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泛道德

Ⅰ “泛道德化”是什么意思

“泛道德化”，即道德评价被上纲上线，无限拔高，占据了最主要地位，它无限度涵盖和渗透到政治、法律、科技等其他评价话语体系中，使其他的评价体系都沦为道德的奴婢。

Ⅱ 中西方思想文化的差异

1.在思维方式方面上，西方人注重思辨、理性、分析、实证，剖析整体再加以综合，几乎大部分人都会辩论；中国人注重直观、整体、经验；

2.在价值取向方面上，西方人注重以自我为中心，重个人、重竞争；中国人注重群体、社会、和谐；

3.在伦理道德方面上，西方人注重个人放任，创新发展，张扬荣誉；中国人崇尚个人奋斗，尤其为个人取得成就而自豪，从不掩饰自己的自信心、荣誉感和获得成就后的狂喜。

4.在行为规范方面上，西方人“重利”、“重法”,中国人“重义”、“重情”。

中西方文化的感性与理性趋向差异很有趣。

西方文化发展的感性趋向，造就了西方现代文化的外在领域—娱乐业和竞赛也的不断发达；西方文化发展的理性趋向，推动了现代文化的内在领域—自然知识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

中国文化中的感性和理性两极都不像西方那样发达，缺少感性冲动和理性追索，因而会造成传统的体育与科学发育不良。缺少感性冲动的文化，就很难有文化理性的突破与发展。

在感性生命方面，中国文化中有一种知足常乐、能忍自安、不为人先、不耻人后的观念。

在理性生命方面，中国文化有一种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精神。这种只注重过去的实践经验而忽视未来的发展变化的思维传统，有助于防止我们的民族陷入各种精神误区，但却同时限制了我们知识想象的自由空间和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热情。

(2)中西泛道德扩展阅读：

中国文化下的民主与人权：

一、中国不是没有民主，而是，它的“立体民主”与西方不一样。何况，在朝廷之内，有诸如祖制与御史对皇权的实际约束，以及皇帝通常必须有臣子之奏折方有机会批示以表达皇室“谕旨”之传统惯例，这等于是现代政治学中的一种横面之分权与牵制。

而这种种形式上的差异，正好是由于文化与历史背景不同所致。而其民主实质与精神，不应因形式有异而否定它的存在。

二、同样，中国不是不注重人权，而是将人权概括于民族权之中。在这点上与西方人权相比，我们不妨将民族权称之为“宏观的人权”。这个与西方的差异，也是出于文化与历史差异所致。这不但是意义上的差异，而且是在形式上的表现不同。

三、西方人将他们微观的人权以及横面的民主政治定为“普世价值”，至少在中国的民族权（即宏观的人权）以及“立体民主”的对照下，他们的普世性出了严重问题。

我们必须对他们这些所谓的“普世价值”的来踪去路严加审视，以鉴别它们是否可以移植到另一文化而具有同样的意义以及同样的表现方式。

Ⅲ 东西方价值观差异

东西方的价值观差异有价值取向不同、社会本位不同、交往观念不同，表现在社会、家庭等方面。

中西方人在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上的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中西方人生价值取向不同。儒家给中国人提供的价值观念，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支持下，逐步转变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人生信念。

而西方文化中人生价值呈多元化。从政也是人生价值的实现，经商也被认为相当有价值。西方人眼中最好的职业莫过于律师、医生。

2、西方的个人本位和中方的家族本位。近代西方人文主义是在神学背景上产生的，原罪观念在西方根深蒂固。因此，西方人的道德指向是个人向自己负责，通过个人奋斗向上帝赎罪，由此引申出一条基督教义，即“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当上帝被否定了时西方又产生了社会原子观念：个人就是原子，不依靠任何人而存在，个人权利任何人不得侵略，信奉个人本位，自我中心。

而中国以家族为本位。家在中国人心目中是生活的宇宙，是一个生活的港湾，具有至高无上的凝结力。脱离家便是“游子”，强调“父母在，不远游”。家庭中有长幼关系、夫妻关系，要各安其分，各尽义务，即“尽伦”！孟子认为：圣人是“人伦之民”，伦的核心是“绝对服从”，幼服长，妻服夫。

使家变得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孝”，“百善孝为先”，“孝道”是中国的国本、国粹，中国自古就有孝的文化，有以孝治天下之说。家与孝原本有伟大的理性意义，但由于过分强调，终成了一种过分的家族意识，而忽略了个人自由的发展，“存天理，灭人欲”，以个人向群体负责为人生宗旨。

