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的争议

⑴ 国家卫健委答复「尊严死」立法，称还存在较多困难，目前立法的难点和争议点在哪里

随着医学的进步，目前很多疾病可以通过先进的医疗技术获得救治，但仍有部分无法治愈的疾病；对于这部分疾病，医生采取治疗措施延缓患者死亡时，花费在其临终阶段所实施的气管插管、心脏电击等抢救措施上的医疗费用不容小觑，且这类抢救措施也极大地增加了患者的痛苦，使患者临终前承受各种折腾，不能以平静而有尊严的状态离开人世。因此，有人提出“尊严死”的理念。

所谓的“尊严死”，是指处于疾病终末期的患者（不包括重度精神病患者和高度残疾新生儿，因为他们不具备订立生前预嘱的行为能力）为减轻其身体痛苦和保持生命尊严，遵循其健康时所预订的生前预嘱内容，中止延命治疗（不包括营养和水的补给）并实施缓和疗法以使死亡自然来临的过程。

看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联想到“安乐死”。但其实，两者并非同一个概念。

安乐死是指针对罹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其疾病处于无法好转且持续恶化的状态下，由于无法忍受极端痛苦的精神和躯体双重折磨，经其本人及其家属同意而要求医生采用医学介入手段以无痛苦地终结患者生命的全过程。

虽然安乐死和尊严死最终结果相同，但二者是有显著区别的。安乐死实际上是指采取为患者注射特殊药品的积极介入措施而促使患者死亡。这意味着安乐死的实施缩短了患者的生命长度，提前终结了患者的生命。因此，安乐死是一种主动性的生命干预措施。而尊严死主要通过拒绝实施心肺复苏、撤销生命维持系统等措施使患者自然死亡，是一种消极干预生命的措施。

推行尊严死有什么阻力？

1、与现行法律的矛盾。在我国，每个公民的生命权都受到宪法的保护，不论尊严死的实施是否出于本人自愿，其实质都是对生命权的剥夺。因此，尊严死的立法面临宪法上公民对生命的自主权与国家保障生命权的义务相冲突。

尊严死的适用前提是必须严格遵循患者本人的知情同意原则，即患者本人有明确的意思表示同意实施尊严死，以事先订立生前预嘱等形式体现其真实意思表达。而《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一千二百一十九条、第一千二百二十条规定，在患者意识不清、濒临死亡或者不宜得知真实病情的状态下，其医疗处置权是交由家属或医疗机构来实施的，而不是患者本人。因此，现行医事法律的规定与实施尊严死的前提相违背。

另外，由于尊严死是医生放弃对患者实施医疗救助，以消极行为放任患者生命结束。而刑法规定，医生不作为也属于侵害患者的生命权。倘若医生尊重患者的意愿，就等同于变相的谋杀。若家属追究，引起法律纠纷，医生便会惹祸上身，或使医生陷入伦理困境。

由此可见，实施尊严死之前，不得不先考虑如何将这样的行为从法律中“解放”出来。

2、与传统“孝道”相悖。目前我国大部分人心中所遵守的孝道是，在父母健在的时候，保证他们衣食无忧、健康快乐；而在父母生命垂危时，尽力去挽救他们的生命。因此，即使子女意识到这将是父母最后的生存时间，即使充满了痛苦，也会尽可能延长父母生命。

这种强大的文化惯性，使有些人考虑到舆论压力，而不敢提出对长辈实施尊严死或放弃治疗；有人为了表示自己对长辈的孝心，在长辈死后大办丧事，认为这就是孝，就是使死者死得有尊严，这是对尊严死的误解。

3、与尊严死的初衷背离。尊严死的初衷是患者在无力回天的情况下，不受痛苦地平静离去，但现实中，有些人会因为医疗成本高、缓和医疗尚未纳入医疗保险行列之中等现实因素的考量，不愿或不能承担高额医疗支出，选择自愿放弃积极救治。此种情况与实施尊严死的真正目的不一致，违背了立法初衷。

