她用行动履行了法律赋予的义务，还清了数百笔欠款，用真诚和汗水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赵玉中 男，48岁，安徽省巢湖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作为一名法律援助律师，8年来他接访一万余人次，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500多件，胜诉率达98%。赵玉中被称为“雷锋式的平民律师”，荣获“全国十佳法律援助工作者”称号，并被推选为党的****代表。
曹大澄 男，77岁，北京离休老干部。2008年初，曹大澄在深圳对街头流浪乞讨儿童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详细调查。随后，他将两万多字的调查报告《救救孩子——深圳街头弃婴和病残乞儿生存状况调查手记》上报有关部门，得到高度重视。据此，深圳市展开了专项整治行动，19个拐卖、残害、胁迫未成年人犯罪团伙被铲除。2008年12月，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了打击强迫、诱骗未成年人流浪行乞和强迫、诱骗聋哑青少年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查处此类违法犯罪案件3600余起，铲除犯罪团伙320余个，解救未成年人42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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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月全 女，53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1987年到法院工作以来，袁月全审理了近5000件上诉的婚姻家庭案件。她不仅把扑朔迷离的案件断得明明白白，而且在作出公正判决的同时给当事人送上关爱，温暖了许多破碎的家庭。面对众多难啃的“骨头案件”，袁月全还创造了调解率40%的奇迹。她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女法官、全国“三·八”红旗手、中国法官十杰，并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张京文 男，41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张京文带领平均年龄只有30岁的年轻检察官们，不畏艰险、秉公执法、迎难而上，成功侦破了包括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原司长郝和平案件在内的一系列大要案，为我国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开展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书写了精彩的一笔。 (转于铁血论坛)
③ 十佳法治人物先进事迹材料
十佳法治人物先进事迹材料
在我们平凡的日常里，大家总少不了要接触或使用事迹材料吧，事迹材料是指对本单位具有突出事迹的集体和个人整理出的文字宣传材料。大家知道事迹材料的格式吗？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十佳法治人物先进事迹材料，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艾国平，男，现任内蒙古宏德律师事务所主任。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内蒙古律师协会民商事委员会委员。中国消协法律专家库专家，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从1994年开始专门从事律师工作，2009年9月任内蒙古宏德律师事务所主任。执业期间办理了大量民事、经济、行政、刑事等各类诉讼案件及非诉讼法律事务。同时担任内蒙古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百姓热线》、《经济法眼》栏目评论员、内蒙古广播电台特约评论员、《民族地区经济报》、《内蒙古日报》专栏顾问，并长期为内蒙古广播电台《法制直播间》、《纵横118》等栏目担任直播主持。2012年被选举为呼市回民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一、增强责任意识，履行岗位职责
在20多年的律师工作和四年的人大代表经历中，他忠实地履行法律赋予的庄严使命，固守那份对公正的执着，以诚挚的爱，诠释着那份不变的为民情结；他把无私的奉献和强烈的责任感，融入日常工作的一言一行；他以扎实有力的脚步，踏出一串串闪光的足迹，受到了当事人和社会各界的好评，并被呼市回民区十六届人大选举为常委。
2013年当选回民区人大代表以来，更是勤勉努力，以身作则，以人大代表和法律工作者双重身份带头宣传法律法规，律师事务所在所属贝尔路选区设立了法律援助服务站，随时为居民提供律援助。近四年来，为了倾听民生诉求，依法维护居民合法权益，带领律师团队多次送法进社区、进广场，开展专题法律讲座，现场进行普法宣传，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回答居民的各种有关法律方面的咨询和问题。