3、西方讲功利、时效，中方讲伦理、道德。西方文化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因此比较重功利和实效，善于算经济帐。

中国文化由于长期处于封建的农业社会，自然科学不发达，着重于人伦关系的调节。礼义规范高于一切，“义”、“利”之辩的结果使价值观念产生偏差，提倡人为了符合某种礼义规范应该牺牲自己的利益，“重义轻利”被视为高风亮节、品格高尚。

更有甚者，到了“文革”期间，“只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对外中国只考虑政治影响，不顾及经济效益。

文化群落只有在其成员遵循着可以预测的行为模式时才能得以保存。同一个文化群落中，人们的衣、食、住、工作、娱乐以及社会交往都是可以预测的，并且平常得让人往往忽略其存在。这些可以预测的行为模式建立在被称为“价值观”的心理活动之上。

价值观是人们对好与坏、美与丑、值与不值、干净与肮脏、正确与错误、善良与残酷、公正与不公正、得体与不得体所进行判断的标准。尽管它对于文化行为的控制起十分重要的作用，却不能被看到，听到或者体验到；尽管它所引起的结果——人的行为很容易被观察到，但对它本身却无法进行直接的调查。

价值观寓于人的思想之中，是控制行为选择的心理活动，是人们对周围的世界进行思考并使自己与之适应的活动。

价值是文化的核心。文化差异是在价值观念基础上形成的，在某种意义上，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念为人们的思想、行为提供了一套基本准则，提供了一套被广泛认可的关于什么是“正确”与“可取”的行为方式标准。

价值与交际行为的关系是纲与目、深层与表层的关系，交际行为各个层面的文化差异往往都可以在价值观念层面找到解释。价值与文化又不可分割地紧密相连，彼此都只能在对方那里得到解释。

(3)中西泛道德扩展阅读

如果说东方的文化是偏于精神的，则西方文化更偏于物质，这也是造成中西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巨大差异的最主要原因。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东方的历史文化似乎比西方长得多，也可以说西方文化的发展远比东方文化的发展要简单得多，因此东方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取向较比于西方人来说更多元。

从地域的角度来看，东方大陆比较封闭，对于长期生活在这片封闭土地上的人来说，封闭容易使他们的世界观变得狭小，而西方人则更善于向外探索，所以他们的世界观更为广阔。

我认为造成中西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差异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1、西方神学与东方神学的文化取向不同。西方神学与东方神学的最大区别在于：西方神学不排斥物质，而东方神学极力排斥物质。这文化内涵的差异，对东西方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在很多方面上，东方人的价值观都极趋向于精神，而西方人趋向于物质。

由神学到哲学，最后在到科学，东方的神学建立在深刻的经学基础上，而西方的神学没有很深刻的思想，就只是以敬仰美好的神来净化心灵，没有东方神学中那种很强的精神理念上的指导。

所以西方神学思想并不影响政府的管理思想，这个问题在东方就完全不一样，特别是在中国，经学和理学思想是政府管理思想的基础，杂糅其中的神学思想也会渗透到政府的管理思想中。这在一定程度也在诱导着人们人生观、价值观的取向。

在几千年前的中国君主已开始在思考，是以儒家思想、法家思想还是道家思想治国，这不仅是管理者对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探究，也是对其以另一种方式的诱导。

2、西方传统文化取向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不是一种旨在探索物质世界奥秘的知性哲学，而是把人作为主要对象，以整合社会为目的，阐明人生精义为要旨的德性哲学。

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思想观念、理论哲学，典章制度、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风俗习惯等方面，这种文化是在中国传统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及其作用下发展起来的。

这是一种旧式农业文明，一种自然经济的文化。这些文化经过千百年的积淀，使人们形成了相近的心理，表现为世界观和价值观。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取向的主要特征有：重农抑商的经济价值取向，崇拜皇权和追求权力的政治价值取向，以"四维"(礼、仪，廉、耻)、"八德"(仁、义、礼、智、孝、悌、忠、信)为中心的道德价值取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取向；崇古敬老的认知价值取向等。

西方人更追求的是人权的平等，并且注重于人与人的竞争。工业革命之后，西方社会间的竞争表现的更为强烈。

3、中西方进步程度不同。中国自古以来也有对科学的探索，但并未将发展科学放到知识和文化的主流地位上，而中国的文学艺术却发展的较为充分。西方对科学的探索始终不断，尤其是数学和物理。

