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对立法的影响

1. 法律文化对我国立法的影响

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所以大陆法系的文化对我国的立法影响巨大.
在解放前,清朝末年,我国版的立法主要受日本和法权国法律文化的影响,其中很多法律的制定都是参考日本的法律.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立法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因此主要吸收的是德国的法律.
大陆法系又称罗马法系,民法法系是继承古罗马法的传统仿照<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的样式建立起来的各国法律制度的总称.

2. 中国古代法治传统对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哪些积极和消极影响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家的法治思想非常引人注目，法家的思想家们认为法具有普适性，应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公开宣扬宗法等级制度的儒家，从维护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出发，也历来重视圣君贤人的典范作用，强调君臣守法的重要性。

司法不独立，不公正的现象普遍存在：由于受到传统法律文化的制约，我国的司法体制，法院机构设置，法官制度，司法运行过程都带有明显的行政化的色彩，行使司法权时往往受到行政权强有力的干涉。而且公开，透明是现代司法体制的基本要求，而当前的司法体制离此还甚远。

(2)中国文化对立法的影响扩展阅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注意事项：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体现社会主义法治内在要求的一系列观念，信念，理想和价值的集合体，是指导和调整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方针和原则。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实行计划经济转变为实行市场经济，从实行闭关锁国转变为实行对外开放，从人治向法治过渡，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从中国社会主义国体和政体出发，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时代要求，以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为指导，深刻地认识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精神实质和基本规律，系统地反映符合中国国情和人类法治文明发展方向的观念、基本信念和价值取向。

3. 中国传统立法指导思想儒家思想在中国法制史中的发展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是一套以“天道”观念和阴阳学说为哲学基础、以儒家学派的主流思想为理论根据、以农业生产方式和血缘家庭家族为社会土壤、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完整而圆熟的法律传统和法律体制。法律的儒家化实际上是儒家思想的法律化。在制定法律时，以“礼”作为立法根据和指导思想；以“礼”的基本原则作为定罪量刑的基本标准；并且以“礼”来注释法律。

中国古代法制强调法律、刑罚与道德教化的相互为用。“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对道德教化与法律刑罚之间关系的典型概括。儒家的政治学说是以人性性善论为基础的。孔子曾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所以只要通过适当的礼义教化，则“人皆可为尧舜”、“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就不难实现。法律刑罚的功能是相对有限的，所谓“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仁，能杀人而不能使人廉”，所以“刑罚为盛世所不能废”，亦“为盛世所不尚”。因此，治理国家应该是“导之以礼，齐之以刑”，应该“德主刑辅”。意思是治理国家、统治民众应以发扬德政、宣传教化为主要的手段和根本目的，而不能像法家主张的那样本末倒置。同时，制定法律、实施刑罚也应反映、适应礼义教化的要求，使法律成为道德仁义、纲常名教的最好载体。所以，儒家不仅主张实行“仁政”，也强调执法要“仁恕”，要审慎，要“恤刑”。过于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在实践当然容易导致泛道德主义泛滥，容易使法律沦为政治和道德的附庸和工具，这是其消极的一面。但这种理论注意到从更宽泛的角度，多方面看待和处理社会问题，无疑又有其值得参考借鉴价值。
注重家族伦理，注重维护家庭的和睦和亲情。我们的祖先认为，家庭的生命是一脉相承的整体，个人的生命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子女的生命又是个人生命的延续。所以我们把家庭亲情称为“骨肉之亲”，兄弟关系称为“手足之情”。在这种情形之下，一遇到与亲情伦理有关的问题，考虑的、注重的东西，就和常人大不相同了。传统法律制度，很自然地被深深地烙上了这种印痕，“依伦理而轻重其刑”的伦理特性也就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最为鲜明的特征。在各朝法律特别儒家化以后的法律中，有关处理亲属、家族成员间杀伤、侵犯、奸盗、婚姻、田宅及子孙不孝、违反教令等伦理性条款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处理这些亲属间纠纷的原则，向来是儒家所宣扬的尊卑、亲疏观念，完全是一套不同于常人的评判标准。这些伦理性规则中，充斥着相当浓厚的尊卑、亲疏、名分等色彩，含有明显的父子、夫妻、尊卑长幼间不平等的成分，但是其中也包含有维护家庭和睦、强调家庭成员间相互扶助，特别子孙对父祖、卑幼对尊长的尊敬、抚养的义务。这些正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表现。
注重调解、调处，强调息讼、和息纷争。“和谐”是中国社会的悠久而珍贵的思想传统和价值追求，对传统社会司法诉讼、解决纷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孔子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直接提出“无讼”的理想，就是主张每个人都应该尽量克制自己的欲望，大家相互忍让、体谅，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去过自己应该过的生活，就不会发生争讼；即使有了争讼，也可以相互妥协，和睦相处。在漫长的传统社会里，“无讼”被士大夫阶层视为一种终极的理想和目标，逐渐设计和形成了一套关于“贱讼”、“息讼”、调解和调处的特殊制度。这些制度的消极面在于过于强调“息讼”而忽视了当事人的权利和利益，但对缓和社会矛盾、降低社会成本、消除滥讼现象、达成社会的整体和谐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礼法合治”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真谛与特色。在战国时期“礼治”与“法治”开始进行交锋，交锋的结果之一是“礼治”东山再起，“法治”隐退，另一方面也是“礼治”与“法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融合。“礼法合治”实质是自然经济、宗法结构与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体相溶合的结果，相应地法文化型态也妥协成“混合型”法文化，表现在法律上就是“习惯法”与“成文法”结合的“混合法”样式。这种样式从西汉至清末的两千年间，“伴随着秦汉封建专制一体化的形成和发展，儒法合流，珠联璧合，形成中国正统的法观念，并且逐渐积淀于民族心理之中”，因此礼法交锋促成了“礼法合一，德刑兼治”，促成了儒家正统法律思想在封建社会的“大一统”地位，并且这种“内外混合”型法文化逐步向法律实践领域扩张，西汉儒学们发动“以经决狱”将经义凌驾于法律之上，实践于审判活动之中，吹响了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号角，东汉儒臣掀起“以经注律”的热潮，几乎把法家制度的律文打上儒家烙印；而后“以经立法”的唐律结出“一准乎礼”的硕果，“礼法合流”即大功告成，“这样，中华帝国的法律就成了法家和儒家学说的混合物”。礼与法的关系是“礼为本，法为用；礼为主，法为从，礼为先，法为随；寓礼于法，明法彰礼”；在法律规范上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习惯法与成文法并举的“混合法”状态。