他了解到，百姓在日常生活中遇到问题不懂得依法维权，解决手段单一，不是求助媒体曝光，就是采取极端行为；往往忽视了依法维权的渠道，缺乏证据意识，不懂法。通过法律援助便民服务活动，以案说法、以例释法，普及了法律知识，传播了法治理念，弘扬了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增强了群众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引导群众自觉把法律作为指导和规范自身行为的基本准则，养成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逐步改变遇事不是找法而是找人的现象，为社区百姓提供了一个知法懂法用法的平台，以法治思维破解百姓之困。几年来，带领律师团队先后接受各类咨询几百起，解决了百姓身边的房地产、婚姻家庭、财产权属纠纷、人身权益保障、房屋拆迁、劳动关系纠纷等一系列法律困扰，受益人群数不胜数。在从事律师工作近三十年中，艾国平律师代理了大量民商事、刑事、行政案件，先后担任内蒙古政协、中国石化内蒙古分公司等多家政府机关和大型企业的法律顾问，在提供法律帮助同时宣传了法治精神，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好评。
二、关注百姓热点、难点，勇于担当社会责任
他以履行人大代表责任为己任，在立足本职工作的基础上，更加关注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为热点降温，为难点把脉。他利用特约评论员的身份，积极投身广播电视法治宣传，为建设法治内蒙古倾心尽力。有人对此不理解，认为是不务正业，可是他却认为，法治内蒙古的建设不能光靠个案的维权和正义，在经济文化发展都不平衡的内蒙古，要让更多人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就应当不遗余力为之呐喊。然而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如果能够借助广播电视的力量那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于是，十几年来，他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法制直播间》、《百姓热线》、《经济法眼》、《今日观察》、《3.15晚会》以及山东卫视的《和为贵》中央电视台的`《共同关注》等近十档广播电视节目中，深入浅出，举案说法，辨析是非，推崇真理。特别是与雷蒙团队十几年录制了近百期《百姓热线》，足迹遍布118万平方公里土地。工厂、农村、牧区，军营、机场、哨所，法庭之上、林海深处、拆迁现场，几次被围困，摄像设备被砸，仍初衷不改，为调查假种子、假农机事件，撑着雨伞在地头田间倾听农民心声，也为了不让更多青少年免受"特异功能"欺骗而只身独闯黑讲堂，还为了给被违法强拆的百姓讨回公道而被企业的保安强行扣留几小时，一桩桩，一件件皆是为了法律人心中那个梦----公平、正义、和谐。他点评的《突如其来的彩铃》和《新房拆迁为那般》分别获得中国新闻最高奖---新闻一等奖和二等奖。2015年与雷蒙团队共同获得内蒙古十大法治人物奖项。
艾国平代表的律师工作虽然很忙，但他总能统筹兼顾、利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职务身份，经常深入基层、企业、学校，认真听取农业、经济发展、新农村建设、平安建设、计划生育、土管、教育、卫生、农民负担、司法等部门的工作汇报。参加对《土地管理法》和《环境保护法》等法律的执法检查。他还充分利用工作之余和下基层办理案件的机会，对群众关心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先后多次提出建设性意见并被重视和采纳。在履行律师工作中始终不忘人大代表身份，对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诉求，积极给与引导和耐心解释，并向相关部门督促解决了一些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三、严以律己，恪守立法为民理念
艾国平律师十分注重加强自身建设，为代表、为同行、为群众做好表率，时刻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工作上，坚持做到对待当事人"三个一样",即：有钱没钱一个样；有权没权一个样；市民农民一个样。制度面前不特殊，利益面前不伸手，不拿原则做交易。他利用常年工作在一线的便利，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接受人民的监督，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牢固树立"人民代表为人民"的代表意识，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把律师工作、媒体评论员和代表责任有机的结合起来，乐于代言，敢于直言，善于献言，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努力不辜负人民的信任，知民情，听民意，解民忧，为之呐喊，为之呼吁。他始终认为：人大代表不仅仅是一个称号、一种信任，更是一份责任。做好人大代表，就要不辜负选民的期望，如实反映人民群众的心声，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2013年、2014年连续两年被回民区人大常委会评选为优秀人大代表。
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他将"只向真理低头"作为职业座右铭，他以法为业，以律为师，以依法治国作为职业信仰，用法律还原事实真相，捍卫公平正义，参与法律援助，让无助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唯法是从，以法律人的自觉，努力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扎根于每一个老百姓心中，为行进中的法治中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④ 韩非的法治思想,对于今天的法治建设有什么意义啊