因此，用一种观点说，东方的文化和科学比较抽象，而西方的则较为具体。也可以说这也是中西方人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的具体体现。

在绘画上，中国的水墨画被大师发挥地登峰造极，而西方的素描则追求完整的还原事物本身；在文学上，中国文人比较产凡脱俗，喜欢以他们的想象描写东西，西方的文学故事较比更为真实，而且更加浪漫，或许这是因为东方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所致。

中西方价值观与人生追求的不同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人生观与价值观方面，中国思想家强调"以修身为本"，把"善"放在价值观的首要位置；而西方思想家强调"真"的重要性，就如康德先有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后有他的“实践理性批判”。

Ⅳ 中美师德规范存在哪些差别

1、适用群体不同。

我国师德规范适用于从事普通教育的中小学教师，不适用于幼儿园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教师，不适用于高校教师，也不适用于校外教育机构的教师。

美国《教育专业伦理规范》适用于全体教育专业工作者，无论校内校外，也无论中小学还是大学。

2、倾向性不同。

我国大陆倾向于把教师工作看成是一种普通的“职业”，因此颁布的师德规范称作“职业道德规范”。

美国教育专业伦理规范它是行业自治的规范，一半是维护教育专业服务对象权益的职业规范，另一半是维持教育专业团体及其成员的利益和声誉的职业规范，较充分地体现出专业自身的诉求。

美国教育界有着更高的抱负，试图将教育工作建设成为一门“专业，所以颁布的行业伦理规范称作“专业伦理规范”。

3、性质不同。

我国大陆的师德规范由主要国家教育部和教师工会共同颁布，带有明显的官方性质，因此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国家和政府的意志，甚至包含了教师工作的政治规范等。

