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杨坚早期的立法思想
① 隋文帝法治“理想国”有何独特魅力
据《隋书·文四子传》记载，隋文帝三儿子杨俊恃功而傲，在封地奢靡成性，违法乱纪，屡教不改，隋文帝得知后对其依法论处。此间左武卫将军刘升出面为杨俊求情，称杨俊“非有他过，但费官物营廨舍而已”，认为可以容忍。隋文帝坚持“法不可违”。左仆射杨素也为其开脱，隋文帝说：“我是五儿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别制天子儿律？以周公之为人，尚诛管、蔡，我诚不及周公远矣，安能亏法乎？”意思是我杨坚不仅是五个儿子的父亲，而且是全天下百姓的父亲，要对天下万民负责，法是任何人不得违背的，我不能为袒护自己的儿子而毁坏法律。杨俊临终前遣使奉表向父皇谢罪，仍被驳回：“我戮力关塞，创兹大业，作训垂范，庶臣下守之而不失，汝为我子而欲败之，不知何以责汝！”杨俊最终郁郁而终。
隋文帝铁面无私、严惩逆子的背后，体现了他对法治重要性的深刻认识。从一定意义上讲，隋文帝正是依靠自身先进的立法思想，坚定的依法治国、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治国理政方针，使国家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复苏，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他创造性地开展了一系列法治建设，有效地打击了门阀士族势力，在很大程度上治理了当时的腐败问题。他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身体力行杜绝徇私舞弊的行为对当时家族式的腐败起到了震慑与抑止的作用。隋文帝的法治思想有着独特的魅力，在中国法律文化的长卷上熠熠生辉，值得后人关注并吸收、借鉴。
先进的立法思想——有决心、有创新、有人心、有方向
隋文帝十分重视法治建设，深知有法可依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前提。
据《隋书·刑法志》记载，即登帝位，隋文帝就大刀阔斧地开展立法运动，开皇元年（581年）命高颎、郑译、杨素、公常明、韩浚、柳雄亮等人“更定新律”。
隋文帝的立法思想有四个特点：第一，有决心。视立法为治国之首要。第二，有创新。立法从国情实际出发，“沿革不同，取适于时”，法律为社会发展服务，“故有损益”。为改变北周“刑政苛酷，群心蹦骇，莫有固志”的状况，隋文帝主张“以轻代重，化死为生”“杂格严科，并宜除削”。第三，有人心。立法内容上兼具法权与人权的维护。他废除苛惨之法，“而蠲除前代鞭刑及枭首轘裂之法。其流徒之罪皆减从轻”。开皇六年（586年），“因除孥戮相坐之法，又命诸州囚有处死，不得驰驿行决”；他慎用死刑，“死罪者三奏而后决”；在颁布的新法中，明确废除了宫刑；在实施刑法时，要求“讯囚不得过二百，枷杖大小，咸为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人”；明确了直诉、申诉制度，“有枉屈县不理者，令以次经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诣阙申诉。有所未惬，听挝登闻鼓，有司录状奏之”；第四，有方向。立法以维护皇权为核心。“唯大逆谋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斩，家口没官。又置十恶之条，多采后齐之制，而颇有损益。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犯十恶及故杀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
新法颁行后，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第二次制定律令，进行了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的改革。据《隋书·裴政传》，此次改革，“采魏、晋刑典，下至齐、梁，沿革轻重，取其折衷”，总结前朝经验，修订新法在执行中的问题，进而形成了著名的《开皇律》。《开皇律》不仅为隋朝的发展、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础，而且对《唐律》乃至后世律法的制定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② 隋唐时期法家思想的发展
隋唐时期的政治统治集团的法律主张；