韩非提出了以法治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法,就是统治者公布的政策、法令、制度，前期法家代表商鞅首先提出“法”治的主张。韩非子强调治国要有法治，赏罚都要以“法”为标准。法是整个社会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任何人都不能独立于法外。韩非子说：“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也就是说，在“法”面前，不存在贵族和平民之分。“术”就是国君驾御群臣的权术，由国君秘密掌握，使得大臣们摸不清国君的心理，不敢轻举妄动，背后搞鬼。“术”最先由申不害提出。但韩非子认为，申不害重术不讲法，往往造成新旧法令相互抵触、前后矛盾；商鞅重法不讲术，则难于对官吏察辨“忠”和“奸”，导致国君的大权旁落于大臣之手。所以韩非主张“法”和“术”必须结合，二者缺一不可。同时,韩非子还认为，“势”就是国君占据的地位和掌握的权力，也是统治者实行统治的必要手段之一。“势”的理论最终是由慎到提出的。韩非子吸取了这一理论，他认为，要推行法令和使用权术,必须依靠权势；没有权势，既使是尧这样的贤明君主，连三户人家也管理不了。因此,韩非子提出“抱法而处势”的主张，认为只有稳固地掌握了权势，才能有效地推行法和术。
法家主张审时度势，“法后王”，“法今圣”，而不“法先王”。商鞅明确提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前世不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这种进化的历史观，坚信“当时而言法，因事而制礼”，从而主张“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①。
韩非继承了商鞅的历史进化，提出“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②，认为历史是不断变化、不断进步的。所以，“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而“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③。那些根本不了解古今治乱变化的人，反而竭力讴歌先王之法，颂扬先王之书，这只会加剧今世的动乱，绝不会带来任何益处。因此，“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④，而是仔细分析研究当代面临的问题，根据现实来制定各项措施。
法家崛起于战国时代。这个时候，“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西周分封制已经崩溃。到战国初年，周王室早已是形同虚设，其地位与一般小国无异。春秋时代的一百余国，这时也仅存十余国，整个中国为战国七雄所主宰。而七雄的大规模兼并战争，也正在推动着中国从封建割据走向封建统一，在这种不可逆转的形势下，维护周制、重建分封，不但没有任何可能，而且从根本上说，乃是历史的倒退。法家顺乎潮流，力倡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力主普遍推行郡县制度。商鞅说过：“百县之治一形，则从；迂者不饰，代者不敢更其制，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⑤众多的县，都实行统一的政治制度，就可使人人遵从，奸官就不敢饰非，替代者就不敢更易制度，因过而贬黜的官吏就不能掩饰其错误。推行县制，由中央任免地方官员，把县变成中央的地方行政机构，而不再是独立、半独立的王国，这样就把全国的军政大权集中到了中央，从而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政体，有利于从劫乱走向安定，从割据走向统一。韩非又进一步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⑥进一步发展了中央集权的政治理论。
法家主张“一断于法”，而不论亲疏、贵贱、上下、尊卑。《商君书·赏刑》说道：“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败于后，不为亏法。”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家主张的“刑无等级”有两大特征：第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主不在次列），第二是废除贵族（不论旧贵族还是新贵族）的赦免和赎刑特权。这两点都是对西周以来“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彻底否定。由于破除了贵族人治，代之以国家法治，因而加强了君主集权，不但大大有助于军令、政令的统一，而且为后来战胜山东六国，实现全国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法家所主张的法治，是将法律公之于天下，“使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又别置“法官”作为主管吏民法律的顾问，以使天下吏民知法不犯，增进国家的安定和统治秩序的稳定。这种法律观念，一直为后来历朝历代所承袭，对于巩固国家的统一，维护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廉吏执法与法制建设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的记载。清明的吏治是实施法制的必要条件，也是法制建设的内在要求，它反映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健康程度。