在中国传统法文化中，法律以德教为主，道德是社会调整的主要手段，而法律只是次要手段，是道德的辅助手段；刑是工具，而道德教化则是目的；刑罚的适用必须建立在德教的基础上，而实施刑罚的目的则是实现道德教化的要求。道德几乎成为法律的化身。道德规范对法律世界的介入非常广泛，以致于很难截然划分道德与法律的界限。不仅道德上的要求与法律精神相契合，触犯法律的行为不道德，有悖道德的行为也是非法的。在德刑关系上，德教的地位高于刑罚，即所谓“德主刑辅”，所谓“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罚为之佐肋焉”。传统法文化主张“为政以德”。“为政以德”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提倡仁政，反对暴政；二是重视道德教化，主张“以德化民”。德与刑相比，是以德为主，以刑为辅，这就叫做德主刑辅，所谓“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也就是说，刑罚必须以礼乐为依据，否则就不会得当。从使用效果来说，儒家认为，刑罚只能惩罚犯罪之后，而德教却能“止邪于未形”，防患于未然。从使用顺序来说，儒家主张先教后诛，反对不教而诛。这套主张，由儒家所倡导，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尚未被统治者采纳。后来，由于秦王朝不施仁义，专任刑罚，导致二世而亡，“德主刑辅”说才逐渐引起封建统治者的重视。经贾谊、董仲舒等人加工、改造，“德主刑辅”被奉为正统，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基本方法，对中国法律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德主刑辅”思想的指导下，法律自我发展张力极其衰微，法律成为伦理道德体系和行政命令的附庸。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行政命令之间没有明确界线，法律缺乏独立性和自治性，从而丧失了自身作为法律的独特个性和功能。