"德礼为本，刑罚为用"。《唐律疏议》强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把法律的功效和礼义道德的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礼的精神完全溶化在法律条文中。礼法结合在《唐律疏议》中已达到了十分完备的程度，标志着中国古代礼治法律化的完成。
封建纲常的法律化。《唐律疏议》把"三纲"法律化、制度化。凡是反对"三纲"的，均被认为触犯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列为"十恶"大罪，是刑罚打击的重点。
.维护等级特权的立法思想。《唐律疏议》把人们分为良人、贱民两大类，在皇帝以下分为贵族、官吏、平民、贱民几个等级。法律规定贵族、官吏有罪无刑；良人和贱民在政治、经济、诉讼、社会生活等方面”、“良贱异法"，等级地位各不相同；而且还规定贵族、官吏触犯国法时，制定了一整套关于"议、请、减、赎、官当"的法律措施。
杨坚“除削烦苛”的法律思想；
北周的法律既残酷又混乱，“内外恐怖，人不自安” 。在杨坚掌握北周政权时就曾经进行过改革，亲手删定《刑书要制》，但不太彻底。隋朝建立后，开皇元年（581年），杨坚下令命高熲等人参考魏晋旧律，制订《开皇律》。开皇三年（583年），杨坚又命苏威、牛弘修改新律，删除苛酷条文。《开皇律》将原来的宫刑（破坏生殖器）、车裂（五马分尸）、枭首（砍下头悬挂在旗杆上示众）等残酷刑法予以废除。规定一概不用灭族刑。减去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罪千余条，保留了律令五百条。刑罚分为死、流、徒、杖、笞五种。基本上完成了自汉文帝刑制改革以来的刑罚制度改革历程，这就是封建五刑制。《读通鉴论》这样赞评道：“古肉刑之不复用，汉文之仁也。然汉之刑，多为之制，故五胡以来，兽之食人也得恣其忿惨。至于拓跋、宇文、高氏之世，定死刑以五：曰磬、绞、斩、枭、磔，又有门房之诛焉，皆汉法之不定启之也。政为隋定律，制死刑以二：曰绞、曰斩，改鞭为杖，改杖为笞，非谋反大逆无族刑，垂至于今，所承用者，皆政之制也。”死刑复奏制度是从开皇十五年（595年）形成定制的，杨坚规定凡判处死刑的案件，须经“三奏”才能处决死刑。《隋书 刑法志》：“（开皇）十五年制，死罪者三奏而决。”杨坚还下诏：“天下死罪，诸州不得便决，皆令大理复治。” 《开皇律》对后世律法影响深远，杨坚修订的法律唐朝都基本上继承了。
李世民“安人宁国”的重民思想；
（1）以“安人宁国”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
以李世民为首的统治集团认为，隋亡的主要原因在于统治者过于贪婪，人民负担过重。他们“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在制定政策时以“安人宁国”为指导，施行“无为”政治。魏征以为“以为而治，德之上也”。李世民既推崇儒学，将尧舜之道、孔孟之书作为为政掼，又吸收了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及法家的某些思想。在“安人宁国”方针指导下，唐初法律思想具有礼法融合，德主刑辅，立法宽简，执法严明等特点。
（2）立法公平，务求宽简
李世民君臣认为，要安邦治国，必须重视立法，而立法应以礼为指导，以“宽简”为核心。这主要表现于以下几点：其一，既制礼，又立刑。唐初统治者认为，治国必须礼法兼用，“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李世民强调礼法统一，主张失礼则入刑，不忠、不孝皆为犯罪行为，《贞观律》条款处处体现了礼刑结合的思想，它为永徽时律疏奠定了基础。 其二，立法必须公平。唐初统治者认为，法是国家的权衡，人君立法应“以天下为公，无私于物”。魏征言：“圣人之于法也，公矣。”唐初统治者所说的“公”，当然是指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而言。为了能保护地主阶级的整体、长远利益，唐初统治集团主张立法要从公而弃私，不能以这个人好恶代替法律。其三，立法须稳定，“不可数变”。李世民君臣认为，法律固然应随时代不同而有所改变，但却不可多变，法律多变害处甚多，官吏不能尽记，前后条文牾，民不知所避，失掉权威而难以实行。其四，“国家法令，惟须简约”。在强调立法公平、法律稳定的同时，唐初 统治者格外强调律文的简约，认为只有简约，才能使律文前后一致，公平合理。贞观年修律，便“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贯彻了这一原则。
（3）慎狱恤刑，务求其“实”