中国古代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深深地认识到治吏对推行“法治”的重要意义。先秦时，法家提出“名主治吏不治民”的论断，其实质不在于轻视和否定治民，而在于强调吏治的重要性。孔子“为政在人”的观点突出强调了君主与官吏在国家治乱和“法治”兴衰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荀子的“有治人，无治法”，更明确地阐述了“法”与“人”的关系。他认为作为统治者的“人”决定着作为国家制度的“法”，法律能有效执行和适应变化，都离不开“人”的灵活、廉洁和清明。荀子重视人治，并非不要“法治”，“法者，治之端也”，但发挥法的作用与功能要靠人，官吏守法和秉公执法是治国之关键。唐“贞观盛世”的出现是与唐初官吏的清正廉洁，带头守法分不开的。
法制历史深刻地告诉我们：徒法不足以为治，繁法也不足以为治，制定严密完备的法令是容易的，而真正要使之付诸实施并深入人心则并非易事，它要通过执法者公平的执法和广大民众自觉的守法来实现。因此，我们说，良法与廉吏是实现法治必不可少的两个环节，它们相互联系，承前接后，内在要求是一致的。在法制建设中，立法要从实际出发，结合社会现实，根据社会要求，能够真正反映社会生活，指导并规范人们的行为。但是立法只是国家治理的一个前提，只有依靠秉公执法的官员才能够使国家立法走向现实，如仅有善法而不循法，立法则无异于虚设之条文。
四．法治的现代意义
中国古代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盛世局面，如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之治等。盛世所表现出的共同特征就是社会秩序稳定，吏治清明，人民生活安定，阶级矛盾相对缓和，封建法制相对健全和完善。良好的法律秩序成为盛世最明显的标志。法盛则政兴，古代盛世局面的出现所体现的共同特征就是：重法、守法，上自皇帝下至百官百民，自觉或不自觉地服从于封建法律，不徇私枉法，不枉杀臣民，不僭越法律。
封建“法治”与现代法治有着本质的区别。封建法律的服务对象是地主阶级，其着力维护的是专制主义统治，法律是皇帝的御用工具，法自君出，皇帝可一言立法，也可一言废法，权大于法。尽管如此，封建盛世的出现，内在地需要“法治”的支持，封建法制中许多内在规律成为法盛政兴的必要条件。深入法制历史，分析法制现象，从封建法制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法制经验和规律，不失为今天法制建设的有益借鉴。
在法自君出的封建社会里，皇帝一方面凌驾于法律之上，另一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也遵循法律的规范。汉文帝以身作则，奉公守法，才有了张释之的执法公平；唐太宗有“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的思想，才有了功臣屈法而下诏治罪之举。在保证法令顺利实施方面，监察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制中最有特色并且历史悠久，其主要职能是监察百官，纠举失职，监督司法，以使官吏执法不阿。中国古代的监察机关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独立地行使监察权，自成体系，不受行政系统的干涉。为充分发挥其职能，历代都由皇帝掌握监察御史的任用权。监察御史虽品级不高，权力却非常大。也正因为如此，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监察机关确实起到了应有的法律监督作用，为封建法制的推行起到了极大的保证作用。在制度建设上，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既有特色，也很有显示借鉴意义。
依法约束权力，法制就能得以维持，盛世就有出现的可能；权力超越了法律，社会秩就会混乱，衰世就必然出现。以法律约束权力是维系法制的根本，古代如此，现代也如此。
法制推动社会的发展，调整社会关系，保证国家的政治制度，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它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巨大的影响。历史证明，重视法制就会推动社会的发展，使国家昌盛富强；破坏或淡视法制就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导致政权的衰败。可以说，“法治”是盛世的标志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认识到了法治对一个国家盛衰的作用，开始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治国方略。这就使得民主法制环境大有改观，司法执法队伍不断扩充，纠正了以往不讲法制，强调人治的作法，司法和执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我国的司法执法状况与法治的内在要求仍相距甚远，长期以来形成的人治观念仍然没有根本消除，权大于法的现象仍很突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贪赃枉法的现象仍很普遍。我们知道，失去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也必然损害法制，影响法制技术的顺利进行。立法定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实施，而严格高效地实施法律取决于司法执法机关的活动。依法治国的关键之一就是司法和执法的公正，只有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严格守法、依法办事才能维护法制的尊严与权威，保障社会主义法制技术的顺利进行。
注释：
①《商君书·更法》
②《韩非子·五蠹》
③《韩非子·显学》
④《韩非子·五蠹》
⑤《商君书·垦令》
⑥《韩非子·扬权》
⑤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应该如何成为法治精神的践行者300字