4. 中国传统文化对法律文化的影响

给你一个思路，要从法律文化四要素来构思和组织文章，因为法律文化由法律思想、法律规范、法律设施和法律艺术组成。这四种要素相互联系和矛盾运动，成为法律文化发展变化的直接动因。
1、法律思想是人们关于法律问题的见解和评价。它由核心部分和外围部分组成。核心部分是法理学，它是从宏观角度将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社会现象而进行的一种理论评述。它要回答的问题是：法律是什么?它是怎样起源和发展变化的?它有哪些特征?它和政治、经济、哲学、道德、人性、人口、社会环境的关系怎样?法律的效力从何而来又如何保障实现?法律与公正、平等、自由的关系怎样?法律具有何种价值?什么样的法律是优良的法律?怎样制定和实施优良的法律?……总之，它要解决法律的一般性理论问题。外围部分是法律意识，它是人们从微观角度对具体法律活动的一种评判。它要回答的问题是：应该制定和不应该制定什么样的法典、法规?应采取哪些具体措施以保障法律的实施?何种法律制度是不好的应当改革的?应采取何种措施预防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如何保障司法审判的合法性和准确性?……
当然，在法理学与法律意识之间很难确定一条分明的界限，它们在思想家、政治家、法律工作者和研究者的思维活动中几乎混为一体。但是，它们毕竟不是一回事。它们的区别在于：①法理学关心法律的一般性共同性的理论问题，法律意识则关心较为具体的特殊的法律问题；②在时间观念上，法律学关心法律活动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法律意识则主要关心现实；③法理学虽然也关心现实问题，但是间接的，并注重从理论上加以阐述，法律意识不仅强烈地关心现实法律问题，而且总是把对法律问题的评价、要求置于客观利益(个人、集团、阶层、阶级、社会利益)的天平上。法理学与法律意识的微妙差别可以用如下例子加以说明：人们在观看一幅美女肖像，当一个人从肖像的光线、色调、表现手法等方面来评价它时，那是一种“无我”的欣赏；而另一个人则拿她来同自己的妻子或其他熟识的人进行比较，那就成了一种“有我”的联想。当然，在法理学和法律意识之间并不存在“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分野。法理学总是以一定量的法律意识的积累为原料，才能完成理论升华。而法律意识只有在坚实的法理学基础上才能对现实法律问题作出更为透辟的评判。在阶级社会，掌握着物质、精神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总是比被统治阶级更容易创立自己的法理学，而被统治阶级则以自己的法律意识与统治阶级针锋相对。一个社会的法律文化水准，不仅要取决于法理学的水平，而且更多地取决于法律意识的发展程度。在法律活动面前，法理学的作用是描述和预测，而法律意识则是创造和实践。
2、法律规范是区别于生理、伦理、道德规范的一种特殊行为规范。法律规范指示人们可以做某种行为，不可以做某种行为，以及对违背行为的惩处。它可以有文字形式，也可以没有文字形式，但必须经过社会权威机构的制定或认可。法律规范的形成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一般说来，初级阶段的法律规范与伦理、道德乃至宗教规范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随着经济、政治的发展而不断松动并最后脱节。由于民族的和历史的原因，这种联系在某些地区和民族维持了相当长的历史，这实际上是完成了伦理、道德和宗教规范的法典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律活动的长期积累，法律规范的形式也发生变化。总的说来是分工日益清晰。法律规范可以分为一级规范和二级规范。前者是直接实现立法意图的规范，后者是保障前者实现的规范。调整某一部类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就构成特定的法律制度。法律制度是通过立法渠道实现的法律规范分类组合的结果。法律规范数量不断增加，内容不断创新，分类不断精细，是它发展的一般趋势。
3、法律设施是保障法律活动得以正常进行和发展的客观条件，它是社会权威机构为实现法制、指导法律活动而建立的一系列工作机构的总和。它包括专门设施和辅助设施。专门设施有：立法机构、执法机构、审判机构、检察机构、公安机构、司法行政管理机构以及律师咨询机构、社会保险机构、公证机构、仲裁机构等等，辅助设施有：法律教育培训机构、调解机构、法制宣传机构、企事业单位的治安保卫和法律顾问机构等等。
法律设施是社会权威机构的派生物，社会权威机构指派专门工作者并制定工作程序，来保障法律规范的产生和实施。因此，法律设施又是特殊的人和特殊法律规范的结合物，是专业工作者和专门法律规范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使法律规范得以产生和实现的一系列工作机关，是从微观角度制约法律活动的指示灯和控制器，没有法律设施，法律规范既不可能产生，也不可能实现。
设置法律设施的目的在于保障法律活动的正常进行。因此，在建立和调整法律设施时，应遵从如下原则：①统一原则，不允许互相矛盾和抵触，法律设施的工作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应是统一的；②分工原则，明确职能权限，各司其事，互相监督，互相配合；③效率原则，要讲办事效率，不允许哪怕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停滞；④应变原则，形势变了，法律活动也应跟着改变，但要依据法定程序进行；⑤专业化原则，法律工作者应具备专业知识、技能和较高的法律意识，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法律活动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
4、法律艺术是保障法律活动得以正常进行和发展的主观条件，是一种从事法律专业活动的能力、技术和方法。它包括立法艺术和执法艺术。立法艺术是社会权威机构制造法律规范的能力和方法，包括立法机构的组织形式、工作程序；法律规范的形式、语言结构、分类、组合，立法时机的判断，公布法律的方式，法律解释的方法等；执法艺术是保障法律规范得以实现的能力和方法，它包括司法艺术和一般执法艺术。前者指审判方法、检验技术与理论、鉴定技术、勘查技术、代理与辩护方法，法律文书的制作技术等；后者主要指行政机关执行行政法规的方法和技术和仲裁方法等等。
法律设施和法律艺术是保障法律活动正常进行和发展的客观、主观条件。没有这两个条件，法律活动的进行是无法设想的。两者的联系十分密切，法律艺术总是在一定的法律设施里由特定的人掌握和传播的，法律设施的活动，总以人们具备一定的法律艺术为条件。它们都体现了人的活动，都受一定法律意识的影响。它们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人们活动的合法性和规范性，后者则或多或少重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前者常常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后者则体现了更多的稳定性和继承性。
法律文化四要素的外部联系构成了法律文化存在和发展的方式。当我们注意法律文化起源的时候，常常很难机械地找出一个确切的标志，也无法确定诸要素孰先问世。请看如下的逻辑推理：法律规范与社会权威机构的存在为前提，则后者在先；制认和认可法律规范是人们有意识有目的活动，支配这种活动的是一定的法律思想，于是法律思想在先；法律思想是人们对法律活动的评价，它以法律活动的存在为前提，于是，法律规范又在先……。法律文化的产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当社会权威机构逐渐确立时，法律文化四要素的初级形态也就同时诞生了。
就某一法律文化演进史的横断面而言，社会的物质生活总是处在最低层的。由于实际生活的需要，人们产生了某种要求。这种要求经过过滤成为法律意识，它又经过筛选、变型成为社会权威机构的法律意识，并通过立法艺术被立法机构加工为法律规范，又通过执法艺术被执法机构加以推行。经过实践，一些可行的法律规范或制度被保留并发展了，不再适用的则被淘汰了。一些新的法律规范和制度适应着新的需求而诞生了。在法律活动中，法律思想、法律设施、法律艺术也不断发展完善，整个法律文化的水准也不断提高。