美国是由教师自身的行会组织制定的，存在着维护教师专业声誉和利益的条款。

Ⅳ 中西文化在道德观念上面的差异是什么

一 .内陆型文化和海洋型文化 以各自文化生成所依赖的地理环境基础的差异为依据，我们可以把中西文化双方分别归结为内陆型文化和海洋型文化，也即所谓的“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这是造化之功，同时也说明自然环境对人格塑造影响的巨大。“人的个性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2]这里的环境不仅包括社会环境，而且也包括自然环境。自然环境对人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使人自觉不自觉地得到某种熏陶和影响。马克思指出，“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了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他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3] 中华民族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三面连陆一面靠海的地理环境使中国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从而使自身文化保持很强的稳定性和历史延续性。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诞生于半封闭大陆自然环境的儒家伦理，教诲人们重土轻迁，安贫乐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使人们在久远的传统中沉淀了一种封闭的惰性心理和惯性思维方法，保守，缺乏开放的意识；眷恋家园故土，提倡清静无为；安于现状，墨守成规，因循守旧，风险意识和竞争精神不强，时间观念和进取意识淡漠。所谓的“山性使人塞，水性使人通”，便是这个道理。“东方人并不具有西方人的忙碌和竞争意识，他们总是显得严肃、执重，从不着急，时间观念淡漠。就象‘效率’一词代表着西方社会中支配人们思想的基调那样，中国人常说的‘马马虎虎’一词也表明了他们对生活所持的态度。”[4]生活圈子的狭隘与封闭，人与人之间接触的固定性和长久性，为了能够和睦相处，国人非常注重人情世故，“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既文章”，这也培养成国人谦虚、谨慎、忍让、含蓄的传统美德。中国的这种自然环境以及在这种环境影响下的文化传统养成中华民族内倾型人格。而作为西方文化源头的古希腊与古罗马均处在半岛之上，多面临海，海上交通发达，航海贸易繁荣，这就使这些国家形成了打破血缘关系的开放式的社会。激烈的社会动荡、频繁的人员往来和波涛汹涌、变幻莫测的海洋形成其开放变易的文化品格，铸就了其灵活、开放、勇敢、进取、协作的民族精神，倡导艰苦奋斗和自强不息。所以，西方人喜欢标新立异、革故鼎新，富有冒险精神和挑战勇气。在西方，也正是这种自然环境下形成的文化传统养成西方人那种外向型人格。 “在马克思看来，地理环境是通过在一定地方、在一定生产力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生产关系来影响人的……”[5]/p 因此，对于对形成的文化观念影响巨大的自然环境对人格的影响，我们既不能加于夸大，也不能过于缩小，既不能过于强调，也不能随意忽视，而应该客观、公正。正如罗素所说的“目前的科学不能完整地说明国民性问题。气候和经济环境虽说明了一部分，但不是全部。”[6] 二 .伦理型文化与功利型文化 按照中西双方的价值取向的差异，我们可以把中西文化分别概括为伦理型文化与功利型文化。 中国传统伦理总体取向是重义轻利。“利义之辨”是贯穿中国文明史的一个基本问题。主张义利兼顾的墨家由于失去生存的土壤而中道而忘，而主张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义利皆无的道家则把把功绩和名利完全剔除在人格标准之外，这种主张尽管一度与儒家义利观并驾齐驱，但由于不合当时社会需要而不为统治阶级所用。作为支配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其基本主张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 “以义制利”，提倡义利发生矛盾时，应当舍生取义。泛道德主义的中国传统，用道德解释一切，导致国民乐于言义耻于谈利，重道德修养，轻外在事功的价值取向，从而导致科学在古代中国失去独立的人格价值和社会地位。人专注于自身的内心世界，丧失对理性和自然的兴趣，缺乏西方文化的理性传统和对科学的探索热情。道德与理性的分离，使中国传统出现反理性的倾向，从而阻碍了中国科学精神的发育。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空论玄谈盛行，科学衰微和商业不发达的深层原因之所在。科学技术被视为淫技奇巧，商人被贬为四民之末，从而也导致中国古代科学尽管发达却难于付诸施用，商业发展缓慢，国家积贫积弱的严重后果，到了近代更成了西方殖民者侵略的对象。 在西方，尽管我们说，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其社会价值观念复杂多样，但是西方社会是以个人为本位，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个人的权益的实现，并且认为它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与生既来的，是天赋的。趋利避苦是个体的本能，事功求利是生存的目的，在追求自身的权利和利益的过程中不须负任何道德责任，可以不择手段。故此，功利主义始终在西方社会中占据主流地位，起主导作用。毫无疑问，这种功利主义对于催生后世资本主义萌芽取着催化剂地作用，但也使得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变得非常地残酷和血腥。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7]西方社会这种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个体追求物质利益的积极性，从而推动了西方社会经济与科学的发展，但对义的鄙视和贬低又容易导致西方社会片面追逐物质利益而损人利己、惟利是图，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变质，成了赤裸裸的金钱物质利益关系。在西方历史上，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盛行不衰，构成了西方主流价值取向，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成了社会亘古不变的信条。在最大限度地谋求自身的利益观念的驱动下，科学与技术在西方尤为受到重视，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在西方非常发达。在现实生活中，西方人表现出求新奇、好创新、重功利的人格精神。科学观念和技术意识深入人心，成为构成人格的重要因素。这也导致西方社会重理性而轻情感，长于说理而短于谈情，善于逻辑思维而疏于直观感受。 三 .和谐型文化与抗争型文化 根据中西方文化的具体形态的不同，我们可以把两者分别归结为和谐型文化与抗争型文化。 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侧重于主张“天人合一”，强调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认为“获罪于天，无可祷也”[8]。“一个特点是中国文化不仅不把人从人际关系中孤立出来，而且也不把人同自然对立起来……天中有人，人中有天，主客互溶的天人合一思想，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显著特色。”[9]中国文化主要地是把自然作为崇拜的对象而不是研究和征服的对象，作为想象的对象而不是作为探究的对象。对于自然，由于“天道远，人道迩”[10]，过于执迷于对虚幻天道的探求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徒劳的。我们只须向内心诉求，人心中就蕴涵着自然的普遍法则，尽心就能知性，知性则知天，“万物皆备于我矣。”[11]所以，中国古代文化更多的是重人事而轻天道，重道德而轻知识。在处理在人与人关系问题上，中国的文化自古至今就一直重群体轻个体，重和谐轻抗争，强调宗法性、纪律性。它对人进行规劝与约束，束缚人的自由意志及创造精神，漠视生命个体的价值和尊严。中国文化始终把谋求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作为人生理想的主旋律，反对人的独立意志和锐意进取，培养人的群体观念、顺从诚敬意识等，寻觅的是一种中庸的、调和的处理途径。中国文化的那种和谐观念，同时也体现和培育了国民顺从、屈服、保守与不思进取，安于现状的精神，鲜有抗争意识和反叛勇气。“中国人普遍信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历史观念，从而使得欧洲人与美国人普遍认为:1990年的中国和孔子时代的中国别无二致。”“所有的旧东西都是极有价值的，而所有的新东西都是毫无意义的。”[12] 从而也造成了谦虚谨慎、含蓄内向的柔弱的文化品格。 在西方，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家们从一开始就把目光投向自然，探求自然的奥秘和征服与主宰自然，做自然的主人。赫拉克利特窥出“和谐来自斗争”[13]，普罗泰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便是人与自然孑然分立的鲜明写照。尽管到苏格拉底那里，把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但西方文化对自然的探索与征服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西方商业社会海上航运的冒险生涯，以及在其中不可避免地遇到难以把握的自然规律使西方人时刻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人们正是在对诡异的自然现象的惊异和困惑中开始哲学探索的。古希腊的哲学从开始就主要是一种自然哲学，把自然作为人们思考和探索的对象。在天人相分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支配下，自古以来西方社会就把自然与人区分并对立起来，自然仅是被人认识、利用、征服的对象，强调人的独立自主和积极进取，追求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在处理人与人关系上，西方更为崇尚个人的意志自由和人格独立，强调个体的生命价值和尊严，重视私有财产的获取和保护，整体意识和集体观念淡薄。西方人富有直面挑战，大胆追求、崇力尚武、急功近利，甚至不惜以片面掘进的思维方式和不择手段的行为方式去达到目的、争取胜利的精神品质和心理状态，从而形成率直、豁达，具有刚硬的文化品格。 中国文化由于主张“天人合一”，人道法天，以人道应天道，以天道设人道， 以德配天，天人合德，故生存意识异常发达，形象思维非常突出，注重直观感觉和诗化想象， 重人事而轻天道、轻实证而重玄想，从而导致自然科学不甚发达人文科学异常繁荣。“如果按这种逻辑，认识论意识的发达是科学在欧洲出现的一部分原因，那么这种意识的不发达也应该是科学在中国不出现的一部分原因。”[14]西方文化由于倡导天人相分，人定胜天，不仅认识自然解释自然而且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科技意识发达，抽象思维突出，注重逻辑推论和实证研究。故而中国有的是“小心求证”的陈景润，而西方有的是“大胆假设”的歌德巴赫。