何为法治精神？它是善用法律解决民生问题的善治精神，是保障人民权益的民主精神，是以人为本的人权精神，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正精神，是运用法律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和谐精神。
身处时代洪波中，作为大学生的我们不单要了解法治精神的内核，还要做法治精神的践行者。
践行法治精神，从宣传弘扬做起。为了让新中国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大学生的我们要为祖国做出宣传的贡献，普及法治精神，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
践行法治精神，从本职工作做起。每个大学生都不是单单是个体，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职责与义务。法治精神应该成为我们的行为规范，我们应该成为法治精神的拥护者。
弘扬法治精神，让法治精神内化于心。法治精神的践行不单是口头践行，只有将法治精神内化于心，才不会是“纸上谈兵”。
⑥ 个人怎么为法治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为来普通公民，有以下途径为法自治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首先要知法守法，懂得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和他人
考律师执照，做一名伸张正义的律师
做一名公安、政法方向的正直的公务员
路见不平，为守法者伸张正义
等等
以上希望对你有帮助
⑦ 关于世界历史上推动法治进步的人物有哪些
中国
1商鞅
商鞅的法律思想具体来说，可以归纳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依法治国的思想。这是商鞅最根本的法律思想，也是商鞅的其他法律思想生存的基础。作为前期法家的代表，肩负着反对“礼治”、“德治”和“人治”的使命，商鞅在论证依法治国的合理性上是不遗余力的。他的理论逻辑大概是这样的：首先，他认为，人人都有“好
利恶害”或“就利避害”的本性，这是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1]。正因为“人好爵禄而恶刑罚”，所以只能用赏罚的法律手段而不能用仁义道德来统治。法家的人性论是是当时私有制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商品等价交换在人民权利义务方面的反映。法家正是利用这种人性论来否定温情脉脉的宗法关系和儒家的“礼治”、“德治”、“人治”，并为实行法治的必要性提供依据的。[2]与此同时，商鞅强调了反对复古保守的观点，主张“不法古，不循今”，“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3]，“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4]。他之所以这样强调，是为了在理论上说明，即使是伏羲、神农、皇帝，他们都是“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因此，“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悍马，此不智不慧也。”总之，现今的社会只能用以力量为特征的法治。[5]由此，商鞅论证了推行法治的必要性。
由于商鞅得到了秦孝公的支持，因此，其依法治国的思想在变法中得到了实践，其内容笔者认为可用章太炎的一句话来概括“尽九变以笼五官，核其宪度而为治本”[6]。
二、严刑峻法的思想。或者说是“重刑主义”，是商鞅的一个重要的法律思想。这一点从很多方面都可以得到验证：“不告者腰斩”，“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被刑”“禁奸止过莫过于重刑”商鞅的重刑思想是出名的，那么为何其要选择与传统的明德慎罚思想迥然不同的道路呢？笔者认为，这和商鞅的统治方略有关，而非其思想的落后和残暴。商鞅为秦国臣民设计的是“自治”的道路，也就是主动择利避害的道路，而为国家设计的是用赏导，用刑督的“禁使”之法。二者的统一，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使赏足以使民择而不旁求他利，；使罚足以禁而民不得避其害，从而实现法治所要追求的目的。当然，在厚赏和重罚之间，商鞅虽也重视厚赏，如“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10]，但无疑，他更加重视的是重罚。商鞅认为，“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姑王者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藉刑以去刑。”他把重刑的意义说得很清楚，也就是去“奸”，“以刑去刑”，可见，商鞅的重刑论就是预防论。
三、刑无等级的思想，或者说是法的平等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先秦法家普遍强调法的平等性，而商鞅最为坚决。他声称，“圣人之为国也，一赏、一刑、一教；一赏则兵无敌，一刑则令行，一教则下听上。”一刑，则就是“刑无等级的思想。这一点在“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中体现得更加明确：法的实施不因出身、地位的不同而有轻重，法律根本不能屈从权贵。从而否定了“刑不上大夫”的传统。
商鞅缘何会坚持“刑无等级”？笔者认为，原因有二。其一，很显然，这是废除奴隶主贵族特权的需要，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重新分配权利和建立新的法律秩序的强烈愿望，事实上，也正是奴隶主贵族反对最多，“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族多怨望者”；其二，应该是商鞅树立法律威信的需要。变法之初，法必不能马上为民所信，商鞅对这点也非常重视，此后著名的“徙木赏金”也正是为了取信于民。而此时假如法律再不能平等待民，要推行法律几乎是不可能的，商鞅说的“一刑则令行”也正是这个道理。