5.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是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和“礼”，即“仁者爱人”和“克
己复礼”，仁礼之道具体派生出家族主义，而家族又是中国法律所着重维护的秩序。

1、“仁”对我国古代法制的作用

孔子的“仁”，贯彻给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恕”字。

我国古代历代王君也正是意识到了仁义和宽恕的贡献，才使得当时的法制不断从野蛮走向文明，西周的“有德”就是得民心，针对商纣王乱刑无辜，周朝的法制思想转变为“明德慎罚”以达到保护臣民的目的。

历史的见证无不体现了儒家思想的仁义道德对中国法制发展的巨大贡献，这里的仁德思想与我们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所贯彻的以人为本理念也是一脉相承的，真正做到以史为鉴，才能更好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礼”对我国古代法制的作用

“礼”亦是孔子的儒家学说中极为重要的思想。

义在其中，义体现为礼，礼是人内心的义的具体实现形式。一方面，礼是统治者根据人民面临的实际生活状况也就是“中”的原则制定出来的，因此，礼就是“中”的哲学思想的体现。另一方面，礼，尤其是周礼，是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

在中国法律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法”的内涵不断丰富 ，而且许多“礼”的内容也逐渐融入其中。西周时期， 周公制礼， 吕侯制刑， 礼与刑成为当时两大部门法。礼是调整行政、经济、军事、民事、诉讼各方面的综合大法， 刑是定罪量刑的法律。

(5)中国文化对立法的影响扩展阅读

儒家文化思想的核心内容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1、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2、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

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3、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4、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