为贯彻正统法律思想“德主刑辅”的主张，李世民统治集团不仅在立法上强调变简，执法上也强调慎狱恤刑，务求其实。其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慎狱恤刑。李世民认为，官吏多以入人之罪为能，利在杀人，因此造成冤狱。他明令，司法官员须慎刑慎杀，依法断罪，或重或轻，均依定制。其二，创立九卿议刑制度。唐初统治者对待死刑十分慎重，“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 其三，完善死刑审批程序。唐太宗将死刑三复奏变为“五复奏”，京城中两天内复奏五次，给皇帝以充分的时间考虑生杀予夺，有效地避免了冤案。其四，反对严讯，务求其实。李世民君臣以隋严讯逼供为戒，强调审讯中要注重事实，并规定了“不严讯，不旁求，不贵多端”的原则，以防止滥刑滥罚。
（4）明正赏罚，一断于律
唐太宗赞扬诸葛亮罚不避亲，赏不遗仇，要求官吏审狱断案“一断以律”。他自己还带头守法，在司法判决与自己的敕令有所违背时，克已从法，使司法人员敢于维护法律，犯颜直谏。 （5）纳谏与执法相结合 唐太宗从谏如流，当其敕令与律相矛盾时，他往往能接受司法机构的观谏，忍个人小忿，而存法律大信。因此，皇权对司法的干涉相对减少，使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在司法活动中得以充分体现。}
综上所述，李世民及其统治集团在总结了历代统治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了更为严密、更能适应社会发展和巩固统治的法制思想。他们在"公平"的基础上，依法办事、严格执法，出现了中国社会罕见的、为人称道的"法治"局面。柳宗元的法律起源于“势”及赏罚及时的法律思想；
"天人不相预"的主张
柳宗元曾作《天说》与韩愈的天刑论相对抗，认为人事的存亡得失与天毫无关系，天也不能赏罚人的过失。
赏罚及时说
柳宗元在《时令论》和《断刑论》中分析了自然条件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批评了必须按照时令行事的观点，批判了"赏以春夏而刑以秋冬"的谬说，强调赏罚要及时，提高执政效率。他认为施刑和赏罚，是用来劝勉和惩戒人们的，赏罚及时，劝勉和惩戒的功效也才显著，那种附会天意的按时令来行刑的说法，，不过是欺人之谈。
法律源于"势"
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其必然之"势"，国家和法律的产生取决于"势"；随着时势的发展，法律也要相应的变化，从而否定了传统的神权法思想。
刑、礼"其本则和，其用则异"
刑和礼"其本则和，其用则异"，他们的根本原则相同， 而其用途迥异；刑罚在与惩罚违法犯罪，礼仪在于表彰善行，二者不容混淆。 他还强调定罪量刑要与事实为依据，既要合法，又要合乎情理，即所谓"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
柳宗元的法律思想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刘禹锡的法治思想；
刘禹锡的法制思想是在对“天人关系”问题进行长期争论中形成的，其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他认为法制是人们判断是非善恶的行为准则，其次他认为法制是“人能胜乎天”的根本保障，最后他认为法制应当体现社会公平与公正。
白居易的刑、礼、道迭相为用的法律思想。
白居易通过对唐朝中期政治形势的深刻洞察，以极为务实的态度提出了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刑、礼、道迭相为用”的治国理念。白居易说：“夫刑者，可以禁人之恶，不能防人之情；礼者，可防人之情，不能率人之性；道者，可以率人之性，又不能禁人之恶。”鉴于刑、礼、道各有其独特的治理功能并都存在缺陷，所以，白居易认为：“王化之有三者，犹天之有两曜，岁之有四时，废一不可也。”他还强调，三者必须“循环表里，迭相为用”。他又提出，这三者具体应用于“治人”时，“惩恶抑淫，致人于劝惧，莫先于刑；邪窒欲，致人于耻格，莫尚于礼；反和复朴，致人于敦厚，莫大于道。”而应用于“治世”时，“衰乱之代，则弛礼而张刑；平定之时，则省刑而弘礼；清静之日，则杀礼而任道。”（《白居易集·刑礼道》）由此可见，白居易的治国理念既不同于激进法家商鞅、韩非等人，又相异于儒家“以礼为主，礼法合治”的二元观念。他以兼容并蓄的开明态度，根据刑、礼、道三者各自的治理作用，主张采用交替运用的方针。同时，白居易也打破了儒家礼主法次、礼先刑后的成式，主张刑、礼、道互为表里，三者因事、因时、因势的不同而各有轻重缓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