以上是我认为商鞅最重要并且是影响最深远的三点法律思想，当然，他的法律思想远远不止这些，还有一反前朝“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思想的法必须“布之于百姓”的思想；法令必须统一、稳定、没有溯及力的思想：“法莫如一而固”，“刑罚已错又移之，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定分止争，即确定名分，防止争夺，维护等级制度也是商鞅的法律思想，“法定不定，以下为上也，此所谓名分之不定也”
2韩非子
一）本体领域------道的无为和奉法治国的“体道”无为的关系
韩非认为，奉法而治是符合道的无为原则，是“体道”的具体表现。韩非是道本体者。认为道是宇宙本体和万物本原。对此，他说“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他还说，道是一种“无状之状，无象之象”的存在，之所以成为宇宙万物的总根源，是由于道虚静无为、能放任自然而无所不为。人们要成功，必须要效法道的虚静无为。这便是“体道”。“体道”是人的立身之本，也是行动的原则。对于君主来说“体道”的最好方法是无为而治。其具体方法是：摆脱喜恶之心，做到无喜无恶、任其自然。“喜之，则多事；恶之，则多怨。故去喜去恶，虚心以为道舍。”韩非告诫君主，治理国家应该清静淡泊，不存喜恶之心。那如何做到呢？就是：奉法而治。
（二）人性领域------人的性情和“缘理”推导出法治的必要性
韩非从人性的角度论证，君主奉法而治是“缘理”的表现。按韩非的思想，世间万物都是禀道而生的，万物禀道所获得的内在规定性（德）反映在外部属性上就是“理”。“体道”的原则要求人们在对待万物时应“缘理”而为，因循万物的本性。君主统治天下必须因循人性的本来面目和事实情况。他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在他看来，人性好逸恶劳、自私自利。在此基础上，如果奉行法治，就能避免犯罪，杜绝混乱。而且法治迎合了“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的人性趋利的本性。奉法而治是“体道”“缘理”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表现。
（三）价值领域------法的功能性、效益性伸张了法治的合理性
韩非指出，法家主张法术，并非好法而法，而是为了治理好国家。实行法治，暂时痛苦而可长久的利；实行仁政，苟乐而后患无穷。君主采用法治并非出于残忍，而是出于长久的考虑。君主奉法而治是应为法治的合理性，依靠法治治理国家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四）历史领域------时代的变迁与道德的软弱共同印证了法治的优越性
在“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问题上，针对儒家所说的古代圣贤德治而国富民丰的传说，韩非反驳说，古今的社会状况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古代资源多、人口少，生活不费力就有充足的资料，人们所以不争。如今人口越来越多，致使财货短缺，纷争激烈。时代发展了，社会环境和物质情况也随着发生变化，治国之策也要随之变化。如果再用老办法应付新问题，就会显得力不从心、束手无策。应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制定出新方法、新对策。这就是他所说的：“古今异俗，新故异备。”“世异而事异”，“事异则备变“。具有非凡的现实主义的韩非不恪守陈规，而是强调时代和历史的变迁，要求因时制宜，不断更换、调节新的统治政策，这就是法家所遵循的”法后王“原则。韩非的”法后王“原则是其社会变化论的必然结果，也是他治国方针的理论依据。道德手段也许适应于古代，却不适应于当今。对当今来说法治优于德治。
总之，为了证明自己的奉法而治的思想，韩非进行了多方论证，涉及到本体哲学、人性哲学、历史哲学、道德哲学多个方面。而在论证中，韩非更坚定了他的治国理念，他的法治信心，建立了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3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这个最厉害
该书所倡导的法制、政治自由和权力分立是对神学和封建专制的有力抨击，成为此后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政治纲领。特别是为孟氏所第一次正式提出的分权与制衡理论，对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政治实践和政治思想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经过法、美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国家构建民主制度和政权体制的组织原则。孟氏所集中讨论的不是具体的法律规范本身，而是法的精神，即法律符合人类理性的必然性和规律性。所以，孟氏把法律置于决定地位，认为只有法律才能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而专制则是对人性的蔑视和对自由的践踏。他进而深入探讨了自由赖以存在的体制条件，并借此找到恢复自由的基本手段——三权分立，以权力制约权力，防止权力滥用。主张宪法统率下权力分立与制衡的政治制度。使法律、自由与宪法结合起来，奠定了宪政理论的基本框架，这也是孟氏对政治理论最杰出的贡献。
我就想起来这三个人，其他的你再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