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化型抢劫罪的缺陷及立法完善

⑴ 转化型抢劫罪的概念是什么

在 刑法 中并不是对某个犯罪行为进行限定之后就没有办法去认定类似的行为了，就比如 抢劫罪 就容易出现转化的可能。那么， 转化型抢劫罪的概念 是什么？ 其实本来没有打算 抢劫 的罪犯因为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不得已将行为变成抢劫的就是转化型抢劫。下面来看看具体的内容。 一、转化型抢劫罪的概念是什么？ 我国刑法第269条规定，转化型抢劫犯罪的行为人必须先“犯 盗窃 、诈骗、 抢夺罪 ”，由此引出两个相关问题。一是转化前的行为是否必须构成独立的犯罪;二是转化前的行为是否包括采用盗窃、诈骗、抢夺方法实施的其他犯罪行为。 对于后一问题，笔者认为，要视以盗窃、诈骗、抢夺方法实施的其他犯罪行为是否侵犯财产权而定。如果先前行为没有侵犯财产权的，如盗窃、诈骗、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品，盗窃、抢夺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等行为，就不具备转化型抢劫罪的前提条件。若构成独立犯罪的，则应实行 数罪并罚 。如果先前行为侵犯的是包括财产权在内的双重客体的，如金融诈骗、 合同诈骗 等行为，就具备了转化型抢劫罪的前提条件。 对刑法第269条规定的转化型抢劫罪的先前行为，即盗窃、诈骗和抢夺财物是否要求达到“数额较大”的问题，在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意见分歧很大。笔者认为盗窃、诈骗、抢夺的财物必须达到“数额较大”，才能适用刑法第269条。理由如下： 1、相关立法原意要求先前行为构成犯罪。 从1979年刑法与1997年刑法对转化型抢劫罪的表述差异看，我们不难发现，后者表述更准确、严谨。理论界与司法实践部门提出过将“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修改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的意见，但未被立法部门接受。可见现行刑法中转化型抢劫罪前提条件的立法本意就是要求先前行为必须构成盗窃、诈骗、抢夺罪，即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必须达到“数额较大”的要求。 2、有关司法解释与法律规定相悖，不能成为“否定说”的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88年3月16日在《关于如何适用刑法第153条批复》中指出：“在司法实践中，有的被告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虽未达到‘数额较大’，但为窝藏赃物、抗拒 逮捕 、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情节严重的，可按照刑法典(指1979年刑法)第153条的规定，依照刑法典第151条抢劫罪处罚;如果使用暴力相威胁情节不严重、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一批复是“否定说”理解1979年刑法第153条的重要依据，更是司法者执法的重要法律依据。但笔者认为，这一司法解释是司法者对法律的扩大解释。现行刑法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并同时取消了类推制度，再沿用这一批复精神，显与现行法律相抵触，这一司法解释不能成为“否定说”的依据。 3、“肯定说”与抢劫罪无“数额较大”规定不相矛盾。 抢劫罪条款中没有“数额较大”的规定，这是严厉打击抢劫犯罪立法意图的体现。转化型抢劫罪不是典型的抢劫罪，即行为人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目的不是直接从被害人处劫取财物，而是为了窝赃、拒捕、毁证。由于构成要件上的变化，致使完全依照原罪处罚已不可能，因而我们不能以抢劫罪无需“数额较大”的要求来否定转化前盗窃、诈骗、抢夺罪的“数额较大”要求。同时笔者认为，“肯定说”不会削弱对抢劫犯罪的打击力度。如果先行行为不构成犯罪，其后行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独立犯罪，仍可依照刑法的规定定罪处罚。 以上就是关于转化型抢劫罪的概念的相关内容。综上所述，罪犯可能最开始本来只是打算偷偷到别人家中偷取财物却临时被主人发现而只能用暴力的手段将财物夺走就可能直接从 盗窃罪 变成了转化型抢劫，而在量刑上也会比简单的盗窃要严重的多。

⑵ 《刑法》第269条是怎么规定的

我国《刑法》第269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26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这是指行为人在实施盗窃、诈骗、抢夺罪过程中，因发生上述法定事实而转化为抢劫罪。笔者认为，《刑法》第269条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语法上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应加以修改和完善，从而达到逻辑严紧，用语明确规范，准确地表达立法意图的要求。
一、法条表述在逻辑上存在错误。整个条文给人的感觉是，要认定转化型抢劫罪首先必须确定先行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已经构成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笔者认为，转化型抢劫犯罪不应以先前行为构成犯罪为条件，只要行为人前行为属于盗窃、诈骗或者抢夺即可。因为，盗窃、诈骗、抢夺是数额犯，而抢劫罪不是数额犯，其构成犯罪不需要考虑财物数额大小，否则无法体现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也不利于司法实践的操作性。因而，只要行为人实施了盗窃、诈骗、抢夺，无论构成犯罪与否均可构成转化型抢劫。建议将前提条件修改为：“以非法占有数额较大的财物为目的，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
二、主观条件方面存在的缺陷。笔者认为对“窝藏赃物”的表述是不准确的，不能表达出立法本意的全部内容。实践中行为人被事主发现后对其实施暴力或暴力威胁，其目的并不在于将赃物窝藏起来，而在于进一步排除事主对物的支配和控制，继续占有赃物。同时，“毁灭罪证”中的“罪证”一词是指犯罪的证据，如前诉述，转化型抢劫罪前提条件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并不一定要构成犯罪，所以“罪证”一词的表述也是不够严密的。因此，笔者建议，将转化型抢劫犯罪的主观条件修改为：“控制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证据”。
三、转化型抢劫罪时空条件方面存在的缺陷。从字面上看，法条中的“当场”是指窝藏赃物、抗拒逮捕或者毁灭罪证的“当场”，而非盗窃、诈骗、抢夺行为的“当场”。作为转化型抢劫客观要件之一的“当场”，应是时间和空间的结合体，在判断行为人的有关行为是否具有“当场”性时，应综合考虑暴力、威胁行为与先前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在时间、场所上的连接性、事实上的关联性等多种因素。笔者建议，将“当场”提前到主观条件前面与主观条件一起作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状语，这样可以避免歧义。
四、法条中应明确从轻处罚的原则。从刑法理论上看，转化型抢劫罪是属于“临时起意”的犯罪行为，其主观恶性较“预谋”的抢劫犯罪要轻，处罚时不应同等对待，应相对从轻处罚。
五、法条中应明确规定相对负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不能成为转化型抢劫罪的主体。这样有利于保护、挽救、教育未成年人，符合我国立法精神。
综上所述，笔者建议应将《刑法》第269条修改为：“以非法占有数额较大的财物为目的，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当场为控制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证据而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263条的规定定罪，从轻处罚。相对负刑事责任能力的人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