Ⅵ 泛道德取向是什么意思

就是泛道德化，认为应该用道德解决一些本应用法律等其它手段解决的问题。
泛道德主义是一个伦理学概念，也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它是指，在某个社会下，社会形成的道德规范或者对个人人品要求在正常人的能力范围之外，以至于惟道德是论。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各种社会问题往往都归结为人的道德境界问题，归结为自私、物欲、怯懦，归结为牺牲和奉献精神的丢失。对于没有按照社会道德从事的人，将遭到道德批判。

Ⅶ 中国传统文化的泛道德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1、提升文化的凝聚力。我国是人口大国，我们要拥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这也就是现如今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只有被人民群众掌握才会凝聚成社会共识，表现出文化发展最主要的民族凝聚力，所以我们必须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任务。
2、提升文化的吸引力。为了提升文化软实力还有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展示出该国家或是该民族特色的文化吸引力。这是因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传统文化可以通过依附在语言和其他载体上，逐渐凝固和演化成一个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通过这种文化环境引导她的国民的行为，达到协调整合社会的作用，并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3、提升文化的普及力。也就是加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和教育，让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发扬广大。我们要开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充分利用大众传媒，有意识地引导广大民众喜爱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最终使其成为民族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沉淀在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心灵深处。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我们要有意识的加强传统文化在学生中的学习力度，在教学中增加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开展具有浓厚传统文化色彩的活动，使他们自觉愿意接受和欣赏。
（二） 振兴中国文化产业
就目前形势来看，文化竞争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特征，我们要找准我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满足人民对文化的要求，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因此，我国要大力发展我国文化产业。首先我们要制定科学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制定文化产业的管理办法，尽量减少政策办法中不足的地方。其次是深化和完善文化产业的政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体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文化自己的道路。最后就是加大国家对文化产业的扶持。设立规范化的文化产业组织，政府积极引导文化产业发展，加强对文化产业的重视和支持。 （三） 加强文化传播和交流
关于文化传播和交流，首先可以想到的就是文化外交，在国际交往中，文化往往能够起到政治和经济难以达到的作用。所以文化外交在国际中成为一个热点话题。我们要制定科学、合理的对外传播策略，扩大其在国际传播中的份额，使其他国家能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文化，进而了解中国；促进汉语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提高世界对汉语以及中国文化的认同，形成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全力打造中国品牌的文化，创造出一批原创性比较强的文化产品，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
大力弘扬和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迫任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国家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作为每一个中国人，我们要努力发挥自身的文化优势，重视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