再者，由于我国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医疗水平参差不齐、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导致不同地区对于同一疾病的认识可能存在巨大差异，患者是不是已经处于无药可救的终末期，很难定立一个确切标准。

4、死亡教育缺失。当前学界对于死亡相关学科研究力度不够，尚未形成学科理论体系，尊严死概念的普及程度较低。死亡教育的缺乏导致很多人并没有形成正确的死亡观念。比如，逃避死亡、畏惧死亡、只关注生命长度而忽视生命质量的情况普遍存在。对此，我国应该逐步加强死亡教育，使人们认识到生命质量的重要性，树立正确的死亡价值观。

⑵ 立法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哪些

我国行政立法现存的问题
（一）行政立法缓慢，严重滞后，不能适应行政管理的需要。
尽管建国以来我国颁布了大量的行政法规、规章，但由于现代社会行政管理事务的日益繁杂，且变化迅速，我国的行政立法远远跟不上实际需要，在许多领域还存在法律空白，给依法行政带来困难，同时也给违法者以可乘之机。例如，由于我国没有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有些法规、规章中又没有最起码的程序和时效要求，造成行政机关依任意程序行使权力，或非法设置重重程序壁垒，故意刁难相对人，甚至玩弄程序为己敛财聚资，严重阻碍着依法行政的实现。由于经济体制的转型，在某些经济管理领域还存在以政策代法律的情况，这种状况在短时期内是在所难免的，但必须尽快改善，以适应依法行政的需要。
（二）行政立法体制不健全，缺乏法制必须统一的观念。
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规章的行为是根据权力机关的授权而进行的，属从属性立法，必须以宪法、法律为依据，不能与之相抵触，否则无效。同时上下级规范性文件之间也应和谐一致，级别低的行政机关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能同级别高的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相抵触。正如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1]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制定规章，[2]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3]
现行中国立法体制关于行政立法权的归属，已形成基本完善的制度，但是，关于立法权限的划分尚无统一、明确、具体的规定。各立法主体间立法权限划分不明确，政府各部门都认为自己享有立法权，都自作主张地制定规范性文件，由此带来一系列的法律冲突问题，最为明显的是部委规章与地方性法规冲突，甚至地方性法规与国务院的规定不一致，使国家的法制统一遭到了破坏。
（三）行政立法程序缺乏民主性。
我国目前尚无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关于行政立法程序，所有的只是国务院1987年颁布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和一些省市自行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程序规则。据此，我国的行政立法程序大体是：规划、起草、协商和协调、审查、通过、审批和备案、公布等。从总体上说，这些程序基本属于内部程序，它的公开程度远未达到现代行政法制的要求。从内容上看，它主要涉及行政机关内部在立法工作上的协调，基本上是协调行政机关内部在立法上的相互关系，与行政机关外部无多大关系，没有公告于民众，更没有征求利害相关人意见的程序要求。因此说，规范性文件多是行政机关单方面作出的决定，缺乏民主性。
（四）缺乏对行政立法的有效监督。
行政立法权的行使非常重要，但对这种权力的行使有一个完备监督程序更为重要。我国在监督行政立法方面并无有效程序，可以说，我国行政立法存在的种种问题都与此有关。在监督程序方面，我们同样偏重于内部监督，如审查、通过、批准和备案，这些都属于行政机关系统内部的自我评价。严格地说，行政机关的立法是否合理、合法，是否取得普遍约束力，不能只由行政机关系统内部评价，它需要行政机关外部有关的第三者实施客观的审查和监督。我国宪法赋予权力机关撤销行政机关违法和不正当的法规、规章的权力，但这种监督并没有完整的程序予以保障，有名无实，难以落实。我国目前的法律只赋予人民法院对行政立法一定的审查权，但无撤销权。由此可见，行政立法在监督程序上缺乏有效性，对行政立法的监督制度需要完善。

⑶ 卫健委回应“推进尊严死立法建议”，存在争议，推进中会面临哪些困难

卫健委回应“推进尊严死立法建议”，认为“尊严死”的推行存在很大的争议，在我国面临法律界定模糊、道德谴责、医疗技术不完善等三方面的困难。

一、法律界定模糊

“尊严死”是说针对疾病终末期的患者，放弃继续治疗，通过安宁等医疗手段让他们脱离疾病的折磨，有尊严的结束生命。

有国家通过了此项立法，经过实施后却面临法律方面的争议，引起很多人的质疑和反对，如何鉴定个体是否符合“尊严死”在法律层面的标准？是由患者本人签署生效文件还是由其监护人签署，是否会成为故意杀人的灰色地带，因此在法律层面“尊严死”存在非常大的争议。

⑷ 国家卫健委答复尊严死立法，称还存在较多困难，目前立法的难点在哪里

国家卫健委答复尊严死立法，称还存在较多困难，立法的难点在于无法判断患者的尊严是否真的得到了尊重。

很多人都知道安乐死，那是一种减轻病人伤痛的死亡办法，估计听说过尊严死的人并不多，很多人将安乐死跟尊严死两者混淆，其实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安乐死是病人明确意识知道自己即将死亡，而尊严死是指的在病人承受极度病痛折磨，导致失去尊严之前停止对病人的治疗，最大限度的减轻病人痛苦的情况下，让病人自然的死去，就比如一个人得了不治之症，现代医学可以延续他的生命，但是他每天必须承受巨大的痛苦，而且在治疗过程中会让其尊严扫地，甚至丧失人格，这种情况下不如遵从病人的嘱托，停止过度治疗，在减轻其痛苦的情况下让其有尊严的死去，现在尊严死只在美国有立法，别的国家立法还存在着很多困难，下面就来说一说立法的难点在哪里：

你觉得尊严死现在立法的难点在哪里？欢迎留言讨论。

⑸ “推进尊严死立法建议”存在争议，大家争议的焦点是什么

争议主要集中在人的生命是否可以被自主决定放弃以及这项法例是否会被滥用等方面。

一、尊严死立法推进困难重重

说起尊严死，很多人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尊严死的意思十分简单，比如一个身患重病失去了任何自理能力的人认为与其这样苟延残喘，还不如有尊严的结束自己的生命。

综上所述，关于尊严死法律的争议主要集中在生命权是否被侵犯以及尊严死是否会被滥用等问题上！

⑹ 当前我国立法领域面临哪些突出问题

法律分析：立法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有的法律法规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不够，解决实际问题有效性不足，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立法效率需要进一步提高。还有就是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有的立法实际上成了一种利益博弈，不是久拖不决，就是制定的法律法规不大管用，一些地方利用法规实行地方保护主义，对全国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造成障碍，损害国家法治统一。

法律依据：《关于的说明》 第四 完善立法体制。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总体上实现了有法可依，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成就。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立法工作也永无止境，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任务依然很重。

我们在立法领域面临着一些突出问题，比如，立法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有的法律法规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不够，解决实际问题有效性不足，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立法效率需要进一步提高。还有就是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有的立法实际上成了一种利益博弈，不是久拖不决，就是制定的法律法规不大管用，一些地方利用法规实行地方保护主义，对全国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造成障碍，损害国家法治统一。

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是提高立法质量的根本途径。科学立法的核心在于尊重和体现客观规律，民主立法的核心在于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要完善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机制，创新公众参与立法方式，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全会决定提出，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一是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建立由全国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组织有关部门参与起草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等重要法律草案制度；增加有法治实践经验的专职常委比例；依法建立健全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立法专家顾问制度。二是加强和改进政府立法制度建设，完善行政法规、规章制定程序，完善公众参与政府立法机制；重要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由政府法制机构组织起草；对部门间争议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由决策机关引入第三方评估，不能久拖不决。三是明确地方立法权限和范围，禁止地方制发带有立法性质的文件。

需要明确的是，在我们国家，法律是对全体公民的要求，党内法规制度是对全体党员的要求，而且很多地方比法律的要求更严格。我们党是先锋队，对党员的要求应该更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努力形成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制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格局。